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安庆这块难啃的骨头
1．曾国藩的二次出山
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一开始境遇仍然处于困难当中。因为皇帝仍然不想给他督抚之权，只是拿他救急，让他当抵挡石达开的游击之师。
咸丰八年（1858）九月，曾国藩到达江西。此时石达开已经转赴福建，曾国藩遂计划追随入闽。不料咸丰九年（1859）秋，石达开部又试图转战四川以开辟新局面。咸丰皇帝见状大惊，仓皇议防，命曾国藩率军入川。
胡林翼一看，认为这是帮曾国藩争取一个督抚头衔的好机会。于是他与咸丰皇帝的亲信官文合作，帮曾国藩运动“四川总督”这一职位。
胡林翼的性格特点是明敏、坚毅、精于权术。此时他已经以极为高明的手腕，笼络和操纵住了湖广总督官文。
咸丰五年（1855）四月，即胡林翼署湖北巡抚才一个多月，朝廷即将当时任荆州将军的官文擢授为湖广总督，其用意显然是以满族亲信来监视和牵制胡林翼。
胡林翼的政治信条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既然当了巡抚，就一定要包揽湖北全权，把权力用足用全，全面治理整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要包揽全权，他就必须先收服自己的顶头上司官文。
官文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官，为人“忌刻倾险，尽是内务府气习”。官文手下的官员，也多是无耻之辈。胡林翼与官文刻意交好，凡有功劳，皆推让于官文。他还千方百计讨好官文的小妾，让自己的母亲收其为义女，“家人往来如骨肉焉”。(1)官文出身内务府，骄奢成性，挥霍无度。胡林翼就给他提供大笔钱财。官文既收了这些好处，也就不得不被胡林翼“左右之”，成了被胡林翼操纵的牵线木偶。
胡林翼听说皇帝命曾国藩入川，便“频说官文合奏，请诏曾国藩援蜀，冀朝命以授总督”(2)。他要求官文“精心结撰”一封奏折，密荐曾国藩取代新任川督黄宗汉。“尤以必得总督为要。”(3)
官文倒也听话，真的花了心思写了一封奏折说：
奴才不揣愚昧，伏求皇上天恩，饬令曾国藩酌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士，责以守蜀之任……抑奴才更有请者，凡客兵之人，他省非有统辖之权，不能与本省兵勇连为一气；又军行饷糈为重，未有封圻之责，即无筹饷之方。曾国藩廉洁性成，于财赋兵农素所深究，若得假以尺寸之柄，必能通筹全局，以浚饷源而裕天储。(4)
理由说得非常充分。可是咸丰皇帝实在是太固执了，亲信的意见竟也不起作用。疏入之后，咸丰仍施故技，只令曾国藩入川督军，并不授予总督之职。这样一来，如果曾国藩应命入川，就会重复他在江西被当地官员玩得团团转的悲惨经历。何况曾国藩和胡林翼都知道，石达开西进，表面上声势浩大，实际上已经成为流贼，变成强弩之末，并不足为虑。
于是，胡林翼转而计划留下曾国藩和他一起进军安徽。原来在曾国藩出山不久，就发生了三河惨败，安徽全省陷入危局。
曾国藩家居期间，在胡林翼的调护下，湘军抓住了天京内讧的机会，本来在战局上取得很大进展。咸丰七年（1857），胡林翼视师九江，制定围攻方略。湘军于围城十六个月之后，终于次年四月攻占九江，并基本收复江西全境。接下来，胡林翼就准备进军安徽。同时江南江北大营军进展也不错，本来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谁也没想到，已经濒死的太平天国居然又渐渐恢复活力。石达开出走之后，洪秀全放手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天才将领，解决了失去杨秀清、石达开导致的人才危机。李秀成、陈玉成为了解天京之围，施围魏救赵之计，进军安徽，攻下了庐州（今安徽合肥），把江北大营的清军调动出来，破了江北大营。这一胜利使李秀成、陈玉成威名远扬，太平军又重新找到了一度丧失的信心。
庐州就是今天的合肥，安庆失陷后这里就是安徽的省府了。省会失陷当然是大事，所以咸丰皇帝命令正准备进攻安徽他处的湘军名将、罗泽南的接班人李续宾立即移师夺回庐州。李续宾十天之内七奉咸丰皇帝的严命，于是不得不前往攻城。其实咸丰这又是一次瞎指挥，李续宾部只有八千人，并且正当连续作战之后，让他们奔袭数百里，破太平军重重防线，再攻下庐州，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咸丰一再严命，李继宾也只能尽力而为，他二十天内连陷桐城、舒城，九月底进扎庐州城南七十里的三河镇。
李续宾连年苦战未得休整，进入安徽后又悬军深入，一再分兵，屡犯兵家大忌。三河城小而坚，地当要道，又是太平军的屯粮之所，太平军在此坚固设防，驻扎重兵，使李续宾寸步难行。太平军抓住机会发起围攻，李续宾六千精锐被全歼，李续宾及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华皆死于军中。三河一败，太平军乘胜连续拿下舒城、桐城、潜山、太湖，安徽全省糜烂。
李续宾是罗泽南之后湘军最重要的骨干，李继宾部也是湘军最精锐的核心。陈玉成歼此一军，不仅使太平军重振军威，也使整个战局发生重大扭转。曾国藩得信“中夜以思，泪如雨下”。他说：“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四年冬间相似，情怀难堪。”(5)也就是说，三河之败对全局的影响与当年湖口之败差不多。胡林翼闻讯也“大恸仆地，呕血不能起”(6)。此时胡林翼正因母丧丁忧，因此一败，不得不仓皇复出。
元气大伤的湘军需要整顿，糜烂的安徽局势需要规复。胡林翼于是怂恿官文再次上奏，建议不要让曾国藩入蜀，而是留下来图皖。
官文确实与胡林翼“团结如一人”，马上又老老实实地写了一封奏折，说四川没有安徽重要，不如让曾国藩进军安徽。与此同时，曾国藩虽然不愿奉命入蜀，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或者讲可以灭敌于湖南而不必入蜀，或托言江西、安徽当守，多方周旋，刚柔相济。
两方合力之下，皇帝同意曾国藩留下来与胡林翼合军一处，修复湘军战斗力，共谋恢复安徽。曾国藩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曾国藩后来回忆这段历史说：“（咸丰）八年起复后，倏而入川，倏而援闽，毫不能自主。到九年与鄂合军，胡咏芝（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以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7)
2．和胡林翼联手攻占安庆
曾胡二人收复安徽的重点是安庆。
早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把平定太平军的重点放在四个城市：武昌、九江、安庆、南京。他的总体计划是稳扎稳打，沿着长江，一个个地拔钉子。现在，武昌、九江已下，下一个重点自然就成了安庆。
安庆是长江边上的重镇，决定着长江上的航运安全，南京之所以能一直保障安全和粮饷供给，就是因为太平军掌握了安庆，掌握了长江的运输线。
关于安庆地理位置的重要，裴士锋曾经有过描写：
安庆不是中国最大的省会，但是一座宏大的要塞，面积超过二点五平方公里，俯瞰长江和周遭乡间。从军事角度看，它位置绝佳。它坐落在一块高地上，高地四边皆向下斜，视野良好，具有地利。而且从陆路极难接近它……从战略上看，安庆犹如一个杠杆支点。往东看，它扼守从长江北岸前往南京的各个要道，太平军往北与往西经安徽进入湖北的所有征战，也以安庆为基地。而且它无疑扼控紧邻其南边的长江。安庆段长江宽约八百米，但吃水较深的船所走的水道紧邻北岸，近到行经船只的船长可以看到城墙上对着他的火炮炮管内部。因此，清军即使越过安庆，攻进太平天国领土，其水上补给线仍逃不过安庆守军的截断。曾国藩得先拿下安庆，才能往南京推进。(8)
曾国藩在给咸丰的奏折中这样分析：“自洪、杨内乱，镇江克复，金陵逆首凶焰久衰，徒以陈玉成往来江北，勾结捻匪，庐州、浦口、三河等处，迭挫我师，遂令皖北糜烂日广，江南之贼粮不绝。”(9)在他看来，南京之所以长期不能攻陷，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在内讧之后声威再振，就是因为有安庆作为南京的屏蔽。若集中力量进攻安庆，陈玉成必然全力来争，这样就可迫其进行战略决战。如能攻陷安庆，消灭陈玉成这支部队，南京的攻陷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所以他把攻陷安庆当作中心目标，甚至把它看成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
咸丰皇帝顺利地批准了这个计划。他之所以批准，不是因为他在心里怎么认同曾国藩的这个战略，相反，是因为此时他对湘军已经不再那么关注，他的关注重心全部都放到了江南大营身上了。
此时天下战局中，国家正规军即江南大营和湘军的竞争态势更加鲜明。李秀成、陈玉成虽然用计彻底扫灭了江北大营，但是江南大营却没有受到影响。江南大营在和春与何桂清的合力经营下，战果相当喜人。特别是进入咸丰九年后，江南大营攻下了南京城外的重镇浦口，对南京形成了合围之势。按江南大营方面的估计，南京城有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被攻陷。南京拿下之后，“根本既失，枝叶自仆”，一切就都好办了。
而湘军经三河之败，最能战的一部全军覆没，实力已经大衰。现在整顿之后，进兵安徽，安庆城墙坚固，防守严密，按以往经验，要拿下来需要两年左右时间，很难迅速建功。
这其实正合咸丰之意。这样一来，江南大营终将建立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在与湘军的竞争中完胜。咸丰依靠正规军、“直指根本”的战略最终会被证明成功。
但是曾国藩和胡林翼却不这样想。他们认为，依靠江南大营拿下南京的计划是一块画饼，根本不可能实现。三河惨败后不久，胡林翼写给陕西巡抚曾卓如的信中说，虽然经历三河惨败，元气大伤，但是湘军的战斗力仍然是绿营兵无法比拟的。“所自信者，此军人才，殄于三河，志气骨力，或逊于前。规模肃括，资地朴谨，尚较东南各省为优。数月之后，仍可奋发有为耳。”(10)写给李续宜的信则说得更直率：“天下兵将，只靠吾楚耳！”(11)就是说，要最终平定太平天国，还要靠湘军，江南大营根本不中用。
为什么胡林翼话说得这样笃定呢？因为他们对江南大营太了解了。
江南大营典型地体现了清代国家军队的所有缺点。在一切方面，它几乎都是恰恰和湘军反着来的。
首先是兵源。前文讲过，曾国藩招兵，以“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12)。而江南大营多数勇丁皆募自沿海地区的城市游民，尤以广东潮勇为多，这些人恰恰正是湘军坚决不用的市井无赖之徒。向荣曾指出，潮勇“从前或当洋船水手，或仰给粤海关，借资糊口。……迫五口通商以后，一切洋货无须华商转运，洋船歇业者多，粤海关截私充公，该游民等无从觅食，遂以护送鸦片为事。……迄于军兴，更借甲充当潮勇，纷然而至”(13)。正如曾国藩所说，这样募来的士兵实际上只能是一群“乌合之众，漫无纪律，无事则虚糜粮饷，有事则临阵溃逃”(14)。
其次是组织。湘军强调兵为将有，利用门生故吏宗族乡党等关系，对全军官兵将弁逐层逐级加以控制，因此如臂使指，非常团结。江南大营的兵丁则是抽自各省，派系众多，心志不一。兵丁籍贯南达两广，西及川、楚，东到江、浙，北抵山东。各省部队间矛盾重重。往往一队接仗而他队鼓噪先退，一队获胜而他队掣肘致败。更有甚者，各省兵勇“往往自相仇杀”。有一次川、楚兵为争一民间幼妇而大动干戈，“战声驰如雷，大刀狂有风……虽各数十人，半里暗尘土”，目击者不由得慨叹，“从来攻城时，未见今日武”。(15)
士兵不团结，将领之间芥蒂更深。江南大营早期，向荣和下属中的满族将领和春、苏布通阿、福兴均不和。和春继任之后，因“权势既大，矜骄不免，喜谀恶直，是其素性”(16)，与主将张国梁的矛盾非常突出。和、张之间积不相能，连在上海的外国人亦有所闻，评论说：“清朝军务钦差大臣和春与前叛军将领张国梁之间所存在的冲突，是如此严重，以致他们不能取得合作。”(17)这更加削弱了战斗力。
最后是军纪。曾国藩对军中廉政建设抓得很紧。他反复告诫军官们说：“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18)“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19)“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20)一旦发现贪污中饱私囊行为，曾国藩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之。
而江南大营却极为腐败。
和春、张国梁除了互相斗争外，还各自任用私人，培植亲信，腐败不堪。军中“贿赂公行，毫无顾忌。大营将帅故意克扣，中饱私囊”。从和春到张国梁以下各级将领无不朋比分肥，贪污中饱。大营翼长王浚为和春亲信，“婪索无厌……每营按月纳贿，自百余金至二百金不等”。将领们浑水摸鱼，贪污私吞，兵勇却在风雪中忍饥受冻，也难怪大敌当前，士兵不肯出力。江南大营溃败后，“兵趋苏州，骑千余先至，女兵居半，谓是张玉良兵妻女”(21)。仓皇逃命之际，军中妇女尚如此之多，平日如何，自然可知。
咸丰十一年（1861），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大营中。他对比江南大营与湘军营地，得出结论说：
吾八年春，省吾兄于秣营，遍观长壕营垒，识其兵帅，与此间有三异：一、钦差总统大营，离壕十余里，而此处统领营逼近壕墙，且正当冲要；二、长壕深不及二丈，当敌冲处名龙脖子，以在石山上，不能开掘，仅垒小石作墙，高不及丈，而此处壕深广皆倍之；三、壕内各营，虽头敌俱不设严备，无坑堑，而此绕营小壕亦复宽深，鹿角梅坑，无不得法。又人事异者复有二：一、营中饮食，咄嗟立办，客至无不留饮，而此间客至，方谋到城中饭肆买菜，客卒不及候而罢；二、营官及随身亲勇皆华服，此皆如田人，不可辨识。此五者，严既胜懈，俭复胜奢。呜呼，一成一败，非偶然矣！(22)
作为抵抗太平军的主力，主帅穿着破旧衣衫，军官们寒俭如农民，来了客人来不及备饭，天下军队做到这个程度的，仅湘军一家。因此赵烈文才感动到“可为流涕”的地步。
胡林翼对江南大营腐败非常了解，他称江南大营“将骄兵惰，终日酣嬉，不以贼匪为意。或乐桑中之喜，或恋家室之私，或群与纵酒酣歌，或日在赌场烟馆，淫心荡志，极乐忘疲。以致兵气不扬”(23)。
胡林翼虽然对咸丰忠心耿耿，但是对咸丰偏心江南大营，一直非常不满。他说：“此军（指湘军）颇强，颇知耻，并无闹事之人。天下惟要脸者不招人爱，而不要脸者，偏爱之矣。”这无疑是在批评咸丰。
因此，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在国家正规军和湘军的竞争中，笑到最后的肯定是湘军。
要攻下安庆，首先要拿下由湖北进军安庆的孔道太湖（安徽太湖，非江苏太湖）。进攻太湖的军队，由多隆阿、鲍超等部组成。
多隆阿隶属满洲正白旗，擅长指挥马队。1856年，他被湖广总督官文调至湖北，成为胡林翼统领下的一员将领，按湘军营规统领马队，成为湘军中的一员。多隆阿“临阵料贼，明决如神，骁果冠伦，实有可凭”(24)。通过一系列战斗，逐渐与湘军第一名将鲍超齐名，有“多龙鲍虎”之誉。
胡林翼命多隆阿出任总指挥进攻太湖。咸丰九年（1859）十月，湘军对太湖发动进攻。多隆阿在战争中“谋勇兼优”，指挥合理。咸丰十年（1860）正月二十五日太平军放弃太湖，连夜撤走。湘军取得了太湖、潜山大胜，击毙太平军两万余人。
湘军拿下太湖，就扫清了进军安庆的门户。因此这是一场关键的胜利，曾胡兴高采烈地向咸丰皇帝汇报。
然而，咸丰皇帝对此却不甚重视，因为和江南大营的胜利比起来，太湖的胜利似乎黯然失色了。咸丰十年（1860）正月初十日，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洑洲。
九洑洲居大江之中，扼南北交通之咽喉，此地既失，城内接济基本断绝，“城内米粮殆尽，贼众惊慌，先则杀马而食，继则饿死不少”(25)。因此消息传来，咸丰皇帝和何桂清的举主彭蕴章等人都额手称庆。江南大营的胜利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听到这一消息，胡林翼却致书曾国藩说：“东南成功尚早，我辈自行其志，不睬他人！”(26)胡林翼说，南京城高池深，没有几年工夫是拿不下来的。江南大营现在看起来势头不错，但是早晚会有惨败的时候。
曾国藩和胡林翼继续从容由太湖长驱直入，进围安庆。
湘军攻城的时间，通常不是以一天、两天，也不是以一月、两月算，而往往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因为湘军攻城，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挖沟。如同巨蟒缠人一样，用一道一道的壕沟把一座城市活活困住，等着里边的人被活活困死饿死。
因此湘军一到安庆城下，马上着手，围着安庆城挖了两道足足七十里长的长壕，又沿壕修起两道长墙，把安庆牢牢围了起来。
为什么采取这种笨拙的方式攻城呢？这也是基于曾国藩“以静制动、反客为主”的战略思想。
3．湘军的战术：“结硬寨、打呆仗”
我们以前讲了湘军的组织原则、用人原则，但是还没有系统介绍过湘军的作战原则。
湘军的作战原则也非常能体现曾国藩的性格特点，那就是“以静制动”“自固为本”。
太平军作战是颇有谋略的。张德坚《贼情汇纂》中说，太平军“山川形势，颇能谙习。虽不读书，罔知兵法，然皆背谲诈机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势者，盖盗亦有道也”(27)。太平军“熟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用兵颇有纪律，诡计百出”(28)。
确实，太平军在与清军的作战中，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总是能够避实击虚，“审势度力”，“灵变应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太平军在作战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裹胁大量民众为兵源，造成漫山遍野、声势浩大的样子，使敌人震眩失措。太平军每占一地，常习惯将百姓的房屋烧毁，然后掳掠无家可归的民众一同撤走。(29)打仗的时候，经常把大量流民驱上前线以壮声势，刚刚和他们交手的人，很容易被他们的阵势吓倒。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之所以在与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失利，就是因此。
与此贼战有两难御者：一则以多人张虚声，红衣黄旗漫山弥谷，动辄二万三四万不等，季洪岳州之败，梧冈樟树之挫，皆为人多所震眩也；一则以久战伺暇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必乘隙而入，次青在抚州诸战是也。二者皆难于拒御。(30)
那么，曾国藩以什么战法对付太平军呢？
笨人曾国藩的战术方法就是六个字，叫作“结硬寨、打呆仗”，或者叫“打死仗”。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31)
这种打仗风格，用一个字总结，就是“笨”。
怎么个笨法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结硬寨”。
湘军行军打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最重视扎营，在扎营上花的时间和精力特别多。
湘军行军，是半天行军，半天扎营。“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二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壮，可以待敌。故百里而趋利者蹶，此军家之大忌也。”(32)湘军行军作息表，是每天要花四小时行军，走三十里。然后就不走了，干什么呢？再花四小时挖沟修墙。
每天扎下营盘之后，不管军队多么劳累，都必须首先环绕营地挖出两道深沟，沿着沟再筑起两道高墙，把自己保护起来。壕沟的宽度、深度和营墙的高度、厚度都有明确要求：“作壕之法，外内重设，外壕广六尺，深八尺，内壕半之。”就是说，外面的一条壕沟宽要达两米，深要近三米。里面的一条，尺寸减半。“作墙如城，其高七尺，其厚六尺，子墙半之。”营墙也是两层，外面的一层，高两米多，宽两米；里面的一道尺寸减半。(33)
修好之后，晚上再把军队分为三班，两班睡觉，一班轮流站岗。这叫“站墙子”。
这种做法确实极为笨拙，因为修墙挖壕是极为费工费力的事。这样，湘军就从一支军队变成了“民工建筑队”，行起军来如同蜗牛爬行一般，每天行程不过三十里。
湘军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刚刚成军出战的时候，湘军没有经验，营地扎得不牢，在岳州湘军的营盘曾受到太平军的突然袭击，遭受了严重损失。所以曾国藩总结经验，提出的应对之策就是“扎硬寨”“站墙子”。
咸丰九年（1859），李鸿章刚到曾国藩大营，跑到前线学习军事技能，见湘军每天做的不过是挖沟砌墙站墙子这一套，很不以为然，事后对人说：“吾以为湘军有异术也，今而知其术之无他，惟闻寇至而站墙子耳。”(34)
其实曾国藩一生做事，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这种作战方式，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现。因此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军事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情，不容许你犯错误，一犯错误，可能生命就没了，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
曾国藩一生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次打仗，他都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在具体作战原则上，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是“以静制动、反客为主”。不主动出击，总是诱使敌人先来攻他，后发制人。曾国藩反复强调，湘军打仗，不能浪战，先不要急于进攻，而是先站稳脚步，等着敌人露出破绽，你再出手。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引用《水浒传》中“林冲打洪教头”的故事。林冲和洪教头比武，一开始是洪教头主动，林冲被动。林冲先不出手，先往后退，观察洪教头。等洪教头进攻了几棒，林冲看清了他的套路，才出手，一出手，就把洪教头打倒了。
毛泽东引用了这个故事，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部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弱军通过诱敌深入可以后发制人、制胜强敌。他说：“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35)
曾国藩的作战思想正是这样。他说：
“两人持矛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戮者为主。”(36)他又说：“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用兵者喜为主，不喜作为客。”(37)
两个人打仗，在那儿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主动进攻的是客。主占优势，客占劣势。所以打仗，一定要为主，而不要为客。要善于变客为主。
正是因为这种“主客”思维，导致湘军采取“挖沟法”围城。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38)守城的人是主，你去攻城，你就是客。太平军战争经验丰富，要攻下太平军把守的城池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守城者依托高大的城墙，上面还准备了滚木礌石。坚城之下，如果强攻，人家从城墙上往下放枪放炮，湘军死亡率极高。而且你攻城的时候，背后还往往受到敌人援军的攻击，里外夹击，导致攻城失败。
那么怎么变客为主呢？湘军的攻城法就是变客为主。每攻一座城市，先发挥湘军“民工建筑队”的特长，在城外挖两道长壕，把城围困起来，里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断绝城中的粮草接济，防止城里人突围。外面的一道长壕，是为了抵抗外来敌方援军的攻击。这样湘军在城墙下有了自己的营盘，就成了主。被围在城里的军队就心慌了，为了不饿死，就不得不主动突围，来到沟边来打湘军，而不是站在城头上等湘军，太平军就从主成了客。曾国荃拿下吉安，胡林翼拿下九江，都是运用的这个战法。
曾国藩的这种打仗方式，看起来很笨拙，其实是很高明的，非常符合《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说，你自己先要立于不败之地，再等着敌人给你机会。湘军这种挖沟式攻城法，确实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概率最大，问题是时间成本很高，土木工程量也很大。攻下一座城池往往要花两年到三年时间。等战争结束，城墙外的地形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了。
在太平天国战争之中，双方战略战术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太平军的得意之笔是围魏救赵、指东打西，用这个计策多次解了南京之围。而这一次安庆之战，湘军在巨蟒缠人式的攻城法基础上，又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法。
所谓“围城打援”，就是用一支军队围困住城市，同时安排多支军队在城外要路上阻击援兵。围城的主要目的从拿下城池变成吸引援兵，然后通过打援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就跳出了过去以一城一地得失为胜负标准的旧的战争观念。
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胡林翼。他认为湘军攻打安庆，不光是为了收复这个旧省城，更是为了吸引太平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所以他在给湖北湘军统帅多隆阿的信中说：“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为喜，而以破援贼为功。盖发逆自粤西起事以来，每以坚城坚垒牵缀我兵，而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狡焉思逞。故贼日见其多，兵日见其少；贼处乎有余，而我转处于不足。善乎！李左车戒韩信之言曰：‘顿兵城下，情见势绌。’实为古今不易之论。”(39)也就是说，战争的目的，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太平军起兵以来，经常用一两个城市吸引清方大量军队围攻，他们转而在清方兵力不足的地方得手。故“用军之道，全军旅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40)。
曾国藩对胡林冀的这一计划双手赞成。因为这一战不仅要夺取安庆，打开进攻南京的大门，更要力求歼灭太平军主力陈玉成部，从而解决战争的胜负问题。所以湘军兵力一分为多，以一支围城，多支打援。
但问题是，谁来围城，谁来打援呢？显而易见，大家更愿意承担围城任务。因为围城打援，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是打援者。打援部队需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硬仗来消灭敌军有生力量，所处境地最危险，面临的战斗也最激烈，但是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人们记住的往往是直接拿下城池的队伍。
曾国藩和胡林翼左右权衡，决定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围城，让胡林翼署下的湖北湘军多隆阿等打援。曾国藩这一安排，主要是让弟弟通过这一战成名。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族中大排行是第九，字沅甫，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常称他为“九弟”“沅弟”。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句诗来评价他，“屈指老沅真白眉”。这句诗典出“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汉代马家兄弟五人，唯白眉马良最为出色。可见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器重。曾国荃为人好强，用湖南话说，吃得苦、霸得蛮，做事一条道走到黑。曾国荃从军后，曾国藩从各个方面对他加以提携帮助，特别是在饷械供应上向他倾斜。因此“吉字营”在湘军中虽成军很晚，却建功极速。曾国荃以后起之辈的身份，很快取得了与鲍超、彭玉麟等湘军名将平起平坐的地位。
有人比较曾国藩和胡林翼，认为曾国藩不如胡林翼“忠纯”。确实，在胡林翼的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虑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相比之下，曾国藩的“杂念”要多很多。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核心焦虑：一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国藩心目中，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停地在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41)他自己的进退考虑，很多时候都是和对家族命运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
之所以有如此差别，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身处不同的家族之中：胡林翼是独生子，又膝下无儿，领兵之时父亲也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可以挂念。
而曾国藩兄弟五人，姊妹四人，上有父母，下有二子。儒家的理念是家大于国，孝高于忠。一个人，可以为父绝君，却不能为君绝父。因此，曾国藩必须家国兼顾。在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同时，他对家庭，对家族也投入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这些努力的印迹，就是今天的《曾国藩家书》。
正是因为这种考虑，曾国藩提出，要让曾国荃担任安庆围城的指挥者。当然，曾国藩这个建议也有靠得住的理由。我们说过，湘军围城用的是挖沟法，而曾国荃最善于挖沟围城，围得严严实实，滴水不漏，甚至因此得了一个著名的外号“曾铁桶”。
胡林翼理解曾国藩的苦心，同意直攻安庆任务由曾国荃负责。多隆阿则驻桐城挂车河，李续宜驻青草塥，鲍超的霆军驻扎机动位置，负责打援。
曾国荃闻讯非常振奋。这次要打的是在整个太平天国战争中位置极为关键的名城、省城安庆。通过这一战，他的名字必将传扬天下。
于是曾国荃率军进驻安庆城下，发扬“民工建筑队”的本色，修建双层壕墙，湘军居于内外壕墙之间，以逸待劳。这一工事修得非常扎实，后来拿下安庆后巡视战场，曾国藩对壕沟的深与宽颇感惊讶。
但是，整个安庆战役中，战功更大的，其实是多隆阿。
由于出身正规军，多隆阿作风与其他湘军将领有所不同，官军习气严重，“意忌情深，忮心尤胜”(42)，谁都瞧不起。但是此人骄傲有骄傲的理由，他确实有谋能战，他驻守挂车河，成了保护身后曾国荃部的一道有力屏障，打了多次硬仗。特别是咸丰十年（1860）十月，素来有“用兵如神”之名的陈玉成提兵解救安庆。陈玉成部包括陈玉成本人的家眷，大都在安庆城内，所以这次救援是出了死力。他们联营四十余座，在挂车河与湘军展开激战，双方都杀红了眼。多隆阿指挥有方，大获全胜，歼敌万余名，解散胁从人员一万多名，重创了太平军有生力量。
第二年，陈玉成又联合洪秀全新派来救援安庆的洪仁玕部、林绍璋部，再次对挂车河发动猛攻。多隆阿作战勇猛，用兵机智，以一当十，多次打退敌军。
应该说，安庆之战中的大部分险战、恶战，都是多隆阿打的。在多隆阿的掩护下，曾国荃部把安庆围得越来越紧，进展顺利，安庆一步步陷入绝境之中。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天下形势突变，对曾国藩专注安庆的战略形成挑战。
4．命运之战
前文讲过，咸丰十年（1860）正月，江南大营攻占了战略要地江心九洑洲。南京的喉咙被扼住。咸丰十年是咸丰继位十年，他本人又三十大寿（虚岁），一开年就传来如此振奋人心的消息。如果这一年能拿下南京，实在是双喜临门。
江南大营的将士更认为捣穴擒贼“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43)。直到咸丰十年二月，何桂清还在信中说：
军务已有把握，金陵之接济真断，指日即可克复。和帅报九洑洲之捷，归功于殿臣与弟暨雪轩。虽系实情，然弟久甘恬退，愿为无足轻重之人，声名愈大，愈不得了。(44)
说南京指日即下，并且已经在设想自己立下了头等大功以后怎么办，装模作样地说自己是一个恬退之人，恐怕将来“声名愈大，愈不得了”。
哪知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剧变。
江南大营步步紧逼，太平天国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太平军各路将领齐集天京，共商破敌之策，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再献“围魏救赵”之计。他认为欲解天京之围，不可力攻，只可智取，攻其必救，分其兵力。“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45)须先发兵一支直指杭州，攻敌必救，待清军分兵远去，再回军猛攻江南大营，必然奏捷。
洪秀全采纳了这一建议。1860年春，李秀成奇袭没有防备的杭州，希望调动江南大营的兵力到杭州。
太平天国的计策并不太高明，明眼人一看就知。因此和春一开始没有派大部队往援杭州。然而咸丰皇帝的直线思维又一次坏了大事，他深恐失掉浙江这个财赋之区，严令和春增调劲旅赴浙。和春没办法，只得遵旨派张玉良率领一万三千多人赴援，江南大营清军主力被顺利调出，太平军达到了预期目的。
1860年5月，李秀成占领杭州后，又从杭州虚晃一枪，急速回兵，会合陈玉成、杨辅清、李世贤等部，猛攻毫无防备又军力空虚的江南大营。半日之内，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五十余座营垒全行攻破，歼灭清军总兵黄靖以下数千人。太平军连夜乘胜猛攻，江南大营总部很快也被攻破，和春逃跑。太平军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苏南财赋之区一下子全落到太平军之手。太平天国势力死灰复燃，达到第二次极盛期。
咸丰皇帝的心情再一次从高峰落到了谷底，很长时间回不过神来。他实在搞不懂命运为什么总是这样给他突然袭击。
从表面上看，江南大营的失败是偶然中了围魏救赵之计的原因，实际上，则是咸丰皇帝的错误战略原则导致的。在咸丰“先拔本根”的原则指导下，和春等人轻敌贪功，战略目光短浅，专注南京一隅，轻视上游。大营进围南京之后，和春孤注一掷，顿兵坚城之下，将全部主力都投入围城任务，没留游击部队。这一战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使大营“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46)。再加上中了围魏救赵之计，调出一万多名精兵，导致防线全面崩溃。
江南大营的失败，标志着咸丰皇帝战略思想的彻底失败，也标志着清代旧军事体制的彻底失败瓦解。事实证明，要消灭太平天国，只能按曾国藩说的“先剪枝叶，再拔本根”，从上到下一步步来。
听到江南大营崩溃的消息，湘军内部的反应不是同情难过，而是备感鼓舞。左宗棠听到消息后，“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问其故，他说：
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47)
确实，江南大营的彻底崩溃，让反曾国藩集团土崩瓦解。在地方上，清军将帅和春自杀，张国梁战死，两江总督何桂清从常州弃城逃走，与其他江苏官员逃往上海。在中央，向咸丰皇帝力荐何桂清的彭蕴章也被解职。“不数日，警报押至，苏、常相继陷矣。上讶彭相言不雠，且无知人之明，解彭相军机大臣。”(48)早在数年之前，祁寯藻就离开了军机。至此，反曾国藩的势力几乎全部失势。咸丰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战略构想的错误，不得不把全部希望放在湘军身上。何桂清弃城逃走，两江总督的位置空了出来。这个位置顺理成章应该落到正在两江领兵作战的湘军第一号人物曾国藩头上。
然而直到此时，咸丰皇帝还是没有彻底扭转他对曾国藩的偏见。一开始，他想让胡林翼来担任这个职务。
这个时候，著名权臣肃顺的一句话起了关键作用。
肃顺是皇族，大咸丰十五岁，此人性格果决，敢说敢做。“肃顺一人差强毅，敢任事。”(49)那种知无不言、直抒己见的风格，与那些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滑头老臣形成鲜明的对照，颇得咸丰帝的赏识。“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50)“入赞密勿，所言蔑不见听。”(51)
肃顺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认识到王朝末路，满族统治者中已经产生不了人才，要挽救朝廷，只能靠汉人中的杰出之士。他曾说：“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52)国家遇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
曾国藩的朋友湖南人王闿运曾在肃顺家里教书，郭嵩焘也与他来往颇多。所以他对曾国藩胡林冀二人非常重视，平日与客谈论，常心折曾国藩之“识量”和胡林翼之“才略”。曾国藩的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后来说“肃顺推服楚贤”。所以他才在咸丰皇帝犹豫的时候，力主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
肃顺说：“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53)
确实，胡林翼在湖北和官文配合得很好，而湖北对整个天下局势非常重要。如果把胡林翼调到两江，草包官文很可能把湖北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搞砸了。
咸丰左思右想，终于把这个职位给了湘军的头号人物曾国藩。咸丰十年（1860）四月二十一日，咸丰帝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六月二十四日实授。
赵烈文后来评论这一任命时说：“迨文宗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授。受任危难之间，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54)
在曾国藩获实授总督的谢恩折上，咸丰意味深长地批了这样一句话：
卿数载军营，历练已深。惟不可师心自用，务期虚己用人，和衷共济，但不可无定见耳。(55)
可见还是担心曾国藩师心自用。曾国藩以前屡次不听指挥，坚执己见，给皇帝的印象太深了。
获得两江总督当然是好事，但是同时也对曾国藩围攻安庆的战略造成了严重干扰。
为什么呢？因为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是有附加条件的。
什么条件呢？撤安庆之围，全力救援江南。
江南大营溃败，导致江南富庶之地全部落入了太平军的手中。江苏、浙江向来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地，所以咸丰非常着急，急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救援苏、常。咸丰说：
江南大局，几同瓦解。……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即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赴援苏、常。……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56)
并说湘军现在顿兵坚城之下，很难马上得手，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倘若丢掉苏、常，也是得不偿失的。
曾国藩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官帽，却坚决反对咸丰皇帝的附加条件，拒绝撤围安庆。
古今中外，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能够透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在利害交织中看清本质，牢牢把握好长远与眼前、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曾国藩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他曾经夫子自道地说：“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他还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57)，“‘势’则指大计大局”(58)。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芒。这个大利大害、大计大局，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会吃败仗，但在战略态势上却总是处于有利位置。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整个战略态势却越来越不利。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还要有排除各种干扰，将这种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和定力。王安定在《湘军记》中曾评曾国藩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排众意而孤行己意，其成功亦卒以此，由学力胜也”。李瀚章曾经说，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只要他认准的，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争取一切机会，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
他专门给咸丰上奏，再次陈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须占据上游建瓴而下的道理。他说，向荣的江南大营不但不能打下南京，反而丢掉了苏州、常州，这并不是兵力不够，而是因为从下游进攻上游，形势不利。
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
因此安庆之兵不但不能撤，反而应该进一步加强，因为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整个皖北的大局，将来是进攻南京的基础。
臣所部万余人，已进薄安庆城下，深沟固垒，挖浚长壕。若一撤动……则军气馁而贼气盛。……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筹思，安庆城围不可遽撤之实情也。(59)
曾国藩顶住皇帝压力，先不顾苏浙糜烂，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他的分析透彻、态度坚决。咸丰皇帝也深知他的脾气，不得不同意了他的安庆会战计划。
除了这一次被咸丰皇帝要求撤围之外，安庆之战还遇到了很多次干扰。比如遇到过来自湘军集团本身的压力。
陈玉成看到援军始终无法冲过多隆阿这一关，试了其他几个方向也没有结果，只好重施围魏救赵之计，咸丰十年（1860）八月，发动第二次西征，挥军湖北，直指武汉，准备调开多隆阿和李续宜这两支防守力量后，再回攻安庆。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官文所率三千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说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逃徙一空。
关于是否回援武汉，曾胡二人发生了分歧。
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看到陈玉成挥兵武汉，当然急得吐血，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60)。他先调李续宜回援湖北，接下来还要调鲍超和多隆阿，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但是均遭曾国藩坚决拒绝。
曾国藩看出这是陈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因此不为所动。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略地，都无非是要分散他的兵力而已。他只求攻破安庆，此外的得失一概不与之争，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就可以决定了。
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如湖北则破黄州，破德安，破孝感，破随州、云梦、黄梅、蕲州等属，江西则破吉安，破瑞州、吉水、新淦、永丰等属，皆所以分兵力，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误我……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61)
曾国藩说，去年以围魏救赵之计破江南大营，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今年肯定是“抄写前文无疑”，目标仍在安庆。“去年之弃浙江南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笔也。今年抄写前文无疑。”太平军的重心并不是真的要拿下武汉。即使拿下武汉，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并不特别大。因为太平军即使有破湖北之势，却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一时失陷，也有能力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拿下的机会了。“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62)
因而他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留住多隆阿和鲍超，继续围困安庆。他下定决心，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可退。他视双层壕墙是否会被陈玉成攻破为整个战役的关键。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63)而整个战役之成败，又以陈玉成大军“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汉虽失，必复为希庵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汉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64)。
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跟着我们的步子走，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行动。说白了，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应该说，曾国藩做出这个决策，也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陈玉成领导的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取得了多次胜利，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日夜不能安枕。如果武昌真的失守，曾国藩此举，也容易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但是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表现出极强的战略定力。幸好陈玉成最后没能拿下武汉，曾胡都免去了一场虚惊。在曾国藩的坚持下，湘军不解安庆之围。陈玉成部攻武汉受阻后，不得不直接救援安庆，按曾国藩的计划与湘军在安庆进行战略性的决战。
在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与朝廷还发生过另一次战略争执。
1860年4月，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因为处理外交纠纷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陆续开抵中国沿海，对中国宣战。
咸丰十年（1860）八月二十五日深夜，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一封十万火急的寄谕。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不断取胜，此时已经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承德，发文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带三千人“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65)。
虽然以忠诚自命，这一次曾国藩却不想赴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调劲兵北上，安庆势必撤围，功亏一篑。同时即使他听从皇帝命令，派鲍超带兵北上，其实也无济于事。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此时，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未来只有议和一途。派几千人北上，根本改变不了这个大局。所以曾国藩说：“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天津条约》
但是，君父处于急难当中，“勤王”事关人臣大节，不可讨价还价，曾国藩说：“余忝窃高位，又窃虚名，若不赴君父之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66)
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决定采纳幕僚李鸿章的建议，用“拖”字诀，拖以待变。如果拖上十多天，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双方自然会议和，那时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因此他八月二十五日接到上谕，九月初六日才回复了一道奏折。曾国藩在奏折中说，鲍超人地生疏，长途远行，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京城。同时鲍超品级太低，在指挥作战中起不到什么太大作用，所以他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中选定一人带兵进京。他预料这样经过几次奏折往返，不待湘军北上，大局应该已经尘埃落定。
果然，英法联军不久攻入北京城，在恭亲王奕
的主持下和议达成，英法联军退回天津。十月初四日，曾国藩接到朝廷寄谕，称曾国藩不必北上。这一“拖”字诀用得可谓非常高明。
曾国藩排除了一切干扰，铁下心来一定要拿下安庆。他的弟弟曾国荃在这一战中，也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能力。
咸丰十年（1860）四月，曾国荃挖长壕开始围城，围困到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安庆城内终于断粮。太平军将士和城内百姓开始时每天喝粥，后来吃城里的猫和老鼠，再后来只能吃树叶草根。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活着的人无力掩埋，只好堆在露天，白骨沿路，惨不忍睹。洪秀全见状，倾尽全力进行救援，派出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以及黄文金等部，分别从天京、庐江、芜湖赶来，加入陈玉成的救援战斗，准备用尽全力，最后一搏，解救安庆。这一年七月，他们与多隆阿再次激战，仍然不能得手，只好安排一部分军队牵制住多隆阿，其他军队迂回三百多公里，绕道西北再转东南，分成十余路，直扑曾国荃部的长壕。同时安庆守将叶芸来也从城内出兵，攻打内壕。试图夹击之下，打破封锁。
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到了壕边就掷草填壕，填满后就越壕冲击。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在壕前织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太平军尸如山积。但后续太平军完全不顾生死，将同伴尸体搬开一层，又复冒死冲突。
赵烈文描述战况说：
二十二日巳刻，大股扑西北长壕，人持束草，蜂拥而至，掷草填壕，顷刻即满。我开炮轰击，每炮决，血衢一道，贼进如故，前者僵仆，后者乘之。壕墙旧列之炮，装放不及，更密排轮放，增调抬、鸟枪八百杆，殷訇之声，如连珠不绝，贼死无算而进不已，积尸如山。路断，贼分股曳去一层，复冒死冲突，直攻至二十三日寅刻，连扑一十二次……(67)
也就是说，湘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密集冲锋队伍，每一炮都会轰倒一片部队，轰出一片血泊。但是太平军毫不畏死，仍然持续突进。湘军八百杆抬枪鸟枪片刻不停，太平军一片片倒在阵前，以致后面的军队无法进攻。所以太平军专门派人抬开死尸，清出道路，继续进攻。
太平军连续猛攻十二次，苦战一日一夜，就是不能攻破湘军壕墙，付出的代价是一万余人的伤亡。“凡苦战一日一夜，贼死者万数千人，我军死者百余人，用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68)湘军方面，仅这一日一夜，就消耗火药十七万斤，铅子五十万斤，双方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在这一战中，双方已经将英勇这一品质发挥到了极限。陈玉成一看确实无法突破曾国荃的防线，只好引兵稍稍后退。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湘军挖成了一道通到安庆城下的地道，用火药轰塌数十丈城墙，像决堤的洪水般涌入城内。安庆城中的守兵已经多日没吃到任何东西，“饥极僵仆”，一万余人皆被杀死，安庆城陷。
城外的陈玉成等人在远处遥望安庆的满城大火，知道事已无可挽回，只好相望长叹，率军退走。
安庆的战功，多隆阿与曾国荃贡献最多，多隆阿某种程度上作用更大。曾国荃通过这一战也对多隆阿非常佩服。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多公才智胆略冠绝群雄，实可将四五万人。”但是在战后论功行赏之时，正如曾国藩所预计的那样，曾国荃所获却是更多，“道员曾国荃智勇兼施，着赏加布政使衔，以按察使记名遇缺题奏，并加恩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奖”(69)。不久又实授为江苏布政使。而多隆阿仅与杨载福等“均着加恩赏给云骑尉世职”(70)。这个奖赏连曾国藩都感觉太薄了。他在家书中说：“安庆克城，人人优奖，惟多公尚嫌其薄。”(71)
多隆阿自然非常生气，安庆之战结束后就和曾氏兄弟生了嫌隙，不久之后他离曾国藩而去。
收复安庆是湘军与太平天国战争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之后，天京西线屏障遂失，太平军对清军转入防御阶段，平定太平天国就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而后大局有挽回之望，金陵有恢复之期矣。”(72)
曾国藩和胡林翼都非常激动，曾国藩迅即向皇帝奏报克复安庆省城大概情形，以“仰慰宸怀”。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曾国藩希望这个消息能给咸丰一些安慰。
结果，就在奏折送走后没几天，八月十日，曾国藩接奉咨文，“惊闻……文宗显皇帝龙驭上宾”(73)。咸丰皇帝死了，生前根本没有看到这个捷报。
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仓皇逃到承德。不久，战争以中国与列强签订《北京条约》的方式结束。条约签订之后，按理他应该回到北京。但是他待在热河，迟迟不归。因为他喜欢上了行宫的生活。
曾国藩说：“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74)确实如此。咸丰刚当上皇帝，广西就发生了起义。他无日不派兵，无日不努力，结果局势越来越乱。就在太平天国越来越乱的时候，北方又有捻军起事，活跃于淮河南北，兵力超过十万。东南沿海又有天地会起事，福建、上海、两广到处都有起义者。此外，贵州、云南、四川也是小股起义遍地。关内十八省，已经有十四省战火熊熊。内乱正盛，外夷交并。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纵火焚烧了万园之园圆明园。中国割地赔款，丢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咸丰经受不了这样密集的打击，已经接近崩溃。做了十年的皇帝，挑了十年的重担，他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己不适合当这个皇帝，什么事情，他越是投入指挥，结果就越是不可收拾。如今远离了政务中心北京，来到了边远的热河，这一地理位置的变化使得他顿感轻松。
其实在北京的末期，咸丰皇帝就已经从早年的励精图治转入了另一种生活，那就是醇酒妇人。“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以醇酒妇人自戕。”(75)就是说，他不想再承担皇帝的责任，想早一天死了得了。他四处搜罗美女，以“打更民妇”名义入值圆明园，每夜以三人到咸丰寝宫前“打更”。
到了承德，他更是得过且过，混吃等死。一时兴起，他竟然写了“且乐道人”的条幅，命太监在寝宫内张挂，愿像远离尘嚣的道人那样得乐且乐。在承德，他迷上了听戏，每两三天就要演一出。有时上午已经花唱，又传旨中午还要清唱。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初九日，是他三十一岁生日，刚刚过完生日，咸丰就病倒了，接连躺了十多天。到了七月初，病情稍有好转，便下令继续演戏。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咸丰终于感到病情不妙，传旨：“如意洲承应戏不必了。”当日午后，咸丰帝突然晕厥，醒来后安排后事，命八大臣辅政。第二天凌晨气绝升天。一直到死，咸丰都不知道安庆克复的消息，更不知道平定太平天国战争终于大局已定。回首咸丰这一生，实在是太悲催了。
接到讣闻，曾国藩百感交集。这个和他作对一生的皇帝，竟然是这样一个结局。“公恸哭失声，自以十余年来受上知遇，值四方多难，圣心无日不在忧勤惕厉之中。现值安庆克复，军务方有转机，不及以捷报博玉几末命之欢，尤为感恸无已。”(76)
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痛悉我咸丰圣主已于七月十六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坼，攀号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膺此大变也。……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伏念新主年仅六岁，敌国外患，纷至迭乘，实不知所以善其后。又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今安庆克复，长发始衰，大局似有转机，而大行皇帝竟不及闻此捷报，郁悒终古，为臣子者尤深感痛！(77)
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后不久，曾国藩又失去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胡林翼。
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肺病加重，吐血不止，神形委顿，不到五十，望之几乎近八十岁人。他仍然不顾医生的警告，勤于职守，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然愿即军中以毕此生，无他念也。”(78)
八月一日安庆克复的消息给了他最后一丝安慰，“捷书至，公忧稍释”(79)。但是咸丰去世的消息，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咸丰对他有难得的知遇之恩，他是发自内心悲痛。“文宗凶问至，公自以受主知深，追慕沉挚，拊心悲泣。”(80)八月二十六日，胡林翼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五十岁。
得知胡林翼病逝，曾国藩伤痛不能自已，彻夜难眠，“惘惘若有所失”。曾胡二人，可谓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砥砺、相互敬佩的人际交往的典范。胡林翼终生对曾国藩尊重有加，尝谓人曰：“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81)曾国藩则说，胡氏一死，“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82)！多年之后，位重势隆的曾国藩追忆当年，尚不免感慨万端，说靠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83)。“胡宫保……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何美不备？何日不新？天下宁复有逮斯人者耶？”(84)
(1)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4，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29～1430页。
(2) 王闿运、郭振墉等：《湘军志 湘军志评议 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55页。
(3)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299页。
(4) 薛瑞录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1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54页。
(5)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94页。
(6)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7)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416页。
(8) ［美］裴士锋著，黄中宪译：《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7页。
(9)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369页。
(10)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268页。
(11)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482页。
(12)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06页。
(13) 《向荣奏稿》，《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8册，第546～647页。转引自郭豫明：《上海小刀会起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24页。
(14)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17页。
(15)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15，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555～10556页。
(16)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页。
(17)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9～80页。
(18)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46页。
(19) 《曾国藩全集·批牍》，岳麓书社，2011年，第125页。
(20)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46页。
(21)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31页。
(2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1，岳麓书社，2013年，第369～370页。
(23)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932页。
(24)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369页。
(25)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50页。
(26)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442页。
(27) 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3，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28) 姚莹：《中复堂遗稿》卷5，见《东溟文集》。转引自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1170页。
(29) 太平军常以“裹胁”为补充兵员的手段，“尽掳州民暨沿途裹胁之众，编伍而部署之”。“太平天国确实采取了‘掳人’的扩军方式，而且起义一开始就实行了。”关于太平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愈聚愈多”等记载比比皆是。
(30)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300页。
(31) 《曾国藩全集·奏稿》9，岳麓书社，2011年，第201～213页。
(32)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64～165页。
(33) 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王定安：《湘军史料四种》，岳麓书社，2008年，第164页。
(34) 刘体仁著，张国宁点校：《异辞录》，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35) 《葛荣晋文集》第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36)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36页。
(37) 《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402页。
(38)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2011年，第436页。
(39)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641页。
(40) 同上。
(4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6页。
(42)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364页。
(43)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 二笔 三笔》下，中华书局，1984年，第348页。
(44) 苏州博物馆等编：《何桂清等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3页。
(45)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第二册，第795页。转引自苏双碧：《太平天国人物论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5页。
(46)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509页。
(47)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1989年，第8页。
(48) 左舜选辑：《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上，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第152页。
(49) 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崇文书局1918年版。转引自高中华：《肃顺与咸丰政局》，齐鲁书社，2005年，第3页。
(50) 徐一士：《一士类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57页。
(51)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肃顺传》，崇文书局1918年版，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第75页。
(52) 坐观老人、许指严：《清代野记》，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53) 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15页。
(54)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771页。
(55)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57页。
(56)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496页。
(57) 《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10页。
(58) 《曾国藩全集·书信》9，岳麓书社，2011年，第206页。
(59)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01页。
(60)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758页。
(6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12页。
(6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84页。
(63)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04页。
(64)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84页。
(65) 《曾国藩全集·奏稿》2，岳麓书社，2011年，第587页。
(66)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522页。
(67)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00页。
(68)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200～201页。
(69)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4、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6页。
(70) 《达斡尔资料集》编辑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编：《达斡尔资料集》第7集，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85页。
(71)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706页。
(72)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34页。
(73)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第136页。
(74)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194页。
(75) 梁溪坐观老人著，王淑敏点校：《清代野记》，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页。
(76)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2，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64页。
(77) 《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194页。
(78) 胡林翼撰，胡渐逵、胡遂、邓立勋校点：《胡林翼集》2，岳麓书社，2008年，第764页。
(79)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80) 熊治祁编：《湖南人物年谱》3，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81) 郭嵩焘撰，梁小进主编：《郭嵩焘全集》15，岳麓书社，2012年，第497页。
(82) 《曾国藩全集·家书》1，岳麓书社，2011年，第692页。
(8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2，岳麓书社，2013年，第1083页。
(84) 《曾国藩全集·书信》3，岳麓书社，2011年，第5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