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文／林特特

许多年前，我还是高中生。

成绩不好，一切一般。

有个要好的同学名叫孙健辉，她说，反正也考不上大学，不如先工作，挣钱花。

退学后，她在合肥南七的一座商业大厦做营业员，我去看她，乘那时还很少见的自动扶梯上二楼，直奔她所在的柜台。

她穿着白衬衫黑西裤，守着一溜透明玻璃柜，她面前的鞋盒里躺着一只鞋，另一只则在她手中，她正往里塞-填充物。

我原以为几个月没见，我们会抱头痛哭或痛笑，但没有，她的脸上有倦意，口气中透着些须世故，她和我打招呼时，还和对面柜台的同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笑，“一整天就卖出去一双噢！”她呵呵笑，又揭开裤脚给我看，“今天穿得少，把要卖的长筒袜拆了，裹了两双在腿上。”

我至今记得那时书包的颜色。

绛红，伏在柜台的一角如一滩凝固的血。

那是恐惧的颜色——孙是离我最近的成人世界的代表，此刻，她的眼神不再清澈，笑中有倦而不是飞扬，最关键的是，我已参观了她的工作，看到她被拴在柜台里，一双鞋、两双袜便是一整天，这样的日子还将是一生。

徘徊在暮色中的南七，我想，这恐怕也是我的一生。

对于一个考上大学的后进生，事后会总结、衍生出一千个当时必须发奋的理由，但认真思考人生，我确定我的第一次发生在那个黄昏——

我不能过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六年后，这句话再次闪现，我在合肥某中学的会议室。

摄像机、镁光灯、麦克风齐齐对准条桌中点，本校返聘的全国优秀教师正在做报告。

那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正如那是一份值得珍重的好工作。

如果我没有拿起纸杯，悄悄溜到饮水机旁，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校长在续水，他拍拍我，用食指点一下四十五度角处，记者正采访当天的主角，“好好干，四十年后，你也能开这样的报告会。”

一个纸杯，却屡次在记忆中发出清晰的破碎声。

我离条桌，目测不过二十米，但我看见的是每一天我都猜得到内容的四十年。

我不能过一成不变的生活。

等我终于来到我想来的城市，做我这个专业最适合的工作，我发现人总会在某一时刻停滞不前，有时因为惰性，有时因为环境。

这时，我在一家古籍出版社做编辑。

我的窗正对着纪晓岚的故居，每天上下楼各看一遍据说北京年代最久远的电梯缓缓升降——它的速度还没有我走路快。

日子仿佛就这么着了。

没有再折腾的理由。

可在书号、开本、句读、通假之外，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

一日，选题会，会议主持者问有没有人熟识xx的作品，xx曾被我视为精神导师。

主持者点了我的名，吩咐着，有本揭露xx真相的书，由我做责编。

我说我不能；他问为什么，我知道在这种场合谈偶像很可笑，但一瞬间找不到更合适的措辞。

由主持者开始笑，接着，与座众人哄堂大笑，笑声中夹杂着主持者的声音，“你不想干了？”“装什么装”，我离开会场，躲到卫生间，泪流满面。

距上次认真思考人生已是好几年。

许多日子以来，为了在陌生城市扎下根，为了户口、职称、稳定、安逸，人变得屈服、顺从，有时必须牺牲可贵的、仅剩的自我。

日后，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那一刻的顿悟，“你日渐平庸，甘于平庸，将继续平庸。”

把着洗脸池的边，我发誓，生活要有些改变。

你面前的这本书《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由责编许书源命名，这是她通读书稿后的感触。

所以，这篇序言是命题作文，几日来，“喜欢”“一生”两个关键词在我脑海中忽上忽下，我不知怎么下笔，能想到的只是以上三个画面。

其实，在重要的人生契机前，我们要决定的无非是以喜欢的方式or习惯的方式继续生活。

于我，从无犹疑。

有区别的只是，年少时，可以革命，成年后，只能改良。因此，我最终选择回到书房拧开台灯，用写作作出口，找回自我。

我最爱的叔本华有言：

“很多时候，我们比自己所相信的更加愚蠢，但在另一方面，则比自己认为的要聪明。”

“我们在人生历程中所作出的重大举措和迈出的主要步伐，与其说是遵循我们对于何为对错的清楚认识，不如说是遵循某种内在的冲动——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本能，它源自我们本质的最深处。”

“当我们回首自己一生的时候，才会注意到我们其实无时无刻不在遵循着自己的原则行事，这些原则如一条看不见的绳线操纵着我们。人们各自随着这些原则的引领走向幸福或不幸。”

困则思变，在普世价值观之上，任从冲动而生活，即是我的原则。

感谢中国青年报屋檐下、青春热线，本书的大部分作品最初在这两个版面发表，每一篇文章都凝结着编辑的心血。

2008～2010年，由这份报纸飞出去，在更多报刊上呈现的“林特特”，让抑郁的我找到出路。

本书献给我的父亲杨连忠，他曾有过文学梦。

林特特

2013年6月11日

北京天通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