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得而复失的湖北巡抚
1．把保卫长官当作一项制度
靖港小挫，湘潭大胜，长沙解围，湖南全省解严。按理说，这是曾国藩交出的一份非常出色的试卷，他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先休息几天再说。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得意扬扬，他这个人的做事特点一直是功虽大而不喜，过虽小而必究。他常说“悔生吉”，所谓“悔”，就是总结反省失败。在曾国藩看来，“失败”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每一次失败都要吃透，才能不白白付出这个代价。自己亲自指挥的靖港战役败得如此之惨，让他感觉必须深刻反省，严厉整顿。
他住在长沙城外妙高峰上，总结战斗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决定对湘军来一次汰旧换新。
为什么刚打完仗就要换人呢？
绿营兵打仗，有一个老问题是“集而复溃，溃而复集”，就是说，敌人一来就溃逃，敌人一走，这些人再跑回来继续当兵，这样就越打越疲，越打越油，越打越没有战斗力。
曾国藩决心改掉绿营这个习惯。通过靖港之战，曾国藩更明确了“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作战首在勇敢。湘潭之战为什么胜利？是因为塔齐布是员猛将，他身先士卒，带起了士气。所以曾国藩决定，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不管你当时有什么理由，都立刻打发回家，永远不再录用。
湘乡知县朱孙诒，是曾国藩父亲的好友，因为在战争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练兵时，他最小的弟弟曾国葆一直追随着他做他的助手，希望通过军事一途建功立业，但是曾国葆一军在战争中表现不好，也在被裁之列，被曾国藩赶回家乡。曾国葆回到家乡后感觉无脸见人，几年闭门深居，足不出户。
经过这样严厉的整顿，湘军人马由一万七千人，一下子只剩下了五千人。
大幅减员不怕，因为曾国藩除了罚，还有赏。曾国藩批准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将领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塔齐布部、罗泽南部、彭玉麟部、杨载福部因此迅速扩充，湘军人数又恢复到万人以上。
从此之后，曾国藩还为湘军立下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这样一来，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所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喻利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
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2．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命运
湖南首胜，湘军士气大振。经过一番休整，修好战争中受损的战船，咸丰四年（1854）六月，曾国藩率水陆大军从长沙再次出发，攻向湖北。
北上的第一道关口是湖南湖北交界的岳州。湘军水师一到，太平军水师出迎。太平军水师舰船当中大多数是没收来的商船，本非为战争所造，运转不灵，湘军水师则装备明显占优，特别是西洋大炮威力惊人。首战交锋，太平军大败而归，损失船舶一百余只。为了保存实力，太平军迅速撤离岳州，退守城陵矶要塞。
湘军乘胜追击，七月十八日，塔齐布率军首先赶到城陵矶，双方展开大战。城陵矶由太平军名将曾天养驻扎。塔齐布是湘军第一悍将，精于马术，善于骑射，仍保持着旗人入关之初的那种勇悍。年已六十的曾天养也是太平军的著名猛将，起义以来屡获胜仗，威名远震。这一仗短兵相接，因此打得异常激烈。战斗开始，太平军主动杀向湘军，湘军施放火箭，压制住了太平军的进攻气焰。曾天养大怒，亲自来到第一线。当他在湘军阵营中发现塔齐布后，大喊一声，匹马持矛冲入敌阵，直刺塔齐布。塔齐布急忙拨马躲避，曾天养的长矛刺伤了塔齐布的坐骑。但是塔齐布亲兵抓住机会刺伤曾天养，令他马蹶人倒，被湘军士兵乱刀杀死。
曾天养战死对太平军打击很大，太平军顿时人心动摇，军中大乱，再也无志与湘军争锋，湘军则一鼓作气，塔齐布率军分三路扑向高桥，将太平军七座营垒捣毁，随后又毁其营垒十三座。太平军水陆两军于是退守武汉。
城陵矶大战的胜利，使湘军士气高涨，水陆东下，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水兵们露立船头，不披甲胄，不避枪弹，顺流直抵武昌城下。曾国藩对此非常得意，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中说，当初创办水师时，曾经想尽办法，研究怎么挡住敌方射来的炮弹。尝试了多种方法，甚至将竹皮、湿棉絮、生牛皮、头发数层压在一起，做成“刚柔牌”都没有效果。后来杨载福等人干脆将牛皮等物摒弃不用，“直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而部下水师官兵亦纷纷效仿，相率植立船头，“直前无所回避”。(1)可见湘军初起时的生猛勇悍。
武汉因其独特的战略位置，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说，要平定太平天国，首先须从争夺武汉下手，只有夺取武汉，才能水陆顺流东下，进攻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所以他全力谋取此城。
八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奋勇迎战。曾国藩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百缗”。湘军水师冒死争攻彩船，太平军寡不敌众，率相溃逃。曾国藩又凭借湘军水师炮火的优势，摧毁了汉阳太平军在沿江所筑的防御设施，武昌城外太平军营垒全部丧失。
负责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将领见湘军气势汹汹，丧失信心，于八月二十二日夜间带领精壮弃城逃往田家镇。汉阳守将见武昌失守，亦弃城逃走。这一对太平天国至关紧要的上游重镇，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送给了湘军。
而且他们只顾自己逃命，竟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汉水里的大批水军，汉阳失守后，这些船队被完全封死在里面，因汉水河身较窄，太平军水师船只拥挤在一起，千余号战船全部被焚，遭到彻底毁灭。
武汉收复后，湖广总督杨霈得知消息，率先上报咸丰。一开始，咸丰皇帝还不敢相信，仅作为传闻批转内阁。上谕称：“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朕日盼捷音之至也。”(2)
又过了六天，曾国藩与塔齐布会衔的报捷奏折才正式送到咸丰皇帝案前。
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所向克捷。定都金陵后，又西向占领了安庆、九江、武昌等重要战略据点，几乎没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没想到，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异军突起，连续夺回湘潭、岳州，并且轻易夺取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
咸丰皇帝高兴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3)并立即按惯例，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
发出这道批示，咸丰皇帝又召见军机大臣，通报了这一喜讯，并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我看错曾国藩这个人了，看来他不光是能吹牛，还真是有点儿本事的：“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就在这时，一位汉族军机大臣，趋前一步，低低地和咸丰皇帝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4)
也就是说，曾国藩本不过是以侍郎衔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如同一介平民。一介平民在老家一声呼唤，就能聚集起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并且所向无敌，这恐怕非国家之福吧？
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
3．曾国藩的敌人
这个军机大臣，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是祁寯藻，而历史学家朱东安先生考证说应该是彭蕴章。
不论哪个人，都是曾国藩的对头。
祁寯藻（1793—1866）是山西寿阳人，资格很老，世称“寿阳相国”。咸丰帝即位，“罢大学士穆彰阿，公遂首揆席”(5)，用他取代了穆彰阿，做了领班军机大臣。
此人学问不错，诗作和书法也很出色，被一时士大夫推为儒宗。然而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却很看不惯他。后来在咸丰十年（1860）七月，曾国藩写信给朋友时说过：
往在京师，如祁（寯藻）、杜（受田）、贾（桢）、翁（心存）诸老（皆为大学士—作者注），鄙意均不以为然，恶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6)
从曾国藩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祁氏是一个喜欢摆出“老成”“持平”姿态的圆滑的官场老滑头，不论是非，不辨邪正，遇事和稀泥，成天讲稳定。曾国藩认为，正是这样的官场作风，导致大清王朝的深层次矛盾不断积累并激化。
我们读祁氏日记，会发现他确实是曹振镛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人物，处事非常谨慎小心。刚刚进入官场，他就曾在日记中感叹官场风波之险说：
嗟乎！官场如戏，人情如纸，类如是耶？
他经常在日记当中提醒自己，要管住一张嘴：
自箴云：机心丧守，机言丧口。大匠之门，斧伤其手。善语者失君，善侠者失友。夫惟知机，是以失机。夫惟不失机，是以不知机。知机则殆，失机则败。不殆不败，是以远害。
我们看祁氏文集，其中对朝政的褒贬很少。他在官场的生存技巧就是多种花，少栽刺，尽量不得罪人而多帮助人，上结主意，下得同僚和下级的欢心。所以曾国藩上了那道指陈咸丰缺点的折子惹得皇帝大发雷霆之际，正是他忙着上前帮着打圆场。(7)这是他一贯的“和稀泥作风”，而不说明他对曾国藩有什么好感。相反，他是相当讨厌曾国藩这个人的。
祁氏反感曾国藩，一是因为曾国藩是穆彰阿的人，在政治上和他是两条线。二是因为曾国藩在公开的奏折中所批评的人或现象，或多或少都与他有关。咸丰一上台，曾国藩所上的奏折，批评官场风气，说京官“退缩，琐屑”，祁氏正是此病的代表性人物。在《三习一弊疏》中，曾国藩又批评朝廷用人“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恭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8)，实际上也是批祁，因为他入军机十多年，一直没有什么建树。
虽然当初是祁氏在皇帝盛怒时救了他，然而，现存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对此没有任何记载，也丝毫看不出曾国藩对祁寯藻出面相救的感激之情。可见曾国藩在京期间对此老是没有丝毫好感的。
但是在“谐媚软熟”的同时，祁氏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主张就是“保守”“稳重”，一切都要按照祖制成法来，特别是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绝不能更动。
祁寯藻画像
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什么呢？两条：一条是“满汉之分”，另一条是“强干弱枝”。
清代皇帝不管文化上汉化水平多深，但是他们在民族身份上的认同，是非常清楚而敏感的。他们表面上都说满汉一家，不分轻重。然而实际上，一直是重满轻汉。在民政上，清中前期，旗人一直占地方督抚的大多数，“清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9)。在军事上，满人更是绝对的主导。薛福成曾说，有清开国二百余年，在军事上建立勋业的，基本上都是满洲世族及蒙古汉军旗人。这是因为“先皇措注之深意，盖谓疏戚相维，近远相驭之道当如此”。因此清廷对汉人“乾隆、嘉庆间，防畛犹严，如岳襄勤公之服金川，二杨侯之平教匪，虽倚任专且久，而受上赏、为元勋者，必以旗籍当之，斯制所由来旧矣”。(10)在咸丰以前，朝廷用兵总的原则是“汉人出力，满人受赏”。即使有汉员参与兵事，亦不过仅“供奔走之役”。我们看道光朝最重要的战争鸦片战争当中，主军事者基本都是满族亲贵。第一次派往广州的统兵者是靖逆将军奕山和隆文，都是满人，汉人杨芳不过是助手；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是扬威将军奕经、文蔚、特依顺，皆是宗室或亲贵。
满汉之分是清代特有的政治现象，强干弱枝则是历代都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所谓“强干弱枝”，出自《史记》，意为加强主干，削弱枝叶。比喻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权力。
后来同治年间，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任陕西巡抚时，在奏折中言辞直率，和皇帝叫板。御史陈廷经遂奏参刘蓉，说刘蓉蔑视朝廷，“骄矜谬妄……立言不敬，居心叵测”。并且说：“设一二勋臣尤而效之，将成尾大不掉之患，大局关系匪轻。应请旨严行惩办，治其不敬之罪，以为外大臣轻视朝廷者戒。”曾国藩读了这封奏折，大骂陈廷经“颠倒黑白，令人愤悒”(11)。而祁氏却在日记当中说：
陈小舫廷经御史驳刘中丞蓉折，言虽太尽，义则凛然。中外相维，不可偏重。言官尊朝廷、折骄帅，亦不为过也。（《静默斋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初三日）
由此可见，祁寯藻一直是非常注意“中外相维，不可偏重”，不能给地方官员太大的权力。
从表面上看，重满轻汉、强干弱枝，这些应该是皇帝和满族亲贵们考虑的问题。但是在咸丰朝，却偏有一班汉臣，比皇帝和旗人对此还着急。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身为汉臣，要想赢得满族皇帝的信任，莫过于在他面前打击别的汉人以表忠心了。祁寯藻平素说话非常注意分寸，然而说话小心并不是不说话，关键是说话要说到点子上。多种花少栽刺也不是说不栽刺。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没有敌人，关键是树这个敌要值得。
所以祁氏在皇帝面前给曾国藩小鞋穿，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经考证，湘军攻克武昌时，正是祁氏病休在家之际，所以这番具体言论可能不是出于他，但是祁氏肯定说过其他反对曾国藩掌握地方大权的话。薛福成除了在《书宰相有学无识》一文中说进此谗言的是祁寯藻外，还在《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一文中说：“曾文正公起乡兵击贼，为寿阳祁文端公所抵排。”(12)《近代名人小传》也认为祁氏“抑曾国藩，世颇讥其偏”。作为首辅，他的这个态度对咸丰不可能没有影响。《清史稿·祁寯藻传》说，正是在是否重用湘军问题上，他与肃顺产生了冲突，并且不久罢职而去。
“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又湘军初起，肃顺力言其可用，上向之，寯藻皆意与龃龉，屡称病请罢。”(13)可见他是坚定的曾国藩的反对派。
因此一贯以“不怨天尤人”自律的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后，提到祁寯藻时仍然难以保持平和心态，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莫子偲、穆海航来看病，畅谈，语次有讥讽祁春浦，过于激厉，退而悔之。”(14)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祁氏在日记当中提到此事，但称是骆秉章、胡林翼一南一北两巡抚的功劳，不提曾国藩一字。可见两人芥蒂之深。
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彭蕴章，主张和祁寯藻大同小异。彭是江苏人，和祁一样也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的政治风格和祁氏类似，也是“稳健小心”。《清史稿·彭蕴章传》称：“蕴章久直枢廷，廉谨小心，每有会议，必持详慎。”(15)也是曾国藩所说的“谐媚软熟之人”。茅海建说，他后来能在祁氏和文庆之后成为首席军机，“与他廉谨小心的为人有关，处处注意不树敌。这种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的中庸政治家，在矛盾激烈险象环生的政坛上经常有机会发达”(16)。
他和祁氏一样，迂腐无才，却自认为足智多谋、虑事深远。他们都看不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做官总出格，在京官时就不断出位妄言，批评人时把京官“一网打尽”。到了地方，又不守成例，搞出这样一个国家旧制中没有的湘军。湘军即使此时能给国家平乱，将来岂不是也成了国家的乱子？
因此，朱东安推测说出这样一番中伤曾国藩的话的更可能是彭蕴章。除了上面提到的“恐非国家之福”的记载，还有一则记载说：“蕴章在枢府日，唯阿取容，从无建白，外间戏以彭葫芦称之。久之，闻于上。一日，曾国藩奏某处大捷，文宗临朝嗟赏。蕴章忽曰：‘国藩以一书生出总师干，权力渐盛，不可不防。’文宗云：‘今日葫芦亦开口了。’肃顺将此语述之幕僚，传诸曾耳，颇为畏惧，军事不免趋于保守。”(17)后来曾国藩势力大张之后，他还曾上《密陈事务六条》，“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致意焉”。(18)
如果放在承平年代，祁、彭二人的主张未必有错，只是他们分不清轻重缓急。开国二百年以来，满族人的勇武已经在温柔乡中消磨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出现不了真正的将才。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天下将亡之际，重用汉臣、放权督抚将帅是挽救大清命运的唯一途径。
因而，薛福成评他们“有学无识”。胡林翼在三河失利以后，曾经专门给祁氏写信，其中说，“盗贼未稍息而将才屡失”，建议“吾师学究天人，荩念独深，固知隐忧之信切耳”。意思就是提醒他现在太平天国势力太大，他应该不拘“祖制”，不要妨碍朝廷“任用实干将才”。可惜他们自始至终意识不到这一点。
然而，这些迂腐无识的话，却偏能入庸暗无能的咸丰皇帝的耳。咸丰一听，悚然一惊，“默然变色者久之”(19)。
可不是吗？想想曾国藩给自己上的那些道奏折，句句直言顶撞，现在想起来还顶得自己心口疼。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他老实听话？大清本来兵为国有，你湘军却兵为将有。现在你曾国藩保我还没问题，但如果你哪天起了异心，你这支生猛的军队，谁抵挡得往？如果曾国藩手里有了兵权，再给他地方行政权，就很有可能开启军阀割据的局面。“历史上如曹操灭黄巾之类的故事一幕幕在脑中闪过。”(20)
咸丰马上想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
但此时命曾国藩署理巡抚的谕旨已经发出，怎么办？
想来想去，还是只好不怕“出尔反尔”的批评，发出了这样一道上谕：
“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霈兼署。”(21)
就是说，曾国藩你专心办理军务吧，不用署理湖北巡抚了。巡抚我再另派人。
4．湘军的整体计划为何被打乱？
接到咸丰皇帝让他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曾国藩内心非常高兴。因为带兵打仗，没有地方上的实权，实在太难了。
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在拿下武汉之后，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
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他们唯命是从。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却被地方官员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只是虚衔，连个“钦差”的头衔都没有，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力，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湘军不是国家经制之兵，政治地位远不如绿营，虽负“能战”之名，仍处处受到歧视。军事离不开民事，曾国藩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22)，而地方官往往不予配合。
早在给皇帝拒绝出援安徽的奏折中，他已经隐约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
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之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项亦恐不愿供应。虽谕旨令抚臣供支，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五千两，即起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且贼势猖獗如此，岂臣区区所能奏效？(23)
说明了调兵筹饷之难。现在，皇帝给了他一个巡抚位子，湖北全省都可以听他指挥。他可以以湖北为根据地，从容筹划彻底打败太平天国的大业了。
不过，他还是得上疏辞谢一下。因为在出山之时，曾国藩已经告知天下亲友，自己孝中出山，只为救国，不为当官。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恭谢天恩后又说：
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臣心万难自安。母丧未除，遽就官职，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关防，仍由督臣收存。(24)
咸丰皇帝接到这道折子，这才后悔自己拿回巡抚职务的上谕发得太早了。对啊，曾国藩按惯例肯定会辞谢巡抚一职，等他自己主动辞谢，我再顺水推舟，同意他的请求多好！现在倒成了自己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实在是脸上火辣辣的。所以见了曾国藩这封奏疏，他自作聪明，在上面批了这样一句：
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25)
就是说，我早就知道你肯定辞谢，所以你没辞之时，我就已经降旨不让你当了。
接着，转羞为恼的咸丰还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句：
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26)
我上道上谕，已经任命你署理湖北巡抚，你这道奏折，竟然不写这个头衔。违旨之罪甚大，传军机处对你严行申饬！
这句话倒打一耙，实可谓鸡贼之至。
这道朱批批回来，曾国藩倒吸一口冷气。他推辞一番，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万万没想到，辞谢奏疏还没有送到北京，咸丰皇帝收回成命的上谕就下达了。可见咸丰对他的防范到了什么程度。
而且湖北巡抚一职，给的是曾在湖南与曾国藩屡次作对的陶恩培担任，陶未到任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汉而从“署理”转为“实授”的湖广总督杨霈兼任。
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官文“论功被优叙”，并无功劳的署理湖广总督杨霈和自己的政敌陶恩培都得到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皇帝又无理找三分地追究曾国藩“违旨之罪”，并且“严行申饬”。这分明是大功不赏。
曾国藩不能不深思。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
曾国藩实在没想到这个皇帝这么糊涂。他曾国藩研习理学多年，最讲的就是一个“诚”字。他对朝廷的血诚，天日可表。因为一战失败，他可以投水自杀，可见他出山作战，绝不是为了自己，可是皇帝就是不能理解。
曾国藩不免忧惧伤心。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曾经说过的“功名之地，自古难居”(27)居然这么快变成了现实。
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也传入了曾国藩耳中，更使他忧谗畏讥，伤心备至。
然而，不管皇帝对他如何，他已经开始的军事生涯，还是得继续下去。因为他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皇帝，更是为了天下，为了文化道统。
咸丰不给他官职，已经让曾国藩非常痛苦。他的乱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
一个高明的军事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所谓战略，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列，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的人，或者说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他非常害怕太平军以此为基地，乘胜挥师北上，把他从皇位上掀下去，为此“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啾啾，终日莫释”。因此咸丰皇帝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这样“则各处逆众自必闻风胆落”(28)，太平天国就彻底瓦解了。这个战略叫“先伐根本，再剪枝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下南京。
所以咸丰皇帝的战略思想就是“专伐根本”。他从东北等地抽调大清帝国最精锐的一万多名马队步卒，起用出身正黄旗满洲的亲贵大臣琦善作为统帅，在南京北面建起了一座江北大营。同时命将军向荣率绿营兵在南京西南建立了一座江南大营。
咸丰皇帝希望依靠这两座南北相望的大营夹攻拿下南京。因此不惜举全国之力，为两座大营供应军饷物资，同时一再命令严旨催逼两座大营对南京发动大规模进攻，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把南京攻下来。
这实际上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南京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又严密设防，以万余官兵迅速攻破坚城，根本就不可能。两座大营能在南京脚下站稳脚跟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大营统帅琦善和向荣等只能消极进攻，积极堵御。咸丰皇帝希望的南北大夹击一直发动不起来，他发去一道又一道奏折对琦善和向荣进行痛骂，威胁要砍掉他们的头。他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
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29)
他同样威胁江北大营主帅琦善：
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30)
他对曾国藩的指挥也是这种风格，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快，快，再快些，快点儿杀向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拿下来。曾国藩没出湖南时，他骂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31)，要求他“迅速出境”，出了湖南仍然是一路紧催，“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毋得再有迟误”。拿下了岳州，他指示说：“乘此声威，迅速东下。”(32)曾国藩在嘉鱼稍作整顿，他就急着催促：“汝等自湘潭大捷后，屡次得手。有此声威，岂可自馁？惟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师劳饷乏。”(33)攻下武汉后，他的命令是：“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并随时知照江、皖各抚及托明阿、向荣等，四路兜击，以期直捣金陵……迅奏肤功。”(34)
在他看来，曾国藩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
然而曾国藩并不这样想。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最大长处在于他有出色的战略头脑，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全面的分析，从大处落墨，进行整体的战略谋划。他曾经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
曾国藩认为，咸丰把战略重心放在南京是一个根本错误。自咸丰三年（1853），江南江北大营“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
曾国藩认为平定太平天国远比咸丰想象的困难。他总揽全局，认为太平天国通过掌握长江中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掌握了长江这条军事运输线，将自己的控制区变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通过长江等水系，将各省的资源统合在一起，因此难以平定。对这个蔓延在长江中下游的整体来说，南京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点。
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枝叶。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剪枝叶，再伐根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最后再解决南京。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说：“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35)东南大局的关键在武昌。湘军夺得武昌后，已据有长江中游之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有了立足的根本。曾国藩说，建立根据地，是军事的基础：“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曹操）之兖州，唐之首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36)湘军应以两湖为根据地，特别是把湖北治理成自己的大本营，在长江中游积蓄足够的力量后，再从武昌顺流而下，先取九江，次夺安庆，最后包围金陵。这就是“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战略。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正是因此曾国藩才那么重视湖北巡抚这一职务。
但是咸丰皇帝根本不理曾国藩的这个大计划，要求曾国藩马上率师东下，一鼓作气，“不可迁延观望，坐失事机”(37)。
曾国藩曾上奏咸丰，提出立即东下的三个困难：
一是经过从岳州到武昌的一系列激烈战斗之后，湘军减员严重，战船大量损坏，武器弹药不足，且“屡胜之余，志骄气溢，殊觉散佚，暗伏挫败之机”。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
二是太平军仍有相当实力，湘军若孤军深入，很有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
三是湘军没有稳固的后方，迅速东下江西安徽，没人供给军饷粮草，“军火、银米一有缺乏，军士溃散，前功尽弃”(38)。
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些考虑是有远见的。但咸丰皇帝拒绝接受曾国藩的意见，强硬地命令他迅速东下。这下就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也导致他陷入困境。
(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39页。
(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48页。
(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44页。
(4) 薛福成著，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2页。
(5)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第344页。
(6)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75页。
(7) 史载当时咸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公寯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公芝昌会试房师也，亦为之请”。这则史料出自曾国藩弟子黎庶昌之手，真实性应该没有问题。
(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页。
(9) 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巴蜀书社，1988年，第2页。
(10) 薛福成著，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0页。
(11) 《曾国藩全集·日记》3，岳麓书社，2011年，第227页。
(12)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
(13) 《清史稿》13，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14页。
(14)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39～240页。
(15) 《清史稿》13，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19页。
(16)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
(17) 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文史》第2辑，第94页脚注。转引自朱东安编：《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18)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19)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9页。
(20)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5页。
(21)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0页。
(22)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2页。
(2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6页。
(24)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0页。
(25)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0页。
(26) 同上。
(27)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247页。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8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98页。
(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8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94页。
(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8页。
(3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1页。
(32)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3页。
(3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
(34)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80页。
(35)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01页。
(36)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13页。
(37)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80页。
(3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