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抵抗虚无

景凯旋

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是一位命途多舛的人物，身为犹太人，他的一生经历了纳粹占领、斯大林式统治以及南斯拉夫解体前的民族冲突，始终都感觉到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由于英年早逝，且喜欢阅读甚于写作，他不是一位多产作家，其作品包括两部长篇小说《花园，灰烬》、《沙漏》，三部短篇小说集《栗树街的回忆》、《达维多维奇之墓》、《死亡百科全书》以及三部散文集。即使如此，这些作品已足以奠定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了。他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可以看作是一个系列，分别写了两种极权制度下人的毁灭和原因。其中《达维多维奇之墓》一书，更是被视作继奥威尔《1984》、库斯勒《正午的黑暗》之后描写极权的一部经典作品。

《达维多维奇之墓》取自短篇集中一篇小说的名字，最初的集子则以其中另一篇小说《红木柄小刀》为书名。这部涉及第三国际恐怖历史的书出版于1976年，立即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但在契斯家乡，小说的内容却招致斯大林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攻击。由于书中人物大多有犹太血统，对此书的毁谤因而充满了反犹意味。这些人避而不谈“大清洗”历史，而是指控契斯剽窃索尔仁尼琴、乔伊斯、曼德尔施塔姆、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宣称这是一个丑闻。为了替自己申辩，契斯撰写了随笔集《解剖课》，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人文观念和文学渊源，同时也使读者得以了解他的生平经历。

契斯1935年出生于塞-尔维亚小城苏博蒂察，靠近匈牙利边境。父亲是匈牙利籍犹太人，在铁道部门工作，母亲是黑山塞-族人，信奉东正教。这个出身赋予他一种混合的身份和文化。像所有生活在欧洲各国的犹太人一样，他父亲的宗教感已很淡薄。他从小生活在苏博蒂察南边的诺维萨德，那是个横跨多瑙河的城市，塞-尔维亚、匈牙利和德国人居住在不同社区。1939年，匈牙利颁行反犹法律，为了避祸，父母让他受了东正教洗礼。1941年诺维萨德被匈牙利吞并后，来自周围的敌意迫使他父亲不断搬家。由于一直受到周围孩子的欺负，童年的契斯始终处在恐惧之中，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1942年，诺维萨德发生了屠杀犹太人事件，受害者尸体被扔进冰冷的多瑙河。契斯全家逃到父亲的匈牙利家乡，但在那里也不安全，经常有士兵和警察闯进家里检查证件，翻箱倒柜。父亲给了他和姐姐一本匈牙利杂志，并告诉他们要高高举起来，让别人看清楚杂志的名字。契斯意识到自己仍不属于这儿，乡村天主教堂的钟声让他感到神罚的恐惧，他在一户富裕农民家干活，在学校学习天主教的教义问答，但他不能进教堂，只能晚上在家里接受母亲的东正教教育，学习用斯拉夫语朗诵主祷文。1944年，他父亲及其亲戚被送往奥斯维辛，再也没有回来。

“二战”结束后，他搬迁到母亲的家乡采蒂涅，进入当地一家音乐学校学小提琴。与此同时，他一边写诗，一边翻译匈牙利、俄罗斯和法国的诗歌。毕业后，他考入贝尔格莱德大学，在新成立的比较文学系学习，并获得首个比较文学文凭。那以后，他一直居住在贝尔格莱德，工作、成家和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发表于1962年，最后十年他移居法国，此间只写了一部短篇小说集《死亡百科全书》，却接受了大量采访，写了不少随笔，直率地批评国内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此时，种族、宗教再度成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报纸专栏上充满仇恨的主题，他似乎已经从中预感到，在他的故土，往日的情景将会重现。

童年对契斯的文学成长有着很大影响，他从乡民那里知道了各种匈牙利神话和格言，从母亲那里知道了塞-尔维亚的许多抒情诗和史诗，还有故事和神话，因此很早就意识到所有民族神话的相对性。在契斯幼小的心灵里，这种民族意识是由世代相传的传说统治的。从这些神话和传说中，他读出的是杀戮和死亡。林中仙子与冬天发黑的窗户、雪地里的枪声融合在一起，成为缠绕他的噩梦。这种梦境延续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他把它归于母亲的遗传，母亲给他讲故事时，总是喜欢将事实与传说混淆起来。

选择这种叙事方式更是出于一种创作自觉。现代作家越来越明白，小说不可能反映全部真实，它只是表现作家眼中的世界，因而杰出的作家会竭力寻求属于自己的一种叙事方式。这是他的世界观，他的认识论。在这方面，契斯是突出的。早期的《栗树街的回忆》已经显出他的独特风格。全书不断转换叙事角度，跳动、省略、断断续续的片段，构成每一个章节。没有完整的情节线，所有的心理描写都是想象的内化。我们只知道，这个家庭住在栗树街，那里有着优美的乡间景致，儿童山姆每天的生活虽然艰辛，却充满童趣，放牛、游戏、尿床、初吻、马戏团、捡蘑菇，各种片段式的印象构成了一个孩子的现实世界。

接下来，周围发生了屠杀、抢劫、军队路过，这些事件都写得含混、跳跃，只有繁复的印象透出儿童内心的恐惧。酒鬼父亲从生活中消失了。父亲怎么被带走的，又是怎么死的，读者像山姆一样不清楚。只是从幸存的姑妈那里，山姆才得知了这个消息，并从父亲留下的家族档案中窥知了部分事实。此前，他的初恋遭到父亲的教训后，他睁开眼睛看见父亲“高大的身-躯戴着一顶硬边黑帽，手上拿着棍子，在手推车后面拖着脚步往紫色的地平线走去”，而现在诗意的幻觉消失了，父亲一点也不像一个传说中的英雄，也没有给后人留下不朽的遗言：

丽贝卡姑妈恶意的眼神暗示着令人痛苦、可悲的事实：与贫乏、虚弱的灵魂为伍，在惊慌失措的妇女、担惊受怕的孩童中间，与他们艰难地同行，与他们并肩，高高的、驼着背，没戴他的眼镜，没拿他的手杖——这些都被他们夺走了——恍恍惚惚地、在受难者的行列中曳足而行……他们用棍棒和来复枪的枪托殴打他；他-呻-吟着倒下；女-人们为他鼓劲，把他从地上扶起来，然而他——天哪！——哭得像一个婴儿，他那叛变了的肠胃散发出恶臭。

家庭的巨大变故叙述得如此平淡，甚至有点戏讽的味道。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心里，还无法理解屠杀犹太人这样的人类事件，他试图逃离难以理解的现实，让自己的想象跟生活保持距离，但这只能使叙事显得更加残酷。如果说，小说是作家赋予生活一种形态，那么契斯的世界就是一个超现实的噩梦。这种不连贯的叙事体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简短的片段组成繁复的印象，使得读者很难获得综合的认识，由此表现出世界的不可解释性。在创作上，的确可以看出乔伊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舒尔茨甚至卡夫卡的影响，但对真实资料的使用却已经体现了契斯的特色。在此后的《达维多维奇之墓》中，这种虚实结合的特征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形成一种独特而混杂的风格。

《达维多维奇之墓》由七个短篇故事组成，叙写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个职业革命者的命运。书中发生的事件与南斯拉夫无关，角色都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爱尔兰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大多具有犹太血统。正如人们所知，犹太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曾起过重要作用。这些革命者四海为家，在欧洲各地组织革命，对这个世界充满狂热的仇恨，发誓要彻底改变它。需要提及的是，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物，有些还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用契斯的话说，这些故事都根据书籍和资料中完全真实的事情写就，主要来源于卡尔罗·希塔伊奈尔的回忆录《在西伯利亚的七千个日子》。希塔伊奈尔是南斯拉夫人，为第三国际工作，“大清洗”中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二十年。

契斯的个人经历使他十分钟情于残酷的题材，他沉溺于有关“大清洗”的各种记载。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契斯已不再信任作家的虚构，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叙事方式，那就是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重建故事。在他看来，“二十世纪文学经历了一场巨变：文学不再是罗曼蒂克的，它不能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罗曼蒂克。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幻想是文学的主导因素。在经历这个世纪的历史给予我们的一切之后，显而易见，幻想以及浪漫主义已经失去其全部意义。现代历史创造了这样真实的现实：今日的作家别无选择，只能赋予它艺术形态，在必需的时候‘创造’它：就是说，用真实的资料作为原始材料，运用新的形式并通过想象来成就它。”在此书里，契斯把自己变成一个历史学家，在档案、回忆录、传记和新闻报道中爬梳材料，试图将散见的事迹连缀起来，呈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资料里所缺乏的具体情节，以及环境、言行和心理等细节，就用想象来补充。

对契斯来说，史实的真实才是文学的灵魂，但他并不排除必要的想象。他把这称为“想象的现实主义”。在写作此书时，他采访过希塔伊奈尔，后者指出他的几处描写失实，比如黄昏时一个外国人不可能在克里姆林宫墙外散步，因为会立刻遭到逮捕，但契斯并没有删除这个细节。诗人布罗茨基曾引用此书一篇故事中的一段描写，来说明契斯的写作手法：

世纪之交中欧城市普遍萧条的情形显而易见：灰色的平房，阳光缓缓照进后院，分割出两块截然不同的区域——一边是慑人的明亮，一边是如同黑夜、潮--湿--发霉的阴影；成排的黑刺槐分泌出树汁，像是浓稠的咳嗽糖浆或药片，童年患病时的麝香味；冰冷的巴洛克药房，哥特式的白瓷容器闪着微光；昏暗的中学校园铺砌了院子（斑驳的绿色长椅，形似绞台的破秋千，粉刷过的木屋）；市内的建筑都漆成了玛丽亚·特蕾西亚黄，那是黄昏时吉卜赛乐队在大饭店露天餐厅演的歌谣里，枯叶与秋日玫瑰的颜色。

就像许多省城里的孩子一样，药剂师的儿子卡尔·陶贝也梦想着，有那么一个快乐的日子，他将在离开之前鸟瞰这个城市，隔着厚厚的眼镜片看它最后一眼，就像透过放大镜看学校里那干透了的、滑稽的黄色蝴蝶标本，既难过又厌恶。

1920年秋，在布达佩斯火车东站，他登上前往维也纳的快车的头等车厢。火车驶离的那一刻，年轻的卡尔·陶贝再次向父亲挥手道别（父亲挥动着丝巾，像一个黑点逐渐远去、消失），便很快带着皮箱走进三等车厢，和工人们坐在一起。

布罗茨基评论道，药剂师的儿子选择和工人坐在一起，象征着他未来的革命道路，这是一种常见的细节描写，而父亲“像一个黑点逐渐远去、消失”的观察则完全是诗，“丹尼洛·契斯明显诗化的散文带着对想象和细节的强调，以及反讽的超然，通过提醒读者注意其本身的智性，将他那恐怖的主题置于最恰当的视角。因此，读者对被描述的现象的道德评价不再仅仅是心神不安的感伤，而是由他深深刺痛人类的最高智力所产生的评判。这不是思想被感觉，而是感觉被思考。”契斯的作品终竟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在历史的框架结构下，由想象和细节构成的文学世界。

作为一个诗人，布罗茨基特别赞赏契斯的文字，称书中的许多篇章、段落可以当作诗歌来阅读。不过，与《栗树街的回忆》相比，此书的描写更加质朴平实，情节也更加完整，但叙事仍然是片段的拼贴，那种蒙太奇式的画面，总能激起读者的强烈感觉。这些第三国际的革命者，无论是知识分子、商人的儿子，还是平民子弟，他们的一生都大致相似，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充满传奇的色彩：暗杀、暴动、参战、逃亡、流放、被捕、审讯。他们掀起的革命、内战、集体化在半个世纪里像风暴扫过俄国乃至欧洲大地，更像是用鞭子抽打着人民的脸庞（书中的一个比喻）。然而，迫害者并不比受害者活得更长，最终他们无一例外都遭到自己阵营的清洗，在受尽折磨后步向死亡。书中一个人物在青年时写的诗句得到了应验：母猪吞吃了自己的猪崽。

书中最长的故事是有关达维多维奇的经历，他年轻时走过私，当过学徒、码头工人和司炉工，组织过罢工、街头示威、暗杀，然后是苦役和逃亡。“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又作为苏维埃高级领导人，指挥征粮，与白军作战。西方一篇评论这样描述这位著名革命家的形象：“他是一个奇特的混合体——没有道德观念，愤世嫉俗，对理念、书籍、音乐还有人类有一种天然的狂热。要我说，他看起来像是教授与强盗的混合体。”革命者的目标就是打碎旧世界，解放全人类，这自然也包括颠覆千百年来的传统道德。无论对情人还是民众，达维多维奇和他的同类都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世界围绕着他们旋转，而他们则冷冷地看着世界。

想象他们成为阶下囚后的心理活动是很有意思的，在契斯笔下，达维多维奇被捕后面临的问题是：“为了那难能可贵、代价高昂的认知，接受这有限的存在之短暂，还是为了这同样的认知，臣服在虚无的怀抱里”。契斯在这里一改简约的叙事方式，详细描写了审讯过程。在审讯者与被审讯者的角力方面，此书与库斯勒的《正午的黑暗》有着相似之处，那些审讯者都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关心什么历史目的论之类，他们只是凭着对人类的直觉，意识到要让一个有智力的老革命家屈服，就要蹂躏他那多愁善感的自我中心。达维多维奇被带出牢房，来到地下审讯室，天花板上垂着昏黄的灯泡。两个陌生青年被带到他身边，由于他拒不认罪，年轻人成了替罪羊，当场遭到枪杀。达维多维奇终于屈服了。

在《正午的黑暗》里，被审讯者出于信念和逻辑承认了自己的罪状，他意识到他与审讯者在维护共同的目标。在《达维多维奇之墓》里，被审讯者则遭到残酷的死亡折磨，他的认罪是被逼迫的。他并没有被处死，而是在多年的监禁后越狱，最后面对前来搜索的队伍，纵身跃进钢铁厂的熔炉中。他曾经想要摧毁旧世界，如今却不想再看到这个新世界。

这是一个关于毁灭与自我毁灭的主题。契斯的文学谱系包括了西方许多作家，但在精神内核上，他更接近二十世纪的那些俄罗斯作家，甚至令人想起十九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书中人物都是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而对于他们建立的新世界，他们仍旧抱着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样的审讯主题，库斯勒笔下的人物更为复杂内省，促使读者去思考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对革命者动机的隐秘同情显示出一丝悲剧色彩，而作为年轻一代的契斯对此动机已经十分疏离，他直达事物的核心，以一种现代主义的超然风格和反英雄形象，让读者感到，所有这些残酷的悲剧是多么的没有意义。

思考这一历史的原因似乎不是作家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契斯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展现虚构才能的小说家，他的理性思考太强，想要在小说中概述和检讨二十世纪欧洲的全部历史。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集《死亡百科全书》仍旧保留了一贯风格，故意混淆神话、文献与想象的界线。全书由九篇看似互不关联的微缩纪事组成，却有共同的主题可寻：无神论者的死亡。在描写了纳粹和苏俄制度下的死亡体验之后，契斯似乎陷入了对形而上学的迷恋。毕竟，思考生存与死亡意义自古以来都是属于形而上学的。

小说第一个故事是关于西门·马古的传说。这个宗教人物见于《新约·使徒行传》，是一个善行邪术的人。他否认耶稣赎罪的意义，主张靠天启的知识得到拯救。故事中他一出场，就宣称耶稣信徒的上帝是个暴君，他给世界带来灾难，却剥夺了人类明辨善恶的智慧。西门呼吁民众不要信神，而是信从他本人。他的演讲充满正义激\_情，雄辩有力：

我告诉你们，他们都是谎言，全部都是！你们从彼得与保罗那里所听到的，还有他们的信徒们的白色谎言与黑色谎言——都是一个巨大的致命骗局！因此，汝不可杀戮！杀戮是他——他们独一无二、全能的、公义的上帝——所做的事！他就是那个折磨摇篮中的婴儿、分娩中的母亲和耄耋老人的人！因此，汝不可杀戮！把杀戮留给他和他的信徒！只有他们受命去杀戮！他们注定要成为狼，而你是羔羊！你必须听命于他们的律法……因此，汝不可--奸--yin-，否则他们会夺走你女-人的美貌。因此，汝不可觊觎邻居的物品，因你没有任何理由妒嫉他。他们要求你的一切——灵魂与肉-体，精神与思想——作为回报许给你承诺；为你此刻的屈从、此刻的祈祷、此刻的沉默，他们拼凑出一套疯狂的虚假诺言给你：他们许诺你未来，一个不存在的未来……

为了争取民众的信仰，西门甚至显现奇迹，缓缓飞上了天。人们纷纷跪下膜拜，因为很明显，如果这一奇迹是真实的，那么基督教的信条便是值得怀疑的了。

早期的基督教作家都认为，西门是异端诺斯替教的开端。从十九世纪迄今，一直都有诺斯底教派的古文献流传。按照这些文献记载，物质与肉-体产生了恶，但人的堕落不是由于原罪，而是由于无知。这种理论否定基督教的意义世界，导致了人与世界的疏离。现代学者约纳斯就曾把诺斯替看作是存在主义的古代对应者，认为可以借助它洞察现代虚无主义的意义。契斯将这个故事放在开头，似乎也是在暗示诺斯替思想与现代人精神的联系。书中人物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但命运都与充满精神危机的世纪紧密相关。

面对一个没有上帝的物理世界，现代人感到基督教建构的世界秩序消失了。存在只是一种物质的偶然，没有任何意义。价值不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赋予的，因为它不再是一个客观事实。人来到这个世上，失去了不朽的抚慰，失去了道德根基，只有绝对的孤独和虚无。小说中无论是妓-女、贵族革命者，还是哲学家和诗人，他们的内心都缺乏安宁，对他人充满怨恨或冷漠。面对死亡的临近，他们发现自己一生其实孤苦伶仃。旁人对他们的悼词将会充满颂扬，但他们自己知道，“只有死亡是确实的”。像诺斯替主义者一样，他们对死亡全都充满了恐惧。

书中还写到诺斯替文献中出现的其他主题。比如，书中人物思考的“无性即是与道德无关”，这正是诺斯替的道德无涉主义，禁欲可以轻易变成纵欲；书中人物思考的“面对他人的空虚是危险的，即使只是注视着这空虚，这就像是在深井里注视着自己的倒影：因为那也是空虚。空虚的空虚”，这正是诺斯替所主张的现象就是实体的结果，人被扔入一个无神的自然之中，他为自己设计的意义实际上没有任何客观意义。

以虚无始，以自我毁灭终，这就是二十世纪欧洲社会崩溃的过程。为了探寻它的根源，契斯特地写到一份题名《谋反》的反基督教文献。这份不知所出的文献流传于世纪之交的欧洲，甚至在沙皇和苏维埃内战时的白军中流传。根据契斯所引用的调查资料，它的政治现实主义还影响了希特勒、斯大林和福特公司的老板。由于无神论的世界需要赋予历史以意义，这本类似马基雅维利理论的《谋反》成为现代圣经，播下猜疑、仇恨和死亡的种子，引发战争与暴动，革命与极权，恐怖与死亡。以下是《谋反》的一些文献摘录：

当我们征服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把“自由”这个词从人类的语汇中抹去，我们要将此视为己任。因为自由是生命精神的化身，它的力量能使人群变成嗜血的野兽，不过，当然了，就像所有的野兽一样，一旦让他们喂饱了血，他们就睡着了，所以很容易管教。

天性邪恶的人远远多于天性善良的人。用武力与恐吓来统治会比用学术争论治理有更好的效果。每个人都渴望权力，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想成为独裁者，然而只有极少数的人愿意牺牲所有人的幸福来成全自己的幸福。

政治与道德毫无共同之处。一位有道德地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并不是政治家，因此无权居于高位……从我们现在被迫所行的罪恶中，将产生好的后果——一个不可战胜的政权，唯一适应于一个独立国家实质的政权，却不幸在今时今日被自由主义暗中破坏……结局自将证明方法的正当性。所以，让我们将何为善良与道德摆在一边，专注在什么是必要的、有用的上面吧。

法律不过是以司法的准则控制的强权，强权永远高于权利。

在接受采访时，契斯曾称他在此书中的思想是诺斯替式的，这让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他与塞-利纳有相同之处，后者是一位表现恶的法国小说家。但我怀疑这可能是契斯的障眼法，目的是让读者把他视作一个冷漠的后现代主义者。就契斯全部作品的主题而言，他把两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迫害归于人类的道德沦丧，而在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背后，则是对世界的一种虚无主义看法。因此，此书中表现的诺斯替思想与其说是在肯定道德冷漠，毋宁说是出于强烈的伦理情感，试图探寻现代虚无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根源。正如诗人布罗茨基所指出，契斯的作品“在伦理失败的地方达到了美学的理解”。

契斯想要指明的是，两个世纪以来的仇恨、迫害、屠杀乃至现代极权制度，无不源于虚无主义的世界观，就像“两千年前摧毁了古典时代的骚乱和衰败，将再一次摧毁我们的文明”。这股虚无的力量曾一度征服了全世界的人心，看上去似乎不可战胜，能够战胜它的唯有它自身的限制。正如书中西门显现奇迹时，上帝对困惑的彼得说道：“他确实凭借他的意志、思想飞了上去，并且正在飞向星辰，无形中也仰仗了怀疑和人类的好奇心，然而这终究是有限的。”

书中的西门最终从云端跌下尘埃，证明了他不过是一个假先知。这似乎是一个隐喻，建立在虚无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极权由于其道德虚无，终将会自我毁灭，就像历史已经证明的那样。

1989年10月，契斯在法国因病去世。他结过两次婚，第二任妻子陪伴他到最后。在他的名声遭到毁谤时，有许多人站出来支持了他，这其中就有两个耀眼的名字：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和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前者为《达维多维奇之墓》的英文版写了序言，称扬他是一个独具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几乎重新定义了悲剧。后者将契斯的《解剖课》和其他文章编辑成书，同样写了序言，感叹“他的辞世中断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全世界作家中最重要的文学旅程”。他们都把契斯视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契斯生前曾目睹极权正在东欧崩溃，民族主义再度成为主流。在他逝世后，贝尔格莱德的媒体一改往日态度，为他发起全国哀悼。当苏珊·桑塔格1993年访问萨拉热窝时，那个城市正遭受围困，当地作家们都在怀念契斯反对民族主义的激\_情言论。他生前曾经写道：“民族主义是最大的偏执狂，个人和集体的偏执狂。民族主义者没有任何问题；他知道——或认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基本价值，他自己的人民的价值，他所属的民族的伦理和政治价值。他没有任何其他兴趣。没有其他东西能引起他的兴趣。他人就是地狱（其他民族，其他种族），不值得了解和研究。所有民族主义者在其他民族那里看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形象：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形象。民族主义的兴盛基于相对主义：它没有普世价值，美学的或伦理的价值。”

契斯将这个普世价值沦落的时代看作是一个神话世界，这使他的文本具有神话的特征：死亡笼罩着人类的命运。以神话和寓言的形式表现极权社会，这似乎也是许多当代东欧作家的特征之一。在契斯的小说里，现代人仿佛处在世界的原初，没有统一的伦理秩序，一切都是未知的、混乱的、盲目的。受到某种历史宿命论的驱使，人类疯狂地互相杀戮，让千万具尸体漂浮在血海之上。唯一不同的是，古典神话中的毁灭还有着悲剧的慰藉，现代神话中的毁灭只剩下道德虚无的灰烬。契斯没有亲眼看到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没有看到集中营和种族灭绝的重现。正如克罗地亚哲学家勒达·米舍维奇所称，鼓动南斯拉夫宗教分裂的“主要都是无神论者”。如果契斯依然健在，他会将此看作是该隐杀亚伯的虚无主义演绎，另一场现代诸神的战争。

苏珊·桑塔格曾说，契斯的作品“维护了文学的荣誉”，那是因为他用文学回应了这个时代，在展示极权灾难的同时，表现出一个作家对人性的关怀。他用优美的文字描绘出人的一生的诸多细节，让我们在惊惧和思考之余，仍能享受到美学上的愉悦。比如，书中一个人物在查阅《死亡百科全书》时看到了父亲的一生，这是一本记载1789年以来全世界所有普通人事迹的秘密文献。契斯细致而温馨地描写了人物的感受：

在那些孩子中间，我清楚地看到了他，我的父亲，虽然当时他还不是我的父亲，但是他是将成为我父亲的那个人，曾是我父亲的那个人。然后，乡间忽然间变绿了，树梢的花蕾绽放了，粉红的，白色的，山楂花就在我眼前绽开。太阳缓缓上升，照耀着克拉列维察，镇上教堂的钟敲响了，牛在牛舍里哞哞地叫，朝阳绯红的反光映在农舍的窗户上，融化了屋檐上的冰柱。

这就是文学，最终还是想象拯救了事实，抵抗了物理世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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