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国家为何得以重生？

过去，在瑞典或丹麦这些国家，再怎么努力干活，由于税金太高，实际到手收入并无增加，因此年轻人对未来不再抱有憧憬。其结果，他们迷醉于日常的颓废之中，用今天的日本新语来说，就是“穷充”。年轻人不再追求积极进取，社会进步因此陷入停滞。特别是瑞典，由于法人税和所得税高得离谱，有能力的企业和富裕阶层都纷纷逃往海外。

利乐集团（Tetra Pak）是从事食品加工处理和纸容器填充包装系统的全球性企业。在1981年，与从事重电业务的阿西亚（现ABB）和瑞士的布朗·勃法瑞有限公司（Brown Boveri）合并。以此为契机，利乐集团在1988年也将总部迁离瑞士。诺贝尔奖创办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建立的化学公司诺贝尔（现Akzo Nobel），也在1994年与荷兰的阿克苏合并。与此同时，也将总部移至荷兰。在个人方面，以瑞典著名网球运动员比约恩·博格将国籍移至摩纳哥（现又改回瑞典籍）为开端，包括被称为“欧洲第一富豪”的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等许多有钱人，都不堪重税，选择放弃自己的国家，远走高飞。

国民的社会负担过重，发展无法再前行的瑞典，如果没有大的变革，别说福利这一块，整个国家都恐将陷入危机状态。为此，从90年代开始，瑞典大幅度地下调法人税和所得税税率，制订全球化人才培养的计划，致力于领袖人才的精英教育。总之，为了恢复国际竞争力，实施了各种改革。

此外，由于依靠年金生活的高龄者与支撑年金制度的年轻人之间，容易产生世代冲突，政府为此对年金制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