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A.达莫拉托夫小传 （1892～1968）

在我们的年代，许多诗人的命运是由时代、阶级与环境这巨大的标准模型塑造而成的；而生命中的关键事件——第一首诗的独特魔力，为纪念罗斯塔弗黎^[1]到异国风情的第比利斯旅行，与独臂诗人纳博特^[2]相遇——都缩减为一串没有冒险与血腥的滋味的编年序列。A. A.达莫拉托夫的传记，虽然有些粗略，却并非没有其抒情核心。从一团混杂的事迹里，显现出一个率直的生命。

达莫拉托夫的父亲是一位小镇教师、业余生物学家，长期酗酒。在父亲影响下，他从小就着迷于大自然的奥秘。在尼古拉夫斯基小镇他们的土地上（他母亲的嫁妆），那些狗、鸟和猫都能自由自在地共处。6岁那一年，父母在附近的萨拉托夫买了一本戴夫里埃纳的《欧洲及中亚蝴蝶地图集》给他，这是19世纪仅存的最有价值的版画书之一。7岁时，他协助父亲解剖啮齿动物、在青蛙身上做实验。10岁时，他读关于美西战争的小说，成为西班牙人热情的捍卫者。12岁时，他把圣饼藏在舌-头下面带出教堂，放在长椅上，看得朋友们都目瞪口呆。读了科尔克^[3]以后，他梦想古老的时光而鄙视现在。所以，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样守旧的环境、受实证主义教育的中产阶级更典型的了，这样的家族遗传也再寻常不过了——父亲的酗酒与肺结核，加上爱好法国小说的母亲的抑郁沮丧。母系亲属里还有一位亚德维嘉·雅莫拉夫娜阿姨，她和他们一起生活，慢慢变得痴呆：这是达莫拉托夫这位诗人早年生活中唯一重大的事。

第一次革命前夕，他的母亲突然过世。她昏昏睡去，梅特林克的《蜜蜂的生活》摊放在腿上，宛若一只死去的小鸟。同年，在这场死亡的影响下，达莫拉托夫最初的诗作发表在《生活与学校》上，这是萨拉托夫一群青年革命者的出版物。1912年，他进入圣彼得堡大学，遵从他父亲的心愿攻读医学。1912年至1915年间，他已经在首府的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教育》、《当今世界》和精彩绝伦的《阿波罗》。关于这一时期，我们必须提及他与一些人的相识，包括高罗德斯基和后来自杀了的诗人维克多·霍夫曼——就像马可夫斯基所说的，他像凡人一样活着，像诗人一样死去，他用一把小巧的女式勃朗宁手枪射穿了自己的眼睛，仿佛传说中的独眼巨人。达莫拉托夫最早、无疑也是最好的诗集《矿石与水晶》在1915年问世，用的是旧的拼写法，封面上是阿塔兰塔^[4]的脸。在《文字》杂志上，一位匿名评论者写道：“在这本并不十分广博的作品集里，有一点因诺肯季·安年斯基式的技巧，有一点巴拉滕斯基式的年轻真挚的感受，有一点青年蒲宁那样的光芒。但是文中却不见真正的热忱、真正的技艺和真诚的感情，不过也无任何弱点就是了。”

我无意在此仔细探讨达莫拉托夫的诗人特质，或者进入文学声誉的复杂机制。对本故事而言，诗人的战争历险也无关紧要，但我得承认，在勃鲁西洛夫攻势期间，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那几幕鲜活的场景——军校生、军医助手达莫拉托夫发现自己的兄弟被残杀的尸体——并非毫无吸引力。他的柏林之行也并不怎么引人入胜，还有他在俄国内战贫瘠、悲惨的背景下的感伤之旅，这旅程以在地狱般的基斯洛沃茨克度蜜月而告终。不管评论家怎么说，他的诗提供了充分的基于经验的（诗意的）事实，如同旧明信片或破相簿里的老照片，既见证了他的旅程、感情与痴迷，也见证了文学风尚：吹过大理石女像柱的温煦和风；蒂尔加滕成排开花的菩提树；勃兰登堡大门上的灯饰；可怕的黑天鹅魅影；映照在第聂伯河混浊水面上的玫瑰色阳光；一段白夜的时光；切尔克斯女-人迷人的双眸；一把刀深深插进草原狼的肋骨里只露出刀柄；飞机螺旋桨的急速旋转；黄昏时分乌鸦的叫声；惨遭蹂躏的波沃洛兹的全景（俯视）照片；穿梭在金色麦田里拖拉机与打谷机的嘎吱声；库尔斯克矿场的黑色矿井；克里米亚半岛的海上灯塔；剧场包厢的紫色帷幕；焰火下闪烁的铜像的鬼影；芭蕾舞伶的飞旋；港口的油轮上耀眼的火光；令人迷醉的押韵诗；茶、银匙与溺水黄蜂的静物画；套上马具的马-羞-怯的目光；躺在手术台上伏龙芝^[5]指挥官的头，空气里弥漫着氯仿的气味；卢比扬卡广场光秃秃的树；村庄里狗儿嘶哑的吠声；水泥桩不可思议的平衡感；雪中追踪着冬鸟的猫；猛烈的炮火下的田地；爱人们在卡马河谷的道别；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军人墓……

1918年与1919年完成的诗没有透露它们被创作于何处：在这些诗里，一切仍产生于没有疆界的灵魂，并没有确切的地图。1921年，我们在圣彼得堡找到达莫拉托夫，身处于阴郁繁华的前耶利塞-耶夫皇宫，在那愚人船上，一如奥尔嘉·福尔西所言，聚集着既没有收入也没有方向的挨饿诗人的兄弟会。马可夫斯基则说，那些上帝的鸟身上只有眼睛是活着的，闪烁着疯狂的光。他们十分努力要让自己看起来像是活的，他说，可是你无法打消那念头——尽管女-人们抹着亮眼的口红，你正走在一群鬼魂之中。革命与反革命这两个磁极正在外面的世界里掀起狂风暴雨：布哈拉再次落入布尔什维克手中，为愚蠢的鲁莽付出代价；喀琅施塔得士兵的叛乱^[6]被镇压成一片血海；被毁的村庄周围，人们挪动着自己的躯壳——双-腿坏疽的无望的妇-人，鼓胀着腹部的孩童；当马、狗、猫和老鼠都被赶尽杀绝，残忍的食人肉成了惯例。“谢拉皮翁^[7]的兄弟们，与我们同在的是谁？”里奥·隆茨大声喊道，“隐士谢拉皮翁与我们同在！”对他而言，克鲁乔内赫是愚钝的，“愚钝会唤醒一个人，让想象信马由缰，而无须与任何具体的东西争斗。”“我们使成员诗人完全自由地选择创作方法成为可能，我们提供……”铁匠团体^[8]补充道。（全体成员一致认可，只有一人弃权。）

在一张那个时期的照片里，达莫拉托夫看起来俨然一副圣彼得堡时髦青年的模样，穿着衬领、系着领结。“注视着罗马废墟一般的目光”，脸颊的酒窝像一道疤，双唇紧闭，他瘦削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张石头面具。有确凿的文件指出，当时年轻的达莫拉托夫已经接受了阿克梅派^[9]的世界主义的主张。他这股“对欧洲文化的渴望”，主要是受到另一位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激发：两个人同样景仰罗梅、安年斯基与古米廖夫，以近乎歇斯底里的贪婪，就像对甜食一样，如饥似渴地读他们。

1921年8月一个-燥-热的夜里，耶利塞-耶夫皇宫里正在狂欢，奥尔嘉·福尔西以一种典型的女性夸张称之为“一场瘟疫时的盛会”。那些年他们的常规食物是盐渍鱼和几桶难喝的萨摩共^[10]——按照炼金术秘方混合了甲醇、桦树皮与胡椒粉蒸馏而成。“卡桑德拉^[11]”（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受了某个预感的魔咒，突然从欣喜的顶峰跌进极度的低落中，几乎濒临幻觉。不知道是谁带来“主人”古米廖夫被处决的消息，但可以肯定这个消息像孤立的小型磁爆，传遍了所有这些在意识形态、美学观点上都相互区别的敌对团体。达莫拉托夫手里拿着酒杯，“醉醺醺”地离开“卡桑德拉”的桌子，瘫坐在已故的耶利塞-耶夫那张布满裂缝的旧扶手椅上，身旁坐着无产阶级作家杜罗果契科。

1930年7月，在鲍里斯·达维多维奇·诺夫斯基的建议下，达莫拉托夫待在苏杭斯基疗养院里，完成《红色新闻》杂志委派的翻译任务。在与诺夫斯基相识之初，他们俩有一次在遥远的柏林偶遇，那是在蒂尔加滕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年轻的达莫拉托夫带着惊叹、钦佩与畏惧，倾听着泰沃多雷夫——或者B. D.诺夫斯基，未来的革命海军委员会政委、政治家、通信联络人民委员部代表——的大胆预言。据说在比较不景气的时候，诺夫斯基是达莫拉托夫的“关系人”——这个字眼暗示了诗人与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建立在年轻人私下的认同与情感的恩惠之上，革命阵线在此不再坚固。（不过，这种关系错综复杂、充满危险：一旦强有力的保护者失宠，所有的被保护者都会随之滚落陡坡，仿佛那不幸者的尖叫声掀动了熔岩，将他们一并裹挟。）

12月底，诺夫斯基被捕两天以后，达莫拉托夫家中的电话响起。时间正好是凌晨3点整。达莫拉托夫那迷迷糊糊的妻子、怀着身孕的鞑靼人，挺着高高隆起的肚子，接了电话。电话那头只是一片恐怖的寂静，让人血液冻结。女-人挂上电话，放声大哭。在那以后，达莫拉托夫寓所里的电话就被盖上了色彩斑斓的羽毛枕，枕头上艳丽的装饰图案充满了鞑靼市集的喧哗气息；书桌上堆满了手稿、字典和达莫拉托夫“因为神经质”正在翻译的书籍，桌子旁边放着一个硬纸板手提箱，已经打好了包，随时可以离开。有一次，在伏特加酒壮了胆之后，他还让一个诗人兼告密者看了这手提箱：在保暖的手织毛衣与法兰绒内\_衣上面，放了一本奥维德的挽歌的拉丁语皮装本。在那段日子里，这位著名流亡者的诗歌，在他听来一定就像普希金对自己的诗人命运所说的谶语。

翌年年初，达莫拉托夫到格鲁吉亚旅行；5月，他发表了名为《手中的第比利斯》的组诗；9月，他被列入作家邀请名单，因为高尔基签署的命令，得到了一条裤子、一件有衬里的大衣与一顶海狸皮帽。（达莫拉托夫似乎因为这皮帽“哥萨克酋长般的模样”而拒不接受。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坚持说他不该这么挑剔！从关于这一事件的种种流言里，很难知道高尔基究竟说了什么，但他似乎暗示了达莫拉托夫发热的头脑，“简直快要像契诃夫笔下的公务员一样死了”。）

1933年8月17日，一张照片显示达莫拉托夫在“J. V. 斯大林号”船上，和一百二十几位作家一起参观了新近竣工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12]。达莫拉托夫似乎一夜间变老了，蓄着普希金式的鬓角。他穿着白西装，没有扣衬衫的纽扣，靠在甲板的栏杆上，凝视着天空。风吹过维拉·英培尔的头发。布鲁诺·雅辛斯基（左数第二位）把手举向雾茫茫的海岸。左琴科的手拢在耳边，试图听清乐队演奏的旋律。乐音飘散在风和水浪溢出防洪闸的声响里。

虽然达莫拉托夫出现了，但是有不容辩驳的证据说明他患了精神疾病：他总是用甲醇洗手，每个人在他眼里都是告密者。他们一再来访，毫无预警，也从不敲门，脖子上系着鲜艳的领巾，像诗歌爱好者；有些像翻译家似的，带着金锡做的埃菲尔铁塔模型；或是像水管工，只是口袋里放的不是搋子而是巨大的枪支。

11月，达莫拉托夫进了医院，接受催眠疗法。整整五个星期，他都睡在医院的无菌病房里，从那时起，就好像他再也听不见俗世的喧嚣一般。即使是隔壁房里诗人基沙诺夫糟糕的四弦琴声，也被覆了一小层耳油的棉花遮掉了声响。在作家协会的干涉下，达莫拉托夫获准一周两次造访城里的马厩；人们会看到他又笨拙又沉重，带着象皮病初期的症状，骑着温顺的马从马厩里一路小跑出来。曼德尔施塔姆启程前往萨马提纳（牢狱与毁灭在那里等着他）之前，和妻子顺道来向达莫拉托夫道别。他们发现他手里拿着孩子用的小鞭子，以滑稽的骑姿站在电梯前。一辆出租车刚来，他就匆匆去了马厩，没向儿时好友道一声再见。

1947年夏天，达莫拉托夫来到黑山的采蒂涅，纪念《山地花环》^[13]的出版，他似乎正在翻译它的片段。虽然经过多年，达莫拉托夫笨拙而难看地轻轻走过将涅戈什的座椅区隔开来的红丝缎，在诗人或凡人看来那座椅就是神祇的宝座。讲了这个故事的我正站在一边，看着这位未获邀请的诗人在涅戈什朴素的高椅上蠕动。趁掌声响起，我溜出了画廊，不想看到我的叔叔、博物馆馆长的干预将要引发的闲话。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在诗人张开的双-腿之间，那条磨破的裤子下面，可怕的肿胀已经很明显了。

在那恶疾尚未将他缚在床榻上之前，他平静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年，细细回想着年轻时代的甜蜜回忆。他过去常去拜访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人们说，有一次他还带了一朵花给她。

[1] 罗斯塔弗黎（Shota Rustaveli, 1172～1216）：12世纪格鲁吉亚最伟大的诗人.

[2] 纳博特（Vladimir Narbut, 1888～1938）：乌克兰裔俄罗斯诗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武装人员闯入纳博特家，他受伤后不得不截断左手。

[3] 科尔克（Morten Korch, 1876～1954）：丹麦著名作家，作品大多为关于丹麦乡间的通俗故事。

[4] 阿塔兰塔（Atlanta）：希腊神话中伊阿索斯的女儿，也是一名公主，在荒野中长大，成了凶猛、快乐的猎人。

[5] 米哈伊尔·伏龙芝（Mikhail Frunze, 1885～1925）：苏联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共产党人、军事家、统帅。伏龙芝曾患有胃溃疡，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做了胃溃疡手术。由于心脏承受不了因麻醉效果不好而增加一倍的氯仿的剂量（当时已有更好的药乙醚但没有给他使用），他在手术30个小时后死于心脏麻痹。在他死后，斯大林的亲信伏罗希洛夫接替他被任命为陆海军人民委员。

[6] 1921年3月，一群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士兵及其平民支持者发动反对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起义，苏联战争部长和苏联红军总指挥列夫·托洛茨基与起义者短期谈判后派军进入喀琅施塔得血腥镇压了起义。这是1991年苏联解体前，在苏联本土发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抗争。

[7] 谢拉皮翁兄弟会：苏联20世纪20年代文学团体，1921年初在彼得格勒成立，名称取自德国浪漫主义作家E. T. A.霍夫曼的同名小说集。主要成员有：V. V.伊凡诺夫、M. M.左琴科、M. L.斯洛尼姆斯基、隆茨、卡维林、尼基钦、N. S.吉洪诺夫、K. A.费定等。Ye. I.扎米亚京和V. B.什克洛夫斯基在训练班任教，“兄弟”们在不同程度上受过他们的影响。

[8] 铁匠诗人：苏联20世纪20年代文学团体，创作的主题是苏维埃新社会工业化的情形和无产阶级的团结。成员有弗拉基米尔·基里洛夫、瓦西里·卡津、阿历克塞-·加斯捷夫等。

[9] 阿克梅派：20世纪初俄国的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代表诗人有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戈罗杰茨基、曼德尔施塔姆等。他们围绕着《阿波罗》杂志集结在一起，成立“诗人车间”小组。阿克梅派企图革新美学与俄罗斯象征派诗学，反对迷恋于神秘的“来世”，反对热衷于使用隐喻和象征手法，提倡“返回”人世，“返回”物质世界，赋予诗歌语言以明确的含义。

[10] 萨摩共（samogon）：俄国人自制的伏特加酒。

[11] 卡桑德拉：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之女，阿波罗向她求爱并赋予她预言的能力，后却因求爱未遂又下令不准信其预言；现指预言虽准确，但人们却不相信的“凶事预言者”。

[12]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启用于1933年8月2日，连接白海与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波罗的海的运河。这是苏联第一个利用劳改犯修筑的大型工程，修筑期间死亡的劳改犯达10万人之多。竣工后，在当局精心安排下，最残酷的情况被掩饰之后，一批作家和艺术家进行了参访，并撰文称赞这一成就。

[13] 《山地花环》：长篇哲学诗，被视为塞-尔维亚文学代表作之一。作者佩塔尔·彼得洛维奇·涅戈什（1813～1851）是黑山国王兼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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