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刘备称汉中王
第一节 刘备取汉中
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由此拉开了曹、刘之间在汉中长达四年的争夺。汉中的争夺，给曹、刘二人都提供了一次权力升格的机会。
四年前，曹操声言讨张鲁，其用意只是激反关中的凉州诸将。曹操击溃关中诸将，马超、韩遂等奔还凉州。那年底，曹操占领陇上重镇安定，然后留夏侯渊镇守长安，自还邺城，筹备晋爵魏公之事。此后两年的时间里，夏侯渊在关陇用兵，渐次平定陇西。建安二十年，曹操决心解决汉中问题。其时，刘备正在荆州与孙权对峙。刘备闻知曹操将攻汉中，恐益州有失，遂与孙权讲和。刘备引兵还益州，孙权回师攻合肥。曹操帮孙刘化解了他们在荆州的危机。
这年三月，曹操率军西征。四月，曹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攻氐王窦茂。五月，攻破河池，屠其城。凉州的残余势力麹演、蒋石等共斩韩遂，传首曹操。这样，曹操攻汉中时西侧翼的安全遂保无虞。七月，曹操兵至阳平。张鲁南奔巴中。
此时刘备已回至江州（今重庆），得知张鲁南奔巴中，遂研究对策。黄权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1)刘备乃以黄权为护军，督率诸将去迎张鲁。
刘备和黄权所不知道的是，此时张鲁已经决定降曹，南奔巴中只是为了提高自己投降时的身价。张鲁获知曹军攻占阳平时，即已打算降曹。功曹阎圃对他说：“今以急往，其功为轻；不如且依巴中，然后委质，功必多也。”张鲁从其计，奔南山入巴中。行前，左右欲烧府库，张鲁说：“本欲归命国家，其意未遂。今日之走，以避锋锐，非有恶意。”遂封府库而去。(2)常璩的《华阳国志》里却还提到张鲁对刘备的看法。
（建安）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鲁，鲁走巴中。先主将迎之，而鲁功曹巴西阎圃说鲁北降归魏武：“赞以大事，宜附托；不然，西结刘备以归之。”鲁勃然曰：“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遂委质魏武。
张鲁的这番话，从曹丕称帝前左中郎将李伏上魏王表中得到佐证。表中提到：
（张鲁）后密与臣议策质，国人不协，或欲西通，鲁即怒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言发恻痛，诚有由然。(3)
按二书所载，张鲁对刘备表示出了强烈的鄙视。“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这应该是张鲁对刘备的基本态度。刘备曾声称帮刘璋来讨张鲁，却反目从刘璋手中夺过了益州。刘备从葭萌南攻刘璋时，张鲁曾派部将杨帛诱降刘备留在葭萌的守将霍峻，威胁刘备的后背。可以说，在曹操与刘备之间，张鲁其实早有取舍。所以，刘备派黄权督诸将去迎张鲁，非但迎不着，适足以促张鲁北降。
曹操入南郑，知张鲁有降意，遣人慰喻之。十一月，张鲁正式降曹。曹操逆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张鲁的五个儿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
有史书记载，曹操定汉中后，司马懿和刘晔曾建议曹操趁势取蜀，曹操未从因而错失取蜀之机。吕思勉认为“皆附会之辞”，我认为当是事后之说。曹操本人对汉中之战的认识，见之于日后曹魏大臣们的议论。曹魏太和年间，魏明帝欲攻汉中，散骑常侍孙资说：“昔武皇帝征南郑，取张鲁，阳平之役，危而后济；又自往拔出夏侯渊军。数言‘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险，喜出渊军之辞也。”(4)太和四年（230年），大司马曹真欲伐汉中，陈群在谏议中也说：“太祖昔到阳平攻张鲁，多收豆麦以益军粮，鲁未下而食犹乏。”(5)以巴蜀之险，若蜀人扼险抵抗，则战事或有利钝，成败犹未可知。如此没有把握的事，不符合曹操的政治需要。此时，曹操需要的是为平定汉中之战收其全功。
张鲁投降后，侍中和洽曾对曹操“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6)，建议曹操徙出汉中之民，也不留军置守。曹操未从，徙出其民，却留军置守。曹操以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督张郃、徐晃等将留守汉中；以丞相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事。杜袭在汉中完成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迁徙汉中之民，一部分迁往洛阳、邺城，一部分迁往长安及三辅。(7)
曹操与袁绍对峙时，曾徙白马之民，与孙权对峙，也曾下令徙淮南之民，都是预先将作战区域的百姓迁出，以免百姓因战乱逃亡而致人口流失。现在，曹操徙汉中之民，其麾下名将——除夏侯惇、张辽、李典、乐进等屯淮南外——夏侯渊、张郃、徐晃等均留屯汉中，显示曹操将汉中视为下一步对巴蜀用兵的前沿地带。
讨张鲁之战至此收其全功。这一大功，将垫着曹操在权力的位阶上，再迈上一大步。这年十二月，曹操从汉中北还，次年二月，回到邺城。五月，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这是曹操自复丞相、封魏公以来，在造魏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三大步。
建安十八年，汉献帝在封曹操为魏公的策命中，将董卓之乱以来曹操的所有作为概括为十大功。策命中说，这样的功勋，虽伊尹、周公亦无以过之。鉴于“先王并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宠章，备其礼物，所以藩卫王室，左右厥世也”，所以封曹操为魏公。此次在册封曹操为魏王的诏书中，除了一般性地说到曹操有功于汉室外，特别强调了曹操平定陇西和汉中之功。(8)
汉中的平定，为曹操提供了一次权力升格的机会；曹操在平汉中后北返筹划称王，留下刘备争汉中的机会，进而为刘备也提供了一次权力升格的机会。
曹操在巴、賨夷帅降附时，分巴郡为三巴：以朴胡为巴东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任约为巴郡太守。黄权率诸将迎张鲁不着，遂击朴胡、杜濩、任约，尽破之。于是，曹操派张郃督诸军南徇三巴，欲徙巴地之民于汉中。
张郃进军至宕渠，深入到巴郡的腹地。这已可说是在印证当初黄权的分析，“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若南下江州（今重庆），将切断成都与江陵之间的联系通道，其危害将比“割蜀之股臂”更严重。于是，刘备派张飞率军拒之。双方相持五十余日，张飞击破张郃。张郃走还南郑，刘备亦还成都。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法正对刘备说：
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9)
法正显然是看到了曹操定汉中后“身遽北还”与他随后封魏王之间的联系。“必将内有忧逼”，并不是有论者所理解的顾虑内忧，而是对内有所忧逼，意谓曹操将进一步侵夺汉室皇权。法正判断，曹操下一阶段的注意力将主要放在政治战场上，而于近期内不会图取巴蜀；唯其如此，才会给刘备造成一个“时不可失”的战略机遇；也唯其如此，“尊奖王室”才会被列为取得汉中后的头等意义。
刘备在决策争汉中前，在内部进行过讨论。法正力主争汉中，可是，益州儒林校尉周群、后部司马张裕却认为出军不利。
先主欲与曹公争汉中，问群，群对曰：“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时州后部司马蜀郡张裕亦晓占候，而天才过群，谏先主曰：“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其地而不得其民也。(10)
周群和张裕都精于术数预测。二人的观点是基于术数或占候而发。《蜀书》以“果得其地而不得其民也”来表明他们的预测被验证；实际上，曹操在建安二十年底北还时，即已安排徙出汉中之民，纵然徙民需要一个过程，也无待周群和张裕在两年之后再来预测争汉中将“不得其民”。张裕后来以谏争汉中不验而被诛，甚至诸葛亮求情都未被允准。张裕被诛的主要原因是他散布“刘氏祚尽矣”之类的言论，而且，他在涪城之会上对刘备表现出相当的不友好。周群和张裕关于出军将不利的预测，毋宁说是对刘备的一种消极态度。
刘备采纳法正的建议，决定争汉中。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春，刘备留诸葛亮镇守成都，负责兵源及粮草补给，自与法正率赵云、黄忠、魏延诸将进兵汉中；另遣张飞、马超率吴、雷铜等攻武都。《蜀书·先主传》将刘备出兵系于建安二十三年，而《魏书·武帝纪》则载“刘备遣张飞、马超、吴等屯下辩”，将此事系于建安二十二年，显示张飞、马超率偏师攻武都（治下辩，今甘肃省成县西三十里）之举，在二十二年即已做出。曹操遣曹洪拒之。二十三年，曹洪破吴，斩其将任夔等。三月，张飞、马超走还汉中。
曹操在汉中方面的防御部署大致如下：以征西将军夏侯渊与益州刺史赵颙守阳平关，以平寇将军徐晃守马鸣阁道，以荡寇将军张郃守广石（今陕西省勉县西）；以厉锋将军曹洪、偏将军曹真、骑都尉曹休守武都。
张飞、马超的偏军既被击还，刘备遂于这年四月进攻马鸣阁。在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后，攻下马鸣阁，趁势进抵阳平关。夏侯渊、张郃合军以拒之。刘备攻阳平关不克，遂急书诸葛亮发兵增援。诸葛亮问蜀部从事杨洪，杨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11)于是诸葛亮尽发蜀中之兵，增援刘备。双方在阳平关对峙。
刘备兵力大增，夏侯渊显然感到压力。于是，曹操于这年七月治兵，西征刘备。九月，曹操军至长安。在长安，曹操屯兵数月不进。这年十月，宛城守将侯音反，南连关羽。曹操派曹仁从樊城围宛城。次年正月，曹仁屠宛城，斩侯音。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刘备因攻阳平关不下，遂引军南渡沔水，扎营于定军山（今陕西省勉县东南）。夏侯渊引兵来争，刘备令黄忠率军摧锋而进，斩夏侯渊及赵颙。曹军推张郃为主将，扼守阳平关。曹操闻报，于这年三月出斜谷以临汉中。刘备敛众扼险，拒不交战。双方对峙月余，曹军士卒多有逃亡。五月，曹操尽撤诸军回长安，而以张郃守陈仓，又遣曹真至下辨，撤曹洪等军还陈仓；同时，令雍州刺史张既赴武都，迁氐民五万余落居于扶风、天水。
刘备遂占有汉中。
第二节 刘备称汉中王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刘备在汉中沔水之阳设立坛场，陈兵列众，群臣陪位。司仪读完给汉献帝的奏表后，奉王冠于刘备。刘备再上表汉献帝，奉还左将军、宜城亭侯印绶。刘备遂称汉中王。
刘备称汉中王是他在发展过程中完成权力升格的重要一步。《后汉书·献帝本纪》如是记述：“刘备自称汉中王。”范晔名其为“自称”，意指刘备称王并不曾得到汉帝的封授，讥其称王不具合法性。
的确，若无汉献帝的封授，刘备称王便不具备合法性；而汉献帝又被曹操所挟持，因此，刘备称王的合法性问题无法依据制度内的规则解决，而只能从制度外去寻求解决之道。
那年七月，由刘备群下一百二十人联名上表汉献帝，推刘备为汉中王，拜大司马。上汉帝表是蜀汉政治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清人何焯曾誉此文“即在西京亦不多见”。与西汉时曾写下封禅文之类重要政治文献的司马相如一样，该表的作者也是益州人，乃广汉郡号称“李氏三龙”之一的李朝。这篇洋洋洒洒的表文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不能得到汉献帝封授的情况下，赋予刘备称王以合法性。
兹将其原文录入，逐段阐释。
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
昔唐尧至圣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贤而四国作难，高后称制而诸吕窃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谋，皆凭世宠，藉履国权，穷凶极乱，社稷几危。非大舜、周公、朱虚、博陆，则不能流放禽讨，安危定倾。伏惟陛下诞姿圣德，统理万邦，而遭厄运不造之艰。董卓首难，荡覆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皇后太子，鸩杀见害，剥乱天下，残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尘忧厄，幽处虚邑。人神无主，遏绝王命，厌昧皇极，欲盗神器。
在中国古代，遇到这类依据制度内的规则无法解决的问题时，通常是在一种先王追述中去寻找依据。所以，表文开篇先追述历史上的先例，尧之时四凶在朝、周成王时四国作难、高后时诸吕专权、汉昭帝时上官桀谋逆，幸而有舜、周公、（朱虚侯）刘章、（博陆侯）霍光等杰出人物出来，或以流放，或以擒讨，终于使社稷转危为安。
现在，由董卓首难，曹操继之，汉室遭逢“厄运不造之艰”；尤其是曹操，“剥乱天下，残毁民物”，“遏绝王命”，“欲盗神器”，因此，需要有像大舜、周公、刘章、霍光那样的人物，诛暴讨逆，安危定倾，重振汉室。
左将军领司隶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备，受朝爵秩，念在输力，以殉国难。睹其机兆，赫然愤发，与车骑将军董承同谋诛操，将安国家，克宁旧都。会承机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长恶，残泯海内。
刘备正是这样的人物。表文对刘备的政治身份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尽管刘备此前的政治经历非常复杂，但此处却只叙及他与董承密谋诛曹操一事，似乎刘备自起兵以来便以讨曹灭贼为己任。
臣等每怯王室大有阎乐之祸，小有安定之变，夙夜惴惴，战慄累息。昔在虞书，敦序九族，周监二代，封建同姓，诗著其义，历载长久。汉兴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诸吕之难，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备肺腑枝叶，宗子藩翰，心存国家，念在弭乱。自操破于汉中，海内英雄望风蚁附，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光昭万世也。
不过，仅此还不足以证明刘备应该封王。于是，表文接下来突出“封建同姓”之义，来表明作为汉室“肺腑枝叶”的刘备封王是符合先王之制的；又以西汉初刘氏同姓诸侯王平诸吕之乱的史实来表明，“封建同姓”确实有利于安定社稷，这是被历史证明的经验。刘备破曹操于汉中，功效初著，其功亦足以封王。为使刘备更好地领导起讨曹灭贼的事业，有必要进封刘备为王。
有意思的是，这篇由刘备的部属上奏汉献帝的表文中大谈“封建同姓”之义，而在汉献帝册封曹操为魏王的诏书中，则特地解释了异姓封王的问题。
汉献帝封曹操为魏王的诏书中，先提到西汉初封有异姓诸侯王，后来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历世承平，臣主无事。世祖中兴而时有难易，是以旷年数百，无异姓诸侯王之位”。(12)显然，曹操意识到自己作为异姓要想封王，在合法性上也存在问题，所以，他通过汉献帝之口做出这番解释。实则，汉初之后再无异姓诸侯王，是因为汉高祖刘邦曾歃白马为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13)
刘备群下在上奏汉献帝的表文中大谈“封建同姓”之义，无异于否定曹操封王的合法性。
奉辞在外，礼命断绝。昔河西太守梁统等值汉中兴，限于山河，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咸推窦融以为元帅，卒立效绩，摧破隗嚣。
刘备应该封王，其功亦足以封王。但是，鉴于汉献帝被挟持于曹操之手，所以，刘备封王这件事在程序上没法完成，于是，援引了东汉初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
东汉光武中兴之初，窦融与梁统等人俱为河西五郡太守，“位同权均，不能相率”，于是，梁统等人共推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统领河西五郡。此事作为一种“故事”被援引，它在政治学上被阐发出这样的含义：经由同层级的诸侯推举，可以临时产生更高一级的权力。
刘备援引此事并非首创。关东群雄讨董卓时，这一故事便被袁绍援引过。袁绍在上汉帝的表文中说：“臣时辄承制，窃比窦融。”(14)袁绍援引窦融故事而被推为讨董盟主。
当然，这样产生的权力，并不具备终极的合法性，而只是一种临时权宜。表文的最后也指出了这一点，“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虽然只是权宜，但对刘备来说，他原本只需要一个临时过渡。下一步，他只需要证明自己已得天命，便跨过了这个过渡阶段。
今社稷之难，急于陇蜀，操外吞天下，内残群寮。朝廷有萧墙之危，而御侮未建，可为寒心。臣等辄依旧典，封备汉中王，拜大司马，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夫权宜之制，苟利社稷，专之可也。然后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矫罪，虽死无恨。
通过援引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不是由汉献帝，而是由刘备的部属，封刘备为汉中王，同时，拜大司马。这样，刘备将自己塑造成了刘邦和刘秀事业的继承人。
刘邦以汉王的身份从汉中还定三秦，东向以争天下，开创大汉基业；刘备破曹操于汉中，称王于汉中——经由汉中，刘备将自己与汉室的开创者刘邦联系在了一起。日后，刘备酝酿称帝时，许靖、麋竺、诸葛亮、赖恭等人在劝进书中说，“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15)。
如果说刘备称汉中王是欲步刘邦后尘，那么，拜大司马则是欲步刘秀后尘。(16)早在建武二十七年（51年），刘秀便将大司马一职改为太尉。在汉代官制中，大司马一职不复存在已有一百五十余年。此时，刘备重新启用此官职，是想借此将自己塑造成刘秀的后继者。刘秀奠定后汉中兴之基是在河北。刘秀初赴河北，是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刘备在称汉中王的同时，披上刘秀初赴河北时的头衔——大司马，表达出一种希望像刘秀那样建立汉室中兴之业的意思。
概括地说，这篇表文所表达出的核心意思是：讨曹灭贼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刘备的身上，为使刘备更好地领导这一事业，有必要封刘备为王；但鉴于汉帝被挟持于曹操之手，为使刘备称王具有合法性，在程序上援引了东汉初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
这篇洋洋洒洒的表文实为一份清晰的政治论述，不只解决刘备称王的合法性问题，更给刘备的事业阐明了一个清晰的政治定位。刘备通过称汉中王，行大司马事，将自己塑造成了刘邦和刘秀事业的继承人。日后刘备在称帝时的告天之文中，更明确地将自己的帝业概括为“嗣武二祖”，即刘备的帝业将是汉高祖刘邦和汉世祖刘秀帝业的再次复兴。
不过，刘备此举实际上也表达出了，他将要完成的是刘秀式的汉室复兴，即复兴一个由刘备本人而不是汉献帝所代表的汉室。
刘备援引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故事而称汉中王，刘备称汉中王也成为一种故事，被后世援引。东晋太兴二年（319年），石勒称赵王，群下在劝进书中，即“请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17)。十六国时，氐人苻健据关中，为安抚关中汉人，他遣使称臣于东晋。但当他想称王时，也在合法性上面临难题，于是，刘备称汉中王的模式遂在苻健属下的脑海里浮现：“苻健左长史贾玄硕等请依刘备称汉中王故事，表健为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秦王。”(18)
刘备称汉中王也成为故事，取代河西五郡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主要是河西五郡只是推窦融为河西大将军，而未至称王，更未称帝。所以，后世的枭雄们想以称王来为称帝做一铺垫时，援引刘备称汉中王故事显然更恰当。
第三节 上汉帝表上的名单次序问题
这个一百二十人联名的表文前，具体列出的名字有十一个，依次是：马超、许靖、庞羲、射援、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赖恭、法正、李严。清代学人章学诚注意到，这份上汉帝表前的名单，居然不是由诸葛亮领衔，而是“以马超冠首，许靖、庞羲、射援诸名皆列于诸葛亮前”。章氏认为“殊不可解”(19)。
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从刘备称王在程序上所援引的模式去理解。因为“限于山河”，“礼命断绝”，所以只能行权宜之计而自行称王；因为“位同权均，不能相率”，所以援引河西五郡共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依据这一故事，刘备要在没有得到汉帝封授的情况下称王，只能是由跟刘备同层级的诸侯推举，才具有临时的合法性。
刘备本人得到过汉廷王命封拜的爵位是宜城亭侯，官职是左将军、豫州牧。上汉帝表的那个名单上，获得过汉廷王命封拜的人却寥寥无几。只有马超比较突出一些。马超曾被汉廷拜为偏将军，封都亭侯。关羽在归顺曹操期间也曾被曹操表荐汉廷，拜为偏将军，封汉寿亭侯。但关羽原为刘备部属，算不上一方诸侯；马超则是凉州诸将反曹时的领袖人物，在凉州、汉中乃至巴蜀都有相当影响，所以，在现有的这个名单上，以马超领衔上表汉帝推刘备为汉中王，最符合河西五郡推窦融为元帅这一故事。
许靖在灵帝之世出仕尚书郎，典选举；不过，许靖的身价主要来自他名动天下的名士声誉。一如法正所说的，“天下有获虚誉而无其实者，许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创大业，天下之人不可户说，靖之浮称，播流四海，若其不礼，天下之人以是谓主公为贱贤也。宜加敬重，以眩远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20)。所以，许靖列名仅次于马超是恰当的。
同属原益州集团，庞羲和射援二人列于诸葛亮等五人之前，法正和李严却排在其后。庞羲和射援列名靠前，不是反映他们在刘备集团中的现有地位，而是以他们代表原刘璋旧属。法正和李严在加入刘备集团后的地位比较重要，但在代表刘璋旧属上则显不足。法正在刘璋时既不受刘璋重用，也不见重于客籍士人；李严虽为刘璋器重，但加入刘璋集团时间较晚，他在曹操下荆州时才西降刘璋。庞、射二人与刘璋的渊源较早，显然比法正和李严更能代表刘璋旧属。前面已经讨论过，这篇上汉帝表如果是由刘璋领衔，或者至少将其列名于表上，由他本人代表原益州集团，才是最合适的。
至于诸葛亮、关羽、张飞、黄忠和赖恭，在荆州时即为刘备旧属(21)，他们的权力来自刘备的授予，谈不上“位同权均”，经由他们，推举不出更高一级的权力。所以，将他们列于马、许、庞、射之后，只能是笼统地以他们代表从荆州入蜀的原刘备集团。
有意思的是，上汉帝表上列出的那些人的官职都是刘备授予的。马超的官职是刘备所授的平西将军，而不是汉献帝所授的偏将军，也不是马超起兵反曹时自称的征西将军。刘备称汉中王之前任命官职，《蜀书》中一般书作“以羽为襄阳太守”“以飞为巴西太守”“以超为平西将军”之类。刘备有权直接任命的是左将军、荆州牧或益州牧的属官，平西将军并非刘备属官。规范地讲，“以马超为平西将军”，应该是表马超为平西将军。刘备称汉中王后任命官员，陈寿却一般书作“拜羽为前将军”“拜飞为右将军”“拜超为左将军”之类，无论是任命程序，还是著史书法，又都合乎规范。刘备称王之后，已可承制封拜。看来刘备此前任命官员并不曾遵循规范的程序，上汉帝表上的那些人的官职，均为刘备直接任命。
这一情况与河西五郡推窦融为元帅时的情形并不相符。河西五郡太守均为当时的朝廷所任命。其太守的权力有其合法性来源。所以经由他们的推举，可以临时产生更高一级的权力。刘备集团的情形甚至不能与袁绍援引这一模式时相比。袁绍时为勃海太守，而讨董阵营中却多为太守乃至州牧。上汉帝表上的那些人的官职为刘备所任命，这表明刘备与他们的关系其实并不是“位同权均，不能相率”，却以此来表明称王之必要，实在有些勉强。难怪王夫之说刘备的志望不过是“乘时以自王而已矣”(22)。
刘备声称继承的汉家二祖在登上帝位前，确曾拥有王位，但刘邦的汉王爵位是项羽以义帝的名义封授的，刘秀的萧王爵位是更始帝封授的。他们的王位，均非自封。以建安二十四年的形势，刘备也许的确有必要考虑称王，但他应该做更充分的准备。
曹操在建安十八年让汉献帝封自己为魏公，二十一年进位为魏王；二十二年，曹操可以设天子旌旗，攘夺汉室的形迹日益昭彰。上汉帝表中也确实表达出了刘备及其僚属们对于曹操将篡夺汉室的忧虑，“每怯王室大有阎乐之祸，小有安定之变”，即表示他们担心曹操将——像赵高杀秦二世、王莽废西汉幼帝为安定公一样——代汉自立，因此，非称汉中王不足以维系天下人对汉室的希望，非称汉中王不足以领导起复兴汉室的事业。鉴于这一情势，可以考虑称王。
但称王毕竟是一件敏感的事情，容易涉嫌张耳、陈馀劝陈胜勿称王时所说的“示天下私”，弄得不好效果可能适得其反。陈胜没听张耳、陈馀的建议而称王，结果他派出去掠地的将领一个个脱离了他，并效法他而自立为王。他自身的势力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
称王不应使自己受到孤立或削弱，所以应做充分的准备。刘备虽是援引河西五郡推窦融为元帅的模式而称王，但他拼凑的那个名单阵容，与该模式实在是未尽相符。在当时，可以汇集到讨曹灭贼的旗帜下而又与刘备同层级的人物，有马超、刘璋和孙权。刘备酝酿称王，应该充分考虑发挥他们的价值，或者认真考虑与他们的关系。
马超虽然领衔于表上，但马超的价值显然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马超曾被汉廷授予偏将军；马超反曹时，自称征西将军，领并州牧，督凉州军事；在归降刘备后，却只被刘备授以平西将军，比马超自称的征西将军还低了两级。直至刘备称帝，才拜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策命中说到他“信著北土”。如果刘备在马超归降时，即表他为凉州牧，当能更充分发挥他在凉州和氐羌诸胡中的影响力。
刘璋与刘备同为汉朝宗室，如果刘备对他做更妥当的安排，而不是将他迁至荆州公安，当能发挥出他的政治价值。由刘璋领衔，或者至少列名于表上，显然更能代表原益州集团对刘备称王的承认。
至于孙权，他才真正是与刘备“位同权均，不能相率”的诸侯，是刘备酝酿称王时应该认真考虑的人物。
第四节 刘备称王与孙权的关系
按上汉帝表中所说，刘备称王是为了“董齐六军，纠合同盟，扫灭凶逆”。“纠合同盟”，指的是列名于表上的据称与刘备“位同权均”的马超辈。那么，原本与刘备是同盟关系的孙权呢？刘备既已称王，那他跟孙权算是什么关系呢？孙权又怎么看待刘备称王呢？
此时的孙权，连侯的爵位都没有。孙权的父亲孙坚以军功被封乌程侯。孙策归顺许昌汉廷后，曹操表孙策袭乌程侯，后改封吴侯。建安五年，孙策死后，孙权继兄之业，曹操表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而未曾袭爵。吴侯的爵位在孙权称帝后封给了孙策的儿子孙绍。建安十三年，孙权与曹操决裂，与许昌汉廷的关系实已断绝，当然不可能再得到汉廷的封授。直到建安二十四年，孙权为袭荆州而降曹后，被曹操表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而刘备在建安元年即已被汉廷封为宜城亭侯。
孙权连侯爵都不是，刘备却已将自己的权力再升一格，进为王爵。这意味着，刘备要么是单方面置孙权于从属的地位；要么是完全撇开了与孙权的联盟关系。
无论如何，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在汉中为刘备称王而筹划的诸贤应该考虑到这件事与孙权的关系。然而，无论是在马超领衔的那个名单上，还是在上汉献帝的表文内容中，都不曾提及孙权。
从史料中，我们不曾看到刘备就自己称王一事对孙权做出过什么样的说明，却能从江东的一些言论中推知孙权对刘备称王的看法。蜀汉章武二年（222年），刘备从夷陵之战中败归，蛰居白帝城。孙权在曹魏大军的压力下，请和于刘备。孙权派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刘备也派太中大夫宗玮报命。郑泉行前，孙权交代说：
近得玄德书，已深引咎，求复旧好。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23)
至此，孙权才承认刘备的汉中王身份；而此时，刘备称帝已有两年。也就是说，刘备称汉中王时，孙权并未承认；此时承认其汉中王身份，则同时也意味着并不承认其汉帝身份。
孙权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当然不会承认刘备的汉帝身份，但这不是一个可以堂堂正正讲出来的道理。那么，江东对于不承认刘备的汉帝身份，给过什么说法呢？韦昭的《吴书》载：
（郑泉）使蜀，刘备问曰：“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义，是以寡君未复书耳。”备甚惭恧。(24)
郑泉的回答是在说明孙权何以不复书，等于确认孙权的确认为刘备“正名不宜”，也等于是在说明孙权何以不承认刘备的汉帝身份。郑泉代表江东表达出的立场是，曹操父子攘夺汉室，刘备身为汉朝宗室，不为海内率先讨贼，反而自先称王称帝，未合天下人对他的期待。
称王原是为了“纠合同盟，扫灭凶逆”，但刘备称汉中王，非但未能置孙权于能够“相率”的地位，相反，还将联盟推向了分道扬镳。即使刘备真的认为称王是为了更好地从事讨曹灭贼的事业，他也应该认真考虑孙权与这一事业的关系，更应该认真考虑，他称王与孙权的关系，至少应就此事与孙权做充分的沟通。可是，他没有。
(1)《蜀书·黄权传》。
(2)《后汉书》卷七十五《刘焉袁术吕布列传附张鲁传》。
(3)《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4)《资治通鉴》卷七十，魏纪二，明帝太和元年。
(5)《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三，明帝太和四年。
(6)《魏书·和洽传》。
(7)《魏书·杜袭传》载，杜袭“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张既传》载，“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徙出的汉中之民中，有一部分是从关陇流入汉中的。最近的一次流入，据《魏书·张鲁传》载，“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徙出汉中之民，只是范围甚大的徙民计划的一部分。《魏书·钟繇传》载，“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实之，数年间民户稍实”。《魏书·张既传》亦载，“是时，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随着曹操渐次平定关、陇、汉中，有计划地从当地徙出一部分百姓充实洛阳、邺城，再另从汉中、武都徙民以充实关中。
(8)《魏书·武帝纪》注引《献帝传》载：“韩遂、宋建，南结巴蜀，群逆合纵，图危社稷。君复命将，龙骧虎奋，枭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阳平之役，亲擐甲胄，深入险阻，芟夷蝥贼，殄其凶丑，荡定西陲，悬旌万里，声教远振，宁我区夏。”
(9)《蜀书·法正传》。
(10)《蜀书·周群传》。
(11)《蜀书·杨洪传》。
(12)《魏书·武帝纪》注引《献帝传》。
(13)《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
(14)《后汉书》卷七十四《袁绍传》。
(15)《蜀书·先主传》。
(16)大司马初为刘璋在涪城之会上所推领。但在建安十九年法正给刘璋的信中，仍称刘备为左将军，显然，随着刘备与刘璋的反目，刘璋所推领的大司马头衔并未被刘备采用。
(17)《晋书》卷一百四《石勒载记》。
(18)《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穆帝永和七年。
(19)章学诚《乙卯札记（外二种）》《知非日札》，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1版，第260页。
(20)《蜀书·法正传》。
(21)赖恭为荆州零陵人，陈寿为杨戏《季汉辅臣赞》所作的传注中有提到。刘表曾署其为交州刺史，后被苍梧太守吴巨举兵驱逐，“走还零陵”，事见《吴书》士燮传。另据万斯同《三国汉季方镇年表》，赖恭被署交州刺史在建安十年，被吴巨驱逐是在建安十五年。可知赖恭是随刘备从荆州入蜀的新人。
(22)《读通鉴论》卷十《三国·三》，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
(23)《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24)《吴书·吴主传》注引韦昭《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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