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湘军为什么牛气
1．创建湘军的苦心与良心
咸丰三年（1853）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
湘军的出现，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不光改变了曾国藩个人命运的走向，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走向。
如前所述，咸丰命曾国藩出山，是让他“帮办团练”，也就是训练点“民兵”。出发点是怕湖南治安不靖，巡抚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曾国藩帮着打打土匪而已。谕旨中“帮同”“团练乡民”的用语，已经非常明确地限定了曾国藩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范围。
然而曾国藩志不在此。曾国藩早就知道，训练团练对天下大局没有任何作用。
朝廷对团练的规模和任务规定得很明确，就是不离乡的小股武装。咸丰三年（1853），朝廷要求各地“在籍大臣”兴办团练时，特意这样强调：“或筑寨浚壕，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1)只是用于地方自卫，保卫自己的村寨，并严格限制其活动范围，强调“不得远行征调”，以防对国家安全构成任何冲击。可见即使是到了这样火烧眉毛的时候，朝廷对地方武装的防备仍然非常周到细致。
在这样的限制下，团练规模太小，训练不精，不但打不了太平军，对付土匪都没什么大用。曾国藩曾给张亮基写信这样说：“惟团练终成虚语，毫无实裨，万一土匪窃发，乡里小民仍如鱼听鸣榔，鸟惊虚弓，怄怯四窜，难可遽镇也。”(2)也就是说，虽然有了团练，但是土匪一来，百姓仍然是四处乱跑，因为他们都知道团练不顶事。事实也是如此，自咸丰三年各省举办团练起，大多“苟且涂饰，未经实力讲求……无事则恃为威胁，扰害乡闾；有警则首先逃遁，流为盗贼”(3)。没事时，团练的作用是扰民，有事时，团练率先逃跑，有的还干脆变为土匪。
曾国藩在出山之初，就暗暗计划，要以练团练为伪装，创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凭着这支军队挽救朝廷，再造国家。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是整个大清王朝其他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军队是国家的根本，因此清代满族皇帝在军权上，历来对汉人防范甚严，不光不能让汉人创立军队，也不能让汉人掌握决定国家命运的重大军事指挥权。后来湘军势大之后，满洲武臣、在辛酉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胜保曾忧心忡忡地提醒皇上：“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柄尽付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4)也就是说，我朝历代皇帝都不把大权特别是兵权交给汉人，这里面有着深远的考虑。这句话正是满族亲贵这种心态的典型代表。
而曾国藩要挑战的正是这样一条国家根本原则。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冒着毁家灭族的危险来干这样一件事呢？
首先是因为太平军不是普通的敌人。太平天国起义，与中国历史上所有起义都非常不同。它不仅是清王朝的敌人，也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敌人。也就是说，如果太平天国建立了大一统王朝，则天下人不光要接受改姓易号的变化，同时也要接受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的统治。
与曾国藩的屡败屡战不同，考秀才四次失利后，洪秀全就放弃了科举生涯，凭着一本传教士发给他的小册子，和自己发高烧时一个离奇的梦，创建了“拜上帝会”，然后到广西劝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道光三十年（1850）底，正当广西各教门纷纷聚众之际，洪秀全也在金田率领自己的教徒宣布起义。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都是以本土宗教或思想为精神动力，但是拜上帝教的源头却是西方的基督教（虽然经过了洪秀全的创造性发挥）。历代农民起义从来没有有计划地消灭中国文化。但是为了统一思想，洪秀全却宣称中国传统文化均为“妖”书“妖”术，要焚毁所有中国经典，扫灭所有中国传统信仰。
所以太平军所到之处，必焚毁孔庙、毁掉神像、拆改庵院，“神佛像非毁坏，即搬去”(5)。遇到名寺古刹、书院、古迹、文物，或者焚毁一空，或者改作兵营、仓库、屠场。曾国藩后来在《讨粤匪檄》中说：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6)
也就是说，自古以来，生时有功德者，死后会被尊奉为神；王道治理阳间，神道治理阴间。因此即使是乱臣贼子穷凶极恶之人，也往往敬畏神明。李自成到曲阜，不敢冒犯孔庙；张献忠到梓潼，也祭祀文昌帝君。而太平军却焚毁郴州的学舍、毁坏孔子的神位，两廊屋中供奉十位哲人之处，也是遍地狼藉。自郴州起，凡他们所经过的郡县，一定先烧毁庙宇，即使是忠臣义士，像关羽、岳飞等也都被污毁了庙宇，砍掉了神像的脑袋；其他的佛寺、道院、城隍庙、土地庙，更是没有一座寺庙不被烧毁，没有一座神像不被毁灭。这实在是鬼神共愤，冥冥之中希望雪耻复仇的！
太平军不止在湖南一地如此，所过大抵皆然。比如太平天国在镇江金山、北固山寺院到处放火，甘露寺“仅存天王殿、长廊及石帆楼数椽，余则荡然无存”(7)。太平军经句容，毁曲山宫观，“茅山自西汉迄今数千年，灵贶照耀寰宇……贼遂将山下宫观数十区，投诸一炬”(8)。在常州，“凡寺院神庙无得免者”(9)。有名的天宁禅寺，“庚申之变，案卷沦失，碑毁无存”(10)。苏州寒山寺，“咸丰十年被毁”(11)，“虎丘唯剩一塔”(12)。洪秀全在南京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的过程，更是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如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被炸掉，明代故宫被拆毁得只剩一座门，所有“寺观庙宇，或焚或拆”(13)。
除了建筑之外，书籍毁坏也非常严重。太平军前期以中国书籍皆为妖书，大加焚毁。“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14)搜到各家的藏书，一担一担地挑来扔到厕所里。厕所里扔不下，再点火来烧。烧着费劲，就用水浇。读书的人要斩首，收书的要斩首，买书卖书的人一同都斩首。
据《漏网喁鱼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罄洗一空”。《苏台麋鹿记》也说：“即如书籍，贼皆无所用……或抛散一空，或抽弃一册，甚至顺风扯去，片片飘扬，灰尘溷厕中，时有断简残编。”(15)因太平军随意毁弃书籍，虎丘山塘街的小贩竟然用宋版明版等古书包糖豆。某士子于是天天去买几十包糖豆，最后保留下宋版书近百页。在昆山巴溪，“经书典籍，弃等废物”(16)。嘉定、奉贤学宫，“奉部颁发书籍，咸丰十年被毁无存”(17)。起义军进驻宁波，浙东天一阁一半珍本或被毁或流失。存放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两阁荡然无存，一阁损失多半。因此苏南知识分子叹息：“经典书籍，弃等秽污。自古流寇之毒祸，未有如是烈者。”(18)甚至说“我恐焚书坑儒之后，未有如此之大劫也”(19)。也就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没有比洪秀全更厉害的文化毁灭者。
曾国藩是理学家，在他眼中，儒学是天地间唯一的真理。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如果太平天国起义成功，中国将陷入巨大的蒙昧。这是他决定挺身抵抗的根本原因。他在《讨粤匪檄》中说，太平天国不仅是大清这个王朝的敌人，也是中国这个文化体的敌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积累，面临全部毁灭的危险。这不只是大清王朝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危机。孔子孟子知道了，也会在地下痛哭失声。
所以他以“扶持名教”自任，“赫然奋怒，以卫吾道”。他出山的目的是“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20)。不光是为皇帝效劳，也是为了维护孔圣人的遗产。不光是为被杀掉的百姓报仇，也是为被毁掉神像的神灵雪耻。所以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任何风险。
太平天国威胁巨大，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不利用已有的国家正规军去平定，而非得自创军队呢？
这是因为大清王朝的正规军此时已经腐败到底，无法改造了。
事实上，关于创建新的军队这件事，曾国藩已经想了好久了。早在他兼署兵部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对大清国家武装进行过深入研究。
清代国家正规军分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是满族武装，绿营是汉人军队。清代中前期，国家正规军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正规军不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已经打不了仗了。
道光二十九年（1849）秋天，俄罗斯有一位叫科瓦列夫斯基的外交官，出使中国，在卢沟桥边参观了一次八旗军队的火炮射击训练。他在自己写的游记《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他说本来观炮仪式是大清帝国军界的重要活动，规模盛大，层次很高，“即使皇帝不能亲自前来，也要派亲信要员前来观摩”。因此科瓦列夫斯基以为参加演习的士兵一定会精神抖擞，军容整齐。但来到现场，他惊讶地发现，八旗官兵精神状态非常散漫。他在书中说：“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聊天，还有的在缝补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21)
等演习开始，科氏发现整个过程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但是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旁边。……炮甲似乎并不在意，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门炮旁边。”
这样的演习，简直就是儿戏。所以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22)
这是俄罗斯人的报告。
中国官员的汇报也很让人吃惊。道光十四年（1834）冬，两广总督卢坤检阅广东水师。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比试武艺，主要比试射箭打枪。不料一场比试下来，几百个军人当中，有七十八人都脱靶了，也就是说一枪一箭都不中。有二百二十六人打了许多发，射了很多次，就中了一枪或者一箭，这个结果让卢坤大跌眼镜。
这样一支毫无专业精神的军队，不惟在英国人的大炮面前一触即溃，甚至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太平军面前也不堪一击。
道光三十年（1850），广西巡抚周天爵带兵去镇压太平军。周天爵在回忆录中说，出征那一天，他带领的这些士兵居然如同徘徊在屠宰场门口的猪和羊一样，说什么也迈不动步。周天爵一生气打了他们几下，这些人和女孩子一样，在路边哇哇大哭起来了。（“于是二月初一日出省，带兵一百名，如驻马嵬坡，皆不愿走也；路上募一百名又如石壕吏，未走先哭。”）
等到真正作战之时，这些人更是一个个裹足不前，让他无计可施。他写道：
惜我兵一百名如见鹯之雀，一百勇如裹足之羊，无一动者。我手刃二人，光淮而（用）箭射杀二人，亦无应者。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不意如此。(23)
也就是说，这些士兵如同麻雀见了老鹰，绵羊见了老虎，根本迈不动步。他亲手杀了两个士兵，另一个军官用箭射死两个，还是没有人向前冲杀。你说这样的军队，能镇压得了太平天国吗？
曾国藩是一介书生，没当过兵，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所以他对清朝军队现状很了解。
曾国藩描述当时各省军队的情况说：“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痼习。”(24)
他认为，国家正规军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没法治了。“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25)如果能把现有军队训练一下利用起来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军队习气太深，已经没法重铸面目，再换胃肠。
因此，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抛开正规军，从头开始，自己动手训练出一支崭新的湘军。
但是一个汉人要跳出国家体制，自创一支军队来取代国家军队，这是大清二百年来没有过的，绝对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实在是挑动着清代统治者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曾国藩不是不知道这件事的风险。曾国藩为人处事表面上看起来保守，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却又有着他人所没有的巨大勇气。为了挽救朝廷，更是为了挽救他所珍视的文化传统，他决定放手一搏。
为了让自己的计划获得通过，曾国藩必须采取一些伪装。
曾国藩接受的既然是办团练的任务，他就在这个题目上想办法。到了长沙后不久，他就写了一道奏折，向皇帝汇报说，他准备在长沙建立一个民团，不过规模比一般的稍微大些，他叫作“大团”：
因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
为什么要建这个大团呢？
主要是省城长沙防守力量空虚：
长沙重地，不可不严为防守。臣现来省察看，省城兵力单薄，询悉湖南各标兵丁多半调赴大营，本省行伍空虚，势难再调，附近各省又无可抽调之处，不足以资守御。
他计划多花些时间和精力，好好练练这个民团的军事技术，这样一旦打仗，才能发挥作用。以前国家虽然养了很多兵，但是因为不重视训练，所以见敌即溃：
湖南行伍空虚，以练兵为要务。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溃逃，未闻有鏖战者，所用兵器皆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交接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练习，无胆无艺故也。今欲改弦更张，于省城立一大团，择乡民壮健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
这道奏折，就是以团练为名，行建军之实。他的这个“大团”，和以往的团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一般团练都不出各乡各县，他则要在长沙立一个“大团”，用来防守省城，甚至出省作战。这就突破了朝廷关于团练作战区域的限制。
其次，以前团练选人用人不出本县，他则在全省范围内招人。
再次，他把“团练”二字拆开。以前的团练，他用“团”字概括，指的是清查户口，稽查奸细，捆送土匪之类的事情，也就是他在审案局所做的事。他现在所做的事，则是“练”，也就是选拔兵丁，训练军队，可防本省，可剿外省，“即今官勇之法”。
这其实就是要组建一支正式的军队。
当然，为了含糊其词，他还说：“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26)
戚继光练的是新军，傅鼐办的是民团(27)，根本是两码事。曾国藩却把二者混在一起，揣着明白装糊涂，有意误导皇帝。他这样一和稀泥，要独立建军的目的就看不清楚了。
湘军成军之后，曾国藩多次谈起戚继光理论，但是再没有提傅鼐一字。很显然，他打起傅鼐的招牌就是为了瞒天过海。
曾国藩当了十三年京官，凭着他对官僚体系的了解，知道如果按常规办事，是永远不可能建成湘军的。因此曾国藩虽然以诚自命，这次却不得不欺骗皇帝。
咸丰帝或者是因为不够精明，或者是在焦头烂额中根本没有细看这份奏折，感觉这反正不是坏事，就在上面草草批示了十一个字：“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28)
这道批复，成了曾国藩的尚方宝剑。
事实证明，曾国藩是一个善于抓住机会和创造机会的人。
拿到了皇帝的批准，曾国藩开始着手创建他的军队。
然而，创建军队岂是容易的事情。
军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进士出身的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对于行军布阵、带兵训练没有一点儿实际经验。
刚到衡阳，曾国藩面临着五无：
一是无办公场所。
二是没有名正言顺的职权。开始他想挂上“统辖湖南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写好之后，又感到不妥：正是他过分张扬的言行使他与湖南官场呈现紧张状态，这块牌子一挂出去，必然会引来湖南官场的再次攻击。因为谕旨中明确写明他的权力是“帮办”，而不是“统辖”。想了想，只好把牌子摘了下来。
三是还没有经验。如何招兵，如何筹饷，如何采购武器，如何编营，如何训练，如何制定营规，如何选择军官，如何设定军饷标准，如何排兵，如何布阵……太多环节要从头学起。
四是没有朋友前来帮忙。长沙之辱使曾国藩脸面丧尽，人心离散。不但通省官员们不齿于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焘、郭昆焘、刘蓉、左宗棠，也都认为他行事鲁莽，难以成功，竟没有一人愿意前来帮他。
当然，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第五条：无制度保障。
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军饷来源。
湘军和正规军最大的不同是“不食于官”。不必国家拨给经费，而是像团练那样钱粮自行筹措。这是湘军唯一像团练的地方。
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绿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省官员既与他关系紧张，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毕竟，练兵这个任务是曾国藩自找多事，并非国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计划。曾国藩身为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饷源。
然而对于一支建设中的军队来说，钱太重要了。钱就是空气，钱就是生命，钱就是润滑剂。没有钱，大至招兵买马，采购武器，小至办公经费，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动。曾国藩说“筹饷更难于督兵”，“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29)。
可以说，如果没有长沙之辱的刺激，曾国藩不可能克服这五难，开创湘军。长沙之辱如同一根针扎在心里，让他时刻难以自安，终于苦苦支撑，惨淡经营，斩关夺隘，排除万难。
没有办公场所，他就借住在一户祠堂里。
没有名位，他只好照旧用长沙时用过的“湖南审案局”五个字来接送公文。
没有经验，曾国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摸索。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曾国藩不断失败，不断犯错。我们不谈陆军，先来看看曾国藩是如何创建水师的。
曾国藩到衡阳后不久，朋友郭嵩焘就建议说，要彻底打败太平军，就必须占据长江之险，控制运输这条生命线。而要占据长江，就必须先有水师。曾国藩一听感觉非常有道理，立刻采纳建议，决定建立水师。咸丰三年（1853）十月，曾国藩在衡州设厂建造战船。
然而问题来了，曾国藩找来湖南全省的能工巧匠，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造战船。
曾国藩开始想造木排御敌。他异想天开地认为：“盖船高而排低，枪炮利于仰攻，不利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动不能战。排虽轻，免于笨，尤免于晃。”(30)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纸上谈兵，造好木排一经试验，发现木排顺流尚可，逆水行排则极为迟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31)。以之当敌，不啻儿戏，于是改弦更张，一心造船。
既然无人会造，曾国藩就自己设计。湖南湖北赛龙舟风气很盛，于是他命人以龙舟为制，造了一批“曾氏战船”。曾国藩自己说：“余初造战船，办水师。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因思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桡长桨，如蚿之足，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尽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32)
然而一试验，“曾氏战船”容易倾覆，根本打不了仗。费尽周折，曾国藩终于找到了明白人。从长沙前来的守备成名标向曾国藩介绍了广东快蟹船和舢板船的大概样子。又过几天，同知褚汝航从桂林前来，向曾国藩介绍了长龙船的造法。于是曾氏大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两厂之船，往来比较，互相质证。”(33)两位军官本身并非工匠，他们只介绍了外地舰船的大体模样，至于船的具体结构尺寸，乃至每一个部件，他都要和有经验的工匠反复设计，不断试验。
当时广西巡抚劳崇光解炮二百尊赶赴湖北，在经过衡州时曾国藩将其截留，包括护送的水手也一并留下，这些人后来成了湘军水师的教练。当时，中国各地所铸造的战炮，不仅炮身笨重，射程短，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时常炸裂。早在鸦片战争时，曾国藩已经认识到英国人的船坚炮利，为此，曾国藩花费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经过反复研试，终于将洋炮安装在战船上，成了当时中国技术先进、装备精良的内河水师。
史载曾国藩“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34)。字字不虚。曾国藩身上有着突出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勇于尝试，勤于尝试。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35)。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建成十营水师。曾国藩建军，确实筚路蓝缕。
然而比起筹饷来，以上这些都算不上艰苦了。
曾国藩最初拒绝出山办理团练，一个最关键的原因还不是自己不懂如何练兵，而是不愿意去筹钱。因为办团练国家不提供经费，只能自己去劝捐，也就是说，劝那些大户捐款。早在还没有出山前，他就说过：“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36)也就是说，不要说自己脸皮薄，不愿登门劝捐，就是自己硬着头皮上门，但是自己认识的人大多非富贵人家，筹钱实在太困难。
创建湘军之后，关于军饷，曾国藩想来想去，还是只有劝捐这一个办法。他在衡阳设立劝捐总局，派人四处劝捐筹饷。回报是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
然而，曾国藩本身非官非绅，权力不明，收据由曾国藩自己刊印，信用不高。从咸丰三年（1853）八月到咸丰四年（1854）底，总局费尽口舌，一共才弄到一万九千多两银子，根本无济于事。劝而不动，他只好强行勒派。巨绅们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动用拘押手段。结果虽然弄到了一些钱，却招致地方大户的重重怨恨。曾国藩因此叹息：“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37)
因为劝捐，他甚至还得罪了皇帝。原来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急公好义，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解了曾国藩的燃眉之急。曾国藩感动之下，想把他树为表率，带动捐输事业，于是上疏请旨，请朝廷批准将杨健列入祀乡贤祠。
杨健生前为官平平，且受过处分，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不过兵务紧急，同意他这个请求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不想精于小事疏于大计的咸丰皇帝根本体谅不到曾国藩的难处，恪守“名位不能轻易予人”的教条，大发雷霆，将曾国藩痛骂一顿，说他“所奏荒谬之至”，并且说“（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着交部议处”(38)。
而京官们部议的结果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皇帝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使曾国藩由二品京堂降到了三品。
2．与咸丰帝的博弈
曾国藩咸丰三年（1853）初开始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年初出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要逐一解决用人、筹饷、购械、整章、建制等难题之外，还面对着一个更巨大的难题：那就是咸丰皇帝的瞎指挥。
曾国藩调动全部心力，苦练湘军。他把自己当成了滔滔天下唯一的中流砥柱，当成了天下最后的希望。他要用这支军队去挽救大清的危亡。所以他练兵的宗旨是，首战一定要胜。不真正练成，绝不轻易出兵。他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若仓皇一出，比于辽东自诩之豕，又同灞上儿戏之师，则徒见笑大方耳。必须练百金精强之卒，制十分坚致之械，转战数年，曾无馁志，乃可出而一试。”(39)
然而，咸丰皇帝却不这样想。
当初曾国藩对咸丰说，要在湖南“立一个大团”，办一个大的团练。咸丰皇帝不置可否地默许了。在咸丰看来，“只要对镇压太平天国有利，只要不从中央财政拿钱，怎么办都可以。他不清楚细节，也无时间无心思做具体的策划”(40)。湘军的创立，在咸丰的政治视野当中，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北伐。咸丰三年（1853）八月，西征军直指武汉。咸丰皇帝十分着急。这个时候，咸丰皇帝手中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南方各省的军队大多溃败，或者集中于江南江北大营不能动用。这时咸丰才想起了曾国藩。他想起曾国藩几个月前说过，他要练一支一万人的军队，那么大半年过去了，虽然他没对书生练兵的曾国藩抱多大希望，但起码这支军队可以拿来救救急吧？
于是他给曾国藩下了一道命令，令他率炮船北上增援湖北。
曾国藩这下可犯了难。此时，湘军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练兵才练到一半，军队技能还处于半生不熟的状态，与一般的小股农民武装战斗是没有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要与身经百战的几十万太平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特别是湘军水师，现在船才造了一半，威力强大的洋炮还没安上，根本没法出兵。
但是皇帝的旨意，又不能不从。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打算派部下带三千人到湖北去应付一下。但是咸丰并不同意，坚持要曾国藩亲自带全部湘军前去，他怕曾国藩再次拒绝，先给曾国藩戴了个高帽，说“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兵力之不足”。谕旨中还有“两湖唇齿相依……自应不分畛域，一体统筹”之语，意思是曾国藩如果不出兵，就是不顾大局。(41)
曾国藩没有办法，只好以“拖”字诀来解决。于是他精心上了一道奏折，说我积极准备出兵，现在正在筹集饷银和购买洋炮，等大炮安上，军饷到手，就马上出发。
“拖”字诀发挥了作用。这道奏折上了没多久，军势形势发生变化，太平军离开湖北，开赴安徽，曾国藩这才放下心来。
然而这一年十月底，太平军进攻安徽庐州，兵势凶猛，安徽不支。咸丰皇帝第三次下令曾国藩火速率兵救援，与安徽巡抚江忠源会合，收复安徽失地。和上次一样，咸丰皇帝怕说不动曾国藩，在上谕结尾又加了这样几句：“该侍郎忠诚素著，兼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42)
这一次时间过去了两个多月，按理湘军训练已经比上次充分，应该动身了。因为除了皇帝的严旨不说，安徽巡抚江忠源也是曾国藩的好友，私交很深。
江忠源字岷樵，是湖南新宁（今属邵阳）人，此人出身不过举人，却胸怀大志，才气超群。我们以前讲到过，曾国藩做京官时俩人就相识了，江忠源拜倒在曾门之下，执弟子之礼。曾国藩在送他出门的时候说过：“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咸丰皇帝登基时，命曾国藩举荐人才，他向咸丰推荐了六位干才，江忠源就名列其中。
后来太平军入湘，江忠源散尽家财，募勇五百人抵抗。因军功先后升知府、按察使，最后授安徽巡抚。以举人数年而成巡抚，在当时也是异数。可见此人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失去了他，天下形势更不可想。更何况，曾国藩另一个更为要好的朋友、儿女亲家陈源兖，也正在江忠源军中。有了这样的渊源，按理，曾国藩无论如何也应该出兵相助。
然而曾国藩再次抗命，拒不赴援，回复皇帝说，他还需要一段准备时间。现在草草一出，很有可能是有去无回。现在他正不惜重金采购洋炮，训练军队，岂能因皇帝的严旨功亏一篑？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江忠源被太平军围困在庐州，弹尽粮绝，情况万分危急。江忠源亲自写信向曾国藩求救，咸丰皇帝也再一次命曾国藩迅速出兵。
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给皇帝上了封奏折，说明自己为什么不动身。他说，我现在兵练得还不熟，特别是船只没有造齐，大炮没有装完，水勇没有招够，“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等待从广东购买的西洋大炮全部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行”。“事势所在，关系甚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43)
他还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及以堵为“剿”之策，意思是让咸丰皇帝统筹规划，把这四省组成一个军区统一指挥，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一回，咸丰皇帝可终于火了。你曾国藩练了点儿兵，能不能打仗还不能说，还这么拿着捏着迟迟不动，还在这指挥我怎么组织各省合防。你把自己当谁了，当成大清国的大救星了？没有你天下还真的不行了？
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亲笔批道：
现在安省待援甚急，若必偏执己见，则太觉迟缓。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乃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44)
现在安徽这么紧急，你再固执己见，拒不出兵，那么肯定来不及了。我以为你还算有良心，所以让你出兵，救救燃眉之急。没想到你在奏折里，替我统筹起几省的军务来了。我问你，你的才力，能统筹得了几省的兵力吗？平时你就能吹牛，觉得谁也不如你，把别的官员骂得够呛。现在怎么真有事，你又不敢出兵了？你别说别的，早点儿出兵，早一天就能早顶点儿事。你的兵虽然少，但多少总能发挥点作用。你和我吹过那么多牛，关键时刻，你快点儿给我办出成效来！
字字怒火，字字刻薄。当年被曾国藩在《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中批评时所受到的委屈怨恨喷薄而出。从这种讥讽的口吻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咸丰皇帝看来，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好高骛远、纸上谈兵的书生。
奉到如此严苛之旨，曾国藩毫不害怕，他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了一封表面上诚恳、实则强硬非常的回奏。他说：
微臣有数条，不得不逐条陈明：
一、起行之期，必俟解炮到楚。臣所办之战船，新造者九十号，改造者百余号，合之雇载者共四百号，可于正月中旬一律完毕。惟炮位至少亦须八百尊，乃敷分配，计算正月之末，总可陆续解到。
二、黄州以下，节节有贼，水路往援之兵，不能遽达皖境。臣奉命由水路前往，阻隔黄州一带，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
三、三省合力防堵之说，系臣骆秉章与臣函内言之；四省合防之说，系臣江忠源与臣函内言之。臣之才力固不能胜，臣之见解亦不及此，此系吴文镕、骆秉章、江忠源三臣之议论。然舍此办法，则南数省殆不可问矣。
四、饷乏兵单，微臣竭力效命，至于成效，则不敢必。臣以丁忧人员，去年奏明不愿出省办事，仰蒙圣鉴在案。此次奉旨出省，徒以大局糜烂，不敢避谢。然攻剿之事，实无胜算。且贼势猖獗如此，岂臣区区所能奏效。臣自维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
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人世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已。(45)
这封奏折很长，这里只是摘录。奏折要点有四。一个是他确实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正在兴办战船，“昼夜催赶，尚不迟缓”，明年正月底才能装齐大炮出征；二是咸丰的指示不符合实际情况，长江沿岸，到处都是太平军，“何能遽行扫清，直抵安徽？”三是辩白四省合防论不是我自己的看法，而是这几个省的总督巡抚的一致意见。
最后一条，则是对咸丰表明自己的心迹。曾国藩说，我当初本在家守孝，是你硬让我出山。我出来带兵，本来就没有经验，处处都是困难，所以不得不再三准备。如果你现在非逼着我草率出兵，我肯定会失败。与其失败之后，你治我“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我现在受你治我“畏缩不前”之罪。我一个文臣为国练兵，不能在家守孝，已经受到士林的讥讽，现在又以大言欺世，受到全天下的嘲笑，我又有什么面目自立于人世。深夜焦思，只有痛哭。
千言万语，就是现在不能出兵，你想怎么处分我，随便吧。
这封奏折写得强硬而又沉痛，句句顶着咸丰来，这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劲头。
咸丰早就知道曾国藩的脾气，现在一看这封奏折，知道曾国藩是不可能让步了，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反过来说曾国藩说得有理，让步抚慰，还说“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46)。
和皇帝他只能讲具体困难，和朋友他才能掏出心中的大计划。曾国藩给江忠源回信，解释他何以不出兵。他说，这次练兵，他是为天下根本之计着想，因此“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这样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如果仓促起行，“人尽乌合，器多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着面”(47)，这样的军队纵能速达，又何堪一战，无异于送死。
不知道江忠源是否看到了这封回信。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十七日，太平军炸塌庐州城墙，乘势杀入。江忠源因为孤立无援，抵抗不住，转战至水闸桥边，身受七伤，投古塘而死，时年才四十二岁。曾国藩的亲家、候补知府陈源兖等也同时死事。曾国藩得到信息，不觉“呜呼痛哉”！
然而为了天下大局，他只能如此。咸丰皇帝把曾国藩的这点儿兵当成了芝麻盐，需要时撒一下，撒完了也就完了。而曾国藩却认为，他手中这支新的军队是天下全部的希望，不能轻易孤注一掷。
曾国藩拒不出兵，不光让江忠源等朋友失望，也令湖南通省官绅对他有意见。曾国藩为了建立湘军，四处劝捐，甚至勒捐（强行摊派），从社会上筹集了大量的钱。现在国家有急，皇帝屡令他出师，他却做起了缩头乌龟，几次拒绝。社会上对他议论四起，他只是付之一笑。
给刘蓉的信中，曾国藩这样说：
省中人言籍籍……有以书来贺我起行者，有以书来责我迟缓者，仆方付之一笑，以为不足办（辨）而已。……如仆者，尚何忌何待？然不稍为储峙，则此后更无继者，故不得不稍慎也。(48)
省城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写信来祝贺我出发，有的写信来责备我迟缓。我都付之一笑。我对个人得失没什么想法，怕的是如果不好好准备，轻率出动，失败之后，整个天下就没有人敢于继续尝试镇压太平天国了。
在给其他朋友的信中，曾国藩这样解释说：“此次募勇，成军以出，要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养成艰难百战之卒，预为东征不归之计。若草率从事，驱不教之士，执窳脆之器，行三千里之远，以当虎狼百万之贼，未与交锋而军士之气固已馁矣。……故鄙意欲竭此两月之力，昼夜训练。凡局中窳苦之器，概与讲求而别为制造，庶几与此剧贼一决死战。……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49)
也就是说，我这次训练湘军，必须卧薪尝胆，勤操苦练，练成能而百战艰难的士兵。如果草率出兵，带领没有训练过的士兵，拿着劣质的兵器，和虎狼一样的太平军作战，没交锋就已经先败了。所以我决心日夜训练，劣质兵器一律淘汰替换。虽然别人讥讽我浪费军饷，不敢迎难而上，我也不怕。
这时候的曾国藩，真可以说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曾国藩这几次抗疏拒旨，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轻进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但是也进一步强化了他在咸丰头脑中的“刺头”印象。自从登基以来，还没有人像曾国藩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硬顶撞他，如此坚决地拒绝他的命令。只因湖南鞭长莫及，他对这支湘军本来也没抱什么太大希望，这才没有对曾国藩追究到底。但是他对曾国藩的反感与日俱增。
曾国藩拒不出兵，不但损折了好友的性命，也送了自己座师的老命。
当时，担任湖广总督的是吴文镕。吴文镕是江苏仪征人，历任湖北、江西、浙江、云贵大员。由于有“剿贼”经验，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入湖北形势危急之际，清廷调他为湖广总督，坐镇武昌。
早在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中进士时，吴文镕是主考官之一。所以按当时惯例，曾国藩要称吴文镕为“座师”。两人关系一向亲近，曾国藩的日记中留下了二人交往的多次记录。吴文镕出任江西巡抚时，曾国藩专门送别，并赋长诗以志怀。
吴文镕到达武昌之时，全城已经逃徙一空，官兵仓皇无计，人心涣散。吴文镕临危不乱，传集僚属，誓以死守。他当日就住在保安门城楼之上，示与守城官兵共生死之意，当时随身仅一仆一马，无书吏师爷，也无亲兵夫役。他在城楼上昼夜处理文卷，衣不解带者两月。因此人心稍定，溃兵稍集。太平军看到城守严密，不得不退守下游，不敢直接进攻省城。
此时的湖北巡抚是崇纶，满洲正黄旗人，为人工于结纳，善于钻营，所以升得很快。但此人贪生怕死，当太平军围困武汉之时，他急于保命，要求自己带队出兵，实际是想借机出城逃跑，吴文镕一眼看穿了他的把戏，拒绝了他的计划，于是他对吴恨之入骨。
不久太平军再次逼近省城。吴文镕与曾国藩反复飞递书信，商量用兵大计。曾国藩说现在太平军势盛，如果轻易出战，必败无疑。所以劝吴文镕死守武昌，约定明年初，待湘军水师建成，水陆并进，届时与吴文镕里应外合，夹击太平军。
可是，崇纶却千方百计地想把吴文镕逼死。他上疏咸丰，弹劾吴文镕“安坐衙斋，闭城株守”(50)。说太平军本来人数不多，势力不大，但是吴文镕不敢出兵，借口说非要等湖南广东等地派来大兵才肯一起出“剿”，这显然是贪生怕死。还说什么“兵勇各告奋勇，情愿自去杀贼，亦不准往，不知是何居心，是何肺腑”(51)。
咸丰皇帝本来就没有主意，又急于求成，于是也催吴文镕出战。
曾国藩闻之，心急如焚，马上给吴文镕写信说，千万不要出武昌，即使因此受到处分，也不必害怕：“窃念吾师之进退，系南北两湖之安危，即系天下之利害。……虽有严旨切责，吾师尚当剀切痛陈，备言进剿之不能得力。……逐层奏明，宜蒙俞允。”就是说让他顶住皇帝的压力，守好省城，等自己明年初练好兵，再与之会合，与太平军决一死战。曾国藩十分担忧座师早早出城，因而信尾说：“如尚未起行，伏望审慎三思，仍驻鄂垣，专重防守。”(52)
但是吴文镕没有曾国藩的定力。在政敌和皇帝的交迫之下，吴文镕愤懑无比地说：“我受国厚恩，岂惜死之辈！今湘军、黔军未至，孤掌难鸣，死国可耳！”于是，他率数千清军进至黄州，屯军堵城。
当时天气严寒，武昌又不按时运送粮草，清军士气极其低落。困窘之时，数万太平军分路杀至。吴文镕不得不再次写信，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回信说“每念吾师孤军在外，恨不得奋飞至前也”(53)，但他现在“专望广东之九万金来，为起行之资”。可是广东起运的西洋炮至今未到，因此“尚不能起行”，为此“焦灼难状”(54)。
吴文镕毕竟不是咸丰，他是个明大理的人。他在重围之中又一次给曾国藩去信，反劝曾国藩稳重，不要因为自己这里危急而轻易出兵。他说：
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恃君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所处，固不同也。(55)
就是说，我如今为崇纶所逼，不得不以一死报国，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你所练水师各军，必要等到稍有把握，然后才可以出而迎敌。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易率兵出师。东南大局，全仗你一个人了，务以持重为意，我恐怕你要是失败了，就没有人可以指望了。我是万无生理之人，你是大有希望之人，所以我们选择报国的方式，自必不同。
曾国藩读到信，泪如雨下。
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下，清军不敌，吴文镕投塘自杀。
吴文镕的死给曾国藩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吴文镕在清政府有很高的地位，吴文镕一死，曾国藩失去了一大支柱。
江为挚友，吴为恩师，但曾国藩忍心按兵不动，致使江、吴先后兵败自杀，作为省会的庐州、武昌也迭遭沦陷。此时的曾国藩承受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但从战略上看，曾国藩这两次抗疏拒旨，则为造船、购炮与练兵赢得了时间，使湘军免遭轻进覆灭之灾，为日后彻底战胜太平天国积蓄了基本力量。
可以说，在湘军创建的过程中，遇到了太多的困难。“公尝以蚊虻负山、商距驰河自况；又尝有精卫填海、杜鹃泣山之语。盖公之水师为肃清东南之基本，而是年冬间，最为盘错艰难之会矣。”(56)
也就是说，曾国藩此时以蚊子背起大山，蜈蚣想游过大河自比。又说自己是精卫填海，杜鹃泣山。这一年冬天，是曾国藩创建湘军最为困难的时候。
曾国藩后来说，如果他有时间，就会写一本“挺”经，所谓“挺”，就是指在危急时刻，能坚持住。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后来他专作了一副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57)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他要让那些当初逼他出走衡阳的湖南官员看一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经过一年时间，曾国藩初步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余人的湘军。
3．曾国藩的第一次自杀和湘潭大捷
曾国藩顶住了重重压力，全力投入造船、练勇、筹饷之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水陆两师的筹建终于初具规模。
咸丰四年（1854）年初，太平军西征军攻克汉阳汉口后，又挥师南下湖南，直指长沙。
咸丰四年正月，曾国藩亲率水陆大军齐集誓师。在衡州城西演武场两丈多高的旗杆上，挂着一面杏黄旗，旗上绣着斗大的一个“曾”字。一万七千名湘军士兵整齐列队于操场之上，各式战船三百六十艘载大炮五六百门排列于港口之中，将士衣甲鲜明，军威雄壮。誓师之后，湘军由衡州水陆并发，兼程北上长沙，据守于此，迎战进入湖南的太平军。
此时太平军水师已据有长江天险，战船密布，桅樯如林；陆军则席卷皖、赣、鄂三省，数千里连营结寨，战鼓如雷，气势远非湘军可比。但太平军考虑到湘军已经集结到长沙，如采取攻坚，部队伤亡可能较大，决定对长沙围而不攻，一部从陆路绕过长沙，疾趋南下，攻占湘潭，另一部又攻占长沙附近的一个重要港口靖港（靖港位于资水入湘之口，距会城六十里），对长沙形成包围圈。曾国藩腹背受敌，外无救兵，内缺粮草，时间一久，可能困死城内。
曾国藩与众将商议，决定主动出击，冲出包围，攻打湘潭。战斗序列是以塔齐布为首的五营水陆大军先一日出发，他自己则在第二天率领剩余五营陆师和船只前往湘潭增援，以求必胜。塔齐布出身满族，本是三等护卫，后来被派往湖南，任绿营守备，防备太平军。在曾国藩约集绿营会操时，其他绿营将领不以曾国藩为然，只有他恭谨听命，且“每操军，执旗指挥，虽甚雨，矗立无惰容”，曾国藩“见而伟其才”(58)，因其忠勇可靠，识拔他于绿营军中，委以重任。派他做先锋，曾国藩是放心的。
塔齐布走后，曾国藩安排出征事宜，准备第二天增援湘潭的行动。然而，就在这天夜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变故：靖港一带的民兵跑来汇报，说靖港一带的太平军人数不多，有机可乘。“长沙乡团来请师曰：‘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我，可驱而走也。已做浮桥济师，机不可失。’”(59)说是靖港的太平军只有几百人，防守薄弱。
曾国藩一算，除了后继五营，他手中还有水陆兵员三千多，处于绝对优势，胜算极大。更重要的是一旦拿下靖港，就解除了长沙北面的威胁，并且可以截断湘潭之敌的北归之路。
战机稍纵即逝，不容错过。
曾国藩迅速做出决策，临时改变计划，改为先攻打靖港。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曾国藩有一个重要考虑是首战必胜。先打弱敌、首战必胜，历来是用兵重要原则，这样才可以奠定士气基础，为军队开个好头。曾国藩还有一个自己的盘算，要用一场亲自指挥的大胜，来向皇帝，向湖南通省官员，证明自己。以多击少，以百练之师攻击太平军一个分支，曾国藩认为此战有万全把握。
四月初二日（公历4月28日）清晨，曾国藩率领水师大小战船四十只、陆勇八百人，从长沙出发，很快到达了距靖港二十里的白沙洲。曾国藩在这里驻扎下来建立指挥部，命水师五营顺流而下，直攻靖港。
曾国藩在衡阳苦练湘军，今天终于要真刀真枪开始战斗了。他信心满满，不用半天，就可以解决战斗。他的声威，湘军的声望，必因此一战而稳固建立。
然而战斗的进程远远不是曾国藩所想象。靖港太平军远远比民兵们汇报的多得多，而且准备非常充分。他们一见湘军水师到来，立即以岸上的密集火炮发炮射击。此时恰逢天公不作美，南风骤起，水流迅急。湘军战船本应回撤躲避，无奈水急风紧，将湘军的战船全都吹到了太平军炮火兵营前面，想退都退不回来。水师哨船首先中炮起火，后面的船乱成一片。无奈之下，只能连忙降下风帆，然后派人到岸上，用人力牵着纤绳拉船逃跑。
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顺利逃跑？太平军陆上出动人马，袭击牵着缆绳的湘军，水里出动了二百只小划船，顺着风势，向湘军船只抛送火球，袭击敌船。很多湘军水师船只或者首领被俘，或者被烧。
驻在白沙洲的曾国藩听说水师失利，急忙率领陆师向靖港方向增援。谁知陆军得知水师大败后，军心已乱，与太平军交锋，一触即溃。败兵争逃活命，抢渡浮桥，浮桥被挤塌了，溺死者无数。曾国藩一看，勃然大怒，在岸上竖起“曾”字大旗，亲自拿着利剑，大喊：“过旗者斩！”然而也无济于事，败兵纷纷从他身边绕过，砍也砍不过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国藩亲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60)
这一战彻底失败，湘军战舰损失三分之一，炮械损失四分之一。
一心想首战必胜的曾国藩，迎来了首战惨败。自己亲手训练出的士兵在靖港表现如此，那么想来攻打湘潭的那一支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眼看几年来的心血，平生的指望，转瞬之间化为乌有。曾国藩眼前马上浮现出长沙官员那一张张讥笑的脸，浮现出咸丰皇帝那刻薄的神情。他既羞愤，又沮丧，水师船只经过铜官渡时，他一步跨出船舱，扑通跳进水中。不成功，就成仁，这是他早就做好的打算。“国藩愤，自投水中。”(61)幸亏身边的护卫们早就看出大帅神情不对头，马上跳下去相救，强把他拉到船上来。
曾国藩仍然不罢休，拉着架子还要再跳下去。人们日夜看守，不让他有机可乘。曾国藩一看寻死不能，只好把残兵败将先带回长沙再说。
其实一开始，湖南官场就对曾国藩没有什么信心，没人拿他练的这支湘军当回事，觉得他就是在浪费国家的钱。所以当初曾国藩在长沙城外准备出兵靖港前，“骆吁门从而和之，泊舟郭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62)。塔齐布去攻打湘潭时，“长沙惴惴居贼中，人自以为必败”(63)。
现在，你看，果然，曾国藩灰溜溜地回来了吧！回到长沙城外，曾国藩不出意外地迎来了众人的嘲骂。湖南提督鲍起豹说曾国藩是引狼入室，劳民伤财，所以关上城门，不让曾国藩进城。此时湖南按察使陶恩培荣升山西布政使，长沙官场送往江边登舟赴任，湘江码头离曾国藩的座船咫尺之遥，但所有的官员竟然就像没看见曾国藩，无一人顺道过来拜访一下。
长沙通城官员在传曾国藩的笑话，说什么早就知道这个二愣子成不了事。甚至曾国藩的亲兵想进城都进不了，在城门口被老百姓追着打，人们纷纷说他们是废物，白吃老百姓给的粮饷。以布政使徐有壬为首的长沙几个官员，幸灾乐祸，煽风点火，准备起草奏折，弹劾曾国藩。曾国藩自己回忆说：“甲寅年（咸丰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64)曾国藩年谱也载：“公之回长沙也，驻营南门外高峰寺。湘勇屡溃，恒为市井小人所诟侮，官绅之间，亦有讥弹者，公愤欲自裁者屡矣。”(65)
曾国藩晚年又一次对赵烈文回忆了这个难忘的时刻。他说：“起义之初，群疑众谤……藩司陶恩培、臬司徐有壬以吾有靖港之挫，遽详骆抚请奏参。黄昌歧及吾部下出入城门，恒被谯呵，甚有挞逐者。”(66)
曾国藩羞愧至极，那身湿衣服说什么也不脱下来，他不吃不喝，不洗头不洗脸，只是坐在那奋笔疾书，起草遗折，也就是写给皇帝的遗书，打算再找机会寻死。他的老部下李元度描述当时的情景说：“文正衣湿衣，蓬首跣足，劝之食不食。乃移居城南妙高峰，再草遗嘱，处分后事，将以翼日自裁。”(67)曾国藩在遗疏中说：“为臣力已竭，谨以身殉……臣愧愤之至，不特不能肃清下游江面，而且在本省屡次丧师失律，获罪甚重，无以对我君父。谨北向九叩首，恭折阙廷，即于△△日殉难。”(68)他还嘱咐弟弟曾国葆护送自己的棺材回老家，还嘱咐不可办葬礼，不收礼金。一通安排搞得大家都提心吊胆。
就在曾国藩修改遗折，打算寻找自裁机会的时候，曾国葆闯了进来：“大哥，塔齐布来信了，湘潭大胜！”
原来曾国藩派出的另一路湘军在湘潭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三月二十八日（公历4月25日），塔齐布奉曾国藩之命，率部赶到湘潭城外。塔齐布是一员猛将，一到之后，立即对太平军展开猛攻。曾国藩平日的训练见了效果，湘军非常奋勇。塔齐布“手执大旗，麾各路兵勇奋勇向前，周凤山严督后队继进，手刃临阵退缩之勇七人”(69)。湘军闻炮即伏，炮止即进，直冲太平军营垒。面对湘军的猛烈进攻，太平军毫无心理防备，渐呈难以抵御之势。
湘军取胜的第一个原因是纪律严明，官军用命，勇敢无畏。除此之外，西式武器的运用也是湘军取胜的关键原因。四月初一日（公历4月27日），曾国藩所派的后继湘军水师五营也到了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展开激战。曾国藩为了等待广东的洋炮，曾一再推迟出征日期，现在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出征之时，他军中的洋炮已达六百尊，这种英式大炮比太平军的土炮先进很多，火力凶猛，射击准确，往往一炮就能掀翻太平军一只战船。“褚汝航亲开大炮……营官彭玉麟、杨载福亲坐舢板小船往来督战，炮声如雷，湘波鼎沸。”(70)湘军水师凭借船炮的优势，往返冲击。由民船仓促组建的太平军水营，难以抵挡湘军水师的进攻，三天之内被毁大小船数百只，伤亡逾千人。曾国藩后来说：“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71)
四月初五日（公历5月1日），当守城太平军战士缘梯而下，准备接应城外太平军入城时，湘军伏兵骤起，将出城之太平军战士砍死，乘势夺梯登城，打开城门。大队湘军立即冲入，夺占了湘潭城。
湘潭之战，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做殊死战，前后六天，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毙敌近万，太平军逃散者也上万，太平军精锐林绍璋部几乎全军覆灭。
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大胜。也是太平天国与清朝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72)湘潭失守，靖港的太平军闻讯大惊也自动撤退，长沙之围遂宣告解除。
这一下，曾国藩终于不再想死了。“迟明，捷报至，官军拔湘潭，燔贼船数千，殄灭无遗种，靖港贼亦遁。文正笑曰：‘死生盖有命哉。’乃重整水陆军。”(73)
在太平天国起义上，咸丰皇帝一开始表现得非常有魄力。在军费开支上，他一反道光皇帝小气吝啬的风格，出手非常大方果断。他不用官员请求，主动从内务府拿出自己的私房钱一百万两(74)，拨付广西，以求迅速建功。他甚至还把宫中的三口金钟熔作金条，用于军需。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咸丰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了名臣林则徐、广西巡抚周天爵、钦差大臣李星沅、军机大臣大学士赛尚阿等人前往镇压。他也在宫中日夜不停，阅读战报，下达指示，拿出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咸丰的决心和气魄确实让大臣们很佩服。在咸丰看来，他花了这么大力气，这些边远省份的小小毛贼，应该不难迅速“剿”灭。然而怎知越忙越乱。咸丰皇帝一路调兵遣将，太平天国却一路势如破竹，咸丰二年（1852）二月，太平军攻打广西省城桂林，咸丰二年四月，太平军打出广西，进军湖南。咸丰二年十二月，太平军居然攻入武昌，这是他们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咸丰三年（1853）初，他们又沿长江而下，攻取了他们心目中的“小天堂”—南京。
自从镇压太平军以来，咸丰所接到的都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报告，曾国藩总结清代正规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绩说，“督抚两标之兵习于淫侈、偷惰，已久不可用矣。自咸丰二年粤匪至鄂，迄今不满三载，而全兵覆败大溃者五次，其间小溃小败不可胜数”(75)。咸丰自己也在上谕中说，清军主将“尽皆怕死贪生，敌未临境先有退志”，“或苟且捏饰以偷生，或仅一死以塞责”。事实证明，大清国家正规军已经烂透了，毫无战斗力。这样的军队派出去，如同浇在火上的热油，前往的军队越多，太平天国的势力反而越盛。
从《清实录》可以看出，咸丰四年（1854）起，皇帝对战争已经失去信心。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天天费心琢磨如何用兵用人，“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批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所做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促，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朱批上充满了对大臣们没头没脑的痛骂，谕旨中到处都是悲观绝望之词。“他不再细心制定新的作战方略，而是将之下放到前方统兵大员。”(76)只是一门心思忙着派人去挖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等人的三代祖坟，并明确指示将坟后“坐山后脉概行凿断”(77)，以坏其风水。
《清实录》档案
咸丰甚至已经开始设想自己的结局。稗史记载，太平军北伐时，他曾对杜翰说道：
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在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78)
也就是说，明代的天启皇帝很昏庸，但是没亡国。崇祯很勤政，却亡国了。如果太平天国势大，明代亡国的事要重演了。可惜我是像崇祯一样，不当亡而亡啊。
可见当时咸丰对局势悲观至极。就在咸丰皇帝近乎绝望的时刻，他收到了意外的湘潭大捷的捷报。咸丰已经被太平军打得六神无主，接到这一报告，第一反应居然认为曾国藩是在说谎。一是因为谎报军情是当时将兵者的常态，二是他不相信一支“民兵”有如此强的战斗力。直到他专门召见湘潭籍的翰林院编修袁芳瑛，向他打听实情，袁氏把从家乡得到的消息详细上告，他这才相信。皇帝大喜过望，兴奋异常，竟然当天顺手赏了袁氏一个知府肥缺。“湘潭克复，奏捷至京师，大臣或指为妄。上……一日特旨召见编修袁芳瑛，问所以破贼状。”“因举颠末为上备陈之。上大悦，即日授芳瑛松江知府，而公（曾国藩）志以明。”(79)
咸丰皇帝迅速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曾国藩“办理甚合机宜”(80)，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从根本上改变了曾国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拥着一顶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入城。“文武官大惭沮，有壬诣国藩谢。”(81)骂他最凶的布政使徐有壬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恳切检讨过去的态度。曾国藩的仇人鲍起豹则被皇帝下旨严责，革职拿办。长沙全城民众则欢呼雀跃、额手称庆之际，纷纷称是曾国藩救了他们。塔齐布从湘潭回到长沙时，文武官员及百姓沿街“聚观相叹”(82)，以为他是神人。
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另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多少年后，曾国藩对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深有感慨地说，天下事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多。“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83)
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更是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84)“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85)“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86)
4．湘军团队是这样设计出来的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大清王朝举国之力供养训练了一百多年的正规军队不堪一击，而一介书生曾国藩花一年时间练出的湘军就能所向披靡呢？
换句话说，湘军的战斗力来自哪里呢？
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
我在这句话里所说的“反思”，用的字面意思，也就是反向思考。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时候，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来分析“绿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其实很多时候做事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误，然后你反着来，你可能就成功了。
那么绿营为什么没有战斗力呢？曾国藩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绿营兵败就败在制度缺陷上。
晚清军营存在着很多怪现状。第一个怪现状，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职业。这些军人一边当着兵，一边还忙着别的事，有人经商做买卖，有人种地，有人杀猪，有人开茶馆，还有人在市场上卖鱼卖肉……鸦片战争期间的定海县官员向上级汇报，当时定海的军人，有一半的真正身份其实不是军人，而是理发匠，是修脚工，有的还是仆人。林则徐也在一封奏折中向皇帝汇报说，鸦片战争期间，长沙的士兵们忙着照顾自己的买卖，没心思好好打仗。他举例说，长沙青石街的双美茶室就是四名绿营兵合伙经营的。其实这种情况清朝皇帝们心里也很清楚。比如嘉庆皇帝在上谕中就曾经讲过，士兵们不会打仗，就是因为他们“在外兼习手艺，训练生疏”(87)。
那么，原本以打仗为职业的士兵，怎么会出现“小贩化”倾向呢？
这也是清代军队的第一个制度缺陷，“低饷制”惹的祸。
清代对文官实行“薄俸制”，就是给他们开很低的工资，其实军队也是这样，实行“低饷制”。
清代一名普通军人的收入是多少呢？绿营兵平均每月收入白银一两三钱六分，此外还有大米三斗，加一起也不到二两银子。我们要注意，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因为那时候妇女不工作，所以军人还要养家糊口。这点钱，按今天的币值，不到四百元钱，养活一家人，根本不够。所以清代军队才出现经商潮。士兵纷纷经营第二职业，忙着挣钱糊口，军队训练的时候，他们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就雇人顶替自己。所以清代史料说，操练之时，“兵丁等往往正身不到，私自雇人替代，有名无实”(88)。你说这样一支军队，还谈什么战斗力呢？这是晚清军队第一个怪现状，士兵经营第二职业。
第二个怪现状，是部队广泛经营第三产业。士兵们做点小买卖，军官们则玩儿大的。军官普遍动用军事装备来经商赚钱。比如鸦片战争时期任福建道员的张集馨记载：“漳郡城外有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其实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官府往来差使。”(89)也就是说，福建水师每月都会造一只战船，但是这些船都被水师军官租给商人贩运大米，或者租给官府用作官船，至于收入呢，当然就纳入军官们的私囊了。还有的地方部队靠出租军事用地赚钱。如浙江军队把自己的操场租给地方上用，因为操场位于城里，地段好，地价高。操场是用来训练的，这样就搞得军队没有地方进行训练。当然，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的事，是他们走私护私，违法犯罪。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水师就大肆收受贿赂，听任犯罪分子在海上走私鸦片而不管，有时甚至还出军舰为这些鸦片贩子保驾护航。
以上种种贪腐行为，大部分都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秘密，但是在大清朝却常年都这样，难以取缔。主要原因，当然是清代军官收入也不高。清代高级军官，比如绿营提督，官居从一品，比地方上的总督级别还高点，每年的法定收入是多少呢？不过才八十一两，虽然此外还有八百八十两的养廉银，加到一起，年收入也不足千两。这点收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和官场应酬的需要。因为军队里面盛行大吃大喝，这点儿工资还不够他们请客吃饭的，所以他们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非法寻租。这些情况，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都很清楚，但是皇帝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舍不得给军官们涨工资，所以这些非法收入已经成为军队中招待费的来源，如果取缔了这些收入，就必然影响军队的“稳定”。
因此，军队的“低饷制”与文官的“薄俸制”一样，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财政制度。从皇帝的视角来看，低饷薄俸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政经费，是件好事儿。但事实上这是典型的占小便宜吃大亏，让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
因为他深知军饷太低是军队风气败坏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规定的湘军士兵的收入，每月四两到六两白银，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左右，也比农民务农收入多三四倍。这样高的军饷标准，使士兵能够专心训练，这就为湘军形成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湘军军官，曾国藩更是采用高薪养廉的政策。湘军中级军官，每月的纯收入可达一百五十两，一年就是一千八百两。正规军中的高级军官一年还不到一千两，中级军官只有三五百两。湘军中级军官的收入，是正规军同级军官的三倍到六倍。湘军高级军官收入更高。曾国藩规定，统率一万人的高级军官，每年净收入五千四百两，这个数字是国家正规军同级别的六倍左右。
因为军饷高，所以湘军招人很容易。“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90)湘军在招募时，往往“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91)。曾国藩一开始只想练一万人，结果因为报名的人多，后来达到了一万七千人。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做事是非常脚踏实地的。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唱高调，但是实际上要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
湘军在制度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将必亲选，兵必自募”，这一创新，也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的结果。
绿营兵最大的问题是“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92)。这是因为清代皇帝都极有权术，生怕军官拥兵自重，所以十分重视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所以每逢战争，“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以辖黔镇”(93)，临时组成军队。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军和士兵之间互不熟悉，没有私人感情，甚至语言都不通，大家都只听皇帝的，没有皇帝的命令就不能调动军队，这就保证了皇帝的安全。但是坏处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甚至兵不识兵，将不识将，彼此都非常生疏。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让你移栽一棵大树，你却去砍树枝，东砍一根儿，西砍一根儿，然后捆到一起，绑成个大树的形状，但这些树枝形不成一棵有生命力的树，形不成一个整体。因此出现“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94)的局面，所以绿营“兵畏贼，不畏将。将畏兵，不畏法”(95)。将与兵如同路人，“胜则相忌，败不相救”(96)。
在致李鸿章和江忠源的信中，曾国藩指出了绿营兵制的根本弊病，他说：“今日兵事最堪痛苦者，莫大于‘兵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97)“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生死呼吸之顷者。”(98)这支军队大败，血流成河，另一支军队却袖手旁观，面露微笑。这支军队胜了，另一支就非常嫉妒，怕胜者得到赏银，怕别人升官。
所以曾国藩说，这样的军队，即使“诸葛复起”(99)，就是诸葛亮活过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因为这不是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问题，是制度问题。
曾国藩痛于“败不相救”现象，制定了“将必亲选，兵必自募”的原则，也就是说，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的人做营官，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做统领，这样一层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士兵。“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100)曾国藩的这个做法，是基于一种最为朴素的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也就是湘军这个“湘”字的起源。这个“湘”字，原本是指湘乡县。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力”，他最初训练的军队，军官和士兵来源几乎全是湘乡县人。曾国荃则“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101)。老乡观念，达到极致。(102)
这样，每一层上级和下级之间都知根知底，且有选用提拔之恩。本来是公家发给的军饷，但是经过招收自己的军官发到手里，感觉就好像是这个军官发给自己的。彼此有一种“恩义”在。这样下级才能忠于上级，故能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之效。“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湘军就像一棵大树，“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组织内部打通，成为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103)
这就解决了绿营兵的“胜则相忌，败不相救”的问题，形成了曾国藩所说的“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的“死党”。(104)这是湘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
这是湘军与绿营的另一个重大不同—组织原则。当然这个原则实际上违反了清朝“兵为国有”的原则，湘军私人性极强，每一级只效忠自己的统领，不听他人调遣，实际上开了后世军阀的先河。(105)
第三个不同，是选人原则的不同。
曾国藩选人，有一句话叫“选士人领山农”(106)。“选士人”，就是军官都要用没有打仗经验的读书人，而不用那些有经验的绿营军官。清代国家正规军的军官多是武人出身，大字不识几个，文化素养很低。而湘军的将领大多是知识分子，在可以考证的湘军179名将领中，书生出身的达104名。
上战场打仗，比的是勇气和体力，因此历代都用行伍出身的莽夫。军事是一项专门技术，自然以经验为宝贵。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偏要选没有经验、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呢？这是因为曾国藩一贯认为，精神的力量远大于身体的力量。行伍出身的莽夫虽然有一时之勇，但是没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曾国藩要建立的是一支有信仰有精神力量的军队，因为信仰出战斗力，精神出战斗力。程朱理学是这些湖南书生的共同信仰，他们在信仰之下，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勇气和能量。
如谓不信，我们可以看一看罗泽南的例子。他是一个以理学治军的典型代表，从他身上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曾国藩用书生打仗的成功之处。
罗泽南是一个老秀才，也是湘乡人，比曾国藩大四岁，出身极穷，“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倦即露宿达旦。年十九，籍课徒自给”(107)。因为家贫，三个儿子都在大灾之年饿死了，他本人则考了七次，年过三十，才考上一个秀才，四十以后，仍然是以教书为生，遇有灾年，仍然无米为炊。但是此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多穷多苦，却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坚信自己能成大事。太平军起，他率领弟子办理团练。曾国藩出山后，他就成了曾国藩的嫡系。虽然以前从来没摸过兵器，但是他带兵作战，居然卓有成效，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无败绩，屡屡以少胜多，堪称湘军中的战神。
此人之所以如此能战，第一原因是勇敢。理学是生死之学。因为学养深厚，他早把生死放在度外，所以打起仗来，从不怕死。胡林翼评价“每战必先，忠勇冠时”(108)，在他带领下，湘军树立起“踔厉敢死”的风气。第二是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自创立以来，理学就有空谈心性而不切实用的弊病。但是湖南理学一直提倡经世致用。罗泽南是以理学经世的典型代表，他对地形勘察与军事地图的绘制甚为重视，在尚未从戎之前，他就撰写了地理专著《皇舆要览》，“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109)。入军后，他注意实地考察地形，绘制地图，选择有利地势来作战。第三就是因为理学功夫深，在极乱的战场上，能做到不动心，所以头脑冷静，分析战况，分毫不差。有人问他制胜之道，他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110)曾国藩说他“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111)，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
罗泽南带兵的方式，也极有特点。他在营中亦不忘老塾师故技，“朝出鏖兵，暮归讲道”(112)。每天白天打仗，晚上他把部下召到一起，教他们读书，给他们讲理学道理。“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经》《四书》转相传诵。每营门夜扁，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以为村塾也。”(113)故有人说：“湘军自讲学起，修道为教。”(114)曾国藩也说：“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115)
后来，罗泽南在攻打武汉时，被炮弹弹片击中额头，重伤死于武昌城下。临终之时，胡林翼赶到战场，见了罗泽南最后一面。此时罗泽南已经“神散气喘，汗出如洗”，但仍然一语不及私事，只谈军政学术，特别嘱咐胡林翼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胡林翼也不得不感叹“其心术学术，不愧名儒”。(116)
正如梁启超所说：“罗罗山、曾涤生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117)
所以曾国藩选军官，特点就是“选士人”。选士人的下一句，是“领山农”。
什么叫“领山农”呢？
绿营兵除了以上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兵源不好。中国传统时代有一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当兵的大部分都是地方上的地痞流氓，或者游手好闲之人。“良民有职业者，皆不肯应募。其应募者，皆游手浮滑之徒，无事则坐领工食，有事则闻风溃散；一有征战，见贼则退，扰民则勇往。”(118)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也是反其道而行之，招收兵员，有一个原则，绝对不收当过兵的人，不收退伍军人。“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119)因为他怕这些绿营兵把绿营的习气带到湘军中来。所以他招募的人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120)。
主要收纯朴的农民，而且是山农。因为中国有句古话，近山者仁，近水者智。“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121)
所以曾国藩在选择人员上，很有特点。这些人组成了一支军队后，军风军貌与绿营兵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只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事，不甚计较官阶。而挖壕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122)
就是说，湘军军人穿得很朴素，一个个都能吃苦，只讲实际，不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程序。军营的规定也很简单，军官们也不太在乎级别差别，只看谁负责哪一摊事。如果要扎营，当天马上就能完成。要运米运粮，也比别的军队做得快得多。
曾国藩对自己的这些做法也很得意，他后来总结说：
军兴以来，多以意见不合、将卒不和贻误军机。臣等一军……其管带之员，文职多择取士绅，武职多拔取末弁，有夙昔之恩谊，无军营之气习。……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全军二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123)
曾国藩后来就是靠这样一支军队，成了大事。
除了以上几点，湘军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重视政治教育。
太平军是一支有信仰的队伍，非常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洪秀全深知宗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性。太平天国规定，加入太平军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掌握教义：“凡兄弟俱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124)虽然战事倥偬，但是他们坚持每天早晚都要敬拜上帝，每七天举行一次集体礼拜。礼拜之时一定要虔诚郑重，“凡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杖责数百，无故缺席三次则斩首示众”。太平天国还建立了“讲道理”制度，即定期将军队召集在一起训话，以通俗的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来进行深入浅出的思想动员，要求他们放弃杂念为天国事业忘我牺牲。
思想政治工作对太平军战斗力的提升作用极大。关于太平军的士气和精神状态，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广西军务的赛尚阿深有感触。他说：
粤西股匪虽多，本以金田会匪最为顽狡……此股会匪与他游匪迥不相同，死党累千盈万，固结其坚。……一经入会从逆，辄皆愍不畏死……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奸细，加以刑拷，毫不知所惊惧及哀求免死情状，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至死不移。(125)
时人对太平军的这种精神状态记述颇多。比如《武昌纪事》也说：太平军“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祷，口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谋遂意。祝毕，赴汤蹈火在所不顾”(126)。《金陵纪事》则说：“其胆皆泼，心多入魔，目直视若痰迷者。”(127)“视死如归，赤身扑敌。”这种精神力量显然来自对宗教的虔信。
要对付这样一支军队，湘军也需要有自己的政治教育。
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他知道，物质力量是有限度的。他说：“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128)也就是说，真正厉害的将军，不仅要搞物质刺激，还要抓住这支军队的心灵。
所以曾国藩建立湘军，还有一个重要的创新，就是他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曾国藩把军队的训练，分成了“训”和“练”这两个部分。所谓“训”，就是“训话”，也就是政治思想教育。“练”，才是练习军事技术。“训”和“练”相比，曾国藩更重视“训”。
如前所述，他每逢三日、八日，就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严明军纪，不得扰民。为了达到效果，他确实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
曾国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放在军纪上。他苦口婆心宣讲的主要目的是“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129)除了宣讲之外，他还亲自编写了《爱民歌》，采用民歌歌谣的方式，进行爱民教育，这是曾国藩的一大发明。
《爱民歌》说：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130)
建立了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湘军就和以往的军队有了本质上的不同。蒋廷黻说：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的导师。所以湘军是支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131)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建军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基础。
我们讲过，曾国藩是一个笨人，智商并不太高。为什么他能制定这些高明的思路而当时那些更聪明的人不能呢？这是因为他“不惮烦苦”，精心苦思。他能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高明。曾国藩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数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的吗？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132)。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愈苦而愈明”(133)，是他的切身体会。
(1) 王先谦：《东华录（咸丰朝）》卷十九。
(2)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140页。
(3) 《清史稿》4，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03页。
(4) 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胜保折》，《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中华书局，1983年。转引自池子华：《晚清中国政治与社会》，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2页。
(5) 柯悟迟、陆筠撰，祁龙威校注：《漏网喁鱼集 海角续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51页。
(6)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40页。
(7) 李丙荣：《重建甘露寺供殿记》。载于镇江北固山风景区编：《北固山碑文选》，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2页。
(8) 《续纂句容县志》，转引自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676页。
(9)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页。
(10) 杜洁祥主编：《武进天宁寺志》，《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1辑第35册，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第365页。
(11) 《木渎小志》卷五，第4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太平天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11页。
(13)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81页。
(14)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见《太平天国》第4册，第735页。
(15)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上卷，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85页。
(16) 朱保熙纂修：《巴溪志·杂记》，《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刻本。转引自左王河：《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近代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3页。
(17) 光绪《嘉定县志》卷九，光绪《奉贤县志》卷五，《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刻本。转引自左玉河：《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近代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73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太平天国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34页。
(19) 柯悟迟、陆筠撰，祁龙威校注：《漏网喁鱼集 海角续编》，中华书局，1959年，第51页。
(20)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140页。
(21) ［俄］叶·科瓦列夫斯基：《窥视紫禁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22) 同上。
(23)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4页。
(24)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页。
(25)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125页。
(26)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70页。
(27) 清代嘉庆年间，湘西苗族起义，时任凤凰厅同知的傅鼐率领团练镇压有功。
(2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70页。
(29) 《曾国藩全集·书信》6，岳麓书社，2011年，第430页。
(30)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14页。
(31)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71页。
(3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87页。
(33)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33页。
(34)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35)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64页。
(36)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90页。
(37)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32页。
(38) 陈兆祦主编：《当代中国档案学文库》第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第1349页。
(39)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13页。
(40)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页。
(41)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03页。
(42)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0页。
(4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2页。
(44) 同上。
(45)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4～117页。
(46)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36页。
(47)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51页。
(48)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64页。
(49)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71页。
(50)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90页。
(5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38页。
(52)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95页。
(53)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459页。
(54)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87页。
(55)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33页。
(56)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32页。
(57)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7页。
(58) 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13页。
(59) 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31页。
(60) 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31页。
(61) 同上。
(62)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31页。
(63) 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31页。
(64)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88页。
(65)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41页。
(66)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82页。
(67) 章寿麟等：《铜官感旧图题咏册》，岳麓书社，2012年，第514页。
(6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65～166页。
(69)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56页。
(70)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58页。
(71)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6页。
(7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41页。
(73) 章寿麟等：《铜官感旧图题咏册》，岳麓书社，2012年，第514页。
(74)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342页。转引自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页。
(75)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60页。
(76)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3页。
(77) 章开沅主编：《清通鉴》，岳麓书社，2000年，第872页。
(78) 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上，第14页。转引自沈嘉荣：《太平天国史略》，南京出版社，1992年，第158页。
(79)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第三卷，光绪十六年刊本。转引自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第29页。袁芳瑛，湖南湘潭人，曾国藩的好友兼亲家。
(80)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
(81)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27页。
(82)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9页。
(8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94页。
(84)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31页。
(85)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83页。
(86)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476页。
(87)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军事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7页。
(88)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〇六，第9547页。转引自郭太风：《迈向现代化的沉重步履》，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9页。
(89)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第63页。
(90)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70页。
(91) 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338页。
(92) 《江忠源集 王錱集》，岳麓书社，2013年，第38页。
(93)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8页。
(94)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0页。
(95) 赵畇：《遂翁自订年谱》咸丰二年。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页。
(96)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0页。
(97)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8页。
(98)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5页。
(99)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14页。
(100) 《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437页。
(101)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10页。
(102) 除了都是老乡之外，湘军军官之间的关系还错综复杂，大家相互间都是同乡、同族、同学、师生、挚友关系。比如罗泽南和王錱、李续宾、李续宜三人是师生关系；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是同学关系；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从军；江忠源兄弟五人从军；刘坤一、刘培一兄弟，李续宾兄弟三人，王錱、王勋兄弟，也都是兄弟兵。至于姻亲关系就更复杂了，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直接或间接的“姻亲”关系。
(103) 《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437页。
(104)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8页。
(105) 如浙江战役中，胡林翼调唐训方（他本人升任粮台长官）手下归萧翰庆指挥，但唐训方的兵士不愿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害得萧翰庆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他手下二十营湘勇无人敢接。朝廷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二十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的身份，仅仅是一小小县丞，其兄手下将官中，文有臬司、道台，武有提督、总兵，却都对刘培一俯首听命。
(106) 王定安著，朱纯点校：《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337页。
(107)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第70页。
(108)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1，岳麓书社，2008年，第59页。
(109)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305页。
(110) 朱汉民：《湖湘学派与湖湘文化》，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8页。
(111)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73页。
(11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第345页。
(113) 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中华书局，1915年，第164页。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114) 《异辞录》第1卷，第23页。转引自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182页。
(115)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497～498页。
(116)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1，岳麓书社，2008年，第101页。
(11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118) 《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2011年，第32页。
(119)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9页。
(120)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06页。
(121)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461页。
(122) 《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2011年，第436～437页。
(12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365页。
(124) 陈力主编：《中国野史集粹》3，巴蜀书社，2000年，第847页。
(125) 俞炳坤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07～408页。
(126)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2，中华书局，2009年，第216～217页。
(127)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5页。
(128)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1页。
(129) 《曾国藩全集·书信》1，岳麓书社，2011年，第200页。
(130)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398页。
(131)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44～45页。
(13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73页。
(133)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