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时隔月余，即靖康元年五月下旬，李纲莫名其妙地被委任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并被指派督统两路之人马，去解太原之围。
此前，赵桓因见金军东西两路皆退，有点胆肥起来，对割让三镇之诺滋生悔意，便欲遣师出援中山河间诸郡，收复失地，解救太原。因此在任命姚古、种师中为正副制置使的同时，已复用种师道为两河宣抚使。这才没多久，却忽然又以种师道老病不堪为由，改命李纲取而代之。如此来回任免，实是匪夷所思。究其缘由，又是张邦昌等人作祟其间之故。
指证李纲蓄意挑动请愿的事，危国祥鼓捣了半天一无所获。李纲沟通反贼之说，由于人证俱失，危国祥压根就没敢对张邦昌提。总之在暗中收拾李纲这事上危国祥是颗粒无收寸功未建，这让张邦昌大失所望。看来想一举扳倒李纲，难有多大指望。张邦昌只好退而求其次，将念头从一蹴而就调整为步步为营。
有道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思路放开去，主意便来了。既然往下扳不动，何不索性朝上抬？先找一顶轿子将其抬出京师，下一步不就好办得多了吗？
抬李纲的轿子不难找，那个宣抚使的职衔就很合适。把这顶乌纱往他脑袋上一扣，他就得顶着个被朝廷重用的虚名，乖乖地离开汴京，去承办那绝对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办得好，就让他长期在外边“镇守”着去，而办砸了，那可就得该治什么罪就治什么罪了。欲抑先扬欲擒故纵，这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
当然，这步棋并非万无一失。万一李纲挥师出征旗开得胜，或许会反令其威望越高权势越重。如果搞成那样，可就弄巧成拙了。不过综合各方面因素去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应当说是微乎其微。
张邦昌瞻前顾后斟酌再三，终觉此举利多弊少，于是他便择机向赵桓堂皇建言，三镇既不可割，则需全力救援，尤以速解太原之围为要。种师道年迈多病，暮气沉沉，业已难胜其任。为早日平定西线战事计，不如改用李纲宣抚两路，命其督师前去解围。
耿南仲、唐恪、聂昌等一听便知张邦昌的用意，马上心照不宣地予以附议。有些大臣不明就里，出于对李纲统帅能力的信任，亦很赞成这一主张。其议遂为赵桓纳之。唯许翰及谏官余应求、陈公辅品出这事不大对头，先后具折称不应让李纲离开朝廷，却没得到赵桓的理睬。嗣后，赵桓在睿思殿召见李纲，向他宣谕了这个决定。
李纲认为这一任命很不妥当，毫不含糊地当场力辞。他之所以果决地推辞其任，内中确有担心自己远离京师后，更易受人恶意中伤之虑，然而他更大的担心，是唯恐他一旦离朝，赵桓在张邦昌、耿南仲一伙的摆布下，又回到不惜以丧权辱国为代价，毫无原则地向金人屈膝乞和的歧路上去。
这个担心李纲自然不敢明言，但另外一个推辞的理由他可以直说：他自认不是承当两河宣抚使之职的材料。这既是一个借口，也的确是他对自己的客观评价。对于自身的长短，李纲是比较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从根本上讲，他是一个文人，料理兵事非所擅长，在战略层面上做些宏观的谋划尚可，具体到布阵用兵战术战法，则基本上还属于门外汉。至于实战经验，更是严重欠缺。在金军围城之际他临危受命执掌帅印，实是出于万不得已。获得汴京保卫战的胜利，实事求是地说，决定性的因素是全城军民的同仇敌忾和勤王兵马的及时抵达。他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在于从精神上坚定了朝野的抗敌意志，而并不在于发挥了多么出众的军事才能。领兵收复失地解救太原，那可是需要扎扎实实的作战指挥能力，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如将门出身且又身经百战的种师道。所以以他取代种师道，乃是舍其所长用其所短，不仅毫无必要，而且有百弊无一利。
李纲直率地陈述了上述道理，却引起了赵桓极大的不快。赵桓觉得这个李纲真是有点不识抬举不知好歹，朕决定了的事，到了他那里，就很少有不遇到别扭的时候，这个毛病不可纵容。因此他当时就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表示：“朕意已决，李卿毋庸谦辞，可待择日受敕。”
李纲怏怏退去后，怎么想怎么觉得这个任命难以接受，在数日内接连上书十余道请辞。而张邦昌等亦在同时进言，说李纲公然违逆圣命殊非为臣之道，倘此风为群臣所效仿，则从此君威将安在。
赵桓被那些七嘴八舌挑拨得心头火起，便成心与李纲较上了劲。他对李纲的理由一概不听，对李纲的辞呈悉批不允，且对持不可令李纲离朝之议者严加驳斥。许翰见此情形，感到事情严重了，只得暗暗提醒李纲，不要再生顶硬抗，以免招致“杜邮”之赐。
那“杜邮”是个古时地名，位于今之陕西咸阳。当年秦国名将白起因遭猜忌，被秦昭王赐死于该地。听许翰提到这个典故，李纲也不能不顾及后果，只好放弃争辩，接旨受命。但是经此一番碰撞，李纲在赵桓心目中的斤两，已然是大打折扣。张邦昌从旁察言观色，窃喜这盘棋的走势看好。
重任既已接下，就得尽力做好。但是要完成这项使命，却是困难重重谈何容易。
二月间宗翰用锁城战术困住太原，绕道南下，途中得知宗望撤军，他虽未继续挺进汴京，却转而拿下了隆德府等河东路的诸多城池。赵桓改弦更张下诏固守三镇后，由种师道坐镇滑州，姚古、种师中两路出击，曾一度顺利得手，接连收复了隆德府、威胜军、寿阳、榆次等地。但姚古、种师中在相约夹攻围困太原之敌时，却因姚古没有按时赶到预定地点，而被金军各个击破。种师中阵亡于杀熊岭，姚古大败于盘陀驿。宋军损失惨重，慌忙退缩回隆德府及平定军，致使金军在这一地区重获控制权，太原之危则因此雪上加霜。在这种严峻状况下，没有充足的兵力，欲打破太原之围，无异于痴人说梦。否则等不到赵桓临阵易帅，种师道早就对宗翰动手了。
宋军的战斗力远不及金军，要想战胜金军，首先要依靠兵力上的绝对优势，这是老将种师道早就明了于胸的事。通过汴京保卫战，李纲对此亦深有感触。然而李纲却根本不可能拥有这个优势。宣抚司麾下的人马不过两万之数，以这区区两万人马去挑战宗翰大军，显然不是对手。而就是这两万人马，亦不能全归李纲节制。这两万人马分为五军，由于河北发生胜捷军叛乱事件，宣抚司左军已被赵桓调去平叛；而其右军，又被划归由唐恪所推荐的宣抚副使刘韦合统辖。五军去其二，留在李纲手里的兵员，便大约只剩了一万两千人。
更要命的是，这一万两千兵员大部分都没有战马。李纲刚一就任便发现了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出征野战比不得就地守城，战马的作用至关重要。更何况，金军铁骑之彪悍凶猛，本来便令宋军难以望其项背。以现有的三五百骑与之交锋，还不够填金军的牙缝。
情势紧迫，别无他策，李纲只好启奏赵桓，请求张榜速括都城之马，给价偿之，以为军用。他估计在全城征购下来，凑出几千匹马还是办得到的。征来的虽不是战马，总比没有强。
赵桓起初点头应允，倏尔却变了卦。因为张邦昌伙同聂昌等进言，目下京师初定，尤以祥和为重。宣抚司遍城括马，骚扰得人心慌乱，不利于靖国安民。赵桓现在最怕的就是乱，一听乱字便头疼，张邦昌等的这番奏言，又点中了他的-穴-门。于是开封府前刚刚张贴出去的动员括马告示墨迹未干，便又被禁止括马的文榜覆盖。李纲了解赵桓的秉性，不想与其再起争执，唯发一叹而已。
除了马匹问题外，其他出征之所需亦是缺口甚大。赵桓给李纲指定的率部离京日期是六月二十二日，但是直到二十日，李纲列请朝廷筹措的军费，才拿到了不足预算的五分之一。其他诸如粮草兵器及各类军用物资，亦全都没有办齐。李纲对各部司办事效率之低下态度之敷衍恼火透顶，他不得不一面加紧督催，一面奏请赵桓宽展行期。
已有成见在胸的赵桓，以为李纲是故意找借口拖延时间，提笔便怒责他“迁延不行，岂非抗命”，对李纲的不满溢于言表。李纲实在是被挤对急了，他脑袋一热，在具折详陈不可仓促起兵理由的同时，将尚书右丞、知枢密院事及宣抚使告敕一股脑儿全交了上去，自称不堪大任有负圣恩，请求皇上罢职治罪。在旁观者看来，这就是明目张胆地以撂挑子要挟皇上的意思了。张邦昌等人幸灾乐祸，暗忖这下子必定有好戏看。
然而面对李纲如此强硬的冒犯，赵桓这一回反倒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克制。内中之缘由，盖因朱后的善言规劝。朱后在得知赵桓恼怒李纲的原因后，和风细雨地提醒了他两点：第一，如果李纲所奏情况属实，那么他不肯草率出兵，是不是应当视为对朝廷高度负责、对皇上忠心耿耿的表现？第二，倘若弃置李纲不用，其职拟以何人替代？
赵桓冷静下来考虑，不能不承认朱后提醒得有理。小不忍则乱大谋，起码在目前，李纲还是个用得着的人，解围太原若不以其为帅，暂时确无其他合适的人选。至于他乞展行期，看来亦非托词；否则他的态度绝不敢那么强硬。这个人凡事过于较真儿，这臭毛病固然讨厌，但是应当承认其出发点一般来说还是好的。
想通了这一点，赵桓不但没发雷霆之怒，反而以相当宽宏大度之态，将李纲上交的告敕悉予封还，同意他展缓行期三日，允诺诏调天下兵马以为后援，还两次赐宴李纲于紫宸殿和琼林苑，并赐其以玉束带、牙简等物。这样一弄，倒弄得李纲诚惶诚恐、不胜惭愧起来。展期三日其实解决不了多少问题，但他不便再请推延，只能提出，希望在出征之后，朝廷能保证他的背后“无沮难，无谤谗，无钱粮不足之患”。赵桓满口答应，说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于是乃定援晋大军于六月二十五日开拔。
时间有限，但除了勉为其难地尽可能多做些征战准备，李纲在出征前还是特意做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请旨处斩了原姚古帐下的裨将焦安节。
此前姚古、种师中聚集十万大军进援太原竟惨遭重创，焦安节负有首要责任。当时种师中部如约逼近太原，只待姚古兵至，协同进击。岂料在会合地点等了一天多，姚古没等来，却等来了大批的金军。这时传来哨报，方知姚古在进军途中偶遇小股金军截击，有人不知虚实即杯弓蛇影地妄传前面的宋军业已大败，宗翰即将断我后路。姚古信以为真，生怕陷入包围，急令部队速撤。另一路约定参战的宋军张景颢部闻听姚古回师，亦惊恐退走。种师中待援无望，只能孤军对敌，且战且退。退至杀熊岭，所部已不足百人。种师中身被四枪，力竭阵亡。金军乘胜掩杀，在盘陀驿追上姚古。姚古部已是惊弓之鸟，将无战心兵无斗志一触即溃，仓皇缩回隆德府后，再也不敢轻言出战。原拟由滑州相机出击的种师道，亦被迫放弃了预定的作战计划。宗翰因之得以腾出手脚，集中兵力猛攻太原。
事后查明，妄传军情的始作俑者，就是贪生怕死的焦安节。有诏召姚古还阙领罪，焦安节被同时押解回京。
李纲在这个时候升帐处斩焦安节，目的就是明军令肃军纪，树军威壮军魂，表明此去有进无退的决心，激发将士们视死如归的战斗意志。此举效果显著，不仅使部队的士气为之一振，就连各有司的后勤配合，也较以前主动了许多。负责办差的大小官员皆兢兢业业起来，生怕被李纲抓住辫子，拉了去开刀祭旗。但也正由于此，李纲又招致了不少人的反感甚至憎恨。
另一件事是拜托许翰、孙傅、何栗等友人，在朝中努力坚持抗战主张，避免国策发生动摇。正好许翰等人相约要为李纲饯行，他们便择一处静雅的酒楼，举行了一场话别宴会。
在席间，李纲郑重寄语诸友，朝廷的对敌策略始终摇摆不定，目下虽然言战，态度并不坚决。金虏亡我之心不死，非战不能保全社稷。而在朝廷政要中，多有苟且偷安者，屈膝乞和之议从未断绝。万一皇上为其左右，大宋江山危在旦夕。我李纲远离京师，无法参与朝议，皆仰诸位鼎力为之了。另外，李纲性直口快，为政唯秉法度不知通融，有意无意间颇有开罪人之处，得罪了君子，还可解释，得罪了小人，便种下了祸根。李纲走后，若有在背后挟私中伤者，还望诸位多为周全，以释李纲后顾之忧。
见李纲如此肝胆相照诚挚相托，许翰等人都很感动，皆爽快地应承，朝中有他们在，诸事尽管放心，纵有小人兴风作浪，绝不令其阴谋得逞。之后，他们慨然举杯，预祝李纲征战顺利，早日凯旋。
李纲欣然致谢，掷地有声地表示：“有诸位作为后盾，我李纲夫复何忧。李纲此去定当全力以赴奋勇杀敌，不惜肝脑涂地，报效吾土吾民。”
话虽这么说，其实大家的心头还是各有忧思。许翰等人的主战态度始终如一，绝不会向主和派妥协退让，在这一点上李纲是放心的。他不放心的是他们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能量。虽然在座的诸位，论品阶都在从三品以上，论职务均居军政中枢职，但他们身上的书生气，却皆较李纲更甚，与张邦昌之类的宦海油条周旋，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拜托他们顶住乞和逆流，委实是难为了他们，也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仕途。然而除了这有限的几个知音，李纲还能靠谁帮衬？
许翰等人的忧虑，则在于李纲的前途莫测。所谓马到功成得胜返阙云云，不过是大家的良好愿望。实则众人心里有数，解围太原绝非易事。连能征善战的宿将种师道尚难奏功，李纲焉得便能稳操胜券？倘若征战失利，李纲该当何罪？即便往好处想，天佑李纲大功告成，他能否再回朝廷也是个问题。此番突然逼迫李纲挂帅，显见得就是有人捣鬼。而李纲再三推辞不就，又严重地得罪了皇上。后来虽以李纲的低头就范结束了争执，但皇上对其心存芥蒂已在所难免。这便难保皇上不借此派他出征之机，索性将其置于边陲。李纲是主战派的核心人物，这是为大家所公认的。特别是李纲为了坚持原则敢于直言犯上的铮铮铁骨，令许翰等皆自愧不如。如果李纲从此被排挤于外，朝廷中的政治力量对比必会严重倾斜，由此而导致的后果显然将很不乐观。
这些忧虑说也无益，何况在出征前夕，唉声叹气很不吉利，所以大家都将它闷在腹中只字未提。但是众人的心情却不免笼罩着些许苍凉，这便使得彼此间那些相互勉励的赠言，涂上了一层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意味的悲壮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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