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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哼。没人提起(戴维·弗莱)

我听到消息时,哈罗德,不知道要怎么办。销售代表们在走廊里议论你。“你们听说弗莱出什么事了吗?”他们似乎急于告诉彼此,因为这是一个故事,一个悲剧,但没有触动他们的任何神经。我听得僵住了。我的第一冲动是直接去你家找你,想坦白一切。但我却走进了洗手间,几乎昏厥。那太震惊了。我感觉就像世界刚被捅出一个大窟窿,没有其他人知道,但我负有直接责任。我几乎无法走直线。

“你的气色很差。”席拉说。她把手背举到我的额头上,搁在那里。“我的天啊,”她低声说道,“你都沸腾了。”这一姿势让我想起母亲,而想到她让我不堪重负。这么多年来,我头一次想她想得要命,就像在她过世后我想念她那样。我想让她和父亲把我带离这件事。我想让他握着我的手。“你应该回家。”席拉说。

我不记得那天下午的大巴行程。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付车费,或者有没有跟人说话。我记得那股炎热,我记得那个。我渴望独处的愿望超过一切。但当我走进公寓后,感觉更糟。

是寂静。我看到戴维以前爱坐的那张椅子,忍受着去目睹那张缺了他的扶手椅就像直接看他消逝。外面有车,有海鸥,有傍晚沿着河口散步的人们。每样东西都理所应当。除了戴维·弗莱没了。我想到你,还有他,我哭了几个小时。

那一夜在床上,我和衣躺下,手臂紧抱双膝,脚蜷缩得很高。不管我加盖多少层,都止不住地发抖。我一闭上眼睛,就只能看到戴维的画面,黑暗里的一具蓝色身影,悬挂在你家花园棚屋的大梁上。要是没听到销售代表们说起那个就好了。我的脑海里出现了更多他的画面,绑套索,找站的地方,把绳索绕在脖子上。他想死的吗?连窒息时也想吗?他有没有希望被人救下?我多渴望他来踹我家的门,透过邮筒喊叫我的名字。每当我入睡,总是睡不实。

我在凌晨某个时刻醒来,太热了,动弹不得。我觉得自己被吞进了混凝土中。我还是起来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别闲下来。厨房,浴室,客厅,门口。几乎没停下过。我匆忙穿衣。无法忍受独自多待一秒了。我必须回到啤酒厂。

我无意中听到销售代表们说,你要离开至少两周。葬礼之前会有一次尸检。这连想都没法想,席拉说。这件事似乎连谈都没法谈,因为它再也没被提起过。

我不知道以后还怎么直视你。我知道如果我坦白真相,你一定会恨我。同样地,我也知道,在街上、巴士上、食堂里擦肩而过的所有人中,我最需要找到的,就是你。

*****

那是一个酷热的下午。戴维离世已有一周。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感觉更糟了。失眠。没有食欲。我没法不想他。从他去世之前开始,我就没见过你。

我乘巴士去了殡仪馆。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标志他的离世,因为像这样假装一副样子,而明明知道自己是另一副样子的感觉,太难受了。太阳灼伤了我的眼睛。每一样东西——天空、人行道、过往的车辆——都太白,太猛烈。我推开殡仪馆的门。这地方有一种冷却的甜味,我知道和尸体保存有关。然而感觉仍像走进了一个不同的宇宙。我的鞋子在冰冷的地板上发出回响。真希望有件外套。

一个穿西服的男人向我问好。问能不能帮上忙。他打了一条黑色领带,戴了袖扣;身上有种职业的哀悼气氛,没有我们这种外行的聒噪。我推测他是殡仪员。

我请求见戴维·弗莱。听到戴维的名字,那男人对着我的脸变温和了,头一次,看起来有人可能理解我在承受的悲痛。它在这里有了位置。

“你预约了吗?”他问。

我解释说我并没有具体预约,但我是这家人的朋友。我重复说想见见戴维。我需要见他,我补充说。

我的回答不是正确答案。殡仪员变得不安。他后退几步,伸手去拿记事本和钢笔之类的。我口干舌燥。他需要致电给客户,殡仪员说。除非我有预约,否则不能瞻仰死者。

“但他哪儿也不会去啊。”我回答道,提高了声音。话还没说完我就开始哭了。常态与悲痛欲绝之间仿佛不再有界限。

殡仪员的脸变得冷酷。或许他怀疑我是记者。我不知道。“我不能允许你留下,女士。”他说着已经往门的方向走,要为我开门了,热气和光亮从外面闯进来,太强烈,以至于像噪声。我想留在里面。我无法忍受被赶出去,尤其是我花了那么大力气才敢面对,现在我人在这里,却一无所获。

或许殡仪员察觉到了我的痛苦,因为他问我有没有东西要放进棺材里。他可以把它转交给客户;他可以为我做那个。我猜测他是在要钱,就像他们在教堂里传递银盘子那样,我的愧疚、痛苦有那么多,如果这能给你带来某种安慰的话,我愿意掏出我存下来的每一分钱。我打开手提包,这时另一个穿西装的男人从接待处另一头的一个房间里冒出来。我几乎没看到那个房间里的东西;在抛光的木质棺材后面,或许有一道蓝色的软墙,黄铜把手。我甚至不知道那是不是戴维的棺材,但感觉就像被打了一拳。

我全身都疼。连我的肺里都在疼。

我请殡仪员把戴维的红手套带给他。它们在我的手提包里。从我发现他把它们丢下的那天起,就一直在那里。手套属于死者吗?是的,它们属于死者。殡仪员会咨询他的客户。不必麻烦了,我说。你就把东西收下,行不行?就让我把它们拿出手提包吧。因为我在这里饱受煎熬。一切都太痛苦了。我把手套放进他手里,趁他交还给我前就离开了。

我在巴士站等车时,看到你的车慢慢停靠在殡仪馆外面。我看到你出来,走向乘客门,但还没等你走到那里,门就猛地开了,差点打到你,一个瘦小、单薄的女人,比我高一点,冲了出来。莫琳穿一条黑色的夏季连衣裙,戴黑墨镜,夹着一个枕头和一个泰迪熊。当然,是带来入棺的东西。她的步子快而细碎。她等不及要走进殡仪馆。而你则相反,移动得很缓慢。你走在她的后面,手里什么也没拿,而且你似乎无法抬起头来。在门口,莫琳停下了,对你说了些什么,因为你点点头,让到了一旁。等你独自一人后,你拿出一根香烟,向一个路人借了火。我听到一声尖叫,一种可怕的女人的哭声,在殡仪馆里回荡。我想象殡仪员已经领她走进那间不准我进的房间了。你冲到角落里,对着一个垃圾桶呕吐。

在街的对面,我看到了一切。但你没看到我。

几天后我们遇上了。这次我没有回避你。我当时在药店里,正在满柜架地找能帮我睡眠的东西,然后你推开了门。你安静地问柜台后面的伙计,要给妻子买处方药。你试图审慎些,但你的到来还是让整个药店变得十分拘谨和庄严,就好像你是店里唯一的活物。看到你让我的心搅了一圈又一圈。

药剂师忙着找莫琳的药片。把袋子递给你时,他说:“请接受我的哀悼,弗莱先生。”店里的另一个女人,就是离你最近的顾客,也用不自然的方式重复一句说,她也“对你失去亲人”深表遗憾。似乎没有人嘴边有合适的词语可供使用,还是保持沉默或者至少坚持老生常谈的措辞更安全。你转而倦怠地点点头,就好像你希望每个人都能停下这件事,让你走就好。

你是个不一样的人了,哈罗德。

你曾经挺得那么直的肩膀,现在驼了。你的夹克上沾有油污,头发看起来没梳过。你刮过胡子,但一撮胡楂从你凹陷的左颊上长了出来。或许你没注意到。要不或许就算你刮胡子时,想的也是戴维,然后问,又有什么所谓呢?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还是留起络腮胡又有什么分别呢?但还是你肩膀的佝偻让我最揪心。那个,还有高尔夫球俱乐部的领带。

人们有时说起另一个人,说他变成一具空壳,或者他从前本人的一个影子,但这两样东西你都不占。你全化成液体了。无法想象你大笑或跳舞或做任何癫狂的事情,比如玩无花果球。那部分的你都没了。你显得更小、更慢、也更老了,而且近乎天真。你被剥光了,回到你最原始的样子。你收好了处方药,拖着脚步朝门走去。

“哦,你好。”你说。我一定动弹了,甚至可能弄出了噪声。

你隔着药店给我一个微笑。一边是我,一个愧疚的女人,一个辜负了你和你儿子的人,搅和你的人生并且说谎又说谎的朋友,一边是穿着棕色夹克打着领带的你,对我微笑。

你问我愿不愿意走到大街上。至少我认为你想走。我注意到我们往门口走时,人们如何给我们让路。没有说话。我记得那个。你的眼睛盯着地面,在寻找从你生命中消失的东西,而另一个顾客冲去开门,放我们走。

“莫琳怎么样?”我在外面问。

“你说什么?”

你试图再次微笑,但笑不出来。你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我的儿子死了。”你说。你又告诉我一次:“戴维死了。”那就是你生命中唯一的话语。

我说我知道。听说了。我很遗憾,我说。非常抱歉——

“是,”你盯着地面,“是。”

“有没有我能做的?”

“做?”你重复这个词,就好像临时会错了它的意思,对此非常抱歉。

“能帮上什么忙?”

你闭上眼睛,又缓慢地睁开。然后你轻柔地说:“真好,奎妮,但我觉得没有。现在没有。”

你问我近况怎样,我说不过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重复说。对,我说。你的脸皱成一团,慢慢地说,对不起,我记不起我们刚才在聊什么了。你转身离去。

因为我觉得你马上要走了,我才敢大喊出来:“你还好吗,哈罗德?”

你在哭泣,但不想让我看到,于是我瞟一眼自己的脚来让你好受些,但我真希望做了别的事情,我希望我有勇气抱住你让你哭。“当然,莫琳更难接受,”你说,“做母亲的总是更难接受。”你致歉后拖着沉重的步伐离开,就好像你每走一步都很疼。为了避开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你迈到一侧,闪了个趔趄。酒瓶状的一个东西从你的外套口袋里晃出来。你现在喝酒了。

几天后我在地方报纸上读到,戴维的葬礼将是私人事件。仅限家属。我意识到,这指的是你和莫琳。你没有其他家属。啤酒厂里没有人再提起戴维。你的儿子死了,世界吞下那条消息后继续运转。第一周之后,我再没听过任何人提到他。

于是你埋葬了你的儿子。唯一一次见你没穿浅棕色就是你回来上班的那个下午,你穿了一套黑色西服。

“哈罗德?”我温柔地问,“你在这儿能行吗?”销售代表们纷纷给你让路。

你退缩的样子像个刚被揍了一顿的男人,预料到还会被揍却试图保持勇敢。

“行。”你说。

就那么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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