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惊人的进阶之道
1.自我管理的十二条军规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1840)到北京做官,咸丰二年(1852)离开北京。在十多年里,曾国藩不光修身立志取得很大成绩,在仕途上的升迁也非常迅速。
道光二十年(1840),他授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七年(1847),升为内阁学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升为礼部右侍郎。清朝的官制一共是“九品十八阶”,每一品级有从品和正品之分。从官阶上看,他从翰林院检讨的七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二品,用他自己在家书中的一句话说,是“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个升官速度,创造了道光朝的纪录。清代巡抚也是正二品,也就是说,曾国藩工作不过十年,就做到了“省部级”(1)。
用今人的观点看,曾国藩在官场上本来是没什么优势的。
他出身非常普通,既非官二代,也非富二代。在官场上毫无根基。
他为人笨拙,不善机变,土里土气,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
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春风得意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就得益于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
曾国藩“点了翰林”,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官运亨通。翰林之中,也要激烈竞争。成功者,叫“红翰林”,可能很快升迁,入值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失败者,叫“黑翰林”,可能几十年还窝在翰林院里走不了,或者外放随便一个地方官了事。
翰林官员升不升官,是黑还是红,主要靠什么呢?说来有意思,和学生升学一样,也靠考试。作为一个类似研究机构的衙门,翰林院有一种叫翰林大考的考试,每隔几年考一次,“词馆人员不数年骤擢卿贰者类皆大考前列所致”(2)。所以翰林生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准备大考。
为了考查翰林们的真实水平,翰林大考是不定时的,每次都是突然袭击,临时通知。所以关于大考,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叫“金顶朝珠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就是说翰林们戴着金顶,挂着朝珠,穿着紫貂,成天不用上班,过得非常逍遥。但是“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3)。就是说突然听到要大考,吓得魂飞魄散。之所以吓成这样,是因为考试成绩直接决定命运,不是说你不想升官就行了。考得不好的,可能降级、罚俸,甚至罢官。
所以翰林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散漫无恒,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但是立志“学做圣人”之后,他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高。在日记当中,他给自己立下十二条做人的规矩和课程的标准:
(1)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
(5)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6)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十月二十二日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凡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4)
这十二条规矩和课程,翻译成现代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早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绝不赖床。
二是静坐。每天静坐半个时辰,也就是一个小时。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被事务牵着走。
三是读书不二。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不论遇到任何问题,绝不改变。而且不读完这本书,绝不摸下一本。
四是谨言。就是时时警惕不乱说话,每句话都要慎重。
五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节欲,就是节制欲望,说白了,就是节制房事。节饮食,吃饭也要有节制。这是养生的办法。
六是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就是记笔记,找一个笔记本,起个名,叫茶余偶谈,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聊天也不能白聊。
七是每个月要做几篇文章,写几首诗,有固定任务。
八是练字。每天早饭之后,要写半小时的字。
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天黑了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聊天。
这十二条日课,很多都与翰林大考有关。日课第十一条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写半个时辰的字,这是因为考试时书法好坏,是翰林大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曾国藩留下来的小楷作品,功夫非常深。第十条要求自己每个月要按翰林大考的标准作数首诗文,以为常课。至于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也都是为大考做准备。因为翰林大考和科举考试不同,考的不再是八股,而是考查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所以必须知识广博,对天理心性之学确有所得。通过这十二条日课,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对考试的准备比很多人要充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即曾国藩到京后两年,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一般翰林大考都是六年左右一次,这次却只隔上次四年。消息突然来临,曾国藩和别人一样,都感觉有点儿惊慌。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皇……恐进场难完卷也。”(5)
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参加考试的一共127人,有三个人托病,不敢进考场。到了考场,有一个人打小抄,被清除出场,直接交刑部治罪。气氛非常紧张。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考试。
出了场,曾国藩把试卷草稿拿给朋友们看,看看自己答得怎么样。不看不要紧,一看出事了,原来自己作文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有一个典用错了。
曾国藩大惊失色,后悔不已,说自己“粗心至此,何以忝厕词垣哉!”不配当这个翰林。当天晚上,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默默对坐,不交一语,“患得患失,憧憧靡已”。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当天晚上彻夜未眠,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平日所谓知命者,至是何有,真可羞也。”就是说,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了。(6)
三天后,大榜公布。完全出乎意料,曾国藩的成绩竟然特别之好,名列二等第一。一等是五个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在一百多人中,考了第六名。原来,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他的作文文气贯通,说理透彻,很得主考官的欣赏。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主考官和皇帝居然都没有看出来。
第二天,道光皇帝亲自召见,召见之后,升他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一下子升了四级,曾国藩一方面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抱愧殊极”(7),另一方面,不免大喜过望,赶紧给家里写信,汇报这一好消息。曾国藩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惟陈文肃公(名大受,乾隆朝军机大臣)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8)
就是说,整个清代,湖南省官员中,通过大考升官的,他和乾隆朝的大学士陈大受速度最快,陈大受是从编修升为侍读,他是从检讨升侍讲,升的品级一样。但是陈大受是考了第一名,升了这个官。他考了第六,也升了同样速度的官,所以这说明他受到了皇帝特别的知遇之恩。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读出曾国藩升官之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
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名次仍然不错,名列二等第四名。六月,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享受“侍郎”级别。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由从四品跃升至二品,从此“跻身卿贰”,步入高级京官行列。曾国藩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9),也就是说,他刷新了湖南人在清朝的升官纪录。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2.把择友当作人生第一大事
除了考试成绩好外,曾国藩升迁迅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交游广阔,在士林中名声很好。
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值得借鉴,就是特重交友。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就是说,交友,是人生第一大事。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广播没电视没大学。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要靠朋友。所以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
在闭塞的湖南乡下,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所以后来他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可见他对自己当年那些庸鄙的同学是十分看不上眼的。(10)
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迅速结交了一大批好朋友。曾国藩在家书中常介绍他交友情况。他说:“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慧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名锡振,广西主事。”(11)
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入京之初,他为人处世不够周到,经常得罪朋友。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朋友越来越多。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切磋学问。也经常请客吃饭,听戏下棋。我们看他的日记,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经常交往的朋友有一百多人。最多的一天,接待或者拜访朋友几十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他升为翰林院侍讲那次,因为朋友多,人缘好,所以大家都来祝贺,以至于他二十二日那一天,跑了五六十家去回拜。
曾国藩朋友之所以多,还在于他效法祖父,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12)挚友刘传莹病死,曾国藩搜集其遗文,为他刻印出版了遗著;同乡举人邹兴愚(柳溪)会试不售,在北京贫病而死,曾国藩为他料理了后事,撰写了墓志铭,并出钱为他制作石碑;新宁人邓铁松在北京患病吐血,情况危重,已不可挽回,曾国藩筹钱将他送回湖南……
特别是与陈源兖的友谊,尤为深厚。陈源兖,字岱云,是湖南茶陵县人。他和曾国藩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一起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所以他们两个人往来尤密,“不啻一家骨肉”(13)。陈源兖道光二十三年(1843)曾大病一场,曾国藩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日全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症险,极惶急无计,一夜不寐。”(14)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也日日到陈家,“代为经理一切”(15)。陈岱云的儿子那时刚满月,无人照管,曾国藩将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雇乳母喂养。
同年中另一个好友是梅霖生。道光二十一年(1841)四月,梅霖生患病咯血,曾国藩忙前忙后,多次请吴廷栋等人前往诊治。梅霖生的病情不见好转,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他“病势沉重,深为可虑”,经常前去探望。但是梅霖生病情恶化得非常迅速,二十五日病逝。曾国藩悲痛不已。他在家书中说:“梅霖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岱云、黎月乔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赙仪共五百两。吴甄甫夫子(戊戌总裁)进京,赙赠百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余金,计京中用费及灵枢回南途费不过用四百金,其余尚可周恤遗孤。”(16)七月十五日,梅霖生的灵柩出城,曾国藩坐车送至东便门。
因为曾国藩广泛结交,肯于付出,名望日高,急公好义,越来越受同乡的推重,所以自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折,都由曾氏领衔。可见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开始负一乡之望,成为在京湖南官员的领袖,这对他在仕途上发展当然有好的影响。
曾国藩升官迅速的第三个因素,是中枢有人在背后帮他的忙。
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道光年间最重要的大臣—穆彰阿。穆彰阿在道光年间是最得宠的大臣,任军机大臣达二十年之久。当然关于这个人,历史上争议很多。有人说,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投降派;有人说,这个人没什么建树,只会对皇帝溜须拍马,说他“以顺承旨意为工,阿附之外,无他语也”(17)。
对这个人,有这样一段评价是比较中肯的,说他“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18)。也就是说,他当了二十年军机大臣,其实是一个挺爱才的人,也不怎么太贪。唯一的问题,喜欢吹捧皇上、糊弄皇上。
确实,穆彰阿不管有多少缺点,毕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爱才,喜欢延揽人才。曾国藩考进士那次,穆彰阿正好是主考,所以按惯例,曾国藩应该称他为座师,两个人从此就算有了师生之谊。
在那之后,道光二十三年(1843)那次翰林大考,就是曾国藩用典用错了那次,穆彰阿也是总考官。那一次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处分,成绩还非常好。而且交卷后,穆彰阿做出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主动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就是说把你考试时写的诗给我看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对曾国藩表示关心,表示我以后会提携你。所以曾国藩当天立刻誊清诗赋,亲自送往穆宅。说来也巧,这次拜访成了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从此之后,升官速度越来越快。
正是因为穆彰阿和曾国藩之间的这种特殊渊源,所以野史中有一些编造的传说。比如《清稗类钞》里记载了一件事,说是穆彰阿不断向道光帝推荐曾国藩,于是道光帝感兴趣了,打算召见曾国藩,面试一下。曾国藩一听,非常高兴。那一天,曾国藩进了皇宫,被太监带到了一座大殿里,说你在这儿等着吧。可是一直等到下朝,太监才跑过来通知,称皇上今天有事,不见了,改日吧。曾国藩莫名其妙,回去后连忙去问穆彰阿这是怎么回事。穆彰阿一听,沉思片刻,就明白了道光帝的用意,就问曾国藩:“你是否留意了你待的那间大殿墙上都写了些什么?”曾国藩说:“没有,我只等着皇上召见,哪有工夫注意到那些啊。”穆彰阿一听,一拍大腿,说:“哎呀,机缘可惜!”怎么办呢?穆彰阿派了自己的仆人,说:“你去拿四百两银子,交给宫中的某个太监,然后求他把宫中那间大殿墙上字画的内容抄下来给我。”仆人把内容抄回来,穆彰阿给了曾国藩,让他背熟了。第二天,道光皇帝召见曾国藩,果然问到那间房里的墙上都写了些什么字,曾国藩准备充分,对答如流,道光皇帝大喜,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心思缜密,留心细节,可以大用。曾国藩从此便交了好运,“骎骎然向用矣”(19)。
这个传说听起来挺好玩,可惜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因为按照清代朝廷的成例,曾国藩那时仅是一个普通七品翰林官员,皇帝是不可能单独召见的。晚清戊戌变法前,光绪皇帝想召见身为工部主事的康有为,但是廷臣举出“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20)的理由,光绪皇帝也没法反驳。而且皇帝见谁,事先都有明确的计划,不可能临时更改。道光皇帝又是一个特别遵守成例的皇帝,因此不可能破这个例。
不过这个传说也反映出,穆彰阿确实是曾国藩升官路上一个重要人物,对曾国藩的飞黄腾达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所以曾国藩对穆彰阿是感念终生的。二十年后,曾国藩又一次回到北京,还专门到穆彰阿家里去探望。当然那时候穆彰阿早已去世了,他探望的是穆彰阿的家人。
当然,在与穆彰阿的交往中,虽然穆彰阿欣赏曾国藩,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就大喜过望,扑上去抱住穆彰阿的大腿不松手。看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是很注重分寸的,从不失态。他和穆彰阿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走动并不是特别勤,所以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也没有受到牵连。
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
后来曾国藩在统率湘军时,在朝中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权臣肃顺。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下,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但是曾国藩跟他,也没有建立私交,后来慈禧发动政变,肃顺被杀,在他家里查到很多私人书信,但是里面没有曾国藩写的。慈禧因此十分信任曾国藩。
到了更晚的时候,曾国藩晚年,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醇郡王奕,好多次想跟曾国藩交往,托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对曾国藩大加恭维。醇郡王奕是当时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更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长期以来,他一直想和哥哥恭亲王奕䜣一争高下,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一般人对这样的亲贵,主动往上攀还来不及,曾国藩却连他的信都没回。曾国藩只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说:“敝处函牍稀少,未便于醇邸忽改常度。”(21)也就是说,我一向不怎么跟别人通信,也不便因为醇郡王就改了我的老习惯、老作风。
醇郡王还不放弃,过了几年又写诗寄给曾国藩,让曾国藩点评,还说希望曾国藩也写首诗应和一下。曾国藩仍然没有给他回信,而是给捎信的人写了封信说:
醇邸于敝处折节下交,拳拳挚爱,极为心感。……缘弟处向来书札稀少,朝端贵近诸公多不通问,未便于醇邸特致私爱,致启他嫌。(22)
也就是说,醇郡王对我如此垂青,我十分感动,但是我的原则是,对朝廷上那些亲贵人物,一贯不和他们建立私人交往,所以这次也不打算破例。
又一次给了奕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个是因为历朝历代,都严禁朝中的亲王与外面的臣子之间私下交往,因为这样容易形成朋党。曾国藩遵守朝廷的原则。另外一点,曾国藩从来不改他不攀附私人的原则。清朝官场讲究“跟人”,跟人有跟人的好处,跟对了,升迁确实可能很快。但是官场风波重重,如果所跟着的人倒了,自己也会受牵连。曾国藩做事的作风是从不取巧,踏踏实实,不搞任何歪门邪道,不走捷径。事后证明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
穆彰阿虽然对曾国藩的命运很关键,但他并不能决定曾国藩的命运。所谓关键在于,他在道光皇帝面前能够适当地推荐一下曾国藩。但是用与不用,还要看道光皇帝。
3.深得道光皇帝欣赏
曾国藩升官迅速的第四个原因,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
道光皇帝是清代一位比较有特点的皇帝。第一,他比较平庸,能力比较差,也没有什么魄力。第二,正是因为如此,他特别注重防范权臣,所有大权都要自己把着,生怕落到别人手里。他之所以重用穆彰阿这样听话顺从的人,主要是因为“虑大权旁落,必择谨畏之士,使之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23)。就是说,因为怕大权被别人抢去,所以他故意用穆彰阿这样没什么能耐的人,生怕太有能耐的人,自己治不住。这就如俗话所说,是武大郎开店,用的都是不如自己高的人。
所以,道光朝用人的大权是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绝不会轻易受别人左右。曾国藩之所以不断升官,归根结底是因为皇帝特别欣赏他。
道光皇帝为什么这么欣赏他呢?有三点。第一,曾国藩这个人性格和道光皇帝相投。曾国藩从性格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比较踏实的人,他是一个湖南乡下来的年轻人,没见过大世面,憨头憨脑,说话很直。道光皇帝就喜欢这样的老实人,不喜欢那些油腔滑调的人。曾国藩有过多次与道光交谈的机会。他在家书中提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二十日,他“蒙皇上御勤政殿召见,天语垂问及男奏对,约共六七十句”(24)。这是曾国藩首次与皇帝深入交流。可惜曾国藩没有录下具体词句。但是道光年间,曾国藩“每有奏对,恒称上意”(25)。皇帝对曾国藩的了解日渐加深,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二,曾国藩工作认真,做官尽职尽责。翰林虽然没有多少事,但是偶尔也有任务派下来。比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他派充国史馆协修官。
一旦有任务,曾国藩就会全力以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他不会像那些眼高手低、有名士气文人气的翰林官员一样,看不起俗务。
在成为皇帝文学侍从之臣后,他经常需要值班。别人以此为苦,他却从不辞劳。他诗文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比如《夜值苦寒》:
白虎西流朱鸟高,五更风利䴙䴘(26)刀。劲寒战栗通心曲,轖气冰霜上口毛。旷荡青天如可对,折旋丹地敢辞劳。频闻交战呵金马,蓦入灯庐炙冻毫。(27)
诗中说,五更风寒,胡须染成白霜,毛笔也已经冻住了。他仍然像战士守卫岗哨一样,不敢稍有差池。
后来职务高了,有了更多具体事务以后,曾国藩更是勤奋。年谱记载,“公勤于供职,署中办事无虚日”“有事加班,不待期日。在部司员,咸服其条理精密”(28)。就是说,他天天上班,从不缺勤,还经常主动加班。他的下级,都佩服他办事有条理。
第三,道光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学的皇帝。道光虽然是一个能力平庸的皇帝,但是喜欢读书,对理学有一定心得。
曾国藩在做翰林期间,在理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他由朱熹开始,上溯张载、周敦颐等人的著作,并对它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究心汉学,在学术上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每次翰林考试道光皇帝都要亲自看试卷,曾国藩的成绩很好,就是因为有理学修养做基础。
在曾国藩所处的晚清,虽然今天提起来,总说那是一个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时代,但实际上和后来的某些历史时段比起来,是非尚有一定公论,黑白尚未完全颠倒。曾国藩结交师友,潜心治学,提高了他在士林中的声望。
黎庶昌说:“始公(指曾国藩)居京师……务为通儒之学。由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重于京师。”(29)他自己也说“昔在京颇著清望”。因此当时李鸿章赴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就慕名投帖拜师在他的门下,向他学习。李鸿章在家书中汇报说:“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号。慕曾涤笙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30)
一个人的声望是晋升的重要基础。曾国藩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在皇帝心目中形象比较清新端正,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
(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31页。
(2) 杨寿柟、昂孙:《云在山房丛书三种》,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5页。
(3) 文康:《儿女英雄传(注释本)》,崇文书局,2015年,第535页。
(4)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77~378页。
(5)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0页。
(6)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1页。
(7) 同上。
(8)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5页。
(9)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33页。
(10)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页。
(1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2页。
(1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01页。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
(14)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9页。
(15)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1页。
(16)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页。
(17) 天台野叟:《大清见闻录(中卷)·名人逸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16页。
(18)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卷3,第26页。转引自喻松青、张小林主编:《清代全史》第6卷,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19)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404页。
(20)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21) 《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514页。
(22) 《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174页。
(2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岳麓书社,2013年,第512页。
(24)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79页。
(25)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3页。
(26) 䴙䴘(读pì tī),一种水鸟。
(27)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51页。
(28)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3页。
(29) 钱仲联主编:《曾国藩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
(30) 李鸿章著,翁飞、董丛林编注:《李鸿章家书》,黄山书社,1996年,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