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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强权之下的生存之道

爱新觉罗·多尔衮与顺治小皇帝两个人的关系为什么会恶化?中国历史,从周到清,您去数一数,那么多的摄政王,哪一个摄政王有好下场?所以,我们不谈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知道,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结局一定是悲剧性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太清楚自己作为摄政王,将来的下场会是什么。所以他要避免这种下场出现,他要改变历史对于摄政王的结局。

用文字作为反抗的利器

长期以来,关于孝庄皇太后与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关系的说法,一直都是一个引发几乎所有研究、评论、述说这一段历史的人——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以极大关注的问题。

关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孝庄皇太后到底是否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问题,正史也好,野史也罢,主要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孝庄皇太后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二种,孝庄皇太后没有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三种,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是情人(或者说得难听一点就叫偷-情)的关系。

那么,上述三种回答,到底哪一种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呢?或者更加严谨地说,上述三种回答,本人到底更加相信哪一种呢?

您要让我说呀,我只能说,您看完了我的考证,自然就会有一种结论了。

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有着所谓的“清宫三大疑案”“清宫四大疑案”“清宫八大疑案”之说。关于什么是“清宫三大疑案”“清宫四大疑案”“清宫八大疑案”,他们的真实性到底如何,不是我们这里面要谈论的内容,因此我们要暂时先把这些内容搁置在一旁,单单分析一下这“清宫三大疑案”“清宫四大疑案”“清宫八大疑案”之首的“太后下嫁”疑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孝庄皇太后到底是否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问题。这个疑案被历代史学家们公认为是“清宫三大疑案”“清宫四大疑案”“清宫八大疑案”之首!

很多读者们听到这里,自然就会发出下面的疑问:

第一,“清宫×大疑案”一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第二,为什么会出现“清宫×大疑案”一词?

第三,“太后下嫁”何时开始成为“清宫×大疑案”之首的?

第四,“太后下嫁”为什么会成为“清宫×大疑案”之首?

关于第一个问题,“清宫×大疑案”一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回答起来很简单。客观地说,早在乾隆年间,就出现了“清宫×大疑案”一词。

关于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清宫×大疑案”一词,回答起来则稍微麻烦一点。“清宫×大疑案”的出现背景其实很复杂。

我们说,清朝政权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当时那样的时代,毕竟还很不能为广大汉族人民所接受。于是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就不断鼓动广大汉族人民反抗。但是,当这些反抗全都失败之后,这些汉族知识分子会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去分析反抗全都失败的原因,我们只是去想这样一个在当时来说很现实的问题:这些汉族知识分子们会甘心失败吗?如果不甘心的话,他们还能采取什么办法呢?

他们能够采取的办法只能是利用他们最后的武器——唯一的武器——汉族人民的语言文字。我们知道,语言文字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器,它是可以杀人的!

如何利用好语言文字武器呢?语言文字武器的功能很多,清朝初年的汉族知识分子主要利用了以下两种功能:

第一种,利用语言文字武器中的放大功能。夸大人家的缺点和失误,见缝下蛆,以逞自己的栽赃陷害之能事!既然我用武力没有办法推翻你,我就用我的手、笔和嘴去千方百计地-羞-辱你、笑话你。其结果,便是出现了“清初×大疑案”中的一些“疑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即位”!

第二种,利用语言文字武器中的自嘲功能。没完没了的自嘲,也被鲁迅称为“阿Q精神”!在这里,汉族知识分子的“阿Q精神”集中表现为“清初×大疑案”中的“雍正暴亡”和“乾隆出身”。你看,“雍正暴亡”——我已经杀掉了你们的老皇上!“乾隆出身”——新的皇上是汉族人!我们的报仇已经完全成功了,既然新的皇上已经是汉族人了,我们还报什么仇啊?

关于第三个问题,“太后下嫁”何时开始成为“清初×大疑案”之首的,回答起来也很简单。早在乾隆年间,自从有了“清初×大疑案”一词,这“太后下嫁”就开始成为“清初×大疑案”之首!

关于第四个问题,“太后下嫁”为什么会成为“清初×大疑案”之首,考证这一问题的答案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考证另外一个问题:

一个寡妇,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有什么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吗?

嫁就嫁了!嫁给谁不是嫁呀?不就是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吗?这有什么新鲜的?还能够被历代史学家们公认为是“清初×大疑案”之首?

这样一个小小的小到不值得一提的芝麻大的小事,还能成为“清初×大疑案”之首?这些史学家们,放着天下那么多的大事不去研究,别是有点太自作多情了吧?即使不是有点太自作多情,也应该是有点另有企图之类的吧!

您还别说,这些史学家们,还真的不是什么自作多情!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史学家们的想法是单纯的,他们就是觉得既然历史上有这么一个案件,作为史学家们就应该将这些疑案一一搞清楚明白,弄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以便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诸位读者朋友们,在您看来,一个寡妇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是否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呢?我再给您提个醒,这个寡妇女-人是前任皇帝的妻子!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寡妇女-人还是一个出身于蒙古族的女-人!而这个前任皇帝呢,他是一个出身于满洲人的皇帝!

有的读者朋友们说了,您什么意思啊,您这不是明摆着瞧不起我们少数民族吗?

诸位,您可不能着急,您得看完了我的考证,再得出结论,对吗?

我也看了很多清史考证专家对于“太后下嫁”这一“清初×大疑案”之首的“疑案”的考证。我通过看他们的考证,自己从中似乎得出了一个结论:

凡是心里面比较偏向孝庄皇太后或者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人——这些史学家们,或者自己就是满族人或蒙古族人;或者自己虽然不是满族人或蒙古族人,但是他们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自己已经深深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都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中间,是很耻辱的!是很不光彩的。所以,他们就极力为这两个人辩护说,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

凡是心里面比较仇恨满族人或蒙古族人的人,都觉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中间,是很耻辱的,但也是很正常的。如果发生在汉民族中间,就会觉得不对头了,就会大声地说:“不对!我们大汉民族,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的!这纯粹是你这个可恨的老师,对于我们大汉民族的侮辱!”您就会觉得,哎,我说,你是汉族人吗?天下有你这样的汉族人吗?

因此,我觉得,在我研究考证“孝庄皇太后到底是否下嫁给了多尔衮”这一问题之前,我还必须要考证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寡妇,在自己的男人死后,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到底是中国的某些极为落后的少数民族特有的现象呢?还是中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具有的共同的现象呢?还是汉民族也有的现象呢?还是世界上很多民族共有的现象呢?

经过我的考证,我得出了下列结论:

嫂子在自己的男人去世后嫁给小叔子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普遍具有的现象。

在介绍这一观点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正北蒙古族的婚俗——三娘子的故事。

常听京剧的人都知道,有个三娘子的故事。故事中的三娘子是个蒙古女-子,由于她的明智,使战乱不断的明代北方边疆出现了民族友好往来的春天。

诸位可能不知道吧,她这个人也曾经先后嫁给了俺答汗一家祖孙三代人!

三娘子本名叫钟金,蒙文史籍中称她为“克兔哈屯”或“也儿克兔哈屯”。蒙文中“克兔”的意思是三,“哈屯”的意思是皇后或娘娘。所以汉文史籍把克兔哈屯译成三娘子。也儿克兔哈屯,意思是“有权力的三娘娘”。

钟金是漠西蒙古奇喇古特部首领哲恒阿哈的女儿,原本许配给当时控制着整个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由于钟金美貌非凡,不知在什么场合被未婚夫的爷爷俺答汗看到,惊为天人,便不顾一切地在1570年将她抢到手,成为了自己的妻子。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一怒之下,偷偷跑到敌国明朝的边关请降。

以把汉那吉投降明朝的事件为契机,关闭多年的马市也就随之恢复了。

所谓马市,也叫互市。是明朝政府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一些贸易市场,蒙古族各部可以定期到市场上用马和羊跟明朝政府和中原百姓交换生活必需品,诸如铁器、布帛、粮食、茶叶等。明朝政府更把马市当作笼络蒙古各部的手段:哪个部不扰边,就向哪个部开马市;一扰边,作为惩罚,立刻关闭马市。

自从在“土木之变”中大败明军、俘虏明朝英宗皇帝的瓦剌蒙古首领也先死后,蒙古族各部又一次分裂,互相仇杀,部落人民愈加穷困,缺衣少食,便常常侵扰中原。明朝就干脆关闭了所有的马市。蒙古各部生活用品来源全断,就愈发频繁地进入中原抢掠,使得长城内外,几无一日安宁。

俺答汗是位有见识的蒙古族首领。他懂得要强盛必须发展经济,要想发展蒙古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就离不开中原。所以,从1542年他控制了整个漠南蒙古西部之后,年年都要求明朝政府开放马市。

对于明朝政府来说,由于边患严重,巨大的军饷开支,已经达到全国一年总收入的一倍,寅吃卯粮也实在难以承受、难以支撑了。

适逢其时,出了个把汉那吉降明的事件。双方借此事进行接触。1571年,明政府正式宣布恢复马市,并封俺答为顺义王,特地为他铸了一颗金印。

开市这一天,马市所在地大同得胜堡如同节日,一片欢腾。祖国各地的土特产品摆满了市场,汉蒙各族人民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气氛友好而热烈。

这时,三娘子盛装浓妆,率领着蒙古各部首领,赶着500匹精心挑选的蒙古良马也来到大同,她是代表新受封的顺义王俺答来向明朝政府进贡的。

此后,三娘子经常到马市上贸易,她曾因到张家口马市而认识了明朝的巡抚吴兑。吴兑对待三娘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亲切关怀,无微不至。他特意赠给她贵重的八宝冠、百凤云衣和精美的红骨朵云裙。他们的这种亲友般的关系一直延续了很久。明朝政府也因此而获得很大好处:因为三娘子积极维护马市贸易,一听说哪个部落想进关掳掠,就事先告诉吴兑,让他防备。

三娘子与明朝结好,必然在蒙古各部中招来嫉恨。俺答自己也知道,一旦他倒下,三娘子的处境就危险了,所以拨给她很多兵马,另筑一城。明朝皇帝命名这个城为归化,此城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

1581年,俺答汗去世,理应俺答汗的儿子黄台吉继位。

诸位,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黄台吉”可不是那个爱新觉罗·皇太极呀!

虽然,两个皇太极的写法在当时的汉文里面是一样的,都可以写成“黄台吉”“皇太极”或者“黄太极”!但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是蒙古族人的“黄台吉”,是俺答汗的儿子“黄台吉”!不是女真人——满洲人的前身——的“爱新觉罗·皇太极”,不是努尔哈赤的儿子爱新觉罗·皇太极!

按照蒙古族习俗,黄台吉在继承王位的同时,也继承除生母以外的俺答的所有妻子,包括三娘子!

黄台吉年老多病,不问政事,大小事务全由三娘子主持,马市贸易得以继续。

不久,黄台吉病死,其长子扯力克继承王位,仍然娶三娘子为妻。明朝政府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其后,凡有蒙古部落在边关进行抢掠,被三娘子发现,就都依照法令给以严惩,明朝边境于是得到相当长时期的安宁。

三娘子做了三代顺义王的妻子,始终维护马市贸易,维护汉蒙两个民族的友好往来,减轻了两族人民因为战乱带来的灾难。所以,三娘子不仅深受蒙汉两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就连一向视少数民族为蛮夷,一向抱有很深民族成见的汉族士人、朝廷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三娘子的重大贡献,并写出赞美她的诗篇。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蒙古族中间,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这种一个寡妇在自己的男人死后嫁给了自己小叔子的风俗!

问题在于:我凭什么证明,在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中间,长期流行着这种现象呢?

在介绍这一问题之前,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词汇:转房婚。

转房婚又称收继婚、升房婚、转亲婚、叔嫂婚。

一般而言,转房婚是指父亲死后某一特定的儿子收娶其后母,或者兄长死后弟弟收娶其嫂,或者弟弟死后兄长收娶其弟媳的现象。现代人戏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此话倒也不差,因为据民族学家考证,这种婚俗来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掠夺婚时人们所拥有的财产嗣承观念。

原始社会,部落战争较多,掠夺来的妇女自然是财产,一旦男人死去,女-人也要被以财产的形式转让给本部落其他男子。

但是随着家庭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这种转让,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固定在家族范围之内。也就是说,转让给与死者具有血缘关系的人。

这其中,除了女-人是财产这一因素以外,还有另一因素,即子嗣的原因。

直到如今,乡下孩子的父亲死了,他的叔父或伯父,自然要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至于那寡居的嫂子或弟媳,这个做弟或做哥的,理所当然地要对其负担一定的经济义务。

在中国的历史上,这种现象曾经广泛流行于很多少数民族中间。

比如,中国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羌族长期以来就一直流行着这样的风俗——“父子伯叔兄弟死后,即以继母、世叔母及嫂、弟妇等为妻”。也就是说,转房婚这种现象一直在羌族中承袭着,以致到了西夏时期,李元昊作为一代君王,把自己的儿媳妇也据为己有!对于汉族人而言,这种现象是很不合伦理道德的行为,但是在羌族而言,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现象。

关于十世纪兴起于东北的女真族,《金史》称,“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父死,则妻其母;兄死,则妻其嫂;叔伯死,则侄也如此;故无论贵贱,人有数妻。”鄂温克族中哥哥死后弟弟可以娶嫂嫂为妻,但弟弟死后哥哥不能娶弟媳为妻。

而在四川的凉山彝族地区,夫死后,寡妻须转嫁夫家其他男子。先尽同胞兄弟,如没有同胞兄弟,按血统近远顺推。侄媳可以转嫁给叔父,后母可以转嫁给儿子,儿媳可以转嫁给公公。转房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家支财产外流。如果女方不同意转房,要被索要身价钱。在云南的佤族、景颇族、怒族、普米族、拉祜族的婚姻习俗中,也流行转房制婚俗。

当然,也有反对转房婚的。西藏墨脱县的门巴族就严禁转房;错那县的门巴族虽然允许转房,但必须征得孀妇同意,并在发丧后一二年才可转;东北地区达斡尔族的习俗是“对待嫂嫂如母辈”,所以一般不允许哥哥死后弟弟娶嫂嫂为妻,同样弟弟死后,哥哥也不能娶弟媳为妻。

不过,总体来看,嫂子在自己的男人去世后嫁给小叔子,是中国很多少数民族普遍具有的现象。那么,汉族人又是如何对待这种事情的呢?

我经过考证,得出了下面的结论:转房婚并不是一种只有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洲人才有的特殊现象。转房婚也是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普遍具有的现象。这里面的故事就多了去了!根据专家考证,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的转房婚传统早在中国的传说时代就已经开始流行了。这里面,也有着很多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舜的故事。

舜没有发达时,在家帮老爹鼓叟干活儿,老爹不喜欢他,只喜欢小儿子象。老爹与象合谋害舜,再三下手。但天佑善人,总不如意。一次,老爹与象骗舜下井,老爹与象两人遂在上面落井下石,用土填满,以为舜必死无疑。象公开说:“这下可好了,两个嫂嫂就归我所有了!”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参见《孟子·卷九·万章章句上·二嫂使治朕栖章》。

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不但有转房婚的传统,还很流行二女共侍一夫。

第二个故事:还是舜的故事。

在介绍这个故事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一个词汇:媵制。

媵制是指一个女-子出嫁,须陪送同姓子侄和奴仆随嫁。媵制的起源很早,它是原始社会的族外婚向对偶婚演变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即“与长期结婚的男性有权把她的达到一定年龄的姊妹也娶为妻。”尧嫁二女于舜就是媵制,“妻之以皇,媵之以英”。这里的皇指娥皇,英指女英。娥皇和女英都是尧的女儿,同时嫁给了舜。

春秋时期,各国统治者实行媵制。如《诗经·豳风·七月》中的“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也是说的媵婚。这里的“归”是“出嫁”的意思。根据清人王先谦、姚际恒的解释,这里的“公子”为豳公的女儿。诗的大意是,少-女们在采桑时忽然心里悲伤起来,恐怕被女公子带去陪嫁。

进入战国,因为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化,媵制随之没落。后世有妻死,由妻妹续弦的婚俗,就是媵制的遗孑。

媵妾婚的产生与转房婚一样,有如下许多原因:

第一,是母系制的彻底崩溃与男权的伸张。男子以女-子为私有财产,既然是私有财产,当然多多益善。

第二,部落战争和奴隶使用的结果。私有制引起了比过去广泛、剧烈得多的掠夺战争,通过战争总有大量的妇女、小孩成为奴隶,被胜利者任意占有。

第三,统治阶级的纵欲,以女-子为玩物,同时以蹂躏女-子多作为其权势的象征。

第四,子嗣观念的影响,多妻则多子,多子则多福。

自从周代的宗法家族组织确立之后,子嗣观念更加浓厚。周代这种子嗣观念的发展,使多妻制度更加确定。以后帝王、贵族、官僚之多妻,以及一般市民百姓纳妾者,多以子嗣的传祧为借口。

正是因为子嗣观念的发展,导致了转房婚和媵妾婚长期以来一直流行在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中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嫂子在自己的男人去世后嫁给小叔子,也是汉民族普遍具有的现象。

那么,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发生交往的过程中,又会是如何处理类似的婚姻的呢?这里面,也有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西汉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的故事。

匈奴战争失败的汉高祖刘邦接受了大臣娄敬的建议,实行“和亲”政策,揭开了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新的一页。当然,两汉和亲西域和匈奴的“公主”其实多为从诸侯王室或民间选来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

汉武帝时,经卫青、霍去病的打击,匈奴远走漠北。后来,汉武帝采取迂回战术、积极打通西域,实施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西域各国夹击匈奴。势力强大的乌孙国,成了汉朝主要的争取对象。

乌孙国原居住在祁连山附近,后被匈奴赶到今新疆温宿、伊宁一带,与匈奴一向是世仇。汉武帝遣使乌孙国,表示愿送公主下嫁,结为兄弟之邦,共制匈奴。

公元前110年前后,汉武帝封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下嫁乌孙国王昆莫。细君容貌美丽,气质高贵,乌孙国王喜出望外,封她为右夫人。但匈奴单于也极力拉拢乌孙,昆莫迫于压力,娶了一名匈奴公主为左夫人。

长在深闺、锦衣玉食的细君自然比不上匈奴公主适应塞-外的生活。匈奴公主挽弓射雕,驰骋草原。细君公主则度日如年,只能将满腔愁绪化成一首悲歌,整天抱着琵琶诉说思乡之情:“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两年后,昆莫一病不起,由于他的儿子已死,按照规矩将由其孙子岑陬继承王位。按照乌孙国的习俗,子孙要继承祖父的妻妾,昆莫于是准备将细君公主再嫁其孙。细君公主无法接受,向汉武帝请求归国。

汉武帝答复说:“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

汉王的回话是:第一,要顾全大局。第二,咱汉国向来不干涉别国内政!

无奈之下,细君公主只好从命,连降两级,由原先的奶奶辈儿,一下子变成了孙媳妇儿。3年后,细君为岑陬生下一女,终于因为产后失调,加上心绪难平,不久便忧伤而死。

细君死后,岑陬再次向汉廷求婚。前104年后,汉武帝选派楚王刘戊的女儿解忧,仍以公主的身份嫁给岑陬。

为了在汉和匈奴之间寻求平衡,岑陬也娶了一名匈奴公主。几年之后,解忧没有生育,匈奴公主却生下一子,取名泥靡。后来岑陬暴毙,因为泥靡还小,王位由岑陬的族弟翁归靡继承,此人身材肥胖,乌孙人称其为“肥王”。

按照习俗,肥王娶了解忧和匈奴公主。由于性情相投,解忧与肥王恩爱异常,并生下了元贵靡、万年、大乐三位王子。肥王对解忧关怀备至,言听计从,从而也拉近了汉廷与乌孙国的密切关系,双方信使往还,不绝于途。这激怒了匈奴单于,双方关系紧张,一触即发。

随同解忧远嫁乌孙的婢女冯嫽,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子,还有特殊的语言才能。解忧待她像亲姐妹一样,将她嫁给位高权重的乌孙右将军。解忧与冯嫽在王庭内外连成掎角之势,对乌孙国的政治军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71年,匈奴单于发兵威胁乌孙国,要他们献出解忧公主,并和汉廷断绝一切关系。肥王与解忧公主大怒,火速遣使联合汉廷出兵,分进合击,对付匈奴。匈奴人不敢正面作战,于是向西北逃窜,又被乌孙国军队中途击败,从此一蹶不振。

汉廷与乌孙国的关系更加水乳交融,解忧在乌孙国的地位如日中天。冯嫽也被称作冯夫人,活跃在王公大臣之间,受尽礼遇尊敬。

不久,形势突变。肥王一病不起,王位归还了岑陬的儿子泥靡,也就是匈奴公主的骨肉,解忧的影响立刻下降。

泥靡暴虐无道,大家都称他“狂王”。解忧公主依照乌孙习俗,无可奈何地下嫁给狂王,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国内反对狂王的声浪此起彼伏。不久,狂王杀死了肥王的一个儿子,引起乌孙国的动荡。

汉朝派人率兵前往乌孙国进行军事干预,多方疏通,说服各方派系,使乌孙接受汉廷的安排:解忧与肥王所生的大儿子元贵靡做了大国王,统治六万户;封匈奴公主所生的乌就屠为小国王,统治四万户。双方分而治之,取得了暂时的安宁。

解忧公主从汉武帝太初年间远嫁乌孙,到前53年,已在西域生活了五十多年。在远隔千里的异域经历了四朝三嫁后,她上书宣帝表示“年老思故乡,愿得骸骨归汉地。”情词哀切,汉宣帝为之动容,便派人把她接了回来。前51年,年已70的解忧终于回到长安。

第二个故事:西汉昭君出塞-的故事。

王昭君名嫱,公元前52年出生于今湖北省。她天生丽质,聪慧异常,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公元前36年,她被元帝选秀入京。进宫后,自恃貌美,不肯贿赂画师毛延寿,毛延寿便在她的画像上点些破绽,使昭君被贬入冷宫3年,无缘面见汉元帝。

公元前60年后,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呼韩邪单于在斗争中失败,于公元前51年南下投汉,西汉王朝派兵保护。公元前36年西汉政权消灭了与呼韩邪单于对立的政敌。呼韩邪单于觉得应该进一步密切与汉朝的关系,于公元前33年,入汉请求和亲。汉元帝欣然应允,并召后宫妃嫔议亲。王昭君挺身而出,自愿和亲。呼韩邪临走时昭君参加了送别大会。她丰容靓饰,元帝大惊,不知后宫竟有如此美貌之人,想把她留下来,但已无法收回成命,便赐她锦帛28000匹,絮16000斤及黄金美玉等贵重物品,并亲自送出长安十余里。

王昭君出长安后,历时一年多,于第二年初夏到达漠北,受到匈奴人民的盛大欢迎,并被封为“宁胡阏氏”。

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结婚仅两年,呼韩邪单于就去世了。她和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伊屠智牙师。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必须改嫁呼韩邪单于第一阏氏所生的长子雕陶莫皋单于。王昭君不能接受,上书汉成帝,请求返回故土。

汉皇还是那句话:顾全大局,入乡随俗。昭君只得下嫁。昭君与雕陶莫皋生有两女。公元前20年,雕陶莫皋又死,昭君自此寡居。一年后,33岁的王昭君郁郁而终,厚葬于今呼和浩特市南郊,墓依大青山、傍黄河水,后人称之为“青冢”。

第三个故事:晚唐咸安公主的故事。

晚唐的咸安公主,在回纥生活了21年,创造了历嫁祖孙三代、两姓、四位可汗的和亲纪录。

回纥长寿天亲可汗即位不久,便派遣使者献方物向唐朝请求和亲。唐德宗知道回纥与唐朝的交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于是将自己亲生的第八个女儿咸安公主出嫁回纥为可敦(可敦:妻子的意思)。

咸安公主在回纥生活了21年,她先后按回纥的收继婚制嫁给长寿天亲、忠贞、奉诚及怀信可汗。直到808年病死。可以说她将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唐朝与回纥的和亲友好事业。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领袖的和亲都会带来好的结局。

第四个故事:隋朝义成公主的故事。

隋宗室女义成公主,于599年嫁给突厥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死,义成公主又先后改嫁他的儿子:始毕、处罗、颉利三位可汗。

唐朝建立以后,义成公主数请颉利可汗出兵攻唐,为已经灭亡的隋朝报仇。626年,颉利可汗率兵深入长安附近,刚即位为帝的唐太宗与之结盟。4年后,唐将李靖大破突厥,颉利可汗被俘,义成公主被杀,东突厥汗国灭亡。

又有读者说了,转房婚这种现象是否是一种只有在中国才有的特殊现象呢?

答案是否定的!转房婚这种现象是一种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具有的普遍现象!

在我论述转房婚这种现象是否是一种在全世界各个地区都具有的普遍现象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故事说的是丹麦王子小哈姆雷特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教育,因父王老哈姆雷特突然去世而回国,却意外发现他的父亲乃为其叔叔、新任国王克劳狄斯所谋杀;而且,在老哈姆雷特突然逝世后不到两个月,王后乔特鲁德就和国王的弟弟、新国王克劳狄斯结了婚。在哈姆雷特看来,这桩婚事是十分不正当的,用“乱伦”两个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也不过了。哈姆雷特决心为父报仇,结果却误杀了宫内大臣波洛涅斯。波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也发誓为父报仇。克劳狄斯利用雷欧提斯与哈姆雷特决斗的机会,在雷欧提斯的剑上蘸了毒,还准备了药酒,以便将哈姆雷特除掉。最后,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都中了毒剑,王后饮了毒酒,克劳狄斯也被哈姆雷特刺死。

有人说,你讲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英国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作品《哈姆雷特》吗,这谁不知道呀?

可是,您听出来了吗,《哈姆雷特》这个故事就是转房婚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于丹麦的反映。

不仅如此,在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以及美洲、非洲一些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长期流行过转房婚。

时至今日,尚处在父系社会的南非祖鲁族还仍然有个习俗,即该族的姑娘一旦出嫁,便永远属于丈夫的家族,不仅肉-体上要与丈夫结合,血统上也要同化为丈夫的家族。如果丈夫不幸去世,妻子仍要留在丈夫的集团中,如孀妇尚有生育能力,为了集团的存在,亡夫的弟弟要娶嫂嫂为妻,代替哥哥传宗接代。

只是时间到了现代,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盛行于世,传统的转房婚才逐渐淡出了世界婚姻这个大舞台。

话说到现在,诸位可能已经把我要说的意思完全弄清楚了。我的意思是说,孝庄皇太后如果是真的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而是一件在所有的人看来都极为正常的事。也就是说,我们并不能因为孝庄皇太后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就证明满洲人和蒙古族人是 “落后”“野蛮”的少数民族!完全不能这样认为!但是,为什么在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关系的问题上,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呢?为什么史学界也会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呢?

这是因为后来的汉族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转房婚是一种不文明的婚姻。在他们的努力下,汉族政权也开始从法律上禁止这种不文明的转房婚。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汉族人觉得转房婚是不文明的现象呢?

到了宋朝的时候,政府开始规定严禁转房婚。为什么宋朝政府会有这种想法呢?原因有以下两个:

第一,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中国历代王朝,在建立之初,都会认真总结前一个朝代灭亡的教训。当然,这种总结的结论有些时候是正确的,有些时候则是错误的。正确的诸如唐朝建立之初总结的大兴土木是隋朝灭亡的原因之类,错误的诸如北宋建立之初总结的男女关系方面的自由化倾向是唐朝灭亡的原因之类。

唐朝的统治者在男女关系方面也的确有些自由化倾向。公主不喜欢原来的驸马了,给父亲打个报告,就可以换个新的;更有甚者,父亲抢儿媳(唐明皇与杨贵妃),儿子娶小妈——父亲的小妾(唐高宗娶武则天),在唐朝都是极为正常的现象。

上述情况,不但让宋朝的统治者们很是看不起,而且宋朝的统治者们还认为这是唐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用他们的话讲,就叫“唐女祸”。朱熹认为,唐人如此作为,“源流出于夷狄”!

第二,宋朝理学家们的努力。理学家认为,转房婚大大违反了理学的三纲五常原则,从血缘关系上讲,至少是一种乱伦。

也就是说,从宋朝开始,汉民族的统治者们开始认为转房婚是一种陋习,并且由政府规定严禁转房婚;从南宋朱熹开始,汉民族的知识分子开始认为转房婚这种“陋习”是少数民族所特有的现象。

宋明以后,民间流行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的伦理观念。如黑老包,大义灭亲,把侄儿铡掉后,他给嫂嫂当儿子了。明朝时,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禁止民间转房。自此转房婚在汉族的知识分子中间开始逐渐消声灭迹。

但是,私下里面,这种转房婚的现象仍然长期在汉民族的下层人民中间蔓延,而且在中国的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的叫法:

比如在陕西、湖南、四川、湖北西部地区叫作“转房”;在湖北东南地区叫作“就婚”“续婚”“挽亲”;在湖北北部地区叫作“伦婚”;在山西地区叫作“接交”;在四川地区叫作“嫂就叔”或者“叔接嫂”;在浙江金华地区叫作“插花婚”;在浙江临海地区叫作“接面”;在浙江南部地区叫作“续亲”;在福建中部地区叫作“接节”;在广西、江西叫作“转婚”“转书”;在江西南部地区叫作“升房”;等等。

什么时候满洲人开始觉得转房婚是不文明的现象呢?

满洲人入关之前,一直认为这种转房婚是合理合法的现象,也一直流行这种转房婚。但是,满洲人入关以后,随着他们对于汉民族文化的汲取,他们也逐渐接受了转房婚是一种不文明的婚姻和乱伦行为的结论。因此,在清朝政府制定刑法的时候,比汉民族的宋明政权还要严格——他们干脆是采用重刑的办法来禁止这种现象的出现:收父祖妾及叔伯母者,斩;收兄嫂与弟媳者,绞!

不过,上述规定都是在满洲人入关以后很长时间的事了。在顺治皇帝即位之初,满洲人还没有接受这种观念。那个时候,他们还仍然认为转房婚是合理合法的现象。在他们之间,也还仍然流行这种收兄嫂与弟媳的现象。

但是问题在于,后来的满洲人在逐渐接受了汉民族知识分子的关于转房婚是一种不文明的婚姻和乱伦行为的结论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释自己祖先收兄嫂与弟媳的现象?

办法只有一个,隐瞒历史!也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些自己祖先经常收兄嫂与弟媳的现象加以隐瞒。

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孝庄皇太后到底是否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争取核心人物的支持

前面我们说过,在孝庄皇太后到底是否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问题上,历史学界一直有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种,孝庄皇太后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二种,孝庄皇太后没有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

第三种,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是情人的关系。

那么,上述三种回答,到底哪一种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呢?在具体考证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支持这三种观点的论据。

第一种观点,孝庄皇太后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有如下八条。

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

前面我们介绍过,孝庄皇太后,姓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族人,12岁时嫁给比她大21岁的爱新觉罗·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后,31岁的庄妃的5岁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继承了皇位。

一个是30岁出头的寡妇,一个是只知玩耍的顽童,怎样才能撑起战火纷飞中的大清江山?在当时,顺治虽名为皇帝,但执掌朝中军政大权的实际是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

这个爱新觉罗·多尔衮,是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第14子,与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同父异母兄弟,按辈分是顺治的叔叔。他在清军入主中原的战争中屡建战功,入关后手握重兵,成为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大印“玉玺”也搬到睿王府内使用,以代统天下,小皇帝顺治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孝庄皇太后为了保住顺治的天子宝座,而委身于小叔子爱新觉罗·多尔衮。至于是孝庄皇太后的主动情愿,还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威胁逼迫,具体是哪年哪月开始结秦晋之好的,双方只是同居,还是举行过正式的婚庆大典,这些都是次要的。因为作为政治婚姻,主人所在乎的不是其形式。

认为太后下嫁的人指出,太后下嫁之事,不能说是由于孝庄皇太后的“惭德”,而是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是巩固皇权的一种政治手段。后来的岁月表明,太后下嫁之举稳住了权倾朝野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稳固了幼年顺治的皇位,稳定了刚刚入关还在开拓中的大清江山。

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洲旧俗。

把太后下嫁这桩疑案放到清初满洲风俗中来审视,就更容易理解了。旧时满洲有这样一种风俗:父亲死了,儿子娶其庶母,兄长死了,弟弟娶其嫂子。由此,在清朝初期,兄弟之间、叔侄之间的妻妾互娶,也就成了见怪不怪的事。

这里我们举当时的两个例子:一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曾经接娶自己的侄媳。据《清实录》载,1650年正月,爱新觉罗·多尔衮将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的福晋娶来做自己的妃子。爱新觉罗·豪格是顺治皇帝的大哥,因与爱新觉罗·多尔衮有矛盾,被爱新觉罗·多尔衮强加罪名致死,然后将侄媳迎娶到自己的金屋内。二是顺治皇帝,他也曾转娶弟媳。据当时在清宫效力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回忆,顺治皇帝爱上了自己弟弟襄亲王的王妃董鄂氏,而且是“火热爱恋”,当1656年襄亲王死去仅仅一个月后,顺治皇帝便把弟媳董鄂氏迎入宫中,封为贤妃。

由此看来,在清初满人的眼中,弟娶其嫂无可厚非。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思量,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结合,本来应该纯属小事一桩,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

论据三: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皇父”称谓。

持下嫁说的人特别强调,在顺治朝爱新觉罗·多尔衮公开以皇上的父亲自居,称号就叫“皇父摄政王”,而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爱新觉罗·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

当然,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称谓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清史稿·卷218·诸王四·多尔衮传》载:1644年还称“叔父摄政王”,1645年,改称“皇叔父摄政王”;到了1648年,顺治皇帝诏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

人们认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称谓变化的过程,恰恰反映了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婚姻由隐秘到公开的过程,反映了天下臣民对皇室这桩特殊婚姻逐渐认可的过程。

爱新觉罗·多尔衮曾称“皇父摄政王”,这已是史学专家公认的事实。打开清宫档案,当时的清政府公文中已是这样直接称呼,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顺治朝刑部题本,其汉文批红即有“皇父摄政王”字样。

而且,当时的朝鲜也注意到这一情况,在1649年的《李朝实录》中,特地记载:

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上曰:“然则二帝矣。”“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

朝鲜,一个邦外属国,国王都发现此举与“二帝”无异。大清朝难道就真的荒唐到这种程度不成?当然不是。其时清廷正推崇儒教,广纳天下饱学之士。断不会做这种被世界当作笑柄的糊涂事,但“皇父”一词确已明诏天下,一朝二帝,已经是事实。

1650年12月31日,39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病死,不久朝廷清算他的种种罪行,平坟鞭尸,砍掉了脑袋,在当时公布的罪状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就是最重要的一条。

值得一提的是,在1651年历数爱新觉罗·多尔衮罪状的诏书中,还有一条大罪是“亲到皇宫内院”。很明显,这是斥责他一度-yin-乱后宫,人们认为当与太后有关。

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

持太后下嫁说的人认为,1649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王妃病死,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随即举行了正式的婚庆大典。于是,太后下嫁作为天下最大的绯闻,在当时迅速传播开来。关于这点,张煌言的诗就是直接证据。

张煌言,生于1620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后,他与钱肃乐等起兵抗清,奉鲁王朱以海监国,据守浙东山区和沿海一带,官至兵部尚书。后鲁王政权覆灭,他又派人与荆襄十三家农民军联络共同抗清。至1664年,他见大势已去,遂解散余部,隐居浙江南田县的一个岛上。不久他被一个旧部出卖,遭清军逮捕,解往杭州,拒绝投降,被杀。

张煌言关于太后下嫁的诗的名称叫作“建夷宫词”。建,指建州,实际上是指满洲;夷,古代对于少数民族的污蔑性称谓。

《建夷宫词》一共有十首。这十首宫词,可说是极尽嬉笑怒骂、讥刺嘲讽之能事。从衣饰、住处、食物、坐骑、信仰、娱乐、文字、习惯直到习俗,都在被贬损之列,并处处以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将满洲人拿来与中原汉族相比较。

为了全面了解,我们现将《建夷宫词》十首都摘录下来:

第一首:

平明供奉入彤闱,亦舞霓裳唱羽衣,千乘骖骅知狩猎,挥鞭驰道拥明妃。

骖,古代称驾在车前两侧的马;骅,古代称赤色的马。

第二首:

毳殿春寒乳酪香,侍臣偏得赐新尝,老珰不识驼酥味,犹道天厨旧蔗浆。

毳,鸟的细毛;珰,原来指武职宦官帽子上的装饰,后来借指宦官。

第三首:

盘龙小袖称身裁,马上离弓抱月开,太液池边金鞅解,疑从紫蹇射雕来。

鞅,古代称用马拉车时套在马脖子上的皮子;蹇,古代称跑不快的劣马,也指驴。

第四首:

弓鞍椎髻缀天魔,胡女宫装新样多,醉捧官家还笑问,燕支山色近如何?

椎,古代指高等动物背部中央的脊椎骨;髻,梳在头顶或者脑后的发结;缀,装饰;燕支山,古代匈奴族人的地盘,其地大致在今天甘肃省河西走廊北部的山脉,盛产化妆品,后来被汉朝占领,匈奴族人从此就没有了化妆品的产地,就没有办法化妆了。

第五首:

朝罢瞿昙次第迎,内庭深处说无生,不知鹦鹉能胡语,偷向金笼诵佛名。

第六首:

十部梨园进上方,穹庐天子亦登场,缠头岂惜千金赏?学得吴歈进一觞。

歈,歌;觞,古代喝酒的一种器物。

第七首:

上寿称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卺,瓢,古代结婚时用作酒器;合卺,古代夫妇结婚时候的一种仪式;慈宁宫,孝庄住的地方。

第八首:

掖庭又说册阏氏,妙选孀闺足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阏氏,匈奴族人对于其首领的妻子的称呼;孀,古代对于寡妇的称呼;“错将虾子作龙儿”一句,原来指的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无子,以弟爱新觉罗·多铎之子为嗣。满文称侍卫为“虾”。爱新觉罗·多铎当时的职位有“领侍卫内大臣”一职。看来“虾子”指的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义子爱新觉罗·多尔博。也就是说,顺治皇帝子随母嫁,自为“龙儿”,不必以爱新觉罗·多铎的“虾子”为子。

第九首:

六曹章奏委如云,特敕写书翻译闻,笑杀钟王多妙楷,而今鸟迹是同文。

六曹,六部。

第十首:

玉几凭来顾命新,负扆闻道有家臣,从今赌却钻刀咒,不信华人信满人。

扆,古代指屏风。

这十首宫词,可说是极尽嬉笑怒骂、讥刺嘲讽之能事。从衣饰(弓鞍椎髻缀天魔)、住处(毳殿)、食物(驼酥)、坐骑(紫蹇)、信仰(朝罢瞿昙次第迎)、娱乐(穹庐天子亦登场)、文字(而今鸟迹是同文)、习惯(赌却钻刀咒)直到习俗,都在被贬损之列,并处处以一种明显的优越感,拿来与中原汉族相比较。其中第七、第八两首,特别是第七首(上寿称为合卺尊),被认为是太后下嫁的明证——因为这是当时人写当时事。

在张煌言的这首诗中,又是“合卺尊”,又是“太后婚”,百官庆贺,喜盈宫门,太后的寿酒变成了婚宴的喜酒。这首诗简直就像一幅太后下嫁写真图。

人们普遍认为,张煌言是与孝庄皇太后同时代的人!

作为南明王朝抗清力量的杰出人物,他应该在清朝最高统治者身边有间谍,他应该对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一举一动都很清楚。并且,对于清朝最高统治者内部的所谓丑恶现象——实际上是汉族上层统治者看不惯的现象——竭尽全力加以挖苦讽刺之能事,这才符合他们当时的想法!

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张煌言的诗影响很大,被视为太后下嫁说的直接证据。

张煌言写“太后”,朝鲜文《李朝实录》则记“太上”。与“太上”相对的,当然是“太后”。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太后下嫁的事实。

论据五:顺治皇帝谕旨露出的破绽。

支持太后下嫁说的人认为,顺治皇帝有一道谕旨,露出的蛛丝马迹很值得仔细玩味。那是1660年12月24日,因乳母李氏病故,顺治降谕礼部,其中有这样几句话:

“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眷念慈衷赖以宽慰。”

这道谕旨无意间透露给我们这样一些信息,在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摄政期间,幼年皇帝顺治与母亲孝庄皇太后分宫而居!

皇帝居于宫廷大内,当然毫无疑问,问题是皇太后住到哪里去了?如果太后也住在皇宫,母子之间为何“每经累月方得一见”?可以推断皇太后不是居于皇宫之中,至少不在皇帝的身边。而且,“皇太后萦怀弥切”,为何却不去看望皇上,以慰渴思?皇上又为何不去探望生母,以解“皇太后眷念慈衷”?

度之事理,其间必有一个超越两者之上的力量破坏了母子之情!这个力量,除了皇父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之外,还能有谁?恰恰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摄政期间,皇太后长期不住宫中,或者说不能日夜守护幼子,除了下嫁还能有什么其他原因呢?

论据六:风水墙说。

按清朝早期丧葬制度,皇后无论死在皇帝之前,还是死于皇帝之后,都要与皇帝合葬,同陵同-穴-。可是,孝庄竟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风水墙外,而未与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的昭陵。持太后下嫁说者认为,这是孝庄因改嫁而无脸到阴间见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刻意安排。

关于孝庄皇后的丧葬,曾有这样一则传说:75岁的孝庄死后,接祖制要运到关外昭陵入葬。当装有孝庄遗体的棺材途径东陵地段时,突然沉重异常,128名杠夫被压得眼冒金星,寸步难行,只好就地停放。当夜,康熙皇帝梦见祖母孝庄,老太后说:“我决不与太宗合葬。如今梓宫停放之地,就是上吉佳壤,可即地建陵安葬,切记吾言,休得违误。”于是,孝庄便安葬在东陵了。这当然是野史传说,不可相信。

确切的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根据《清史稿·卷214·后妃列传·孝庄文皇后传》记载,孝庄生前曾叮嘱康熙:“我身后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况我心恋汝父子,当于孝陵附近安,我心始无遗。”孝庄嘱咐康熙,日后将她安葬在东陵即可。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太宗文皇帝梓宫,安放在那里已很长时间了,不可因为我而去打扰太宗皇帝的安息。我迷恋你父皇和你,不忍远去,所以在附近选一块地安葬了就行了。这样,我也没什么可以遗憾的了。”

人们认为,太后下嫁之事,虽出于政治目的,但是随着汉化的加深,不论是孝庄太皇太后本人,还是她的孙子康熙皇帝,均难免有慊于心。这应当是康熙皇帝未将祖母与祖父合葬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孝庄太皇太后最终留下遗嘱死后不再走近爱新觉罗·皇太极的根本原因。

至于孝庄太皇太后在遗嘱中说的,之所以不入葬爱新觉罗·皇太极的昭陵,是因为昭陵已封多年,“卑不动尊”,不忍再惊扰爱新觉罗·皇太极,这实在是托词。因为就在1649年4月,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孝端文皇后死去,第二年仍是葬入昭陵。同样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后妃,别人死后能合葬,孝庄太皇太后有什么不能的?说穿了,孝庄太皇太后心有苦衷,难以明言,遂以“卑不动尊”来自我解释。对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心思,康熙皇帝心有灵犀,自然心知肚明。但康熙皇帝又感到,将祖母单独安葬实在没有这样的先例,是件很棘手的事,于是他把这一难题留给了儿子雍正皇帝,将孝庄太皇太后的棺材在东陵的地面上一直停放了38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才为孝庄建陵安葬。

还要说明的是,长眠在清东陵的5个皇帝、14个皇后、136个旗妃,都葬在风水墙内,而只有孝庄葬在风水墙外。这又是为什么?有人说,太后下嫁对爱新觉罗皇家来说是一件丢尽脸面的丑事,所以把她葬在陵区大门之外,罚她永远为子孙后代看守陵门。这当然是野史上的解释。据专家研究考证,风水墙内是清东陵陵区,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而风水墙外,孝庄的陵名叫昭西陵,名义上还与沈阳皇太极的昭陵是一个体系。一道风水墙,分开两个陵区,这也是别具匠心了。

论据七:有人见过的铁证“太后下嫁诏”。

1946年10月,近代学者刘文兴撰文《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其中写道:1909年,他的父亲刘启瑞任内阁侍读学士,奉命收拾内阁大库档案,“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召”。文章说,刘启瑞同时还见到《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一册。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看来,真的有人看到过有关太后下嫁的诏书。世上若果真有这一诏书,无疑是太后下嫁最具权威的铁证。那么,历史上是否有过太后下嫁诏?如果有,这份诏书现今是否还保存在世?是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或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但愿有一天人们能找到它,到那时,太后下嫁的疑案就再也不疑了!

另外,有人说还曾经见到过一个下嫁的礼仪规范的著作:《国母大婚典礼》。相传当时太后下嫁,敕礼部议礼,部议成书六册,名曰“国母大婚典礼”。其领衔者为钱谦益。闻当时百官贺表,亦出钱谦益手笔。

论据八:《红楼梦》里面的揭示。

《红楼梦》里面的一些话语也从侧面支持太后下嫁这一结论。

由于太后事件对后世影响深远,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以为焦大骂的养小叔子的话,“并非指宝玉、凤姐”。意思是指孝庄与多尔衮。第十八回元妃归省,便是影射孝庄下嫁的大典:“行礼已毕,复行更衣,另备车驾,至贾母上房叙家人之礼,意者先御正殿,后入寝宫,所谓骨肉不分,天伦有乐者即在此邪?”又云:“是曰入宫,亦曰入府(指摄政王府),为临幸后之第一步。”第二十九回贾珍知道张道士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则说:“是指为睿王替身,荣国公即从睿王名衮字上化出……睿王替身,即元妙观之老神仙也。”并以为此回是“写睿王死后,孝庄追念的光景”。此固附会之谈,也见得太后下嫁说深入到各个方面。

第二种观点,孝庄皇太后没有嫁给多尔衮。

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对于上述八条论据进行了逐条批驳:

对于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的批判:

针对前面的论据一,就是说顺治皇帝的母后为了保持顺治的皇位被迫下嫁这一观点,反对者认为,这个理由不成立!

他们认为,要考证说顺治皇帝的母后不是为了保持顺治的皇位被迫下嫁这一观点,还要从1643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之后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谈起!

他们认为,孝庄皇太后是清初满族统治者中的一位很有见识的政治家,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之后,她对各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基本了解,因而在涉及清朝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也为了自己母子和蒙古贵族的利益,必然会在姑母孝端文皇后的支持下,为爱新觉罗·福临继位展开活动!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在激烈的皇位争夺战中,孝庄皇太后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者!

他们认为,太后依靠的并不仅仅是本身的地位和所代表的蒙古贵族的势力,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她争取到了具有很强实力的两黄旗的核心人物的支持。

他们认为,经过爱新觉罗·皇太极在位17年的苦心经营,两黄旗实力大增,在满洲八旗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势。表面上看来,无论豪格还是福临即位,两黄旗都可以保持在满洲八旗中的特殊地位。其实,爱新觉罗·豪格当政后显然会将他所掌握的正蓝旗置于两黄旗之上,甚至还会仿效爱新觉罗·皇太极改旗的做法,将正蓝旗改为正黄旗或镶黄旗,从而有损于两黄旗的利益。

因此,他们认为,在拥立爱新觉罗·福临的问题上,太后与两黄旗主要大臣的利益是一致的。最初,两黄旗大臣在拥立爱新觉罗·豪格的同时,曾经又附加了必须以爱新觉罗·福临为太子的先决条件,就是孝庄皇太后向他们提出拥立爱新觉罗·福临以解决皇位争端的建议,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结果。

而此后太后通过进一步的活动,终于在八月十四日会议前夕,说服了两黄旗主要大臣,使他们完全倒向自己一方,从而形成一支压倒爱新觉罗·豪格、挫败爱新觉罗·多尔衮称帝野心的力量,使局势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

他们认为,在此期间,两黄旗大臣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也代表了孝端、孝庄两皇后的意见),与爱新觉罗·多尔衮集团和爱新觉罗·豪格集团相抗衡,态度强硬,最后取得了胜利。

他们认为,此时的两黄旗,已发展到可以维护皇权的程度。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后,4个亲王中除--去爱新觉罗·多尔衮外,爱新觉罗·豪格作为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长子,要求继承皇位,爱新觉罗·代善和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也不约而同地主张“立帝之子”,都体现了满族统治集团中皇位应父子相承、皇权须不断加强的这一人心所向的历史趋势。

孝庄皇太后与两黄旗主要大臣的密切合作,则进一步增加了皇室的声势。这一切终于挫败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称帝计划,使爱新觉罗·福临得以继承皇位。所以太后母子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坚强的后盾,并非任人摆布、欺凌的孤儿寡母。

因此,这个时候的孝庄皇太后,如果需要拉拢别人的话,这个别人,也应该是拉拢两黄旗大臣,而不应该是拉拢爱新觉罗·多尔衮!

对于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洲旧俗)的批判:

针对前面的论据二,反对者认为,满洲的确有这个兄死弟娶其嫂的习俗,但是这属于推论,不能作为太后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证据。也不能因为满洲有兄死弟娶其嫂的这种现象,就说一定会出现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后,爱新觉罗·多尔衮娶了他的嫂子孝庄皇太后。

反对者进一步论证说,在当时,爱新觉罗·多尔衮娶豪格之妻,“是为全国之所愤慨非难的一件事情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如若娶皇太极之妻(太后),那么所产生的轩然大波可想而知。可是除--去张煌言的有关诗作外,为什么没有任何著作记载或暗示这种大事?

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娶爱新觉罗·豪格之妻,清统治者始终认为是他的一条重要罪状。如顺治八年二月,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指责爱新觉罗·多尔衮“逼死肃亲王,又纳其妃”,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在顺治十二年三月又指出:“查睿王将肃王无因戕害,收其一妃,又将一妃私与伊兄英王,此罪尚云轻小,何罪为大?”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人的这种提法,虽然出于打击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政治需要,但也反映出清统治者入关后对这一旧俗的观念的一定变化。太后下嫁如实有其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对多尔衮的这条罪状,就很有可能含糊其词了。

爱新觉罗·多尔衮与太后之间有无暧昧关系,无从判断,即使存在这种情况,也和太后下嫁有根本区別,不能等同视之。

对于论据三(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皇父”称谓)的批判:

针对前面的论据三,反对者认为,蒋氏《东华录》所记“皇父”,是清朝君主对某个臣下的尊称,或是清世祖封多尔衮为“皇叔父”后以其定鼎功勋显著,无可进爵,乃以“皇父”为封。“皇父”之于皇帝仍为臣下。而满族旧俗有直呼尊者为父之例,爱新觉罗·多尔衮前封“皇叔父摄政王”,满文直译为“大汗(皇帝)的叔父父王”,因此这并不表明爱新觉罗·多尔衮为福临的皇父。

反对者进一步考证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爱新觉罗·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有个名字叫作赵开心的御史上疏,称爱新觉罗·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唯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1647年)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自此,直到爱新觉罗·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1648年)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年初。

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周武王称姜子牙)、“仲父”(齐桓公称管仲)、“相父”(蜀汉后主刘禅称诸葛亮)之遗意而已,绝非爱新觉罗·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他们认为,不能只允许你们汉人君主对某个臣下尊称为“尚父”“仲父”“相父”,而不允许人家满洲人君主对某个臣下尊称为“皇父”!

他们进而论述说,大家知道光绪称慈禧太后叫皇阿玛,皇阿玛是爸爸的意思,那慈禧就变性了,变成男性了?所以这个也不算为证据。

对于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的批判:

针对前面的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反对者认为,张煌言确实写了那首《建夷宫词》,而且这是在上面讲的这些材料里面唯一直接说到太后下嫁的,但是张煌言的《建夷宫词》却不能被奉为信史。

反对者们对这首《建夷宫词》做了详细的一个分析。他们说,标题叫“建夷宫词”,建是建州啊,这里头没有用后金,也没有用清,“夷”就是夷狄那个“夷”,明显地带有一种民族的偏见!

反对者们认为,这个时候,张煌言在江南,南明势力和清朝是对立的,所以出在异地之口,记在异国,当时因为他算南明,记在异国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而且是诗词,诗词也不能直接作为历史的证据,因为诗可以夸张,可以比附。

反对者们认为,张煌言本为抗清名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惨遭杀害,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爱新觉罗·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皇太后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对于论据五(顺治谕旨露出的破绽)的批判:

反对者们认为,有的文章说顺治皇帝有谕旨,太后下嫁,可是直到现在为止,谁也没看到谕旨,没看到就不能说明它是一条史料证据。

对于论据六(风水墙的诉说)的批判:

反对者们认为,太后在入关后的44年当中,保护、培育爱新觉罗·福临和爱新觉罗·玄烨两个幼龄皇帝,使他们分别度过爱新觉罗·多尔衮和鳌拜专权的险恶时期。逐步成长,相继接管政权,母子、祖孙的感情自然相当深厚!

在这种情况下,孝庄太皇太后认为爱新觉罗·皇太极已经故去很多年了,如果重新把他的坟启开的话,就惊动了亡灵,她很长时间和她儿子顺治皇帝、孙子康熙皇帝生活在一起,这样她最后和他儿子、孙子墓葬在一起,所以她的这一遗愿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孝庄太皇太后的陵墓放在清东陵,不能证明她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

可是爱新觉罗·玄烨对此却深感为难,因为归葬昭陵合乎常礼,而在孝陵安葬又是祖母遗愿,不忍违背,于是在犹豫不决中拖延了38年之久,直到去世时也没有做出最后决定。直到雍正三年,才将太后就地安葬,称为昭西陵。

太后如果确曾下嫁,爱新觉罗·玄烨也就不会将她的这一遗言公之于众,而是迅速将她的遗体归葬昭陵,以免引起人们更多的猜测和议论。爱新觉罗·玄烨在太后归葬问题上的迟疑不决,可以作为并无太后下嫁之事的旁证。

对于论据七(有人见过的铁证“太后下嫁诏”)的批判:

反对者认为,爱新觉罗·多尔衮以如太后为妻固然符合满洲旧俗,无可厚非,不过清王朝这时终究已处在人口占绝大多数、高度封建化、三纲五常思想根深蒂固的汉族社会中,太后和爱新觉罗·多尔衮都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的相当突出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会不考虑因此所造成的影响。太后始终甘居幕后,不愿张扬自己,为什么偏偏在下嫁问题上颁布大婚诏书,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呢?

反对者们认为,即使太后下嫁诏书确曾在宣统元年(1909年)被清朝内阁中书刘启瑞所发现,似乎不容置疑,不过其中还有如下令人莫解的问题。

太后下嫁诏书从发现到“以闻于朝”的全过程,显然不可能由刘启瑞一手处理,绝对保密。他既然已将发现《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问题“语诸同僚”,那么就不会、也没有必要隐瞒太后大婚诏书的发现,因而它肯定会在刘启瑞的同僚中引起很大轰动。即或他们在宣统年间不敢泄露此事,辛亥革命后也会迅速外传。

刘启瑞父子介绍他们的发现与收藏的曲折经过时,依据常情,也要由皇父问题联系到太后下嫁,从而透露发现太后大婚诏书的问题,使这一引人注目的消息传播于世!问题在于,这一本来会迅速外传、势必引起人们浓厚兴趣的大事,从1909年到l946年的37年中居然丝毫不为世人所知,这又如何解释?

退一步讲,即使刘启瑞当年确曾发现太后下嫁诏书,并由他个人全权处理,不为人知(这是不可能的)。此后出于某种原因,使刘氏父子几十年中对此事守口如瓶,因而始终不曾外传。但是人们立即会产生新的疑问:《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出售前夕,刘文兴为什么突然又在《起居注跋》中披露这一秘密?还居然将它的剪报贴在《起居注》之后,唯恐人们不知道曾发现太后下嫁诏书的这件大事。是什么原因促使刘文兴的态度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人们不能不对所谓发现太后下嫁诏书这一报道的真实性,产生很大怀疑。

对于论据八(《红楼梦》里面的揭示)的批判:

反对者们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一部文学著作,很是值得后人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是毫无根据的瞎猜疑!王梦阮《红楼梦索隐》以为焦大骂的养小叔子的话是影射孝庄下嫁的大典这种猜疑毫无意义!

此外,反对者们还进一步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证工作:

蒋良骐的《东华录》里面所说的爱新觉罗·多尔衮有时候到皇宫内院。

反对者们认为,蒋良骐的《东华录》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有时候到皇宫内院。这个也不能成为证据,他因公也好,或者其他原因也好,找太后商量事情,进皇宫内院,也不能说明皇太后嫁给他了,嫁给他,他就用不着进皇宫内院了,他住一家了,还用到皇宫内院来?反倒证明没嫁给他。

第二,就是《清世祖实录》关于福临“临幸”摄政王府的记载。

反对者们认为,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七年七月辛酉,爱新觉罗·福临“临幸”摄政王府,对判断本问题也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太后如若下嫁,并住进摄政王府,爱新觉罗·多尔衮病中自然不会感到举目无亲,抱怨爱新觉罗·福临不来探望了。爱新觉罗·多尔衮若是住在皇宫内院,就更不可能发此怨言。事实却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独处王府,对爱新觉罗·福临没有“循家人之礼,一为临幸”而牢骚满腹。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事实的真相。

第三,就是我们从朝鲜的《李朝实录》中也没有找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

反对者们认为,在当时的朝鲜的《李朝实录》中,也没有找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再婚是公开的,清朝政府也会给朝鲜颁布诏书。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都会有几批朝鲜使节到北京进贡,他们肯定也会听说这件事。

第四,就是从顺治皇帝和孝庄皇太后对于死去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处置情况来看。

反对者们认为,如果太后确实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话,在爱新觉罗·多尔衮死后尸骨未寒的情况下,没有人敢出来陷害他。另外,如果爱新觉罗·多尔衮确实娶孝庄为妻的话,那么他就成了顺治皇帝的继父。顺治皇帝这么搞倒爱新觉罗·多尔衮,那他就承认自己曾经认贼作父了。

最后可以这么说,太后下嫁没下嫁,有下嫁的诏书没有,有人说可能国内毁掉了,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把诏书送到朝鲜,但是朝鲜的《李朝实录》里面没有记载这个事情,我认为皇太后和多尔衮之间的情愫可能有,皇太后下嫁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事绝对无,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条过硬的材料证明皇太后下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

那么,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到底是怎么样出现的呢?为什么会出现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呢?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上述这些问题,是反对者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反对者们认为,太后下嫁传说出现的根源在于爱新觉罗·多尔衮成为皇父摄政王。

摄政王而又冠以皇父,中国古代无此先例,而首先会在地主阶级士大夫中引起轰动,特别是由皇叔父突然改称皇父,人们惊诧之余,也要思索这一变化的含意,由皇父联系到皇后,由太上皇想到太后,做出皇父称号源于太后下嫁的推论。孟森先生在“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的如下一段叙述,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情况的理解:

“改革以后,教育部首先发旧礼部所积历科殿试策,于抬写皇上处,加抬写摄政王,而摄政王之上,或冠以“皇叔父”字,或冠以“皇父”字,亦不一律,一时轰然,以为“皇父”之称,必是妻世祖之母,而后尊之为“父”也。

由漫长历史而形成的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状态,在发展迟缓的封建社会中,很难发生迅速变化,17世纪中叶与20世纪初两个不同时期的人们对皇父问题的推论。不会有很大差别。

太后下嫁说的最初传播并不在北京。顺治六七两年,朝鲜李氏王朝前后曾向北京派遣了八位使臣,他们回国后都没有谈到这一问题,可见当时它在北京还没有出现,即使已经出现,也只是在少数人当中流传,所以不为李朝使者们所知。

可将雍正继位的传说与此作一对比。爱新觉罗·玄烨暴卒,爱新觉罗·胤禛继位后,雍正元年初,李朝派往北京的使者立即听到“雍正继立,或云出于矫诏”的传说。足见李朝对清统治者一些情况的了解还是相当及时的。

与此相反,张煌言虽远离北京数千里,在东南地区从事抗清活动,却在爱新觉罗·多尔衮称皇父后不到一年即顺治六年,就已经写出太后下嫁诗。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抗清意识较强的东南地区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从清朝顺治五年十一月所颁布的覃恩大赦诏中得知爱新觉罗·多尔衮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后,很快得出太后下嫁的推论,并有意散播,以丑化清统治者的形象。张煌言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得知此事并形成诗作的。它的史料价值在于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一传说的最初传播情况和具体-内容。

刚才我们介绍了认为太后没有下嫁者们猜测的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到底是怎么样出现的,那么他们认为太后下嫁这一假说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反对者们认为,“春官昨进新仪注”一句表明,太后下嫁的传说在东南地区最早形成。此后,以东南地区为中心,这一传说逐渐向各地散播。

至于它在全国范围内究竟流传到怎样一种程度,又增添了哪些内容,因无文字记载,已不可考。它的广为传播,有更大可能是在清末,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

反对者们认为,清末革命党人为制造反清舆论,不仅翻印载有清初抗清人民惨遭屠杀情况的书籍,也印行《大义觉迷录》一书,揭露康雍之际清皇室因皇位问题骨肉相残的事实。由此推论,太后下嫁说也会进一步流传于世。

反对者们认为,辛亥革命后,清朝野史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太后下嫁一事也就成为各种有关演义、秘史的题材,愈出愈奇,形成文字是它得以盛传的关键。

问题在于:认为孝庄皇太后没有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学者们的考证是否有道理呢?

我觉得,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必要时刻快刀斩乱麻

我的想法是,只要将双方针锋相对的八个方面的观点对比一下,看看哪方说得有道理,排除那个没有道理的,剩下的就是正确答案!您说对吗?

首先我们来看双方针锋相对的第一个观点。

对于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在双方的你来我往当中,我认为,双方的论证过程基本上是各说各话,这其中,反对者的批判没有击中对方的要害!赞同者们的考证稍胜一筹!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您好好想一想,前面,我们在介绍认为孝庄皇太后已经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第一种说法的时候,我们的论证过程是从爱新觉罗·福临当上皇帝、爱新觉罗·多尔衮当上摄政王以后开始的。

我们介绍到当时的情况是说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以后,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战斗中,5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当上了皇帝,年号顺治;而爱新觉罗·多尔衮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是他成功地击败了爱新觉罗·豪格,自己当上了摄政王!

不仅如此,此后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在清军入主中原的战争中屡建战功,入关后手握重兵,成为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大印“玉玺”也搬到睿王府内使用,以代统天下,小皇帝顺治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

我们的考证是从这里开始的!顺治小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怎么办?孝庄皇太后如何去做才能稳住权倾朝野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稳固自己年幼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的皇位?我们说,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孝庄皇太后选择了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

而反对者似乎是完全没有理解人家的意思,非得要从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前后开始考证!说什么此时的两黄旗,已发展到可以维护皇权的程度!说什么两黄旗大臣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与孝庄皇太后集团密切合作,与爱新觉罗·多尔衮集团和爱新觉罗·豪格集团相抗衡,最后取得了胜利!说什么这个时候的孝庄皇太后,如果需要拉拢别人的话,这个别人,也应该是拉拢两黄旗大臣,而不应该是拉拢爱新觉罗·多尔衮!

您想一想,他们的考证,这都哪儿跟哪儿呀?谁能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呢?您听懂人家问您什么问题了么?人家问您的问题,您回答了吗?我怎么觉着有些风马牛不相及呀!对于他们的考证,我实在是不敢恭维!

人家明明是在问您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在清军入主中原的战争中逐渐成为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还控制了皇帝的“玉玺”,顺治小皇帝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孝庄皇太后应该怎么办?您的回答则是应该拉拢两黄旗大臣!

我觉得,提出这个主意的人应该是对于历史知识掌握得不够扎实!

拉拢两黄旗大臣,能解决问题吗?何况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说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已经顺利分化瓦解了两黄旗大臣!在他的软硬兼施的两手之下,当初发誓扶保爱新觉罗·豪格的8个人(索尼、鳌拜、图赖、图尔格、拜音图、何洛会、谭泰、冷僧机)半数先后叛变!拉拢什么两黄旗大臣呀?怎么拉拢呀?搞不懂!

对于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洲旧俗)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洲旧俗)的考证,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考证稍胜一筹!也就是说,如果要坚持孝庄皇太后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话,这一条只能是说外界环境允许,而不能成为孝庄皇太后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充要论证条件!

我们的确不能这样论证!不能因为满洲人有弟娶其嫂的旧俗,就说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弟弟爱新觉罗·多尔衮就一定要娶自己的嫂子孝庄皇太后!也不能因为满洲人有弟娶其嫂的旧俗,就说孝庄皇太后就一定要嫁给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弟弟爱新觉罗·多尔衮!

对于论据三(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皇父”称谓)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三(多尔衮的“皇父”称谓)的考证,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考证基本上是毫无道理!赞同者们的考证稍胜一筹!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回忆一下,反对者们的主要论据是什么!

反对者们的主要论据是:“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中国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仲父”“相父”之遗意而已,绝非爱新觉罗·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他们认为,不能只允许你们汉人君主对某个臣下尊称为“尚父”“仲父”“相父”,而不允许人家满洲人君主对某个臣下尊称为“皇父”!

他们进而论述说,大家知道光绪皇帝称慈禧太后叫皇阿玛,皇阿玛是爸爸的意思,那慈禧就变性了,变成男性了?所以这个也不算为证据。

我们这一回,不再引用赞同者们的考证内容了!因为用不着!我们只要能够学会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这一方法就可以了!随便哪个人就都可以运用反对者们的考证内容回击他们自己!

前面,我们提到过,反对者们认为,“皇父”一词,是清朝君主对某个臣下的尊称,或是清世祖封多尔衮为“皇叔父”后以其定鼎功勋显著,无可进爵,乃以“皇父”为封!

前面,我们还提到过,反对者们认为,在爱新觉罗·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以后的1645年阴历五月,有个御史,这个御史叫作赵开心,我们这里注意这个叫作赵开心的御史,他是个汉族人!他上疏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一词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唯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后来呢,他的这个建议经礼部等议定批准。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既然我们在介绍“皇叔父摄政王”这一个词汇的由来的时候,说的是一个汉族人御史赵开心,这个赵开心运用汉族人几千年来传统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说如果“臣庶皆呼”爱新觉罗·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则“尊卑无异矣”。所以才由礼部等议定批准称爱新觉罗·多尔衮为“皇叔父摄政王”。

由此我们是否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推断:既然由“叔父摄政王”改称为“皇叔父摄政王”是由礼部等按照汉族人几千年来传统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议定批准的,那么,由“皇叔父摄政王”改称为“皇父摄政王”也应该是由礼部等按照汉族人几千年来传统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议定批准的,对吧?

问题就出现了,在我们人所共知的汉语言文字里面,如果我告诉您,有个人的称谓叫作“皇父”,您会怎么理解?

注意,您可千万别跟我打岔,我看过的“皇父摄政王”的文字是用汉语言文字书写的“皇父摄政王”。您可千万别跟我说“皇父摄政王”这句话在满语里面是什么意思!我作为一个很平凡很平凡的汉人,我不懂满语。

诸位注意,这里的“我”不是真的我,而是指当时的任意一个汉族人。

在当时的汉族人的心目中,他们会说,您还别跟我说什么汉族人的古代国君尊称臣下为“尚父”“仲父”“相父”等事例!提醒您要注意的是,在汉语言文字里面,我们经常见到“尚父”“仲父”“相父”“伯父”“二爸”“三爸”“二妈”“三妈”等称呼,就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皇父”这个词的意思,除了等同于皇上的父亲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居然是可以代指皇上的叔父!

对于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四的考证,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考证略显不足。

在这中间,反对者们认为,张煌言作为抵抗力量的代表人物,出在异地之口,记在异国之文,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而且诗词也不能直接作为历史的证据。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太牵强了!

首先,在历史上,大量的诗词歌赋都如实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性。我们不能因为诗词歌赋可以——注意是可以——运用夸张、比附的手法,就把诗词歌赋一概认为是运用了夸张、比附的手法,从而去怀疑一切诗词歌赋的真实性,就因此而贸然怀疑张煌言的《建夷宫词》的真实性。这是典型的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

事实上,我们要想否定张煌言的《建夷宫词》第七、第八两首词的真实性,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必须否定《建夷宫词》十首诗词中的其他八首的真实性才可以。而事实上,《建夷宫词》中的其他八首,虽然充满了对于满洲人的看不起的话语,但是冷静客观地说,这其他八首诗词,还是比较真实的。

其次,我们完全不能认同因为张煌言的《建夷宫词》是出在异地之口、记在异国之文就不能成为历史的证据这一说法。如果这样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能够成为历史的证据的内容还能剩下什么。按照这种逻辑推理的话,中国还有历史吗?《史记》肯定是假的,《汉书》肯定也是假的,《后汉书》就更是假的了!最起码,他们都从来没有在他们所记录的时代里面生存过,他们最大的贡献,顶多也就是抄录过一些别人写过的不知真假的文章而已。

对于论据五(顺治皇帝谕旨露出的破绽)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五的考证,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说法很有道理!

要想说明的确有这样一个谕旨,我们首先就必须告诉大家,这道谕旨出于何处?现在哪里?我们必须有翔实准确的证据证明。如果不能确切地找出这个顺治谕旨的出处的话,这么一大段的分析就毫无价值了。如果都是人云亦云,都是互相传抄,那就没有意思了。

也就是说,赞同者们如果不能告诉大家您的这段材料的准确出处——哪本书、第几页、书的可信度如何的话,那,还是不要说的好。否则的话,人家还以为是您瞎编的呢!

说实话,我也认真查阅过很多材料,但是,这些所谓的材料,大多属于互相传抄之类,与以讹传讹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丝毫可以参考的价值!

对于论据六(风水墙说)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六的考证,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考证实际上连自己也不能说服,就更甭提说服别人了!

大清朝,三个陵圈子,就放不下一个孝庄皇太后的坟头?您解释什么呀?什么都不用解释!

人死之后38年不能入土为安!您怎么解释啊?怎么解释都说不通!

在中国历史上,哪个太皇太后会这样给自己的孙子出难题呀?除了孝庄皇太后之外,还有谁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的建议,别解释了,越解释越乱!

因此,我认为,在这个问题的考证上面,还是赞同者们略胜一筹!

对于论据七(有人见过的铁证“太后下嫁诏”)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七的考证,我认为,反对者们的说法很有道理。

我具体地分析了考证过程,大致与前面的论据五的分析相似。我的意思是说,就算我相信您真的有这么一个“太后下嫁诏”的铁证吧,您也得先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眼,我们才能相信它不是?如果,您拿不出来,那么,对不起了,我就是认为您还真的没有这么一个“太后下嫁诏”的铁证。

因此,要搁我说,您在确切地找到这份铁证“太后下嫁诏”之前,先别用它来做证据。

对于论据八(《红楼梦》里面的揭示)的比较:

针对前面的论据八的考证,我个人完全赞同反对者们的说法!所谓《红楼梦》里面的揭示纯粹是附和,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另外,反对者们做出的另外几个方面的考证,我认为,最重要的当属这第四个方面——从顺治皇帝和孝庄皇太后对于死去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处置情况来看,反对者们认为,顺治皇帝如此搞倒、搞臭爱新觉罗·多尔衮,更加证明太后没有下嫁!

我个人不赞同上述观点,具体原因我们还要等到后面才能揭示。这里,还请您先允许我把我的这段考证保留片刻。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太后下嫁这种说法的形成和发展的脉络我也有我的看法,这些内容我也将在后面才能揭示。

有的读者说了,您说了这么半天,您到底是啥意思呀?到底这个孝庄皇太后她下嫁没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呀?您别着急,答案马上就会出来!

经过对比双方针锋相对的8个方面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正方所提供的8个方面的论点,已经被反方击倒的有如下4个方面:

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洲旧俗)、论据五(顺治谕旨露出的破绽)、论据七(有人见过的铁证“太后下嫁诏”)和论据八(《红楼梦》里面的揭示)。

但是,正方有4个方面的论据还站得很稳,这4个论据是:

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论据三(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皇父”称谓)、论据四(张煌言的“太后婚”诗证)和论据六(风水墙说)。

而这4个方面的论据恰恰是最为关键的,也是最不容易被轻易驳倒的!据此,我的观点是:太后下嫁,证据确凿,无可置疑!因为,有了上述4个论据就足够了,就已经用不着其他的论据了。

有的读者就会说了,既然您同意太后下嫁这一观点,那么,按照您的考证,孝庄皇太后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究竟是完完全全的利益驱动,还是在利益的驱动的同时,也有一些真诚的感情因素呢?太后是什么时候、怎么样下嫁的呢?

您这一问,还真把我问着了!为什么呢?因为,您的这个问题里面太复杂了!实际上包含着以下好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是否有一些真诚的感情因素呢?如果有的话,那么,孝庄皇太后是什么时候与爱新觉罗·多尔衮产生了感情纠葛的呢?

第二个问题,孝庄皇太后是什么时候、怎么样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呢?

其实,我们前面曾经考证过,说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孝庄皇太后与爱新觉罗·多尔衮两个人不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关系!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在1615年——这一年,爱新觉罗·多尔衮3岁,孝庄皇太后2岁;

第二,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在1623年——这一年,11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结婚了,10岁的孝庄应该参加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婚礼!

第三,两个人的第三次见面最有可能的应该是在1625年——这一年,12岁的孝庄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爱新觉罗·皇太极,成为了13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嫂子了!从此,两个人可以天天见面了!

然后,我们在后面又介绍到了1643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的时候,30岁的孝庄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在爱新觉罗·多尔衮与爱新觉罗·豪格争夺皇位的时候渔翁得利,当上了皇帝。而31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呢,他也很快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摄政王。

我们说,一个是30岁的寡妇,一个是31岁正当年富力强的栋梁之材!美人与英雄之间,肯定是要演绎出故事的。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的中国,大明、大顺、大清三个政权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我们说,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迅速率领八旗兵精锐部队出兵山海关,定都北京,入主中原。因此,这段感情故事无可避免地被迫推迟了。

话说回来,孝庄皇太后什么时候与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产生了感情纠葛呢?

说到孝庄皇太后与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感情纠葛,通过现有的正史史料,我们无可考证,没有办法考证!为什么呢?没有材料啊!那,材料呢?

肯定是被毁了呗!可是为什么要毁掉这些材料呢?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因为孝庄皇太后与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感情后来又发生了变化。

我们说,由于孝庄皇太后与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日益接近,这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诸如谁来照顾小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等等。您想想,当时的爱新觉罗·福临才几岁呀!他是很需要母亲的关照的。但是,正需要母亲关照的爱新觉罗·福临却得不到母亲更好的关照,所以,他就把这一切怪罪给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叔叔。也就是说,顺治小皇帝与自己母亲的关系逐渐疏远了。

这就迫使孝庄皇太后必须在自己的亲儿子爱新觉罗·福临和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不能不影响到孝庄皇太后与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感情——逐渐地,在他们之间,不利于维持这段婚姻的因素增加了。最终,还是造成了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去世以后,顺治皇帝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这一悲剧性结果!

悲剧发生了,孝庄皇太后就必须快刀斩乱麻,隐瞒自己前面所付出的感情。

第二,因为后来的清朝皇帝逐渐接受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习俗。

前面我们曾经多次介绍说,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后,在法律上明文规定:收父祖妾及叔伯母者,斩;收兄嫂与弟媳者,绞!

因此,后来的清朝皇帝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释自己祖先经常收兄嫂与弟媳的现象。办法只有一个,隐瞒历史,也就是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些现象加以隐瞒。

怎么样隐瞒呢?这个好办,无非就是毁掉所有与太后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史料。一个字:烧!

什么时候被毁的呢?根据清朝大兴文字狱的史实,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基本判断:在康乾盛世前后,这些史料被损毁完毕。

但是,具体说来,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录是什么时候被损毁的呢?

正史上没有记载,不过,野史上倒是有相关的分析。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出自乾隆皇帝时期,而且就是出自乾隆皇帝命令纪晓岚修纂《四库全书》之际。

野史上说,主管修史的纪晓岚见到了相关的记录后,惊异道:“这种事怎么可以传示后人,以彰其丑?”立刻请示乾隆皇帝,将有关内容全部删削。此后,便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也就是说,从乾隆年间以后,关于孝庄皇太后下嫁给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一事的材料,就都找不到了。这个“太后下嫁”从此就真的成了疑案了!

有的读者说了,那依您的意思,这个孝庄皇太后与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感情纠葛,就考察不出来啦?

这可不见得!只要我们下点工夫,您还别说,关于他们之间的感情纠葛,我们还是能够找出一些蛛丝马迹的。

因为关于孝庄皇太后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记载都出自野史,这些野史还不能完全让人相信,所以,我在这里就只能简单介绍一下。

根据野史上记载,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后,爱新觉罗·福临登基,爱新觉罗·多尔衮称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率大军杀进山海关占领北京后,迎请顺治皇帝移驾京师即皇帝位。

其时,举朝都因此替顺治皇帝感到过意不去,非有所报答不可。

爱新觉罗·多尔衮看准了时机,与大学士范文程密议定计,授意亲信在朝廷中倡言,说:“摄政王功高望重,又谦抑自持如此,让位之德,亘古少有。我皇上虽想要报答,可这么大的恩德如何能够报答得了呢?正好,摄政王是皇上的叔父,今日让位的事,就跟皇父传位其子的意思一样。摄政王既然像对待太子一样对待皇上,皇上也应当像对待皇父一样对待摄政王,以此作为报答,诸位觉得如何?”

众人都附从此议。范文程于是出面提议说:“近日闻说摄政王妃新亡,而我皇太后又多年寡居无偶。皇上既视摄政王如父,自然不可使父母异居两处。宜请摄政王与皇太后同宫而居。”

在这里,我要插上一句,实际上,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两个人之间,应该早就有更加密切的接触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婚姻和子嗣谈起了。

说起多尔衮身边的女-人,那实在是太多了!他的一生,妻妾有十多个。有名有姓、能够知道其父母是何人的就有10个之多——六妻四妾。

这6个妻子是:

结发妻子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台吉吉桑阿尔寨之女),死后被爱新觉罗·多尔衮私自上谥号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

继福晋佟佳氏(尚书孟噶图之女);

三娶福晋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根杜尔台吉之女);

四娶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

五娶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布台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晋);

六娶福晋朝鲜李氏(金林郡公李开音之女)。

他的四个小妾是:

察哈尔公齐特氏(布延图台吉之女)、博尔济吉特氏(杜思噶尔卓农台吉之女)、济尔莫特氏(帮图武之女)、朝鲜李氏(李世绪之女)。

在这10个妻妾当中,只有他的第六位福晋朝鲜李氏给他生养了一个唯一的女儿——东莪!其实这个朝鲜李氏是多尔衮在征服朝鲜的过程中,从朝鲜王宫里面抢来的。只是因为她替这个爱新觉罗·多尔衮生下了唯一的女儿,才被册封为福晋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倒台后,爱新觉罗·东莪被送给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侄子、爱新觉罗·多铎的儿子信王多尼。至于以后的事情嘛,历史上没有记载,我们就不知道了。

既然在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所有妻妾当中,只有这个朝鲜李氏给他生养了唯一的一个女儿,这就有个问题需要我们必须做出回答:

为什么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其他妻妾都没有生育呢?问题出在谁这儿呢?

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没有记载。我这里也仅仅是猜测而已。应该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其他妻妾都没有生育,原因在于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直有病!

为什么我要说原因在于爱新觉罗·多尔衮呢?历史上记载,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人,长得虽然很英俊,但是从小人就比较消瘦,从30岁左右开始就经常身\_体多病。

得病的原因,根据他自己说,是在1640年前后松锦大战时费心造成的。至于病症嘛,历史上说他是“怔忡之症”“风疾”和“咯血症”!

什么是“怔忡之症”呢?中医上讲的“怔忡之症”指的是西医上说的心血管方面的病。分为以下几种:病毒性心肌炎、过早搏动、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阵发性室下性心动过速、心房颤动、房室传导阻滞,等等。

“风疾”就是我们现在中医所说的中风,西医分为以下几种: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血栓形成,脑栓塞-,等等。

“咯血”,是中医上的说法,西医分为以下几种:肺结核引起的咯血;支气管扩张症引起的咯血;风--湿--性心脏病引起的咯血,等等。

由此看来,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病症不轻啊!

既然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直有病,那么,东莪这个孩子是怎么来的呢?

巧了,他唯一的孩子,也就是他的女儿,恰恰是在此之前的1639年前后——他27岁的时候出生的。而此后的多尔衮再也没有过自己的孩子,这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

由于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直没有自己的儿子,而他的弟弟爱新觉罗·多铎有8个儿子,所以爱新觉罗·多尔衮后来就把爱新觉罗·多铎的第5个儿子爱新觉罗·多尔博过继了过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孝庄皇太后作为一个女-人,她知道,她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接触是很安全的。再怎么接触也不会产生那种让她突然怀孕、没办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事情。

因此,我前面说,实际上,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两个人之间,应该早就有更加密切的接触了。

不过,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两个人,毕竟,一个是英雄,一个是美人。他们之间出现点色彩,还是当时的人们很容易接受的。所以,才有了前面我们所讲到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与大学士范文程的密议定计,才有了众位大臣的附从此议。

前面我们讲到了野史上记载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巧妙求婚的情况,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众位大臣的想法。

您想啊!在中国人的心中,宁拆千座庙,不破一门婚!面对着这样一段大好姻缘,谁还敢说出个“不”字呀!所以,他们也顾不得宋明以来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了,纷纷随声附和。史官也大书特书曰:“皇太后下嫁摄政王。群臣上贺表。”

相传婚礼之盛,为从来大婚所未有。京师除一二自命清流者外,多播为佳话,同瞻盛典。当时又有恩诏宣示天下,也系汉人手笔,其略曰:“太后盛年寡居,春花秋月,悄然不怡。朕贵为天子,以天下养,乃独能养口体而不能养志,使圣母以丧偶之故,日在愁烦抑郁之中,其何以教天下之孝?皇叔摄政王,现方鳏居,周室懿亲,元勋贵胄,其身份容貌,皆为国中第一人,太后颇愿纡尊下嫁。朕体慈怀,敬谨遵行。一应典礼,着所司预办。”

孝庄皇太后下嫁给了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肯定会给包括顺治小皇帝在内的整个爱新觉罗家族带来巨大的影响。爱新觉罗·多尔衮会如何对待顺治小皇帝?顺治小皇帝又会如何看待自己曾经的叔叔、现在的继父爱新觉罗·多尔衮?顺治小皇帝又会如何看待自己的母亲孝庄皇太后?自认为得到了孝庄皇太后全力以赴支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又会如何对待他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弟弟?而这些人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呢?是什么原因导致多尔衮正当年的时候就突然去世了呢?而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去世之后的悲惨遭遇呢?

首先,我们还得从爱新觉罗·多尔衮与顺治小皇帝的结怨谈起。

爱新觉罗·多尔衮与顺治小皇帝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恶化,那为什么会恶化呢?

我们先简单地浏览一下中国历史,您看看,中国历史,从周到清,您去数一数,那么多的摄政王,哪一个摄政王有好下场?从周秦一直到明清,哪个摄政王有好下场?所以,我们不谈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知道,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结局一定是悲剧性的。

爱新觉罗·多尔衮何许人也,他能跟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周公相比吗?堂堂周公摄政,让周长王憋得三个月不说一句话,不敢说话,不敢出家门,生怕人家误会他要篡权,要怎么样。他都如此,爱新觉罗·多尔衮熟读汉家的书,他不清楚?他太清楚了。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他太清楚自己作为摄政王,将来的下场会是什么。所以他要避免这种下场出现,他要改变历史对于摄政王的结局。而他对顺治小皇帝做的,我个人认为,仁至义尽。他也非常清楚,一旦孝庄皇太后下嫁给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话,带来的结局将会是什么,他太清楚——想想万历小皇帝是如何对付张居正的。

根据《明史》记载,万历小皇帝10岁继位,说是10岁,实际上周岁是9岁。由于皇太后极为信任张居正,所以把所有的大权交给张居正,张居正对于10岁的万历小皇帝的教育,我们说,从知识层面上,是全面、系统,从管理层面上,是管教严格的。但是,正是他的全面、系统、严格的管教,造成了小皇帝的叛逆心理。十年以后,张居正一死,万历小皇帝不顾自己母亲的一切教诲,立即对张居正扒坟掘墓,锉骨扬灰,这就是他的报复。不仅如此,他还拒绝上朝,拒绝批改文件,拒绝一切,没有他,没有张居正教育的这个高徒,明朝还灭亡不了呢。

而像爱新觉罗·多尔衮这样的一心以国事为重的顺治小皇帝的长辈,他们之间不产生矛盾是不可能的,产生矛盾是必然的!只是什么时间产生矛盾、因为什么产生矛盾、产生矛盾后是否会被别人利用的问题。

那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怎么样的,是因为什么而产生的呢?

其实,号称为“睿亲王”的爱新觉罗·多尔衮在对待顺治小皇帝的问题上,还是很聪明的。很明显,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借鉴了明朝张居正教育万历小皇帝失败的教训,故而,爱新觉罗·多尔衮在对待顺治小皇帝的问题上,采取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规定从孝庄皇太后开始,严格执行后宫不得干政的制度;

第二,在顺治小皇帝的教育问题上,采取顺其自然的方法。

在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心中,什么叫作顺其自然呢?爱新觉罗·多尔衮心中的顺其自然是指:

第一,在学习满汉两种语言文字的问题上,由于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直在思考下面的问题:是优先让顺治小皇帝重点学习满人的骑射传统呢,还是优先让他学习汉人的先进文化呢?爱新觉罗·多尔衮不能做出抉择,这可怎么办呢?爱新觉罗·多尔衮有办法,他在入关前给顺治小皇帝选择了三汉两满五位师傅进行启蒙教育;入关后又专门安排汉官对顺治小皇帝进行讲课。结果,由于爱新觉罗·多尔衮不懂现代教育教学理论,导致顺治小皇帝的满语和骑射的基本功非常扎实,而汉语言文字则稍差,因为他错过了学习另外一种语言文字的最佳时期。

在这个方面,历史上有很多与我的结论完全相反的说法。这些说法根据我的考证,都不是太可信。因为,这些史料都是顺治小皇帝长大成人后一厢情愿的说法!

第二,在治国方针问题上,爱新觉罗·多尔衮要求顺治小皇帝随他临朝听政,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边玩边学中自然而然地学会驾驭百官的手段和处理国家大事的方法。

第三,在处理君臣关系和长幼关系上,爱新觉罗·多尔衮从来没有把顺治皇帝看成是皇帝,他只是认为顺治小皇帝是自己的亲侄子,而自己又没有儿子,所以多尔衮对顺治是以长辈的身份进行善意的规劝、管教和约束。

而这对顺治小皇帝来说,他当然是受不了!您想啊,他的身边有汉文师傅啊,他的汉文师傅一定会告诉他说,他才是一国之尊,爱新觉罗·多尔衮虽然贵为叔父,但也是臣子,应该完全听命于他。

逐渐地,在顺治小皇帝和爱新觉罗·多尔衮之间,矛盾产生了!这个矛盾有什么表现呢?那可是太多了!中国不是有句俗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嘛!

这里我们仅举一例加以说明。诸位,哪位知道,古代的中国人最为害怕的疾病是什么?天花!话说有一次天花流行,多尔衮带着顺治小皇帝匆匆去边外避痘!但后来顺治皇帝亲政后认为爱新觉罗·多尔衮为皇帝配备的侍从不足百人,所经过的地方流寇猖獗,对皇帝的安全草率行事。您想一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矛盾产生,我们理解。但是,矛盾扩大,又是什么原因呢?

矛盾扩大,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中间,既有爱新觉罗·多尔衮方面的原因,也有顺治小皇帝方面的原因,还有旁观者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爱新觉罗·多尔衮方面来说,爱新觉罗·多尔衮居功骄傲,独擅威权。在这个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处死爱新觉罗·豪格。

第二,从顺治小皇帝方面来说,爱新觉罗·多尔衮和顺治小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关系,顺治小皇帝很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嘛,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是由于从此以后顺治小皇帝就不能经常见到亲妈了,他当然不高兴;二是由于顺治小皇帝逐渐接受了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产生了这种事情是丑恶的这种心理。

第三,从旁观者的角度讲,由于爱新觉罗·多尔衮主要代表两个白旗的利益,处处照顾这两个旗的利益,从土地的分配,从干部的任免,损害了其他几个旗的利益,这就导致了其他几个旗的旗主迅速联合起来,逐渐在暗中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派。

面对着逐渐扩大的矛盾,爱新觉罗·多尔衮会如何选择呢?

我们说,聪明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还是很能够观察到这些的。他知道,身\_体状况江河日下的他早晚有一天会离开人世的。到那个时候,自己应该把权力交给谁呢?对于他来讲,他应该有几种选择呢?我们来看一看。

一种选择,踢掉顺治小皇帝,把权力交给自己更加信任的人!这可能吗?我们来看一看,他应该更加信任谁。

第一,他的弟弟爱新觉罗·多铎。我们知道,爱新觉罗·多尔衮与他的弟弟爱新觉罗·多铎的感情是很深厚的。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多铎都应该是他最为信任的人。但是,老天爷不作美,他的弟弟比他死的还早一年多呢!因此,这个选择是不存在的。

第二,他的哥哥爱新觉罗·阿济格。他的哥哥爱新觉罗·阿济格脾气暴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纯粹一个赳赳武夫!他当个将军还行,当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差得远了去了!因此,这个选择不行。

第三,自己的抱养儿子爱新觉罗·多尔博。我们要注意,爱新觉罗·多尔博本来是爱新觉罗·多铎的第5个儿子,那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博太小了,比顺治小皇帝还要小,谁来辅佐他呀!

因此,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顺治小皇帝之外,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别无选择。因此,逐渐地,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心也就凉了下来,他有了及早归政的想法。在历史上,有证据证明,早在1649年年初,爱新觉罗·多尔衮已经做出了归政的决定。

对爱新觉罗·多尔衮来说,归政的抉择固然非常痛苦,而皇父摄政王的称号自行消失后,他在北京的处境也将十分尴尬,因而他决定在远离北京之处建立变相小朝廷。自然,爱新觉罗·多尔衮不会轻易将已掌握的清朝军政大权全部交出,必定在一个时期内对福临进行一定程度的遥控。因此,他决定离开北京,前往满洲镶白旗的驻地——永平地区。

就在这个时候,他又一次病倒了。而且,这一次病倒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能够好起来,直到去世。他是怎么病倒的呢?

我们前面曾经介绍过,自从1640年松锦大战以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身\_体状况一直欠佳。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涨,体中时复不快”。

1649年秋天,爱新觉罗·多尔衮患病。据说是膝盖受了伤,他用了不该使用的石膏敷治,结果使病情加剧(《北游录》)。为了调治疾病,也为了改善心情,十一月中旬,他率领诸王贝勒及大批八旗官兵到塞-外打猎行乐。塞-北寒冷的气候和行猎时过度的劳累,使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病情越来越重。

他越来越思念包括顺治小皇帝在内的远在北京的亲人——虽然顺治小皇帝一点也不思念他。他开始流露出对于顺治小皇帝不来看望他的怨言。他说:“顷子罹此莫大之忧,体复不快,上虽人主,念此大故,亦宜循家人之礼,一为临幸。”话刚刚出口,他立即就后悔了。他知道,他还是要全力以赴地维护顺治小皇帝的名声的。因此,他立即告诉身边的人不得将他的怨言报告给顺治小皇帝。

当然,最终的结果是,顺治小皇帝还是来了。这使爱新觉罗·多尔衮一时手足无措,十分恼怒,严厉谴责了手下人所帮的倒忙。

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新的误会的发生,爱新觉罗·多尔衮迅速决定提前移交权力给顺治。1650年正月,13岁的顺治小皇帝即将亲政。就在这一时刻,爱新觉罗·多尔衮率领两白旗离开北京,移驻本旗田土所在地的永平府,也就是说,他放松了对清朝政治中心北京和福临的控制。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戌时,一代枭雄爱新觉罗·多尔衮病死在边外喀喇城,时年39岁。

这个喀喇城在哪里呢?为了找到这个地点,我特地去了一趟边外考察,最终找到了这个喀喇城。这个喀喇城就在今天的承德市所属的滦平,在风景秀丽的避暑山庄旁边。

爱新觉罗·多尔衮死后,在他摄政时期用强权压制下去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暴露了出来。

首先是皇帝本人与摄政王的矛盾;其次是以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为首的一批在摄政期受压的诸王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矛盾;第三是深受爱新觉罗·多尔衮信任与重用的大臣内部的矛盾。

爱新觉罗·多尔衮一死,他的亲信罗什、额克苏等人,即利用他的葬事大做文章。

十二月十七日,灵车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遗体运回京城。顺治帝与诸王大臣身着丧服到东直门五里以外迎候。从东直门到玉河桥,凡是灵车经过的地方,都有跪着哭丧的官员。公主福晋以下的命妇,则身着丧服聚集在睿王府大门内跪哭。灵车到达东直门外,顺治皇帝亲执玉爵为灵车敬酒,奠祭摄政王。这天夜里,满朝文武又都受命到睿王府中去守灵。

接着,罗什等人要求以皇帝规格的葬礼安葬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即使这样,他们还怕爱新觉罗·多尔衮死后的地位不牢,十二月二十五日,又通过顺治皇帝之口追尊爱新觉罗·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其元妃为“义皇后”,并把他们的牌位供在太庙。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能使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护身符永远存在。

与此同时,保守派的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人,利用顺治皇帝要亲掌大权的迫切心情,也开始了一连串的活动。他们首先命大学士刚林等到摄政王府收回了象征权力的印符、赏功册,接着就开始削减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军事实力。

摄政时期,爱新觉罗·多尔衮将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同母兄弟英亲王爱新觉罗·阿济格与豫亲王爱新觉罗·多铎。他们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军事支柱。当时爱新觉罗·多铎已先爱新觉罗·多尔衮一年病死,对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人威胁最大的,就只有爱新觉罗·阿济格。

爱新觉罗·阿济格是一个妄自尊大的莽夫,摄政时期,自恃有战功,曾向爱新觉罗·多尔衮提出封自己为“叔王”的要求,但被拒绝。爱新觉罗·多尔衮死后,爱新觉罗·阿济格又想扩充自己的势力与诸王抗衡。他企图吞并正白旗,结果遭到正白旗多尔衮旧部的反对。

他们之间的矛盾,被寻找机会铲除爱新觉罗·阿济格的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人看在眼里。于是他们联名上疏,告爱新觉罗·阿济格对摄政王不敬,轻而易举地给他定了罪,剥夺了他手中的军权,将他逮捕、削爵、幽禁、抄家,并将其诸子皆黜除宗室,赏给仇家为奴。

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爱新觉罗·福临亲政。于是爱新觉罗·多尔衮原来的亲信一看形势有所变化,有些就投到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门下。此时,原爱新觉罗·多尔衮与爱新觉罗·多铎分别统辖的正白旗与镶白旗已成无头大雁,爱新觉罗·阿济格又成了阶下囚,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等人认为时机已成熟,于顺治八年二月上疏,指控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人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清实录》)。

在济尔哈朗等人的奏折中,为爱新觉罗·多尔衮拟了下述主要罪名:

一、顺治皇帝即位时,由爱新觉罗·多尔衮与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联合摄政。但爱新觉罗·多尔衮“背誓肆行,妄自尊大”,剥夺了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摄政的权力,反立自己的同母兄弟为“辅政叔王”。

二、爱新觉罗·多尔衮所用仪仗、音乐、侍从,与皇帝无异,所盖王府形同皇宫,并私用皇帝御用八补黄袍、大东珠数珠及黑貂褂等殉葬。

三、散布爱新觉罗·皇太极称帝是违背太祖本意而系夺位的流言。

四、逼死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迎纳爱新觉罗·豪格之妃。

这个时候的顺治皇帝简直是太高兴了!报复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于是,他不顾一个月前曾亲自为爱新觉罗·多尔衮追封过“义皇帝”的尊称,断然下令将多尔衮“削爵、撤庙享、罢谥号、黜宗室、籍财产入宫”。瞬息,专权多年的赫赫功臣爱新觉罗·多尔衮,死后尚不到两个月就成了千古罪人!

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告发爱新觉罗·多尔衮曾“谋篡大位”。而那些没有倒戈的亲信先后被处死或被贬革。爱新觉罗·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

至1778年,乾隆皇帝当政时,才发布诏令,正式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有清一代对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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