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在线阅读网 > 曾国藩传 > 第十章 与何桂清的恩怨纠葛

第十章 与何桂清的恩怨纠葛

1.成为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在攻打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任命。

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江苏、江西和安徽。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叫江南省。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接合部,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在经济上更举足轻重。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牵动着全国的财政命脉。

咸丰八年(1858)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仍然为得不到督抚大权而感到苦恼。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初七日,在获得两江总督一职之前半年,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思身世之际甚多,抑郁不适于怀者,一由褊浅,一由所处之极不得位也。”(1)毫无疑问,所谓“所处之极不得位”,就是指统兵而未能兼管地方。

如今,出任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军权,曾国藩毫无疑问地成了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终于可以从容展布了。之所以顺利拿下了关键的战略据点安庆,即与他得到总督之位,能调动各种资源有关。

胡林翼在生前判断说,曾国藩获得此位,是天下大局真正转机之始,两三年后,江南将获得苏息:

涤帅(曾国藩)诚得督符兵符则否极而泰,剥极而复。天下士气为之一振,二三年后,吴患当少纾耳。(2)

2.慈禧与奕发动宫廷政变

00017.jpeg

慈禧太后

然而克复安庆的喜悦还没有过去,朝中又出现重大变局。咸丰皇帝在承德以三十周岁的盛年突然去世,继位的载淳年仅六岁。

咸丰死前安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八位顾命大臣辅佐载淳,肃顺是湘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这一安排表面上非常有利于曾国藩。

然而咸丰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是极不稳定的,顾命八大臣中,竟然没有咸丰帝的亲弟弟、手握外交大权在北京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关于小皇帝的两个母亲,嫡母慈安和生母慈禧,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安排。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肃顺利用咸丰的信任严刑峻法、独断专行,得罪了很多人,在朝中已经相当孤立。因此胡林翼死前预测中枢必将发生非常之变故,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3)

曾国藩也是这样想的。他与咸丰磨合十年,好不容易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与最高权力的关系进入稳定期,结果出任两江总督不过一年,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前途是吉是凶,又悬在不定之天。

胡林翼的预测是准确的。果然,就在咸丰去世后不过两个多月,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就联手发动了宫廷政变,肃顺等三位赞襄大臣被诛。消息传来,曾国藩惶惧不安,在日记中说:“少荃来,与之畅谈。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4)

虽然曾国藩一生的原则是不攀附权贵,和肃顺的个人关系并不亲密,但是谁都知道,曾国藩是“肃顺这条线”上的人。肃顺已倒,他会不会受到牵连?曾国藩连日“悚仄忧皇”(5),不能自安。

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权位在政变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还进一步提升。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八日,政变后不到二十天,朝廷就发布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6)

一总督而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在清朝都是前所未见之事。

事实证明,慈禧和奕的组合,比咸丰要明智。相对咸丰,奕更清楚要消灭太平天国,就必须重用曾国藩。他“虽与肃顺为敌,但对肃顺的政策、路线毫不存成见,善则留,恶则去,绝不似一般政争中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习见形态”(7)。而慈禧掌权之始,也能对奕的建议从善如流。

当然,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一一贯原则有关。肃顺虽然极推重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走得不近,因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8)

曾国藩表示谦抑,上疏辞谢节制四省,并且说“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也就是说,我怕我一个人手中权力太重,以后会导致地方尾大不掉,影响中央的权威。新班子回复了一段颇带感情色彩的朱批:“具见谦卑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至起骄矜之渐。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例。曾国藩晓畅戎机,公忠体国,中外咸知。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

也就是说,曾国藩这道奏折非常谦逊,而且想得很远,有古大臣之风。从曾国藩来说,当然应该存着避嫌之心,才不会在以后变成权臣,这是臣子的本分。而从国家来看,给曾国藩以大权,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曾国藩一方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能公忠体国,所以朝廷才这样倚重。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朝廷这样真挚诚恳,朝廷也不会轻易给他如此大的权力。

3.清除何桂清集团党羽

曾国藩因此进入了在官场上境遇最顺的一个时期。在安庆收复之前,曾国藩专心于军事,于吏治还没有充分着手,现在,他可以从容布局两江加上浙江的人事了。

两江加上浙江这四省是曾国藩的对手何桂清经营多年的地盘,四省许多重要职务都在何桂清嫡系手中。在收复安庆前,曾国藩只把江西和安徽巡抚换成了自己人,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还在何桂清的嫡系手中。现在,他可以借助朝廷对自己的充分信任,清除何桂清集团的残余势力。

要清除的第一个人,是浙江巡抚王有龄。

一提起王有龄,曾国藩心中就涌起许多新仇旧恨。

王有龄是何桂清的死党,与何桂清早年相识,据说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因此何桂清任浙江巡抚期间,为报旧恩而力荐原来只是个库大使的王有龄,让他由一介小吏升为江苏布政使。两人“本有世谊,言听计从,几成死党”(9)

把王有龄提拔为布政使后,何桂清还不满足。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把王安排为浙江巡抚。

早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前数年,湘军集团与何桂清集团为争夺浙江这块“势力范围”,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浙江历来是膏腴之区,筹饷要地。何桂清正是在浙江巡抚期间筹饷有功,才升任两江总督的,因此浙江是何桂清的“故地”。两江总督管理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并不包括浙江。但这三省皆与浙江相邻,因此何桂清非常希望把这块自己治理过的土地纳入势力范围,因此一再向京中好友和彭蕴章等吹嘘:“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何桂清等书札》),直接向权要们申明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湘军也非常希望能有自己派系的人主掌浙江,这样可以为湘军开辟新的饷源,解决军饷困难。于是在肃顺和胡林翼的活动下,咸丰以湘系的罗遵殿出任浙江巡抚。

罗遵殿是胡林翼的老部下,多年在湖北为官,深为胡林翼所倚重。罗遵殿抚浙,显然是湘系集团的胜利。罗遵殿就任浙江巡抚后,“深知鄂力艰难”,拟解浙饷按月接济湖北湘军,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专供江南大营了。这就无异于挖何桂清集团的墙脚。何桂清必欲去罗遵殿而后快,他不停地向朝中大佬通报罗氏的缺点错误,还公开弹劾罗氏没有战守之才,“知守不知战,守近不守远”(10)。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算计他。

不久,机会就来了。

前面提到,太平天国为破江南大营,实施“围魏救赵”之计,发兵直指杭州,时任浙江巡抚正是罗遵殿。浙江本省没有多少防守兵力,他马上向最近的江南大营告急。

何桂清靠筹粮筹饷这张王牌,对江南大营用兵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他看来,这正是除掉罗遵殿换上王有龄的最好机会。因此他抓住这个机会,施展手段。江南大营救援杭州的将领张玉良路过何桂清所驻的常州时,何桂清指示张玉良,路过苏州时要听候江苏布政使王有龄的指示。张玉良到苏州后,王有龄请张玉良巡视苏州城垣,“留二日”,耽误了两天时间,又密嘱其“率师救湖不必救杭”(11)。长期在浙江为官的许瑶光在《谈浙》中说:“张虽受命于何督,而何督嘱张商之苏藩王壮愍(有龄),壮愍曾任湖守,左右湖州人居多,请张提督阅苏城后,遂促张率师救湖,不必救杭。时署粮道何绍箕赴苏乞援,争于壮愍之前,不获命。”“然壮愍令其救湖不救杭,亦不知何心也?”这正是何桂清、王有龄在暗算罗遵殿。

因此张玉良兵抵湖州后,即逗留不进。这直接导致3月19日太平军攻破杭州。

张玉良“闻变”后才率军驰往杭州,但是已经晚了,罗遵殿已经在城陷后自杀。何桂清、王有龄的计划成功实现。1860年(咸丰十年)4月2日,清政府以王有龄署理浙江巡抚。何桂清终于从湘系手中夺取了浙江地盘。

这还不算,何桂清集团还在罗遵殿的恤典上大做文章,羞辱湘系人马。罗遵殿死得非常惨烈,据曾国藩后来汇报:

本年二月十九日,贼犯杭城,罗遵殿誓以死守,谕家人:“愿出城者,各自为计。”其妻徐氏慷慨言曰:“君以死报国,妾当同死。”孀女陈罗氏,尝割股疗母病,至是泣跪曰:“未亡人八年不死,以亲在耳。今得从两亲地下,何去为?”先是,罗遵殿有族侄妇周氏,苦节而贫,挈以随任,是日亦誓死不去。二月二十七日,贼用地雷轰城。罗遵殿督战,被贼刃伤左额坠马。亲卒救之回署,登时仰药。时徐氏及其孀女已先仰药……(12)

朝廷按规定对尽节之臣从优抚恤,结果王有龄却唆使御史高延祜奏参罗遵殿守城无方,“一筹莫展,贻误生民”(13),撤销了罗遵殿的恤典。这明明是何桂清、王有龄等逼朝廷承认安排湘系人马为浙江巡抚是错误的,更加激化了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

曾国藩和胡林翼怀恨在心。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罗淡翁事,鄙人亦甚悲悯不平。”(14)胡林翼更愤愤不平,致书罗遵殿的儿子说,令尊“明德正人,愠于群小,屈于人者,将申于天地”(15)。这里的“群小”,当然是指何桂清、王有龄等人。湘系与何桂清集团为了争夺浙江结下了深仇大恨。

王有龄用计害死了罗遵殿,他哪里能料到,不久自己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浙江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在防务上不能自主。攻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再度进军浙江,咸丰十年(1860)八月占领嘉善,十一年(1861)三月占领桐乡、海宁,一步步逼近杭州。浙江形势异常紧张。湖广总督官文颇不忍心,想拿出区区一万两银救济王有龄,胡林翼竟断然不允。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李秀成再围杭州,月余,“城中日久望援而援不至,饷道竟无由通”(16)。粮食已经匮乏。至“十一月初,城中粮尽,升米银一两,尚无从购觅。饥民满街市,哀号之声不绝,死者相继于道。凡草根树皮以及水草浮萍旧皮箱等物,无不取食;甚有将人尸分割煮食以充饥”。城中大乱。“计一月饿死者不下十余万人。”(17)

王有龄尝到了无援兵的苦。“瑞将军昌托病不出,关副都统福不肯发满兵相助,中丞日夜焦劳,心力俱瘁。”(18)湘系集团此时更是袖手旁观,拒不帮助。曾国藩本可以抽调李续宜、曾国荃、鲍超等部主力移军入浙,干扰太平军的后路,减轻杭州的压力,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王有龄连连向朝廷告急求援,清政府命令曾国藩设法解围杭州。曾国藩看准了这是他为罗遵殿报仇雪恨,夺取浙江地方政权的绝好机会。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上奏朝廷,提出以自己的部下左宗棠援浙。几天之后,他又密奏清廷,认为王有龄无法胜任浙抚一职。他说:

近年苏、浙官场陋习,以夤缘锚刺为能,以巧猾谲诈为才。王有龄起自佐杂微员,历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员赴苏,去岁又带苏员赴浙,袒庇私党,多扼要津,上下朋比,风气日敝。其委员派捐,但勒限以成数,不复问所从来。委员既取盈于公数,又欲饱其私囊,胶削敛怨,势断不免。(19)

王有龄不能胜任,谁能胜任呢?显然是将要领兵入浙的左宗棠。但是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写信给左宗棠,让他不要急于进兵。王有龄是通过阻滞救援借刀杀人的,曾国藩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在国藩之意,即虑春霆一入浙境,面面皆贼,全无方略,四顾失措,不足救浙,适足害鲍也……鲍既不能由衢州入浙,则东隅仅有阁下一军,仅此七八千人,援浙保江不可兼得。故弟为舍浙守江之陋策,请阁下开重镇于广信、河口之间,极知以浙委贼之非计,特无可如何耳。若大力能毅然援浙,而又不至逼贼回窜江西,则请台旆竟为浙中之行,仍求蔽护广信、抚、建一路。若江西再遭蹂躏,则弟与阁下之饷源断矣。”(20)

一句话,叫左宗棠和鲍超不要急于援浙。他在用当年王有龄、何桂清逼死罗遵殿的办法,来收拾王有龄。

于是左宗棠、鲍超等在浙、赣边境勒马观变,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李秀成军攻破杭州。“十一月二十八日,城破有龄尚在城垣,服毒不死,回署自经。”(21)王有龄和罗遵殿一样,穷蹙自杀。

曾国藩达到了铲除何桂清集团在浙江势力的目的。咸丰十一年底,清政府接受曾国藩的推荐,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当初王有龄以罗遵殿“一筹莫展,贻误生民”,建议朝廷撤销了罗遵殿的恤典。而后来王有龄也一字不差地重蹈罗遵殿的覆辙。现在曾国藩却宽容大度,建议朝廷对他照例“赐恤”。曾国藩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替罗遵殿昭雪冤抑,请求清政府对罗遵殿“从优赐恤”。在议及王有龄的恤典时,曾国藩夹雪夹雨,说王有龄污点很多,“迭被参劾”,“平昔苛派捐饷,严劾士绅,杭州之人感其死守,绍兴之人恨其暴敛”,唯其坚守杭城,“见危授命,臣断不敢以一眚掩其忠节。该抚惟仍应表扬忠烈,赐予恤典”。(22)如此行文用笔,睚眦必报,可见他与何桂清集团积怨之深。

报复完了王有龄,曾国藩又收拾了何桂清的另一个嫡系,江苏巡抚薛焕。

薛焕是四川人,曾入向荣幕襄赞江南大营军事,在何桂清的提拔下任江宁布政使。薛焕和王有龄一样,都是工巧之人。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崩溃,太平军进攻常州之时,两江总督何桂清准备弃城逃走,但是苦于没有借口。薛焕等人看出何桂清的意思,适时进计,联衔请求何桂清退兵保卫苏州,其实意在同逃。后来他与何桂清一起逃到上海。江苏巡抚徐有壬被杀死后,薛焕在上海继任江苏巡抚。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乞师。(23)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前往上海。不久曾国藩上奏,指责薛焕不称江苏巡抚之职,要求以“劲气内敛,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替换:

江苏巡抚薛焕……驻扎上海,陆续募勇四万余人,每月糜饷二十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上海)地少员多,人浮于事,每有差委,不能不由营求而得。……(所用)数人素工应酬,不惬人望,其所援引之人,类多夤缘之辈。……上海既繁盛异常,苏州之书籍、字画,自贼中贩卖而出,亦充积市肆之中。薛焕设立书画局,多延画工,购买名迹。谕旨所询“日享安富、娱情古玩”者,与臣之所闻相同。(24)

结论是巡抚薛焕用兵无能,吏治又复腐败,“不能胜此重任”。因此同治元年(1862)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才十七天,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

在拿下了薛焕之后,曾国藩又把报复的目标对准了何桂清集团的中心人物何桂清。

何桂清逃走的情节,是非常恶劣的。江南大营崩溃时,他本应在常州组织力守。一是清代律法规定,大员如果弃城走,是死罪。二是弃城先走,则军心民心动摇,局面更不可问。所以已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知道他“欲弃城走”后,专门来信告诫何桂清,“事棘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视以动止。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25)。千万不能逃走。

但何桂清惊惶之下,不顾一切,只想活命。他又是一个奸狡人,逃跑前先想要给自己制造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薛焕等人的联衔“禀请退保苏州。何帅得禀牍大喜”,即以前往苏州“力筹防剿,以图根本”为名,准备离城出走。然而走之前,他竟然“特张榜禁迁徙,并派兵严查诸门”,不许百姓和他同逃。“绅民曰:‘彼置吾辈死地,自示不走,无非使其独走之私,毋宁留之,俾与吾辈同死。’”(26)

总督一走,常州肯定不保,全城人民都要遭殃。所以当何桂清率部队逃离常州时,有许多绅民顶香跪留,堵塞道路,何桂清“遽令开洋枪纵击,死者十九人”。

薛福成记:

绅民耆老数百人,即夕执香赴辕门跪请留常。文经谕之,不散。执鞭之士出拱之,犹不退。何帅怒,遽令开洋枪纵击,死者十九人。(27)

何桂清一走,“城中文武皆奔散”(28)。城内外守军群龙无首,常州军心大乱,迅速沦陷,太平军屠城,死人不计其数。

消息传出,各地愤怒。当何桂清逃至苏州时,江苏巡抚徐有壬坚闭城门不许其入城,何桂清不得已又转赴常熟,结果又吃了闭门羹。何桂清走投无路,最后以借洋兵为名,“托言借外兵”逃到上海。到了上海,他还上奏为自己辩护:“金陵全省皆溃,丹阳已失,钦差大臣和春退至常州,军务应归督办。而苏州尚无准备,故臣赴苏驻扎,以系民望。”“和春溘逝,兵勇解体,大局摇动,非臣书生所能支持。”(29)

咸丰皇帝至此才发现自己看走了眼,竟然把天下大局托付给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人。何桂清和曾国藩是两种类型的人,何桂清以才干敏捷闻名,能言会道,一表人才,尤其善于和各方搞关系,是各方公认的办事之才。曾国藩其貌不扬,不善言辞,做事拙笨。所以朝中公论一直是何优于曾。在何桂清弃城逃跑后,朝中仍然有人反对以曾国藩取代何桂清,持之最力的是汉军机匡源。他的理由是何氏远比曾氏“明练”:

何较曾尚明练,宜留任以观后效。(30)

然而,事实证明,“明练”、善应对、小聪明,在天下大难前是没用的。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曾国藩式的笨拙、扎实、从根本上做起。

咸丰对何桂清非常痛恨,在上谕中斥责他道:“闻风先逃,民望何在?该大臣既抵常州,有兵有将,声势自应更壮,何畏葸若此!”“平时无事侈谈彼短,一旦决裂,尚不自知认罪,犹以书生自居,可叹可恨,殊有负书生。”将他革职拿问,命地方官逮送何氏进京。(31)

然而当何桂清逃到上海时,薛焕正以江苏巡抚的职位驻扎上海,浙江巡抚王有龄也还在位,因此两人联手营救何桂清,一再上奏,多方庇护,请准何桂清留营效力,“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以赎前愆”(32)。说要利用何桂清的剩余价值,让他在上海激励团练,运动内应,设法光复苏州,请求等到苏州克复,再赴京服罪。薛福成在《书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狱》中说:“总督何桂清弃常州也,巡抚徐节愍公严劾之,上命褫职逮问,乃由常州奔上海屡以激团练,购内应,谋复苏州为名,迁延两年,竟不就逮。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皆桂清旧时属吏,夙所荐达者也,颇力庇桂清,合疏奏请弃瑕录用,俾夺后效,以赎前罪,诏不许。”不久恰好英法联军内犯,咸丰出奔承德,内忧外乱之中,没有再腾出工夫处理他,容他在上海租界苟且偷生了两年。

然而,曾国藩成了两江总督,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注定再没有何桂清的好日子过了。李鸿章就任江苏巡抚后,立即拿着恭亲王奕的命令,与上海租界巡捕房洽谈,逮捕了藏在租界内的何桂清,解送北京。

何桂清是个精通潜规则的人,被捕以前,已经“潜令心腹,以重赀入都,遍馈要津,凡有言责者,鲜不受其沾润。自谓布置停当,放胆而行,于同治元年(1862)春到京”(33)。1862年5月,入刑部狱的他仍然信心满满,以为可以死灰复燃,重新出山。因为一是慈禧太后当时垂帘未几,处事以君臣“同治”为宗旨,对于前朝罪臣,不肯轻做裁决;二是此时他的举主彭蕴章虽然已经失去了军机大臣的职位,但是另一位反对曾国藩的重臣祁寯藻已经重新出山,再掌大权。

早在咸丰四年(1854),祁寯藻因不得咸丰欢心,抽身引退,告老还乡,在家做了六年寓公。(34)祺祥政变后,祁寯藻作为前朝元老重臣,又是肃顺的老对手,在新政局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力。立足未稳的两宫皇太后为了安定局面,笼络人心,于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重新起用他,做了年幼皇帝的领班师父,让他再次进入权力中心。

因此何桂清入京后,祁寯藻一马当先,为营救何桂清首先单冲上折,他所持理由是:

刑部原奏即称遍查刑律,如临阵先退、弃城先逃等条,均罪至斩候而止,明知舍此本律,不能改引,又云情罪较重,拟以斩决,是为拟加非律,非臣下所得擅请……(35)

所谓“拟加非律”,即不依本律,另定刑罚之意,不独非“臣下所得擅请”,即在上者亦不宜出此,否则就有残暴之嫌。嗣君新立,两宫垂帘,不宜以严刑峻法作为统治手段,否则将大失民心。这个逻辑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薛福成评价说:“祁公之疏,尤令人不敢指驳。”

祁寯藻的手法是先由斩立决争取到斩监候,然后在秋审案内,再活动减轻。他的行辈甚高,影响力非同凡响。在他的率领下,“救何派”一下子纷起,上疏申救何桂清者共十七人:“工部尚书万青藜,通政使王拯,顺天府尹石赞清,府丞林寿图,九卿彭祖贤、倪杰,给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延祜、陈廷经、许其光、李培祜等,或一人自为一疏,或数人合具一疏,其余五人则余忘之矣”(36)。可见何桂清奥援势力之雄厚。

但是另一方面,要求杀掉何桂清的人势力也很强大。何桂清逃亡情节残忍卑劣,江南籍特别是苏常籍的官员必欲杀之而后快,所以也是接连上疏,力争不让,称“不杀何桂清,何以谢江南百万战难生灵”。

朝廷非常为难。

何桂清一案的一个关键点,是弄清他当初为什么由常州逃跑?如果是只为逃命,当然要杀。可是如果有证据能证明他确实是为了外出组织更有效的抵抗,就可能不死。刑部审问他时,何桂清拿出一份薛焕等人所具的公禀,说是薛焕等数名部下请他退到苏州,以保饷源重地,以此证明他本心并不打算弃地:“退至苏州,从江苏司道之请,欲保饷源重地也。因引薛焕等四人禀牍为证。”(37)

那么,这张公禀究竟真的出于当时,还是事后补具?当时的形势,是否有必要退至苏州?朝廷降旨,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这些情形具奏,以备朝廷定夺。

曾国藩在京师的耳目众多,对何桂清一案的发展当然了解得清清楚楚。

咸丰八年(1858)再度出山之后,曾国藩在官场上的修炼已经相当老到。他的原则是不轻易得罪人,但是对何桂清不同。一是两个集团积怨甚深,二是如果何桂清复出,与祁氏联为一体,又将成为他强有力的对手。因此他一定要斩草除根,置何桂清于死地。

曾国藩的回奏很有特点。一向不大肯说题外之话的他,复奏措辞,如老吏断狱,犀利无比。首先他说,这道公禀是出于当时的实情抑或事后伪造,调查起来很复杂,也根本没有必要查究,因为任何一个了解大清政治规则的人都知道,督抚权力巨大,可以主掌下属一生荣辱,因此既能使下属曲意逢迎在先,又可以使他们隐瞒粉饰于后。

接着,曾国藩又说,他掌握有何桂清造假的前科。咸丰十年(1860)七月,嘉兴大营将弁数十人联名上帖请求挽留何桂清在江苏,暂时不要解往京师,求曾国藩代为转奏。曾国藩通过调查发现,此事只不过是军中几个人所为,因此没有为他转奏。所以薛焕等四人禀牍不足为证:

臣在外多年,忝任封疆,窃见督抚权重,由来已久。黜陟司道,荣辱终身,风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而隐饰,不特司道不肯违其情,即军民亦不敢忤其意。十年七月,嘉兴大营将弁联名数十,具呈请留何桂清在苏,暂不解京,求臣转奏。由王有龄移咨到臣。臣暗加察访,不过通知军中数人,并非合营皆知,是以未及代奏,而王有龄已两次具奏。观营员请留之呈,则司道请移之禀,盖可类推,毋庸深究。

接着他又说出一段非常关键的话:“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38)

也就是说,因为封疆大吏要死守城池,这不光是朝廷的要求,更是一个读书人的大节,本不容有丝毫含糊。高级大臣,为了逃亡忍心害理,枪杀百姓,就凭这一条就足以处死,不必追究有没有这个公禀。

曾国藩的这道复奏,高屋建瓴,理直气壮,无法反驳,因此要了何的命。何桂清不久即被弃市。曾国藩集团终于痛痛快快出了一口气。


(1) 《曾国藩全集·日记》1,岳麓书社,2011年,第485页。

(2)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521页。

(3)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866页。

(4)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

(5)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27页。

(6) 《曾国藩全集·奏稿》3,岳麓书社,2011年,第251页。

(7) 杨剑利:《同治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206页。

(8) 欧阳昱:《见闻琐录·曾文正不交权贵》。转引自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82页。

(9)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96页。转引自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第159页。

(10) 事见《能静居日记》:“何督先劾浙抚罗遵殿知守不知战,守近不守远。”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岳麓书社,2013年,第127页。

(11) 乐炳南:《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8页。

(12)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09页。

(13) 项文惠编:《明清实录·杭州史料辑录》,杭州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14) 《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26页。

(15)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706页。

(16)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6,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27页。

(17) 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773页。

(18) 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772页。

(19) 《曾国藩全集·奏稿》3,岳麓书社,2011年,第350页。

(20) 《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537页。

(21) 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9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226页。

(22) 《曾国藩全集·奏稿》4,岳麓书社,2011年,第24页。

(23) 这封乞师信写得“深切婉至”,钱鼎铭“力陈东南百姓阽危状”,“往复数千言,继以痛哭”,使曾国藩大为动容,称赞他“真不异包胥秦廷之请矣”。当天晚上,曾氏即“与少荃久谈”,此后又一连多次与李鸿章长谈,“商救援江苏之法”。

(24) 《曾国藩全集·奏稿》3,岳麓书社,2011年,第351页。

(25)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7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4页。

(26) 薛福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43·庸庵文编》,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449页。

(27) 同上。

(28) 薛福成:《近代中国史料丛刊943·庸庵文编》,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450页。

(29) 《清代野史》第7辑,巴蜀书社,1987年,第323页。

(30) 《清代野史》第7辑,巴蜀书社,1987年,第172页。

(31) 薛颂留主编:《皇朝掌故辑要》,华文书局,1970年,第1129页。

(32) 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3卷,巴蜀书社,1998年,第1641页。

(33) 沈守之:《借巢笔记》,第25页。转引自宝成关:《奕慈禧政争记》,吉林文史出版社,1980年,第195页。

(34) 孙丽萍:《人物·晋商·口述史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35) 《清史列传·何桂清传》,转引自孙家红:《清代的死刑监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48页。

(36) 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3卷,巴蜀书社,1998年,第1641页。

(37) 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3卷,巴蜀书社,1998年,第1641~1642页。

(38) 《曾国藩全集·奏稿》5,岳麓书社,2011年,第75页。


在线 阅读网:http://wwW.yuedu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