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蜀汉的内外危机
第一节 蜀汉的帝业合法性危机
刘备弥留之际，蜀汉半数以上的版图笼罩在反叛的烽烟之中。
章武二年（222年）十二月，汉嘉郡太守黄元听说刘备病重，据郡反叛。次年三月，进兵临邛，迫近成都。益州南部的四郡中，越嶲郡、益州郡、牂牁郡发生反叛，并波及永昌郡。《蜀书·后主传》载：
建兴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拥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流太守张裔于吴，据郡不宾；越嶲夷王高定亦背叛。
建兴元年即章武三年。此为对刘禅袭位前后益州南部形势的概述。实际上，益州南部的反叛在此之前便已发生。据《蜀书·李严传》：
越嶲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
此事发生在章武二年李严被征至永安任尚书令之前。高定攻新道县而逼近犍为郡，所以时为犍为郡太守的李严驰往赴救。可知越嶲的反叛至迟在章武二年便已发生。另据《张裔传》：
先是，益州郡杀太守正昂，耆率雍闿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远通孙权。乃以裔为益州太守，径往至郡。闿遂趦趄不宾，假鬼教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鹿，不足杀，令缚与吴。”于是遂送裔于权。
建兴元年（223年），诸葛亮遣邓芝出使孙吴，嘱邓芝从孙权请允张裔归国。“裔自至吴数年，流徙伏匿，权未之知也。”(1)此时，张裔至吴已有数年，可知益州郡杀太守，雍闿远通孙权，并执张裔送孙吴，应该发生在刘备去世之前。
益州郡即后来的建宁郡，并不毗邻吴境。雍闿欲通孙权，必经牂牁郡。关于朱褒在牂牁的反叛，《李恢传》载，“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嶲，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虽然《蜀书·后主传》和《李恢传》均将朱褒在牂牁的反叛一事系于刘备死后，但以情势推理，蜀汉在牂牁郡统治秩序的失控，与越嶲郡、益州郡的反叛应该是一个连带的过程。否则，雍闿要经牂牁郡而与孙吴相通，执送张裔，并接受孙权所署官职，断不敢如此无所顾忌。
雍闿降于孙吴，孙权署雍闿为永昌太守，雍闿遂“移檄永昌，称说云云”。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时，改益州郡为建宁郡，从建宁和永昌二郡中分置出云南郡，以吕凯为云南郡太守。但吕凯旋即“为叛夷所害”(2)。可知原永昌郡受邻郡反叛的波及，形势几近糜烂。所以，《蜀书·诸葛亮传》中在概述此间南部的形势时称，“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
益州南部的反叛与孙吴牵扯在一起。孙权袭荆州后，被刘备徙置荆州的刘璋父子落入孙权之手。孙权“以璋为益州牧，驻秭归”。刘璋卒后，正值雍闿据益州郡叛降孙吴，“权复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3)。孙权将刘璋之子刘阐置于孙吴的交州与蜀汉的益州交界处，意在发挥刘璋、刘阐父子在益州的影响力，扩大蜀汉的反叛力量。
刘备的死，让南部的反叛更加无所忌惮。《吕凯传》载，“时雍闿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
对于蜀汉政权来说，益州南部诸郡的反叛，只是政治危机的一部分。尽管“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但诸葛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显然，他有更需要优先去处理的危机。虽然《蜀书》中留下的关于当时蜀汉政治危机的资料甚少，我们还是可以从零星的资料中去描述一个大概的轮廓。
雍闿跋扈于建宁时，“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雍闿在答书中说：“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以雍闿之远通孙权并受孙权所署官职来看，与其说他是因为天下正朔有三而惶惑不知所归，不如说是对刘备建立的那个政权的不承认。他在接受孙权所署永昌太守之后，“数移檄永昌，称说云云”(4)。雍闿的“称说云云”到底称说了些什么，我们可从吕凯的答檄中反推一二。
吕凯的答檄中除了劝雍闿“翻然改图”外，也讲了一些道理，显然是针对雍闿移檄中的“称说云云”。檄文中引证了两段历史典故。“舜勤民事，陨于苍梧”，这是以舜巡狩南方崩于苍梧之野作为例证。“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是说舜死于江南，并不能否定舜作为一代圣王。“文武受命，成王乃平。”(5)这是以周的历史作为例证。周文王为西伯之时，因为积善行德，诸侯都称“西伯盖受命之君”。但文王并未灭商就死了。周武王继位后，伐纣而灭商，宣布“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6)伐纣之后不久，武王也死了。东方又发生管叔、蔡叔与纣之子武庚的叛乱。周公摄政当国，平定了东方的叛乱。周公行政七年，还政于成王，天下遂告太平。文王受命，武王革命，到成王时天下终于太平。吕凯拿这段历史作例证，意思是说，文王、武王的死，并不否定周得天命这一事实。
吕凯的檄文拿这两段历史为例证，显然是在有针对性地驳斥雍闿移檄中的某些煽动性的言论。从上述例证逆推，雍闿的移檄中，显然在拿刘备的死做文章。“称说云云”，应该是在宣扬，刘备的死表明他并未得天命。刘氏不再享有天命，那么巴蜀的这个以汉为号的政权也就不具有合法性。以巴蜀已有的舆论基础，雍闿的“称说云云”相当有煽动性；若任其传扬，后果将是颠覆性的。
虽然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资料仅为益州南部的舆论对抗，但应不难推知，刘备的死势必引发巴蜀士人对蜀汉帝业合法性的疑虑。因为它原本就有舆论基础。在巴蜀本土的士人中，周舒、杜琼等人早就将“代汉者当途高”解释为曹氏代汉。周舒的观点，“乡党学者私传其语”，可知这类言论在巴蜀士人中间有相当广泛的传播。（详见第九章《刘备称帝》）张裕早就在私底下散布“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的说法。庚子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寅卯之间即壬寅年（222年）和癸卯年（223年）。曹丕代汉是在庚子年（220年），刘备兵败夷陵是在壬寅年（222年），刘备之死是在癸卯年（223年）。近年的情势完全应验了张裕的预测，似乎也就应验了“刘氏祚尽”的天意。
夷陵惨败和刘备死后蜀汉国运的颓势，势必会加剧蜀中士民对蜀汉前途的悲观，上述舆论也就会更有社会土壤。南中的反叛，尚可视为边地而不必马上处理，若上述言论在蜀汉的中心地区漫延成一种公开的论调，这个政权可能就要马上被取消了。
蜀汉境内，刘备的死引发对蜀汉帝业合法性的疑虑，与之相呼应，曹魏正对蜀汉展开和平统一攻势。
第二节 曹魏的和平统一攻势
魏黄初年间，曹魏对蜀汉展开过和平统一攻势。但因这方面的材料比较零散，因此，在三国互动的历史中，这一节通常被人忽略。
《魏书》文帝纪中对此根本不曾提及，与之相关的曹魏主要公卿大臣的传记中亦不曾提及。但从现在能看到的一些零碎材料中，仍能确定，黄初年间，曹魏确曾以和平统一作为对蜀汉的主要政策策略，试图使蜀汉取消帝号，归顺称藩。最确凿的史料是《蜀书·后主传》中所载刘禅投降时的降表，表文中说到：
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窍贪遗绪，俛仰累纪，未率大教。
这段话清楚无疑地表明，黄初年间，曹魏曾派鲜于辅为密使，试图说服蜀汉归顺称藩。对散见的史料作一梳理，可以大致描画出曹魏执行这一政策的时间和主要内容。
《魏书·王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有王朗的奏议。其中说到：
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化）外。虽未得偃武而弢甲，放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画（化）外之蛮，必复稽颡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战而定，则贤于交兵而后威立，接刃而后功成远矣。若奸凶不革，遂迷不反，犹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报养之士，然后徐以前歌后舞乐征之众，临彼倒戟折矢乐服之群，伐腐摧枯，未足以为喻。
王朗奏议的主旨，是主张以儒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怀柔路线，不战而定巴蜀；纵不能令蜀汉马上“求改往而效用”，也可瓦解其民心。奏议中，只言巴蜀在化外，而不言江东。可知王朗上奏的时间，应在孙权降魏之后而未复叛之时。除王朗外，曹魏主要公卿如贾诩、华歆等，在此间都有反对征战的言论。曹丕曾问贾诩：“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贾诩劝以“先文后武”，曹丕不从(7)。此事应在孙权复叛之后，曹丕伐吴之前，刘备已兵败于夷陵，但尚未死。曹丕不从贾诩之议，遂有征吴之举。曹魏在黄初年间的几次耀师，主要针对孙吴，而不曾针对蜀汉。这期间，曹魏公卿重臣所持的偃武修文或“先文后武”的主张，为曹魏对蜀汉和平统一政策的确立铺垫了基础。
《蜀书·许靖传》注引鱼豢的《魏略》载有王朗给许靖的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里提到，“故遣降者送吴所献致名马、貂、罽，得因无嫌。”魏使以孙权所献贡品作为礼品，意在以江东的称藩感召巴蜀。从这段内容看，王朗给许靖的这封信应写于孙权降魏而未复叛期间，这与前引王朗奏议的时间大致相合。但在夷陵之战后，孙权报捷于曹丕，曹丕在给孙权的诏书中犹在勉励孙权“勉建方略，务全独克”(8)，据此似能将曹魏对蜀汉采取和平统一攻势开始的时间限缩至刘备夷陵惨败之后，孙权复叛之前。
鲜于辅作为密使的具体时间和细节，史书中已泯灭无闻。不过，密使只是曹魏和平统一攻势的一部分。《三国志》中有资料显示，此间，曹魏公卿曾密集地给蜀汉主政大臣写信。
《蜀书·许靖传》载：
始，靖兄事颍川陈纪，与陈郡袁涣、平原华歆、东海王朗等亲善。歆、朗及纪子群，魏初为公卿大臣，咸与靖书，申陈旧好，情义款至，文多故不载。
《蜀书·刘巴传》载：
（刘巴）章武二年卒。卒后，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称曰刘君子初，甚敬重焉。
刘巴卒于章武二年（222年）。马忠领兵至永安时，刘备对尚书令刘巴说：“虽亡黄权，复得狐笃。此为世不乏贤也。”(9)黄权降魏，事在该年八月；刘巴之卒，在此事之后；诸葛亮收到陈群的书信，则在刘巴卒后。王朗给许靖的第三封信写于刘备死后，信中提到“前夏有书而未达”，可知王朗的第二封信应写于上一年，即章武二年。这可与《蜀书·刘巴传》中的资料相印证，表明在章武二年（魏黄初三年）的时候，曹魏公卿曾密集地给蜀汉主政大臣写信。这可视为曹魏对蜀汉和平统一政策确立的一个信号。
曹魏对蜀汉的和平统一攻势在刘备死的那年达到顶点。《诸葛亮集》载：
是岁，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各有书与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10)
文中所说的“是岁”，为建兴元年，亦即刘备初死之年。华歆、王朗、陈群给诸葛亮书信，可与《蜀书·许靖传》、《蜀书·刘巴传》相印证。他们给诸葛亮书信的内容，已不可复见，但大致的意旨，应能推知。
文中提到的太史令许芝，在曹丕代汉的舆论造势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曹丕代汉时，许芝为太史丞。在《魏书》文帝纪曹丕代汉一事下，裴松之注引《献帝传》，录入大量汉魏禅让过程中的文书，其中有许芝上魏王曹丕书，以谶纬论述天命已去汉，魏当代汉而兴。是后，群臣上书劝进，言则称“伏见太史丞许芝上魏国受命之符”，或称“伏读太史丞许芝上符命事”。可知许芝在曹丕代汉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以符瑞论述天命的理论权威。曹丕令许芝给诸葛亮书信，显然是要发挥他的这种角色。许芝在给诸葛亮的书信中，应该会大讲他在曹丕代汉时所讲的那套天命已去汉的言论。诸葛亮集中所说的“陈天命人事”，可印证这点。
曹魏公卿在建兴元年给蜀汉主政大臣们所写的信，我们能见到的只有王朗给许靖的第三封信。信中说：
皇帝深悼刘将军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沉溺于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睎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复运慈念而劳仁心，重下明诏，以发德音，申敕朗等，使重为书于足下等。……
若足下能弼人之遗孤，定人之犹豫，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荣名，上下蒙不巧之常耀，功与事并，声与勋著，考其绩效，足以超越伊、吕矣。……
若天启众心，子导蜀意，诚此意有携手之期。若险路未夷，子谋不从，则怯声问或否，复面何由！
从上引内容看，王朗写这封信的直接契机就是刘备的死；从“重下明诏，以发德音，申敕朗等，使重为书于足下等”一语看，王朗、华歆、陈群等人无论是给许靖还是给诸葛亮写信，无论是此前还是此次写信，均为曹丕敕令所要求。也就是说，这些公卿重臣给蜀汉主政大臣写信，是在执行曹丕所定的政策。这些举动，与曹丕派鲜于辅为密使赴蜀汉，共同构成对蜀汉的和平统一攻势。
王朗的第一封信里，还会问问许靖有儿女几人，年龄多大，意在动之以情；第二封信里称“吾宜退身以避子位”，意在诱之以名位；第三封信就讲得比较直接，就是希望许靖能“弼人之遗孤，定人之犹豫，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这与诸葛亮集中所说的“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意旨完全一致。
王朗信中使用了“弼人之遗孤，定人之犹豫”这样的奏辞，显示出曹魏方面对蜀中政情作过判断。刘备死后，嗣主年少，蜀境之内，必定群情危疑。这个判断，对于蜀境之内因刘备之死而引发帝业合法性危机这一情势的把握，多少还是贴切的。所以，曹魏方面才会寄望于许靖辈，发挥其影响力，建议蜀汉取消帝号，归顺称藩于魏。
奇怪的是，许靖和刘巴于章武二年就已死了，曹魏公卿们写信的时候，居然并不知道。尤其是许靖，贵为司徒，虽不知卒于章武二年何月何日，王朗第三次给他写信，是在刘备死后，此时距许靖之卒，无论如何已有相当的时日了，王朗居然并不知道，仍在信中回顾他们当年避难东南的共同经历，以知己的身份写下：“想子之心，结思华夏，可谓深矣！”
对曹魏公卿们的书信，诸葛亮概不回复，而作《正议》篇予以回应，将曹魏公卿们的言论斥之为“苏张诡靡之说”、“兜滔天之辞”。日后刘禅投降时，对这一回应解释说，因为“否德暗弱，窍贪遗绪”，所以“未率大教”。
曹魏对蜀汉的和平统一攻势，并未达到“欲使举国称藩”的目的。此后虽未再见有大的举措，但作为一种政策，余绪应该是延续到了魏明帝太和初年。魏明帝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北伐，曹魏击退蜀汉后，魏明帝曾发布过一个“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的诏书。诏书中重点只攻击诸葛亮一人，而视刘禅（刘升之）兄弟只不过是被诸葛亮所挟持，巴蜀的将吏士民只不过是被诸葛亮所劫迫。(11)这在政治上当然是一种策略，但在政策上与此前的和平统一攻势仍体现出了一种连续性。到太和四年，始有曹真伐蜀一事。
蜀汉的帝号并未取消，但曹魏的和平统一攻势，却也并非全无收获。蜀汉的帝业，从酝酿到取消，一个与之相始终的人物是谯周。谯周与杜琼等宿儒列名于刘备称帝前的劝进表上，私底下却在议论曹氏代汉的秘论。杜琼以“魏，阙名也，当途而高”来解释何以“代汉者当途高”意味着曹氏代汉，谯周则从汉灵帝的两个儿子刘辩（即废帝）和刘协（即献帝）幼时的小名“史侯”和“董侯”中悟出汉将逊位的结论(12)，这跟曹丕代汉时太史丞许芝所讲的那套理论如出一辙。许丞在给曹丕的条疏中说，“当途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同疏中又言，“以为汉帝非正嗣，少时为董侯，名不正，蒙乱之荒惑，其子孙以弱亡”(13)。关于汉室天命解读的理据，巴蜀的两位硕学通儒与曹魏的谶纬理论大师竟然英雄所见略同！身为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叙述这点的时候，竟然没有表示一丝惊讶！
日后，曹魏伐蜀，正是谯周力排众议，主张投降。当年刘备取益州，以刘璋之暗弱不武，犹且坚守了两年多。而邓艾率一偏军偷袭阴平，兵锋未及成都，蜀汉的降表已迎送到了雒城。降表中，对黄初年间曹魏“欲使举国称藩”的大义，予以确认。
建兴初年，曹魏的和平统一攻势，与蜀境之内因刘备的死而引发的帝业合法性危机，共同构成蜀汉的内外危机。日后，诸葛亮将这段时间形容为“此诚危急存亡之秋”。
(1)《蜀书·张裔传》。
(2)《蜀书·吕凯传》。
(3)《蜀书·刘二牧传》。
(4)《蜀书·吕凯传》。
(5)《蜀书·吕凯传》。
(6)《史记》卷四《周本纪》。
(7)《魏书·贾诩传》。
(8)《吴书·吴主传》注引《魏书》。
(9)《蜀书·马忠传》。
(10)《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
(11)《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
(12)《蜀书·杜琼传》。
(13)《魏书·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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