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一次荆州风云
在荆州的主客都无所作为的当口，形势的演变，正将时局的焦点聚向荆州。
在东汉王朝的最后一幕，早先相对安宁的荆州，竟汇集了汉末最猛烈的风云。荆州成了几种势力角逐的地理上的枢纽。围绕荆州的争夺更成为攸关天下分合的历史演变的枢纽。
在建安政治的最后十几年里，荆州的局势，风云变幻，非常复杂。围绕荆州，发生过两场激烈的大型角逐。第一场大型角逐是孙刘与曹操之间的碰撞。这场角逐以孙刘联合挫败曹操而告一段落，大体定型了曹操集团的发展限度。第二场大型角逐是孙刘两家对荆州的争夺。这场角逐以关羽攻襄阳开启孙权背盟袭荆州之机，以孙权在夷陵之战中挫败刘备而告终，大体定型了孙刘在南方分据吴蜀的局面。
当荆州的风云渐渐散去，三足鼎立的局面最终定型。
第一次荆州风云的高潮是赤壁之战。赤壁之战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但我们只有弄清楚了，究竟是什么力量汇集成了此次荆州的风云，才能够透彻地理解：何以此战决定性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势。
第一节 曹操在建安十三年的政治战场
建安十三年，曹操所做的几桩大事在政治上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六月，复置丞相；七月，南征刘表；八月，孔融弃市。但在曹操的这套剧本里，赤壁之战并不在其中。
建安年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汉室衰而不亡的皇权为自己创造政治资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大收益体现在消灭二袁上。袁术是首位公然僭逆的人，袁绍则是实力最强的对手。到建安十二年，曹操已经彻底消灭袁氏集团，环顾天下，以为其余皆不足为虑。此时，曹操面临政治上的选择。
当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拥戴汉室；现在，曹操却面临着如何对待汉室的问题。从曹操行事的一个连贯过程来看，建安十三年，曹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决意要卸下汉室这个包袱，开始着手造魏。造魏的过程呈现出一定的步骤和节奏。曹操为造魏，走了三大步。第一步复丞相，第二步封魏公，第三步封魏王，最后由他的儿子完成禅让。在他走出的每一步的前后，都伴随有大规模的征讨，都伴随有杀名臣的重大政治案件。曹操复丞相而征荆州，诛杀孔融；封魏公而征孙权，迫死荀彧；称魏王而征张鲁，冤死崔琰。杀名臣旨在清除政治障碍，借以震慑潜在的反对者；大规模的征讨则旨在建大功以移天下视听，也为权力升格做铺垫。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迈出造魏的第一步。南征荆州是其中的一环。曹操久欲进取荆州，只因北方未平，是以无暇南征。曹操与袁绍对峙之时，荆州的刘表与袁绍结盟，虽未有大的作为，但刘表收容曹操政敌张济的余部及其族子张绣，利用张绣骚扰曹操。为此，曹操曾三征张绣。官渡之战后，刘备投奔刘表。刘表增其兵力，使屯新野。建安七年（202年），刘表遣刘备北侵至叶，曹操遣夏侯惇、于禁、李典等拒之。刘备设伏兵败夏侯惇于博望。刘表虽不足有为，但前用张绣，后用刘备，使得荆州在一定程度上对曹操构成一个干扰因素。建安三年（198年），长沙太守张羡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以拒刘表，遣使附于曹操。当时曹操正与袁绍相拒，无暇救之。建安五年，张羡病死，刘表趁机略定三郡。至此，刘表所控之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遂不供职贡，郊祀天地。这也等于是在授曹操以“奉辞伐罪”的口实。此次南征荆州，是曹操“奉辞伐罪”的又一大功，伐“刘表背诞，不供贡职”之罪(1)，此事在日后曹操封魏公时被列为十大功之一。
出兵前，曹操向荀彧询问南征荆州之策。荀彧建议说：“今华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显出宛、叶而径行轻进，以掩其不意。”(2)从曹操与荀彧的讨论看，曹操对于取荆州，还是本诸一战的思路。荀彧建议“径行轻进”，旨在达成一种奇袭的效果。从是后的进程来看，此策的效果竟然不是体现在军事上，而是在政治上。
这年八月，刘表已经病死，其子刘琮袭位。曹军南下的消息传到荆州，刘琮的主要僚属都主张降曹。当袁曹相争之时，刘表部属韩嵩、刘先、蒯越都曾劝刘表归顺曹操。此时，曾帮刘表平定荆州八郡的蒯越也主张降曹。他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御中国，必危也；以刘备而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将何以待敌？且将军自料何如刘备？若备不足御曹公，则虽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御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3)于是，刘琮决定降曹。
蒯越的意见中，除了考虑政治名分的顺逆、彼此力量的强弱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考虑是排除刘备的影响。时刘备在樊城，刘琮并未通知他曹军南下的消息。曹军已至宛城，刘备才稍有觉察，派人向刘琮核实，刘琮这才派官属宋忠向刘备告知已经降曹之事。“备乃大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4)从刘备的反应看，他惊骇的重点，不是曹军南下，而是他居然没来得及发挥其影响力，刘琮就已决策投降。
这年九月，曹操在新野接到刘琮的降书，乃轻军进至襄阳。刘备率众南奔江陵。曹操考虑到江陵储有粮草军械，恐刘备先据之，遂率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终于在当阳之长坂追上刘备大众。刘备遂率余众东走，斜趋汉津，转往夏口。曹操进至江陵，荆州遂大抵略定。除江夏郡外，荆州七郡已落入曹操的控制之中。曹操几乎兵不血刃就已略定荆州大部。于是，曹操开始着手荆州缮后事务。
曹操以刘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连同蒯越等封侯者共十五人。荆州将领文聘稍后降曹，曹操感其忠义，厚礼待之，使统本兵，任命为江夏太守。这一任命显示，曹操在考虑解决江夏的刘琦和刘备。曹操在褒奖令中称赞刘琮虽然占据“有江汉山川之险”的荆州，但“轻荣重义，薄利厚德”，归顺朝廷，是“上耀先君之遗尘，下图不朽之余祚”的明智之举(5)。如此优褒刘琮，除安抚荆州外，还意在招怀来者，招徕上游的益州和下游的扬州。日后，曹操公开说的却是：“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6)
曹操轻取荆州对上游益州的影响很快就显示出来。《蜀书·刘二牧传》载，刘璋在听说曹操下荆州后，即遣河内阴溥致敬于曹操。曹操加刘璋为振威将军，其兄刘瑁为平寇将军。刘璋遂再遣别驾从事张肃送叟兵三百人并杂御物于曹操。曹操拜张肃为广汉太守。刘璋遂又遣张肃之弟益州别驾张松诣曹操。刘璋派遣使者的级别越来越高。张松谒见曹操却未受礼遇，后又赶上赤壁之战，归来后才劝刘璋改而结好刘备。张松诣曹操在赤壁之战以前，可以推知，刘璋首次遣使致敬于曹操，应该是比较及时的。
号称“用武之国”的荆州，被曹操几乎兵不血刃就轻松拿下，上游“天府之土”的益州，更是闻风而致敬，长江一线的三大州中，荆、益二州就这样纳入了曹操的政治秩序之中。在他的功业中，又添下了辉煌的一笔。
曹操尝置酒于汉水之滨。新辟用的丞相掾、原避乱荆州的名士王粲奉觞称贺，盛赞曹操平荆州后，“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7)王粲的颂扬，代表了新归顺的士人对曹操的肯定。曹操本人也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写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诗句，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在他心中，也一定以为天下旦夕可定。
但是，就在那年隆冬，形势却发生了逆转。他没有等来他期待的江东的归顺，却等来了一场并不在他预期之中的会战。
关于赤壁之战，有一个事实常为读史者所忽视：这场战役是周瑜主动深入荆州境内发起的一场攻势战役；曹操并无在建安十三年冬天即征江东的计划。忽视了这一点，势必不能透彻地理解，何以这场战役的胜负会攸关几大集团的盛衰和天下的分合。
曹操与孙刘发生冲突的时间和方式使得这场冲突的影响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这场冲突不是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冬天，那么，诸葛亮和周瑜所指出的曹操在战略上的一些不利因素——诸如初下荆州人心不稳、北方之人不习水战、不服水土必生疾病、隆冬盛寒马无槁草——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得到克服，日后的冲突纵有利钝，都不至于使曹操在荆州的权力基础发生崩溃。如果曹操与孙刘的战事不是发生在荆州境内而是发生在曹操主动进攻江东之时的话，纵然一战失利，也不至于动摇曹操在荆州的权力基础。只要曹操在荆州站稳脚跟，江东的平定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天下的统一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自古未有不据荆襄而能保据东南者。
建安十三年冬天，曹操并不想要一个与孙权的会战。他在着手以军事手段解决刘备的问题——这其实是荆州问题的收尾，而试图以政治手段解决江东问题。
曹操究竟有无在建安十三年冬天征江东的计划，对读史者误导最大的是《魏书·贾诩传》中的一段记述：
建安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顺江东下。诩谏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太祖不从，军遂无利。
贾诩建议曹操通过安抚荆州，不战而屈江东。这个建议，曹操其实并没有不从。因为曹操确实是在着力安抚荆州，他也确实想利用其“威名远著，军势既大”，不劳众而让江东稽服。曹操的“欲顺江东下”，只是为了解决刘备的问题。所谓“太祖不从，军遂无利”，更像是一个因为有后来的赤壁之败而作的事后之论。假如曹操对江东做政治解决的努力达到了目的，贾诩的这段话还是可以一字不改地写入贾诩传，后面只需要加一句“太祖从之，江东遂平”，同样也能表明贾诩有先见之明。
重要的是，截至此时为止，曹操与江东的政治关系并没有破裂，无从说到一上来便做军事摊牌。而荆州虽已归顺，但尚有江夏郡控制在刘备和刘琦手中。为收荆州全境，曹操也会派兵“顺江东下”。
曹操在下荆州后，征辟原避乱荆州的河东闻喜人裴潜为参丞相军事。曹操问裴潜：“卿前与刘备俱在荆州，卿以备才略何如？”裴潜答道：“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8)曹操并非不了解刘备，他这样问裴潜，是想了解刘备在荆州的影响到底如何。这也表明曹操阵营确曾着意研究如何解决刘备的问题。既然刘备“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那么，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也就理所当然。所以，曹操在进据江陵后，派兵顺江东下，主要是为解决刘备的问题。《魏书·武帝纪》中也是这么记述的：“公自江陵征备。”
曹操的前锋在当阳长坂即击破刘备军众，迫使刘备斜趋汉津，转奔夏口。从距离上看，不等刘备到达夏口，曹操便能进抵江陵；刘备到夏口后，派诸葛亮随鲁肃东下柴桑去见孙权，江东内部经历了一番决策讨论，再集结兵力，派周瑜率军逆江西行而上，至陆口始与曹军相遇。江东屯兵的陆口、曹军主要兵力的集结地乌林、双方发生首次遭遇战的赤壁，大体位置在南郡、长沙郡与江夏郡的交界处。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曹操甚至连江夏郡都没有进入。从曹操进兵的时间节奏和水陆诸军集结的地点看，曹操派兵顺江东下，即使是为解决刘备的问题，表现得也是足够慎重，更遑论东征孙权。
但显然，在讨论解决刘备的问题时，江东也进入了曹营决策讨论的视野。《魏书·程昱传》载：
太祖征荆州，刘备奔吴。论者以为孙权必杀备。昱料之曰：“孙权新在位，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
所谓“刘备奔吴”，应该是刘备在东奔夏口后，又进驻樊口，这种东走的趋势将曹营的注意力引向了江东。但是，在注意到江东时，为什么孙权会不会杀刘备成了曹营讨论的问题？刘备是曹操公开的敌人，也就是许昌方面公开的敌人，孙权与许昌的政治关系并未破裂。曹营讨论孙权会不会杀刘备，显然不是以孙曹的敌对关系为前提。曹营中有人认为孙权必定会杀刘备，显然对孙曹的政治关系——尤其是曹操下荆州后“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这一新形势下的孙曹关系——做了相当乐观的判断。“孙权必杀备”只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孙权向曹操输诚归顺。如果曹营里将孙、曹关系的现状看成是一种敌对关系的话，那么，孙权会不会杀刘备根本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程昱认为孙权不会杀刘备。孙权若不杀刘备，这意味着孙权将公开或不公开地抵制曹操。公开抵制意味着孙、曹在政治上公开决裂；不公开抵制意味着孙权将继续“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
在政治上不公开决裂的前提下抵制曹操的意志，这与以往的孙、曹政治关系史倒是具有一种延续性。孙曹原为姻亲。孙策脱离袁术重建与许昌汉廷的政治关系之后，曹操“以弟女配策弟匡，又为子彰取孙贲女”。但在建安三年，曹操礼辟孙权、孙翊，欲以为质，被孙策婉拒。建安五年，孙策死时，曹操曾想因丧伐之。时机是因孙策之丧，缘由却是孙策曾有袭许昌之谋，而实欲攻广陵陈登，但因孙策之死而没有成为一个实际的行动。曹操也因袁绍犹在，所以听从了张纮的谏议，非但没有伐江东，还承认了孙权的地位。他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建安七年，曹操责孙权送任子，孙权同样婉拒之。此时，袁绍本人虽死，袁氏集团尚未消灭，所以曹操仍未对江东采取行动。孙氏兄弟多次抵制了曹操的意志，但都未导致双方政治关系的公开决裂。
放在孙曹既往政治关系史的背景下，程昱判断孙权不会杀刘备，显然是一种可能性。它所显示的政治意涵与曹操给孙权的那封书信之间体现出了一种逻辑联系：既然孙权没有像益州刘璋那样及时遣使致敬，那就有必要对他做一警示。
曹操给孙权的书信见之于虞溥的《江表传》，司马光、刘恕将其收入《资治通鉴》，显然认为其可信。曹操在给孙权的书信中写道：“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
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封战书，因为此时孙权与曹操并未公开决裂；但曹操在书信中毫不掩饰其威慑之意。这封信大抵可以反映出曹操在建安十三年冬对江东的意图。曹操此行南下，荆州不战而屈，益州望风输诚，他期望凭他的实力和威名震慑江东，不战而屈江东。这表明曹操此时考虑的是以政治手段解决江东问题。如果孙权也像刘璋那样对曹操输诚致敬的话，曹操下一步可能就会要求孙权履行其“遣子入质”的人臣之责，将孙权纳入政治控制之中。
除了以这封信对孙权表示威慑外，曹操对江东还采取过其他的政治攻势。他试图笼络分化孙氏家族。《吴书·孙贲传》载：“建安十三年，使者刘隐奉诏拜贲为征虏将军，领郡如故。”虽然孙贲传中并没有具体说到是建安十三年的什么时候，但曹操的这一举动应该是曹操在这年对江东整体意图的一部分。孙权此时获得许昌汉廷王命封拜的头衔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曹操拜孙贲为征虏将军，领豫章太守，等于是将孙贲提升到了与孙权并列的地位。这一安排也包含着下一步的可能性：以更顺从的孙贲取代孙权在江东的地位。
曹操对江东的笼络分化差点奏效。《吴书·朱治传》载：“权从兄豫章太守贲，女为曹公子妇，及曹公破荆州，威震南土，贲畏怯，欲遣子入质。”从孙贲欲遣子入侍一事看，在江东集团内部，主张迎曹的并非只有张昭等人，也可见曹操对江东做政治解决的空间还是有的。
曹操打孙贲的主意，是有其渊源的。孙贲与其弟孙辅是孙坚的同产兄孙羌之子。建安五年，孙策刚死，孙权初掌江东时，孙辅“恐权不能保江东，阴遣人赍书呼曹操。行人以告，权悉斩辅亲近，分其部曲，徙辅置东”(9)。孙贲、孙辅兄弟二人中，孙辅早就对曹操有亲附之意，所以，曹操对孙氏分化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此时，曹操打孙贲主意，就是想分化孙氏家族，进而分化江东集团。孙贲后被老将朱治劝阻而止。朱治对孙贲“为陈安危”，论以利害，孙贲放弃了附曹的想法。
从这两件事看，在那年冬天，曹操在寻求以政治手段解决江东问题。政治解决的办法，一是威慑，二是笼络分化。至于政治解决的前景，从曹营里在讨论孙权会不会杀刘备这一点看，曹营对于政治解决的预期基本上是乐观的；有人甚至认为孙权必杀刘备，这可以说是一种最乐观的期待，这不仅意味着孙权的归顺，同时也意味着刘备的问题也将得到彻底的解决。即使是程昱判断孙权不会杀刘备，而认为“权必资之以御我”，他的分析也是以曹操对江东所拥有的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动权为前提的。
但是，如若通观此前和此后孙曹政治关系史，应该说，在建安十三年冬，曹操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纵然产生效果，也不能期望孙权就真的归顺。曹操所能得到的结果只是避免在那个冬天、在对自身不利的情势下发生军事冲突。孙权可能像益州的刘璋那样对曹操遣使致敬，继续“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表面上对曹操挟持的许昌汉廷表示服从，而一旦涉及遣送任子之类实质性的问题，孙权仍有可能会拒绝，一如孙策在建安三年、孙权在建安七年所做的那样，也一如孙权在曹魏黄初三年所做的那样。
不过，就算如此，这个结果对于今后局势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只要避免在那个冬天开战，那么，诸葛亮和周瑜所指出的曹操在战略上的一些不利因素，都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得到克服，曹操就可能在荆州站稳脚跟，从容经营荆州。只要曹操在荆州站稳脚跟，就无异于控扼住了整个长江之腰。孙权仅凭江东六郡不足以抗衡曹操，也不足以保据江东；刘备也不会有入据益州“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的机会。一举荡平江东可能仍需要充分的准备，但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建安十三年，曹操在继“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后，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战场。他为卸下汉室着手造魏迈出了第一步。南征荆州是这个政治战场的一部分。荆州不战而屈，益州望风输诚，由此衍生出另一个政治战场。他希望以政治手段解决江东问题，不战而屈江东。
当曹操试图以政治手段解决江东问题时，不管他如何评估其效果，恐怕他都不会想到周瑜会主动打上门来。以他的实力、威势和新下荆州的震慑效果，曹操还在期待江东会像荆州一样不战而屈，像益州一样望风输诚；孙权纵然与他在政治上公开决裂，亦不过是在他进兵江东时做抵抗。可是，他没想到，周瑜会采取一种攻势战略，率军深入荆州境内，主动寻战。曹操一战失利，刚刚得到的荆州丢失大半，本已输诚的益州发生变故，从此，曹操的势力再也无缘于长江以南。
第二节 江东：从桓文之业到新的帝业
为什么江东会主动采取一种攻势战略？是什么力量推动江东在建安十三年冬天猛烈地进攻荆州？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梳理一下江东事业政治定位的变化，以及荆州在江东事业中的地位。因为孙刘关系与蜀汉历史相始终，所以，稍费篇章，对这一问题做一梳理，亦有助于理解孙刘关系变迁的政治背景。
时贤论史，注意到孙吴建国的历史里有一个江东化的过程。孙氏兄弟依靠一批以淮泗人为主体的北来人马开拓江东，建立政权后，逐渐调整为主要依靠江东本土士人，孙氏在江东的霸业才算稳固。(10)
其实，江东霸业的创建经历了一个大弯曲形的曲折过程。江东化只是这个大弯曲形的后半截。江东事业，从一个意在“东据吴会”的渡江行动，先是被拔升为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进而被拔升为成就江东新的帝业，最后才被拉回到保据江东的霸业。
一、张纮、张昭所代表的桓文之业
开拓江东，始于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渡江。张纮给孙策开拓江东的事业理出了第一个政治定位。
孙策要回自己的故乡去开拓基业，面对的却是一个对其充满疑虑和敌意的江东。富春孙氏，原本“孤微发迹”。孙策之父孙坚曾为袁术部曲，孙策渡江又是衔袁术之命，而袁术则是形迹昭彰的逆臣，这使得江东大族和流寓江东的北方士人对孙策充满疑虑甚至敌视。孙策开拓江东六郡，依靠的是以淮泗人为主体的北来士人的支持。孙策如何能赢得他们的支持呢？
史言孙策“能得人死力”(11)，从他处理与张昭、张纮、太史慈等人的关系上看，孙策的个性魅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善于抚众、用众。早在孙坚投身讨董事业之时，孙策携母徙居舒，“收合士大夫，江淮间人咸向之”。不过，他身为江东人，要吸引一批江淮间人去开拓江东，并为其效死力，仅凭个性的魅力是不够的。如果他所从事的事业不被视为正当的，或者这一事业对于非江东人士来说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他还能“得人死力”吗？特别是，考虑到孙氏与袁术的关系这层背景，赋予他的事业一种正当性，便尤其重要。
孙策谋据江东之初，便去找过避难江东的徐州广陵人张纮。
初，策在江都时，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咨以世务，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余兵，就舅氏于丹杨，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
纮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绖之中，无以奉赞盛略。”
策曰：“君高名播越，远近怀归。今日事计，决之于君，何得不纡虑启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仇得报，此乃君之勋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横流，颜色不变。
纮见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
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有永固之分。”(12)
孙策想从袁术处求还父亲孙坚旧部，东据吴会，西伐荆州，以报黄祖杀父之仇。孙策说他的最终目的是想“为朝廷外藩”，实则汉廷在江东已有外藩，而袁术则四处驱逐汉官，他占据当时的扬州治所寿春，任用故吏惠衢为扬州刺史，并派孙策的舅舅吴景及孙策的从兄孙贲攻击汉廷任命的扬州刺史刘繇。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孙策要从袁术处求还父亲旧部，等于继续认同孙氏与袁术的部曲关系，这跟“为朝廷外藩”实在是南辕北辙；西伐荆州黄祖也只为家门私怨，便只剩下“东据吴会”这一真实的目标意图。这一目标既不具备正当性，对张纮这样非江东的徐州士人来说也不具有吸引力。
孙策想寻求张纮的支持；张纮托以服丧而反应消极，表明他对孙策渡江的意图并不认可。孙策涕泣横流，辞令慷慨。张纮感其“忠壮内发”，才对孙策表示支持。他为孙策渡江的行动重新理出了一个思路。这是关于江东事业的最早论述，也给开拓江东的事业做了最早的政治定位。
张纮以齐桓、晋文匡辅周室的霸业为参照，建议孙策将开拓江东的事业定位为乃父孙坚讨董伐逆的勋业的继续，是匡辅王室的桓文之业。开拓江东，兼并荆、扬，诛除群秽，匡辅汉室。
这一定位主旨是切割跟逆臣袁术的关系，重建跟汉廷的政治关系。“匡辅汉室”，既是在赋予这一事业以正当性，同时也是将这一事业与淮泗、与中原、与整个天下联系在一起，这对于那些非江东的淮泗士人来说才有吸引力。张纮在做了这一番论述后表示，“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暗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像他那样因避难而流寓江东的淮泗士人的支持。
孙策接受了张纮的建议。张纮传载，“初，纮同郡秦松字文表，陈端字子正，并与纮见待于孙策，参与谋谟”，取得会稽后，“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13)。日后张昭还推荐了同郡的严畯给孙权。这些人是孙吴早期最重要的谋臣。看来，张纮所做的这一定位确实帮孙策吸引了一批徐州士人的支持。
这一定位也有效地帮孙氏切割了与逆臣袁术的关系，重建与汉廷的政治联系。建安元年（196年），袁术僭谋称帝，孙策致书袁术，“责而绝之”。孙策在取得会稽后，“遣奉正都尉刘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诣许，拜献方物”(14)。建安二年，曹操出于讨袁术的需要，遣王誧拜孙策为骑都尉，袭父爵乌程侯，领会稽太守。汉廷的诏书中称：“董卓逆乱，凶国害民。先将军坚，念在平讨，雅意未遂，厥美著闻。策遵善道，求福不回。”诏书对孙坚、孙策父子以往的经历做了一种正面的评价，对于他们与袁术的关系只字未提。孙策欲得将军号以自重，王誧承制拜孙策为明汉将军。对此将军号，胡三省注曰：“言明于顺逆，知尊汉室也。”孙策在谢表中为自己曾接受袁术所表殄寇将军一事做了辩解，他说，“至被诏书，乃知诈擅”(15)，意谓他当初接受袁术表授的官职，原是受了袁术的欺骗。
建安三年，孙策遣张纮诣许昌献方物，曹操表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曹操还以弟女配策弟孙匡，又为子曹彰娶孙贲之女。孙曹遂成姻亲。张纮被留为侍御史。在许昌，张纮“与在朝公卿及知旧述策材略绝异，平定三郡，风行草偃，加以忠敬款诚，乃心王室”(16)。张纮竭力向许昌方面宣扬出这样一个孙策的形象：有能力安定地方，又忠心于汉室。及至孙策遇刺，张纮仍在许昌。曹操欲因丧伐吴，张纮谏阻，“以为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仇弃好，不如因而厚之”(17)。曹操欲伐江东的时机是孙策之丧，但缘由却是孙策曾有袭许昌之谋而欲攻曹操任命的广陵太守陈登。这意味着江东实已背叛了许昌汉廷。只因劲敌袁绍当前，所以，曹操听从了张纮的谏议，非但没有伐江东，还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江东与许昌方面的政治联系得以继续保持。
孙权接过孙策创下的基业后，“纮以破虏（孙坚）有破走董卓、扶持汉室之勋；讨逆（孙策）平定江外，建立大业，宜有纪颂以昭公义。既成，呈权，权省读悲感，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18)“宜有纪颂以昭公义”意谓在军事征服之后，应该做政治上的宣传。张纮所作纪颂我们不曾见到，其主旨应在于突出孙坚“扶持汉室”、孙策“平定江外”的勋业，用以洗刷孙氏门第形象，尤其是洗刷孙氏父子曾与逆臣袁氏的关系所造成的负面形象。原来孙氏的历史还可以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书写，这大概是孙权悲感“君真识孤家门阀阅”的原因吧。
孙策的意图原本是开拓江东，保据江东，张纮将开拓江东的事业拔升到“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上来。为切割与袁术的关系计，为争取淮泗士人的支持计，为从汉廷获取政治资本计，孙策采纳了这一定位。
张纮最早表述这一定位，但他有较长时间出仕许昌方面，因此，代表这一定位在江东决策层发挥影响的主要是张昭。张昭更因孙策和吴夫人死前的托孤而巩固其在江东决策层的地位。对于张纮来说，这一定位未尝没有作为策略的意味，但对张昭等人来说，这一定位同时还意味着：江东的事业不是成就新的帝业，更不是割据一方的偏霸之业。
这一定位遂成为张昭等徐州士人对江东事业的一个基本认识。这一认识日后在江东面临重要政治选择时一再地表现出来。建安七年，曹操责孙权任子，张昭、秦松等人犹豫不决；建安十三年，曹操致书孙权，张昭等人主张迎曹，都是基于这一认识。虽然许昌的汉廷是一个贯彻曹操意志的汉廷，但曹操毕竟挟汉室以为名，抗拒他同时也意味着对抗汉廷。这跟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的政治定位相违背。这是张昭等人最主要的顾虑。
二、周瑜、鲁肃所推动的江东帝业
孙策未能完成张纮所描画的江东事业便遇刺身亡。截至他死，江东事业只是草创。尽管占据江东六郡，但“深险之地，犹未尽从，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局势非常严峻，连吴夫人都忧虑地问董袭：“江东可保不？”(19)
桓文之业的定位能够吸引一大批徐州士人的支持，却未能争取江东士人的谅解。孙策在开拓江东六郡的过程中，驱逐汉廷在江东的官吏，大杀江东英豪，加剧了江东大族对孙氏的疑虑和敌意，“深险之地，犹未尽从”反映出这一情势；流寓江东的北方士人也因为孙策的死而出现波动，甚至连鲁肃都已打算北还。
对于刚刚接过江东六郡的孙权来说，要想保住草创的江东基业，继续赢得北来人士的支持尤其重要。
孙权执事之初的一些言行表明，其思路仍在延续张纮给江东事业所做的定位。周瑜荐鲁肃于孙权，孙权问鲁肃：“今汉室倾危，孤思有桓、文之功，君何以佐之？”(20)他对鲁肃表示，自己的目标是辅匡汉室，建立桓文之功。对于鲁肃来说，这跟他与周瑜交流时产生的期望大相径庭。于是，鲁肃直率地告诉孙权，曹操挟持汉帝，一如当年项羽之残害义帝，孙权根本不可能建桓文之功。他对孙权说，“为将军计，惟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耳”，今后倘能“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鲁肃将话说到这种程度，孙权仍在说：“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张昭为此贬斥鲁肃“年少粗疏”，孙权却“益贵重之”。三人态度上的这种微妙差别，背后延伸的其实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张昭站在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的立场，排斥鲁肃有关江东帝业的言论；孙权虽然表面上依从于张昭的立场，但显然也受到鲁肃的观念的鼓舞。
孙权原是想以一个局面超出江东的目标，将江东的事业与淮泗、与中原、与整个天下联系在一起，稳住北来人士，继续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孰料，在这种关于更大目标的希望中，北来士人给孙权带来一套更宏伟的江东论述。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周瑜和鲁肃。周瑜和鲁肃在建安三年才正式加入江东集团，比张纮、张昭要晚。他们参与到孙权的决策层，给孙权提供了一套江东帝业的完整论述，既有关于江东帝业的天命依据，又有经营天下的战略规划。
孙策初死，鲁肃将北还，周瑜劝留他时说：
吾闻先哲秘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推步事势，当其历数，终构帝基，以协天符，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21)
在周瑜看来，江东将兴起一种新的帝业。这当然意味着汉室已不可复兴，将为他姓所代。根据谶纬即“先哲秘论”，应天承运取代刘氏者，将兴于东南。以当时的事势而论，这种可能性自然是落在孙权头上。周瑜所说的先哲秘论，是秦始皇以来便一直流传着的一个江东有天子之气的说法。
初，秦始皇帝东巡，济江，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出于吴，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势。”于是秦始皇乃改金陵为秣陵，凿北山以绝其势。至吴，又令囚徒十余万人掘汙其地，表以恶名，故曰囚卷县，今嘉兴县也。汉世术士言：“黄旗紫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献帝兴平中，吴中谣言：“黄金车，班阑耳。开昌门，出天子。”(22)
远自秦始皇，中经汉世，近至兴平年间（194年至195年），这个江东有天子之气的说法一直不绝如缕地传播着。根据这个说法，天命将垂青于东南，江东将兴起新的帝业。日后孙权在考虑建都时，张纮建议孙权立都秣陵：“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23)孙权遂建都秣陵，改名建业，意在表明这个天子之气的说法将应验在自己头上，他将应命建立新的帝业。后来孙权称帝时，在告天之文中，特地提到“权生于东南”(24)，即是有意将自己的称帝与这个东南有天子之气的说法联系起来。当然，这是后话。但从这些迹象可以看到，在江东帝业的推进过程中，这个江东有天子之气的说法，一直贯穿其中。建安五年，周瑜在考虑江东的未来、设想江东可能兴起一种新的帝业时，这个江东有天子之气的说法显然是一个支持性的论据。
周瑜说服鲁肃留下来，二人一拍即合。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孙权旋即会见鲁肃。二人合榻对饮，孙权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说：
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25)
鲁肃为孙权提供了一套以江东为基础去成就帝王之业的完整构想。这套构想有两个前提性认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汉室不可复兴，那么兴起的就是一种全新的帝业；曹操不可卒除，那么新的帝业势必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他所描述的这套构想步骤非常清晰。“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先保据江东作为基础，等待时机，“剿除黄祖”，打开荆州门户，“进伐刘表”，占领荆州；进取益州，竟长江所极，据有整个江南，然后称帝，再图统一天下。鲁肃的这套构想，乃一个如高帝之业般的以统一天下为最终目标的方案。
但是，以江东为基础，能够构筑起这样宏大的事业吗？建安七年，袁曹官渡决战胜负已判，袁绍本人于这年刚刚死去，曹操下书责孙权任子，孙权召集群僚商议。送不送任子，关系到江东如何确定其未来。张昭、秦松等犹豫不决，显然是受到其“匡辅汉室”政治定位的束缚。虽说责孙权送任子主要体现的是曹操的意志，但曹操挟汉帝以为名，抗拒他也意味着抗拒汉廷。孙权引周瑜到吴夫人跟前商议。周瑜曰：
昔楚国初封于荆山之侧，不满百里之地。继嗣贤能，广土开境，遂据荆扬，至于南海，传业延祚，九百余年。今将军承父兄余资，兼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人不思乱，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有何逼迫，而欲送质？质一入，不得不与曹氏相首尾，与相首尾，则命召不得不往，便见制于人也。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观其变。若曹氏能率义以正天下，将军事之未晚；若图为暴乱，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将军韬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质之有！(26)
楚国以江南为基础，成就了“传业延祚，九百余年”的霸业。周瑜从楚国的霸业中看到了以荆、扬为基础“南面称孤”的可能性。尽管尚未有以江东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先例，但至少看到了一种可能性，所以他建议孙权不送人质，“以待天命”。
赤壁之战后，孙权已巩固江东，周瑜在击退曹操、曹仁后，占据江陵、夷陵，连同此前便占据的夏口、陆口，长江中游的诸战略要点都在江东的控制之中；当初构想的“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阶段性目标中，只差益州。于是，周瑜建议孙权说：
今曹操新折衂，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奋威将军孙瑜）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27)
周瑜下一步的目标便是沿长江西进，取益州、汉中，直至与凉州的马超结援，然后攻占襄阳，以蹙曹操，图取北方。一千年后，南宋的陈亮同样站在江南这个基础上谋划北伐中原，他为周瑜的这个策划击节赞赏，称“此非识大略者不能为也”，并断言“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28)。这虽是赤壁之战以后的事，但这个构想显示，推动江东帝业是周瑜一以贯之的目标。
周瑜和鲁肃给孙权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关于江东帝业的论述和方案，并积极推动这种帝业。后世常将周瑜与鲁肃的差异看得太大。周、鲁二人均为江东的统帅之才，周瑜尤长于军事，鲁肃尤长于外交。二人只是对与刘备的联盟认识不同。周瑜不认为抗曹必须联刘，如有可能，应将刘备纳入到江东事业之中；而鲁肃则认为只要曹操依然强大，联刘就是必须的。过于凸显鲁肃与周瑜在联刘问题上的差异，会模糊他们二人在更大目标上的一致，即他们都认为江东应成就一种新的帝业。
跟周鲁二人有着根本区别的是张昭。他们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定位。对张昭而言，江东的事业是“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对周瑜和鲁肃而言，江东的事业是成就一种全新的帝业。当鲁肃表述其帝业的论述时，“张昭非肃谦下不足，颇訾毁之，云年少粗疏，未可用”(29)。张昭排斥的实际上是鲁肃的政治立场。
跟周鲁二人有着同样区别的是吕蒙。吕蒙虽与周瑜一样排斥联盟，但在政治目标上，他们相去甚远。周瑜致力于成就江东新的帝业，吕蒙则将江东事业拉回到保据江东的霸业上来，从而将江东事业推向第三种定位。
从兴平元年（194年）孙策渡江，到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江东事业的政治定位是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孙权初掌江东，严峻的形势使得他一方面想要全力保据江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继续高喊“匡辅汉室”的口号以维系淮泗士人对他的支持。此时，周瑜、鲁肃将江东事业拔升到成就新的帝业的思路上来。这是一个更具进取性的目标。从孙权初掌江东到赤壁之战前夕，桓文之业与新的帝业，这两种定位交混着对孙权的决策产生影响。赤壁之战前夕，成就江东全新帝业这一新的定位，冲破桓文之业的旧茧，推动江东事业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建安十三年，鲁肃主动联络荆州，周瑜和鲁肃帮孙权坚定其抗曹意志，并将其变成江东内部的统一意志，周瑜在军事上采取攻势战略，深入荆州境内主动寻战，其背后的推动力，正是这种成就江东全新帝业的雄心。
正是这种成就江东全新帝业的雄心，推动江东在建安十三年冬天猛烈地撞向荆州。
三、荆州之于江东
在江东事业的蓝图里——无论是在张纮所描画的桓文之业中，还是周瑜、鲁肃所描画的江东帝业中——兼并荆州是其重要一环。
江东与荆州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孙坚的时代。袁术与刘表相争，孙坚为袁术部曲，初平三年（192年），孙坚攻荆州刘表，与刘表部将黄祖周旋于荆州北境的樊、邓之间。孙坚为黄祖军射杀。江东与荆州之间遂种下一段令孙策兄弟念念在兹想要报仇雪耻的世仇。
孙策在开拓江东六郡的过程中，荆州又卷入其中。建安四年（199年），孙策攻庐江太守刘勋，刘勋向驻守江夏的黄祖求救，黄祖派其子黄射率水军五千人援助刘勋。是年冬，孙策击走刘勋，获舰船千艘，遂进击黄祖，大破之，获其船六千艘，黄祖仅脱身而走。
孙权执掌江东后，俟其内部稍稳，即率军西伐黄祖。建安八年（203年），孙权攻黄祖，破其舟师，只有江夏郡城未克，后方山越出现骚动，是以旋师。建安十二年（207年），孙权又西伐黄祖，虏略其民而归。
建安十三年初，曹操回邺城，凿玄武池训练水军，开始为平定南方做准备。投奔孙权的巴郡人甘宁建议孙权夺取荆州：
今汉祚日微，曹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诚国之西势也。宁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也。至尊当早图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贪纵，吏士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30)
甘宁为益州巴郡人，先是不得意于刘璋，遂奔荆州；又不见重于刘表、黄祖，这才投奔孙权。甘宁建议，先取黄祖，兼并荆州，然后进图巴蜀。他将攻黄祖的计划放在兼并荆州和巴蜀这个大的思路中而呈现给孙权，这与鲁肃等人的规划不谋而合。他在黄祖军中待了三年，熟悉荆州军情，所以甘宁的建议成为孙权再次攻黄祖的一个契机。这年，孙权再征黄祖，在沔口与黄祖军激战，大破其水军，攻克江夏后，屠其城，虏其男女数万口。黄祖本人被追斩。
孙权此次征荆州，杀其将，屠其城，虏其民。这是报仇雪耻式的做法，以报黄祖杀父之仇。孙权在击杀黄祖后，并未留兵驻守江夏，而是很快回师，所以刘琦才有机会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出任江夏太守。也许孙权在顾虑山越不宁，后方不稳。出征前，张昭曾提醒孙权，“今吴下业业，若军果行，恐必致乱”(31)。江夏为荆州与下游扬州衔接的要点。整个六朝时期，下游建业（建邺）方面欲制荆州，都必定加强对这片区域的控制。孙权在攻克江夏击杀黄祖之后，却不留兵驻守。看来，孙权认为江东此时尚无足够的力量兼顾两面，荆州只好留待他日再图。
他没想到，荆州很快就要风云激变。
第三节 孙刘联合抗曹
刘琮降后，刘备南走，随行的军士及流离的百姓达十余万人，滚成一个缓慢移动的大雪球。此时，荆州尚有江南四郡和刘琦的江夏郡。刘备想要保据江陵。他派关羽率领部分军队从水路先行，在江陵会合。
曹操也考虑到江陵储有军资，遂率精骑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与此同时，江东使者鲁肃正从江陵风尘仆仆地北上，去迎刘备。曹操由北而南，鲁肃由南而北，在当阳长坂，他们都碰上了刘备。曹、刘、孙三方的线索第一次在荆州汇合。
曹操本无在建安十三年即征江东的计划，孙权也本无马上进取荆州的计划，但三方线索在长坂的这一汇合，最终将三方的力量引向了赤壁，碰撞成一个猛烈的旋涡。
一、鲁肃和诸葛亮推动孙刘联盟
在把曹、刘、孙三方引向赤壁的诸多因素中，首先不得不说鲁肃的主动。鲁肃出使荆州是孙刘结盟的一个重要契机。
刘表病死的消息一传到江东，鲁肃就建议孙权主动联络荆州。《吴书·鲁肃传》载：
刘表死，肃进说曰：“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若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权即遣肃行。
考虑到江东与荆州已历三世的仇怨，考虑到建安十三年初双方还在惨烈地厮杀，鲁肃自请出使荆州吊刘表之丧，可谓逾于常理。这种主动缘于他推动江东帝业的雄心。他对荆楚之为“帝王之资”的论述，与此前他对江东帝业的规划一脉相承。他敏锐地觉察到，刘表的死可能给江东带来新的机会。从他与孙权论及此行的使命可以看到，及至刘表死，孙权仍无马上进取荆州的计划。他同意鲁肃出使，是派他去观望荆州局势，再作后图。
鲁肃一踏入荆州，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突变的风云之中。他行至夏口，才知曹操已经南征；待他日夜兼程赶到南郡，才知刘琮已降，刘备南走，遂北上迎头去会合刘备。在当阳长坂，鲁肃见到了刘备。在那里，鲁肃肯定目睹了刘备携着的那个由躲避战乱的百姓滚成的大雪球被曹军一触即溃后迸散的乱象。
日后孙刘关于“借荆州”的是非纠葛也追溯到了长坂这一节。七年后，孙刘在荆州发生矛盾，鲁肃在益阳与关羽谈判时说到他与刘备的初次相见：“始与豫州观于长坂，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望不及此。”(32)这一节见诸韦昭的《吴书》，为孙吴国史。对于刘备的狼狈处境，资料来源同样出自江东背景的《江表传》中还有更详细的描述：
（肃）因宣权旨，论天下事势，致殷勤之意。且问备曰：“豫州今欲何至？”备曰：“与苍梧太守吴巨有旧，欲往投之。”肃曰：“孙讨虏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咸归附之，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立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使自结于东，崇连和之好，共济世业。而云欲投吴巨，巨是凡人，偏在远郡，行将为人所并，岂足托乎！”备大喜，进住鄂县，即遣诸葛亮随肃诣孙权，结同盟誓。(33)
《江表传》是西晋虞溥根据他在江南任鄱阳内史时所收集的江东方面的资料撰写而成。该书所记述的刘备欲远奔苍梧投吴巨的说法，为《资治通鉴》所采录。但这个说法值得辨析。
吴巨是否与刘备有旧，史无旁证。吴巨为苍梧太守，赖恭为交州刺史，同为刘表所遣。吴巨后与赖恭失和，赶走了赖恭。赖恭后来却是追随刘备入蜀。刘备称汉中王时，赖恭列名于上汉帝表上，位次尚在法正、李严之前。吴巨则被孙权任命的交州刺史步骘所斩。据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赖恭被署交州刺史在建安十年，被吴巨驱逐是在建安十五年。(34)吴巨为苍梧太守，“与恭俱至”，亦在建安十年；吴巨被步骘所斩，事在建安十五年。(35)
刘备原想占据江陵，却在当阳长坂为曹军所破。他不能抢在曹操之前占据江陵，恐亦难在曹操之前占据江南四郡。苍梧在交州，更在荆州的江南四郡之南。若刘备不能抢在曹操之前抵达江南，则苍梧亦不可奔；若有机会取道江南而投苍梧，则应有机会在江南四郡与曹军周旋。无论如何，刘备都无从说到欲远奔苍梧。此时，荆州东部尚有刘琦的江夏郡。刘备军众既在当阳为曹军所破，他不能继续南行，唯有改变路线，东走江夏，以避曹军之锋。
江东方面有关刘备欲远窜苍梧的说法，乃是基于日后的孙刘关系而编造的，这应该是江东在占领交州、夺占荆州之后的说法，不能据以判断刘备在建安十三年秋的行动意图。在江东的叙述中，刘豫州兵败，不投交州刺史赖恭，而投交州下辖的苍梧太守吴巨。这个说法，大有将刘、吴二人一并罪之的意味。这个有关刘备欲投苍梧太守吴巨的说法，旨在坐实刘备“计穷虑极，志势摧弱，图欲远窜”的绝境，意谓刘备军败后，如果不是依靠江东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取得荆州数郡。以此为“借荆州”的说法做补证，也为孙吴袭占荆州做辩护。
刘备此时处境艰困则是事实。身在行中的诸葛亮日后写道，“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此时，鲁肃力促孙刘结盟，我们必须再次肯定，鲁肃的主动推动了历史。此处很容易被读史者忽略的一种情势是：鲁肃此时力促孙刘联盟，乃是在曹操尚未致书孙权、江东还没有面临战与降的选择、孙权完全有可能置身事外的情况下。
鲁肃此举其实超出了他的使命。按他行前与孙权议定的预案，刘备若与荆州集团齐心协力，才“与结盟好”，以“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如此，结盟才有价值。而现在，荆州集团分裂，刘琮降曹，刘备军破，刘备集团在军事上的价值其实已大打折扣。孙权此时并未与曹操公开决裂，孙曹且为姻亲。孙权可以有多种选择，包括他可以选择不与曹操对抗。鲁肃力劝刘备自结于江东，则有可能将不测之祸引向江东。我们只能想象，他是将荆州激荡的风云置于他成就江东全新帝业的图景中，才能理解，他在荆州的一系列敏捷的行动和决定；才能理解，他在刘备军破后的惊恐乱象中，逾越孙权交付他的使命，力推孙刘结盟。
刘备放弃了去江陵的想法，斜趣汉津，与关羽的船队会合，又与刘琦会合，合军至夏口（今武汉市汉口）。下一步，“备用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36)。樊口在今湖北鄂州，在三国时期乃是长江中下游之间的一个重要的衔接点，是日后孙权在长江一线刻意经营的几处要点之一。孙吴一度立都于此。
鲁肃建议刘备进住樊口，极具远见和大局观。曹操已控制襄阳至江陵一线，并延及江南四郡。孙刘日后抗曹，夏口可为前沿据点；但夏口与江东距离尚远。屯兵樊口，可保障夏口与江东的联络和衔接，防止曹操派兵自汝南方向南下遮断夏口与江东的联系。虽然鲁肃本人有意促成孙刘结盟，但毕竟还只是一个意向。假如孙权在做好战争准备并与刘备组成联军之前，曹操即进兵夏口，刘备再次崩溃的话，崩溃的乱流势必波及江东，那么日后的抗曹将会非常被动，江东内部要形成坚定的抵抗意志也会更加困难。鲁肃建议刘备屯兵樊口，可使孙刘在面对曹操势力时有一个战略纵深，亦使孙权能有时间做好军事抵抗的准备。
刘备到达夏口后，诸葛亮对刘备说：“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于是，诸葛亮与鲁肃一同赴柴桑见孙权。诸葛亮在出使前所说的话，表明他意识到，尽管他和鲁肃都有结盟的共识，但要在事实上促成孙刘联盟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困难在于，江东在没有受到曹操威慑的直接压力下，是否会愿意与刘备结盟抗曹？
没有史料确切表明，诸葛亮与孙权的会谈，跟孙权接到曹操的威慑书信这两件事在时间上孰先孰后。从事态的演进过程看，诸葛亮会见孙权应稍稍在先。这意味着诸葛亮是在孙权有可能置身事外的情势下游说孙权联刘抗曹的。诸葛亮与孙权的会谈是孙刘形成联盟决策过程中的一环。《蜀书·诸葛亮传》记述了会谈的内容。
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权曰：“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亮曰：“田横，齐之壮士耳，犹守义不辱；况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若水之归海。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安能复为之下乎！”
权勃然曰：“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
亮曰：“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将军’。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权大悦。
在孙权暂时置身事外的情况下，诸葛亮游说孙权，除了心理激将和形势分析等纵横家的常用手法外，用以说服孙权的关键是对孙曹总体关系的剖析。“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这是对孙曹既往关系史的概括。孙曹原为姻亲，孙氏兄弟名义上顺从曹操把持的许昌汉廷，是为“外托服从之名”；但孙策在建安三年、孙权在建安七年拒绝了曹操遣送任子的要求，脑子里却还萦绕着南面称孤、以待天命的可能性(37)，是为“内怀犹豫之计”。以往，曹操顾虑劲敌犹在，未便加兵江东，孙权尚能维持这种状态；现在，曹操已灭袁氏，又下荆州，下一步势必再次要求孙权履行遣送任子的人臣之责，将孙权纳入控制之中；孙权若再次拒绝，曹操必定加兵江东。建安五年，曹操即曾有伐吴之议，赖张纮劝阻而止。张纮旋即回江东出任会稽东部都尉。个中细节，孙权当知。
诸葛亮让孙权意识到，他必须就孙曹总体关系做一个决断：要么北面事之，要么早与之绝。荆州新附，倘若曹操在荆州站稳脚跟，则江东的上游门户洞开，孙权势难再维持“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的状态。这是孙权最敏感的一根神经。所以，诸葛亮说，“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在说服孙权决心不再“受制于人”后，诸葛亮再以对荆州形势的分析，将孙权的决断具体化为出兵荆州的决心。他指出了曹操新下荆州后的诸项不利因素，如曹操之众远来疲敝、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之民非心服也。倘能趁此时机，出兵荆州，与刘备共破曹操，将曹操打回北方，“如此，则荆、吴之势强”。如此，自然无忧曹操的威逼；如此，才能避免“祸至无日”。所以，诸葛亮说，“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在那场会谈中，诸葛亮从“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直说到“成败之机，在于今日”，孙权则从勃然怒曰“吾计决矣”直到“权大悦”，诸葛亮说服了孙权本人倾向于联刘抗曹。
但是，江东集团愿意吗？
二、周瑜整合江东内部意志
待到曹操那封威慑性的书信送抵江东，要不要抗曹，就成了江东自身的问题。此前，江东尚可观望；此时，就只有拒战与迎降两个选项了。江东再也不能含糊地维持“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曹操那封威胁信送达之及时，亦印证了诸葛亮“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的分析。
江东集团进行决策讨论的时候，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张昭等人所表述的：
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38)
张昭等人顾虑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与许昌汉廷政治关系的顺逆，长江天险形势的利弊，兼并荆州后曹操与江东实力对比的悬殊。三者都对江东不利，所以，张昭等人建议孙权迎降曹操。
鲁肃帮孙权坚定其抗曹意志，并建议孙权召回周瑜，以决疑定计。周瑜从鄱阳湖赶回柴桑，论曰：
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请为将军筹之：今使北土平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场，又能与我校胜负于船楫间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39)
周瑜首先打消大家对江东与许昌汉廷的政治关系的顾虑。他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所以，抗曹之举并不是违背汉廷，而是“为汉家除残去秽”。周瑜原本的观念是成就江东新的帝业，并不认为汉室值得去匡辅，却以“为汉家除残去秽”为抗曹之举做政治定位，主要是为消除张昭等人意见的影响力。抗曹是“为汉家除残去秽”，这与“匡辅汉室”的原有定位才不直接矛盾，张昭等人也没有反对的理由。
在江东决策讨论时，周瑜对军事形势的分析，对于抗曹决策的形成固然很重要，但他最重要的作用却是帮孙权统一江东集团内部的意志。他为孙权统一江东内部意志提供了一套系统的说法，特别是他为抗曹之举所做的政治定位。
听完周瑜的阐述后，孙权在为抗曹之举下最后的决心时，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40)孙权此言此举，与其说是坚定自己的抵抗意志，不如说是在统一诸将群僚的意志。他将周瑜抗曹的主张和抗曹之举的政治定位，变成江东集团的统一意志。
赤壁之战前，江东决心与挟持许昌汉廷的曹操对抗，并将这种对抗定位为“为汉家除残去秽”，这基本上已成为江东内部的一种统一意志。这一点可从老将朱治的说法中得到印证。当时，主张迎曹的除了张昭等人，还有孙权的从兄孙贲。曹操试图分化孙氏家族而拉拢孙贲，孙贲亦有迎曹之意。朱治说服孙贲时说：
前在东闻道路之言，云将军有异趣，良用怃然。今曹公阻兵，倾覆汉室，幼帝流离，百姓元元未知所归。而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于室，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以此料之，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41)
朱治的持论几乎是周瑜论述的翻版。朱治在孙氏家族内部威望甚高，但在江东集团并不以论述见长。他的言论所表达出的应是江东集团已形成统一意志后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基本认识。
周瑜用“为汉家除残去秽”为抗曹之举定位，解决了当时的政治问题，更影响了整个江东事业的政治定位。与帝国的丞相对抗，意味着江东与许昌汉廷的联系在事实上已经断绝。张昭等人秉持的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的政治路线，在事实上已行不通。从此，张昭在江东决策层的影响力越来越弱。
抗曹在政治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但在军事上毕竟还是有风险的。周瑜以一个军事统帅的眼光，对军事形势做了剖析，打消了大家对军事形势利弊和敌我兵力强弱的顾虑。周瑜指出了曹操在军事上的几大弱点，他得出结论，“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数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周瑜在军事上的目标是要擒曹、破曹，而不只是挫败曹操对江东的威胁。或许有人会说，以攻为守，原是兵家常用的策略。但以攻为守的策略通常是以战术上的攻势来完成战略上的防守，而周瑜统兵自柴桑沿长江西上，逆行数百里，在兵至夏口后，不是停兵经营夏口，以资扼守，而是继续深入，寻曹军决战。这样的军事行动已远远超出战术的层面，而让人看到一种雄心勃勃的战略驱动力。
荆州的水军经营有素，即使是在刘表、黄祖之时，江东犹且不易得志于荆州。建安十三年春，孙权攻江夏，便经过了激烈的鏖战。何以曹操下荆州后反倒是江东进兵的绝佳时机呢？其原因即在于，荆州新附，曹操恩信未著，荆州民心未定，原荆州之军尚怀狐疑。关于荆州军的这种状态，胡三省注曰：“新附之人，心怀狐疑，未能出死命而为之力战也。”(42)但是，反过来看，若曹操在荆州站稳脚跟，恩信已著，民心已定，曹军也渐渐适应了南方的环境，那么，以曹操之军加上荆州之军，则不易击破；纵然战事或有利钝，也不会产生崩溃性的效果。所以，在周瑜的眼里，建安十三年冬倒成了稍纵即逝的一举破曹的绝佳兵机。
周瑜以破曹、擒曹为目标的攻势型军事战略，与他成就江东新的帝业这样进取性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其雄心勃勃的战略驱动力来自于其雄心勃勃的政治目标。荆州的开拓意味着江东帝业的开拓。
纵观孙刘结盟抗曹决策的形成，如果说结盟和抗曹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两环的话，鲁肃和诸葛亮推动了联盟的形成，而尤以鲁肃所起的作用为突出；周瑜和鲁肃则推动孙权及整个江东集团形成抗曹的统一意志，而尤以周瑜所起的作用为突出；在随后的军事行动中，周瑜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孙刘联盟成于鲁肃和诸葛亮之手。鲁肃认为“曹操不可卒除”，诸葛亮也认为曹操“此诚不可与争锋”；因此，联盟抗曹，可以说是二人为孙刘事业规划的交集。二人初见，即共定交。但对诸葛亮在孙刘联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我们不应过高地估计。这也是主客之势决定的。诸葛亮使命的重点在于结盟，推动江东抗曹是衍生出来的。因为只有江东抗曹才会有结盟。而对于江东来说，问题的重点却在于要不要抗曹，结盟是衍生出来的。而要不要抗曹主要是江东内部的问题，这要取决于江东集团的利益和它如何认识自己的利益。
江东集团最终形成结盟抗曹的统一认识，周瑜和鲁肃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鲁肃主动提议出使荆州，联络刘备，并在江东尚未直接卷入的情况下，力促孙刘联盟。他为孙刘结盟抗曹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和直接的契机。周瑜则在江东诸将群僚顾虑政治名分和慑于曹操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为抗曹之举提供了一套恰当的政治定位，并打消大家对曹操军事力量的顾虑。日后，孙权与陆逊论周瑜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还特地提到周瑜的“言论英发”(43)。周瑜展现“言论英发”风采的时刻，显然是指类似建安七年、建安十三年江东面临重大选择的关头，周瑜均能以高瞻远瞩的立论，决疑定计，整合内部不同意见。没有周瑜，江东内部整合的完成会困难得多。
可以说，如果缺少周瑜这样的将才——他有明确而远大的政治目标，有足够的军事眼光制定一个与其政治目标相一致的军事战略，并有足够的军事才能亲自执行这套战略——江东与曹操的军事冲突可能不会发生在荆州境内，因而也就可能不是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冬，而更有可能是在曹操进攻江东时采取抵抗，那么纵然江东在一次军事冲突中挫败曹操，曹操也不至于一战失利即退出荆州大部，那场战事对历史的影响也不会那么深远。江东可能是曹操难啃的一块骨头，但啃掉它只是个时间问题，刘备却没有机会西入巴蜀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
在三国那个时代，不乏政治眼光深远的谋士，亦不乏能征善战的将领，但是，像周瑜那样集高远的政治眼光与卓越的军事才能于一身的人物却不多见。日后孙权在缅怀周瑜时说他“邈焉难继”，一千年后的陈亮感叹“使斯人不死，当为操之大患”，实在是“良有以也”。惜乎其人英年早逝，若假以天年，使其有足够的机会与曹操周旋，不知三国的历史会如何演变。
但在周瑜的观念中，联盟的意识要淡一些。孙权在与诸葛亮会谈时还提到“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而在与周瑜谈话后则只提曹操“徒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对刘备根本不提。后来周瑜率军进至樊口，刘备遣人慰劳之，周瑜言：“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傥能屈威，诚副其所望。”刘备想邀鲁肃一起共商军情，周瑜又言，“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44)。樊口离曹军尚远，交战前会商军情、研讨对策是很自然的事。刘备的提议却为周瑜所拒绝。很难说他这样的表现中没有对联盟关系的政治考虑：联盟中何方占主导地位？赤壁之战后，周瑜更是建议孙权软禁刘备，让关张诸将供其驱使，以使刘备从属于江东，而不是保持联盟关系。
对于建安十三年冬天的那场战事来说，联盟的存在，无疑有助于周瑜攻势战略的顺利实施。有了刘备在荆州东境控制从樊口到夏口一线的长江据点，江东的势力才得以顺利地深入到荆州境内。只是，当周瑜兵过夏口，还毅然挺进时，其雄心和战略便都已超出联盟的交集了。
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几个政治集团势力兴衰、进而改变历史走势的决战。
建安十三年是历史演进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成于几个当事人在历史中的转身。
经由“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利用汉室残余的政治框架，为自己奠定了大半个天下的基业。现在，他要卸下汉室残破的外壳，破茧而出，缔造新的帝业。定鼎天下的关键，系于荆州。
在江东，从孙策到孙权，从张纮到张昭，匡辅汉室的“桓文之业”的路线帮孙氏兄弟奠定了江东的基业。现在，由周瑜、鲁肃所酝酿的成就江东帝业的主张，取代了张昭等人秉持的“桓文之业”的路线。周瑜和鲁肃推动江东雄心勃勃地追求一种全新的帝业。冲出江东一隅之局的关键，亦系于荆州。
刘备夹在曹操和孙权之间，从二人碰撞的夹缝中间闪身而出。在曹操和孙权都开始着手卸下汉室之时，刘备开始高举起复兴汉室的旗帜。只是，在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外壳下，包裹着一个由刘备本人所代表的汉室复兴的雄心。
因此，以赤壁之战为高潮的第一次荆州风云，乃是三种完全不同的帝业追求在荆州这个舞台上发生碰撞。赤壁之战后，在荆州即已形成一个具体而微的三足鼎立。三者相互撕扯，大一统帝国的浑圆结构遂告断裂。历史朝着分裂的方向演变。
(1)《魏书·武帝纪》。
(2)《魏书·荀彧传》。
(3)《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献帝建安十三年。
(4)《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献帝建安十三年。
(5)《魏书·刘表传》注引《魏武故事》。
(6)《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历》。
(7)《魏书·王粲传》。
(8)《魏书·裴潜传》。
(9)《资治通鉴》卷六十三，汉纪五十五，献帝建安五年。
(10)参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孙吴建国道路，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1版。
(11)《魏书·郭嘉传》。
(12)《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历》。
(13)《吴书·孙破虏讨逆传》。
(14)《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
(15)《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吴录》。
(16)《吴书·张纮传》注引韦昭《吴书》。
(17)《吴书·张纮传》。
(18)《吴书·张纮传》注引韦昭《吴书》。
(19)《资治通鉴》卷六十三，汉纪五十五，建安五年。
(20)《资治通鉴》卷六十三，汉纪五十五，建安五年。
(21)《吴书·周瑜传》。
(22)《宋书》卷二十七《符瑞上》。
(23)《吴书·张纮传》注引《江表传》。
(24)《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
(25)《吴书·鲁肃传》。
(26)《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27)《吴书·周瑜传》。
(28)《陈亮集》（增订本），卷之六，《酌古篇》，吕蒙，中华书局1987年8月第1版。
(29)《吴书·鲁肃传》。
(30)《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建安十三年。
(31)《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建安十三年。
(32)《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裴松之注引韦昭《吴书》。
(33)《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34)《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2月第1版。
(35)《吴书·士燮传》。
(36)《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建安十三年。
(37)《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38)《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
(39)《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
(40)《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建安十三年。
(41)《吴书·朱治朱然吕范朱桓传》注引《江表传》。
(42)《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建安十三年。
(43)《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
(44)《资治通鉴》卷六十五，汉纪五十七，建安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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