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联盟的政治问题
诸葛亮主政后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恢复与孙权的联盟关系。
刘备死前，孙刘关系便已出现缓和。《蜀书·先主传》载：“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怯，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吴书·吴主传》亦载：“十二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1)这一年是公元222年，在蜀汉为章武二年，在吴为黄武元年。
次年，刘备死后，孙权还派人吊刘备之丧。韦昭的《吴书》载：“权遣立信都尉冯熙聘于蜀，吊备丧也。”(2)
孙刘关系开始缓和，但孙权仍与曹魏通使。《吴书·吴主传》在叙述郑泉聘蜀一事后说到，“然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后年乃绝”。韦昭的《吴书》中也说到，冯熙使蜀后，又出使曹魏，最后死于曹魏。因此，这期间吴蜀通使，只是实现了关系的缓和，并未恢复联盟关系。此时，魏蜀吴三国的关系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状态。诸葛亮也看到了这种状态。《蜀书·邓芝传》载：“丞相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诸葛亮开始致力于蜀吴联盟关系的恢复。
蜀汉建兴元年（223年），诸葛亮派邓芝出使江东。裴松之注引《吴历》补充了邓芝来聘的一些细节：“蜀致马二百匹，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后，聘使往来以为常。吴亦致以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吴书》记此事于吴黄武二年（223年）。“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由于孙权此年改用乾象历，蜀仍用四分历，则邓芝抵达江东的时间，相当于蜀汉建兴元年十月。刘备的葬礼是在该年八月，葬于惠陵。冯熙吊刘备之丧，邓芝出使江东，这两件事在时间上差不多前后相连。诸葛亮应该是从孙权遣使吊刘备之丧一事，看到了双方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但是，邓芝刚到江东时，孙权并没有及时接见。正如诸葛亮所忧虑的，“权果狐疑，不时见芝”。邓芝给孙权写信，表示此行“亦欲为吴，非徒为蜀也”，孙权这才接见。《蜀书·邓芝传》载：
权乃见之，语芝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偪，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绝魏，与蜀连和，遣张温报聘于蜀。
从二人对话中可以看到，邓芝用以说服孙权“与蜀连和”的道理，主要还是形势与利害的分析。吴蜀双方，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双方恢复联盟，进可以兼并天下（消灭曹魏），退可以鼎足而立（各自保全）。共同对抗强大的曹魏，仍是联盟的现实基础。
吴黄武三年（蜀汉建兴二年，224年）夏，孙权“遣辅义中郎将张温聘于蜀”。孙权遣张温报聘于蜀，标志着吴蜀正式恢复联盟关系。这与《吴书·吴主传》叙述黄武元年郑泉聘蜀一事时所说的“至后年乃绝（曹魏）”，可相印证。
建安年间，孙刘从结盟走到兵戎相见；其间，又经历了刘备称帝、孙权背盟降曹并受封吴王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现在，双方从实现缓和到恢复联盟，政治关系比建安年间更加复杂。因此，双方在处理联盟关系时，势必会遇到一些微妙的政治问题。如何处理这些政治问题，攸关联盟关系的稳定。
蜀汉章武二年（吴黄武元年，222年），孙权派郑泉聘刘备于白帝时，便交代郑泉说：
近得玄德书，已深引咎，求复旧好。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3)
当时，双方都感到有缓和关系的必要，但是，刘备已经声称作为汉室的继承者，自立称帝，孙权的头衔则是曹魏所封的吴王。那么，缓和之后，双方算是什么关系呢？从孙权对郑泉的交代看，他承认刘备的汉中王身份，当然也就意味着不承认其汉帝身份。郑泉使蜀后，刘备问：“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4)看来刘备在给孙权的书信中，用的是汉帝的身份，他可能希望孙权能承认他的这一身份。孙权当然不会承认。吴王原是魏爵，脱离曹魏，吴便成了独立的王国；孙权若承认刘备为汉帝，就又变成了蜀汉的藩臣。他给郑泉的交代，即是在交代此事。承认刘备为汉中王，他本人为吴王，这样，双方的身份才对等，双边关系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邓芝聘吴后，孙权派张温使蜀以报聘。张温行前，孙权又有一番交代。《吴书·张温传》载：
权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丕。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
孙权的交代，是希望张温就他曾经降曹一事向诸葛亮作个漂亮的解释。降曹一事，是孙权在政治上的一块心病。孙权在接受曹丕所封吴王时，就对江东群臣作过辩解。《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
权群臣议，以为宜称上将军九州伯，不应受魏封。权曰：“九州伯，于古未闻也。昔沛公亦受项羽拜为汉王，此盖时宜耳，复何损邪？”遂受之。
孙权援引刘邦曾接受项羽所封汉王一事，来解释自己接受魏封只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黄武二年四月，孙权又对群臣解释了一番：
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陆逊选众以待之。闻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发，便当与西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诸君似未之尽，今故以此相解耳。(5)
孙权反复辩解，恰好说明降曹一事已成为他政治上的心病。在江东内部，孙权都觉得“低屈之趣，诸君似未之尽”，在联盟间，这更是一件尴尬的事。他与曹操本为姻亲，却以骂曹操为“汉贼”而与之公开决裂，跟刘备结盟抗曹；后又降曹称藩，接受曹魏的封爵，而与刘备对抗；现在，又背弃曹魏，转而与蜀汉恢复联盟。孙权再次背曹时，曹丕便在给他的信中以“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6)指责孙权在政治上反复无常。吴蜀双方虽以利害上的考虑而再次走到一起，但回头面对那段经历，总是一件尴尬的事。因为这攸关政治名分，也攸关联盟间的信用。
当年，孙坚孙策父子曾为逆臣袁术的部曲，此事构成孙策的一块心病。张纮出使许昌时，便成功地向许昌方面宣扬出一个忠心于王室的孙策形象，孙氏兄弟在政治上总算走出了逆臣袁术的阴影。孙权希望张温使蜀时，发挥他“文辞占对，观者倾竦”的才华，就此事对蜀汉方面作个漂亮的解释，就像当年张纮在许昌所表现的那样。但是，张温看来并没有完成好孙权交付给他的使命。
张温在江东享有盛名，深受顾雍、张昭等人的敬重。顾雍甚至称张温“当今无辈”。孙权召见后，“改容加礼”，拜张温为选曹尚书，掌选举；又徙太子太傅，确实是“甚见信重”。但是，张温使蜀归来不久，即被废黜，“斥还本郡，以给厮吏。”作为江东四姓之一的张氏家族亦为之废黜。
从孙权废黜张温的令中可以看到，张温使蜀的表现是其罪责之一(7)。但孙权的令中却只提到张温携同殷礼使蜀，“扇扬异国，为之谈论”。按骆统的辩解，这事其实并不为过。陈寿在叙述此事的时候说：
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会暨艳事起，遂因此发举。(8)
陈寿的叙述，不知是出于他本人的判断，还是在收集的资料中见到过这样的议论。裴松之注引的《会稽典录》中也提到：“亮初闻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9)以诸葛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的用人标准看，他未必会将张温被废的原因归结为“清浊太明，善恶太分”，但从这则史料中可以看到，张温被废一事在当时即引起过蜀汉方面的关注。陈寿将张温行前与孙权的对话、使蜀时诣阙拜章的文书、孙权废黜张温的令和骆统为张温辩护的表都全文收录，显示他对张温被废背后的原因非常重视。因此，陈寿说张温被废是因为孙权“阴衔温称美蜀政”，就算是出自陈寿的臆断，这也可以说是代表一个蜀人对此事的认识。而此事，原本就涉及蜀吴两国的政治关系。
孙权希望张温对诸葛亮解释一下自己何以一度附曹，张温当场就说，“诸葛亮达见计数，必知神虑屈申之宜”。言下之意，这事用不着解释。张温至蜀后，诣阙拜章曰：
昔高宗以谅暗昌殷祚于再兴，成王以幼冲隆周德于太平，功冒溥天，声贯罔极。今陛下以聪明之姿，等契往古，总百揆于良佐，参列精之炳燿，遐迩望风，莫不欣赖。
殷商时，高宗武丁即位，居父忧，三年不言，后得傅说为相，终于完成殷的复兴；周初，成王以幼冲之年即位，赖周公辅佐，终于光大周德使天下太平。张温拿历史上的两位圣王来比拟蜀主刘禅，称颂刘禅聪明之姿，又有诸葛亮这样的良佐辅弼，总揆百僚，必能光大汉德，复兴汉室。
张温拜章中所称高宗“谅暗”、成王“幼冲”，尤其契合于刘备刚死、刘禅嗣位时的蜀中情势。正是这一情势，需要诸葛亮苦口婆心地向杜微那样的巴蜀士人解释“朝廷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爱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汉室”，也正是这一情势，需要吕凯以“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去辩护刘备之死并不妨碍汉室的再次复兴。在这一情势下，张温这样享有盛名的江东名士，如此盛赞蜀汉君臣，不啻是在政治上对蜀汉有加分的作用，简直是为“天下之人思慕汉室”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例证。
张温的拜章中还提到，“陛下敦崇礼义，未便耻忽。臣自远境，及即近郊，频蒙劳来，恩诏辄加。”可知张温入境后，蜀汉方面一再地派人慰劳。从“恩诏辄加”一语看，蜀汉应该是以天子接待使臣的礼仪接待张温。而张温“以荣自怯，悚怛若惊”(10)。他拜章中的表述也等于承认蜀汉的帝号。截至此时，孙权都没有承认。看来，他要么是不曾意识到这一切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要么是这一切原本就符合于他本人的政治观念——认同汉室，就像江东四姓中的另外一位名士——陆氏家族中的陆绩——直至临死仍把自己称作“有汉志士”一样。(11)
如果刘禅在诸葛亮的辅佐之下——就像张温所比拟的，高宗在傅说辅佐下完成殷的复兴、成王在周公辅佐下平定天下——真的完成汉室的复兴，那么，孙权置于何地？从孙权的立场看，张温使蜀的这一系列表现，确实有违政治正确。所以，陈寿说孙权“阴衔温称美蜀政”，虽属臆断之语，但若将张温使蜀的表现放在吴蜀政治关系中看，这个结论应该是无须臆断而一目了然。“恐终不为己用”，孙权可能据此而认为张温在政治上对自己并不认同，而他又“声名大盛，众庶炫惑”，那就可能影响到孙权在江东的基业了。
这应该是孙权废黜张温的主要原因。不过，这又是一个不能明说的理由。如果明确地以张温使蜀的那些表现作为罪证而废黜他，这又会影响吴蜀关系。孙权在废黜张温的令中，泛泛地列举了五六个方面的罪证，而对于使蜀的表现，却只提到殷礼一事。孙权所列的罪证，大多为意图的推断，而不是确凿的事实。孙权将张温与暨艳案扯在一起，按清人何焯的看法，是“欲移众之怨艳者，使之怨温”。(12)这样，废黜张温这样的江东大姓而不会引起其他人的疑惧。称美异国，在政治上是一件非常忌讳的事。在孙吴的历史上，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吴元兴元年（264年），也就是蜀汉灭亡后的第二年，司马昭想趁灭蜀之势，令吴归顺，派前吴降将徐绍、孙彧使吴。次年三月，吴主孙晧遣使随徐绍、孙彧北上报聘。吴魏又开始通使。但徐绍行至濡须后，又被孙晧召回杀了，家属亦遭流徙。后有说法传出，徐绍被杀的原因是“称美中国者故也”(13)。
张温使蜀是联盟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张温使蜀时，蜀人“甚贵其才”，而张温归去后不久即被废黜。这自然会引起蜀汉方面的关注。诸葛亮听说后，竟会“思之数日”！诸葛亮应该不会不从两国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看此事吧。张温使蜀后被废一事，反映出吴蜀虽然恢复联盟，但两国的政治关系仍是一件复杂而微妙的事。
《蜀书·邓芝传》在张温聘蜀一事后写到，“蜀复令芝重往”。诸葛亮派邓芝再赴江东，应该与张温被废一事有关。张温使蜀后被废，可能会让诸葛亮担心联盟出了什么问题。所以，他派邓芝再赴江东，以期巩固联盟(14)。
《蜀书·邓芝传》载：
权谓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
邓芝再次使吴，双方开始触及政治关系。孙权希望，两国对等并立成为一种常态。即使是在灭魏之后，也是“二主分治”。对于蜀汉来说，在现实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需要维持与孙权的联盟关系，但在政治立场和政治论述中，却不能接受两主对等并立。“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天命是帝业的最高依据。蜀汉把自己定位为汉室的继承者，汉室仍享有天命，这个政权才有合法性。天命不可能一分为二，大地就不可能“二主分治”。对蜀汉来说，消灭曹魏之日，便是汉室复兴之时。那时，如果孙权未能深识天命，顺应天意，双方再“提枹鼓”而战，以正天命(15)。邓芝的答辞，在坚守本国政治立场与维持联盟关系二者之间，把握着一个恰当的分寸，话讲得理正而率直。孙权也当面表示欣赏他的坦率。所以，他在给诸葛亮的信中说，“丁厷掞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惟有邓芝”(16)。
吴蜀刚刚恢复的联盟关系，未受张温被废一事的影响，三国关系的大势却为之一变。曹丕因为孙权绝魏而和蜀，乃于魏黄初五年（蜀汉建兴二年，吴黄武三年，224年）大举兴师伐吴。次年三月，又大举伐吴。曹魏的主要军事压力指向了孙权。孙权受此压力，对于联盟的需要也就进一步增强。诸葛亮却得以腾出手来，解决南中叛乱的问题。
建兴三年（225年）三月，也就是曹丕第二次大举伐吴时，诸葛亮率军南征四郡。诸葛亮南征时，孙权将早先安置在交、益界首的刘璋之子刘阐召还江东。据《蜀书·陈震传》，建兴三年，陈震“奉命使吴”。诸葛亮南征、陈震使吴与孙权召还刘阐，这三件事应该存在一种联系。吴蜀关系敌对时，孙权将刘阐置于交、益界首，与蜀汉南中的反叛相呼应。诸葛亮南征，必然会因刘阐而触及吴蜀关系。他派陈震使吴，应会交涉此事。召还刘阐，可以算是孙权履行联盟义务而表现出的一种善意。对于蜀汉来说，南中诸郡少了一个外部干扰因素。蜀汉已开始从联盟关系中受益。
该年十二月，南中平定，诸葛亮回到成都。从南中归来后，诸葛亮又派费祎为昭信校尉出使江东，董恢以宣信中郎将为副使。其时，诸葛亮主政已有两三年，蜀政渐渐理顺，南中已然平定。诸葛亮“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17)。他已开始筹备北伐。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诸葛亮派费祎使吴。费祎原为黄门侍郎，诸葛亮派他使吴时的头衔是昭信校尉。昭信二字，意谓孙权履行同盟义务，信用已昭。费祎此行，应该会对孙权召还刘阐一事表示肯定，总的目的还是巩固联盟，以利蜀汉马上就要开始的北伐。
蜀汉建兴四年（魏黄初七年，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次年春，诸葛亮北屯汉中，开始着手北伐。联盟被纳入北伐的政治大势。蜀汉的北伐诏书中写到：“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掎角其后。”(18)蜀汉建兴六年（吴黄武七年，228年），诸葛亮出兵攻祁山；该年冬，又出兵攻散关。这年五月，吴鄱阳太守周鲂试图以伪降诱击魏将曹休；八月，孙权亲至皖口，遣陆逊督诸将大破曹休于石亭。对蜀汉的北伐事业来说，作为同盟的孙权确实发挥出了“掎角其后”的作用。
但联盟间终究要面对一个棘手的政治难题。蜀汉建兴七年（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汉晋春秋》载：
是岁，孙权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19)
孙权称帝，并告知蜀汉方面，希望并尊二帝。这事抛给蜀汉方面一个政治难题。如果蜀汉不承认孙权的帝号，以维护蜀汉帝业的核心论述——汉室仍享有天命，天下仍是汉室的天下，蜀汉是汉室的继承者——这势必会影响联盟关系，联盟可能就此终止；如果为维持联盟而承认孙权的帝号，蜀汉帝业的核心论述却可能因此而被动摇。“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从上一年东、西战场上的情形看，这当然不是平允之论。蜀汉的群臣们面临了一种两难的局面。
诸葛亮对此事的认识是：“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如果拒不承认孙权的帝号，联盟势必破裂，东西方将再次对立，要完成复兴汉室的事业，就只有先灭江东，再谋曹魏；而江东贤才尚多，将相和穆，非一朝可定；东西对峙，也会分散蜀汉的力量。若应权通变，维持与江东的联盟，孙权积极北伐自是最好；就算孙权不积极北伐，也能牵制曹魏在淮南的兵力，蜀汉也没有东顾之忧，这也有利于蜀汉的北伐事业。
诸葛亮主张维持联盟。但在政治上如何定性孙权称帝呢？诸葛亮也认为孙权称帝确属僭逆，但出于“应权通变”，对孙权“略其釁情”，以使蜀汉的北伐事业获得“掎角之援”。待到消灭曹魏之后，再来处理孙权的问题。这与邓芝使吴时在此问题上表现的立场是一致的。诸葛亮最后的裁示是，“权僭之罪，未宜明也。”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外有别的处理方式。就是在蜀汉集团内部认定孙权称帝确属僭逆，这意味着蜀汉在事实上不承认孙权的帝号；但在联盟间又不公开否认。这个结论，对内，维护了蜀汉帝业的核心论述；对外，维持了与孙权的联盟关系。
于是，诸葛亮遣卫尉陈震出使江东，庆贺孙权践阼。陈震入吴境后，在通关文书中有“剖判土宇，天下响应，各有所归”(20)之类的话，可知随后就要上演的一幕，应该是吴人“以并尊二帝来告”时便提出过的建议。陈震至武昌后，孙权与他歃血为盟，相约吴蜀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四州属吴，兖、冀、并、凉四州属蜀；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
吴蜀歃血为盟，并定盟约，中分天下，这主要是出于孙吴的政治需要。这份盟约的文本，出自孙权文胆胡综的手笔。
天降丧乱，皇纲失叙，逆臣乘衅，劫夺国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睿么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厥诛。昔共工乱象而高辛行师，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
今日灭曹，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夫讨恶剪暴，必声其罪，宜先分裂，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义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
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戮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
这篇盟约文，字面上的意思是讨贼灭曹，中分天下；实际的目的是“并尊二帝”。虽然曹魏未灭，但在孙权描画的天下图景中，天下已经一分为二。天下既已一分为二，孙权所希望的“并尊二帝”也就成立。孙权为什么如此在乎“并尊二帝”呢？他既已称帝，难道就不想统一天下？
赤壁之战前，孙权的身份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孙权背盟袭荆州后，曹操表他为骠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按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他与江东士民并无君臣名分。夷陵之战前，孙权正式投降曹魏，曹丕封他为吴王，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并将荆州和扬州在江南的八郡全都划为荆州(21)，这基本上就是孙权实际控制的区域，也是后来孙吴的版图。这样，孙权与江东士民开始有了君臣名分。(22)
但此时孙权的吴王却是大魏帝业下的吴王。即使他后来脱离了曹魏，也只是一个独立的王国。他不可能闭起吴境，自加帝号，便进身成了吴帝。孙氏对曹氏，两度降附，又两度背叛，他在中原再也不可能有号召力了。这样，他要像刘邦灭掉项羽那样——按他对群臣们辩护时所比拟的，刘邦也接受过项羽所封的汉王，但最终消灭了项羽，建立了大汉的帝业——灭掉曹魏，从大魏的帝业下蜕茧而出，由吴王而变成吴帝，这基本上不大可能。他曾与刘备结盟，又背盟袭荆州，这样，他在巴蜀也不可能有号召力。概言之，孙权以降曹为代价而背盟袭荆州后，他事业的极限就只能是保据江东了。而他又想称帝，以强化他与江东士民的君臣名分，巩固他在江东的统治。他的政治版图，仅限于江东一隅之地，无缘于中原，也无缘于巴蜀。想要称帝，仅靠谶纬祥瑞之类的造势，究是不够。他得有一套完整的帝业合法性论述。天命是帝业的最高依据，没有一个完整的天下图景与其帝业相洽，帝业的天命论证终是无法自洽。孙权称帝的合法性究是不够具足。
这是孙权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在他称帝，而不是吴蜀恢复联盟时——搞这个盟约的原因。他希望，以蜀汉对他帝号的承认来增强他帝位的合法性。他要以歃血为盟誓诸天地群神的庄严神圣，确认吴蜀对彼此帝号的承认，“并尊二帝”，进而通过中分天下的约定，将自己的帝号拔升到整个天下的图景之中。这样，他帝号的合法性将因此而得到增强。
但是，孙权的这番政治操作逻辑上却不能自圆其说。他希望以蜀汉对他帝号的承认来增强其合法性，但蜀汉的国号其实是汉。而根据他称帝时的告天之文中所表述的，汉历数已终。孙权在登基时昭告皇皇后帝：“汉享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禄祚运尽。”有意思的是，孙权所说的汉的历年数，比曹丕所说的多出了八年。曹丕称帝时的告天之文中说：“汉历世二十有四，践年四百二十有六。”曹丕是从高帝元年算到汉献帝禅让，孙权则把221年到228年这八年仍算作汉的历年，而在告天之文中说这八年“皇帝位虚，郊祀无主”，这才自洽。他在告天之文中明确地讲，“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23)，吴是代汉而兴的新的帝业。孙权把自己的年号定为黄龙，即是根据五德终始说，表示吴以土德代汉火德。然而，他为示“并尊二帝”而正与之歃血为盟的盟友，国号其实仍然叫作汉。并尊的二帝，其实是吴帝与汉帝。而承认后主为汉帝，就等于说天意并未去于汉，汉氏并未绝祀于天。这是孙权的政治操作中明显矛盾的地方。
蜀汉可以用一种内外有别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矛盾，因为蜀汉只需要孙权作为其北伐事业的“掎角之援”；孙权却还指望蜀汉对其帝号的承认来增强其合法性。这个意图主要是出于江东内部的政治需要，因此，在政治论述上，孙权绕不开这个矛盾。
于是，盟约中对诸葛亮着力进行了一番颂扬。在盟约中，连两国的君主都不曾提及，却对一国的丞相大力颂扬，在历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例。有人将这作为诸葛亮威德被时人认可的表现，却未细究背后的原因。孙权以“天意已去于汉”作为自己称帝的前提，却又指望西边那个政权对自己帝位的承认来增强其合法性。西边的那个政权其实以汉为号。正如我们在其他场合看到的那样，只要可能，他会尽量避开那个汉字，而把它叫蜀。但是，在盟约这种双边文书中，却又不得不称它为汉。这与他称帝的政治论述明显矛盾。他绕不开这个矛盾，便尽量淡化这个矛盾。盟约中将诸葛亮“威德远著”的个人光芒凸显出来，西边那个政权以汉为号的事实，便会相形淡化。借诸葛亮“威德远著”的光芒，将“并尊二帝”的格局“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实际上是要使江东士民咸共闻知。在盟坛之下，孙权可能更愿意强调诸葛亮——而不是那个以汉为号的政权——对自己帝号的承认。当然，他不知道，诸葛亮实际上说的是，“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为达到“并尊二帝”的目的，孙权要与蜀汉相约中分天下。按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应该是“王者无外”，天下怎么可以中分？为相约中分天下，盟约中援引了春秋之义。“是以《春秋》晋侯伐卫，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义也。”所谓分卫人之田以畀宋人，这是城濮之战前晋国君臣为争取与国、孤立楚国又激怒楚国而采取的一个策略。晋侯让宋人去贿赂齐秦两国，而分曹、卫之田以弥补宋人，争取了齐秦两国的支持；其实后来晋侯又许复曹、卫之田，让曹、卫两国告绝于楚。这事与吴蜀相约分割魏境以中分天下，可以说是毫无可比性。这种牵强的援引，显示出江东君臣搜寻经典，实在找不出可以援引的古义，以证明天下还可以一分为二。
更有意味的是，孙权与蜀汉相约分割魏境，但分割的并不是曹魏的行政版图，而是东汉兴平元年以前的行政版图。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始置雍州，东汉遂变成十四个刺史部。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并十四州为九州，裁撤了青州和司隶校尉部（司州），将并州和幽州并入冀州，凉州并入雍州。曹丕即位后，将撤并诸州全都恢复，雍州如故。在孙权的分割方案中，却不涉及雍州。孙吴已占有荆、扬、交三州，豫、青、徐、幽四州相约属吴，蜀汉已占有益州，兖、冀、并、凉四州相约属蜀，再加上司州，合起来正好是大汉帝国天下十三州。孙权分割的实际上是大汉帝国的版图。
诸州分割，犬牙交错。对于司州，孙权还特地单独作一分割。司州以函谷关为界而分割，显然是指两汉的司隶校尉部。曹魏的司隶校尉部只是原两汉司隶校尉部中函谷关以东的部分，函谷关以西已属雍州。如果按曹魏的行政区划来分割，将雍州分给蜀汉，司州分给孙吴，其他州不变，双方所得地盘与孙权的分割方案实际上是一样的，所得州数也都一样，即各占五州。孙权却按两汉的行政区划来分割，不提雍州，而对原两汉的司隶校尉部单独作一分割，应该是考虑到原两汉的司隶校尉部属于京畿，东、西两京所在。而在曹魏的行政区划中，关中的三辅已不属京畿。除了中分天下，还须中分京畿。如此中分天下，才能中分天命与帝业，才与孙权“并尊二帝”的政治需要相符。
孙权分割魏境，采用汉代的版图，虽表示不承认曹魏，但也明确地表示分割的是大汉的天下。按孙权的分法，东都洛阳属吴，西京长安属蜀。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表示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刘禅的北伐诏书中也说要“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可见在蜀汉的政治论述中，汉室帝业的复兴与故都的收复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按孙权的分法，蜀汉要复兴汉室，还于旧都，就只能还于长安，而不是洛阳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言不由衷的盟约。就算吴蜀真的消灭了曹魏，双方也不会中分天下。如同邓芝对孙权当面所说的，灭魏之后，吴蜀双方“战争方始耳”。孙权的中分天下，实际上就是为了“并尊二帝”；“并尊二帝”则是为了增强自己帝位的合法性。通过这个中分天下的盟约，孙权硬是从汉室的天下中分出了一半，以使自己单独秉承天命。
孙权以天命已去汉，“皇帝位虚，郊祀无主”而称帝，称帝后的孙权其实并不郊祀。吴嘉禾元年冬，“群臣以权未郊祀”，奏请孙权“宜修郊祀，以承天意”。孙权说：“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24)以此为后世所讥(25)。大概他本人都不相信自己已得天命。
这篇盟约文，陈寿誉之为“辞义甚美”，陆云曾特意抄送此文给其兄陆机，大约都视之为文章的大手笔。将一个自相矛盾的政治意图，经由如此曲折的表述，写进一篇信誓旦旦的盟约中，胡综不愧为孙权的文胆。
诸葛亮虽以内外有别的方式处理孙权称帝的事实和“并尊二帝”的要求，但双方订盟，还是触及到蜀汉的内政。盟约规定，双方“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于是，歃盟之后，蜀汉将原鲁王刘永改封甘陵王，原梁王刘理改封安平王。“皆以鲁、梁在吴分界故也。”(26)另外，庲降都督李恢原领交州刺史，也在这年解刺史之职，因为交州属于吴境。江东方面亦有相应的举措。如朱然原任兖州牧，至此亦解牧职，因为兖州属于“中分天下”之后的蜀境。步骘在孙权称帝时领冀州牧，“倾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职。”(27)这些变动影响不大，因为这些封地和职务原本就是虚封和虚领。
在双边关系中，“并尊二帝”的政治架构既已确立，两国交往中最棘手的政治难题也就搁置。那双方如何看待曾经在荆州的那场冲突呢？
《宋书》乐志中收录有孙吴韦昭所制的十二曲。韦昭利用汉代短箫铙歌之乐，改名而重新填词，“以述功德受命”。其中有两曲涉及吴蜀关系。
《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大皇帝引师浮江而擒之也。汉曲有巫山高，此篇当之。
《通荆门》者，言大皇帝与蜀交好齐盟，中有关羽自失之愆，戎蛮乐乱，生变作患，蜀疑其眩，吴恶其诈，乃大治兵。终复初好也。汉曲有上陵，此篇当之。
《通荆门》一曲中有这样的歌词：“荆门限巫山，高峻与云连。蛮夷阻其险，历世怀不宾。汉王据蜀郡，崇好结和亲。乖微中情疑，谗夫乱其间。”(28)
韦昭制乐，在孙吴后期，所制十二曲，为孙吴建国历程的颂歌。其中涉及吴蜀关系的部分，必须体现孙吴对那段历史的官方定性。从上述乐曲的题记和歌词看，孙权的背盟袭荆州，被解释成了关羽背弃吴德、蛮夷好乱乐祸、刘备听信谗言而发生的一场误会，并非根本利益的冲突，所以，“终复初好也”。将一段背盟的历史作如此解释，才与吴蜀关系的现状相适应，而不损害联盟关系。《蜀书》叙述那场冲突的原因时，多述作刘备为报关羽被杀之仇，愤而兴师，可能也有类似的原因。
吴蜀恢复联盟之初，双方使节的头衔中多用“信”字——如吴使冯熙为立信都尉、蜀使费祎为昭信校尉、罗宪为宣信校尉、董恢为宣信中郎将——恰好反映出，曾经的那段背信的历史是一块双方都想隐去的疤痕。
双方交往，即使是在酒宴之间，也会涉及政治。《蜀书·秦宓传》记载了一段秦宓与吴使张温之间的机锋对答。
吴遣使张温来聘，百官皆往饯焉。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学士也。”及至，温问曰：“君学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温复问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刘。”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于东乎？”宓曰：“虽生于东而没于西。”答问如响，应声而出，于是温大敬服。
这种机锋对答，除了展示本国文化水平外，也有政治上的折冲樽柤。秦宓句句援引经典，表达出蜀汉乃是天命眷顾的正统所在。
江东的酒宴上，这种机锋对答则要戏谑一些，但也同样包含着政治动机。《蜀书·费祎传》载：
亮以初从南归，以祎为昭信校尉使吴。孙权性既滑稽，嘲啁无方，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辩，论难锋至，祎辞顺义笃，据理以答，终不能屈。
裴松之注引《祎别传》中说到，孙权常试图将费祎灌醉，“然后问以国事，并论当世之务，辞难累至”。费祎则装醉，“退而撰次所问，事事条答，无所遗失”(29)。
《吴书·薛综传》载：
西使张奉于权前列尚书阚泽姓名以嘲泽，泽不能答。综下行酒，因劝酒曰：“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列君吴耶？”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嬉笑，而奉无以对。其枢机敏捷，皆此类也。
张奉之名，不见于《蜀书》；《江表传》则将此事记为诸葛恪调侃费祎。看来这个拆字的游戏在江东流传版本甚多。江东君臣平日就把西边那个政权叫作蜀，而不把它叫汉。如果它仍叫作汉，那么孙权称帝的前提——天命已去于汉——就不成立了。而现在，在双边交往中，在酒宴之上，调侃嬉戏之间，硬是当着汉使的面，把汉变成了蜀。汉帝也就成了蜀帝。如此，二帝才能并尊。这是孙权在联盟交往中最在意的一个政治意图。
蜀汉方面，通常是以“东、西”这类不具有政治意涵的字眼来称谓彼此。陈震出使江东时，在通关文书中称孙权为“东尊”，称蜀汉为“西朝”。此前，既有议者以“名体弗顺”而主张与江东断交，此类称谓攸关“名体”，陈震自不敢犯张温聘蜀时那样的政治错误，擅出己意而随便称谓。诸葛亮本人也是这么称谓的。他在给其兄诸葛瑾的信中介绍陈震时便称赞他“赞述东西，欢乐和合，有可贵者”(30)。因此，这种称法应该是诸葛亮在处理孙权称帝一事时即定夺的新形势下联盟政策的一部分。用“东、西”这类不具有政治意涵的字眼来称谓彼此，与诸葛亮用内外有别的方式处理孙权称帝一事，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样，既不损及蜀汉帝业的核心论述，又避免政治名分问题困扰联盟关系。直至蜀汉末年，这种称谓仍在沿用。张嶷给诸葛瞻写信，事涉受孙权遗命辅政的太傅诸葛恪，建议诸葛瞻对诸葛恪有所规劝，信中称孙权为“东主”，称孙吴为“东家”。
随着交往的增多，政治名分在两国交往中作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逐渐淡化了。及至蜀汉灭亡，吴蜀关系一直比较稳定。孙权攻曹魏，虽说逐利而动，但因孙吴在淮南与荆襄两个方向与曹魏对峙，牵制了相当大一部分曹魏的兵力，对于蜀汉来说，已然发挥出了“掎角之援”的作用。
(1)有人根据宗玮和郑泉出使的时间认为刘备请和在先。这个推论推翻了陈寿在《蜀书·先主传》中的叙述，但忽略了基本的情势。宗玮和郑泉都是以太中大夫的身份出使，是为正式的使节。在正式的使节往来之前，应该会有先期的接触。吴蜀虽然交恶，但信使往来并未中断，如《陆逊传》注引《吴录》中即载魏军南下时，刘备曾给陆逊写信，陆逊也答书以报。吴蜀争战虽以吴胜蜀败而告终，孙权却正面临着曹魏大兵压境的局面。孙权“甚怯”是怯两面受敌。所以，孙权更有需要试着寻求与刘备缓和关系。
(2)《吴书·吴主传》注引韦昭《吴书》。
(3)《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4)《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韦昭《吴书》。
(5)《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6)《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国语》曰：“狸埋之，狸掘之，是以无成功。”
(7)张温被废，因为事连暨艳案而比较复杂。关于此事，可读田余庆先生的《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再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一文，见《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对张温牵连暨艳案的部分，此处不拟置论，而仅分析其涉及吴蜀关系的部分。
(8)《吴书·张温传》。
(9)《吴书·张温传》注引《会稽典录》。
(10)《吴书·张温传》。
(11)《吴书·陆绩传》。
(12)《义门读书记》卷二十八，《吴志》，中华书局1987年6月第1版。
(13)《吴书·三嗣主传》原文为“始有白绍称美中国者故也”。
(14)《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是岁，蜀主又遣邓芝来聘，重结盟好。权谓芝曰：“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撤，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议者以为内有不暇，幸来求和，于我有利，宜当与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边外，间隙万端，而长江巨海，皆当防守。丕观釁而动，惟不见便。宁得忘此，复有他图？”孙权对邓芝辩护，吴虽与魏仍有接触，但并未背弃联盟。
(15)邓芝此话的语意，很像张仪对赵王说的，“愿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
(16)《蜀书·邓芝传》。另，阴化为人名，见《蒋琬传》；“丁厷掞张，阴化不尽”，意谓丁厷言多浮艳，只是一味渲染联盟之间的友好而不触及实质性的问题，阴化则过于谨守本国政治立场，因而都不能坦诚地交流。
(17)《蜀书·诸葛亮传》。
(18)《蜀书·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
(19)《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20)《蜀书·陈震传》。
(21)《魏书·文帝纪》“以荆、扬江表八郡为荆州，孙权领牧故也”。
(22)《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载，曹丕封孙权为吴王时，刘晔在谏议中说到，“权虽有雄才，故汉骠骑将军南昌侯耳，官轻势卑。士民有畏中国心，不可强迫与成所谋也。不得已受其降，可进其将军号，封十万户侯，不可即以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阶耳，其礼秩服御相乱也。彼直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义也”。言下之意，封孙权为吴王，将使他与江东士民有了君臣名分。
(23)《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录》。
(24)《吴书·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25)《宋书·五行志》。不过，据《吴书·吴主传》，孙权在去世前一年，有祭南郊。
(26)《蜀书·后主传》。
(27)《吴书·朱然传》、《吴书·步骘传》。
(28)《宋书》卷二十二《乐志·四》。
(29)《蜀书·费祎传》注引《祎别传》。
(30)《蜀书·陈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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