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夷陵之战
第一节 伐吴之战的政治定位
刘备在称帝时昭告天下，他将“嗣武二祖，恭行天罚”，登基不久，他便亲自率军征伐。不过，征伐的对象却不是“窃据神器”的曹魏，而是曾经的盟友孙权。然而，恐怕他做梦都不会想到，这场战事会以惨败告终，他本人也在不久抑郁而死。
刘备伐吴之战受到后世普遍的批评。概括说来，对刘备的批评意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层面，批评刘备决策东征即为错误；一类是军事层面，批评刘备的战役指导有误。细细考察，不难发现，前一类意见的主要观点，只是对赵云言论的阐发，诸葛瑾的书信为之作注脚；后一类意见的主要观点，只是对陆逊言论的阐发，曹丕的评论为之作注脚。这四个人的言论，基本上圈定了后世对刘备伐吴之战的总体评价。
的确，无论从政治还是从军事的角度看，刘备在这场战役前后的表现，都让人有莫名其妙之感。跟这场战役的影响及知名度相比，史书对于夷陵之战记述的清晰程度实在是不相称。虽然批评一个失败者所承受的风险总要小得多，但细观对刘备的种种批评，总觉对夷陵之战的检讨不够精细，这难免会将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而这样总结出的得失，实无益于后来的决策者。
对刘备的批评首先集中在他该不该伐吴的问题上。论者大多认为他应该北伐曹魏，而不应东征孙吴。刘备决意东征时，蜀汉内部反对的意见就很多。《蜀书·法正传》载，刘备将东征，“群臣多谏，一不从”。《蜀书》中没有详细记载群臣们反对刘备东征的具体理由是什么。秦宓“陈天时必无其利”，被“下狱幽闭”(1)，着眼点还不是该不该伐吴的问题。裴松之注引的《云别传》中记载了赵云的一段言论。
孙权袭荆州，先主大怒，欲讨权。云谏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听，遂东征，留云督江州。(2)
赵云认为，国贼是曹氏父子，而不是孙权，所以，“不应置魏，先与吴战”。《资治通鉴》收录了《云别传》里的这段言论。以《资治通鉴》的权威和影响，后世论者大多把这段记述当成可信的史料。赵云的这番言论，是非对错一目了然，道理讲得堂堂正正，后世批评刘备不应该伐吴者，没有不引述这番言论的。这段言论也就深深地影响了后世对刘备伐吴之战的政治评价。
不过，赵云的观点太正确了，让人怀疑是事后的言论。成书年代距离三国时代较近的《三国志》和《华阳国志》中，均未载赵云的这段话。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别传、家传类的著述达数十部之多。唐初修《隋书·经籍志》，这些著述绝大部分都已湮灭，当与此类著述流传不广有关。赵云当时可能的确不倾向于伐吴，但这番道理应该是事后修饰定论。很明显地，这番道理关照到了吴蜀恢复联盟这一事实。赵云所言“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与孙权称帝后诸葛亮主张仍维持联盟时所讲的观点如出一辙。但即便是诸葛亮也只是说“权僭之罪，未宜明也”，仍认定孙权的僭逆之罪，并没有说孙权不是汉室之贼。
诚然，在伐魏与伐吴之间，伐魏更符合蜀汉政权的政治定位，毕竟“篡汉”的是曹魏。但是，伐魏与伐吴，虽有主次的区别，却也并非背道而驰。论者往往将伐魏与伐吴在战争性质上的区别看得过大。实际上，从蜀汉的立场看，此时的魏与吴，充其量只是大恶与小恶的区别。曹氏篡汉，固然有罪，孙权向曹氏称臣、劝进，袭杀在前线奋力“讨贼”的关羽，又何尝无罪？即使顺着《云别传》中赵云那番话所提示的思路，以“国贼是曹操”而认为应该优先伐魏，也不能得出结论，认为伐吴就是不正当的，更不能以此推论出伐吴注定失败。
如果有什么因素削弱了刘备出兵的道义力量的话，那也不是他选择诛伐对象的优先次序，而是他本人称帝的行为。刘备在称帝之后才考虑征伐之事，那么，无论是伐魏还是伐吴，正当性其实都已受到削弱。伐魏本应在曹丕初篡之时，否则，所谓“恭行天罚”，言之理已不直；伐吴则应在孙权初袭关羽之时，否则，所谓报仇雪耻，言之气已不壮。如果在曹丕初篡之时，刘备便投袂而起，以汉中王的身份，举兵北伐，“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的情形也许会出现。毕竟，政权更迭，人心震荡，刘备“讨贼”的号召在中原或多或少会有响应者。可是，汉献帝只是禅让退位，被曹丕供养得好好的，刘备却宣布他已死，自己称帝。编一个这样的传闻，在巴蜀地区或许能行得通，在中原则很难让人相信他不是出于自王自帝的私心。这会大大削弱他在中原的号召力。在关羽的首级被献到洛阳整整一年半之后，蜀汉的旌旗才重新出现在三峡的峡口，伐吴的道义力量其实也被削弱。何况孙权这次在取得荆州后，跟建安十三年击杀黄祖后的做法完全不同。这一次，孙权放下身段，安抚荆州士民，极力笼络人心。因此，刘备出兵愈是延迟，孙权在荆州的立足便愈是稳固。
无论是伐魏还是伐吴，刘备都把它们置于比自己称帝次要得多的位置。刘备在完成自己称帝之后再谋征伐之事时，选择伐魏其实并不比伐吴拥有更多的道义力量。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实力的考量了。丢失荆州、折杀关羽后，蜀汉的实力大大削弱。刘备在称帝之后，又迫切需要有所行动，以示“恭行天罚”；他也迫切需要一次胜利，以振奋人心。力不足以伐魏，伐吴总是可以的。从刘备兵败后的屡屡感叹中可以看出，此前他确实没把江东放在眼里。既然伐吴在性质上与“讨贼”并不矛盾，既然伐吴比伐魏更有胜算，那么，在伐魏与伐吴之间，刘备选择伐吴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看待伐吴的问题上，诸葛亮的态度典型地反映出蜀汉决策层所面临的处境。刘备兵败后，诸葛亮叹道：“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3)从诸葛亮的话中，可以看出几层意思。首先，诸葛亮是不倾向于伐吴的，毕竟这跟他“外结好孙权”的观念是相悖的。但是，他显然也并没有全力地反对。或许，他知道，即使反对，也未必能制止刘备东征。况且，公然破坏联盟的是孙权，而不是刘备。另外，诸葛亮可能也没有想到，东征就一定会失败。总的说来，伐吴固然不是上策，但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做法。
刘备伐吴，的确是失败了。他的失败肯定与他的一些具体决策有关。在刘备伐吴战略诸层次的决策中，首先是他对这场战事的政治定位存在问题。
当孙权以向曹操称藩劝进为前提而背弃联盟时，他虽然得到了荆州，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将自己置于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孙刘曾共同骂曹操为“汉贼”，而现在孙权却向“汉贼”屈膝投降。刘备在荆州的民心基础原本较孙权要好，在孙权背盟袭荆州之后，是非曲直的道义评判是有利于刘备的。伐吴毕竟是刘备称帝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征伐，既然决定出兵，就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以制定一套高水平的战略，去赢得战争的胜利。然而，刘备伐吴之战的政治定位中，却没有利用好这些有利因素。
《蜀书·先主传》载，“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蜀书·法正传》亦载，“先主既加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华阳国志》里的记载与《蜀书·法正传》大致相同。这些记述留下的是蜀汉方面对刘备东征一事的认识。根据这些记述，刘备东征孙吴，就是报孙权袭荆州、杀关羽之仇。
当时，其他各方也基本上是从这一角度在关注此事。譬如曹魏方面，“帝诏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孙权否”(4)，曹魏君臣们讨论的议题就是刘备是否会为报关羽被杀之仇而出兵攻打孙权。有意思的是，后世的论者们认为刘备应该北伐曹魏，而当时洛阳的衮衮诸公，却丝毫不曾讨论到刘备北伐的可能性。看来，没有丝毫迹象让他们意识到这会成为一个问题。江东方面也大抵这样看待刘备来伐的意图。这一点从诸葛瑾的书信和陆机的《辨亡论》中可以看出。这些文献我在后面将会讨论到。
因此，基本上可以判定，刘备伐吴之战的政治定位——如果他还有政治定位的话——是复仇之战，就是报孙权袭荆州杀关羽之仇。在政治上，章武元年（221年）的东征，只是对荆州争夺的延续，与建安二十年（215年）、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所发生的事情一脉相承。
事实上，建安二十四年以来发生的事情与建安二十年的那次危机有着本质的不同。建安二十年，双方也曾剑拔弩张，但那只是联盟内部的矛盾；而这一次，孙权向他们曾共同斥为“汉贼”的曹操屈膝，称藩劝进，背弃联盟，致使孙刘矛盾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曹氏父子是“汉贼”，那么，孙权袭杀关羽，传首洛阳，向曹氏父子称藩、劝进，这至少也是在助“曹”为虐。对于刘备来说，既已决定出兵，那么，对孙权所做的一切，在政治上就应该做如是定性。以这样的定性为基础，对孙权的征讨才是以顺讨逆，以正当讨不正当。在当时，“讨贼”诚然是最大的政治主题，征讨助贼为虐的孙权，也是讨贼事业的一部分。只有这样，东征孙吴之举才能够与“讨贼”的政治主题、与复兴汉室的事业内在地一致起来。只有这样，刘备才能占据孙刘之争的政治制高点，以增强对荆州士民的号召力，也可减少蜀汉集团内部认识上的不一致。
《三国志》在叙述刘备伐吴之战时，《蜀书》与《吴书》所使用的措辞稍有不同。《蜀书·先主传》、《蜀书·法正传》、《蜀书·秦宓传》等处用的都是“征”字，而《吴书·吴主传》、《吴书·诸葛瑾传》等处则都用的“伐”字。“征”字有鲜明的伐罪意味。《尚书正义》胤征篇中注曰：“征者，正也，伐之以正其罪。”(5)“伐”字则较为中性，意谓攻打。然而，刘备东征，伐孙权之罪，却仅止于伐孙权袭杀关羽和侵夺荆州地盘之罪。这大大降低了伐吴之战的政治水平。在此后的战争进程中，我们甚至不曾看到蜀汉方面发布一纸檄文，声讨孙权助曹为虐之罪。
毋宁说，刘备伐吴之战根本就没有政治定位。在这场战事的前前后后，根本就缺乏政治指导。刘备伐吴之战纠缠在报仇与争地这一层级，致使伐吴之战的战略水平从一开始便趋于低下。战事既开，更因孙权的“请和”而愈趋模糊。
刘备于章武元年（221年）四月称帝。五月，册封皇后和太子。六月，册封鲁王和梁王。同月，张飞为部下所害。而根据刘备的既定部署，张飞将率兵万人，从阆中会江州，参与伐吴的军事行动。看来，伐吴的决策及相关军事动员在刘备称帝的事办完之后便已作出。
从当时三方关系的互动看，似乎是刘备拒绝了孙权的求和，将孙权推向了曹丕。实际上，孙权求和的举动，意图也远非那么简单。刘备于那年七月正式出兵，孙权则于该年八月再次正式地向曹丕投降——曹丕代汉前，孙权尚可将自己降曹解释为归顺汉廷中央；此时，则是没有任何含糊地向曹魏称臣。《魏书·文帝纪》在黄初二年（221年）秋八月如是记述：“孙权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还。”曹丕拜孙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吴书·吴主传》在同月载：“自魏文帝践阼，权使命称藩，及遣于禁等还。”其时，曹丕称帝已有十个月了；此前，孙权应该是与曹丕虚与委蛇；此时，孙权不得不作出遣还于禁之类的实质性举动，以示称藩的诚意。(6)从时间上看，孙权正式降魏与刘备出兵之间存在关联，但与求和一事无关。
孙权求和一事，《吴书·吴主传》里提都不曾提到，《蜀书·先主传》只简言在刘备出兵之后，“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求和的具体情况见之于《吴书·诸葛瑾传》。
刘备东伐吴，吴王求和，瑾与备笺曰：“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蹔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后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
裴松之认为陈寿将此信录入《三国志》，纯属浪费篇幅。但在今天看来，这封信当然不能算是浪费篇幅。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信息。
根据诸葛瑾信中所述，孙权求和时，刘备已经兵至白帝，而不是在刘备决策东征之前，或者更早时候。这就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孙权没有尝试寻求刘备的谅解呢？假使刘备不出兵，孙权会有求和之举吗？另外，无论是从诸葛瑾的信件还是其他地方，我们都未看到孙权求和的条件。诸葛瑾给刘备写信，其主旨显然不敢与孙权的意旨相偏离。从诸葛瑾的信件内容看，江东的求和是以刘备接受荆州的现状为前提的，孙权并未打算作出什么让步，以换取刘备的谅解。诸葛瑾的信中，甚至连假如刘备“答和”之后双方将恢复联盟、共同讨曹之类的政治表态都不曾作出。而且，诸葛瑾的信中提到孙权时所使用的“吴王”头衔，还是曹丕所封。从这一细节也可以看出，孙权求和，时间是在曹丕封孙权为吴王之后，也就是孙权正式投降曹丕之后。
诸葛瑾在信中提醒刘备以“轻重”和“大小”来衡量是否应该接受孙权的求和。“轻重”是在关羽与先帝（据传闻已被害死的汉献帝）之间衡量，“大小”是在荆州与汉家的天下之间衡量。按诸葛瑾的意思，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刘备如果真的志在报先帝被害之仇，光复被曹氏篡夺的天下，就应该接受孙权的求和，而不应该急于为报关羽之仇而争荆州。相反，如果刘备拒绝了孙权的求和，执意要报关羽之仇而争夺荆州的话，那就表明他并不是像他声称的那样志在光复汉室，也就是“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诸葛瑾在信中提醒刘备，只需“抑威损忿”，做一个简单的判断题，就能想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决定。
刘备已经出兵东征，大兵压境，直指荆州，其态势是箭已出弦，而不只是箭在弦上。这时，孙权作出了向刘备求和的姿态，却不曾作出任何妥协让步。如果刘备在这种情况下居然也能接受江东的求和，那对孙权当然最好不过；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江东如此求和，刘备“盛怒不许”，几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孙权求和之举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能否得到刘备的谅解而达成和好，他通过这样的一个求和过程，成功地凸现出一个负面形象的刘备：为一己之私，怒而兴兵。孙权的求和之举，是一手成功的政治牌。通过这手牌，孙权成功地将各方看待眼下孙刘之争的视域定位在报仇与争地上，避开了自己背盟降曹的政治软肋，消解了刘备的道义优势。
孙权求和之举，也让刘备留给后世一个怒而兴兵的负面形象，似乎刘备错误地拒绝了孙权的求和，从而失去了一个可以恢复联盟共同伐魏的良机。连王夫之都万分惋惜地说：“向令先主以笃信羽者信公，听赵云之言，辍东征之驾，乘曹丕初篡、人心未固之时，连吴好以问中原，力尚全，气尚锐，虽汉运已衰，何至使英雄之血不洒于许、洛，而徒流于猇亭乎？”(7)
事实上，在发生孙权背盟袭荆州一事后，孙刘要实现和解，恢复联盟，绝非易事。双方从结盟到渐生嫌隙，直到最后兵戎相见，彼此积累下的不信任，绝非旦夕间可以化解。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时，派邓芝去江东修好，孙权犹怀“狐疑”。所以，指责刘备在章武元年没有接受孙权的求和，从而失去了一次恢复联盟的机会，这确实太苛求刘备，也太不切实际了。
不过，孙刘之间为尽早恢复联盟关系而提前创造好条件，却是有可能的。只是，时机不是在章武元年（221年）七月以后，而是在上一年。
前面我已梳理过，在建安二十五年（或延康元年，220年），孙曹关系发生过一段微妙的变化，曹魏方面将这段变化定性为“孙权复叛”。曹操死后，孙权曾经“擅取襄阳”。对于孙权来说，他显然是想趁曹操之死，赖掉曾经作出的附曹称藩的政治承诺。但是，孙权虽搞些小动作，却不敢公开与曹氏撕破关系。只要益州上游的刘备随时有顺流而下的可能，孙权就不敢冒着两面受敌的危险，公然跟曹丕决裂。曹丕在那年（延康元年，220年）六月治兵南征，七月，“孙权遣使奉献”。这期间，曹、刘、孙三方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微妙。每一方都在观望着其他两方的动静。如果刘备在这一年——无论是趁曹操刚死还是曹丕初篡的机会——举兵北伐，兵向秦川，对孙权“略其衅情”，以北伐的实际举动让孙权切实地感到他不会受到来自益州上游的进攻，孙权或许不至于因顾虑两面受敌而再次臣服于曹氏。只要孙刘都在事实上与曹魏进入敌对状态，双方就会再次产生结盟的需要；而且，由于刘备在上一年即优先选择了北伐曹魏，孙刘之间也就避免了夷陵之战所造成的更大裂痕。这样，孙刘恢复联盟关系的条件可能提前具备。
第二节 夷陵之战的战略检讨
三国时代的战争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相关史书的记载却往往过于简略，甚至模糊不清，后世编写的战史当然也就更没法说清。今之战史大多没有讲清楚夷陵之战的一些关键性环节是怎么回事。譬如，蜀军主力所屯的猇亭究竟在江南还是江北？不少论著注其为江北。猇亭是在江南还是江北，使得这场战争的差异之大，就像两场完全不同的战争一样。还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战术契机，使得陆逊的反攻对蜀军造成了崩溃性的效果？有的战史甚至没弄清陆议为陆逊的本名，而将其当成了另外一名吴军将领。如果对夷陵之战的一些重要环节都没弄清楚的话，那么，总结刘备在该战中的得失，就只能流于皮毛，而容易受到那个时代的人所留下的只言片语的影响。
前面已经说过，后世对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军事层面的评价，其主要观点基本上只是对陆逊评论的阐发，曹丕的言论为之作注脚。那是在战争相持的过程中，陆逊曾给孙权写信说：
臣初嫌之，水陆俱进。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察其布置，必无他变。伏愿至尊高枕，不以为念也。(8)
魏文帝曹丕在接到孙吴方面的报告后，也对刘备用兵作过评论。
初，帝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余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此兵忌也。孙权上事今至矣。”(9)
这两段话，基本上圈定了后世对刘备在夷陵之战中用兵表现的评价。阅诸战史及诸家史论，对于刘备失败原因的军事方面的总结，概括说来，就是刘备没有利用长江上游之势，发挥水军的作用，水陆并进，顺流以求决战，而是舍船就步，连营七百里，致使蜀军落入被动境地，从而授陆逊以可乘之机，遭受火攻而失败。经由演义小说，一般读者对于刘备在夷陵之战中的失败更可归结为一句话：火烧七百里连营。
刘备于章武元年（221年）七月率军伐吴，至次年闰六月兵败，战事历时整整一年。在这一年里，刘备的战略是随时势而有所变化的。刘备的败机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显露出来的。陆逊的话，只是他反攻前夕的形势判断，并不能概括刘备进兵的整个情况。
关于刘备进兵的情况，《蜀书·先主传》载：
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孙权遣书请和，先主盛怒不许。吴将陆议、李异、刘阿等屯巫、秭归；将军吴班、冯习自巫攻破异等，军次秭归，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军还秭归，将军吴班、陈式水军屯夷陵，夹江东西岸。二月，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
在战争的前半年，也就是在章武元年，蜀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三峡通道。江东偷袭荆州得手后，江陵上游的重要据点如夷陵、秭归、巫等处也落入江东的控制之中。章武元年（221年），吴班、冯习收复了巫和秭归。《吴书·吴主传》在建安二十六年（蜀汉章武元年，221年）载：“是岁，刘备帅军来伐，至巫山、秭归，使使诱导武陵蛮夷，假与印传，许以封赏。”提到的军事行动限于三峡通道内。
章武二年正月，刘备回秭归时，吴班、陈式的水军屯于夷陵附近的某处江段，该处江水应是自北向南流，所以“夹江东西岸”。此时，蜀汉已经控制了三峡里面的重要据点如巫和秭归，并以水军扼守住峡口，以确保三峡通道的畅通。刘备在这个时候回秭归，应是部署大规模进军的事宜。蜀汉大规模进军的时间选在二月，可能是以那个时代的战争条件，这个季节的长江水文及气候情况适合于进军。晋灭吴之战中，王濬楼船下益州的时间是在晋太康元年（280年）二月；隋灭陈之战中，杨素水军下三峡的时间，是在隋开皇八年（588年）十二月。
关于刘备进军的方式，因有陆逊那段话的提示，后世常常奇怪刘备为什么不以水军顺流而下，而是“缘山截岭”地推进？卢弼《三国志集解》录入清人钱振锽之论曰：“长江上流建瓴之势，舫船载卒，不费汗马之劳。先主有上流之势而不用，舍船就步，吾不得其说也。”实际上，应该如何进军，蜀汉内部是有过讨论的。《蜀书·黄权传》载：
（刘备）将东伐吴，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先主不从，以权为镇北将军，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先主自在江南。
黄权谏议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为不宜冒险以水军顺流直下以求决战，二是认为刘备本人不宜亲赴前线，而应采取一种有纵深的战略，刘备本人坐镇后方。刘备既然是率诸将沿长江南岸“缘山截岭”而进，那么，所谓“先主不从”，主要是没有听从后半部分的建议。黄权有关“吴人悍战”的说法，显示出蜀汉内部对吴蜀双方在水军作战方面的优劣势是有所认识的。以蜀汉的水军寻江东水军决战，显然并无胜算。如果水军作战有所不利的话，那么，蜀军进易退难，无法善后。
曹丕称刘备“树栅连营七百余里”，从延及的距离看，刘备在三峡通道里面亦有结营。“树栅连营”应为刘备在三峡通道里面建立了一些可以联络呼应的兵站，以保障穿越三峡的陆路通道的畅通。蜀军在控制峡口之后，即使是在三峡通道内，主力仍然“缘山截岭”而进，而不是用船只运输，其目的应该是在向东进军的同时，开辟一条穿越三峡的陆路通道。其原因也与蜀汉的水军较弱有关。如果蜀军仅由水路出峡，万一水军受挫，长江落入吴军控制，蜀军将陷入归路被断的绝境。
长江上流之势诚然是一大优势，但要将这一优势利用好，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王濬和杨素的楼船之师浩浩荡荡下三峡，势如破竹，那都是长期精心准备和训练的结果。跟江东相比，蜀汉的水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素质上都不占优势，所以，刘备的大军“缘山截岭”而进，而不是顺流直下，恐怕是不得已的事情，不能简单地认为有上游之势而不用。
刘备的兵力究竟是多少？《资治通鉴》中说是“兵四万余人”(10)。王沈的《魏书》载，曹丕在魏黄初三年（蜀汉章武二年，孙吴黄武元年，222年）正月癸亥日收到孙权的信，信中说：“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效。”(11)孙权的说法应是江东方面根据情报作出的一种判断。刘备在秭归时，“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刘备兵败时，有胡王沙摩柯被斩首，表明刘备军中确有蛮夷参战。但武陵五溪蛮夷要集结到刘备大营则存在相当的困难。《吴书·步骘传》中提到，“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看来，直接参与到夷陵前线刘备大军中的蛮夷兵力，似不宜估计过多。所以，《资治通鉴》说刘备“兵四万余人”，应该是一个接近实际情况的说法。
江东方面，为迎战刘备，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万人拒之”(12)。孙权本人坐镇武昌（今湖北鄂州）。至于步骘早先“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后受孙权之命屯益阳，以稳定吴军的南侧翼，这部分兵力不在五万之数内。从双方兵力对比看，陆逊的兵力在数量上还占有一定的优势。
双方对峙的区域在从夷陵至宜道一带的长江一线。长江至夷陵而出三峡，呈现一个拐弯，该处局部江段自北向南流，蜀汉水军“夹江东西岸”而屯，应在这一带。长江出峡之口在古夷陵城的北面，也就是在它的上游。《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夷陵“西北二十五里有平喜壩，凡自蜀出峡，至此相庆，故名”。夷陵城北二十里有南津口，“当三峡之口。相传汉昭烈尝据守此津之南，故名”(13)。虽为相传，但考虑到水军屯泊需要合适的地理条件，证诸《蜀书·先主传》中的记载，推定蜀汉水军屯南津口，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测。蜀汉水军先是“夹江东西岸”，后则“据守此津之南”，应该是在刘备大军沿长江南岸越过夷陵之后而作过调整。长江北岸容易受到吴军陆上的袭扰。
刘备大军出三峡后，尝试诱使夷陵的吴军出战。《吴书·陆逊传》载：
（刘备）先遣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此必有谲，且观之。”备知其计不可，乃引伏兵八千，从谷中出。
吴班诱敌出战，应该是在蜀汉大军初出峡口之时。自夷陵以下，吴蜀两军隔江对峙，蜀军欲以饵兵诱敌，纵使吴军中计，必须渡江才能发起攻击，如此风险太大，中计的可能性也就更小。
陆逊坚守夷陵城，拒不出战。他在给孙权的信中说，“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今日争之，当令必谐”(14)。自秭归以下，刘备大军在江南推进，夷陵城在江北。刘备遣吴班诱敌，从这一举动看，蜀军初出峡口之时，尚能以水陆协同，联络江南江北的军事行动。
陆逊坚守不战，刘备乃放弃对夷陵的强攻。刘备既然不指望蜀汉的水军能够战胜江东的水军，则攻夷陵只能从陆上围攻。旷日持久的围攻还可能受到魏师的袭扰。所以，刘备撇开夷陵，率大军沿长江南岸向东推进；在江北，仅以黄权率偏师以防魏军。令人费解的是，何以黄权所部会北出至那么远，而不是靠近峡口，与蜀汉水军协同，就近监控夷陵，兼顾防遏魏师，以至于吴军反攻后，黄权归路被断，只有投降曹魏。
刘备撇开夷陵东下，蜀汉的水军应仍驻扎在南津口，以扼守峡口。只要江东的水陆大军仍坚守夷陵，蜀汉的水军自不敢越夷陵而东下。否则，夷陵在后，长江上游之势反落吴军之手，三峡峡口反而失去控制。陈寿为杨戏《季汉辅臣赞》补注的资料中提到，程畿在刘备大军败绩后“泝江而还”，仍执戟与追击的吴军舰船激战，致使“敌船有覆者”(15)。此前与吴班率水军屯夷陵的陈式，后来还参与诸葛亮的北伐，于建兴七年率军攻武都、阴平。《蜀书·先主传》中亦提到，刘备还秭归后，“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刘备至秭归后才放弃其舰船，《吴书·陆逊传》中所说的“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有夸大其功之嫌。刘备大军初败之时，蜀汉水军的损失应不如陆上那么惨重，并且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吴军从水路追击。关于吴军的追击情况，《蜀书·先主传》载，“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蹑先主军，屯驻南山”。南山是指永安对面的长江南岸。《吴书·宗室传》亦载，“（孙）桓斩上夔道，截其径要。备踰山越险，仅乃得免。”《陆逊传》载，刘备逃跑时，“驿人自担烧铙铠断后”，可知吴军的追击主要是从陆路，而不是从水路。
综合这些情况，可以推知，在相持期间，蜀汉水军的基本力量，应仍驻扎在夷陵上游扼守峡口；陆逊反攻时，蜀汉水军未遭遇惨重损失，并能阻滞吴军从水路追击，都与这一部署有关。这一部署意味着，刘备越过夷陵东下后，确实放弃了以水军协同陆上的作战。这就是陆逊所说的“舍船就步”。当然，这也是由蜀汉水军较弱这一基本情势使然。这种部署对后阶段战局的影响是，吴军在夷陵以下的长江之中可以自由行动。陆逊可以根据自己选取的要点，利用其水上力量，投送兵力，发起攻击。《蜀书·黄权传》中说到吴军反攻时，“吴将军陆议（即陆逊）乘流断围”，指的即是这种情况。
自夷陵以下，长江向东南方向流至夷道（湖北省宜都，今改名枝城），再呈现一个拐弯。刘备越过夷陵后，沿长江南岸东进，至夷道被孙桓所阻，东进之势遂被遏止。刘备乃就此屯兵，再作他图。
据孙吴方面的资料称，刘备屯兵，“前后五十余营”。随着战线的拉长，刘备兵力分散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存在的。刘备前锋已抵夷道，则自夷道至夷陵一线势必得分兵防守，否则，吴军仍能在夷陵以下选择适当的地点截断刘备的后路。但刘备的主要兵力应屯于今湖北宜都至长阳的这片区域内。吴军反攻时的几个重要地点如猇亭、涿乡、马鞍山等地，都在这片区域内。《读史方舆纪要》记猇亭于宜都县，“在县西，其地险隘，古戍守处也”(16)。据江东方面的资料，在与孙桓相拒的夷道，“备军众甚盛，弥山盈谷”(17)。刘备兵败后，仅马鞍山一处，“死者万数”(18)。可知刘备兵力大致还是集中的，并不是完全分散在数百里漫长战线上。陆逊所说的“处处结营”，曹丕所说的“树栅连营七百余里”，主要是出于两种情况：一是刘备在秭归以下沿途建立兵站，以保障蜀军与益州后方的陆上通道的畅通；二是蜀军出三峡后并未攻占大的城池，大军仍须结营而屯。
刘备东下，陆逊仍采取守势战略。《吴书·吴主传》载：“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逊随轻重以兵应拒。”刘备沿长江南岸东下，陆逊在长江北岸作相应的防备。蜀军前锋抵达夷道，孙桓坚守夷道。蜀军围攻，亦未能破城。战事遂陷入僵持。
从陆逊在这场战事前前后后的言论看，他在兵力对比占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下，却采取一种守势的战略，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对蜀军初下时的锐气做充分的估计。在诸将面前，陆逊一直视刘备为强敌。当诸将们都想迎击刘备时，陆逊说：“（刘）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19)当诸将对他坚守不战的战略不以为然时，他说，“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20)。及至反攻前夕，他在对诸将解释为什么进攻不选择在最初时仍在说：“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21)即使是在给孙权的信中，他也只是拿刘备以往的用兵记录不佳来表示对最终战胜刘备充满信心：“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二是夷陵的得失关系重大。陆逊对夷陵战略地位的认识，见诸前引他给孙权的书信。三是看到刘备进军方式的弱点，欲以“徐制其弊”。陆逊在说服诸将不要急于迎战时说，“若此间是平原旷野，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22)。刘备的军队在长江沿岸狭长的空间中行军，军队无法展开，疲于木石之间，陆逊自信能从中捕捉到破敌之机。
双方僵持，“至六月不决”。到闰六月的时候（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该年闰六月对应公元纪年中的7月26日至8月24日），形势突然发生逆转。陆逊发动反攻，蜀军顷刻间土崩瓦解。此前，刘备主动寻战而不得；此时，陆逊主动进攻，蜀军竟在顷刻间崩溃！僵持日久，兵疲气衰，固然是蜀军军心懈怠的一个原因，但仅以这个原因不足以解释何以吴军一旦反攻蜀军即全面崩溃。
陆逊的反攻能对蜀军产生崩溃性的效果，缘于他察见刘备战略意图的变化而捕捉到一种战机。
刘备兵至秭归时，即有“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不过，相信此时刘备只将这视为荆州的一般形势，他可能还在期待更多的荆州士民反正。刘备在秭归时，便有关羽的前主簿廖化来投。廖化在关羽兵败后落入吴人之手，后以诈死蒙过吴人，携老母星夜西行，投奔故主，在秭归遇上刘备。刘备大喜，任命他为宜都太守。待到刘备兵阻于夷道，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刘备“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23)。《蜀书·马良传》中亦说到，马良受命“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史书中没有载明马良赴武陵的具体时间，但既然是在刘备于夷道猇亭驻营之后，显然应该是在战局陷入僵持的阶段。
蜀汉在武陵的动作，当然也引起江东方面的注意。《吴书·陆逊传》还只是说到，刘备“以金锦爵赏诱动诸夷”。但是，《吴书·步骘传》中却说到，“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步骘早先“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此时受命进屯益阳，显示武陵方面的形势变化引起了孙权的重视。陆逊则从这一变化中察见到刘备战略意图的变化。
陆逊的孙子陆机在《辨亡论》一文中写到，“汉王亦凭帝王之号，率巴汉之民，乘危骋变，结垒千里，志报关羽之仇，图收湘西之地”。夷陵之战时，陆机尚未出生，所以，陆机的论述应代表陆氏家族对此事的认识。“图收湘西之地”，应是乃祖陆逊对刘备意图的判断。陆逊在反攻前所说的“掎角此寇，正在今日”，正是基于这一判断。
关于掎角，胡三省注曰：“角者，当前与之角；掎者，从后掎其足也。”(24)以两牛相斗为喻，正面相顶为角，侧面出击为掎。当两牛全力相角时，双方纵向的力量都达到最大，而横向的力量则很弱；相持不下时，如一方分出部分的力量，掎其一侧，便很容易使对方失去平衡，从而获胜。但掎角之理，亦如奇正。若角为正，则掎为奇；若一方主要的意图为掎，则掎为正，角为奇。也就是说，当一方主要的意图在于掎时，横向的力量会增强，而纵向的力量会削弱，这时，另一方若能察见这一意图，当其将发未发之际，从正面倾力一顶，反能轻易地使对方失去平衡。
刘备大军初下时，主要意图还是在于寻机决战。所以，陆逊判断说，“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其军始集，思虑精专”。待到刘备求战不得、攻夷道不下时，当初“武陵五溪蛮夷遣使请兵”的情况遂使刘备对战略作了调整。他希望通过招纳武陵五溪蛮夷，收复武陵郡，掩有吴军的南侧翼，从而打破正面的僵局。也就是说，刘备的战略意图，已从开始时的正面相角，调整为打算侧面一掎。这一战略想要奏效，须待武陵蛮夷成势；而这尚待时日。不过，刘备的主要战略意图既已作此调整，则蜀军正面相角的斗志便会懈怠下来。正是这一变化给了陆逊从正面反攻的良机。如果说，“图收湘西之地”的判断表明陆逊察见到刘备战略意图的变化，那么，当他说“掎角此寇，正在今日”，显示他捕捉到了这一变化所蕴含的反攻契机。
陆逊反攻前夕，蜀军呈现出一种整体的懈怠状态。刘备素轻江东，及至兵败，仍在感叹“吾乃为逊所折辱，岂非天哉！”蜀军前敌总指挥冯习留给蜀人的突出印象也是轻敌。杨戏在《季汉辅臣赞》中给冯习的赞词是：“休元轻寇，损时致害。”(25)陈寿补注的资料中说，“冯习，字休元，南郡人，先主东征吴，习为领军，统诸军，大败于猇亭。”蜀军的指挥中枢处于一种轻敌懈怠的状态，则整个军心士气可想而知。蜀军统帅层的轻敌懈怠不能仅仅解释为刘备、冯习等以为吴军战力不足惧。孙桓孤守夷道，蜀军久攻不下，实际上已警示蜀军，吴军战力不容小觑。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如前面所分析的，蜀军统帅层已对战略作了调整，从正面相角调整为打算从侧面一掎。他们在等待武陵的五溪蛮夷成势，掩有吴军战线的南侧翼，从而打破正面相持的僵局。只是，侧面一掎尚未奏效，正面相角的斗志却先懈怠下来了。正是在这个当儿，陆逊发动了反攻。
刘备的这一战略注定难以奏效。从荆州的地理大势来看，两湖合成一个大致闭合的盆地，长江从中间穿越而过。江南的洞庭湖和江北的云梦泽实为地势较低，积水而成。周围的河流呈向心状流向中间，或直接注入长江，或经洞庭湖而汇入长江。武陵郡内，大的河流主要有沅水和澧水，五溪是沅水上游的五条支流。五溪蛮夷是指生活在五溪流域内群山之间的少数民族。武陵郡内的城池都分布在这两条河流或其支流上。武陵郡治临沅位于沅水的下游。南郡的江南部分，主要的河流有夷水（今湖北省境内清江）和油水。孙桓扼守的夷道即在夷水入江之口；马良赴武陵的起点佷山亦在夷水之上。刘备早先在荆州经营的重镇公安则在油水入江之口。这些河流均发源于从鄂西南到湘西的山脉。它们形成一个个的子流域，则河流之间必有同走向的山脉将其隔断。这些山脉和河流所构成的区域地形犹如一把蒲扇。江南的重镇均形成于这些河流的下游或入江之口，显示出顺着流域的走向更容易提领起整个区域的形势。刘备越夷陵而不攻，兵阻于夷道之后也不全力强攻，这样，控御江南水系的那些重镇一个都不在刘备的控制之中。这时，他派马良从佷山出发，横越这把蒲扇上的层层折绉，去策动五溪蛮夷。纵然五溪蛮夷能被动员起来，他们其实仍处在一个个分隔的小区域内，难以形成整体的大势。《吴书·步骘传》中的材料显示，武陵五溪蛮夷确实被动员起来了，甚至波及了零陵和桂阳二郡；但刘备在正面战场失败后，这些蛮夷即被步骘逐一讨平，马良也被杀。刘备若以此策略对孙权造成一定的干扰，牵制孙权增兵正面战场，这还说得过去；指望它从南侧翼打破正面的僵局，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因为有了这个指望而懈怠了正面决战的斗志，这就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为刘备计，纵不强攻夷陵，也应全力强攻夷道，占据长江南岸的若干重要据点，以此提领起江南的形势，规复武陵、零陵，从而改变自身客军孤悬的处境，重新在荆州站稳脚跟，再图变化。孙桓被攻时，江东诸将有救援之议，被陆逊拒绝；陆逊的决定基于他认为孙桓应能守住夷道。但这则材料也显示孙桓所部兵力确实相对较弱。蜀军全力强攻是有可能攻下的。如果确实认为连夷道城都难以在短期内攻拔，刘备就应该向峡口方向收缩兵力，日后再作他图。但刘备北不强攻夷陵，南不强攻夷道，被吴军卡在崎岖的山岭间，形格势禁，却指望湘西形势的改观带来整个战局的改观，以至于让数万大军在盛夏时节暴晒于长江流域酷热的艳阳下，兵疲意沮，坐等随时可能降临的毁灭命运。这是刘备在猇亭惨败的战略方面的原因。
陆逊察见刘备战略意图的变化，捕捉到了发动反攻的战略契机。“乘流断围”则是将这一契机的效果发挥至最大。蜀汉水军未敢越夷陵东下，则夷陵以下长江江面的侦谍与警戒势必付之阙如，所以陆逊能自由地运用其水上力量，将吴军投送到他选择的要点，发动进攻。这可以保证吴军针对蜀军不同营寨的进攻同时发起，将反攻的突然性发挥至最大，从而达成奇袭的效果。《陆逊传》中所言“通率诸军同时俱攻”，即显示出陆逊抓住了这一要点。这一点对于反攻的最终结果来说非常重要。吴军若不能保证反攻同时发起，蜀军在察觉吴军的反攻意图后，仍有可能从寄望于武陵蛮夷从南侧一掎的懈怠状态中恢复过来，那样的话，吴军势难获得令蜀军顷刻间全面崩溃的战果。“乘流断围”的另一个效果是切断蜀军战线的完整，各个击破。我们能看到的材料中，吴将朱然的反攻即为显著的一例。《吴书·朱然传》载，“（朱）然督五千人与陆逊并力拒备。然别攻破备前锋，断其后道，备遂破走。”可知朱然所部投入的反攻点就起到了切断蜀军前锋张南所部与刘备猇亭大营之间联系的作用。至于火攻，一是用以破寨，二是加剧奇袭所引起的惊恐与混乱。蜀军前敌总指挥冯习、前锋都督张南当场被斩，刘备本人在仓皇之际登上马鞍山，“陈兵自绕”。蜀军“前后五十余营”，吴军反攻之日，即“破其四十余营”。可知蜀军在遭遇反攻时整体上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指挥系统完全失灵。这是蜀军在顷刻间崩溃的战术方面的原因。
那么，陆逊所说“臣初嫌之，水陆俱进”，是在担心哪种情形呢？陆逊既然对蜀军初下时的锐气做充分的估计，那么，在他看来，蜀军若凭着这股锐气，从夷陵起即以水陆协同一路强攻，这至少是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局面。战事或有利钝，结果则未可知。日后西晋灭吴时，王濬下三峡，即以一路强攻，破竹而下。王濬于太康元年二月戊午日（二月初一，公元280年3月18日）破秭归、庚申日（3月20日）克西陵（孙权改夷陵为西陵）、壬戌日（3月22日）克荆门和夷道、甲戌日（二月十七，4月4日）即克江陵。其中以攻西陵时的战况为最激烈。但是，刘备却没有采取这种战略，他越过夷陵东下。这样，陆逊只要坚守夷陵，便犹如面向蜀军竖起一面板斧，蜀军愈是深入，军势之被割裂也便愈深。所以，陆逊看到刘备“今反舍船就步，处处结营”，便觉江东可以高枕无忧了。
(1)《蜀书·秦宓传》。
(2)《蜀书·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3)《蜀书·法正传》。
(4)《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
(5)《尚书正义》卷七，《胤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6)《吴书·吴主传》注引《魏略》所载孙权与曹丕书信，可印证此前的孙曹关系。
(7)《读通鉴论》卷十《三国·四》。
(8)《吴书·陆逊传》。
(9)《魏书·文帝纪》。
(10)《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
(11)《魏书·文帝纪》注引王沈《魏书》。
(12)《吴书·陆逊传》。
(13)《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四》。
(14)《吴书·陆逊传》。
(15)《蜀书·杨戏传》。
(16)《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湖广四》。案：台湾三军大学所编《中国历代战争史》注涿乡于湖北省宜都西北马鞍山下；马鞍山在今湖北宜都之西长阳之南。有战史将马鞍山标于江北，乃是忽略了地名的变迁。刘备兵败后，登马鞍山陈兵自绕，可知该山应该在猇亭附近，不可能在江北。
(17)《吴书·宗室传》。
(18)《吴书·陆逊传》。
(19)《吴书·陆逊传》注引韦昭《吴书》。
(20)《吴书·陆逊传》。
(21)《吴书·陆逊传》。
(22)《吴书·陆逊传》注引韦昭《吴书》。
(23)《蜀书·先主传》。
(24)《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文帝黄初三年。
(25)《蜀书·杨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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