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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结束

旅行结束

汽车、货车在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边境堵了一公里,我们直接冲到了前面。在亚太地区,跟在一个横冲直撞的人后面就能免除排队的烦恼,但是这里不是亚洲,也不是非洲。过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我就已经进入欧洲了。宝马司机见我从他旁边过去,很生气,打着方向盘,差点儿没碾上我的脚。

“那混蛋差点儿没从我的脚上轧过去!”我转头对梅林喊道。

我的这位堂弟总是会提醒我,我过去是个礼貌且举止得体的人。他带着白色的遮阳帽和书呆子式的眼镜,皮肤很白,一看就没怎么晒过太阳。他是个乡村律师,利用放假时间陪我从埃迪尔内骑到布达佩斯。

“这儿不是苏丹,杰森。”他笑道,“你得开始守规矩了。”

一周之前,我从叙利亚进入土耳其,看到了一片片绿色的农作物,田间有现代农业机械,农民会在作物上喷洒农药,物价比其他中东国家高三四倍,社会秩序也比较好。我不能像之前那样随便停车撒尿,也不能冲进附近的灌木丛直接上大号,不注意场合用大拇指和食指擤鼻涕也会招来周围人的注视。在杰伊汉,我从商店买完啤酒,出门就开始喝,警察立刻就上来问话了。

过了保加利亚东部,我逐渐发现,像我之前那种插队的情况少之又少。大部分保加利亚男人都高大粗野,短发,头型有点怪,手掌很大,就像刚从树上下到地面上生活一样。女人们却不像远东地区的女人那样火爆脾气,到首都索菲亚之后,我发现无论是电子芯片还是洗衣机的广告,广告牌上全是美女。保加利亚的男人和女人完全不同,就像是两个物种。

真相也没什么稀奇的。我在加油站问年轻的服务员,为什么女人全都像超模,巴尔干半岛的男人却全都像刚从被窝里爬出来似的。他说:“斯拉夫女性很有个性,都很自信,她们互相竞争,要把最好的一面展现在男孩子们面前。”

我想买半升油,生炉子的时候用。他不卖给我,还说:“万一你要是做炸弹用呢?”

斯拉夫女性

加油站前面的商店货架上摆着一排排廉价的烈酒,我说:“我骑自行车,所以你不卖给我汽油。但是,开车的司机要买酒,你却卖给他们,这些移动炸弹满街跑,就不关你的事了?”

他耸耸肩说:“规矩就是这么定的。”

我和梅林进入塞尔维亚境内之后,感觉终于来到了使用英语的西方世界,放眼看到的不再是斯拉夫语族的标志。我们已经来到了贝尔格莱德。

继续前进,我来到了匈牙利。在匈牙利,我被荨麻刮了一下。这一疼正好提醒了我,这里已经是欧洲了:红灯的时候,大家都停车静候;大马路上有检修孔,不用总挖开马路;我还看见了一家特斯科超市17

尼克尔斯托夫是进入奥地利之后的第一座城市,我在一家咖啡馆门口停下,想进去暖和暖和。按理说欧洲还没到那么冷的时候,现在却冷得出奇。

“12点停止供应咖啡。”店员板着脸说。

墙上的表显示现在是上午11点56分。于是我说:“哦,幸亏我来得及时。”

“晚了。那表慢了5分钟。”

我看看了手表,我的手表的时间是准确的,现在是12点01分。

“奥地利欢迎你!”我心想,没人欢迎我就自己欢迎自己。我哈哈一笑,骑车走了。

奥地利和新加坡一样,所有东西一尘不染,所有人都会排队,路边的公共厕所比我在第三世界住过的宾馆豪华,但是国家的特色似乎也消失了。在我看来,欧洲一体化将这些国家同质化了,却淡化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社会富足,生活舒适,人们的思想也趋于中立。我有点想念中东地区艳丽的色彩和嘈杂,不光心里想,就连双脚都开始怀念。我想闯个红灯,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在维也纳市郊,我看到一个身材较胖的人从麦当劳走出来,怀里抱着一大袋快餐,我有点忍不住想冲过去,推他一把。

维也纳西部风景如画,干净整洁,矩形的田野外面围着一圈修剪过的绿篱。这一带盛产谷物和南瓜,风车发电机巨大的桨叶随风转动。气温已经下降到个位数,还下起了雨,雨势不小,一连下了6天,海拔1000米之上已经白雪皑皑。我的40岁生日和之前在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西藏过的3个生日一样:在自己的帐篷里,煮一碗面条,盯着自己的脚瞎琢磨。只不过这次,有一瓶2欧元的廉价酒。

维也纳大街

我一心想着在秋天穿过欧洲,结束旅程,因此没准备任何防寒的装备。我之前有一件中国制造的“凯图巅峰”防水雨衣,现在也没了。除此之外,好多东西都七零八落:手套在埃及就烂了;在苏丹,拖车开焊了,车架用一条蓝色的绳子凑合绑着;轮胎的花纹都磨平了。我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现在,但是我的自行车一路骑了这么长时间,车架还很结实。

到了阿姆施泰滕,我想买点御寒的东西,但是一双鞋再加上一条戈尔特斯的裤子要600欧,我什么也没买就走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的户外用品就成了高档货。我只能多穿几双袜子,戴上每只手顶多有三个指头的破手套,这种手套非常适合三指的两栖动物穿戴。

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我没在自行车道上骑,因为自行车道被遛狗的、慢跑的占了,带着拖车的自行车根本没法在这条路上骑。自行车道还是有意设计的,经过美丽的多瑙河畔,绕进居民区,但是路宽设计得不合理,在路上骑车的人随时会抓狂。开车的从我旁边超车过去,会摇下窗户,啐一口痰,用德语大骂:“Aussteigen die Straße, trottel!”(滚一边去,蠢货!)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印度混乱的街头,猫、狗、牛、羊、行人、响着喇叭的卡车,彼此之间不过几厘米的距离,他们才不会管车过得去过不去,这便是当地人的生活态度。

离开这段恼人的自行车道,我来到了比利时,“莫克沙号”已经到奥斯坦德等着我了。谢尔的女朋友娜塔莉和布鲁诺在吉布提帮我把船送上了货柜船。娜塔莉办事井井有条,突破了欧盟官僚机构的重重阻碍,把“莫克沙号”交到了她在鹿特丹的朋友罗宾和凯思林手上。博客的粉丝慷慨地承担了这笔高达5761美元的运费。

9月21日下午,我来到了皇家北海船艇俱乐部的码头。在欧洲的时候,约翰·安德鲁斯就为“莫克沙号”在这儿安排了一个吊架,用来检查船体的磨损状况。越过堤坝,有无数海鸟盘旋的那道黑褐色的海峡在召唤着我。骑车穿越非洲、中东和欧洲之后,再过16天,旅行就结束了,只剩下最后那段水路。

我只要渡过英吉利海峡,进入泰晤士河到格林尼治,走到我和史蒂夫出发的地点——皇家天文台,全世界首次人力环球旅行就完成了。

皇家天文台

*

法国,格里内角,2007年9月30日

今天风不大,浪高不到一米,天气状况非常好,如此看来,10月的航行应该会一帆风顺。太阳升起之后,雾渐渐散去,我站在运送“莫克沙号”的车上,这条路线是13年前我和史蒂夫一起商量出来的。川流不息的船只在黑暗中隐约可见,四周一片寂静。清晨的阳光会驱散浓雾,对面就是多佛白色的峭壁,再往上就是英格兰绿色盎然的土地。

“莫克沙号”的船舱里有个人影在动,我跟他打了个招呼,“怎么样,克里斯?”

克里斯是这艘船的建造者,他放下了工作,专门从突尼斯赶来,为我最后这段旅程提供帮助,而且他想在“莫克沙号”退役之前,最后乘着它航行一次。他穿着一件绿色的高领绒衣,正在切割一块博斯佩克斯的有机玻璃,好把窗户换下来。原来的窗户是1994年他在埃克塞特做的,现在到处都是刮痕,磨损得很严重。

“还是老样子。”他皱着眉专心致志地干着活儿。

“怎么样?说说嘛。”我又问了一句。

他抬起头笑着说:“天天瞎忙!”

我们还有5个小时就要出海,吊车还在16公里之外,但是港口繁忙,人家已经通知我们要尽快离开了。13年了,在法国水域开这种没注册的船还是违法的,被发现的话没准儿还得回来。

“是一艘黄色的潜艇!”听口音是法国人,当地人会趁退潮的时候捡拾鸟蛤和贻贝。被当地人称为“龙牙岩”的黑色岩石伸出水面,将水道一分为二,我和克里斯准备等潮水涌过来把“莫克沙号”推下水。

克里斯大笑着喊了一声:“披头士万岁!”紧接着又说,“这不是我们的全部生活,但是我们要偶尔为之。”

不远处,肯尼正在拍伊尔贝,她从都柏林赶过来给“莫克沙号”的船头画了一个凯尔特人的画像,引领“莫克沙号”回家。船头的画像看起来很神秘,头是蛇发女妖的头,身体是蛇的身体,脚是鸡爪。伊尔贝退后几步,欣赏自己的杰作,手里还攥着笔刷。

“这是什么?”肯尼扛着摄像机问道。

“它叫玛丽,是一条龙。”

在别的地方,我们远航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帮了很多忙。与此同时,各大媒体也开始报道我的旅行,《每日邮报》做了整版报道,亚历克斯·福利公关公司和国家通讯社的克里斯·考特全天跟踪报道我的旅行。现在我手上有两部电话,就连北京的记者都打电话过来采访我。

我们安排了拖车把“莫克沙号”运到海边,可是上午11点半还没看见拖车的影子。就在这时,有一家人从海滩往回走,在“莫克沙号”前面停住了,他们手里拎着的桶里装满了黑乎乎的软体动物。“Quel genre de bateau est-ce?”(这是什么船?)

娜塔莉和谢尔刚到没多久,用法语跟那些人解释着。

肯尼说:“你问问他们认不认识有拖车的人。”

孩子的爸爸名叫吉恩·加来,他喊道:“等我一下吧!”

10分钟之后,吉恩·加来开着他那蓝白相间的拖车,闪着橙色的车灯来了,把装着“莫克沙号”的车挂到拖车后面。他的女儿尚泰勒抓着我的胳膊,指着峭壁上的酒店说:“从最后一个窗户那里往前走就行了。”她说着又指了指海面。

我们到海滩的时候,已经开始涨潮了,黄色的潮水拍打着龙牙岩。看着汹涌的海水,我隐隐有些担心:在陆地上没法调整船舵,“莫克沙号”下水之后,我怎么能保证它不会被浪直接冲到岩石上去呢?

吉恩·加来已经掉转车头了,在等我的指示。他从驾驶室里喊着什么,娜塔莉帮我翻译道:“他说用不了多长时间,会有更大的浪。”

话音刚落,海面突然一片平静。

我转了转我的海洋戒指,对克里斯说:“去他妈的,咱们走吧。”

克里斯、尚泰勒和我站在两边,吉恩·加来把“莫克沙号”拖到水边,拖了100米之后,不能再往前走了,否则拖车的发动机就会进水。我们仨想把“莫克沙号”从拖车上推下来,使了半天劲,船一点儿没动,一个浪打过来,把尚泰勒的衣服全打湿了。果然如吉恩·加来所说,海面变得波涛汹涌。克里斯在船尾,我和尚泰勒在船头,3个人一块使出了吃奶的劲,“莫克沙号”总算下水了。

我们连推带拉,把船头转了180度。浪打在“莫克沙号”左侧船帮的时候,船一动,把克里斯和尚泰勒全都推到了水里。又来了一个浪,他们俩又遭了一次殃。吉恩·加来从驾驶舱里出来帮忙,我们齐心协力,先把船头横过来,再推到了更深的水域。

尚泰勒拉着船头的缆绳,克里斯跳上船调整活动船板的位置,我在弄船舵。水已经淹没胸口了,我在水里很难站稳脚。1分钟之后,4个舵栓都松了。

“你那儿怎么样?”克里斯从舱口焦急地冲我喊道。

我扯着嗓子回答说:“还没好呢。”我还在努力,又过了1分钟,眼看就要撞到石头上了——“好了!走吧!”

爬上船之后,我赶紧把踏板装好,开始使劲蹬踏板,船里的水有将近半米深了。“继续蹬!”克里斯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急得大叫,“不然我就要挂了。”

我脚上加速,转右舵,总算躲过了龙牙岩。黄色的浑水逐渐变成了深绿色,克里斯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

“真够险的!”我笑着说,把T恤脱了下来,刚才又着急又卖力气,出了一身汗,“真没想到啊。擦着皮过去的,是吧?”

克里斯还在忙活着。他说道:“是呀,我真担心吉恩·加来。”

“他一直在下风口,差点没被撞上吧?”

“是呀。也算命大。”

“一开始就这么惊心动魄的。”

“早上起来,连杯茶都没来得及喝呢。”

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平安离岸,我站起来冲岸上的吉恩·加来和尚泰勒挥了挥手。我们的两位法国英雄已经回到岸边,他们浑身湿漉漉的,但是脸上笑得很灿烂。“一帆风顺!”我听到了他们发自内心的祝福。

我说:“这些人真是让人感动。”

“都是好人。”克里斯赞同道。

“谁能想到,今天是法国人给咱们帮了大忙。”

克里斯指着水面上一个正朝我们过来的影子说:“那是什么?”

我们本来是要带着肯尼一起出发的,这样他就能拍摄我们渡过海峡的过程,不过下海时一片混乱,我们彻底把他给忘了。我们这位勇敢的摄影师用防水背包装着所有的东西正追我们呢。我想起了史蒂夫和我在特拉法加广场旁边的康多斯酒吧第一次和他见面时的场景:

“抗来,你个是尊被耗一气悄寂腻害滴换丘坍陷哇。”(看来,你们是准备搞一次超级厉害的环球探险啊。)

“啊,什么?”

“那尼们尊被什么西候粗发?”(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呃……能再说一遍吗?”

这段对话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还是不能完全听懂肯尼说的话,但是有一件事我深信不疑——他自始至终都是我最坚定的支持者,一直跟着跑前跑后,为了帮我们拍摄,连自己的存款都搭上了。

6个小时之后,天色渐暗,已经能隐约看见多佛角的峭壁了。我驾驶着“莫克沙号”进港的时候,天色已经全黑了。顺着闪着红光和绿光的提示标志,我们在码头靠了岸,这个码头是救生艇专用的码头。

我的电话响了,是我父亲。“我们到了!”我刚登上码头,正好跟他报喜。

我跟我父亲变得特别亲近,这也是这次旅行意想不到的收获之一。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时我拒绝了史蒂夫的提议,循规蹈矩地上班或者参军,或者干别的,也许就能常跟家人在一起了。但是我本身就不是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我要是不喜欢我的工作,肯定坚持不下去,也干不好,心情不好,父子关系就会很紧张。但是现在呢,虽然我父亲不完全认同我的计划,但是一直在帮我做后勤工作——他当兵时干过这些,我们变得更加互相尊重,父子之情也更胜往昔。很多子女都被这个问题困扰,其实很简单:要跟父母保持亲密,但是也不能牺牲自己的快乐,你要过你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他们想让你过的生活。

肯尼用摄像机对着克里斯,“你预料到这艘船会成功回到英国吗?”

克里斯点点头,“当然。我一直觉得它肯定会回来。”他顿了一下,然后表情严肃地说:“也许动摇过,总的来说是在意料之中。”

*

“年轻时,我就被你的旅行计划深深地吸引,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一样。”

谢尔坐在我对面,上身穿着一件蓝色的比利时帆船队队服,开心地吃着芝士三明治。作为“莫克沙号”的老朋友,我邀请他陪我从多佛航行到拉姆斯盖特,完成最后的告别之旅。

“再跟我说说,咱俩是怎么认识的来着?”当时我们正在拉姆斯特港入口处,等奥斯坦德晚班轮渡离港。浪不停地从北侧拍过来,我要一直蹬着脚踏板才能待在原地。

“我看了卡尔·诺尔特在《旧金山纪事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你要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我就去了,想起来了吗?”

“对。你周末总过来帮忙,当时我在为穿过夏威夷做准备。”

电台里传来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港务中心通知“莫克沙号”可以入港。

谢尔点头继续说道:“是呀,对我来说,大家齐心协力完成这件事才是这次旅行计划的意义。”

接下来的事情之前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一个小时之内,要把“莫克沙号”装上车,停在船台上面的遮阳棚里。伊尔贝要完成船头的玛丽像的最后几笔。赞助者的名牌已经从孟买运过来了,剩下的人,克里斯、娜塔莉、肯尼、谢尔、南希和我要用吹风机把胶吹化,把名牌全都固定在船板上,这件事花了一整晚的时间。

我把每一张名牌贴到船上时,都会想起那个人的样子,想起这些年来大家是怎样帮我完成航行计划的。有的人捐钱,有的人出力,有的人给我提供住处,还有好多人是又出钱又出力,竭尽所能帮助我——

艾德·阿波达卡:我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出了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逃逸,他停下车来帮我。

诺利亚·卡拉瑟斯:在澳大利亚凯恩斯的时候,他主动把房子借给我们。

霍布森一家:在1994年的伦敦船展捐了20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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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北美基地协调员南希·桑福德,跟我一起从格雷福森德骑到了艾利斯,1995年横渡坦帕湾的冒险之举距现在已经过去12年了。上次见到她时,我和史蒂夫驾着船到了夏威夷的希洛,她穿着草裙,头上戴着淡紫色花环。

“开心吗,南希?”我问道。

她开心地大笑道:“非常开心,等了这么久总算等到这一天了,不过确实没白等。”

驶入泰晤士河的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洒在水面上,海鸥啼鸣,褶皱的镀锡薄钢板上歪歪扭扭地喷着几个白色的字:保护好我们的海岸!涨潮了,低港区注满了水。一艘装满化学物质的货船“东方棣棠花”号从身旁驶过,溅起了无数浪花。过了格林海斯,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桥下面穿过,桥梁像苍鹰伸展开的翅膀。

到了下午,河岸两边的建筑物越来越多,一排接一排的豪华公寓,都是中产阶级化浪潮辐射出的涟漪,这涟漪的中心便是大都会的金融中心。傍晚,金丝雀码头的乐高游乐园背对着如火的夕阳搭起了舞台。

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人数每天都在增加,老挪威人的渡船甲板上挤满了人,伊利斯船艇俱乐部重新活跃起来。第二天早上,轮到凯西了。我们上次见面是1998年,过了这么久,他几乎没怎么变。在圣西蒙海湾,我们冻得嘴唇发紫,才让“莫克沙号”逃脱翻船的厄运。

“希望这回别翻船,凯西。”他上船之后,我说道。

他露出了和学生时期一样的笑容。“哇哦,真不敢相信,你的旅行要结束了。感觉你一直像个大明星似的满世界跑,眼看要结束了,觉得有点难以适应。”他说。

然后我们又开始聊他和约翰拖着锚漂向大苏尔海岸的事。他说,又坐上小船的感觉真怪,他现在是布朗大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专业的助教,要在大型科研舰船上工作,在小船上的感觉和在那上面完全不一样。

“所有的小物件都和原来一样,我甚至能说出10年前这儿有哪几颗螺丝,风暴肆虐那10天,我一直盯着它们。”

“有那么长时间吗?”

“是,整整10天。”

“你真应该在木板上记下来。”我说,“除了那次,我们每次航海都做了记录。”

“就顾着担心船毁人亡了,哪有心思想这些事。”

“也是,你下船之前写呗。”

又是一个大晴天,天空就像杜松子酒一样明亮透明,非常适合划着小船在河上漂。艾普莉和我一起沿着泰晤士河顺流而下,一艘硬式充气艇把我们推离了河岸。艾普莉是早晨从科罗拉多过来的,她现在教五年级。我扶着助行器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在孩子们面前演讲的情形历历在目,我在想,那双看不见的缘分之手是如何将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人凑到一起的。在所有的邂逅中,和艾普莉的相识让我收获最多,在教育拓展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要是喝一杯啤酒再出来就好了。”她对伊尔贝说,伊尔贝和她一起骑车过来的。

我们拥抱了一下,然后她转身进了船舱。

“你最后一次坐‘莫克沙号’是什么时候?”我问道。

“在珊瑚海的时候。天哪,最后一次都过了这么久了。那是什么时候来着……2000年?应该是2000年。感觉驾船就像骑马一样,学会了就总想上船扬帆远航,是吧?”

这次头发没被海风吹得立起来,也不会饿得瘦骨嶙峋,艾普莉看起来身形匀称,很健康,跟上次连续晕船32天之后到达利泽德岛时的状态完全不同。

克里斯驾着他的蓝色小船跟我们同行,我们穿过诺曼建筑样式的防洪堤坝,看到了最后的夕阳。夕阳的霞光像为我们接风的红地毯,又像洒在平静水面上的金叶子,那一刻,我感觉时间慢了下来,静止了,时光倒流,就像做梦一样,将我们带回了马洛的那段河面,那里是最初的起点。天黑之后我们到了码头,有个人在啃着苹果等我们。

我将船驶向旁边,靠岸了。

8年前,在夏威夷西边48公里的地方,他站在“古德温德”的甲板上,注视着“莫克沙号”消失在湛蓝的天际。就像赫尔曼·黑塞的《流浪者之歌》中的主人公那样,史蒂夫踏上了自己的探索之路,开始学习禅宗,周而复始地做一件事:他过上了孤舟一叶海上漂的生活,在德文郡的索尔科姆河口做船工,把人们迎来送往。

他摸了摸船舵。“真不错。我估计它还可以绕世界一周。”

我看着老朋友的脸,找寻着后悔的蛛丝马迹,但是什么都没有,他对自己的决定很满意。我心想,13年,很多东西都变了。

我一直想问史蒂夫一件事,这关系到我在接下来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会做些什么。

“1998年我们到夏威夷时,你决定离开‘莫克沙号’,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想了一会儿,把手中的苹果核扔了出去,说道:“说实话,看见它能回到这儿,我真的很高兴。”

我们两个都笑了。

他的表情严肃起来,“我不想太伤感。它能把你平安带回家,我很高兴。”

早晨6点,2007年10月6日

醒来之后,我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哦,我在船舱里,在格林尼治船艇俱乐部的客用码头。

我从船舱里爬出来,烧水准备泡茶。我把第37面旗子挂了起来,这些旗子代表着我环游世界经过的各个国家。按照我的日记,我已经旅行了13年2个月23天,跨越了五大洲三大洋,全长74842公里。

但是旅行还没有结束。

上午9点半,我进入河道继续航行。除了一只海鸥叫了两声,四周一片平静祥和。这13年来,我头一次觉得如此放松,头一次有万事俱备的感觉,身上感觉不到一丝压力。我要为我的旅行画上句号了。

在皇家海军学院旁边的狭窄船台上停着一台吊车,等着把“莫克沙号”吊离水面。但是这里有个问题:现在是退潮,水位太低,吊臂够不到“莫克沙号”。

正在为难的时候,一个身上有文身的壮汉抱着一截木桩子,推开人群,他的马尾辫一直垂到腰间,满脸的胡子和我上次见他时一样浓密。雨果让他的手下帮忙把圆木推到船头下面,然后就这样一寸一寸地往上抬。“莫克沙号”终于被吊上来,放到车上了。

最后的时刻到了,还剩最后2公里,我只要爬上山到皇家天文台就大功告成了。“莫克沙号”也要一块儿上去,它把所有的船员全都平安送到了目的地,最后的时刻怎么能没有它呢?

好多人,有的站在远处,有的站在近处等着我们,我们经过的时候,这些人纷纷伸出手摸了摸“莫克沙号”:斯图尔特还带着他的皮帽;法国的奥利和卡罗尔;旧金山的雪莉;跟我一起穿越澳大利亚的吉姆·布拉迪和麦克·罗尼;我在太平洋逆流挣扎的时候简·柯卡一直给我鼓舞士气;“莫克沙号”的设计者艾伦·博斯威尔;我的堂弟梅林和他的弟弟休;古尔福德街头的艾德温娜。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人,很多我之前都没见过的亲戚。

在格林尼治区警察的护送之下,我们带着“莫克沙号”沿着罗姆尼路来到了格林尼治公园。阳光透过西班牙栗树的枝叶照在路上,秋天的第一片黄叶轻轻飘落,拂过我的脚面,落到了地上。

“加油!”雨果在后面大声喊着,“加把劲!”

在山顶,我们停下来歇了一会儿。1994年7月12日,我和史蒂夫在布莱克西斯大道路口走错了方向,往右走是A21号公路,直奔伦敦,我们往左拐,然后就迷路了。我们带着各种地图、航海图,就是没有伦敦A到Z公路的地图。我当时想的是命运真会捉弄人,小小的决定会怎样左右我们的人生呢?如果当时我们往右转了,就能节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科罗拉多,威尔伯·莱德和我就不会在50号公路上相遇,那我和史蒂夫就能在旧金山见上一面了。然后又会怎样,谁知道呢?

歇过脚之后我们继续前进。天文台上红色的时间球比树还高,我不禁想起了环游世界的法国传奇人物伯纳德·莫特希尔说过的一句话:“对一个男人来说,有两件事最可怕:一是没有实现梦想,二是梦想实现之后。”我觉得这句话就是真理。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跨过终点那条线,而是在那之前的无限可能。

我心想,我是不是应该像莫特希尔那样永不停歇呢?

我抬头看着两旁站着的人群。我父亲也在那扇铁门后面等着我,他看起来有些苍老,但是衣着整洁,骄傲地站在公爵旁边,我的妈妈、我的姐妹茱莉亚和维姬也在。

12点42分,我跨过了镶在鹅卵石地面上的金属条,“莫克沙号”也跟在后面跨了过去。

旅行结束了。

格林尼治子午线

到处都是摄像机镜头、话筒和记者。

“杰森!这里是天空新闻!13年,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

不懂礼貌的蠢货,当然我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没有说出口。

在科罗拉多发生意外,一连数月在各个城镇筹款,在中美洲因为厄尔尼诺现象耽误了一年,离开圣西蒙之后花了8个月修“莫克沙号”,诸如此类,不计其数。但是记者想听的不是这些。他们只需要简短的回答,三四秒,最多别超过五秒。

“旅行,”我说,“于是花了这么长时间。”

“休,没有你就没有今天。要不是因为你,我可能还在新加坡刷盘子呢。”休·扬和他的妻子丽娜为庆祝旅行结束飞过来了。这次环球旅行2/3的经费源于草根阶层的支持,但是多亏了阿伯丁资产管理公司才得以走完最后的关键阶段,那时候要是没有他们,我就得去商场叫卖筹钱,是否能坚持下来真的很难说。环球船艇俱乐部二楼酒吧搞的庆功宴也是休掏的钱。

香槟、威士忌不限量供应。家人、朋友和支持者们伴着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兰草小调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后来现场的音乐就交给吉尔福德街头帮的DJ吉姆负责了。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好多人之前并没有见过面,但是大家都做过一件事,那就是为这次的旅行冒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大家说着笑着,各自讲述着自己的经历,此情此景让我特别骄傲。这些年来我收获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此时此刻的记忆一定是最珍贵的。

到了晚上,我有点儿伤感,想着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想着即将到来的分别。不只是旅行结束了,我们的关系也要告一段落。明天早晨,大家就要各奔东西,回到自己的家过自己的生活。

要结束了。我走到阳台上看着河面,摘下我的海洋戒指。夜晚的水面漆黑一片,就像大海一样深不可测,只有浅滩被街灯照亮,闪着点点波光。听着大家的交谈,我脑海里想的是这100年来有多少船只曾在这里通过,扬帆出海,登上东南亚地区的海岸。他们积累的财富没有留到今天,但是他们心中燃烧的希望和梦想之火却传递了下来。

“为了香料干杯!”他们一定在德特福德说过这样的祝酒词。

在伍尔维奇,“为了新大陆!”

在格林夫森德,“为了冒险!”

这个戒指真的能给人带来好运,也许会被某个人捡到,将这份好运传递下去。我摸了摸口袋,“莫克沙号”越过子午线的时候开了一瓶香槟,我一直把软木塞放在兜里。我把戒指压进了软木塞,朝黑暗中扔了出去,溅起一片水花。软木塞重新冒出水面,打着旋漂远了。它会沿着这条像巨蛇一样的古老航道漂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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