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蜀汉的灭亡
第一节 从《仇国论》到亡国论
在蜀汉的最后一幕，姜维作了一番绝望的奋斗。
诸葛亮初得姜维之时，这位年轻的隽彦正值自己当年出山时的年龄。他在给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的信中写到：“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诸人不如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又曰：“姜伯约甚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毕教军事，当遣诣宫，觐见主上。”(1)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诸葛亮对人的评价中，他对姜维的综合评价之高，超过其他任何人。“忠勤时事”，“既有胆义”，“心存汉室”，是赞赏其政治信念；“而才兼于人”，“甚敏于军事”，“深解兵意”，是欣赏其军事才能；“思虑精密”则尤合诸葛亮的治事风格。当诸葛亮写下这些赞语时，他对北伐事业的前景犹抱有乐观的期望，对姜维在这一前景中的作为也抱有很高的期许。
诸葛亮临终前，李福问谁可任大事者，诸葛亮答以蒋琬和费祎之后，便不再说话。他没有提到姜维。或许那时，诸葛亮无论是对北伐的前景还是对自己身后蜀政的演变，都不再那么乐观。蒋琬、费祎之后，蜀汉政治会如何演变，姜维能否主持蜀政，已难逆料。这取决于政治大势的变化，而无关乎信念和才能。
但姜维还是被当成主政接班人在培养。姜维于建兴六年（228年）归蜀，建兴九年（231年），在废李严而上尚书的公文中，姜维的头衔是“行护军征南将军当阳亭侯”，诸葛亮病逝时，姜维的头衔是中监军征西将军。延熙六年（243年），蜀汉国策调整之后，姜维迁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蒋琬病故后，延熙十年（247年），姜维“迁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共录尚书事”。按照蒋琬的新方案，姜维数率偏军出陇西，但费祎常控制其兵力。
延熙十六年（253年）春，费祎遇刺身亡。姜维始得以放开手脚，施展才能。但姜维作为主政大臣的威信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姜维于延熙十七年加督中外诸军事；延熙十九年春，以上年在洮西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之功而迁大将军，但旋即以该年出军受挫而自贬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至景耀元年（258年）始复拜大将军。此时，黄皓已专擅蜀政，不数年而姜维以危不自安，出屯沓中。及至蜀亡，姜维并不曾开府，也未依诸葛亮、蒋琬、费祎惯例，以主政大臣兼领益州刺史。蜀亡前夕，黄皓诸人已在谋削姜维兵权。
延熙末年，南北之间的战事忽又频繁起来。时值曹魏三少帝时，中州政局变故频仍，给姜维出兵提供了契机。
魏嘉平元年（249年），曹魏发生高平陵事件。太傅司马懿发动政变，诛大将军曹爽及其同党，均夷三族；中州震动。魏右将军夏侯霸来降。那一年，为蜀延熙十二年，姜维率军出攻西平，不克而还。
魏嘉平三年（251年），王凌在寿春谋起兵反司马懿，谋泄自杀。楚王曹彪被赐死；曹魏宗室诸王被收送邺城禁锢；该年七月，司马懿病故，其子司马师继主魏政。嘉平四年（252年）冬十一月，司马师为树立威信，遣淮南诸军征吴，为诸葛恪破于东关。次年，为蜀延熙十六年，姜维呼应吴诸葛恪征魏，率军数万出陇西，围南安；粮尽而退。
魏嘉平六年（254年）二月，司马师诛中书令李丰、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太常夏侯玄。三月，废皇后张氏；九月，废齐王曹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那一年，为蜀延熙十七年，姜维加督中外诸军事，率军复出陇西，迫降魏狄道长李简，进围陇西郡城襄武，破魏将徐质所部，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之民而还。
魏正元二年（255年）正月，曹魏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在淮南起兵反司马师。次月，毋丘俭兵败被杀，文钦奔吴。同月，司马师病卒。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那一年，为蜀延熙十八年，姜维与车骑将军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于洮西。因有此功，次年，姜维就迁大将军；亦因此功，姜维更整勒戎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邽。胡济失期不至，姜维为邓艾破于段谷。
魏甘露二年（257年）五月，诸葛诞在淮南起兵反司马氏。司马昭挟魏帝南征。那一年，为蜀延熙二十年，姜维率军数万出骆谷，径至沈岭，与司马望、邓艾相持于关中。次年二月，诸葛诞兵败后，姜维退还成都。
费祎卒后，姜维不再受到节制，所以，自延熙十六年至二十年，姜维年年出兵，每次均为大举。当年，诸葛亮一直未曾等到的“天下有变”，如今，因曹魏政局的频繁变故而出现了。因此，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在上邽，在关中，在当年诸葛亮北伐的疆场，蜀汉的旌旗最后一次飘过。
只是，此时的蜀军是否还清楚他们在为何而战？他们是否还如诸葛亮北伐时那样，根据旌旗上那个大书的“汉”字，来认识这场战争的意义？
姜维积极北伐，支持他的人似乎只有新近来降的曹魏宗室夏侯霸。另外就是长期镇抚南中的张嶷。张嶷任越嶲郡守达十五年，至延熙十七年还朝，拜荡寇将军。他在诸葛亮时代不曾获得杀敌疆场的机会，所以，姜维出兵狄道时，张嶷抱病慷慨请缨，却不幸在狄道城下阵亡。
诸葛亮时代遗留下来的宿将中，王平于延熙十一年卒，马忠于延熙十二年卒，邓芝“惟器异姜维”，亦于延熙十四年卒。军中宿将唯有张翼和廖化。《王平传》注引《华阳国志》载：“后张翼、廖化并为大将军，时人语曰：‘前有王、句，后有张、廖。’”张、廖二人在蜀汉末年并迁左右车骑大将军，故称并为大将军。但张翼和廖化二人均反对姜维北伐。
《蜀书·张翼传》载：
（延熙）十八年，与卫将军姜维俱还成都。维议复出军，惟翼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维不听，将翼等行，进翼位镇南大将军。维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经众死于洮水者以万计。翼曰：“可止矣，不宜复进，进或毁此大功。”维大怒，曰：“为蛇添足。”维竟围经于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异论，维心与翼不善，然常牵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
《汉晋春秋》载：
景耀五年，姜维率众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2)
张翼和廖化均反对姜维北伐。军中宿将对北伐的态度如此，则属下将校和士卒对北伐的认识可想而知。张翼反对北伐的理由是，“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廖化反对北伐的理由是，“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二人反对北伐的理由，与谯周《仇国论》的论调如出一辙。
《仇国论》出台的背景，《谯周传》载：“于时军旅屡出，百姓彫瘁，周与尚书令陈祇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陈祇任尚书令是在延熙十四年吕乂卒后，可以推定此论之出是在延熙十四年之后；此间的“军旅屡出”，正是姜维从延熙十六年开始的年年北伐。所以，张翼、廖化反对北伐的理由与谯周《仇国论》的论调如出一辙，也就不足为奇。
《仇国论》的基本观点，主导了蜀汉末年的舆论，为日后谯周一言而决投降之策奠定了基础。此处稍费篇章，存录此文。
因余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于世而为仇敌。因余之国有高贤卿者，问于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如何？”
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恒多慢，处小有忧者恒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
贤卿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
伏愚子曰：“当殷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策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于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搏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
谯周在《仇国论》中将蜀汉称之为因余之国，意谓因袭两汉之余绪；将曹魏称之为肇建之国，意谓新兴的国家。文中虚构高贤卿这个人物，以代表主张北伐者，而自称伏愚子，与之辩论。
高贤卿所陈述的是自诸葛亮以来对于北伐的主要论点。秦汉之际，项羽强而刘邦弱，刘邦以弱胜强，开创大汉基业。这是诸葛亮的《正议》篇里、蜀汉的北伐诏中一再引证的历史经验。诸葛亮以此坚定对于北伐讨贼、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念。“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所以，刘邦在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之后，旋又率军追击，消灭了项羽。这是诸葛亮主张及时北伐的一个重要考虑。“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这是蒋琬对于北伐的认识。乘曹魏变乱频仍，蚕食其西陲，促其衰敝而灭之。蒋琬、费祎主政时，蜀汉只采取过有限的军事行动；到姜维之时，把它付诸实施。姜维屡出狄道、洮西，正是在执行蒋琬时定下的蚕食凉州的方略。延熙二十年那次大举北伐，更是由骆谷而出关中。姜维的北伐，已超越蒋琬、费祎对北伐的定性而直追诸葛亮的北伐主张。谯周让高贤卿讲出的这些理由，应该是当时仍主张北伐者的主要观点。
伏愚子对高贤卿的观点予以了驳斥。他论述的基点是对时势的审度。汉高祖杖剑策马而取天下的功业，只有在秦末四方鼎沸、群雄逐鹿的时势下才有可能，如今，蜀汉与曹魏均已“传国易世”，蜀汉已传至第二代，曹魏已传至第四代（三少帝均以魏明帝后嗣而立），时势并非秦末鼎沸之时，而更似战国诸侯并立的局面。“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所以，不能指望像汉高祖刘邦那样，以小搏大，以弱胜强。立国之道，在于“养民”、“恤众”。若频频用兵，“极武黩征”，非但不能如愿，还恐将有变乱萌生，而导致土崩瓦解。
《仇国论》里所言“养民”、“恤众”，固然反映了蜀汉当时的社会期望，但对曹魏内部矛盾几乎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它从理论上否定了从诸葛亮到蒋琬、费祎以来关于北伐的整套论述，更将姜维的北伐称之为穷兵黩武。篇末还以“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济盟津者”，指责主张北伐者简直违背常理。
因余与肇建相仇，高贤与伏愚对论。在谯周笔下，经由这番辩论，孰高孰伏，孰贤孰愚，已然分明。而且，反讽意味非常强烈。然则，因余与肇建，孰兴孰衰，任凭寻味。
张翼称“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廖化称“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观点几乎直接取自《仇国论》。《仇国论》是谯周“与尚书令陈祇论其利害”后，退而书写成文，可知陈祇对北伐的认识与谯周相同；以陈祇对后主的影响力，则后主对北伐的认识可想而知。
《谯周传》中写到，“后生好事者亦咨问所疑焉”。咨问的后生中，便有二十来岁的陈寿。《晋书·陈寿传》载，陈寿“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陈寿师事谯周，观念上亦必受到谯周影响。日后，他著《蜀书》，在《蒋琬费祎姜维列传》中评论道：
（蒋琬、费祎）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
陈寿评论他们三人的观点，本于谯周的《仇国论》。谯周认为治理小邦在于“养民”和“恤众”；陈寿则批评蒋琬、费祎治理蜀汉“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谯周指姜维为“极武黩征”，陈寿则指姜维为“玩众黩旅”。
蜀汉从陈祇那样的中枢大臣，到张翼、廖化那样的军中宿将，从谯周那样的通学硕儒，到陈寿那样的后生，对于北伐的认识，均持《仇国论》的基本观点。可知该论的主张，在延熙末年已成为蜀汉上下的一种普遍的认识。
北伐作为一种军事行动，在出兵时机、战守方略上容可商略；但对蜀汉来说，北伐还具有支撑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意义。北伐在于讨贼，唯其为贼，天下才仍是汉室的天下，蜀汉作为汉室的继承者，它的统治才具有合法性。而谯周的《仇国论》，从理论上否定了自诸葛亮以来蜀汉对于北伐的整套论述。当北伐的意义被消解，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支柱便被抽空。
除去谯周对北伐意义的消解，姜维北伐本身的意义也在迷失。诸葛亮北伐曹魏，乃是讨汉室之贼；唯其讨汉室之贼，北伐才具有支撑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意义。姜维北伐，契机为中州政局的变故。从高平陵事件开始，司马懿父子屡屡诛杀重臣、废帝乃至弑君，由此引发的淮南三叛则为反司马氏。这些变故均成为姜维北伐的契机。夏侯霸的来降，又似乎增加了北伐的一个动力。但中州发生这一系列变故，实为司马氏父子欲效曹氏父子故智，步其后尘，正谋攘夺曹魏政权，手段之酷烈有过于当年曹氏父子。中州政治的主题已是司马氏代魏；曹氏代汉，已成隔代往事。
姜维北伐，两次大举是为因应淮南起兵反司马氏。延熙十八年，姜维为因应毋丘俭、文钦在淮南起兵反司马师，与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当姜维与夏侯霸——当年汉贼的子孙——并肩作战，蜀人该如何认识他们在为何而战？
若说北伐的意义仍是讨贼，那么，谁为该讨之贼？又为谁人之贼？北伐的旌旗究竟指向何人？在蜀人看来，姜维和夏侯霸这两个从曹魏来降的外来者，极力将巴蜀与中州政治牵连在一起。然则，司马氏攘夺曹氏，与汉室何干！与蜀人何干！当蜀人在为何而战的问题上渐渐迷失，谯周将姜维北伐指为穷兵黩武，即能成为普遍的共识。
蜀汉景耀元年（258年），姜维从关中回成都后，便不再出兵。魏甘露五年（蜀汉景耀三年，260年）五月，曹魏发生弑君之事，高贵乡公曹髦攻司马昭，被杀身亡。此事震动天下，姜维没有出兵。他已不再能如延熙十八年那样，压制张翼等人的意见，强行出兵。《仇国论》已成为蜀汉的主流舆论。
概言之，在内外两重意义上，北伐的意义均被消解。当北伐的意义被消解，巴蜀与汉室的关系也就悄悄消解。
《仇国论》中“养民”、“恤众”的观点，原也符合儒家以德取天下的观念。但谯周在《仇国论》背后的持论，则为从周舒、杜琼到他一脉相承的否定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天命解读。
早在刘备称帝前，周舒就将那个时代广为流传的“代汉者当途高”这一谶语解读为曹氏代汉，“乡党学者私传其语”(3)。杜琼则对时为后进通儒的谯周解释过何以作此解读，并以汉代官制中的“属曹”、“侍曹”诸称语暗示着天下归曹，佐证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否定了蜀汉政权的天命前提，也就否定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当然也就否定了北伐的正当性。
在这套论述的传承中，杜琼是承上启下的人物。在刘备、诸葛亮之世，他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静默少言，阖门自守，不与世事”，实则对蜀汉政权、对诸葛亮北伐采取消极的态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诸葛亮病逝于北伐疆场之后，竟是杜琼奉命去汉中宣读后主嘉奖诸葛亮的诏书。当杜琼在诸葛亮的葬礼上如是宣读——
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爰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4)
——不知道，他如何让自己的表情和语气流露出诏书中所表达的对逝者的敬意、对诸葛亮勉力北伐的肯定？抑或是在心底想：一段错误的历史终于成为过去？
诸葛亮去世后，杜琼又活了十六年，官位则从左中郎将升至大鸿胪、太常，位列九卿。杜琼于延熙十三年始卒。他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结论被证实。传承这套论述的人物则为谯周。谯周受杜琼启发，从刘备、刘禅父子的名字中琢磨出了刘氏祚尽、该禅让他姓的结论。他说：“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予人也。”(5)刘备名字中的“备”字，可解释为“具”，即完、尽的意思；刘禅名字中的“禅”字，可解释为“授”，即授予、禅让的意思。刘备父子俩的名字连贯起来，等于是在说：刘氏的历数已到尽头，应该禅让给他姓了(6)。这位体貌素朴的老人，已在琢磨这个政权的未来。
景耀五年（262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在壁柱上写下：“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师事谯周的陈寿解释说：“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7)曹有众之意，魏有大之意。谯周那几句话意思是说，“众而大”的曹魏，终将统一天下，“具而授”的刘氏父子声称复兴汉室，如何可能？他在宫中的壁柱上公开写下这段话。这位体貌素朴的老人，已不避讳宣扬他窥见的天命。
在继《仇国论》成为蜀汉的主流舆论后，谯周对蜀汉国运的天命解读，也在蜀境悄悄传播。《襄阳记》载：
魏咸熙元年六月，镇西将军卫瓘至于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国府。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予人也。今中抚军名炎，而汉年极于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于相国府，此殆天意也。”是岁，拜充梓橦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晋武帝即尊位，炎兴于是乎征焉。(8)
援引谯周言论的是向朗的兄子、向宠的弟弟向充，蜀亡前曾任射声校尉、尚书。咸熙元年（264年）为蜀亡的第二年，向充在洛阳，参与了司马炎代魏的舆论造势。谯周被诏至洛阳，则是在晋泰始三年（267年）。可知向充闻谯周之言，不是在洛阳，而应该是在巴蜀，在蜀亡之前。显见谯周对蜀汉国运的天命解读，早就在蜀境内传播。
谯周的这个解读，是当年受杜琼“取类而言”的启发，“触类而长之”琢磨出来的。向充在谯周这个解读的基础上，再一次“触类而长之”。他将蜀汉的最后一个年号“炎兴”，解读为司马炎的兴起。
蜀汉国运的终结遂与中州政治的演变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对天意的最新解读。
在蜀汉灭亡的前一年，姜维最后一次出征。他轻军出侯和。再也没有人跟他并肩作战。他再一次失败。他再也不敢回成都。成都方面，黄皓等人正谋以阎宇取代姜维，剥夺姜维兵权。
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宇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立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怯，不复还成都。(9)
阎宇为右大将军，万斯同的《汉将相大臣年表》系之于景耀五年(10)。《蜀书·霍峻传》注引《襄阳记》载：“时右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阎宇以右大将军都督巴东，俨然已为姜维之副。二人权位，俨然已如当初李严之与诸葛亮。
诸葛瞻于景耀四年（261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樊建以侍中守尚书令。当年，董允为侍中，曾加辅国将军，陈祇为侍中守尚书令，曾加镇军将军；这年，后主迁董厥为辅国大将军，宗预为镇军大将军(11)。诸葛亮主政，惜于名器；蒋琬、费祎主政，也还算慎用名器；蜀汉末年，军事上更形萎缩，却骤迁如此多的大将军，只能说是削弱大将军姜维在军中的地位。
景耀四、五年间，姜维在蜀汉决策层的地位其实已经大大地削弱。“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权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12)诸葛瞻、董厥、樊建等人对黄皓弄权“无能匡矫”，对黄皓谋废姜维也只能随波逐流。八十多年后，孙盛还从蜀中长老那里听说此事。他在《异同记》中写到：
瞻、厥等以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宜表后主，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蜀长老犹有瞻表以阎宇代维故事。(13)
诸葛瞻和董厥，一人为诸葛亮之子，一人为诸葛亮在世时叹为“良士”的丞相令史、主簿。二人也以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而欲以阎宇取代姜维，表明二人是不是“无能匡矫”黄皓弄权，已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无能匡矫”谯周《仇国论》的论调，该论颠覆了诸葛亮的北伐主张。就算蜀汉不是马上面临灭亡，姜维地位的旁落也是无可避免的事。
孤军奋战的姜维，在兵败之后只得屯田沓中。此时，蜀人陈寿眼里的姜维，已然感到“羁旅托国”。在这个名为大汉的国度，“心存汉室”的大将军姜维，竟然感到“羁旅托国”！在大汉的天下，何为羁旅？何为托国？
当年，姜维初归蜀汉，母亲遗落在魏。魏人让他母亲手书姜维，招其来归，姜维答以“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也”(14)。母子均以药名为喻。母亲喻以当归，暗示他重归故国；姜维答以远志，那是他从诸葛亮那里秉承的复兴汉室的理想。他为这一理想奋斗了大半生。如今，他竟然感到“羁旅托国”。他的父亲曾为本郡的功曹，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便为大汉而战死沙场。北望陇上，母亲的坟茔墓木已拱了吧。桑梓在望，然而，何处是故国？他羁旅托国，又托于何国？
他心存汉室，汉室却已恍如故国；他身在大汉，却恍如羁旅托国。在这个国度，复兴汉室的理想已然消隐，复兴汉室的旗帜已然褪色。当复兴汉室的旗帜不再扬起，汉室就只能隐进历史。
在巴蜀的这个政权灭亡之前，它与汉室的关系已经消解殆尽。
第二节 蜀汉的败亡
宋人郭允蹈编《蜀鉴》，认为“姜维亡蜀”。郭氏此论是基于姜维调整汉中防守部署而发。《蜀书·姜维传》载：
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入。及兴势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积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悬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于是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于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
这无疑是蜀汉国防部署上的又一次重大调整。在经历了蒋琬时代的战略收缩和延熙七年的那次汉中危机之后，姜维何以还会作此调整呢？
延熙六年（243年），蒋琬率大军还驻涪城，汉中守兵不满三万，次年而有曹爽伐蜀，汉中形势一度危急。此后，蜀汉稍作调整，增强汉中的防御。延熙八年（245年）十二月，“大将军费祎至汉中，行围守”(15)，可知汉中的防御仍采取“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此制在延熙十六年费祎遇刺前应无变化。从延熙十六年至二十年，姜维年年出军，动辄数万。司马昭伐蜀前对蜀汉兵力的判断是，“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境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16)。蜀亡时，士民簿上“带甲将士十万二千”(17)。考虑到《吕乂传》中所说的蜀军中“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诸弊端，蜀军的实际兵力可能并没有士民簿上登记的那么多。诸葛亮卒后，蜀汉增永安之守，先有邓芝督江州，后有宗预督永安；景耀年间，则为阎宇都督巴东，罗宪守永安。蜀汉后期，南中时有骚动，故先有马忠，后有霍弋镇守南中。此即司马昭所谓“备他境”的兵力，连同成都的守军，不下四万。“余众不过五万”，即汉中、武都、阴平等郡与魏对峙前沿地带的守军，也是姜维北伐所能动用的军队。姜维放弃剑阁南撤后，钟会在给魏廷的上表中说到，“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18)，这四五万人包括姜维从沓中撤回的军队和廖化、张翼等人的援军。看来，司马昭对蜀军兵力及其使用情况的判断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姜维出军，动辄数万，看来他将汉中方面能动用的军队基本上都抽调了。这意味着，在姜维主动进攻的这几年，汉中方面并不曾“实兵诸围”。延熙二十年（257年），姜维最后一次大举北伐，“复率数万人出骆谷”。次年，姜维率军从关中回到成都，对汉中的防御作了这番安排，等于是将早先从汉中诸围守抽调出的军队保留下来，未再部署回诸围守，而将其集中为机动兵力，即所谓“游军”。姜维此举，说是为防备魏军进攻而采取的“殄敌之术”，但考虑到过去十年的时间里，蜀军一直采取主动进攻，曹魏内部变故频仍，无遑出击，所以，姜维此举的重点应不在防备魏军进攻，而是将他能动用的有限的军队，集中成一支机动兵力，以便伺机再出。姜维认为原先的部署“适可御敌，不获大利”，可知他调整部署是旨在进取；“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才是姜维调整部署的重点。
按姜维的部署，王含守乐城，蒋斌守汉城，作为汉中的主要支撑点；武都、阴平二郡则有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诸围作为前沿警戒(19)。汉寿为费祎生前选定的驻地，位于剑门险要之外，西汉水边上（今嘉陵江）。邓艾在洮西之败后，论姜维必定再出时说到：“彼以船行，我以陆军，劳逸不同。”(20)可知蜀军出陇西，常常借助江河水道。从汉寿沿西汉水可趋汉中、武都；沿西汉水支流白水可趋阴平。汉寿前有阳平关，后有剑阁，即姜维所谓“重关镇守”。调整之后，汉中督胡济不驻汉中而驻汉寿，则汉寿应为调整后蜀军兵力的一个主要集结地。姜维既然是将诸围守兵集中为机动兵力，以便伺机再出，汉寿又方便于向几个方向出击，可以推知，姜维初作调整时集中起来的机动兵力——即所谓“游军”——应该集中在汉寿。
司马昭伐蜀时，蜀军的部署已然不是如此。蜀汉获悉魏军进攻后，派右车骑将军廖化率军赴沓中增援姜维，左车骑将军张翼、辅国大将军董厥等率军增援阳安关口，为汉中声援。廖化率军进至阴平，获悉魏将诸葛绪从建威进攻，为防后路被断，遂在阴平停住。“月余，维为邓艾所摧，还住阴平。”(21)姜维与廖化在阴平会合。汉中方面，“蜀令诸围皆不得战，退还汉、乐二城守。”王含守乐城，蒋斌守汉城，“兵各五千”(22)。汉、乐二城的守军兵力，不见于《蜀书》，而见于《魏书·钟会传》，当来自魏军受降后的资料。钟会留军围攻汉、乐二城，自率大军继续前进，攻阳安口，即阳平关。因蒋舒出城投降，魏军趁机攻破阳平关，遂“长驱而前”。此时，“翼、厥甫至汉寿”(23)，也就是刚刚到达汉寿。姜维、廖化引兵东还，欲增援阳平关，正好与张翼、董厥的军队会合，听说关城已破，乃合军退保剑阁。
从战争的进程中，可以获知几个方面的信息。廖化与张翼、董厥率军增援两个方向，魏军已破阳平关，“翼、厥甫至汉寿”，可知此时蜀军主力收缩在剑门险要以内。汉中诸围退守汉、乐二城，也只不过“兵各五千”。延熙七年魏军攻蜀时，“汉中守兵不满三万”，尚且吃紧，此时，汉中的守军才大约一万。傅佥和蒋舒守阳平关，因蒋舒“开城出降”，魏将胡烈“乘虚袭城”，傅佥“格斗而死”，关城即被魏军攻破，看来阳平关的守军也比较有限。汉中督胡济原驻汉寿，此时可能已经病故。据裴松之补注胡济的资料，“亮卒，为中典军，统诸军，封成阳亭侯；迁中监军、前将军，督汉中，假节领兖州刺史，至右骠骑将军。”(24)胡济在任汉中督时兼领兖州刺史，而在景耀四年宗预拜镇军大将军时，也兼领兖州刺史。据此可推知原领兖州刺史的胡济可能已经亡故。万斯同《汉将相大臣年表》列胡济为右骠骑将军，也是止于景耀三年(25)。看来，曹魏伐蜀时，汉寿并无重兵镇御，否则增援阳平关，无待张翼、董厥发自剑门以内。卫将军诸葛瞻率军抵御邓艾，也是发自成都。此前，诸葛瞻与董厥并平尚书事。蜀亡前夕，除姜维屯沓中、霍弋守南中、阎宇和罗宪守巴东外，蜀汉诸统兵大将基本上都在成都，蜀军主力则收缩在剑门险要以内。
蜀军主力收缩在剑门险要以内，这并不是姜维的本意。姜维将诸围守的守军集中为机动兵力，原是想伺机再出，以规进取。延熙末年，中州每有变故，姜维必定出军。景耀元年，姜维作此调整，以便“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但是，景耀三年（260年），曹魏发生弑君之事，高贵乡公曹髦被杀。此事震动天下，姜维却没有出军。看来，景耀初年，蜀政的迅速衰败已使姜维的意图落空。从诸围守中抽调而保留下来的“游军”既未用于北伐，也未部署回诸围守，而是收缩到了剑门以内。随着《仇国论》成为蜀汉的主流舆论，姜维的北伐主张已经得不到支持。景耀四、五年间，姜维的兵权其实已被削弱。黄皓想以阎宇取代姜维，诸葛瞻和董厥也以姜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而欲将姜维召还为益州刺史，夺其兵权。景耀五年，姜维轻军出侯和，兵败后以“危怯”而不敢还成都。景耀六年（263年），姜维获悉钟会治兵关中，建议后主派张翼、廖化增戍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也因黄皓“谓敌终不自致”而让后主压下此事。如此攸关存亡的事，也能因黄皓一言而废，可见景耀元年“宦人黄皓始专政”一语，并非史官归恶之辞。
郭允蹈认为“姜维亡蜀”，主要针对姜维撤汉中诸围守，从而导致汉中门户大开。诚然，汉中的守备力量单薄，以至于蜀汉的北方门户轻易被撞开，这是蜀汉灭亡在军事上的主要原因。阳安关的失守最具决定性意义。汉中与蜀地的主要通道为西汉水河谷，阳安关扼险而守，控扼这条通道；武都、阴平与蜀地之间较为平易的通道为白水河谷。白水在剑阁外汇入西汉水。阳安关失守后，蜀军只得阻剑门而守，阴平孤悬于剑门之外，不得不弃。邓艾据阴平，这才得以从德阳亭经左担道趋绵竹，绕出剑阁之后。
但是，汉中守备力量单薄，却不能归咎姜维。诚然，抽调汉中诸围守的兵力始自姜维。姜维起初抽调这些军队是为了北伐，后来保留这些军队作为机动兵力则是为了伺机再出。为此，姜维从汉中诸围守抽调出的军队作为“游军”，应该会部署在靠近前沿的地带，而不会收缩在剑门关以内。
如果成都的诸执政认为姜维北伐劳民伤财，大可将蜀汉的国策调整回蒋琬、费祎时期的“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蒋、费二人主政时期，蜀汉虽然在战略上向内收缩，不再如诸葛亮主政时那样孜孜于北伐，但四境仍派宿将镇御，如王平、刘敏守汉中，邓芝守巴东，马忠守南中，另外，张翼为建威督，守武都郡，廖化为广武督，守阴平郡。蜀汉的诸执政反对姜维的军事冒险，大可改取守势，将姜维从诸围守抽调出的军队部署回诸围守中。景耀末年，姜维本人都危怯不安，屯田边地以避祸。姜维在钟会伐蜀前，建议增戍阳安关口和阴平桥头，都不被采纳。可知此时蜀汉的兵力如何部署，早已不是姜维所能决定。
蜀军主力收缩在剑门关内，这已不是战略收缩，而是政治的衰败而导致的国势的向内塌缩。从后主、黄皓到当轴诸执政，恃蜀境山川之险，“谓敌终不自至”，“不知祸之将及”而“自以为安”。
不过，对于蜀汉之亡，姜维仍不能辞其责。他身为大将军，却屯田沓中，远戍边地，致使蜀汉的防御战略严重失衡。曹魏在决策伐蜀的诏书中就说到，“蜀所恃赖，惟维而已，因其远离巢窟，用力为易”(26)。可知司马昭的伐蜀战略即针对着姜维远戍边地而造成的战略破绽。他屯田沓中，固然有政治的原因，但他既已侦知钟会治兵关中，纵然后主不增戍前沿要隘，他本人也应该迅速回军。此为姜维的战略失误之一。
司马昭遣邓艾趋沓中以绊姜维，遣诸葛绪趋武都以截其归路，钟会率大军穿越秦岭诸谷道至汉中后，迅速越阳平关而趋剑阁。姜维这时倒是表现出了杰出的战术才能，摆脱牵绊，迅速回军，退守剑阁。
不久，邓艾由阴平从景谷道入，破诸葛瞻于绵竹。此时姜维的反应仍让人觉得奇怪。姜维在获知邓艾破诸葛瞻于绵竹后，弃守剑阁，率军南撤。但他并不是从涪城、绵竹、雒城这条线向成都靠近，而是在其东侧沿着与这条线大致平行的路线南撤。当时姜维率领的仍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军队，据钟会在给魏廷的表文中描述，“维等所统步骑四五万人，擐甲厉兵，塞川填谷，数百里中首尾相继，凭恃其众，方轨而西”(27)。这支军队守剑阁时，钟会十万大军不能克。八十多年后，孙盛随桓温入蜀，从蜀中故老那里听到了姜维在蜀亡前后的一些事。在此期间，他还见过常璩，以其稔熟于蜀中旧史，誉之为“蜀史”。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写到：“姜维未知后主降，且谓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乃由巴西出郪、五城。”(28)按常璩的意思，姜维是想让成都的诸执政感受一下压力，再解除危险，以便自己在蜀汉决策层重新取得主导地位。常璩的叙述是对姜维意图的推测，亲身经历了蜀汉败亡过程的陈寿则写到：“维等初闻瞻破，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闻欲东入吴，或闻欲南入建宁，于是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29)邓艾破诸葛瞻于绵竹，绵竹阻在剑阁与成都之间，姜维与成都之间的联络遂被阻断，所以姜维并不知晓后主的决策为何。姜维大军南撤至郪——该地与剑阁之间跟成都与剑阁之间基本等距——才收到后主投降的敕令。可知从绵竹初败到后主投降这段时间里，姜维仍有机会作出反应。此时，姜维为何不以部分军队守剑阁、以部分军队迫邓艾之后？在他打探到的几种传闻中，无论后主采取哪种方案，他都应该将钟会大军阻挡在剑门之外。巴蜀在失去汉中的外围屏障之后，再弃剑门险要，任敌涌入巴蜀腹地，则无论哪种方案实施起来都要困难得多。弃守剑阁，为姜维的战略失误之二。弃剑门之险，任曹魏大军涌入平地，纵然后主愿意坚守成都，蜀汉也是大势已去。
“心存汉室”的大将军姜维，纵然有心救国，终于无力回天。至若史上传言的姜维欲杀钟会以图复国之谋，不见于陈寿的《三国志》，而见于孙盛的《晋阳秋》和常璩的《华阳国志》。二书甚至具体说到姜维给刘禅的密疏。倘若姜维真有此谋，也应该是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谋划。此事可能涉及的几个当事人，要么已内迁为官，要么已死于成都的兵乱——后主刘禅迁洛阳封安乐公，樊建和董厥亦内迁为官于洛阳，武将姜维和张翼已于乱中被杀，宗预和廖化于内迁途中病故——死者已矣，对于活着的人，此事攸关身家性命，因此不可能从他们嘴里说出。二书的叙述，应该是孙盛以及比他略早的常璩从蜀中长老那里听到的传闻。
从常璩到孙盛，都能从蜀中长老那里听到一些关于蜀汉历史的传闻，直到蜀亡约一个半世纪之后，毛修之仍在说“昔在蜀中，闻长老言”(30)。蜀中长老，应该没有可能从蜀汉一直活到南北朝的。这也可以说是蜀汉历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历代兴亡的一幕幕剧本里，洛阳的铜驼荆棘，金陵的王谢旧宅，吴宫的高台麋鹿，都是诗家吟咏兴亡的好题材。蜀汉的历史却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流传在蜀老的口耳相传里。仿佛，那段历史——其兴、其衰、其亡——是他们记忆里最堪咀嚼的一段往事。
不过，这一切都已无关紧要。成都的那班君臣们在讨论这个政权的未来时，根本不是基于军事形势。在成都，“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有人提到奔东吴，有人提到奔南中，谯周力主投降。为促成后主下决心，谯周又上疏后主，除了重述在朝堂上分析的奔东吴与奔南中之不可行外，尤以邳肜之言暗示人心已不足恃，又以尧舜之事暗示“天命有授”。天命、人心皆去，后主惟有投降，还“可获爵土”。
谯周说“天命有授”，其实他从来都不相信刘备、刘禅父子获得过天命。蜀汉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恃险偏安之后，人心已去，倒是实情。朝堂之上，群臣们关心的问题只是，“恐不受降，如之何？”(31)《谯周传》载：“蜀本谓敌不便至，不作城守调度，及闻邓艾已入阴平，百姓扰扰，皆迸山野，不可禁制。”(32)罗宪守永安，“寻闻成都败，城中扰动，江边长吏皆弃城走”(33)。百姓皆迸山野，长吏皆弃城走，可知亡国的前夕，蜀汉的民心士气均已瓦解。
五十年前，以刘璋之暗弱，雒城还坚守了一年多，及至刘璋投降，成都城中“吏民咸欲死战”。如今，成都的府库里，“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邓艾不过率万余人偷袭阴平，兵锋根本未及成都，刘禅的降表已迎送到了雒城。
刘禅的降表中写到：
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干运犯冒，渐苒历载，遂与京畿攸隔万里。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遗绪，俛仰累纪，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归能之数，怖骇王师，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辄赦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余粮栖畝，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辅伊周，含覆藏疾。谨遣私署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奉赍印绶，请命告诚，敬输忠款，存亡赦赐，惟所裁之。舆榇在近，不复缕陈。
刘禅的降表回应了黄初年间魏文帝曹丕欲使举国称藩的大义，也回应了钟会的伐蜀檄文中对天命大势的论述。钟会的伐蜀檄文，从“汉祚衰微，率土分崩”，说到大魏“应天顺民，受命践阼”，这其实是曹丕代汉时由许芝等人阐发的那套论述。有意味的是，檄文还回顾了建安初年曹操与刘备合作的那段友好的时光。刘备在徐州困于吕布之手，“太祖拯而济之，与隆大好。”只是“中更违盟，弃同即异”(34)，才造成现在的局面。刘禅的降表将那段历史解释为“窃贪遗绪”，所以“未率大教”。如今，曹魏“龚行天罚”，“天威既震”，所以，“敢不革面，顺以从命”。降表使用了曹魏的年号，而自称遣送降表的官员为“私署”，这等于是承认巴蜀的这个政权是伪政权。这份降表正式确认了这个政权的终结。
次年，刘禅率其子孙东迁洛阳，曹魏封他为安乐公。策命中写到：“乃者汉氏失统，六合震扰。我太祖承运龙兴，弘济八极，是用应天顺民，抚有区夏。于时乃考因群杰虎争，九服不静，乘间阻远，保据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以来，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几将五纪。”(35)策命从大魏的立场对汉末以来的历史作了阐释。三国时代的政治论述大都从汉末的皇纲解纽说起，以历史的论述来佐证天命的论述。只不过，曹丕代汉时，汉末的皇纲解纽只是佐证了“有汉数终”、“魏家受命”的天意；刘备则从中领悟出领导汉室再一次复兴的历史使命。而今，由刘禅亲口确认“大魏布德施化”，从刘备、诸葛亮到姜维致力于复兴汉室的那段历史，只不过是“窃贪遗绪”。策命嘉奖刘禅“应机豹变，履信思顺”，顺应天命，归降大魏，所以授以茅土，“永为魏藩辅”。
至此，历史的论述遂与天命的论述合而为一。巴蜀的归顺只不过是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
此时，逊位的汉献帝去世已经三十年了。他做了十四年的山阳公，卒于魏青龙二年（234年），而不是刘禅的乃考刘备编的那个传闻所说的建安二十五年。由于嗣子早逝，他的孙子刘康袭爵山阳公。新封的安乐公刘禅与袭爵的山阳公刘康，终于相会于魏廷。历史在四十三年前分出的那条线，绕了一圈后，又转回了原点。
越明年，司马炎代魏建晋。安乐公刘禅又与山阳公刘康一道列于晋廷，永为晋藩辅。
随刘禅投降而内迁的前蜀汉官员亦多受封。迎送降表的前蜀官员中，张飞的次子侍中张绍和光禄大夫谯周皆封列侯，邓芝之子驸马都尉邓良日后仕晋官拜广汉太守。尚书令樊建、秘书令郤正、殿中督张通亦并封列侯。向宠的弟弟向充因参与司马炎代魏的舆论造势，官拜梓橦太守。镇守巴东的霍弋和罗宪在投降后被委以本任。
叩头谢恩的人群中没有诸葛亮子孙的身影。诸葛瞻及其长子诸葛尚在绵竹阵亡。蜀人印象里的诸葛瞻，主政不能矫弊，统兵不能御敌。父子在绵竹城下陷阵而死的孤勇，不过是聊以殉先人之志。诸葛瞻的次子诸葛京和诸葛攀的儿子诸葛显被内迁到河东郡。随诸葛瞻战死的还有黄权的儿子黄崇、李恢的侄子李球和张飞的孙子张遵。赵云之子赵广已在沓中战死。另如张翼、蒋琬的两个儿子蒋斌和蒋显，则都跟姜维一起死于成都的兵乱之中。
刘禅的子孙亦多受封。但在叩头谢恩的人群中没有前北地王刘谌的身影。他在刘禅投降的那天自杀身亡。《汉晋春秋》载：
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绶。是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36)
刘谌希望父子君臣同死社稷，但是，成都那班君臣的心里早已没有了汉室社稷。社稷不再，谁与同死？刘谌只有自己一死以殉社稷。
昭庙里的哭声，成了汉室最后的回响。
(1)永南为李邵，广汉“李氏三龙”之一。诸葛亮主政初年，辟为丞相西曹掾，兼领益州治中从事。早卒。季常为马良，刘备称帝后，拜为侍中。三十六岁时，死于武陵。杨戏给二人的赞词是，“季常良实”，“永南耽思”。
(2)《蜀书·宗预传》附《廖化传》注引《汉晋春秋》。据《蜀书·姜维传》及《蜀书·后主传》，景耀五年，姜维出兵侯和，而非狄道；《魏书·三少帝纪》及《邓艾传》也都是说破姜维于侯和。若为出狄道，则不在景耀五年，而在延熙十八年。习凿齿的叙述要么时间有误，要么出兵方向有误。
(3)《蜀书·周群传》。
(4)《蜀书·诸葛亮传》。
(5)《蜀书·杜琼传》。
(6)《蜀书·杜琼传》；另见刘备称帝一章。
(7)《蜀书·杜琼传》。
(8)《蜀书·向朗传》附《向宠传》注引《襄阳记》。
(9)《蜀书·姜维传》。
(10)《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汉将相大臣年表》，中华书局1955年2月第1版。
(11)宗预为镇军大将军，万斯同系之于景耀二年，但《蜀书·宗预传》叙述他迁镇军大将军时说到，“时都护诸葛瞻初统朝政”，可知此事应在景耀四年。
(12)《蜀书·诸葛亮传》附《董厥传》、《樊建传》。
(13)《蜀书·诸葛亮传》附《诸葛瞻传》注引孙盛《异同记》。
(14)《蜀书·姜维传》注引孙盛《杂记》。
(15)《蜀书·后主传》。
(16)《资治通鉴》卷七十八，魏纪十，景元三年。
(17)《蜀书·后主传》注引《蜀记》。
(18)《魏书·钟会传》。
(19)诸围位置，参见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卷七《刘后主志》，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第587页。
(20)《魏书·邓艾传》。
(21)《蜀书·姜维传》。
(22)《魏书·钟会传》。
(23)《蜀书·姜维传》。
(24)《蜀书·董和传》，裴松之注。
(25)《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汉将相大臣年表》，中华书局1955年2月第1版。
(26)《魏书·三少帝纪》。
(27)《魏书·钟会传》。
(28)《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巴蜀书社1984年7月第1版。
(29)《蜀书·姜维传》。
(30)《魏书·毛修之传》。
(31)《蜀书·谯周传》。
(32)《蜀书·谯周传》。
(33)《蜀书·霍峻传》注引《襄阳记》。
(34)《魏书·钟会传》。
(35)《蜀书·后主传》。
(36)《蜀书·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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