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刘备称帝
第一节 刘备的帝业论述
建安二十五年是汉魏政治发生历史性变迁的一年。但令人纳闷的是，蜀汉编年史上的这一年几乎是一片空白。
上一年，引人注目的事件大都发生在南方。刘备取得了汉中，并完成权力升格——称汉中王；夏天，关羽向襄阳发起进攻，情况看上去非常顺利；到冬天的时候，形势却发生逆转，孙权背盟袭取了荆州。当我们关注南方事态的演进时，北方发生历史性变故，南方事态演进的惯性遂被打断。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在关羽的首级被送到洛阳后不久，曹操也死了。建安政治的灵魂人物死了，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建安政治至此终结。曹丕在继承魏王和汉丞相之位后，旋即将汉献帝的年号改为延康。延康政治实际上只是一个过渡，它主要的内容就是筹备禅让。这年十月，汉献帝禅位于曹丕。曹丕即皇帝位，改元黄初。从延康到黄初，跨越的是从汉到魏的嬗替。
孙权袭荆州、曹操之死、曹丕代汉，每一桩都是震动天下的大事，当我们关注刘备对这些变故会作何反应时，巴蜀方面却是一片异乎寻常的沉寂。
丢失荆州差不多整整一年之后，沉寂的巴蜀突然热闹起来。先是有一个传闻在巴蜀传开，说是汉献帝已被曹丕害死。《蜀书·先主传》载：
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是后在所并言众瑞，日月相属。
谁编造了这个传闻？为什么要编造这个传闻？
当初，孙权向曹操劝进时，曹操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1)他把自己比作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的周文王，按曹操的意思，则他的儿子应为周武王。可是，他儿子在登基称帝之后，顾谓群臣时却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2)他把自己比作接受了禅让的舜和禹，而不是周武王。曹丕代汉后，封汉献帝为山阳公，邑万户。汉献帝虽已退位为公，但在自己的封邑内，仍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郊祭，对曹丕上书不称臣，一如舜禹故事。为显示传说中的圣王禅让之事复现于当代，曹丕非但不会害死汉献帝，还唯恐天下人不知道自己优待逊位的汉帝。事实上，汉献帝一直活到了魏明帝青龙二年（234年），比曹丕和刘备死得都还要晚。
刘备声称要复兴汉室，可是，按照曹丕编排的禅让剧本，由汉家的天子亲口宣布天命已转移到曹氏，并亲手将汉家的天下禅让给了曹家，这样，刘备复兴汉室的事业便失去了依据。根据这个传闻，曹丕害死了汉献帝，就像西汉末王莽毒死汉平帝一样，那么，曹丕虽然是经由禅让而代汉，但其性质就跟王莽代汉一样，属于篡汉，天命并未去于汉。这样，刘备复兴汉室的事业便又重新找回了正当性依据。因此，这个传闻应该是刘备方面有意编造的。如此，刘备复兴汉室的事业与光武中兴才形成完整的对应。
虽然是一个编造的传闻，但刘备显然是把汉献帝当成是真的已经死了，他像模像样地为汉献帝发丧。一个并没有死掉的汉献帝，被刘备宣布为死亡，这意味着他已可以甩开汉献帝，不再有顾虑地去追求刘秀式的汉室复兴，即复兴一个由他本人代表的汉室。
刘备既已为汉献帝发丧，于是，群下开始争相证明天命已落到刘备的头上。他们在河图洛书和五经谶纬中翻到了刘备的名字，并以“黄气”“景云”“祥风”及星象等祥瑞来表明，“当有圣主起于此州，以致中兴”，恳请刘备“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上书者络绎不绝。根据许靖等人在给刘备的上书中所说的情况，“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
由群儒争相称说符瑞和图谶而开展的造势活动进行到一定火候，于是，许靖、麋竺、诸葛亮、赖恭、黄柱、王谋等重要的谋臣上书刘备，建议刘备认真考虑这些“群儒英俊”的意见，“宜即帝位，以纂二祖”。
两年前，由马超领衔上表汉献帝，宣告他们援引河西五郡推窦融为元帅的故事，共推刘备为汉中王，此举旨在赋予刘备称王以合法性；现在，从群儒英俊们争相称说符瑞与图谶，到许靖、诸葛亮等重要谋臣的论述，则是要赋予刘备称帝以合法性。许靖等人的上书中指出了刘备称帝的迫切需要：
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今上无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3)
在他们的论述中，曹丕代汉既属篡弑，天下之人“咸思刘氏”，则汉室仍享有天命，这是无须费力去证明的大前提。需要着力证明的只是，天命已将复兴汉室的使命赋予到了刘备身上。上书中提到，关羽围攻襄阳时，襄阳男子张嘉和王休——似乎只是一种巧合，这两个人的名字含有吉祥和美好的意思——献上从汉水中捞起的玉玺。襄阳在汉中的下游，汉中是刘邦起步开创汉室基业的地方，也是刘备挫败曹操而称王的地方。在汉中下游的襄阳捞到这枚玉玺，似乎也在表明，天意让刘备成为汉高祖刘邦事业的继承者。许靖等人的上书说：
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先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予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4)
况且，刘备“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从血缘上讲，也是刘邦的后裔，完全有资格去代表刘氏，复兴高祖刘邦开创的汉室。
大家劝刘备称尊号时，刘备没有马上答应。谦让是必要的环节。刘邦在灭掉项羽之后，诸侯王们劝他称帝，刘邦也曾谦退；刘秀在河北，诸将劝他称帝，刘秀更是再三谦退。诸葛亮说：
昔吴汉、耿弇等初劝世祖即帝位，世祖辞让，前后数四，耿纯进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从议者，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世祖感纯言深至，遂然诺之。今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5)
诸葛亮表达出一种现实的考虑。刘备的事业既定位为复兴汉室，而曹丕已经篡汉，因此，非称帝不足以维系天下人对汉室的希望，非称帝不足以维系士大夫们对刘备的追随。
于是，刘备接受大家的推戴，于建安二十六年（221年）四月丙午日，在成都西北的武担山之南，登基称帝。
刘备登基时的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文，是蜀汉历史上又一篇重要的政治文献，其主旨在于宣示刘备称帝的合法性。正文如下：
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曩者王莽篡盗，光武皇帝震怒致诛，社稷复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恭）行天罚。备惟否德，怯忝帝位。询于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率土式望，在备一人。备畏天明命，又怯汉祚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竂登坛，受皇帝玺绶。修燔瘗，告类于天神，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6)
这篇文诰开篇即宣示：汉有天下，历数无疆。这是刘备帝业的大前提。延续前面将曹丕代汉定性为篡汉，这个大前提的宣示，从理论上否定了曹丕称帝的前提。曹丕称帝的正当性论述是建立在汉的历数已终这一说法的基础之上的。按曹丕在称帝时的告天之文中的说法，汉的历数，历经前汉十二帝、后汉十二帝，共四百二十六年；如今种种祥瑞显示，汉的历数已终，魏当受命。(7)所以，刘备说“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既是在否定曹丕称帝的理论前提，也是铺垫自己帝业合法性的天命基础。
这个大前提经由历史的论证而得出汉室将再次复兴的结论。曾经有王莽企图篡汉，光武帝刘秀奋起诛伐，终至汉室中兴，社稷复存。刘备拿光武中兴的历史验证汉室仍享有天命这个大前提：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任何企图篡汉的人都将失败，汉室必将再次复兴。
如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曹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们鉴于“社稷堕废”，认为刘备应该继承祖业，“嗣武二祖，龚（恭）行天罚”，讨曹灭贼，复兴汉室。下至庶民，外及蛮夷君长，也都认为：“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此前造势过程中的所有论述，概括成贯通天人的三个层次——“天命”的召唤、复兴“祖业”的历史使命和“四海”无主的现实要求——为刘备称帝完成一个天与人归的圆满论述。刘备“畏天明命”，所以才接受大家的建议，登基称帝。
汉室依然享有天命；他建立的这个政权已代表汉室；刘备将继承汉家二祖，恭行天罚，讨曹灭贼，完成汉室的再次复兴。这是刘备帝业合法性的核心论述。
第二节 对刘备帝业的非议
刘备既以复兴汉室为政治定位，他只能预设刘氏仍享有天命这个大前提。其实，在衰颓的汉末，这个大前提并非无须证明。黄巾起义时，“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说法便已在世间流传，袁术之徒早就试图将“代汉者当途高”这一谶语与自己的名字联系起来；周瑜与鲁肃也早就在讨论“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8)之类的先哲秘论。刘备的造势活动虽仅限于巴蜀这片土地，但是，倘若巴蜀的术士们连这个大前提都否定了，那么，刘备本人是不是享有天命，当然也就不用讨论了。
造势期间，上书言符瑞与图谶者多达八百余人，以符瑞和图谶证明天命已属意刘备来领导汉室的又一次复兴。巴蜀本土的群儒英俊大多列名于劝进名单中。可是，在私底下，他们却在议论着一套完全不同的说法。
造势活动虽然热热闹闹，但巴蜀精于谶纬者其实不过数人而已。东汉末年，益州的谶纬之学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师承渊源，即益州广汉的杨统、杨厚父子。杨统生活于东汉初，受“先祖所传秘记”，又从同郡郑伯山学“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9)，曾解《内谶》二卷。杨厚习传父术，历安、顺、冲、质、桓五帝，名重于世。杨厚在益州传下三个著名的弟子：董扶、任安和周舒。三人皆“驰名当世”(10)。董扶在灵帝末年以“益州分野有天子气”而建议刘焉出牧益州。任安从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11)。任安死于建安七年（202年），但在刘备称帝前后驰名于巴蜀的名士如杜微、何宗、杜琼等，都是其门下弟子。周舒则传于其子周群，再传其孙周巨。其中，杜琼、何宗、周巨以及曾向杜琼请教图谶的“后进通儒”谯周，都列名于劝进名单中，以图谶证明刘备已得天命。然而，正是他们，在私底下议论着完全相反的说法。
《蜀书·周群传》提到其父周舒的观点及其在巴蜀士人中的影响。
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途高，此何谓也？”舒曰：“当途高者，魏也。”乡党学者私传其语。(12)
周舒师从杨厚，“名亚董扶、任安”。周舒将“代汉者当途高”解释为魏将代汉。劝进书中提到“臣父群未亡时”，则刘备称帝时周群已死，列名于名单中应该是其子周巨。从“乡党学者私传其语”看，周舒的观念在巴蜀士人中间应有相当广泛的传播，而且时间比较早。周群“少受学于舒，专心候业”，善观星候；其子周巨，“颇传其术”，他们的观念肯定会受到周舒的影响。
早在刘备争汉中时，周群就曾预测“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前面我已讨论过，此类预测，与其说是基于他洞察到了一些不利因素，不如说是对刘备的一种消极态度。做过类似预测的还有张裕。张裕却以预言不验而被诛。实际上，张裕被诛是因为他所散布的言论。《周群传》载：
裕又私语人曰：“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人密白其言。
庚子年为献帝延康元年，寅卯之间即壬寅、癸卯年间。曹丕代汉是在庚子年（220年），刘备兵败夷陵是在壬寅年（222年），刘备之死是在癸卯年（223年）。张裕的这一预测倒是应验了。张裕说这话应是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即刘备初得益州之时。刘备刚刚取得益州，帝业尚未提上日程，那时，刘备所宣扬的应该是诸如“匡辅汉朝”之类的言论，张裕却在私底下散布“刘氏祚尽”的言论，反映出他在政治上对刘备并不认同。
杜琼，益州蜀郡人，年轻时受学于任安，“精研安术”。刘备称帝前，杜琼任议曹从事，谯周任劝学从事。在私底下，谯周曾与杜琼探讨那句引起许多人非分之想的谶语。
周因问曰：“昔周徵君以为当途高者魏也，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途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琼又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13)
周徵君当指周舒。谯周与杜琼的讨论，印证“乡党学者私传其语”，亦可见周舒的观念在巴蜀一脉相承的传播。杜琼将此类解读的依据概括为“圣人取类而言”。基于“取类而言”，他还从东汉官制的名称中得出了足与周舒的观点相佐证的结论。东汉中央机构的属官多称曹，如兵曹、民曹、二千石曹等。“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杜琼从中琢磨出了天下将归曹的结论，与“代汉者当途高”意谓曹魏代汉相互佐证。
杜琼在延熙十三年（250年）去世，谯周则与蜀汉政权相始终。谯周从杜琼的这套“取类而言”的学问中受到启发，并且“触类而长之”。他从刘备父子的名字中，琢磨出了刘氏祚尽的结论。他说：“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予人也。”(14)刘备名字中的“备”字，可解释为“具”，即完、尽的意思；刘禅名字中的“禅”字，可解释为“授”，即授予、禅让的意思。按谯周的解读，刘备父子俩的名字连贯起来，等于是在说：刘氏的历数已到尽头，应该禅让给他姓了。
刘备在给儿子取名时倒也确实有所寓意。他先收得养子，取名为封；后得子嗣，取名为禅，两个儿子的名字连贯起来，就是封禅。封禅乃帝王之事，刘备给儿子这样取名，寓意不言而喻。可是，他后来却赐刘封自杀，于是，也就有“禅”而无“封”了，这才给了谯周等人做另外的联想的机会。
同样是在名字上做文章，在公开的造势活动中，包括谯周在内的群儒英俊们，以刘备的名字见于河图、洛书和五经谶纬，作为刘备当受命称帝的证据；而在背地里，却从刘备父子的名字中琢磨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这种“取类而言”的学问，纯属胡乱联系。与其说刘备父子的名字中真的包含着某种天意，不如说反映的是杜琼、谯周等人的政治观念。他们对刘备所声称的由他来代表汉室、由他来复兴汉室之类的说法嗤之以鼻。
刘备在世及诸葛亮、蒋琬主政时，杜琼、谯周等人的观念只能是暗流。可是，到蜀汉中后期，这类观念开始对蜀汉政治产生影响。后主延熙年间，谯周写《仇国论》，反对北伐。在蜀汉灭亡前夕，宫中有大树无故自折，谯周在壁柱上写下：“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陈寿解释说，“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15)？曹有众之意，魏有大之意。谯周在柱子上写下的那几句话意思是说，“众而大”的曹魏，终将统一天下，“具而授”的刘氏父子声称复兴汉室，如何可能？次年，邓艾偷渡阴平，径趋成都。蜀汉群臣中有主张东奔孙吴者，有主张走南中以继续抵抗者。谯周力排众议，促成后主决定投降，终于实现了他的政治观念，也验证了他所解读的谶语。
从刘备取益州到他称帝，直到这个政权的终结，巴蜀本土一直有部分士人对刘备父子并不认同，对这个政权并不认同。政治上的不认同，自然会削弱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不过，在客籍集团尚能控制蜀中局势时，杜琼、谯周等人的政治观念，表现在言论上，只能是私下议论；在行为上，只能是消极抵制。如杜微的装聋作哑，“闭门不出”，杜琼的“静默少言，阖门自守，不与世事”，反映出他们对蜀汉政权的消极态度。
为什么他们对刘备父子、对蜀汉政权如此不认同呢？虽然他们的观念多以解谶语的方式表达，我们还是能从部分巴蜀士人的言行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华阳国志》载：
李邈，字汉南，邵兄也，刘璋时为牛鞞长。先主领牧，为从事。正旦命行酒，得进见，让先主曰：“振威以将军宗室肺腑，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将杀之，诸葛亮为请，得免。(16)
《华阳国志》将李邈与李朝、李邵三兄弟并称“李氏三龙”(17)。《益部耆旧杂记》则将李朝、李邵与另一位英年早逝的弟弟合称为“李氏三龙”。(18)不管是哪种说法，李氏兄弟在广汉士人中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李邈个性狂直，敢于直言，所以他敢当面指责刘备夺占益州的不正当。在李邈看来，刘璋与刘备同为“宗室肺腑”，刘璋请刘备来讨贼，贼未讨，自己的益州反被刘备夺占。李邈甚至毫不隐讳地表示，他之所以没有公然反对刘备，只是由于“力不足耳”。
不管怎么说，刘备在涪城之会上与刘璋当面把酒言欢，转身却袭而取之，手段确实不那么正当，这肯定会影响到益州本土士人对他的认同。现在，刘备称帝，宣告由他本人来代表汉室，大家又怎么看呢？《蜀书·费诗传》载：
后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犹豫；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由是忤旨，左迁部永昌从事。
费诗在刘备攻绵竹时即投降，属于较早归降刘备的人之一，看来他并不是不接受刘备取代刘璋；从他在这前后的言论看，他未必就反对刘备的帝业。费诗谏议的重点是批评刘备讨贼不积极。曹氏篡汉，刘备理应讨贼。相比于刘邦在灭秦之后“犹怀犹豫”，刘备“未出门庭，便欲自立”，他担心这样可能会导致“人心疑惑”。
《零陵先贤传》亦载：
是时中夏人情未一，闻备在蜀，四方延颈。而备锐意欲即真，巴以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与主簿雍茂谏备，备以他事杀茂，由是远人不复至矣。(19)
吕思勉认为这段记述属于“野言”而不可信。他以刘巴为刘备称帝起草过各种文诰策命，认为刘巴其实是赞成刘备称帝的。(20)实则刘巴对刘备政权的政治态度至少是消极的。刘巴在荆州时便对刘备避之唯恐不及，不惜绕道交州跑到益州，还试图阻止刘璋邀刘备入蜀。刘备占据益州，刘巴再也无法回避，不得不加入刘备集团，但刘巴“自以归附非素，怯见猜嫌，恭默守静，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21)。所以，《零陵先贤传》的记述大抵还是反映出了刘巴的基本态度。
费诗、刘巴、雍茂的批评意见应该放在当时背景下去看。《零陵先贤传》中提到，“是时中夏人情未一，闻备在蜀，四方延颈”。这当然只是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却是以建安二十五年以来的中原局势为基础的。这一年，曹操病死，曹丕代汉，都是震动天下的大事，“中夏人情未一”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存在的。这应该是刘备讨贼的有利时机。可是，曹操病死，刘备未有一旅之师，北向中原；曹丕代汉，刘备未有一纸檄文，声讨其罪；相反，刘备急于自立称帝，示意群儒鼓噪，为自己称帝制造舆论。费诗认为“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刘巴认为“如此示天下不广，且欲缓之”，其重点均是针对刘备把自立称帝置于比讨贼更优先的位置。
费诗因“忤旨”而被贬，雍茂因“他事”而被杀，这样，“远人不复至矣”，在巴蜀内部，也不再有人敢谏阻了。
东晋习凿齿以“创本之君，须大定而后正己；篡统之主，俟速建以系众心”立论，认为费诗“其黜降也宜哉”，裴松之也认为习氏的评论中“惟此论最善”(22)。习凿齿的论断用于东晋元帝司马睿之立非常合适，用于刘备称帝则未切中要点。
司马睿继晋室而立，刘备继汉室而立，但二人所面临的形势却完全不同。西晋亡于匈奴的武力征服，速立嗣君确实有利于“以系众心”。刘聪攻破洛阳而虏晋怀帝后，大臣即速立秦王司马邺，是为晋愍帝；刘曜攻破长安而俘晋愍帝，大臣们即速立琅玡王司马睿，是为晋元帝。司马睿在建业称帝后，北方有并州的刘琨，西北远至凉州的张轨，东北远至幽州的慕容部，均遣使建业以奉司马睿为正朔。所以，北方的抵抗一直存在。虽然司马睿终未收复中原，但因他在江东树起晋室的旗帜，中州士族陆续南渡，构成东晋的主要政治力量，北方南迁的流民帅则构成东晋的主要军事力量，东晋能保江南半壁江山，实赖于此。当时的益州则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案。流民李特、李雄在益州起兵，益州本土一直抵抗，在益州深孚众望的范长生入山以避之。待到洛阳陷落，怀帝被虏，范长生遂出山，承认了李氏，李氏遂割据益州。若无愍帝到元帝的速立，司马氏可能来不及在江南站稳脚跟，四方早就分崩离析。
习凿齿以“更始尚存而光武举号”，来表明刘备应该迅速称帝“以系众心”，其实刘秀称帝时问题的要点不是更始尚存与否，而是王莽败亡与否。伐王莽之篡，是刘秀帝业的正当性基础。王莽曾以谶纬和祥瑞展开铺天盖地的造势活动，为自己代汉做天命论证和舆论宣传。王莽一经败亡，则刘秀称帝的天命前提即已具备。刘秀几乎不用去证明，汉室仍享有天命。在反王莽的大潮中，群雄称兵者，往往奉刘氏为号，这一情势足以表明，天下人确实“咸思刘氏”。唯一试图在政治论述上挑战这点的人只有公孙述。但跟群雄咸奉刘氏相比，公孙述的政治论述不足以塑成大势。刘秀只需要证明天命属意于他来领导汉室的复兴。在讨王莽的过程中，刘秀建有昆阳大捷的盖世奇勋，他的名字也见于谶纬。在当时，《谶记》中的那句“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广为人知，国师刘歆甚至试图改名刘秀，以使这句谶语应验在自己头上。
刘秀登基时的告天之文中，既有“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称述其功，又有《谶记》所言证其受命。(23)刘秀称帝时，尽管天下尚未平定，但当时声称代表汉室者，竟有数家之多，这成为汉室安定的主要问题。刘秀在王莽败亡后及时称帝，有利于让天下人知道，谁是汉室真正的代表。撇开他原先奉戴的更始帝，并未构成刘秀的政治难题。刘秀的追随者们认为，更始帝原本就是凭借刘秀兄弟开创之功而窃据帝位，“不能奉承大统，败乱纲纪”，致使“盗贼日多，群生危蹙”，刘秀取代更始帝也就具备正当性。“更始尚存”并不妨碍“光武举号”。刘秀在完成伐王莽之篡以后，称帝的合法性便已具足。若王莽尚未败亡而刘秀先谋称帝，则难免“示天下私”的讥议，刘氏是否仍享有天命，也并非不证自明。
刘备之时，政治大势已不能跟刘秀之时相比。曹丕以禅让的方式代汉自立。禅让的前提是天命的转移，所谓天下之人“咸思刘氏”，只是一句表述。经由禅让，曹丕已向天下人演示天命去于汉，倘人心也去于汉，则汉室可能也就真的隐进历史。巴蜀诸臣认为刘备非称帝不足以维系天下人对汉室的希望，实则当时刘备所面临问题的精微之处，不是该不该称帝，而是称帝与讨贼孰更优先。刘备唯有锐意讨贼，才能宣明曹氏为篡；宣明曹氏为篡，才能宣明天命并未转移，天下仍是汉室的天下。刘备作为汉室的继承者，称帝才具有合法性。
刘备唯有锐意讨贼，才能宣明汉室“天命”和刘氏“祖业”。当时他哪怕在北伐的征途接受群臣的拥戴而称帝，其正当性都会更加具足，政治效果也会更好。而刘备在曹丕称帝后，既不曾北伐，也不曾声讨，显示他把自己称帝置于比讨贼更优先的位置，这削弱了他政权的正当性基础。
刘备的告天之文中所表述的“恭行天罚”，反映出三国时代广为援引的“武王伐纣”这一主题中的核心观念，“天命”和“伐罪”的观念内在地交织在其中。纣获罪于天，天将罚之。武王伐纣，只是在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意志，诛暴讨逆。不过，“恭行天罚”只是表明诛伐之举的正当性，受命称帝却往往是在完成了“恭行天罚”之后。周武王是在灭纣之后，才宣布“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24)。刘备打算继承的汉家高祖也是如此。伐秦之暴和项羽之逆，是刘邦帝业的正当性基础。那时，尚未以天命与帝业的关系形成一套系统的论述来为称帝做合法性论证。刘邦称帝甚至没搞一个告天之文。但诸侯王推戴刘邦称帝，还是表达出一套说法。刘邦有“灭乱秦”和“诛不义（项羽）”的大功，又有“存亡定危，救败继绝”和“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的大德，诸侯王尤其推许刘邦平定海内，却能遍封功臣，认为这是“非私之也”。另外，从诸侯王们让刘邦意识到“必以为便，便国家”看，刘邦称帝也是适应当时重建天下秩序之所需。刘邦在讨项羽的过程中封过韩王、齐王、梁王等诸侯王，但刘邦本人的身份仅为汉王。这无从确认所封诸王的合法性。没有天子，则诸王为谁的诸侯？所以，刘邦称帝前，诚然是“上无天子，海内惶惶”。刘邦称帝，诸侯王的合法性才得以确立，天下秩序才得以确立。(25)
刘备虽然称帝，但其帝业实在只是一种未完成状态。他帝业的合法性不在一纸论述里，而在讨贼的坚定身姿中。汉有天下，是不是“历数无疆”，最终还是要看他是否能像光武帝那样“震怒致诛”，扫除“窃居神器”的曹魏。
巴蜀士人的背后非议和刘备属下的当面谏议，也确实反映出，刘备帝业的合法性基础并不厚实。称帝后的刘备，唯有积极地讨贼，才是对这些批评和非议的最好回应；唯有积极地讨贼，这个以汉为号的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才能得到最好的充注。
(1)《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汉纪六十，献帝建安二十四年。
(2)《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3)《蜀书·先主传》。
(4)《蜀书·先主传》。
(5)《蜀书·诸葛亮传》。
(6)《蜀书·先主传》。
(7)文见《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其论汉历数已终曰：“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穷，三纲不立，五纬错行。灵祥并见，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凡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汉数终之极，魏家受命之符。”
(8)《吴书·周瑜传》。
(9)《后汉书》卷三十《杨厚传》。
(10)《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
(11)《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任安》。
(12)《蜀书·周群传》。
(13)《蜀书·杜琼传》。
(14)《蜀书·杜琼传》。
(15)《蜀书·杜琼传》。
(16)《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
(17)《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
(18)《蜀书·杨戏传》裴松之注引《益部耆旧杂记》。
(19)《蜀书·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
(20)吕思勉《秦汉史》第十二章，《三国始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21)《蜀书·刘巴传》。
(22)《蜀书·费诗传》裴松之注。
(23)《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24)《史记》卷四《周本纪》。
(25)《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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