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前的官场愣头青
1．郁闷的“副部长”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曾国藩就有了实权。
传统时代，人活着最大目的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四个字，升官发财。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源兖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1)
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刚刚升为侍郎，曾国藩工作也更加卖力了。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家信中汇报自己初任礼部侍郎的工作情况：
二十五日午刻上任，属员共百余人……从前阁学虽兼部堂衔，实与部务毫不相干。今既为部堂，则事务较繁，每日须至署办事。八日一至圆明园奏事，谓之该班。间有急事，不待八日而即陈奏者，谓之加班。除衙门官事之外，又有应酬私事，日内甚忙冗，几于刻无暇晷。(2)
也就是说，以前虽然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完全不管部里的事。现在正式做了“副部长”，情况不同了。每天都要坐班，下属一共一百多人。每八天要去一次圆明园向皇帝汇报事务，叫作“该班”。如果有什么急事，不到八天就要去见皇帝，叫作“加班”。除了工作，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一段特别忙，几乎没有片刻闲暇。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我们从中抽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初二日，看看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
［读书］：
未刻读《汉书·韩王信传》。申刻读《会典·宗人府》十四页。
［静坐］：
申正在坐曲肱枕坐三刻。
［办公］：
早入内，刑部值日。旋至部。午初到家，灯后清折底。
［课子］：
背经五页，讲鉴三条。
［对客］：
早自署归拜客三家。未初会二客。
［回信］：
回余菱香信，自写一片。(3)
大抵是每天上午都要赴署办公，其他时间要课子读书见客应酬。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自己在礼部工作顺利，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
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寅亦极协和。男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4)
就是说，他已经很熟悉现在部门的工作了。下属官员也都很佩服他，所以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如果一辈子这样在礼部当官，平平顺顺、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办事，他也很愿意。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十分留意，按类别“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5)。
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虽然致力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6)。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他又加上经济一门。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7)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理性，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8)
由此可见，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的。
但是，做了一段时间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我们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诗文反映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灰色的。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咍。(9)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
…………
径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10)
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
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11)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任礼部侍郎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12)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13)。咸丰元年（1851）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14)，在官场上如同废物。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15)就是说，我打算一年左右时间内就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自问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在这里混日子，实在对不住这份工资和地位。
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
主要是曾国藩升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
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身上打满补丁，早餐舍不得多吃一个鸡蛋。说是有一次，他和一个大学士聊天，问大学士，你早餐吃什么？大学士说，臣很俭朴，只吃三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吓了一大跳，说你真阔气啊！朕早餐一个也舍不得吃。为什么呢？因为内务府官员骗他，说外面鸡蛋三十两白银一个。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笑话往往会反映一些历史事实。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我们看故宫现存的道光画像，道光皇帝确实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用的大臣，又都是穆彰阿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眼看着国家一天不如一天，却都不敢向皇帝直言。
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这个人慷慨激烈，将来肯定会死在战场上。“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16)当时天下太平，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而曾国藩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所以曾国藩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17)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饱知官场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
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太难受了。
2．开罪咸丰皇帝
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二十（这是虚岁，实足年龄十八周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九岁，也就是说，新皇帝比他小了差不多二十岁。
这一下，曾国藩先不提回家了，他要看看这个新主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年纪很轻，“主少国疑”，但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他工作非常勤奋，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谕旨，而不像老皇帝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
一般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台后，也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我们前面提到，穆彰阿这个人名声不太好。还没当皇帝之前，咸丰就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很多结党营私蒙蔽君主之类的负面传闻。所以上台之后，立足刚稳，就拿他开刀了。
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850年12月1日），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他说：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叙用。(18)
也就是说，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达极点。吏治败坏，人心浇漓。穆彰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职位，为私利而损害国家。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主，逢迎上意。我念他是三朝老臣，不忍置之重法，革去其职务，永远不再任用。
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还说：
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19)
也就是说，从今而后，大小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公忠体国，把以前那些因循糊弄的积习都迅速改掉。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
这道谕旨一下，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像穆彰阿那样继续“弥缝”“糊弄”下去，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真是不凡，很可能是一个英主。
上台之后，咸丰皇帝另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初八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上谕，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表现出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
曾国藩心情太激奋了。
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契若符节”，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
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在这份上疏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官员们“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20)。他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就是说，京官，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很用心。但是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多少人敢想。
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是一个字，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推给下一任。第二个是颟顸，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了，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管。
在奏折结尾，曾国藩更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21)
就是说，十来年间，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负责进谏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过皇帝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这说明，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
所以，曾国藩说，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
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22)。
这道奏折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已经让咸丰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
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他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
所谓郊配，就是皇帝祭天时，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唐张九龄在《请行郊礼疏》中说：“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
不许郊配，不进太庙，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严重到几乎无法遵守。特别是不进太庙，那么后世子孙怎么祭拜他呢？但是道光皇帝的这道遗嘱是“朱谕”，也就是亲笔书写的，无疑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不是谦虚之词，咸丰不能不重视。可是，刚刚上台的年轻皇帝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只好让大臣们集体讨论。
朝廷大臣进行集议，大多数人都从保险出发，说套话，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必行”。就是说，道光皇帝功业辉煌，怎么能不进太庙，不用郊配呢？所以这个遗嘱根本没法执行，还是按惯例办了了事。
按说，大家集体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曾国藩顺水推舟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曾国藩回去之后，感觉不妥。他是礼部侍郎，他认为自己要责无旁贷地拿出更合适的意见来。所以经过十余天的思考，他提出了不同意见。正月二十八日，他上了一道奏疏，说大行皇帝的遗嘱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为什么呢？他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23)道光这么正式地留下这道遗嘱，一定有他特殊的考虑。曾国藩说，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死后不进宗庙之理。但“毋庸郊配”一项，道光皇帝说得也有一定道理。第一，道光这是从天坛祭坛的尺寸角度考虑的。因为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现在，死去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就要新修一个祭台，现在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道光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有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久远之图”，怕以后放不下，“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所以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这一点我们不可轻忽。
第二，“古来祀典，兴废不常。”祀典历代、历朝都有调整，并非丝毫不可变动之事。
第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24)对死去皇帝皇后的意见，一定要重视，不能视同无物。比如康熙时，太皇太后孝庄死了，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孝陵，陪着自己的儿子顺治。按理说这“不合袱葬之例”，因为皇后死了，按理要安葬到自己的丈夫身边，所以她应该埋到沈阳的清太宗昭陵去。但是康熙还是不敢违遗命，将太皇太后梓宫安放在孝陵旁边，雍正时就在这里正式下葬了。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就是说，不许后世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乾隆皇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按以前之例，完全可以称“祖”。但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所以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也。”(25)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抑自身，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家法。
曾国藩的这道奏疏辨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一看，十分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论辩，他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曾国藩的这道奏折也说服了满朝大臣，大家一致同意这么办。所以，这件事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为对曾国藩的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户部之外的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一下，曾国藩就更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他写家信说：
余至刑部，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长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26)
也就是说，我到了刑部，可比以前更忙了。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同，事情太多了。要是长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了。
如此勤奋，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皇帝的欣赏和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咸丰元年（1851）三月，曾国藩上了《议汰兵疏》。曾国藩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二是军队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社会动荡，四处用兵之际，军队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臃肿软散，不能作战。他说，广西有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但是现在遇到农民起义，“竟无一人足用者”(27)。所以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提出裁兵五万，这样每年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用来练兵。应该说，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抓住了当时军队问题的关键，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
之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他在奏疏中提出现在百姓生活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势。”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强盗土匪“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三是冤狱太多，司法腐败严重，民气难申。(28)
曾国藩认为，这三大问题关乎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如果不从现在起就全力以赴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
配合这道民间疾苦疏，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疏》，其中，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具体办法。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应该说，这些文字是非常精彩、也非常有深度的。曾国藩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这样，国家大幸，民众大幸。他也可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做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然而，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
咸丰皇帝摆出了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
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
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
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和奕因为只差一岁，奕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虽居次，但明敏能干。所以选谁为继承人，道光犯了难。于是道光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查他们。奕的老师杜受田知道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说你奕骑射本领远不如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时，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父亲的时候两手空空。道光很纳闷，问，你怎么回事？咸丰就跪到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的时候，我要把它射死了，连它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对他很满意。这个故事叫“藏拙示仁”，此事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受田传》。
恭亲王奕䜣坐像
另一次，道光身体不好，召见两个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受田又给奕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奕，说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奕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出息，你先退下吧。奕进来的时候，一看父亲的病容，就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道光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我就太难受了。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很感动，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奕如此表现，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比不上六阿哥，你要“藏拙示孝”。
“藏拙示仁”“藏拙示孝”的故事过于传奇，显然只是一个传说，即便被记入《清史稿》也不能证实其事。但这些传说反映出的事实不错，那就是和聪明伶俐、外向活泼、有才有为的弟弟奕比起来，咸丰是一个比较内向无能的人。这个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哪个方面都不如他的弟弟。
奕的最终胜出，其实和老师的教导无关，和道光的偏好有关。喻大华评价道光帝“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29)确实，道光皇帝一生以稳定为务，喜欢安静听话之人，他之所以选择咸丰，是因为在他看来，咸丰比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中的“贤人”标准。让他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
但其实道光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大清已经不是守成之世，矛盾丛生，这个成，已经守不下去了。第二，咸丰确实缺乏当皇帝的才能。
有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了一个叫张集馨的晚清官员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时的几次对话。从对话中看，咸丰记忆力很差，咸丰六年（1856）他见张集馨问了一些问题，过了三年，到咸丰九年（1859）再见时，问的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
《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六年（1856）召见时，因张集馨腿部有伤，行走不便，咸丰问：“汝何以坠马受伤？”张集馨对：“臣素不善骑，军中督队，非骑马不可，是日督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逸，臣羁勒不住，遂致坠马，并为马碰一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胜保奏明，赴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上曰：“汝今年五十几岁？”对：“臣系庚申命，今年五十七岁。”上曰：“汝京城有住房否？”对：“有。”上曰：“在何处？”对曰：“在西单牌楼。”上曰：“甚么胡同？”对：“皮库胡同。”
咸丰九年（1859），问的类似内容如下：
上曰：“汝住在京城何处？”对：“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上曰：“是汝自己房子？”对：“是。”上曰：“汝在军营带过队么？”对：“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上曰：“汝受何伤？”对：“坠马受伤。”上曰：“还是追贼，还是为贼压下？”对：“打仗时，贼匪开号，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上曰：“汝今年五十几岁？”对：“六十岁。”
敢情上回，全白问了。
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气质庸弱、资质脆劣，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和担当。咸丰就是这样。事实证明，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而已。等这股冲劲过去了，他就疲软下来。
在应诏陈言问题上，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他有始无终的性格特点。
刚开始求言的时候，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大臣们的奏折一道道汇集上来的时候，他还能很全神贯注地一篇篇认真阅读。但是几个月后，一个是大臣们的建议多有重复之处，再一个是他的精神头已经耗光了，所以再有奏折，一般他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到一边，再也不理了。
对曾国藩也是这样。曾国藩费尽心血，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
曾国藩难免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
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30)
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件事。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诚，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
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就在道光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的第一天，他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出现叛乱的消息。
在广西遍地的叛乱当中，开始不为人注目的太平军后来势力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布置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搅得日夜不安：“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31)也就是说，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间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我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了。
曾国藩又一次陷入痛苦当中。经过几个月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要想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32)，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究。
所谓精于小节，是皇帝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亦已经礼部奏定了，而忽然改为补褂。由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
所谓疏于大计，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现在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曾国藩说，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应该重用，结果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位卑则难资弹压。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
此外，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用兵必须了解地形。现在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但是外边的将领没有人呈进一幅战争地图，宫内也没听说皇帝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熟视审计”。打仗打了这么久，连地图都没看过，你皇帝一天在忙什么？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你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毋庸议”三字而已，没有一项落实。“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有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仁，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这口气容易滋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戆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自古以来，忠直之臣少，沉默自保者多。皇帝再三提倡，才有人敢说几句真话。皇上要是拒谏饰非，那就没人敢再给你提意见了。“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苶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33)如果还像老皇帝那样，只用听话顺从的人，一旦天下有大事，也没有人敢出来负责。
曾国藩最后警告说：“此三者，辨之于早，只在畿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
就是说，希望您从现在开始，就注意这三条缺点，努力改正。否则，让它们发展下去，想改就难了，那时候，国事也就更不可收拾了。
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趋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34)这个想法显然是相当天真。
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嬉怒笑骂者本多，但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的奏折。
而咸丰皇帝不同于一般皇帝。他是一个特别自卑，因而也特别敏感的人。他之所以自卑，一方面是智力平庸，能力平常。有那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弟弟奕衬托着，什么事比弟弟差着一截，从小感觉自不如人。另一方面，是咸丰身体还有残疾。史载：“文宗体弱，骑术亦娴，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35)就是说有一次他出去打猎，笨手笨脚，从马上掉下来了，把腿摔折了。后来虽然大夫给接上了，但接得不好，终生走路不便，一瘸一拐，成了一个瘸子，所以这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茅海建先生说他“无能缺才引起的内心自卑，反过来使他更有强烈的自尊心，更爱装腔作势”(36)。
自卑的人，最在乎的是你看得起看不起我。上台之后，他之所以那么细致地挑剔大臣礼仪，正是这种自卑的表现。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那么执着于中外礼仪之争，也掺杂着同样的原因。
对于曾国藩这个人，一开始咸丰是比较有好感的，而且本还打算进一步大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个曾国藩上了这样一道奏折。
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强而又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可想而知，他对曾国藩的印象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捽（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37)把奏折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国藩抓起来。幸亏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说您刚刚下诏求言，如果把曾国藩治罪，岂不是出尔反尔，也正坐实了曾国藩奏折中的指控吗？不如您反而褒奖他一下，天下人才佩服您的气度不凡。
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明白过来，要是把曾国藩抓起来，大家真要是这么一批评，他脸上更不好看。
于是咸丰皇帝就下达了一篇长篇上谕，开头假惺惺地夸奖了曾国藩几句，不过接下来，笔锋一转，一个“但是”，就开始细细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上谕是这样写的：
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意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裨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着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实，非徒沽纳谏之名，岂遂以“毋庸议”三字置之不论也？伊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维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节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坐言起行，庶国家可收实效也。(38)
也就是说，曾国藩的奏折，虽然迂腐欠通，但我知道用心是好的。不过我自从即位以来，大臣们的奏折，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我无不立刻采纳实行。只要有利于我修身养德的，我也会放在左右，经常浏览。个别不可行的建议，虽然偶有驳斥，但也都指出为什么不能实行。哪有什么像你曾国藩说的以“毋庸议”三个字放到一边的呢？你说的那些事，除了广西打仗我应该多看地图，这个我已经找出地图看了之外，其他的，或者语言过激，未能心平气和，或者是自己的固执偏见而已。不过因为你是应诏进言，我不怪你。至于你说的如果我刚愎自用，则以后别人就不敢说话了这句话，我觉得倒是挺有道理。不过我即位以来，也已经注意经常反省自己。咱们君臣，别说那么多了，一起好好干吧！
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意外，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心理准备。但皇帝如此长篇大论地哓哓置辩让他认识到，这个皇帝自尊心太强，缺乏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能力太差，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这件事让曾国藩受到很大打击，也受了很大的教训。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戆直之言了。
不过，从此之后，小心眼的咸丰就不断给曾国藩小鞋穿。咸丰皇帝是一个特别爱记仇的人，所以他后来把这个事记了一辈子。曾国藩后来建立湘军，立了很多战功，但是咸丰皇帝对他特别防备，一直不信任他，他办很多事，都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这当然是后话。
不过这次上疏也有正面效果。它显示了曾国藩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一心为国的耿耿用心，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特别是在湖南，他的奏折内容经老乡和朋友们，如罗泽南、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的传播，为湖南通省所知，湖南士人对曾国藩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知名度和威望一下子迅速提高，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当然这也是后话。
3．北京，生命最艰难的时刻
曾国藩不识时务，得罪了咸丰皇帝。
在得罪皇帝的同时，曾国藩还把同事们也都给得罪了。
怎么把同事得罪了呢？
首先是他惹了几个大人物。曾国藩晚年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39)就是说，我早年在北京的时候，专门爱批评大人物。官越大，我越不怕。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贵族，声名早达，三十岁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虽因鸦片战争而被道光“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但不久就获重新起用，任陕甘总督。咸丰即位后，有人参奏他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将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40)皇帝命将其革职交刑部审讯。
虽然两度获罪，琦善在京中人缘却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后，会审人员只寻“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是为他开脱罪责。有人还建议让传告他的萨迎阿随带的司员来对质，传命官与罪犯对质，并不合当时体制，显然有报复这些人之意。当时兼署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琦善虽位至将相，但是既然犯了罪，就一是一，二是二，得查清楚。司员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没有与罪犯对质的道理。如果你们这样办，以后大员有罪，谁敢处理？”（“琦善虽位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研鞫乃其职分；司员职位虽卑，无有传入廷尉与犯官对质之理。若因此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敢过问者？且谕旨但令会审琦善，未闻讯及司员，必欲传讯，当奏请奉旨然后可。”(41)）
曾国藩“词气抗厉”，“四座为之悚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慑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1852）四月，琦善被革职，凄凄惨惨地离开北京，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第二个被曾国藩得罪的，是大学士赛尚阿。赛尚阿也是朝中重臣，做过文华殿大学士，还一度当过首席军机大臣。
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并屡败清军。咸丰派大学士赛尚阿南下督师。曾国藩的好友、军机章京邵懿辰认为赛尚阿缺乏才干，又素不知兵，去了肯定坏事。于是马上上书谏止，但咸丰并没有采纳。后来的事实证明邵懿辰的判断非常准确，赛尚阿到了广西，胡乱指挥，贻误军机，果然一败涂地。
咸丰二年（1852），咸丰命将赛尚阿交刑部议处。同样，大部分人想当老好人，参照成例，放过赛尚阿一马。只有曾国藩坚持，“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42)带兵打仗犯的错误，非同寻常。军务关系重大，直接关系国家安危，不严肃处理，以后谁还好好带兵？那国家不得亡吗？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则。
会议结束之后，他又专折奏请从严议处，赛尚阿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这个人特别爱交际，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他又热心肠，爱帮助人，所以在京官当中人缘是非常好的。
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的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赛尚阿更是人脉广阔，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43)有一次有人请客，曾国藩也去了，见一个桌子上还有空位，桌上坐的，还都是自己认识的人，于是一屁股坐到那了。正想跟大家打招呼，结果他一坐下，这一桌人纷纷站起来，一言不发，都跑到别的桌上去了。当面这样，在背后曾国藩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曾国藩这才发现自己坚持原则，会带来这样严重的后果。
得罪了皇帝和权要的同时，曾国藩还得罪了普通同僚。画稿事件就是曾国藩窘境的明显反映。
前面讲过，曾国藩上给咸丰的第一道奏折叫《应诏陈言疏》，批评了官场风气不正。他说，要改变官场风气，就得皇帝带头学习，带领大家学习圣人教导。所以他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皇帝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画个图，解释讲堂应该怎么布局。
曾国藩一听，也很兴奋，连夜就画。不过曾国藩没学过画画，湖南乡下的农家孩子，没有美术基础，这张图画得歪歪扭扭，相当难看。
图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其实又何尝不是北京官场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官场中人，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急不得。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开阔，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独着急？
曾国藩在奏折中把所有的官员都骂了一顿，说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科道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对皇帝上直言。看到他的奏折中把大家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好嘛，满朝皆醉你独醒，满朝皆浊你独清？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皇帝下了一个求言诏，你就真的独抒己见，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
因此，曾国藩的这个“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都“目笑存之”，笑眯眯地看着他，谁也不说话，显然他们在背后议论他已经很久了。这令曾国藩无地自容。
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多次表示，想回老家。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
早在道光末年，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城欠账将近一千，归家则途费接礼又须数百，甚是难以措办……”(44)
为什么在大清王朝做到“副部长”，却连回家的钱都没有？
主要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
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年俸是一百二十五两白银。用购买力换算的方法，可以算出晚清一两白银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二百元人民币。因此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约相当于今天两万五千块钱，一个月两千零八十块钱。今天的一个京漂这点钱都不够花，曾国藩那时当然也不够花。
在当时的等级社会，官员和平民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朝廷对官员的服装有着明确而烦琐的要求，如果置办齐一年到头的几套官服，就要花掉六百两左右的白银。再比如官员不能和平民混居，至少要租一套独门独院的四合院。曾国藩在绳匠胡同租了一套四合院，年租金是一百六十两。关于曾国藩日常生活的收支，我曾经专门写过两本《给曾国藩算算账》，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因此在那个时代做京官实际上是一个赔钱的事。很多京官解决财务赤字，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靠家里补贴，另一个是营谋灰色收入。很多地方官愿意结交京官，让他们在北京为地方官探路。很多京官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巨额的灰色收入。但在曾国藩的资料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笔这样的记载。因为曾国藩已经发誓要“学做圣人”，他的理学修养体现在经济生活上，就是不谋求任何经济收入。
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45)
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地自我批评。在京官时期，曾国藩立下了“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但是，做一个清官其实是很痛苦的。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所以在曾国藩的日记中我发现了一条很有意思的记载，那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二月初十日的一段日记，他说“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46)，就是说白天跟人出去吃饭，一个朋友在酒桌上聊起来，昨天有人送了他一笔别敬，数目很大。曾国藩当时就很羡慕。又想起昨天晚上自己做梦，梦见有一个朋友发财，发了几十两银子的财，他在梦中就羡慕得不得了。他反省起这两点，觉得自己实在太下流了，好利之心在梦中都不能忘，可见自己已经卑鄙、下流到了什么程度。还有一段日记也很有意思，在这一年的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47)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回想起来这段时间随朋友的分资都很周到，谁通知我，我都去，而且随的钱都很多。我为什么这么做呢？今天我想明白了，过几天我祖父的生日到了，我准备在北京摆几桌，通过祖父的生日收一点儿贺礼，以度过目前的财政危机。想想自己是一个堂堂的京官，一个要发誓学做圣人的人，居然打这么一点儿小算盘，实在是太要不得，在日记当中痛骂自己。通过这两则日记的记载，我认为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么卑污、多么贪财，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的是清廉之员，鼓励的是贪官。
做初级低级京官时是这样，做了“副部级”高官，不主动伸手捞钱的曾国藩的收入仍然不高。
清代侍郎级高官，年俸一百五十五两。加以恩俸和禄米等补贴，年收入一共可达六百二十两，此外还有一些公开的灰色收入。咸丰初年（1851），曾国藩兼署礼、吏、兵、刑、工五部侍郎，在好几个部领津贴，收入应该更高。但是随着交往等级的提高，开支也随之增加。比如交通费一年就要四百两，所以清代的侍郎仍是一介穷京官。
所以曾国藩在北京经常借钱，曾国藩的日记、账本上借银的数量，逐年增长，在升任侍郎后的道光二十九年（1849）七月十五日，他在家书中提道：
今年我在京用度较大，借账不少。
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他更是说：
但京寓近极艰窘。
这时他的外债已经一千多两。做了堂堂“副部长”，居然掏不起回一趟老家的路费，不知今日读者读了这段资料，会有何感想。
曾国藩道光十九年（1939）离家后，一直没有回去过。在这十多年间，他的祖父祖母先后去世，曾国藩都没能参加葬礼。母亲江氏夫人更是非常想念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子。
随着离家日久，曾国藩也越来越想念家乡、想念亲人，家书中一再流露想回家探亲的念头。但是曾麟书一直不同意曾国藩回家，要求他在京老老实实做官。曾国藩曾经提出一个“迎养”计划，要接父母到北京享两天福，江氏从此就心心念念去北京，但是丈夫曾麟书知道曾国藩经济紧张，怕他花钱，不同意这个计划。
就在曾国藩左右为难之时，喜从天降。咸丰二年（1852）六月十二日，皇帝派他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
这次前往江西，是曾国藩盼了十多年才盼来的差事。
明清两朝，在北京为官的京官们个个都盼着被皇上派到各省去做主考官。一来，可以收纳许多门生，这些被他取中的举人当了官，一辈子会奉他为老师，感他的恩德。二来，到各地做主考，按惯例地方官场都会公送他一笔厚厚的“程仪”，再加上私人致送的礼物，收获总能在三五千两白银之间。这是清贫的京官生涯中难得的“加油站”。数年前，曾国藩到四川做乡试主考，就曾经发过这样一笔财。虽然用今天的财政标准衡量这些收入是灰色的，实际上在当时却是公开的、合法的，因此并不违反曾氏“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
除了会缓解财政困难外，更主要的是，皇帝已经同意考试结束后放曾国藩两个月的假，“赏假两月回籍”。江西与湖南相邻，他可以在乡试结束后顺理成章地回家探亲。
曾国藩满怀兴奋地于咸丰二年（1852）六月“驰驿出都”，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
(1)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56页。
(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0页。
(3)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3页。
(4)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6页。
(5)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8页。
(6)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246页。
(7)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86页。
(8) 《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679页。
(9)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76页。
(10)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5页。
(1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5页。
(1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76页。
(13)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8页。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68页。
(15)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89页。
(16)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9页。
(17)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13页。
(18) 《清实录》第40册，第294～295页。
(19) 同上。
(20)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5页。
(21)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8页。
(2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4页。
(2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页。
(24)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页。
(25) 同上。
(26)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92页。
(27)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0页。
(2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1～42页。
(29) 喻大华：《道光皇帝》，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30)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70页。
(31)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70页。
(32)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3页。
(3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页。
(34)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9页。
(35)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第2页。转引自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36)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37页。
(37) 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谭荟》，第13页。转引自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38)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48页。
(39)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28页。
(40) 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14，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161页。
(4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9页。
(4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20页。
(43) 钱仲联主编：《曾国藩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
(44)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46页。
(45)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4页。
(46)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6页。
(47)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