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得而复失的湖北巡抚
1.把保卫长官当作一项制度
靖港小挫,湘潭大胜,长沙解围,湖南全省解严。按理说,这是曾国藩交出的一份非常出色的试卷,他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先休息几天再说。
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得意扬扬,他这个人的做事特点一直是功虽大而不喜,过虽小而必究。他常说“悔生吉”,所谓“悔”,就是总结反省失败。在曾国藩看来,“失败”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每一次失败都要吃透,才能不白白付出这个代价。自己亲自指挥的靖港战役败得如此之惨,让他感觉必须深刻反省,严厉整顿。
他住在长沙城外妙高峰上,总结战斗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决定对湘军来一次汰旧换新。
为什么刚打完仗就要换人呢?
绿营兵打仗,有一个老问题是“集而复溃,溃而复集”,就是说,敌人一来就溃逃,敌人一走,这些人再跑回来继续当兵,这样就越打越疲,越打越油,越打越没有战斗力。
曾国藩决心改掉绿营这个习惯。通过靖港之战,曾国藩更明确了“兵在精而不在多”的道理。作战首在勇敢。湘潭之战为什么胜利?是因为塔齐布是员猛将,他身先士卒,带起了士气。所以曾国藩决定,凡是临阵脱逃的将领,不管你当时有什么理由,都立刻打发回家,永远不再录用。
湘乡知县朱孙诒,是曾国藩父亲的好友,因为在战争中临阵脱逃,被曾国藩断然逐出湘军。曾国藩练兵时,他最小的弟弟曾国葆一直追随着他做他的助手,希望通过军事一途建功立业,但是曾国葆一军在战争中表现不好,也在被裁之列,被曾国藩赶回家乡。曾国葆回到家乡后感觉无脸见人,几年闭门深居,足不出户。
经过这样严厉的整顿,湘军人马由一万七千人,一下子只剩下了五千人。
大幅减员不怕,因为曾国藩除了罚,还有赏。曾国藩批准那些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将领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塔齐布部、罗泽南部、彭玉麟部、杨载福部因此迅速扩充,湘军人数又恢复到万人以上。
从此之后,曾国藩还为湘军立下这样一条规矩:一旦某军统帅战死,除非本部有受拥戴的继任将领,否则必全军遣散回乡,另行招募成军。这样一来,部下打仗的时候都会全力保护自己的长官。因为只有保住长官,你才有个人发展的机会。所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说:“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喻利于义。将卒亲睦,各护其长。”
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2.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命运
湖南首胜,湘军士气大振。经过一番休整,修好战争中受损的战船,咸丰四年(1854)六月,曾国藩率水陆大军从长沙再次出发,攻向湖北。
北上的第一道关口是湖南湖北交界的岳州。湘军水师一到,太平军水师出迎。太平军水师舰船当中大多数是没收来的商船,本非为战争所造,运转不灵,湘军水师则装备明显占优,特别是西洋大炮威力惊人。首战交锋,太平军大败而归,损失船舶一百余只。为了保存实力,太平军迅速撤离岳州,退守城陵矶要塞。
湘军乘胜追击,七月十八日,塔齐布率军首先赶到城陵矶,双方展开大战。城陵矶由太平军名将曾天养驻扎。塔齐布是湘军第一悍将,精于马术,善于骑射,仍保持着旗人入关之初的那种勇悍。年已六十的曾天养也是太平军的著名猛将,起义以来屡获胜仗,威名远震。这一仗短兵相接,因此打得异常激烈。战斗开始,太平军主动杀向湘军,湘军施放火箭,压制住了太平军的进攻气焰。曾天养大怒,亲自来到第一线。当他在湘军阵营中发现塔齐布后,大喊一声,匹马持矛冲入敌阵,直刺塔齐布。塔齐布急忙拨马躲避,曾天养的长矛刺伤了塔齐布的坐骑。但是塔齐布亲兵抓住机会刺伤曾天养,令他马蹶人倒,被湘军士兵乱刀杀死。
曾天养战死对太平军打击很大,太平军顿时人心动摇,军中大乱,再也无志与湘军争锋,湘军则一鼓作气,塔齐布率军分三路扑向高桥,将太平军七座营垒捣毁,随后又毁其营垒十三座。太平军水陆两军于是退守武汉。
城陵矶大战的胜利,使湘军士气高涨,水陆东下,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抵抗。水兵们露立船头,不披甲胄,不避枪弹,顺流直抵武昌城下。曾国藩对此非常得意,后来他在一篇笔记中说,当初创办水师时,曾经想尽办法,研究怎么挡住敌方射来的炮弹。尝试了多种方法,甚至将竹皮、湿棉絮、生牛皮、头发数层压在一起,做成“刚柔牌”都没有效果。后来杨载福等人干脆将牛皮等物摒弃不用,“直以血肉之躯植立船头,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听之”,而部下水师官兵亦纷纷效仿,相率植立船头,“直前无所回避”。(1)可见湘军初起时的生猛勇悍。
武汉因其独特的战略位置,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曾国藩说,要平定太平天国,首先须从争夺武汉下手,只有夺取武汉,才能水陆顺流东下,进攻九江、安庆,直抵金陵。所以他全力谋取此城。
八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奋勇迎战。曾国藩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百缗”。湘军水师冒死争攻彩船,太平军寡不敌众,率相溃逃。曾国藩又凭借湘军水师炮火的优势,摧毁了汉阳太平军在沿江所筑的防御设施,武昌城外太平军营垒全部丧失。
负责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将领见湘军气势汹汹,丧失信心,于八月二十二日夜间带领精壮弃城逃往田家镇。汉阳守将见武昌失守,亦弃城逃走。这一对太平天国至关紧要的上游重镇,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送给了湘军。
而且他们只顾自己逃命,竟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汉水里的大批水军,汉阳失守后,这些船队被完全封死在里面,因汉水河身较窄,太平军水师船只拥挤在一起,千余号战船全部被焚,遭到彻底毁灭。
武汉收复后,湖广总督杨霈得知消息,率先上报咸丰。一开始,咸丰皇帝还不敢相信,仅作为传闻批转内阁。上谕称:“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朕日盼捷音之至也。”(2)
又过了六天,曾国藩与塔齐布会衔的报捷奏折才正式送到咸丰皇帝案前。
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所向克捷。定都金陵后,又西向占领了安庆、九江、武昌等重要战略据点,几乎没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没想到,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异军突起,连续夺回湘潭、岳州,并且轻易夺取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
咸丰皇帝高兴得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他在奏折上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惟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3)并立即按惯例,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
发出这道批示,咸丰皇帝又召见军机大臣,通报了这一喜讯,并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我看错曾国藩这个人了,看来他不光是能吹牛,还真是有点儿本事的:“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就在这时,一位汉族军机大臣,趋前一步,低低地和咸丰皇帝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4)
也就是说,曾国藩本不过是以侍郎衔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如同一介平民。一介平民在老家一声呼唤,就能聚集起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并且所向无敌,这恐怕非国家之福吧?
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
3.曾国藩的敌人
这个军机大臣,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是祁寯藻,而历史学家朱东安先生考证说应该是彭蕴章。
不论哪个人,都是曾国藩的对头。
祁寯藻(1793—1866)是山西寿阳人,资格很老,世称“寿阳相国”。咸丰帝即位,“罢大学士穆彰阿,公遂首揆席”(5),用他取代了穆彰阿,做了领班军机大臣。
此人学问不错,诗作和书法也很出色,被一时士大夫推为儒宗。然而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却很看不惯他。后来在咸丰十年(1860)七月,曾国藩写信给朋友时说过:
往在京师,如祁(寯藻)、杜(受田)、贾(桢)、翁(心存)诸老(皆为大学士—作者注),鄙意均不以为然,恶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6)
从曾国藩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祁氏是一个喜欢摆出“老成”“持平”姿态的圆滑的官场老滑头,不论是非,不辨邪正,遇事和稀泥,成天讲稳定。曾国藩认为,正是这样的官场作风,导致大清王朝的深层次矛盾不断积累并激化。
我们读祁氏日记,会发现他确实是曹振镛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人物,处事非常谨慎小心。刚刚进入官场,他就曾在日记中感叹官场风波之险说:
嗟乎!官场如戏,人情如纸,类如是耶?
他经常在日记当中提醒自己,要管住一张嘴:
自箴云:机心丧守,机言丧口。大匠之门,斧伤其手。善语者失君,善侠者失友。夫惟知机,是以失机。夫惟不失机,是以不知机。知机则殆,失机则败。不殆不败,是以远害。
我们看祁氏文集,其中对朝政的褒贬很少。他在官场的生存技巧就是多种花,少栽刺,尽量不得罪人而多帮助人,上结主意,下得同僚和下级的欢心。所以曾国藩上了那道指陈咸丰缺点的折子惹得皇帝大发雷霆之际,正是他忙着上前帮着打圆场。(7)这是他一贯的“和稀泥作风”,而不说明他对曾国藩有什么好感。相反,他是相当讨厌曾国藩这个人的。
祁氏反感曾国藩,一是因为曾国藩是穆彰阿的人,在政治上和他是两条线。二是因为曾国藩在公开的奏折中所批评的人或现象,或多或少都与他有关。咸丰一上台,曾国藩所上的奏折,批评官场风气,说京官“退缩,琐屑”,祁氏正是此病的代表性人物。在《三习一弊疏》中,曾国藩又批评朝廷用人“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恭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8),实际上也是批祁,因为他入军机十多年,一直没有什么建树。
虽然当初是祁氏在皇帝盛怒时救了他,然而,现存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对此没有任何记载,也丝毫看不出曾国藩对祁寯藻出面相救的感激之情。可见曾国藩在京期间对此老是没有丝毫好感的。
但是在“谐媚软熟”的同时,祁氏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主张就是“保守”“稳重”,一切都要按照祖制成法来,特别是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绝不能更动。
祁寯藻画像
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什么呢?两条:一条是“满汉之分”,另一条是“强干弱枝”。
清代皇帝不管文化上汉化水平多深,但是他们在民族身份上的认同,是非常清楚而敏感的。他们表面上都说满汉一家,不分轻重。然而实际上,一直是重满轻汉。在民政上,清中前期,旗人一直占地方督抚的大多数,“清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9)。在军事上,满人更是绝对的主导。薛福成曾说,有清开国二百余年,在军事上建立勋业的,基本上都是满洲世族及蒙古汉军旗人。这是因为“先皇措注之深意,盖谓疏戚相维,近远相驭之道当如此”。因此清廷对汉人“乾隆、嘉庆间,防畛犹严,如岳襄勤公之服金川,二杨侯之平教匪,虽倚任专且久,而受上赏、为元勋者,必以旗籍当之,斯制所由来旧矣”。(10)在咸丰以前,朝廷用兵总的原则是“汉人出力,满人受赏”。即使有汉员参与兵事,亦不过仅“供奔走之役”。我们看道光朝最重要的战争鸦片战争当中,主军事者基本都是满族亲贵。第一次派往广州的统兵者是靖逆将军奕山和隆文,都是满人,汉人杨芳不过是助手;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是扬威将军奕经、文蔚、特依顺,皆是宗室或亲贵。
满汉之分是清代特有的政治现象,强干弱枝则是历代都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所谓“强干弱枝”,出自《史记》,意为加强主干,削弱枝叶。比喻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权力。
后来同治年间,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任陕西巡抚时,在奏折中言辞直率,和皇帝叫板。御史陈廷经遂奏参刘蓉,说刘蓉蔑视朝廷,“骄矜谬妄……立言不敬,居心叵测”。并且说:“设一二勋臣尤而效之,将成尾大不掉之患,大局关系匪轻。应请旨严行惩办,治其不敬之罪,以为外大臣轻视朝廷者戒。”曾国藩读了这封奏折,大骂陈廷经“颠倒黑白,令人愤悒”(11)。而祁氏却在日记当中说:
陈小舫廷经御史驳刘中丞蓉折,言虽太尽,义则凛然。中外相维,不可偏重。言官尊朝廷、折骄帅,亦不为过也。(《静默斋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初三日)
由此可见,祁寯藻一直是非常注意“中外相维,不可偏重”,不能给地方官员太大的权力。
从表面上看,重满轻汉、强干弱枝,这些应该是皇帝和满族亲贵们考虑的问题。但是在咸丰朝,却偏有一班汉臣,比皇帝和旗人对此还着急。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身为汉臣,要想赢得满族皇帝的信任,莫过于在他面前打击别的汉人以表忠心了。祁寯藻平素说话非常注意分寸,然而说话小心并不是不说话,关键是说话要说到点子上。多种花少栽刺也不是说不栽刺。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没有敌人,关键是树这个敌要值得。
所以祁氏在皇帝面前给曾国藩小鞋穿,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经考证,湘军攻克武昌时,正是祁氏病休在家之际,所以这番具体言论可能不是出于他,但是祁氏肯定说过其他反对曾国藩掌握地方大权的话。薛福成除了在《书宰相有学无识》一文中说进此谗言的是祁寯藻外,还在《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一文中说:“曾文正公起乡兵击贼,为寿阳祁文端公所抵排。”(12)《近代名人小传》也认为祁氏“抑曾国藩,世颇讥其偏”。作为首辅,他的这个态度对咸丰不可能没有影响。《清史稿·祁寯藻传》说,正是在是否重用湘军问题上,他与肃顺产生了冲突,并且不久罢职而去。
“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又湘军初起,肃顺力言其可用,上向之,寯藻皆意与龃龉,屡称病请罢。”(13)可见他是坚定的曾国藩的反对派。
因此一贯以“不怨天尤人”自律的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后,提到祁寯藻时仍然难以保持平和心态,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莫子偲、穆海航来看病,畅谈,语次有讥讽祁春浦,过于激厉,退而悔之。”(14)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祁氏在日记当中提到此事,但称是骆秉章、胡林翼一南一北两巡抚的功劳,不提曾国藩一字。可见两人芥蒂之深。
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彭蕴章,主张和祁寯藻大同小异。彭是江苏人,和祁一样也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的政治风格和祁氏类似,也是“稳健小心”。《清史稿·彭蕴章传》称:“蕴章久直枢廷,廉谨小心,每有会议,必持详慎。”(15)也是曾国藩所说的“谐媚软熟之人”。茅海建说,他后来能在祁氏和文庆之后成为首席军机,“与他廉谨小心的为人有关,处处注意不树敌。这种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的中庸政治家,在矛盾激烈险象环生的政坛上经常有机会发达”(16)。
他和祁氏一样,迂腐无才,却自认为足智多谋、虑事深远。他们都看不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做官总出格,在京官时就不断出位妄言,批评人时把京官“一网打尽”。到了地方,又不守成例,搞出这样一个国家旧制中没有的湘军。湘军即使此时能给国家平乱,将来岂不是也成了国家的乱子?
因此,朱东安推测说出这样一番中伤曾国藩的话的更可能是彭蕴章。除了上面提到的“恐非国家之福”的记载,还有一则记载说:“蕴章在枢府日,唯阿取容,从无建白,外间戏以彭葫芦称之。久之,闻于上。一日,曾国藩奏某处大捷,文宗临朝嗟赏。蕴章忽曰:‘国藩以一书生出总师干,权力渐盛,不可不防。’文宗云:‘今日葫芦亦开口了。’肃顺将此语述之幕僚,传诸曾耳,颇为畏惧,军事不免趋于保守。”(17)后来曾国藩势力大张之后,他还曾上《密陈事务六条》,“大旨谓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致意焉”。(18)
如果放在承平年代,祁、彭二人的主张未必有错,只是他们分不清轻重缓急。开国二百年以来,满族人的勇武已经在温柔乡中消磨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出现不了真正的将才。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天下将亡之际,重用汉臣、放权督抚将帅是挽救大清命运的唯一途径。
因而,薛福成评他们“有学无识”。胡林翼在三河失利以后,曾经专门给祁氏写信,其中说,“盗贼未稍息而将才屡失”,建议“吾师学究天人,荩念独深,固知隐忧之信切耳”。意思就是提醒他现在太平天国势力太大,他应该不拘“祖制”,不要妨碍朝廷“任用实干将才”。可惜他们自始至终意识不到这一点。
然而,这些迂腐无识的话,却偏能入庸暗无能的咸丰皇帝的耳。咸丰一听,悚然一惊,“默然变色者久之”(19)。
可不是吗?想想曾国藩给自己上的那些道奏折,句句直言顶撞,现在想起来还顶得自己心口疼。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他老实听话?大清本来兵为国有,你湘军却兵为将有。现在你曾国藩保我还没问题,但如果你哪天起了异心,你这支生猛的军队,谁抵挡得往?如果曾国藩手里有了兵权,再给他地方行政权,就很有可能开启军阀割据的局面。“历史上如曹操灭黄巾之类的故事一幕幕在脑中闪过。”(20)
咸丰马上想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
但此时命曾国藩署理巡抚的谕旨已经发出,怎么办?
想来想去,还是只好不怕“出尔反尔”的批评,发出了这样一道上谕:
“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霈兼署。”(21)
就是说,曾国藩你专心办理军务吧,不用署理湖北巡抚了。巡抚我再另派人。
4.湘军的整体计划为何被打乱?
接到咸丰皇帝让他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曾国藩内心非常高兴。因为带兵打仗,没有地方上的实权,实在太难了。
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在拿下武汉之后,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
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们手中,对他们唯命是从。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却被地方官员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只是虚衔,连个“钦差”的头衔都没有,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力,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湘军不是国家经制之兵,政治地位远不如绿营,虽负“能战”之名,仍处处受到歧视。军事离不开民事,曾国藩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22),而地方官往往不予配合。
早在给皇帝拒绝出援安徽的奏折中,他已经隐约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
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之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项亦恐不愿供应。虽谕旨令抚臣供支,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五千两,即起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且贼势猖獗如此,岂臣区区所能奏效?(23)
说明了调兵筹饷之难。现在,皇帝给了他一个巡抚位子,湖北全省都可以听他指挥。他可以以湖北为根据地,从容筹划彻底打败太平天国的大业了。
不过,他还是得上疏辞谢一下。因为在出山之时,曾国藩已经告知天下亲友,自己孝中出山,只为救国,不为当官。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恭谢天恩后又说:
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臣心万难自安。母丧未除,遽就官职,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以不敢接受关防,仍由督臣收存。(24)
咸丰皇帝接到这道折子,这才后悔自己拿回巡抚职务的上谕发得太早了。对啊,曾国藩按惯例肯定会辞谢巡抚一职,等他自己主动辞谢,我再顺水推舟,同意他的请求多好!现在倒成了自己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实在是脸上火辣辣的。所以见了曾国藩这封奏疏,他自作聪明,在上面批了这样一句:
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25)
就是说,我早就知道你肯定辞谢,所以你没辞之时,我就已经降旨不让你当了。
接着,转羞为恼的咸丰还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句:
汝此奏虽不尽属固执,然官衔竟不书署抚,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着严行申饬!(26)
我上道上谕,已经任命你署理湖北巡抚,你这道奏折,竟然不写这个头衔。违旨之罪甚大,传军机处对你严行申饬!
这句话倒打一耙,实可谓鸡贼之至。
这道朱批批回来,曾国藩倒吸一口冷气。他推辞一番,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万万没想到,辞谢奏疏还没有送到北京,咸丰皇帝收回成命的上谕就下达了。可见咸丰对他的防范到了什么程度。
而且湖北巡抚一职,给的是曾在湖南与曾国藩屡次作对的陶恩培担任,陶未到任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汉而从“署理”转为“实授”的湖广总督杨霈兼任。
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官文“论功被优叙”,并无功劳的署理湖广总督杨霈和自己的政敌陶恩培都得到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皇帝又无理找三分地追究曾国藩“违旨之罪”,并且“严行申饬”。这分明是大功不赏。
曾国藩不能不深思。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
曾国藩实在没想到这个皇帝这么糊涂。他曾国藩研习理学多年,最讲的就是一个“诚”字。他对朝廷的血诚,天日可表。因为一战失败,他可以投水自杀,可见他出山作战,绝不是为了自己,可是皇帝就是不能理解。
曾国藩不免忧惧伤心。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曾经说过的“功名之地,自古难居”(27)居然这么快变成了现实。
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也传入了曾国藩耳中,更使他忧谗畏讥,伤心备至。
然而,不管皇帝对他如何,他已经开始的军事生涯,还是得继续下去。因为他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皇帝,更是为了天下,为了文化道统。
咸丰不给他官职,已经让曾国藩非常痛苦。他的乱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
一个高明的军事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所谓战略,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列,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
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的人,或者说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他非常害怕太平军以此为基地,乘胜挥师北上,把他从皇位上掀下去,为此“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啾啾,终日莫释”。因此咸丰皇帝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这样“则各处逆众自必闻风胆落”(28),太平天国就彻底瓦解了。这个战略叫“先伐根本,再剪枝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下南京。
所以咸丰皇帝的战略思想就是“专伐根本”。他从东北等地抽调大清帝国最精锐的一万多名马队步卒,起用出身正黄旗满洲的亲贵大臣琦善作为统帅,在南京北面建起了一座江北大营。同时命将军向荣率绿营兵在南京西南建立了一座江南大营。
咸丰皇帝希望依靠这两座南北相望的大营夹攻拿下南京。因此不惜举全国之力,为两座大营供应军饷物资,同时一再命令严旨催逼两座大营对南京发动大规模进攻,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把南京攻下来。
这实际上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南京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又严密设防,以万余官兵迅速攻破坚城,根本就不可能。两座大营能在南京脚下站稳脚跟就已经不错了。
所以大营统帅琦善和向荣等只能消极进攻,积极堵御。咸丰皇帝希望的南北大夹击一直发动不起来,他发去一道又一道奏折对琦善和向荣进行痛骂,威胁要砍掉他们的头。他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
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29)
他同样威胁江北大营主帅琦善:
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30)
他对曾国藩的指挥也是这种风格,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快,快,再快些,快点儿杀向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拿下来。曾国藩没出湖南时,他骂曾国藩“以在籍绅士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许者何在”(31),要求他“迅速出境”,出了湖南仍然是一路紧催,“仍着督带师船,迅速进剿……毋得再有迟误”。拿下了岳州,他指示说:“乘此声威,迅速东下。”(32)曾国藩在嘉鱼稍作整顿,他就急着催促:“汝等自湘潭大捷后,屡次得手。有此声威,岂可自馁?惟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师劳饷乏。”(33)攻下武汉后,他的命令是:“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并随时知照江、皖各抚及托明阿、向荣等,四路兜击,以期直捣金陵……迅奏肤功。”(34)
在他看来,曾国藩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
然而曾国藩并不这样想。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最大长处在于他有出色的战略头脑,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全面的分析,从大处落墨,进行整体的战略谋划。他曾经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
曾国藩认为,咸丰把战略重心放在南京是一个根本错误。自咸丰三年(1853),江南江北大营“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
曾国藩认为平定太平天国远比咸丰想象的困难。他总揽全局,认为太平天国通过掌握长江中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掌握了长江这条军事运输线,将自己的控制区变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通过长江等水系,将各省的资源统合在一起,因此难以平定。对这个蔓延在长江中下游的整体来说,南京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点。
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枝叶。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剪枝叶,再伐根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最后再解决南京。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说:“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35)东南大局的关键在武昌。湘军夺得武昌后,已据有长江中游之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有了立足的根本。曾国藩说,建立根据地,是军事的基础:“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曹操)之兖州,唐之首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36)湘军应以两湖为根据地,特别是把湖北治理成自己的大本营,在长江中游积蓄足够的力量后,再从武昌顺流而下,先取九江,次夺安庆,最后包围金陵。这就是“以上制下、取建瓴之势”的战略。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正是因此曾国藩才那么重视湖北巡抚这一职务。
但是咸丰皇帝根本不理曾国藩的这个大计划,要求曾国藩马上率师东下,一鼓作气,“不可迁延观望,坐失事机”(37)。
曾国藩曾上奏咸丰,提出立即东下的三个困难:
一是经过从岳州到武昌的一系列激烈战斗之后,湘军减员严重,战船大量损坏,武器弹药不足,且“屡胜之余,志骄气溢,殊觉散佚,暗伏挫败之机”。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
二是太平军仍有相当实力,湘军若孤军深入,很有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
三是湘军没有稳固的后方,迅速东下江西安徽,没人供给军饷粮草,“军火、银米一有缺乏,军士溃散,前功尽弃”(38)。
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些考虑是有远见的。但咸丰皇帝拒绝接受曾国藩的意见,强硬地命令他迅速东下。这下就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也导致他陷入困境。
(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39页。
(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48页。
(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44页。
(4) 薛福成著,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2页。
(5)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第344页。
(6)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75页。
(7) 史载当时咸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公寯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公芝昌会试房师也,亦为之请”。这则史料出自曾国藩弟子黎庶昌之手,真实性应该没有问题。
(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页。
(9) 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巴蜀书社,1988年,第2页。
(10) 薛福成著,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0页。
(11) 《曾国藩全集·日记》3,岳麓书社,2011年,第227页。
(12)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
(13) 《清史稿》13,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14页。
(14)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39~240页。
(15) 《清史稿》13,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19页。
(16)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5页。
(17) 章士钊:《热河密札疏证补》,《文史》第2辑,第94页脚注。转引自朱东安编:《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团结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18)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0页。
(19) 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9页。
(20)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5页。
(21)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0页。
(22)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2页。
(2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16页。
(24)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0页。
(25)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0页。
(26) 同上。
(27)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247页。
(2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8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98页。
(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8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94页。
(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9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98页。
(31)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1页。
(32)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183页。
(33)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
(34)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80页。
(35)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01页。
(36)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13页。
(37)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80页。
(38) 《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