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联盟的新阶段
曹操在赤壁军败后，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引大军北还。联军则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周瑜、程普率军数万进兵江陵，与曹仁隔江对峙。其间，甘宁率军西上占领夷陵。后周瑜渡江屯北岸，围攻江陵，与曹仁相拒岁余。刘备也派兵参与了对江陵的围攻，另以关羽从汉水出击，试图截断曹仁北归之路。(1)至建安十四年底，曹仁放弃江陵城北走。至此，以赤壁之战为高潮的第一次荆州角逐的烽烟大抵平静。
曹仁北走后，孙权以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治沙羡；吕范领彭泽太守；吕蒙领寻阳令。
与此同时，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荆州的江南四郡。曹操所置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以赵云领桂阳太守，以廖立为长沙太守。
此时的荆州版图上，曹、孙、刘三家自北到南呈现出三个层次。曹操占据北面的南阳郡和南郡的部分地区，孙权占据中间的江夏郡和南郡大部，刘备占据江南的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长江一线连同它的几处重要据点都控制在孙权手中；刘备虽然在荆州占据了较大一些的地盘，但刘备控制的地域与曹操控制的地域并不接壤，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出口，因而其发展受到限制。为此，刘备东下京口，去会见孙权，以期巩固联盟，也改善自己在荆州的处境。
刘备赴京口应在建安十四年底至次年初。但陈寿记述此间孙刘方面的事都太过简略，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没有记述准确的时间。司马光、刘恕在整理这段历史的时候，显然也没法弄清楚。《资治通鉴》中所采取的办法是把它们记在当年的十二月条下。《资治通鉴》在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条下如是记述：“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备立营油口，改名公安。权以妹妻备。”在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条下做如是记述：“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乃自诣京（口）见孙权，求都督荆州。”周瑜诣京口见孙权及周瑜之死、鲁肃代周瑜领兵及下屯陆口等事，也都放在建安十五年十二月。这当然只是一种笼统的叙述，这种笼统的叙述模糊了这些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也模糊了此间刘备通过处理联盟关系来谋求发展机会的政治章法。我们可以理清这几件事的逻辑关系，从中去看刘备如何通过处理联盟关系来谋求自身的发展。
刘备取得荆州数郡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章法。曹操北还，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南徇四郡。在经历了建安十三年的那场震荡之后，曹操退出荆州大部。刘琦本应是刘表的继承人，因此刘备表他为荆州刺史，让荆州士民知有所归，有利于招徕荆州士民。不久，刘琦病死，刘备领荆州牧。《蜀书·先主传》中写道：“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资治通鉴》则云：“会刘琦卒，权以备领荆州牧。”《资治通鉴》这样表述是不准确的。《吴书·吴主传》中也只是说：“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截至此时，孙权获得汉廷王命授予的头衔不过是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不具备表刘备领州牧的资格。刘琦病死，当然应该是荆州集团的人推刘备领荆州牧，然后才是在联盟的阵营中获得孙权的承认。这才合乎情理。
刘备领荆州牧后，立营油口，改名公安。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引《荆州记》载：“时备为左将军，人称为左公，故曰公安。”(2)这跟“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备”有什么关系呢？胡三省将南岸地解释为荆州的江南四郡。这种解释不对。江南四郡是刘备自己略定的，本不在周瑜的控制之中。“南岸地”指的应该是南郡在江南的一部分土地。(3)周瑜和程普进取江陵时，先与曹仁隔江对峙，直到甘宁取夷陵、周瑜和吕蒙挫败曹仁对夷陵的反攻之后，周瑜才率军渡江屯北岸，围攻江陵。那么，在周瑜与曹仁隔江对峙的那段时间里，长江南岸沿线——包括长沙郡、武陵郡的沿江地域——应该是在江东的控制之中。周瑜将南岸地让给刘备，刘备才得以在油口立营。
周瑜给的地盘虽不大，对刘备的意义却不小。油口为长江支流油水自武陵郡注入长江的出口，刘备在油口立营，日后更筑为城池，经营成为一处重要据点。刘备有了一个面向长江的出口，便于他招徕荆州士民。
后面我们也的确看到，“刘表故吏士多归刘备”。于是，刘备东下京口去会见孙权。“备以周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容其众”，这当然只是一个借口。尽管刘备现在有了从江南四郡面向长江的出口，但长江一线的一系列战略要点——如夷陵、江陵、巴丘（今岳阳，控制湘江及洞庭湖的出口）、陆口（在今蒲圻境内，为陆水入长江之口，赤壁之战即发生在其附近）、沙羡等——却都控制在孙权的手中。这样，刘备的发展仍受到江东势力的遮蔽。刘备要想谋求下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向北还是向西，都必须先改变这种态势。
孙刘二人在京口期间的活动，记载简略，但我们还是能从二人的一些举动中，推知这期间联盟的动向。
史载：“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4)刘备娶了孙权的妹妹。很明显，这是一桩政治婚姻。孙刘联姻，显示双方都有进一步巩固联盟的意愿。巩固后的联盟下阶段的使命是什么呢？
《吴书·吴主传》载：“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将刘备领荆州牧与孙权领徐州牧放在一起叙述，显示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鲁肃传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刘备先已略定江南四郡，后为群下推为荆州牧，所谓“求都督荆州”，应该是指刘备寻求孙权对他这一地位的承认。为促成此事，刘备表孙权为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刘备对孙权的推举，还有更深一层的意味。
初平年间以来，讨贼盟主多领车骑将军。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推袁绍为讨董盟主时，袁绍即领车骑将军。初平二年，朱俊移书州郡，请师讨董，徐州刺史陶谦即表朱俊行车骑将军，意在推朱俊为盟主，掀起讨董的新高潮。刘备在许昌时一起密谋反曹的政治盟友董承，当时亦任车骑将军。刘备推孙权行车骑将军，显示此时刘备把孙刘联盟定性为一个讨曹灭贼的联盟。而且，车骑将军位次在刘备的左将军之上，刘备以此表达出愿推孙权为讨曹联盟的盟主。
当时孙权实际控制的是扬州大部，而徐州则完全在曹操的控制之中。刘备不是表孙权领扬州牧，而是领徐州牧。这有一种向北进取的意味。(5)及至吕蒙谋袭荆州，孙权“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6)可知刘备表孙权领徐州牧，确曾影响到孙权对江东未来发展方向的考虑。
如果说，孙刘联姻意味着联盟关系的巩固，那么，推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意味着在联盟的新阶段，主题已由当初的抗曹变为更具进取性的讨曹灭贼。这是当初“为汉家除残去秽”这一定位的延续，也是现阶段孙刘在政治上能找到的共同点。
讨曹灭贼，进取北方，毕竟只是一种前景。这一主题、这一安排对刘备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体现出联盟双方的一种分工：在今后的讨曹灭贼事业中，孙权将主要在东面徐州方向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刘备则在荆州方向担负起更多的责任。由此延伸出的含义是，应该给他在荆州方向担负更多责任的机会。顺着这个思路，调整荆州的地盘才成为一个议题。
联盟的这种定位和分工却经历了一点曲折。当京口的孙刘把酒言欢之时，身在南郡的周瑜却感到不安。《吴书·周瑜传》载：
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有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
周瑜的建议是出于江东单独成就新的帝业的雄心。他建议孙权软禁刘备，让关张二将供其驱使。这个想法在当时恐怕行不通，但从他提到“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看，调整荆州的地盘确实已成为一个议题。吕范传亦载：“刘备诣京见权，范密请留备。”日后孙权谋袭荆州时，对吕范说后悔当初未听他的建议，可知吕范确有此议。对吕范的建议，鲁肃予以了驳斥。《汉晋春秋》载：
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7)
孙权听从了鲁肃的建议，没有扣留刘备，主要是考虑曹操在北方的威胁依然很大，而且软禁刘备也未必能如愿做到。
周瑜、吕范的建议虽未被孙权采纳，但对于荆州地盘的调整，周瑜仍试图阻止。他酝酿了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进取方案。为此，他亲自东下京口，向孙权提出，西取巴蜀、汉中，与马超结援，再北据襄阳，以蹙曹操，图取北方。周瑜的方案甚至都提到了与马超的结盟，而对作为盟友的刘备在该方案中将发挥什么作用却只字未提。孙权同意了这个方案。看来，周瑜已成功地用这样一个宏大的进取方案让孙权搁置了调整荆州地盘的问题。因为，如果江东下一步要西取巴蜀、北据襄阳的话，那么，保持对江陵、夷陵一线的控制就是必须的。不过，周瑜的方案中若真有排斥刘备的意思的话，那也潜含着相当的危险。他要西取巴蜀、北蹙曹操，同时遮蔽刘备的发展前途，仅凭对长江狭长一线的控制，其处境其实非常脆弱。除非他能以军事上的成功不断刷新孙权的政治版图，以根本改变这种态势，并营造一种由江东主导的政治大势，将刘备在汉末的政治舞台上边缘化。但这绝非易事。
周瑜回江陵为实施该方案做准备，途中病死于巴丘。临死前，周瑜还在给孙权的信中强调，“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8)，将刘备列为防范的对象。如果周瑜不死，很难想象他会同意将南郡一带让给刘备。
周瑜死后，孙权非常悲恸。他少了一个以军事上的进取推动江东帝业的得力人物。那个宏大的进取方案一时难以实施。当然，也因周瑜之死，联盟之间少了一个阻力。
根据周瑜的推荐，孙权以鲁肃代领周瑜之军，而以程普代领南郡太守。这一安排显示出，孙权在处理周瑜死后的荆州善后事宜时，开始也并未考虑将南郡让给刘备。
大概是鲁肃对孙权进行了说服的工作，孙权对荆州上游的防务做了调整。刘备东下京口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时，鲁肃便力劝孙权答应；周瑜、吕范建议孙权软禁刘备，鲁肃则极力谏阻。从建安五年讲“曹操不可卒除”，到建安十五年仍在讲“曹公威力实重”，鲁肃对曹操的实力一直有着充分的认识。另外，在鲁肃看来，江东在荆州的根基仍很脆弱。从鲁肃所言“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到周瑜所言“百姓未附”，我们仍能看到建安十三年初孙权攻江夏时屠其城而虏其民式的杀戮在荆州留下的阴影。裴松之所论“荆人服刘主之雄姿，惮孙权之武略”(9)，不无道理。日后孙权虽袭占荆州大部，但效力于江东集团的荆州士人却很少。曹操的实力依然强大，江东在荆州的权力基础比较脆弱，却夹在曹、刘之间，单独面对曹操的压力。这大概是孙权能够接受鲁肃的建议“借”地给刘备的主要原因。
很快，孙权重新调整了荆州上游的防务。鲁肃代领周瑜之兵，成为江东在荆州上游的统帅。他初住江陵，旋即下移至陆口。孙权从江夏郡和长沙郡分出部分地域，新立汉昌郡，以鲁肃为汉昌太守。(10)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陆口成了江东在荆州上游的军事重镇。程普原来由江夏太守代周瑜领南郡太守，旋即复还江夏。从这些变动中可以看到，周瑜死后不久，孙权让出了南郡，让给了刘备，以让刘备直接面对曹操。
刘备在得到南郡后，也调整了力量部署。他以关羽为襄阳太守，张飞为宜都太守。《蜀书》载，“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蜀书》载，“先主既定江南，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11)。很显然，这种安排只有在刘备得到南郡之后才有可能。
襄阳和徐州一样，也在曹操的控制之中，所以，以关羽为襄阳太守，屯驻江北，这是刘备做出的一种准备向北进取的姿态。这种姿态跟他表孙权为徐州牧所表达出的意思适成对应，以落实联盟间的分工：他准备从荆州方面向北进取。
京口之行，刘备收获甚丰。孙刘联姻，联盟得到了巩固；联盟的主题也由当初的抗曹一变而为更具进取性的讨曹灭贼；双方也确定了在不同方向的责任分工。巩固后的联盟展现出这样一种远景：联盟双方将在讨曹灭贼的事业中共同得到发展。
联盟巩固对于刘备的意义非常重大。首先，刘备所占据的荆州数郡，得到了孙权的承认；接着，孙权又将南郡让给了他。孙权将南郡让给刘备，对刘备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意义尤为重大。南郡的战略据点中，江陵在两湖盆地居于中心地位，夷陵则扼守着荆州与益州之间穿越三峡的通道。这些战略据点控制在刘备手中，日后刘备西入益州、关羽北攻襄阳才有可能。
荆州的地盘调整后，刘备也调整其力量部署。他开始为下一步的进取做准备。恰好，一个有利的机会摆在了他的面前。
(1)《吴书·鲁肃传》注引《吴录》载：“备谓瑜曰：‘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魏书·李通传》载：“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魏书·徐晃传》也说到徐晃“又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与曹仁击周瑜于江陵”。《魏书》的记载可与《吴录》相印证。
(2)《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四，荆州府公安县。
(3)另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东汉卷荆州刺史部，武陵郡并无面向长江的出口。
(4)《蜀书·先主传》。
(5)刘备推孙权为徐州牧，或许也考虑了江东内部的需要。当时江东集团中徐州士人较多，如张昭、严畯为彭城人，张纮、秦松、陈端为广陵人，诸葛瑾为琅琊人，步骘为淮阴人。刘备推孙权为徐州牧，可帮孙权与徐州士人确定君臣之分；但查上述诸人传记，此间无人担任徐州牧的属官。刘备表孙权行车骑将军后，张昭为军师，步骘为东曹掾，吾粲为主簿，全琮之父全柔为长史，胡综为书部，皆为车骑将军属官。唯独《吴书·步骘传》注引韦昭的《吴书》载：“权领徐州牧，以骘为治中从事，举茂才。”这与陈寿的记载不同。不过，步骘于建安十五年当年即转交州刺史。可知刘备推孙权为徐州牧时，江东内部的政治需要还不是主要的考虑。
(6)《吴书·吕蒙传》。
(7)《吴书·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
(8)《吴书·鲁肃传》。《资治通鉴》采录《江表传》中的叙述，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
(9)《魏书·贾诩传》裴松之论。
(10)刘备取江南四郡，但长沙郡北部应有部分地区在孙权控制之中。周瑜取江陵后，孙权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周瑜奉邑，其中，刘阳和州陵即在长沙郡境内。
(11)《蜀书·关张马黄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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