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诸葛亮主政
章武三年（223年）五月，刘禅袭位于成都。受遗托孤的诸葛亮开府治事，同受遗命辅政的李严留镇永安。“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蜀汉政治中的诸葛亮时代由此开始，诸葛亮也开始面对蜀汉的危局。
刘禅袭位后，大赦，改元建兴。陈寿在叙述此事的时候，少见地使用了敌国的纪年来注明：“是岁，魏黄初四年也。”他在《蜀书·后主传》末评论说：“礼，国君继体，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看来，他将此事视为有关治道的大事。他又说，“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看来，他认为此事应由诸葛亮负责。
沈约的《宋书》将此事作为“言之不从（顺）”的例子列于《五行志》。“刘备卒，刘禅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为建兴。此言之不从也。习凿齿曰：‘礼，国君即位踰年而后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谓亟而不知礼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1)志中所引习凿齿的评论应该是出自《汉晋春秋》。习凿齿也认为这事办得“亟而不知礼”，并把它与蜀汉最终未能完成复兴还于旧都联系起来。赵翼的《陔余丛考》中有一卷专门收录他对年号的研究，对历代年号的梳理非常详备。他也将此事归为“不应改元而即改者”。
蜀汉既然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改元一事，应该是由诸葛亮决定的。诸葛亮当年即改元，陈寿论之“体理为违”，习凿齿谓之“亟而不知礼”，沈约列之“言之不从”，赵翼归之“不应改元而即改者”。从蜀汉改元后的年号用字上，我们却能看到诸葛亮亟于改元的用意，看到诸葛亮的一种紧迫感——在蜀汉内外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亟于重建并坚定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心。
据赵翼研究，年号用字主要是取吉祥之意。“年号用字，固取吉祥。”(2)年号的用字，通常被赋予特定的用意。以年号纪元始自汉武帝。汉武帝元鼎年间始用年号纪元，追改其初元为建元。建元为前汉的第一个年号，也是整个汉室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光武中兴，刘秀的年号为建武，这是后汉的第一个年号。两汉的第一个年号中，都有一个“建”字。蜀汉所用建兴中的“建”字，应该与此有关。“兴”字应该是取中兴、复兴的意思。诸葛亮选用建兴二字作后主的年号，应该是在表达其志在复兴两汉基业的意思。
未踰年而改元，并非没有先例；在三国时代，也非孤例。东汉中平六年（189年）四月，汉灵帝死后，皇子刘辩继位，也是未踰年即改元，其时，灵帝亦未安葬。吴神凤元年（252年）四月，孙权死后，孙亮即位，同样也是未踰年即改元。陈寿在叙述此事时，用了跟《蜀书·后主传》中一样的笔法，特地注明：“是岁，于魏熹平四年也。”
习凿齿说，“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他应该是还看到过一些蜀中士人对此事的议论。陈寿如此在乎此事，应该是受了时人的影响。陈寿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233年），卒于晋元康七年（297年）。他的青年时代在蜀汉后期度过。此时，与诸葛亮初主蜀政时相比，蜀汉的内外情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师事谯周，在政治观念上，肯定会受到谯周的影响。当他作为一个后生向谯周“谘问所疑”时，那已是一个公开宣扬《仇国论》的谯周。此时，蜀中舆论，对北伐、对复兴汉室的信念，已然消解殆尽。所以，与其说“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东迁也”，不如说那些不相信蜀汉还能东迁还于旧都的人拿此事借题发挥。
同为三国基业的开创者，曹操在交代后事时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3)刘备遗诏发哀“满三日除服”，又何尝不是此意？曹操能以“天下尚未安定”而遗令不得遵古，诸葛亮接过蜀汉这个摊子时，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又如何能够责其“考之古义”！
诸葛亮初主蜀政，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就是重建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心，增进对汉室的认同。如此，才能稳住这个政权。其时，内有对蜀汉帝业合法性的疑虑，外有曹魏的和平统一攻势，内外危机深重，诸葛亮亟于让蜀汉焕发出一种新气象，未踰年而改元是其措施之一。改元建兴，就是要让复兴汉室成为蜀汉最鲜明的政治主题。
刘备初死，曹魏公卿便给诸葛亮等蜀汉主政大臣写信，“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诸葛亮概不回复，而作《正议》篇，驳斥诸人的观点。《正议》篇原文如下：
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魏不审鉴，今次之矣。免身为幸，戒在子孙。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年，承伪指而进书，有若崇、竦称莽之功，亦将偪于元祸苟免者耶！
昔世祖之创迹旧基，奋羸卒数千，摧莽强旅四十余万于昆阳之郊。夫据道讨淫，不在众寡。及至孟德，以其谲胜之力，举数十万之师，救张郃于阳平，势穷虑悔，仅能自脱，辱其锋锐之众，遂丧汉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获，旋还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继之以篡。纵使二三子多逞苏、张诡靡之说，奉进驩兜滔天之辞，欲以诬毁唐帝，讽解禹、稷，所谓徒丧文藻、烦劳翰墨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为也。
又军诫曰：“万人必死，横行天下。”昔轩辕氏整卒数万，制四方，定海内，况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可得干拟者哉！
诸葛亮在历史上不以文章著称，但这篇《正议》，作为政论文章，堪称上乘之作。陈寿在编成诸葛亮集后给晋武帝的表文中说，“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所谓“文彩不艳”，应该是当时有人作这样的评论。陈寿的解释是，“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诸葛亮的文章被选入《昭明文选》的只有《出师表》一篇，而同时代的人物中如北方的曹丕曹植兄弟、江东的陆机陆云兄弟，文章入选甚多。陆氏兄弟在太康（280年至289年）末年入洛阳，他们与陈寿一样，做过张华的座上宾。陈寿在洛阳，应该见到过“二陆初来俱少年”的风华意气。《晋书》称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4)；《机云别传》称陆机“天才绮练，文藻之美，独冠于时”(5)。有关诸葛亮“文彩不艳”的评价，应与那个时代的文章风尚有关。
《正议》篇是在驳斥曹魏公卿们的言论，因此，从内容上讲——按刘勰对那个时代文体的划分——可归入“论说”；《正议》篇必然会颁示蜀境，并移示曹魏，否则便达不到驳斥谬论、以正视听的目的，因此，从功能上讲，它又可归于“檄移”。刘勰认为论说体的文章“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好的论说文章应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6)。刘勰从檄文的缘起而概括出此类文章的标准，“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因此，檄文应该“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7)。刘勰以隗嚣讨王莽的檄文“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誉之为“得檄之体”。后世的檄文往往越写越长，文辞愈来愈华丽，却离“皦然明白”愈来愈远。诸葛亮的《正议》篇，文章简洁有力，立场坚定鲜明，确实是“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
从诸葛亮的驳议看，华歆、王朗等人的书信中，应该是以魏处中原兵强势众的现实，验证了天命去汉的符瑞，所以，曹丕行舜禹之事，接受了汉的禅让(8)；蜀汉应该顺应天命，取消帝号，归顺称藩。但在诸葛亮笔下，华歆、王朗等人在曹丕篡汉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像陈崇、张竦在王莽篡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所论形势，不过是“苏、张诡靡之说”（纵横家喜论形势），所行舜禹之事，简直是亵渎圣王(9)。诸葛亮以刘邦破项羽、刘秀破王莽、刘备破曹操作为例证，三者均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此来表明，王者之兴，在德不在力。“据道讨淫，不在众寡。”从刘邦、刘秀到刘备，从前汉、后汉到蜀汉，三者一脉相承。复兴汉室的事业是“据正道而临有罪”。
诸葛亮的《正议》篇所表达的政治观念和论证逻辑，与刘备称帝时的告天之文一脉相承。刘备的告天之文是以历史的逻辑证明“汉有天下，历数无疆”。诸葛亮的《正议》篇重点在于坚定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念。在蜀汉新受重挫、刘备死去的颓势中，坚定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心至关紧要。复兴汉室的事业仍有希望，这个以汉为号的政权才能争取到政治认同。
建兴二年（224年），诸葛亮又兼领益州牧。诸葛亮既已开府治事，且“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他有什么必要自领益州牧呢？此处涉及一段攸关蜀汉政治定位的地方行政制度变迁，很容易被读史者忽略。
刘备取益州后，自领益州牧；刘备称帝后，未见有人接任益州刺史或州牧之职。益州地位如此重要，应该不是陈寿记载有漏，而是益州州职虚缺。原益州牧的主要属官中，从事祭酒何宗在刘备称帝后迁为大鸿胪；劝学从事尹默在刘禅策立为太子后转为太子仆，议曹从事杜琼在后主即位后拜谏议大夫，其实他原本就“静默少言，阖门自守，不与世事”；别驾从事李恢在章武元年迁庲降都督；别驾从事赵莋未知所终；治中从事黄权随刘备东征，在刘备兵败后降魏；治中从事杨洪的本传中，虽未见其官职的变迁，但从他在太子刘禅身边协助处理黄元叛乱一事看，他至少也应该是在刘备东征和诸葛亮东行省疾期间临时转任东宫之事，后主即位后，杨洪复为蜀郡太守。从益州州职到其主要属官，虚缺达三年之久，益州的州级建制形同废置。
诸葛亮于建兴二年又领益州牧。此举实为恢复益州的州级建制。刘备称帝后，虽有拜马超为凉州牧、以李恢领交州刺史之类的州职任命，但均为虚领；大汉帝国的实际版图仅止于巴蜀，即原益州一州之地。在蜀汉政权实际统治的益州，州级建制却是虚缺的，这很容易给人这样的观感：大汉帝国即巴蜀，巴蜀即大汉帝国。这会给人以保据一隅割据偏安之嫌，从而对复兴汉室的事业产生消极影响。诸葛亮恢复益州的州级建制，意谓巴蜀乃益州之地，而益州乃大汉帝国天下十三州之一。这样，就将巴蜀置于大汉帝国完整的天下图景之中；如此，蜀汉在巴蜀的统治才不是割据偏安。
但恢复益州州级建制又会产生另外的问题。蜀汉实际统治的地域仅益州之地，益州所辖与中央几乎重叠。若委诸他人，则益州州职权重，不利于事权合一，集中力量北伐。诸葛亮以丞相兼领益州州牧，其道理有如东晋南朝惯例——辅政大臣兼领扬州刺史，因扬州为京畿所在，人口财赋集中——以免地方尾大不掉。
另外，蜀汉一州之地，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层级却有四级之多，这势必会影响行政效率。诸葛亮自领益州牧，却将其虚级化，以免影响行政效率。《蜀书·杜微传》载，诸葛亮领益州牧后，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杜微为主簿。但这些人都是所谓“妙简旧德”，而非治事之才。杜微实际上并未就主簿之职，而被拜为谏议大夫；五梁寻迁议郎、谏议大夫；秦宓寻拜左中郎将、长水校尉。诸葛亮之世，益州最重要的属官为治中从事，惯例是以丞相府的属官兼领益州治中从事。如广汉李邵，在诸葛亮开府时被辟为丞相西曹掾。“亮南征，留邵为治中从事。是岁卒。”(10)张裔从孙吴归蜀后，“丞相亮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11)。从时间上推算，张裔以丞相府参军兼领益州治中从事，应该是接替李邵。张裔之后为马忠。《蜀书·马忠传》载：“（建兴）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又领州治中从事。”这次人事变动是由于张裔于该年病卒，蒋琬接任留府长史，马忠则接替蒋琬为留府参军。马忠也是以丞相留府参军兼领益州治中从事。这等于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益州州级建制并不独立治事，这样，可避免行政层级太多而影响行政效率。
日后，蒋琬、费祎主政，也都兼领益州刺史。诸葛亮拒绝李严分立巴州的提议，原因也在于此。李严的意图是二人同为辅政大臣，各领一州，以成分陕之势。李严若分蜀汉东部五郡设立巴州，势必不能虚级化，否则分立巴州就毫无意义。但这样一来，势必会影响蜀汉的行政效率，甚至会成为李严与诸葛亮分庭抗礼的资本，从而影响诸葛亮集中事权全力北伐。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益州建制的恢复并不具有实际意义，而只具有政治意义。诸葛亮主政后，即致力于重建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心，此时，他恢复益州的州级建制，意在显示巴蜀乃是大汉帝国天下十三州的一部分，蜀汉在巴蜀的统治只是一种临时状态，而非割据偏安。他将致力于北伐，复兴汉室，光复被攘夺的汉室天下。
坚定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念，也是诸葛亮对巴蜀本土士人工作的重点。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是杜微。刘备取益州后，杜微“常称聋，闭门不出”。建兴二年，诸葛亮兼领益州牧后，辟杜微为主簿，“微固辞”。诸葛亮让人把杜微抬来。杜微称聋，诸葛亮便用笔写，与他交流。“朝廷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爱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欲与君因天顺民，辅此明主，以隆季兴之功，著勋于竹帛也。”杜微自乞老病求归，诸葛亮又写到：
曹丕篡弑，自立为帝，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欲与群贤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怪君未有相诲，便欲求还于山野。丕又大兴劳役，以向吴、楚。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劝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12)
诸葛亮跟杜微交流的内容，与《正议》篇中所表达的立场、观念如出一辙。曹丕篡弑，虽有帝号，不过是土龙刍狗。“因其邪伪，以正道灭之”，正是“据正道而临有罪”。杜微装聋作哑，诸葛亮不惜以书写交流，可谓用心良苦。有人将这解释为诸葛亮作出姿态，“以表示向益州地主开放政权”(13)。实则，当时问题的要点在于，巴蜀本土的部分士人不将他们的政治认同向这个政权开放。诸葛亮的用心良苦，旨在争取这些人对汉室的认同。
(1)《宋书》卷三十一《五行·二》。
(2)《陔余丛考》卷二十五《年号用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3)《魏书·武帝纪》。
(4)《晋书》卷五十四《陆机传》。
(5)《吴书·陆逊传》注引《机云别传》。
(6)《文心雕龙注》卷四《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
(7)《文心雕龙注》卷四《檄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
(8)《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载：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9)《蜀书·许靖传》裴松之补注的王朗给许靖的第二封信中云“于时忽自以为处唐、虞之运，际于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携子之手，共列于廿有二子之数，以听有唐‘钦哉’之命也”。千载而下，读之犹觉肉麻。
(10)《蜀书·杨戏传·季汉辅臣赞》，陈寿所补李永南资料。
(11)《蜀书·张裔传》。
(12)《蜀书·杜微传》。
(13)《三国史》，马植杰，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在线阅读：http://www.yuEdu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