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重要性
罪犯们的合作能力也是不尽相同的，有的这种能力较强，有的则较弱。比如，有人仅限于小偷小摸，有人则非大案不做；有人是主谋，有人则只是从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些犯罪经历，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对人生的态度。
性格、生活方式和三大课题
如前所述，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在四五岁时就已基本形成，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并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人生态度对其性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一个人认识到了自己性格的错误，才会去试图改变。在此，我们就明白了有些人犯了多次错误，受了多次挫折和侮辱，失去了生活的各种权利，却依然不去改变，继续犯同样的错误的原因。
其实，罪犯作案的主要原因并非经济问题，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生活艰辛、困苦时，犯罪率会上升。据统计，犯罪的数量有时和粮食的价格成正相关。但是，我们并不能说是经济形势影响了犯罪的增加。其实，这是在告诉我们人们的行为也是受到各种限制的。他们的合作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他们是无法充分与人合作的。如果那些仅存的合作精神被磨灭了，他们自然会想到犯罪。我们从一些事例中会发现，在环境很好的时候他们不会犯罪，可是一旦环境变换，他们就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时，他们的人生态度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将成为主要因素。
在个体心理学的经验中，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罪犯不会关心人。他们虽然有着一定的合作精神，但是如果超出了他们接受的范围，就会犯罪。如果有些困难他们无法解决，他们就不再本本分分地生活。如果我们对人生中所面临的问题和罪犯遇到的困难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与人交往好像是人生中最大的问题，其余的都处于附属地位，并且要想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去关心他人。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讲到人生中的三大问题。
第一类是人际关系问题。罪犯也有朋友，但都是同类。他们可以成帮结队，相互之间也有真正的友谊，但是他们的交往范围很狭窄，他们不可能和一般人成为朋友。他们将自己放在一个临界点上，不知道该如何与普通人轻松愉快地接触和交往。
第二类是与工作有关的职业问题。如果谈到工作，很多罪犯都会说：“我们那里的工作环境你根本就想象不到！”当环境恶劣的时候，他们不会像一般人一样去克服、让自己适应。有意义的工作必定需要与人合作，可是这却是犯罪分子所缺乏的方面，这种能力的欠缺常常很容易凸显出来，所以多数的罪犯达不到工作所规定的要求。一般的罪犯总是知识欠缺、没有技术。如果我们再向前去看看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的这种性格在学校或者在儿时就已有表露。虽然合作是必需的条件，但是他们却并不具备，所以当工作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难题，他们就会将责任一推了之。如果我们此时要求他们与人合作，那无疑是让没有任何历史知识的人去参加历史考试，结果要么是漏洞百出，要么就是一张白卷。
第三类是关于爱情方面的问题。要想维持美满幸福的婚姻，合作和关心是必不可少的。有一半的罪犯在监狱或劳教所都会染上性病，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这也许会让我们想到，他们都在寻找一种简单的性爱解决方法。他们认为伴侣就是一笔财产，并且他们还认为，性是可以用来做交易的。他们认为，性是征服、占有他人的一种手段，根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终生的陪伴者。很多罪犯都会说：“如果我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无论什么事都不想与人合作，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我们时时都需要与人合作，且合作能力也会体现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中。如果我的观察没错的话，罪犯们的观察力、听力和诉说力都与常人不同。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也有所不同，且他们的智力水平也会受到此方面的不良影响。在我们与人交谈时，总想让人理解自己。其实理解同样是一种社交能力，我们所说的话和听到的话总是被听者和诉说者理解得一样。然而罪犯则不然，他们的表达能力和听话能力都与常人不同。从他们的犯罪行为和方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并非愚笨，也并非弱智。如果我们理解他们这种虚假的优越感，就会觉得他们的想法也是合乎情理的。
有的罪犯可能这样说：“我看到一个人的穿着很讲究，于是就想杀了他，因为我没有那样的衣服。”如果我们顺着他的逻辑方式去想，也会认同他的想法，并且不再要求他像普通人一样去谋生，认为他们的要求都是合乎情理的。然而，这并不是被大众所公认的想法。在匈牙利曾出现过这样一件事，几个妇女被诉讼合伙投毒杀人。其中一位妇女在进入监狱之后说：“我的孩子是个流氓，我对他讨厌极了，我想毒死他。”如果她不想与人合作，我们又能怎样做呢？她并不傻，但是她看待事物的角度与常人不同。所以，我们就明白了，那些见到喜欢的东西就想自己占有的罪犯的思维方式也与常人不同，他们必须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从这个社会中夺过来，即使他对这个世界又冷漠又痛恨。他们的脑海中有着一种错误的观念，所以也就认不清在这个世界上自己与他人的地位该怎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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