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蜀政的衰落
第一节 蜀汉国策的调整
诸葛亮病故后，蒋琬主政。
蒋琬是诸葛亮密荐的接班人。早在刘备之世，诸葛亮便称蒋琬为“社稷之器”。诸葛亮对刘备称赞蒋琬的政治才能，“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这个评价对日后诸葛亮选中他为接班人有很大的关系。诸葛亮北伐，蒋琬先后担任留府参军、留府长史，处理后方日常政务。“亮数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给。”其时，诸葛亮委以蒋琬的是自己在刘备之世所担任的角色。诸葛亮常对人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这亦有助于培养蒋琬的威信。
诸葛亮去世后，蒋琬先是担任尚书令，旋即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次年四月，又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蒋琬便完成全面接班。蒋琬开始面对后诸葛亮时代的蜀汉政治。
《蒋琬传》载：
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守举止，有如平日，由是众望渐服。
诸葛亮主政时，“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一朝弃世，“远近危悚”，蒋琬由留府长史跃居主政大臣之位，迅速安定蜀政，可知诸葛亮以“为政以安民为本”而选择蒋琬，既是看准了蒋琬的政治才能，也看准了自己身后的政治需要。
自永安托孤以来，诸葛亮主政十二年，北伐讨贼、复兴汉室已成为一种鲜明的政治主题，提领蜀汉的内外政策，推动北伐的军事行动。蒋琬主政后，如何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呢？
三年之后，蜀汉改元延熙。延熙元年（238年）冬十一月，蒋琬出屯汉中。后主下诏：
寇难未弭，曹叡骄凶，辽东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纠结，与之离隔。叡大兴众役，还相攻伐。曩秦之亡，胜广首难。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君其治严，总帅诸军，屯驻汉中，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
蒋琬出屯汉中的契机是上一年辽东的公孙渊反魏。曹魏景初元年（237年）七月，公孙渊反魏，自称燕王。曹魏诏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准备讨公孙渊。“叡大兴众役”即指此事。魏景初二年（238年）正月，司马懿奉诏讨公孙渊。由于曹魏改太和历为景初历，所以司马懿讨公孙渊的时间，相当于蜀汉建兴十五年十二月。
诏书仍指曹氏为骄凶、暴虐，一如当年的暴秦；公孙渊起兵反魏，便一如当年的陈胜、吴广首义。因有陈胜、吴广的首义，才有汉高祖刘邦的兴起。所以，诏书称“今有此变，斯乃天时”。公孙渊据辽东起兵，被视为汉室复兴的一个契机。
不过，司马懿只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便讨平了公孙渊。曹魏景初二年（238年），“冬十一月，录讨渊功，太尉宣王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1)。其时，相当于蜀汉延熙元年十月。也就是说，在蒋琬出屯汉中的前一个月，辽东的叛乱就已经平定，曹魏已经在论功行赏。
因此，蒋琬以曹魏辽东的反叛为契机出屯汉中，实际上只具有政治的意义。“今有此变”并不曾成为《隆中对》里“天下有变”那样的北伐行动的军事契机。况且，诏书中明确地说，“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蒋琬出屯汉中，也只是待机出兵，而且特别强调了联盟协同作战的重要性和有衅可乘的前提条件。跟诸葛亮北驻汉中时的北伐诏书相比，这篇诏书的主旨已有很大的不同。
蒋琬北屯汉中后，并没有出兵。魏景初三年正月，为蜀汉延熙元年十二月，也就是蒋琬屯汉中后的第二个月，魏明帝病死。蒋琬仍然没有出兵。
蒋琬开府汉中，次年三月，加大司马。在汉中，蒋琬提出过一个新的伐魏方略。《蒋琬传》载：
琬以昔诸葛亮数窥秦川，道险运艰，竟不能克，不若乘水东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
曹魏的魏兴郡，为原东三郡中的西城郡。曹魏在占领东三郡后，将其改为魏兴郡和新城郡。蒋琬的这个构思，是想循当年刘封与孟达取东三郡之旧辙，沿汉水东下，规取东三郡。
这个构思却遭到大家的质疑。“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当年刘备争东三郡，旋得旋失；诸葛亮屡次北伐，却从未尝试过从汉水东下的线路。蜀建兴八年（魏太和四年，230年），曹魏三路攻蜀，司马懿所领一路即从西城逆汉水而上，也是半途而废。看来在那个时代这条线路确实险要。
这个方案实际上并未执行过。《蒋琬传》中说是“会旧疾连动，未得时行”。但这可能只是一个说法。蒋琬身为主政大臣，如果真的打算在军事上采取行动，当不至于轻率到随意提出一个未取得大家认同的军事方案。
毋宁说，延熙年间，蜀汉面临了一种国策调整的需要。蜀汉需要确定一个合适的军事路线，这个军事路线应该既与诸葛亮的遗志相符合，又与蜀汉当前的政治现实相适应。
延熙四、五年间，蜀汉在酝酿国策的调整。《蒋琬传》载：“于是遣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等喻指。”费祎、姜维奉旨赴汉中喻指，似乎是因蒋琬的那个方案而起，实际上不仅止于此。《蜀书·后主传》载：“（延熙）四年冬十月，尚书令费祎至汉中，与蒋琬谘论事计，岁尽还。”蒋琬北屯汉中后，费祎即接替其尚书令的职务，主持后方日常政务。费祎专程赴汉中与蒋琬“谘论事计”，至岁尽乃还，二人讨论的应该是国政层次的问题。
另外，《蜀书·马忠传》载：“（马忠）延熙五年还朝，因至汉中，见大司马蒋琬，宣传诏旨。”马忠于建兴十一年（233年）代张翼为庲降都督，平定南中的叛乱，并一直镇守南中。延熙六年，蒋琬还屯涪城后，加拜马忠为镇南大将军，留守汉中的王平则加拜镇北大将军，留督江州的邓芝则迁车骑将军，三人被倚为三方砥柱的态势很明显。也就是说，此时马忠仍被倚为南方砥柱。延熙七年，因大将军费祎北赴汉中御敌，马忠留守成都。费祎返还成都后，马忠仍回南中坐镇，一直到延熙十二年病卒。可知马忠延熙五年还朝并北上汉中见蒋琬，并非调任职守，而应该是临时还朝，会商国策。
国策讨论的详细过程已无从得知，最后的结果却清晰可见。延熙六年（243年），蒋琬从汉中还驻涪城。临行前上疏：
芟秽弭难，臣职是掌。自臣奉辞汉中，已经六年。臣既暗弱，加婴疾疢，规方无成，夙夜忧惨。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东西并力，首尾掎角，虽未能速得如志，且当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然吴期二三，连不克果。俯仰惟艰，实忘寝食。辄与费祎等议，以凉州胡塞之要，进退有资，贼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汉如渴；又昔偏军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长短，以为事首，宜以姜维为凉州刺史。若维征行，衔持河右，臣当率军为维镇继。今涪水陆四通，惟急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
疏中所言“辄与费祎等议”一语，证实此次国策的调整确实是蒋琬与费祎、姜维、马忠等人商议的结果。参与国策讨论的既有费祎这样由诸葛亮亲点的下一代接班人，又有姜维这样“敏于军事”又“心存汉室”的年轻将领，还有马忠那样的在永安即受到刘备赏识后为诸葛亮所擢拔的巴蜀本土宿将。
蒋琬的疏文先是对延熙元年的诏书作了交代。此时，魏明帝已死，齐王曹芳继位，曹氏在北方的统治已经到了第四代。司马懿二度受遗命辅政，他与曹爽的矛盾爆发还是几年以后的事。曹魏的统治看不出有衰亡的迹象。蒋琬对曹魏的认识是“今魏跨带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
疏文对蜀汉期待的联盟协同作战的效果作了评估。从诸葛亮北屯汉中时希望孙权“潜军合谋，掎角其后”，到蒋琬北屯汉中时“须吴举动，东西掎角”，蜀汉一直期望联盟能在军事上发挥出“首尾掎角”的作用，以改变敌强己弱的不利态势。曹魏虽然强大到基本能应付两线作战，但从张郃在东西两线战场上来回调用看，吴蜀如能以“首尾掎角”之势同时进攻，还是能给曹魏以相当的压力。但是，“吴期二三，连不克果”。即令孙权协同出兵，在时间的配合上也存在问题。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已然兵败退回汉中，孙权还没有出兵。倒是蜀汉将曹魏精锐吸引至西线——如张郃从对孙吴作战的荆州战区被调至陇西——为孙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取得击败曹休的不俗战绩。诸葛亮几次大举北伐，出兵时间多在一二月；孙权北进，出兵时间多在四五月，甚至更晚。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基本形势制约使然。孙吴倚重水军，必待春水上涨，才能发挥水军优势，所以，孙权多在四五月出兵；而对蜀汉在秦陇的作战来说，雨季的到来则意味着交通上的灾难。因此，吴蜀虽然多次联兵北出，但很难在时间上做到密切配合；如不能做到时间上密切配合，就很难形成“首尾掎角”之势。当然，孙权逐利而动的心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蜀汉建兴十二年那次北伐，孙权虽然也三路出兵，却是浅尝辄止。他不肯冒险远离水路作战，未曾经历决战即全线退兵(2)。蜀军已在渭南与魏军对峙，孙权才出兵；孙权已经退兵，蜀军犹在对峙。“吴期二三，连不克果”。蒋琬的这个结论，其实是对诸葛亮北伐以来联盟协同作战效果的一个总体评估。他本人并不曾出兵北伐。
鉴于曹魏并不容易消灭，鉴于联盟协同作战效果不佳，因此，他与费祎等人商议的结果是，让姜维出任凉州刺史，蚕食曹魏河右之地，自己率大军还驻涪城，一方面可以接应姜维在河右的行动，一方面可以照应汉中的防守。
蒋琬还屯涪城，意味着蜀汉不再大举北伐，而只以有限的军事行动作为北伐的象征。偏师蚕食的方向选择了凉州。不过，也不必将蒋琬前年提的那个沿汉沔东下的方案视为轻率。在核心思路上，它与后来形成的方案其实是一致的：在一个次要的方向，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从蜀魏对峙的态势看，次要方向不外左右两侧，不是河右就是汉沔。面对军事形势图，蒋琬的眼里，没有祁山或者斜谷。那里曾留下已故丞相的身影。
因此，蒋琬还屯涪城，突出的意义不在军事方面，而在政治方面。它标志着蜀汉国策的大调整。蜀汉国策调整的另一个迹象是军政高层人事的变迁。前面已经提到，守南中的马忠加镇南大将军、统汉中的王平加镇北大将军、督江州的邓芝迁车骑将军，此外，姜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费祎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侍中董允亦加辅国将军。上述人事变迁均在延熙六年。国策调整后的蜀汉，不再大举北伐，总体上向内收缩，加强四境的防御，而仅以姜维率偏师伺机北出，作为北伐的象征。
从字面上看，在蒋琬的新方案中，姜维将担任重要的角色。当年深受诸葛亮赏识的姜维倒是真的跃跃欲试。《姜维传》载：
维自以为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汉晋春秋》中载有费祎裁制姜维的理由：
费祎谓维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3)
姜维认为“自陇以西可断而有”，在一定程度上，姜维仍在延续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但这跟调整后的国策已不相符，所以费祎常控制姜维使用的兵力。从费祎的话里，可以看出蜀汉作此国策调整的部分原因。以诸葛亮的威望和才能，尚且不能北定中原，还于旧都，诸葛亮亡故后，蜀汉不再指望通过北伐消灭曹魏。调整之后，蜀汉国策的基本目标是“保国治民，敬守社稷”。
概言之，经过此次国策大调整之后，蜀汉集团在政治上继承诸葛亮遗志，继续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但是，在军事上，不再以矢志不移的北伐行动来支撑这面旗帜，而只以有限的军事行动作为北伐的象征。涪城在汉中与成都之间的位置关系，标示出其间的分寸。蒋琬虽不再像诸葛亮那样长驻汉中，却也不还居成都，以此显示并不曾完全放弃诸葛亮的国策，而只有部分的调整。
这一国策一直延续到费祎遇刺身亡。
蜀汉国策调整的影响很快传到蜀境之外。吴赤鸟七年（蜀延熙七年，244年），江东诸将注意到蜀汉军政的变化，怀疑蜀汉要背盟附魏。《吴书·吴主传》载：
是岁，步骘、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权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国，舟船城郭，何得不护？今此间治军，宁复欲以御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无谋，如权所筹。(4)
江东诸将之所以萌生疑虑，除注意到蜀汉多作舟船、缮治城郭等细节外，蒋琬从汉中还驻涪城尤其被视为一个异常的举动。从建兴初年到延熙初年，蜀汉自丞相至大司马长驻汉中，这已成为一种常态。这一常态展示的是北伐讨贼的坚定姿态，这一姿态展示的是复兴汉室的坚定信念，而复兴汉室的坚定信念又是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蜀汉自丞相至大司马长驻汉中，俨然已成为蜀汉的立国规模，也是蜀汉国祚延续的政治基础。
孙权担保蜀汉不会背盟。他是从双边关系来看待此事。但蒋琬从汉中还驻涪城确实是一个异常的举动。蒋琬还涪不过数月，曹魏即兴师伐蜀。
曹芳继位后，曹爽与司马懿辅政。曹爽幕僚邓飏等“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劝使伐蜀，爽从其言”(5)。曹魏正始五年（244年）春二月，魏主“诏大将军曹爽率众征蜀(6)。正始元年曹魏又改行夏正，故月份复与蜀历相同。此时，距上年冬十月蒋琬还涪，不过四个月的时间。曹爽集团研判蜀情，筹划此事，必定在此之前。
曹爽率步骑十余万由骆谷进军。《王平传》载：
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敌，听当固守汉、乐二城，遇贼令入，比尔间，涪军足得救关。”平曰：“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诸军及大将军费祎自成都相继而至，魏军退还，如平本策。
蒋琬率大军还驻涪城后，汉中的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显示汉中方面确实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成都方面的气氛也一度非常紧张。《费祎传》载，“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以至于光禄大夫来敏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专程前来以下棋观察费祎应对危机的心理素质。这场危机的解决却得益于王平的主张。“或曰”固守汉、乐二城以待涪城援军的意见，显然更符合蒋琬率大军还屯涪城的本意。王平则主张据守兴势，以扼骆谷出口，将魏军堵塞在谷道间。刘敏也认为，如果守城而“听敌入，则大事去矣”(7)，因而赞同王平的意见。汉中的御敌方略，遂依王平的主张而行。《魏书·曹爽传》载，“贼因山为固，兵不得进”，亦印证魏军之不能得手，确实是如王平本策。
蒋琬还涪与曹魏伐蜀，这两件事在时间上相距如此之近，显示出国势的盈虚伸缩与军事进退的互动关系之密切。诸葛亮之世，除建兴八年曹真曾有一次半途而废的伐蜀行动外，其余均为蜀汉主动进攻。蒋琬刚从汉中还涪，曹魏即主动进攻。曹爽兴师伐蜀，动机虽是欲立威名于天下，契机却是蜀汉的战略收缩。
此次汉中危机的过程表明，蒋琬率大军还驻涪城，在军事上并不是如蒋琬疏中所言，可以方便接应两面。换言之，这个方案，并不是基于军事上的审慎评估。大军还驻涪城，只是一种与新的国策相符的军事态势。只是，这一态势却暴露出安全上的隐患。
是后，蜀汉稍有调整。费祎于延熙七年九月还成都。延熙八年十二月，费祎又至汉中，巡视诸围守，次年六月还成都。延熙十一年五月，费祎出屯汉中，至延熙十四年夏还成都。蒋琬虽仍驻涪城，直到去世，但汉中的安全应该是有所加强。这一调整应该是在国策大调整与国家安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从延熙初年到蒋琬去世，蜀汉实际上形成了一种三英共治的局面。延熙元年，蒋琬北驻汉中后，费祎即接替其尚书令的职务，负责处理后方日常政务；延熙六年，蒋琬还驻涪城，费祎则接替其大将军之位，并录尚书事；延熙七年，费祎从汉中御敌归来，又接替其益州刺史的职务。董允长期负责宫省之事。“尚书令蒋琬领益州刺史，上疏以让费祎及允”，显示蒋琬对费祎和董允同样尊重。董允固辞不受。延熙七年，费祎北赴汉中时，董允则以侍中守尚书令。
当年蜀人称誉诸葛亮、蒋琬、费祎和董允为“四相”，又称“四英”(8)。四英相中，诸葛亮已不在人世。三英共治，倒也维持了诸葛亮的政治路线。
蒋琬和董允都在延熙九年（246年）病故。按陈寿《益部耆旧杂记》的记载，诸葛亮临终前指定费祎为蒋琬之后的接班人。诸葛亮主政时，费祎的历练最是完整。从在宫中任侍郎、侍中，到在汉中任丞相参军、司马，又“以奉使称旨，频繁至吴”。其仕宦遍历政治、军事、外交诸领域。费祎在蒋琬生前便已陆续接过其重要职务，蜀汉当前的国策亦为蒋琬与费祎等人所商定，所以，费祎接任主政大臣实属水到渠成，蜀汉的大政方针亦无重大变化。董允病故后，陈祇接任侍中，吕乂接任尚书令。宫中之事则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费祎接任主政大臣，两年后，出屯汉中；延熙十四年（251年）夏，还成都。该年冬天，费祎北屯汉寿。次年，开府汉寿；延熙十六年春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修所杀于汉寿”(9)。时值岁首大会，即元旦庆典。
费祎北屯汉寿，《费祎传》中说是“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以中国古代五行与政治的关系来说，观望星象云气的眼光既已政治化，则政治的思维其实已内置到五行的思维中。毋宁说，自诸葛亮以来，蜀汉主政大臣的出处已形成这样的惯例：宰相不驻都邑。
三代主政大臣，除主政初年为安定政局而有过短暂的时间居成都外，均驻外地。诸葛亮主政四年后——其间还有一年用于抚平南中——即北驻汉中，死后葬于汉中。蒋琬主政三年后即北屯汉中，六年后还驻涪城，最后死于涪城，也葬于涪城(10)。费祎主政两年后北屯汉中，三年后还成都，旋即北驻汉寿。费祎遇刺身亡，显属意外。他既开府汉寿，如无意外，当会长驻汉寿。费祎死后也葬在了汉寿(11)。
汉寿在涪城与汉中之间，但在剑门险要之外。汉寿原名葭萌，也就是当年刘备起兵攻刘璋的地方。刘备据蜀后，将其改名汉寿。日后司马氏建晋，又将其改名为晋寿。看来，此地一直被赋予政治色彩，而与国运联系在一起。费祎身为主政大臣，屯驻汉寿，死葬汉寿，蜀汉似乎又回到了刘备“翻飞梁益”的起点。
从诸葛亮到蒋琬再到费祎，驻地则从汉中到涪城再到汉寿，这一变迁脉络已隐然显现蜀政的微妙变化。诸葛亮的出处死葬是在践行他的政治信念。蒋琬和费祎虽不再长驻汉中，却也不驻成都。对他们来说，虽不能以北伐的军事行动去北定中原，以完成已故丞相未竟的志业，却还谨守着当年诸葛亮的政治训条——“王业不偏安”。
第二节 蜀政的衰敝
蒋琬还涪，旋即招致孙吴的疑虑和曹魏的进攻，显见此事确实是一个异常的举动。即令江东不再怀疑蜀汉背盟附魏，这个异常的举动还是会让人去想：蜀汉何以至此？何以需要作此重大的调整？
我们可从用赦的情况来观察蜀汉社会政治的变化。后主在位期间，蜀汉共实行大赦十三次。诸葛亮主政期间，只实行过一次大赦；诸葛亮病故后，直到蜀亡，蜀汉共实行过十二次大赦。其中，蒋琬主政时四次，费祎主政时两次，费祎之后则有六次。蜀汉愈近末年，大赦愈是密集。
诸葛亮实行大赦是在建兴元年，实亦章武三年。其时，刘备病逝，后主即位，实行大赦，合情合理。但自此之后，诸葛亮再也没有行过大赦。诸葛亮对于用赦的认识，见诸《华阳国志》：
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故亮时军旅屡兴，赦不妄下也。(12)
蒋琬、费祎主政时期，频频用赦，这在当时即受到过质疑。《蜀书·孟光传》载：
延熙九年秋，大赦，光于众中责大将军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又鹰隼始击，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时，下违人理。老夫耄朽，不达治体，窃谓斯法难以经久，岂具瞻之高美，所望于明德哉。”祎但顾谢踧踖而已。
诸葛亮认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孟光也认为大赦只是“偏枯之物”，只靠用赦来治理国家，“难以经久”。但孟光也承认，如遇“衰敝穷极”，或有“旦夕之危”“倒悬之急”时，可以出于权宜而用赦。孟光反对频频用赦，是因为他认为“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蜀汉社会并没有衰敝到需要“数施非常之恩”而频频用赦。
孟光对用赦的认识跟诸葛亮相近，但他对蜀汉社会的认识与现实却有相当的距离。《蜀书·吕乂传》载：
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
这则史料显示，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社会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民间隐匿人口，逃避赋税、兵役，军队中士伍逃亡，虚名顶冒，“奸巧非一”。吕乂一方面为之防禁，一方面开喻劝导，仅蜀郡一地，“漏脱自出者万余口”。“蜀郡一都之会”，如同京畿，尚有如此弊端，那么，整个蜀境之内，此类情况之严重可想而知。吕乂担任蜀郡太守，是在延熙九年接替董允为尚书令之前。也就是说，上述诸端，正是蒋琬主政时的蜀情。
频繁用赦，显示蜀汉社会矛盾的加剧。蒋琬和费祎“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在制度上沿袭诸葛成规。为何便有如此差异呢？
史料中频见诸葛亮用法峻严的记述，除《蜀书·诸葛亮传》及其注引的资料中屡有提及外，另如《益部耆旧传杂记》中亦载，“时诸葛亮用法峻密”(13)；诸葛亮时，“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在他身后，蜀人却对他充满怀念。陈寿本人就曾耳濡目染巴蜀遗民对诸葛亮的追思。他在给晋武帝的上书中写到，“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他评价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所以，“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14)他还引孟子之语称赞诸葛亮行政：“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15)
诸葛亮“用法峻密”“赦不妄下”，蜀人却如此追思他；蒋琬和费祎在制度上沿袭诸葛成规，社会矛盾却愈演愈剧。其间的差异，当缘于信念认同上的变化。诸葛亮主政的灵魂是复兴汉室的信念。他以开诚布公、用心平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的为政风格，鼓励吏民“尽忠益时”，将复兴汉室的信念变成蜀汉吏民的一种政治认同。正是由于对他信念的认同，所以，他虽然“用法峻密”“赦不妄下”，蜀人却“畏而爱之”，“人怀自厉”。他军旅屡兴，频频北伐——这意味着对蜀汉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大量动员和征用，蜀人却劳而不怨。当认同感渐渐疏离，即使不再大举出兵，各种“奸巧非一”触犯网禁的问题还是出现了；只能频繁用赦，缓解社会矛盾。
概言之，诸葛亮是以复兴汉室的信念，提领蜀汉的内政，又以公忠平允的为政风格推行他的政策，他的信念和政策能获得蜀人的认同，所以，他虽然“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社会矛盾却相对较少。诸葛亮之后，复兴汉室的信念渐渐弱化，政治认同也就愈渐疏离。蒋琬和费祎虽然“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社会矛盾却愈演愈剧。所以，在用赦这点上，蒋、费二人也不得不一改诸葛成规，频频用赦。孟光指责费祎妄用大赦，费祎“但顾谢踧踖而已”，仍然实行大赦。他必须面对政治现实。
与蜀汉社会的变化相伴随的是后主本人和蜀汉中枢政情的变化。陈寿评价后主说，“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惑阉竖则为昏暗之后”。陈寿的青少年时期在诸葛亮身后的蜀汉度过，他生命的前三十年得称后主为“今上”，他亲眼目睹了蜀汉从衰敝到灭亡的整个过程。所以，他对后主的评价当来自他对自己曾置身其中的那个时代的切身认识。
鱼豢的《魏略》称：“琬卒，禅乃自摄国事。”(16)鱼豢所言后主自摄国事的时间大抵不差，但个中缘由却还不是蒋琬一人之死。蜀汉自诸葛亮后不再设丞相，丞相留府也就取消，政事重归尚书台，故蒋琬初主蜀政，即以尚书令主持政务，后则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蒋琬虽以大司马开府，但先驻汉中，后驻涪城，他已不再能如诸葛亮那样以留府主持后方日常政务。成都的日常政务由尚书令主持，故蒋琬北驻汉中，费祎即接任尚书令；费祎北赴汉中，董允即以侍中守尚书令。蒋琬之后，蜀汉不再设大司马，费祎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直到遇刺前一年才以大将军开府汉寿。费祎从延熙十一年即不驻成都，则成都的日常政务当由尚书令主持。《费祎传》载：“自琬至祎，虽自身在外，庆赏刑威，皆遥先谘断，然后乃行。”蒋琬和费祎身为主政大臣而常年驻外，只是在重大的事情上拥有优先表达其意见的权力。基于这一情势，蒋琬病故前，蜀政中最关键的角色实为董允。董允在病故前，以侍中兼守尚书令。他与蒋琬、费祎一样，遵循诸葛亮遗志，在位时，常能正色匡主，也能弹压黄皓，所以，黄皓虽然便辟侫慧，却也不敢为非，后主对董允也“益严惮之”。董允与蒋、费二人内外维持，尚能保持蜀汉政治的基本气象。董允与蒋琬同年病逝，侍中和尚书令这两个中枢要职均易他人。
蒋琬之后的蜀汉，与其说后主自摄国事，不如说陈祇和黄皓弄权擅政。
董允病故后，陈祇接任侍中。陈祇“多技艺，挟数术”，深得后主宠信。《董允传》附《陈祇传》载：“自祇之有宠，后主追怨允日深，谓为自轻。由祇媚兹一人，皓构间浸润故耳。”
后主之追怨董允，显见他在董允主掌宫中之事时，便深感压抑。其实早在建兴十二年，蜀汉即发生过一件近乎宫廷丑闻的案子。此前惯例，每年正月，大臣妻母入宫朝贺太后。刘琰的妻子胡氏入宫朝贺后，为太后所特留，一个多月才出宫。胡氏甚有姿色，刘琰怀疑她与后主有染，招呼士卒暴打胡氏，弃遣归家。胡氏上告，刘琰下狱弃市。是后，董允规定，大臣妻母不再入宫朝庆，显见这事在当时即已闹得影响不好。难怪后主追怨董允，“谓为自轻”。
陈祇任侍中达十二年之久；吕乂卒后，陈祇又以侍中守尚书令达八年之久。景耀元年（258年），陈祇卒后，“后主痛惜，发言流涕”，下诏谥陈祇为忠侯。
陈祇任侍中后，黄皓也从弹压状态下解脱出来，“始预政事”。陈祇“上承主指，下接阉竖”，与黄皓相互勾结，既影响了后主，也影响了蜀政(17)。
《谯周传》载：“时后主颇出游观，增广声乐。”谯周上疏极谏。谯周在疏文中还提及当年后主即位之初，“丧踰三年，言及陨涕，虽曾闵不过也。敬贤任才，使之尽力，有踰成康。故国内和一，大小戮力。”而今，“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谯周希望后主，“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后主沉湎于声色，沉湎于亭台楼榭的营造和游观，以致重大的祭祀活动都被荒废。
当后主沉湎于声色和游观时，当年在北伐诏书中自诩的圣德——“夙兴夜寐，不敢自逸，每从菲薄以益国用，劝分务穑以阜民财，授才任能以参其听，断私降意以养将士”，已然忘诸脑后；先帝临终前留下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遗训，也已忘诸脑后；丞相当年“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的期勉，也都忘诸脑后。
史书中频见陈祇与黄皓弄权擅政的记载。
《董允传》附《陈祇传》载：
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祇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
《庞统传》附其子庞宏事，亦载：
刚简有臧否，轻傲尚书令陈祇，为祇所抑，卒于涪陵太守。
《董允传》附《陈祇传》载：
祇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
《蜀书·诸葛亮传》附《董厥樊建传》载：
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然建特不与皓和好往来。
《蜀书·霍峻传》注引《襄阳记》载：
时黄皓预政，众多附之，（罗）宪独不与同，皓恚，左迁巴东太守。
《郤正传》载：
自在内职，与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经三十年。皓从微至贵，操弄威权，正既不为皓所爱，亦不为皓所憎，是以官不过六百石，而免于忧患。
《姜维传》载：
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立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怯，不复还成都。
此外，《华阳国志》亦载：
维恶黄皓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见皓枝附叶连，怯于失言，逊辞而出。后主敕皓诣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耳。
从陈祇接任侍中后“皓始预政事”，到景耀元年陈祇死后“黄皓始专政”(18)，黄皓对蜀汉国政的影响已然从干政发展到专政。在蜀汉的最后关头，姜维提醒后主增兵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黄皓建议后主压下此事，更成为蜀汉灭亡的直接契机。
这些史料连贯起来，几可直接得出结论：蜀汉从衰敝到灭亡，应归因于陈祇和黄皓的弄权擅政。不过，设非后主的原因，陈祇、黄皓何能至此？陈祇弄权十二年，后主痛惜至于流涕，死后追赠之荣，几可直追诸葛亮；黄皓操弄国柄，姜维欲除之，后主为之袒护，以至于姜维怯而求出避祸。
《蜀书》中独载诸葛亮和陈祇死后嘉奖的诏书，著史书法，不无深意。诸葛亮获谥“忠”字，陈祇也获谥“忠”字。此前，刘备之时只有尚书令法正得谥，后主之时只有诸葛亮、蒋琬和费祎三位主政大臣得谥。主政大臣之外而得谥者，陈祇为第一人。两三年后，蜀汉才陆续追谥开国功臣。其时，距蜀汉亡国，不过两三年的时间(19)。诸葛亮是以继绝兴微、志存靖乱、勤于王事而谥忠字，陈祇以侍奉后主一人而谥忠字。何以为忠，已然完全不同。此亦后主，彼亦后主。两个忠字含义的变化，几可用于标识蜀汉政治的两个段落的变化。
对于陈寿来说，蜀汉衰亡的过程是他亲身经历的当代史。他在故国沦亡之后，执笔书写那段历史，留下如此多的关于陈祇和黄皓弄权擅政的记载，即使考虑到子贡的归恶下流之论(20)，亦可说是反映出了当时蜀人对蜀汉衰亡原因的认识。
蜀汉已亡，黄皓竟能从覆巢之下脱身不亡。史载：“邓艾至蜀，闻皓奸险，收闭，将杀之，而皓厚赂艾左右，得免。”邓艾作为征服者，黄皓身为阶下囚，邓艾于黄皓并无利害可惮，将欲杀之而不可得！可知此人之侫慧，比诸西汉末的石显之流、东汉末的诸中常侍，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则，当初姜维欲杀之，岂可得乎！蜀人期待诸葛瞻能匡矫其弊，又岂可得乎！
景耀年间，吴使薛珝聘蜀，归去后，吴主孙休问蜀政得失(21)。薛珝回答说：
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蜀政演变至此，已如江河日下，急速地冲向终点。
(1)《魏书·明帝纪》。
(2)《吴书·朱然传》中说是“会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吴军三路战线东起广陵，西至荆襄，若以疾病因素而全线退兵，则必有大规模的流行病爆发。这会远比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荆州所遭遇的灾情严重。这很有可能只是孙权退兵的一个托辞。
(3)《蜀书·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
(4)《吴书·吴主传》。
(5)《魏书·曹爽传》。
(6)《魏书·三少帝纪》。
(7)《蜀书·蒋琬传》附《刘敏传》。
(8)《蜀书·董允传》注引《华阳国志》。
(9)《蜀书·后主传》。
(10)《蜀书·蒋琬传》附载其子蒋斌《答钟会书》中说，“亡考昔遭疾疢，亡于涪县，卜云其吉，遂安厝之”。
(11)常璩《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梓潼郡》，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
(12)《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
(13)《蜀书·杨洪传》附何祇事注引《益部耆旧传杂记》。
(14)《蜀书·诸葛亮传》。
(15)《蜀书·诸葛亮传》附《陈寿上晋武帝书》。
(16)《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
(17)《蜀书·董允传》附《陈祇传》。
(18)《蜀书·后主传》。
(19)可查的资料中，诸葛亮谥忠武侯；蒋琬谥恭侯；费祎谥敬侯；关羽谥壮缪侯；张飞谥桓侯；马超谥威侯；黄忠谥刚侯；赵云谥顺平侯；庞统谥靖侯；法正谥翼侯。夏侯霸得何谥，于史未载。
(20)《论语》卷十九，“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21)《吴书·薛综传》注引《汉晋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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