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诸葛亮北伐（政治）
第一节 北伐与蜀汉内政
建兴五年（227年）春，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临行上表后主。这就是后世广为传诵的《出师表》。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诸葛亮的这篇《出师表》，后世稍稍知书者，莫不朗朗成诵。其中最感人的是诸葛亮明其素志的部分。诸葛亮兄弟飘零于乱世，躬耕于山林。刘备不以他年轻位卑，先是三顾草庐，后是遗命托孤，诸葛亮感其知遇之恩，遂许以驱驰，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士子，就此契入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因缘际会，承载起继绝兴微的历史使命。在着手去完成这一事业之前，诸葛亮剖明心迹，明其素志，述其本怀。当他“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时，往昔的一幕幕——从当年躬耕陇畝，“每晨昏从容，常抱膝吟啸”，到刘备三顾草庐，相与纵论天下大势；从当年败军之际的危难中出使江东联孙抗曹，到在刘备病榻前涕泣说下“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浮现在他的脑海。而今，北望中原，深感时不我待，是以决心庶竭驽钝，去完成北伐讨贼复兴汉室的使命。那“夙夜忧叹”的身影，千载而下，犹能让人感受到诸葛亮矢志报效一种使命的孤忠和热忱。这一使命虽然没有完成，但他以他的政治智慧和执着努力，赋予了那个时代以政治主题，最终使他自己连同那个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亮色的风景。对有志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代士人们来说，这种情怀，或许可望；这种际遇，却不可即。唯其可望而不可即，所以这篇文章能唤起人同情，又让人报以寄托。这大概就是《出师表》传诵千古的魅力所在吧。
诸葛亮在历史上并不以文章著称，陈寿在上晋武帝表中所说到的有论者认为诸葛亮文章“过于丁宁周至”的评价，也适用于这篇《出师表》。但诸葛亮在表文中提到的方方面面，虽曰“丁宁周至”，却自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体现诸葛亮主政的核心思路。
表文开篇从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说起，蜀汉面临危急存亡之秋；篇中再述及刘备“临崩寄臣以大事”，托付诸葛亮领导北伐讨贼的事业；现在，诸葛亮将要执行刘备的遗命，北伐中原，以期攘除奸凶，还于旧都。为此，他请求后主依刘备遗命，“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授权他领导北伐；因为“今当远离”，所以临行前，诸葛亮对后主反复叮咛，对蜀汉内政作了妥善的安排。
在永安托孤部分，我已分析北伐讨贼与蜀汉当前政治之间的关系。此时，诸葛亮上表后主，即是上承刘备永安托孤之遗意，将北伐讨贼的国策付诸行动，赋予蜀汉政治以鲜明的主题，以此充注蜀汉帝业的合法性，也以此提领起整个蜀汉的内政，并使蜀汉政治呈现出少有的清明。
诸葛亮原本受遗辅政，现在，他要亲典戎旅，远出北伐，为此，他叮咛后主，要三宜三不宜：宜开张圣听，不宜妄自菲薄；宫中府中宜为一体，不宜异同；宜赏罚分明，不宜偏私。最关键的是要“亲贤臣，远小人”，这是鉴于前汉兴隆的经验，也是鉴于后汉倾颓的教训。
诸葛亮将要远出，全心致力于北伐，为辅佐后主，他对蜀汉内政的主要部分——宫中、营中、府中之事，作了妥善的安顿。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的安排。
宫中之事，主要由侍中、侍郎负责。建兴五年，蜀汉的侍中是郭攸之和费祎，侍郎是董允。诸葛亮对这些人的评价是：“此皆良实，志虑忠纯。”《董允传》中说郭攸之“性素和顺”；裴松之注引的《楚国先贤传》中也说：“攸之，南阳人，以器业知名于时。”另外，廖立的怨言中也说到，“中郎郭演长，从人者耳”(1)。撇开其怨愤之意，所谓“从人者耳”倒也印证“性素和顺”的评价。费祎在后主即位时为黄门侍郎，使吴归来后，迁为侍中。孙权曾誉其“天下淑德，必当股肱蜀朝”。董允在后主即位时为黄门侍郎。《董允传》载：“丞相亮将北征，住汉中，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诸葛亮北驻汉中后，旋即请费祎为参军，董允遂替费祎而迁侍中。董允迁侍中后，“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2)。
营中之事，由向宠负责。向宠于建兴元年为中部督，迁中领军，典宿卫兵。“秭归之败，宠营特完。”(3)秭归之败，是指刘备在夷陵猇亭之败。夷陵、猇亭属原刘备据荆州时分立出的宜都郡，张飞和孟达先后领宜都太守，治秭归，故有此称。刘备大军在受到陆逊反攻时，普遍处于一种懈怠和混乱的状态，而向宠所领之军，完好无损。看来向宠治军严整，以约束见长。其人“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诸葛亮任命他负责成都的守卫，而不是用于北伐前线的攻城野战。攻城野战的将领当顺应战场瞬息万变的形势，见利而动，得机而行；而成都的守卫则以确保万无一失为首务。诸葛亮赴永安省疾时，汉嘉太守黄元即以“成都单虚”而据郡反叛。诸葛亮用向宠守卫成都，应该是看重向宠严整的治军风格，可谓用得其人。
府为丞相留府。刘备称帝后，虽设丞相，但丞相并不开府。刘备在世时，应该是尚书令协助刘备处理政务。刘备称帝后即东征，尚书令刘巴随行，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处理后方政务。刘巴死后，李严被召至永安，接任尚书令。刘备死后，尚书令李严同受遗命辅政，但李严留镇永安，并未入中枢辅政，诸葛亮则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中枢权力遂移至丞相府。诸葛亮之后，蜀汉不再设丞相，中枢权力又移至尚书台。蒋琬初主蜀政，即以尚书令录尚书事。蒋琬以大司马开府驻汉中后，费祎接任尚书令；费祎驻汉中后，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以后依次为吕乂、陈祇、董厥、樊建。这是蜀汉中枢机构的变迁情况。
诸葛亮开府后的首任丞相长史为王连。诸葛亮南征前，王连病卒，向朗代之。建兴五年，诸葛亮北驻汉中，成都的丞相府遂为留府，处理后方日常政务。向朗随诸葛亮北驻汉中，张裔为留府长史，蒋琬为留府参军。表文中提到的长史、参军，即指张裔和蒋琬。
诸葛亮北驻汉中前，曾就留府长史的人选征求杨洪的意见。杨洪说：“裔天姿明察，长于治剧，才诚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专任，不如留向朗。朗情伪差少，裔随从目下，效其器能，于事两善。”(4)杨洪建议以向朗为留府长史，张裔为丞相长史随诸葛亮驻汉中。《向朗传》载：“朗少时虽涉猎文学，然不治素检，以吏能见称。”向朗与马谡相善，马谡兵败逃亡，向朗以“知情不举”而被免职，可知杨洪所言“情伪差少”为不诬之论。杨洪说张裔“长于治剧”，许靖亦曾谓其“干理敏捷”(5)，可知张裔也是以吏能见长。但诸葛亮对张裔还别有一层期待。他在给张裔的信中写到：“及其来还，委付大任，同奖王室，自以为与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举仇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犹不相谢也。”(6)他是以金石之交期待与张裔“同奖王室”。
建兴八年，张裔卒后，蒋琬代为留府长史；马忠迁为留府参军，处理后方的日常政务。诸葛亮曾指蒋琬为“社稷之器”，并常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7)
表文中提到的尚书应为尚书令陈震。刘备称帝后，尚书令为刘巴；刘巴卒后，李严代之；李严于建兴四年转前将军。《陈震传》载，建兴三年，陈震入拜尚书，迁尚书令。陈震迁尚书令应在李严转为前将军之后。陈震在建兴七年以卫尉出使孙吴，则未见有人接替其尚书令，直到诸葛亮卒后蒋琬以尚书令主持蜀政。关于陈震，诸葛亮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写到：“孝起（陈震字）忠纯之性，老而益笃。”
诸葛亮用人，驻汉中的丞相长史向朗和杨仪，均以吏能见长，而任后方宫府之事的诸人中，郭攸之“性素和顺”，费祎“天下淑德”，董允“秉心公亮”，向宠“性行淑均”，蒋琬“托志忠雅”，陈震“忠纯之性”，皆以德行见称。对这些人，诸葛亮责以“斟酌损益，进尽忠言”之任，并提醒后主，“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在告诫后主要“亲贤臣，远小人”之后，诸葛亮在表文中列举这些人，“此悉贞良死节之臣”，希望后主亲之信之，事无大小，悉以谘之。如此，“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最后，诸葛亮提醒后主，“深追先帝遗诏”。刘备在给后主的遗诏中写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8)。诸葛亮是在提醒后主，要体会刘备的遗嘱，修身进德。在随后以后主名义下达的诏书中还这样写到，“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才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这既是宣明后主之德，又何尝不是让后主自我约束。
诸葛亮期勉后主修身进德，对任宫府之事者则选人以德，此为基础；贯通内外的行政原则，则为宫府一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意在以宫、府的协调保证蜀政的畅通。宫、府之分，可追溯到汉武帝时候的内朝与外朝之分。汉武帝常以内朝凌驾于外朝之上，丞相如同仆从。对汉武帝这样的雄猜之主来说，此制可满足其集权的需要，且武帝亦能驾驭这种体制。但到东汉后期，尤其是桓、灵之世，则表现为宫中诸中常侍操弄权柄，逾越正常的行政程序，干预政事，致使朝政混乱。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加诸宫府关系错乱，便导致了刘备和诸葛亮“未尝不叹息痛恨”的汉末乱政。宫、府一体，要点在于“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意谓在陟罚臧否、论刑论赏这类事情上，后主不能因宫中而同，因府中而异，从而造成内外有别，宫府对立。宫中府中，各守份际，各司其事，又保持协调畅通，这才是政通人和的关键。诸葛亮行政，涉及宫、府关系时，程序上是非常清晰的。如废黜辅政大臣李严，诸葛亮既有表上后主，又有公文上尚书(9)，他本人也同时给侍中董允和留府长史蒋琬写信(10)。蜀汉后期，宫府关系发生变化。延熙七年（344年），尚书令费祎北赴汉中御敌后，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至延熙九年卒。此为权宜，但有此先例，后遂有陈祇以侍中守尚书令，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后又有樊建以侍中守尚书令。这已近乎宫、府不分了。当然，这是后话。其时，蜀政已然衰败。
就这样，诸葛亮对蜀汉的内政——从后主本人，到围绕后主的宫中之事，再到处理后方日常政务的留府之事，都作了妥善的安排，蜀政因此而理顺。诚如清人何焯所言：“以不懈于内任群司，以忘身于外自效，以修身正家、纳谏任人责难其主，盖此又兴复之本也。”(11)
诸葛亮对蜀政的安顿，效果应该说是比较好的。董允长期负责宫省之事，任侍中长达二十年。史言，“允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辟侫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董允卒后，陈祇代之，始与黄皓勾结弄权。“蜀人无不追思允。”(12)
张裔任留府长史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常感叹说：“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13)其时，诸葛亮尚健在，张裔所说的贤愚佥忘其身，应该是他统留府事的切身认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杨洪。杨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长期任蜀郡太守。由于蜀汉实际统治的地域仅止益州，蜀郡为成都所在，实相当于京畿。《蜀书·杨洪传》载：“始洪为李严功曹，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祇，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蒋琬先为参军，后继张裔为长史，统留府事。史言：“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蒋琬担当的实际上是诸葛亮当年所担当的角色。刘备取荆州四郡后，诸葛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资。”刘备定益州后，诸葛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蒋琬统留府事，负责后方政务，保障了北伐所需的兵源和粮草补给。
《华阳国志》载：“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董）允为四相，一号四英也。”(14)四英相中，诸葛亮亲自主持北伐的事业，董允主宫中之事，蒋琬统留府之事，至于费祎，入则为侍郎、侍中，出则为参军、司马，调和文武，又办外交，频繁至吴，奉使称旨。这是蜀汉政治最好的一段时间。
有论者认为诸葛亮用人，有主客新旧之见。实则诸葛亮用人，最高的原则还是认同汉室，勤于王事，致力于复兴汉室。如张裔为蜀郡成都人，诸葛亮委以统留府事，对他期以“同奖王室”；蒋琬为荆州零陵人，诸葛亮让他继统留府，更密荐为接班人，对他许以“共赞王业”；姜维不过是一个来自曹魏的年轻降人，与原先的所谓主客新旧都毫无关联，诸葛亮却着意加以培养，以其“心存汉室”。其他如吕乂、马忠等人，但凡勤于王事者，皆及时擢拔，处以要职。甚至像吕凯这种出身永昌不韦那样偏远地方的低级郡吏，诸葛亮嘉奖他“执忠绝域”(15)，拔为云南太守。
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受挫后鼓励部下，“自今以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16)这原本就是诸葛亮一贯的作风。《董和传》载：
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幼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有谏止；虽姿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四子终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17)
他举崔州平、徐庶（字元直）、董和（字幼宰）和胡济（字伟度）为例，鼓励部下对直言忠谏不要有所顾虑。董厥，“丞相亮时为府令史，亮称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与之言，思慎宜适。’徙为主簿。”(18)又曾举姚伷为例，勉励僚属广进文武之士。亮称曰：“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迁为参军。又如杨颙，为诸葛亮主簿。诸葛亮尝自校簿书，杨颙排闼直入而谏，诸葛亮改容谢之，迁为东曹掾典选举。杨颙死后，“诸葛亮垂泣三日”，并在给张裔、蒋琬的信中写到：“令史失赖厷，掾属丧杨颙，为朝中损益多矣。”(19)
至于李严，与诸葛亮同受遗命辅政，诸葛亮原本期待与他“戮力以奖汉室”(20)，但李严“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所以诸葛亮与群臣联名废黜了他。
李严一事，既涉及新旧人事，又涉及大政是非，因此，不妨稍费篇章，厘清此事的渊源和性质，以见诸葛亮主政与用人的原则。
两位辅政大臣之间的嫌隙可以追溯到建兴初年。李严与诸葛亮同受刘备遗命辅政。李严留镇永安，应该是出于刘备遗意。其时，孙刘关系虽有缓和的迹象，但并未恢复联盟关系；孟达降魏后，曹魏派兵攻取了东三郡（房陵、上庸、西城）。李严留镇永安，可以监护二境，稳定东部诸郡。建兴四年，“以诸葛亮欲出军汉中，严当知后事，移屯江州”，但按诸葛亮给后主的表文中所说的，诸葛亮是“欲得平兵以镇汉中”（时李严改名为李平），而李严“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还提出分益州东部五郡设立巴州，让他领巴州刺史。同为辅政大臣，诸葛亮领益州，李严领巴州，二人才成“分陕”之势。此议被诸葛亮拒绝；李严也留屯江州，未赴汉中。直至建兴八年，曹魏三路来攻，形势严峻，李严才率军赴汉中。李严却援引曹魏辅政大臣司马懿等人为例，要求开府(21)，诸葛亮拒绝了他开府的要求，但作为妥协，表李严之子李丰主督江州。李严至汉中后，诸葛亮命他以中都护署丞相府事。次年，诸葛亮出兵祁山，李严负责督运粮草。诸葛亮与司马懿、张郃的大军周旋于陇上，通过运动战捕捉战机，与魏军交战，取得斩首三千级的战果。但到夏秋之际，李严却以粮运不继，派参军狐忠（马忠）、督军成藩赴前线，要诸葛亮退兵。而当诸葛亮退还汉中，李严却称“军粮饶足，何以便归？”两位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遂公开化。诸葛亮出具李严的手笔书疏，前后矛盾，李严理拙辞穷，承认其罪责。
建安十三年曹操下荆州时，李严未随刘琮集团降曹，投奔益州刘璋，可见他对曹氏并不认同；刘备取益州时，李严属于较早投降刘备的原刘璋部属，可见他对刘备还是比较认同的，刘备拔用李严为尚书令，临终更委以托孤辅政，显然既要考虑他在刘璋旧属中的代表地位，也要考虑他对自己的忠诚度。
但是，李严对于自己作为辅政大臣的使命显然有着与诸葛亮不同的认识。随着吴蜀联盟关系的稳固，蜀汉东部安全环境改善，诸葛亮希望将李严及其军队纳入其北伐的事业，而李严则对自己作为辅政大臣的待遇感到不满。姑且不论李严“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之类的表现，单以大局而论，李严的表现与诸葛亮全心致力于北伐实在是背道而驰。
李严不得不带两万人马赴汉中后，其子李丰被表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则江州还应留有相当的军队。以蜀降时“带甲将士十万二千”为参照，可知李严在江州时拥有一支实力非常可观的军队。吴蜀联盟关系稳固之后，在江州保留实力如此雄厚的一支军队，已无必要。李严一再推诿将江州的军队调至汉中，只能理解为他拥兵自重。《华阳国志》还载：“刘先主时，都护李严大城江州，周回十六里。”(22)李严为都护是在受遗托孤之后，因此，大筑江州城应该不是在刘先主时，而是李严移屯江州之后的事。李严拥兵自重于江州，还要求从益州分立巴州，要求与诸葛亮一样开府。如按李严的要求，则蜀汉俨然出现两个核心。即令李严并无异图，这与蜀汉当前的政治需要也并不相符，与蜀汉当前的国策并不相符，也与刘备永安托孤的遗意并不相符。前面我已分析过，永安托孤除了安排二人辅政外，更重要的是作了重大政治路线的交代，即北伐讨贼，复兴汉室。蜀汉政权只有在一种光大之势中才能保存。而按李严的要求，蜀汉政治只能在一种保据的态势中萎缩下去。
在刘备去世前后，蜀汉内外危机重重，所以刘备让李严与诸葛亮共同辅政，意在借李严安定刘璋旧属。现在，蜀汉内政安定，当前的国策是北伐，受遗托孤的李严却成了这一事业的阻碍。
诸葛亮在给后主的表中说到，“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在诸葛亮上尚书的公文上，联名的文武官吏，阵容济济，可知此言不虚。诸葛亮在给蒋琬、董允的信还说到，陈震使吴时途经李严处，归来对诸葛亮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可知李严用以安定旧人的角色也已成为过去。
秦汉以来，辅政大臣之间发生矛盾时，无不以酷烈的杀戮告终。汉武帝以霍光、金日、上官桀辅政，后霍光诛上官桀，夷三族；孙权遗命诸葛恪、孙峻等人辅政，最后孙峻杀诸葛恪，夷三族；魏明帝遗命曹爽、司马懿辅政，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曹爽，夷三族。诸葛亮处理李严，只是将其废为平民，徙梓潼郡。其子李丰被调离江州，以中郎任留府参军。诸葛亮病逝后，李严也激愤发病而卒。他知道，唯一可能再起用他的人只有诸葛亮。习凿齿评论说，“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诸葛亮用人，在认同汉室、勤于王事这一原则下，随才录用，所以，向朗、杨仪那样以吏能见长而德行稍逊的人，用于北伐前线，以趋进取；而董允、向宠、蒋琬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则委以宫府之事，以其为政治的根本，也是复兴汉室大业的根本。
概言之，在当时蜀汉，北伐讨贼、复兴汉室乃是最大的政治。它是高扬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旗帜，也是统摄蜀汉内政的主题。唯其如此，当诸葛亮以先帝遗命而要求后主修身进德、克己节俭、任人纳谏时，后主不敢不从；当董允节制后主采充后宫嫔妃人数，后主不敢违拗，抑制黄皓那样“便辟侫慧”的宦人，黄皓不敢为非。唯其如此，当吕乂那样的郡守募兵增补北伐前线时，“无逃窜者”。唯其如此，诸葛亮废黜李严那样的辅政重臣，却未如霍光废黜上官桀那样引起政局的震荡。也唯其如此，蜀汉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才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北伐的进取力量，使蜀汉在危急存亡之秋的困局中站稳脚跟。这是北伐讨贼复兴汉室的主题与蜀汉内政的关系。
第二节 北伐是信念之战
《出师表》最突出的主旨还是北伐讨贼。
诸葛亮上表后，后主旋即下诏，授权诸葛亮率军北伐。陈寿所编《诸葛亮集》中，收录了这篇诏书的原文。后世往往将它视为诸葛亮的文章。清人张澍所编《诸葛忠武侯文集》收录此文时，名为“为后帝伐魏诏”。后世说此文出自诸葛亮的手笔，可能是出于对诸葛亮的景仰，所以尽可能地归美于诸葛亮。刘备称汉中王时的上汉帝表，清人何焯明明知道《华阳国志》中载明为广汉李朝所作，却还说“疑诸葛公润色也”。实则刘备称王的种种筹备是在汉中，而诸葛亮当时镇守成都，一篇表文，如此繁复润色，殊属不必。这篇伐魏诏，文章未必是诸葛亮所拟，但蜀汉既然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北伐又是诸葛亮生死以之的大事，这篇诏书攸关北伐的政治定性和政治宣传，而非普通文章，应该是经过诸葛亮的审视，其主旨应该是由诸葛亮定夺，因而可以视为反映了诸葛亮的思想。
这篇诏书是蜀汉政治史上的又一篇重要政治文献，原文如下：
朕闻天地之道，福仁而祸淫；善积者昌，恶积者丧，古今常数也。是以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
曩者汉祚中微，网漏凶慝，董卓造难，震荡京畿。曹操阶祸，窃执天衡，残剥海内，怀无君之心。子丕孤竖，敢寻乱阶，盗据神器，更姓改物，世济其凶。当此之时，皇极幽昧，天下无主，则我帝命，陨越于下。
昭烈皇帝体明睿之德，光演文武，应乾坤之运，出身平难，经营四方，人鬼同谋，百姓与能。兆民欣戴，奉顺符谶，建位易号，丕承天序，补弊兴衰，存复祖业，诞膺皇纲，不坠于地。万国未静，早世遐殂。
朕以幼冲，继统鸿基，未习保傅之训，而婴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载前绪，未有攸济，朕甚惧焉。是以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才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欲奋剑长驱，指讨凶逆，朱旗未举，而丕复陨丧，斯所谓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残类余丑，又支天祸，恣睢河、洛，阻兵未弭。
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董督元戎，龚（恭）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
昔项籍总一强众，跨州兼土，所务者大，然卒败垓下，死于东城，宗族焚如，为笑千载，皆不以义，陵上虐下故也。今贼效尤，天人所怨，奉时宜速，庶凭炎精、祖宗威灵相助之福，所向必克。
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掎角其后。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
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今旍麾首路，其所经至，亦不欲穷兵极武。有能弃邪从正，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国有常典，封宠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叶、中外，有能规利害、审顺逆之数，来诣降者，皆原除之。昔辅果绝亲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项伯归汉，皆受茅土之庆。此前世之明验也。若其迷沈不返，将助乱人，不式王命，戮其妻孥，罔有攸赦。广宣恩威，贷其元帅，吊其残民。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称朕意焉。(23)
这是一篇武王伐纣式的诏书。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篇檄文。篇末也确实表明，它将“露布天下”。这篇文献，旨在给北伐以政治定性，也为北伐作政治宣传。
诏书以“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的三代兴衰轨迹，验证“福仁而祸淫”的天地之道和“善积者昌，恶积者丧”的古今常数。以此为基准，对汉末以来的历史进行了一番阐释。从董卓之乱开始，到曹操“窃执天衡”，曹丕“盗据神器”，再到曹睿这样的“残类余丑”，“恣睢河洛”，以至汉祚中微，帝命陨越。刘备应天顺民，建位易号，继承汉室，不幸中道崩殂；刘禅继统鸿基，光载前绪。现在，诸葛亮由刘备遗命相托，由后主明确授权，将率大军北伐，“除患宁乱，克复旧都”。经过这番论述，曹氏在北方的统治，定性为凶为逆，为篡为盗。诸葛亮的北伐便如武王伐纣一般，属于“恭行天罚”。
自秦汉以来，德与暴、善与恶、福与祸、兴与亡，便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用以总结盛衰兴亡的最核心的概念。这组概念的对称性也基本上揭示了兴亡转换的轨迹。诏书中将这一轨迹拔到天地之道和古今常数的高度，意谓善恶与兴亡的对应关系乃是亘古不变的规律。
诏书中再次引用了刘项之争的历史作例证。刘邦开创大汉基业的经验，其实也验证了“善积者昌，恶积者丧”的古今常数。而且，这一规律就运用和贯彻在刘邦取天下的战略指导中。刘邦还定三秦后，东向以争天下。到洛阳后，有三老董公建议刘邦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师出无名，事故无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24)
“顺德者昌，逆德者亡”与“善积者昌，恶积者丧”，意旨完全一致。要让这一规律成为战略指导，要点在于判明彼此的善恶归属。“明其为贼”，才师出有名；师出有名，才能争取到广泛的支持者。刘邦采纳了董公的建议，为义帝发丧，并发使遍告诸侯，指明项羽放杀义帝，大逆无道，自己“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此举堪称政治大手笔。后来刘邦又布项羽十大罪，也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在短短的时间内，项羽就由天下诸侯尊奉的霸主变成了天下人的“共敌”，刘项之争因此而成了善恶之争，刘邦东向以争天下的行为也因此而成了为天下人除残去暴的义举。刘邦能获得诸侯的拥护，以弱为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消灭项羽统一天下，实得益于此。
汉兴的历史，是诸葛亮一再借鉴的经验。诸葛亮在《正议》篇中也曾以刘邦灭项羽的例子来表明，王者之兴，在德不在力。“据道讨淫，不在众寡”。这篇北伐诏的主旨，与诸葛亮的《正议》篇、与刘备称帝时的告天之文，一脉相承。刘备在称帝时的告天之文中以“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来表明，刘氏仍享有天命，他是刘邦和刘秀事业的继承者，他将“恭行天罚”，完成汉室的再次复兴；诸葛亮作《正议》篇，则是在蜀汉内有帝业合法性危机、外有曹魏“欲使举国称藩”的和平统一攻势的内外危机中，坚定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念；现在，诸葛亮北伐，正是在秉承刘备的遗命，践行他复兴汉室的信念。
一如他在《正议》篇中表明过的，复兴汉室的事业是“据正道而临有罪”，此时，他定性蜀汉的北伐是“恭行天罚”，是“指讨凶逆”，是“除患宁乱”，是伐罪。如此定性北伐的政治性质，北伐才是善对恶、正义对不正义的战争；如此定性北伐，它才不是穷兵黩武，也不是争地逐利；如此定性北伐，它在蜀汉内部才能获得认同和支持，才能够产生凝聚力；如此定性北伐，它在北方才能产生号召力，以争取响应。
更重要的是，如此定性北伐，致力于北伐的这个政权的政治定位才足够清晰：北伐的旌旗所指，曹氏为凶为逆为盗为篡，被攘夺的天下才仍是汉室的天下，而这个政权正代表汉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北伐在撑起汉室；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北伐在支撑蜀汉政权的合法性。
对诸葛亮来说，北伐讨贼，并非一纸虚文。在那个时代，以善恶与顺逆来为自己正名，稍有政治头脑者，都应该知道。曹操会把自己对群雄的征讨说成是“奉辞伐罪”，审配也把袁绍对曹操的战争比作“武王伐纣”，陆逊也把对刘备的战争说成是“以顺讨逆”，日后魏明帝也会把诸葛亮说成是“淫昏之党”，把诸葛亮的北伐说成是“驱略吏民”、“盗利祁山”。似乎谁都可以拿善恶来为自己脸上贴金。善恶之争也就变成了口水之争，结果只能说是成王败寇，由最后的胜利者来分贴善恶的标签。以此之故，人们也就把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道义主张和价值诉求视为虚文，视之蔑如。战略思维的水平也就愈趋低下。
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里，道义之争——善恶与顺逆的判明——对于政治斗争的意义，是经由人心的认同而显明出来的。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在于争取这种认同，更在于塑造这种认同。在具体的历史环境里，形势往往错综复杂，矛盾关系也错综复杂，问题往往具有多面性。纷乱世局中的人们，却渴望看到安身立命的希望。唯有从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提炼出简明的主线，历史才会形成起伏浮沉的汹涌力量，而不是涓涓散流。将天下分判为简明的善恶阵营，肯定有一个简化的过程。连子贡都说商纣王可能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恶，只是居天下之下流，所以众恶归之。言与行违，固然不能赢得认同；但若不能将一种行动的道义与价值意义简明地凸显出来，它也难以赢得认同。檄文之类的文宣之争，旨在突出一个鲜明的视角，引导人们去认识当前的形势，从而知所取舍，知所趋归。一种政治势力的兴起，往往是顺应一种潮流，更推动这种潮流，直到把自己推到历史的浪尖。顺应潮流又推动潮流，即是争取认同更塑造认同的过程。但顺应潮流与推动潮流，往往交融在一个难以分厘的浑厚流程里；同样，高明的战略家往往将争取认同与塑造认同彼此内置到浑圆不着痕迹。
高明的策略是在议题和行动中显明彼此的善恶归属，而不只是一纸虚文。就拿刘邦来说，他是以为义帝发丧这一具体的议题来移转天下人看待刘项之争的视角，让自己站在讨逆的立场上；即使是在战况最艰难时，他也以荥阳和成皋的坚守，来坚守这一立场。日后诸侯们推戴他称帝时，便把“诛暴逆”——暴指秦，逆指项——作为他帝业的功德基础，显示出在大家的认同中，刘项之战就是刘邦讨逆之战。而塑就这一认同的，正是为义帝发丧这样的政治大手笔和他在艰苦卓绝中的坚守。
诸葛亮的北伐也是如此。他北屯汉中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成都，没有回过巴蜀，即使是处理废黜李严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回过成都。虽然有过挫折，却并不颓唐，他锲而不舍，屡挫屡战，愈挫愈奋。他最后死在北伐的前线。他遗命葬在汉中——他长年经营的北伐基地。他以他生前的努力和身后的安排，立起一个努力北伐的坚定身影，即使是在身没之后，依然魂魄依依，期勉他的后继者们，致力于他未竟的事业——北伐讨贼，复兴汉室。
对诸葛亮来说，北伐是信念之战。他努力北伐的身影有多坚定，北伐的旌旗有多高扬，对汉室的信念才会有多坚定。
刘备遗命后主兄弟，对诸葛亮事之如父。诸葛亮对后主反复叮咛，谆谆教导时，他确实表现出父执辈的尊严和慈爱；而在念及自己就要远出北伐时，竟然“临表涕零”。回顾生平明其素志的部分，辞情感人。那一刻，似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充盈在诸葛亮的胸怀。知其不可为而毅然为之，唯有生死以之。
在中国古代，继绝兴微被赋予一种德的光芒，正在于它是在风雨如晦的逆势境遇里，毅然扶持孤弱的正义与良善所焕发出的崇高感。继绝兴微，复兴汉室，诸葛亮将其当成自己生死以之的使命，也将其变成蜀汉上下“贤愚佥忘其身”的使命，因此，蜀汉虽据巴蜀一隅之地，但在诸葛亮主政时期，蜀汉内政表现出少有的清明，蜀汉处于最弱的一方却最具进取性。蜀汉政治整体上表现出一种上扬感，而无割据偏安的萎缩感。
这是诸葛亮的北伐所焕发出的理想性的一面。正是由于这一理想性，他复兴汉室的事业虽然最终没有成功，却赢得了后世的同情和敬重，赢得了后世的景仰。
诸葛亮的北伐，是为汉室的信念而战，为继绝兴微的使命而战。这一信念，融贯在这篇感撼千古的表文里，融贯在随后开展的北伐行动中。
(1)《蜀书·廖立传》。
(2)《蜀书·董允传》。
(3)《蜀书·向朗传》附《向宠传》。
(4)《蜀书·杨洪传》。
(5)《蜀书·张裔传》。
(6)《蜀书·杨洪传》。
(7)《蜀书·蒋琬传》。
(8)《蜀书·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
(9)《蜀书·李严传》。
(10)《蜀书·陈震传》。
(11)《义门读书记》第二十七卷《蜀志》，中华书局1987年6月第1版。
(12)《蜀书·董允传》。
(13)《蜀书·张裔传》。
(14)《蜀书·董允传》注引《华阳国志》。
(15)《蜀书·吕凯传》。
(16)《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17)《蜀书·董和传》。
(18)《蜀书·诸葛亮传》。
(19)《蜀书·杨戏传·季汉辅臣赞》注引资料。
(20)《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所载诸葛亮与李严之子李丰书：“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
(21)曹丕为明帝安排的辅政大臣曹休、曹真、司马懿、陈群等人均开府，事见《魏书·陈群传》。
(22)《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
(23)《蜀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
(24)《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高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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