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风云突变中站稳脚跟
他非常清楚：“将来谁都有可能当皇上，就是我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不可能当皇上！谁对我都不信任，我就只能做到，在你们这个摇摇欲坠不平等的天平上，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搁哪边，哪边就沉！我就起这个作用，权衡利弊！在关键的时刻，才能显出我的本事来。平常我也不发言。”
做起关键作用的那个人
前面我们讲到，就在爱新觉罗·多尔衮已经坐到了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位置的时候，爱新觉罗·皇太极不幸于1643年9月21日病逝。
说起来，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得也是太突然了，白天还在办公，晚上突然就死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突然去世呢？据我分析，主要是富贵病。也就是说，由于爱新觉罗·皇太极吃得太好而造成了身宽体胖，从而最终导致了爱新觉罗·皇太极中风而死。
一般而言，中风都是因为血太稠了，也就是我们讲的吃得太好了。也难怪，中国的东北地区净出产什么人参、鹿茸等全世界最高级的补品，而且当时的满洲人特别爱吃各种肉食，这就造成了满洲人的食物结构单一。作为皇上的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好吃的就更多了，这就没有办法导致他不胖。你想让爱新觉罗·皇太极不胖那是太困难了，你想让爱新觉罗·皇太极不中风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当然，这中国历史上，得富贵病而导致死亡的，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大清王朝的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爱新觉罗·皇太极之后的典型，就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重孙子雍正皇帝——那纯粹是好吃的吃多了撑死的。不然的话，雍正皇帝怎么能够只坐了十几年的江山就死了呢？这也太短了吧？
爱新觉罗·皇太极丝毫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五十来岁从政正当年的时候会突然死了。也正是因为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得太过于突然，就造成了他在根本就没有来得及留下遗言——关于他死了之后谁来当皇帝的遗言——的情况下就突然死了。
不但爱新觉罗·皇太极本人没有想到他死了之后谁来当皇帝，所有的大臣也没有想到他死了之后谁来当皇帝。那么，在这个时候，在爱新觉罗·皇太极没有任何交代的情况下，我们依据什么来选择继任皇帝到底是谁呢？我们只能依据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父亲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时期的做法，来操作下一任皇帝的产生办法。
中国的历代帝王它的产生办法无非就是以下两种：一种是父死子继，老子死了，儿子接班；另外一种呢，就是兄终弟及，哥哥死了，兄弟接班。
建立在以上这两种考虑之上，我们说当时的爱新觉罗·皇太极死了以后，最有可能争夺皇位的，主要有4个人选——当然，这4个人选里面有3个都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儿子。故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儿子们。
爱新觉罗·皇太极生前一共有11个儿子，这11个儿子当中有3个死于爱新觉罗·皇太极之前——也就是夭折了。留下来的有8个，在这8个儿子当中，到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那天为止，继妃乌拉那拉氏所生的爱新觉罗·豪格35岁，庶妃颜扎氏所生的辅国公爱新觉罗·叶布舒16岁，侧妃叶赫那拉氏所生的承泽郡王爱新觉罗·硕塞-16岁，庶妃纳喇氏所生的镇国公爱新觉罗·高塞-6岁，庶妃伊尔根觉罗氏所生的辅国公爱新觉罗·常舒也是6岁，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所生的爱新觉罗·福临5岁，庶妃克伊克勒氏所生的辅国公爱新觉罗·韬塞-4岁，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所生的襄亲王爱新觉罗·博穆博果尔2岁。
在上述8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3个人可圈可点：一个就是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他虽然说是侧妃生的，但他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长子，年龄最大，35岁；第二个就是爱新觉罗·福临，虽然说此时的爱新觉罗·福临才5岁，但是他的妈妈庄妃博尔济吉特氏是最受爱新觉罗·皇太极宠爱的；还有一位就是2岁的爱新觉罗·博穆博果尔，他的妈妈懿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是爱新觉罗·皇太极所有的妃子中地位最高的，要比庄妃高两个级别。因此我们说，从理论上讲，当时有权力、有资格能继承皇位的，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儿子们主要就是上述三人。
除了这三人之外，按照兄终弟及的原则——兄终弟及也是皇帝继位的一种方式——爱新觉罗·多尔衮也是最有资格的。
当时的人们，都看好谁呢？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看好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长子爱新觉罗·豪格。有的人看好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同父异母兄弟爱新觉罗·多尔衮。谁都没有想过爱新觉罗·福临是最佳人选。爱新觉罗·博穆博果尔就更别提了，他的妈妈曾经嫁过两任丈夫，爱新觉罗·皇太极毕竟是她的第二任丈夫，生下来的孩子继位的可能性不大。故而，下面的我们就该开始分析爱新觉罗·豪格和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两个人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了。
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的有利条件主要是：
第一，正值英年。爱新觉罗·皇太极生前共有11个儿子，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长子，出生于1609年，比爱新觉罗·多尔衮还要大3岁，现年35岁，正值壮年。
第二，人才出众。史称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容貌不凡，有弓马才”，“英毅，多智略”。
第三，功勋卓著。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久经战阵，屡获军功。早在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时期，爱新觉罗·豪格就两次参加征服蒙古的战役，因功被授予贝勒。其父爱新觉罗·皇太极继位为大汗后，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先后主持或参加了九次攻明之役，其所率领的军队曾经先后袭扰过山西、山东等地。除了这九次攻明之役外，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还参加了三次征服蒙古各部的战役和一次征服朝鲜的战役。其中，他还参加了让爱新觉罗·多尔衮扬名立万的那次收服察哈尔林丹汗的遗孀苏泰太后和林丹汗的儿子额哲的战役。在那次战役中，爱新觉罗·多尔衮还得到了那枚传国玉玺。1636年，爱新觉罗·皇太极称帝后，爱新觉罗·豪格被晋封为肃亲王，掌管户部事务，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
第四，三旗效忠。爱新觉罗·皇太极生前亲掌的正黄、镶黄和正蓝三旗大臣拥护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继位，尤其是两黄旗的大臣更是誓死效忠。
正蓝旗原来属于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五儿子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共有21个牛录。爱新觉罗·莽古尔泰出生于1586年，比爱新觉罗·皇太极还要大6岁。但此人人品不好，曾经亲自杀掉了自己的母亲。后来在1632年爱新觉罗·皇太极设计杀掉了爱新觉罗·莽古尔泰。他所掌管的正蓝旗也由爱新觉罗·皇太极直接接管。
爱新觉罗·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继位。
现在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应该承袭了爱新觉罗·皇太极亲自掌管的三个旗：两个黄旗和一个正蓝旗共计61个牛录——我们现在仍然按照原来的满洲八旗计算，爱新觉罗·皇太极时期新成立的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打胜八旗还没有什么发言权！
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
现在，我们该来了解一下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优势了。
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现在掌管着镶白旗。镶白旗原有30个牛录。他在17年前与爱新觉罗·皇太极争夺汗位失败。现在，他可不想让17年前的悲剧再度重演。
现在，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有利条件主要是：
第一，正值英年。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第14个儿子，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弟弟，时年32岁。
第二，受父钟爱。历史记载，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曾留下遗言：九王子（爱新觉罗·多尔衮）当立而年幼，由爱新觉罗·代善摄位。而爱新觉罗·代善鉴于当时情势，转而拥立爱新觉罗·皇太极。
第三，兄弟齐心。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兄弟和他们所领导的两个白旗。其中，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哥哥英郡王爱新觉罗·阿济格，镶白旗的30个牛录中有他的一半；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弟弟爱新觉罗·豫郡王多铎，掌管着正白旗35个牛录，他所掌管的正白旗是八旗中最大的一旗。因此，在有权力参与讨论未来皇位继承人的7个亲王、郡王中，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兄弟已经占了3个席位——至少65个牛录的支持。就这一点来说，是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远远不能比拟的。
第四，功勋卓著。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多次统军出征，“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英勇善战，屡立大功，功勋卓著。关于这些，我们前面的内容里面曾经多次涉及，这里从略！
第五，经验丰富。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有过17年前争夺汗位失败的教训。17年前的教训应该已经成为了经验！17年来，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已经增长了不少的才干，智慧过人。对于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来讲，用“睿”这个汉字里面代表聪明的意思的词汇来形容他，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现在，对于交战双方我们已经有了简单的了解。我们知道，按照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遗诏规定，皇位的继承要由满洲贵族来讨论。那么，具备什么条件的人才算得上是满洲贵族呢？也就是说，什么人才能够有资格讨论皇位的继承人问题呢？
这里的满洲贵族，实际上指的是在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时期被封为贝勒的人。到了爱新觉罗·皇太极统治时期，贝勒一词被固定用于支持满洲的蒙古族上层统治者。因此，这里的满洲贵族，实际上指的是在爱新觉罗·皇太极统治时期被封为亲王和郡王的人。
在爱新觉罗·皇太极统治时期被封为亲王和郡王的人，此时主要有7个人。4个亲王：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三位郡王，英郡王爱新觉罗·阿济格、豫郡王爱新觉罗·多铎和颖郡王爱新觉罗·阿达礼。
在这7个人中，已经有爱新觉罗·多尔衮三兄弟及其领导的两个白旗65个牛录表示公开支持爱新觉罗·多尔衮了；爱新觉罗·豪格也表示一定要参加皇位的争夺，而且爱新觉罗·豪格一方也已经得到了两个黄旗和一个蓝旗共3个旗61个牛录的支持。此时的双方应该说是势均力敌！
因此，最终命运的决定权又落到了另外3个人的手中了。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该来分析一下另外三个人的想法了——因为他们的决定现在是最为关键的了！
这3个人，有两个亲王：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一个郡王：颖郡王爱新觉罗·阿达礼。3个人，三种想法。
我们就从最年轻、最气盛、最能够善于表达自己的感觉的颖郡王爱新觉罗·阿达礼开始说起。那颖郡王爱新觉罗·阿达礼是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的孙子，颖郡王爱新觉罗·阿达礼的父亲是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的三儿子爱新觉罗·萨哈璘。
提起爱新觉罗·萨哈璘，我们都并不陌生，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爱新觉罗·皇太极能够担任大汗的一个大功臣。在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死后，如果没有爱新觉罗·萨哈璘和爱新觉罗·萨哈璘的哥哥爱新觉罗·岳讬全力以赴的支持，爱新觉罗·皇太极根本就当不上那个大汗。也就是说，爱新觉罗·皇太极担任了大汗，全有赖于爱新觉罗·萨哈璘所赐，爱新觉罗·皇太极非常清楚这一点。
那个时候的爱新觉罗·皇太极，可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所以，爱新觉罗·皇太极对于爱新觉罗·萨哈璘那可是非常好，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互相非常信任。但是，不幸得很，爱新觉罗·萨哈璘在爱新觉罗·皇太极继位为大汗后不久就死了。
爱新觉罗·萨哈璘死了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更多的可能是恨铁不成钢的原因，爱新觉罗·皇太极一直看不上爱新觉罗·萨哈璘的这个儿子爱新觉罗·阿达礼！他就觉得你爱新觉罗·阿达礼不行，你比你爸爸爱新觉罗·萨哈璘差远了。
很有可能是觉得太亲的缘故，所以爱新觉罗·皇太极就经常教训爱新觉罗·阿达礼。结果呢，在爱新觉罗·阿达礼的内心世界，就产生了一种浓厚的逆反心理：你爱新觉罗·皇太极越教训我，我爱新觉罗·阿达礼越不听你的话，我越恨你爱新觉罗·皇太极。最后就造成下面的这种结果：两个人就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颖郡王爱新觉罗·阿达礼曾经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宣称，一旦将来你死了，我一定拥护爱新觉罗·多尔衮当皇帝。爱新觉罗·阿达礼他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我拥护爱新觉罗·多尔衮。
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与颖郡王爱新觉罗·阿达礼，这两个人走到一起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这边是4个人两个旗了。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优势占尽了吗？
答案是非常显然的：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优势还没有占尽。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此时的我们，还需要认真地思考一下另外两个人——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和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的想法。
对于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这个人，我们似乎很陌生。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这个人，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弟弟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我说到这儿，有人想起来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弟弟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的长子不是叫爱新觉罗·阿敏吗？对啊，爱新觉罗·阿敏是满洲八旗中第二大那个旗，镶蓝旗的头儿，他手下应该有33的牛录。后来呢？爱新觉罗·皇太极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所以呢，在1629年就下令说这个爱新觉罗·阿敏你有16大罪状——我就不明白了，他们这些人一说谁谁有多少罪状的时候能罗列出来好多好多，也不知怎么那么多罪状——你得下台，我得给你关进监狱去。结果这个爱新觉罗·阿敏就被软禁起来了，也没死，就被关进一个屋子里头，有吃有喝，最后在11年之后的1640年才死掉。此后的爱新觉罗·皇太极，又想千方、设百计地把爱新觉罗·莽古尔泰领导的正蓝旗也夺到自己手里了。
此时的爱新觉罗·皇太极手里已经掌控了4个旗的兵力了。但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知道，满清一共8个旗，自己直接掌控4个旗，也太不合适了，这肯定会引起满清八旗内部的分裂。所以，当正蓝旗被爱新觉罗·皇太极夺到自己手里以后，他自己就直接担任了正蓝旗的头儿。而镶蓝旗交给谁来控制呢？爱新觉罗·皇太极就想起了爱新觉罗·济尔哈朗。
爱新觉罗·皇太极为什么会想起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来了呢？
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这个人，表面上说他是爱新觉罗·舒尔哈齐的儿子，但自从爱新觉罗·舒尔哈齐死了以后，他一直就被寄托在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家。他比爱新觉罗·皇太极小7岁，所以他是跟爱新觉罗·皇太极一块儿长大的玩伴。所以，爱新觉罗·皇太极把爱新觉罗·阿敏除--去以后，马上就把爱新觉罗·阿敏的33个牛录的镶蓝旗转送给了爱新觉罗·济尔哈朗。
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也没什么功，转眼之间就当上了郑亲王，还领导33个牛录，一个旗。我昨天是什么都不是，我今天就是四大亲王中的一个，一个满清八旗中人数第二多的旗就归我了？这谁给的？爱新觉罗·皇太极给的啊！
你不能知恩不报不是？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也是基于这种想法，他就认为，将来的皇位继承人谁都可以，但我就一个条件：得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儿子。他非常清楚：“将来谁都有可能当皇上，就是我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不可能当皇上！谁对我都不信任，我就只能做到，在你们这个摇摇欲坠不平等的天平上，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搁哪边，哪边就沉！我就起这个作用，权衡利弊！在关键的时刻，才能显出我的本事来。平常我也不发言。”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他可不正，他是老谋深算，老--奸-巨猾，他的主意到现在我们没有判定清楚。现在，我们来看看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的想法。
我们讲过多次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这个人，他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二儿子——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长子早就被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给杀掉了。所以，实际上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也是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长子，大阿哥。17年前，爱新觉罗·代善就曾经参与过汗位争夺战。甚至更早一点，他还曾经担任过未来的汗位继承人。但是，由于他自己不注意小节，最后让人家抓住了把柄，被人家陷害，自己一家什么也没捞着。而且，在爱新觉罗·皇太极继位以后，自己这一家老的老，小的小，现在已经不成样子了：自己已经六十多岁，自己最欣赏的两个儿子，长子爱新觉罗·岳讬死了，三子爱新觉罗·萨哈璘死了，二子爱新觉罗·硕讬自己不喜欢，四子爱新觉罗·满达海还小呢，哎呀，这代人是没戏了。第三代人爱新觉罗·阿达礼和旗主爱新觉罗·罗洛浑虽然不甘为人后，但是总是让爱新觉罗·皇太极瞧不起，爱新觉罗·皇太极总是借故找茬教育他们，也不知道他的教育是出自发自内心的支持，还是他想杀杀我们两个红旗的锐气。
现在，对于两个红旗的首领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来说，他自己的心已经老了。人六十多岁老不老咱不敢说，但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的心已经老了，他什么想法都没有，他并不想在未来的皇位争夺战中施展施展自己的才华，他能做到的就是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以他的资力，以他们两个红旗的实力，他们支持谁，谁就会取得胜利。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在未来的皇位争夺战中，似乎已经是占尽了优势：7个有投票权的人中，他已经得到了4个人的支持；在8个旗中，他已经得到了两个多旗的支持——这两个旗是两个白旗，这个多指的是两个黄旗和蓝旗中的一些人。这是为什么呢？长期的征战中，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和别人形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们说，还有两个人态度不明朗。这两个人，一个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一个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我们可以看出，爱新觉罗·多尔衮似乎应该是具有优势的，但为什么最终的结果，爱新觉罗·多尔衮没有取胜呢？是不是庄妃在这里面做了什么文章呢？
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的时候，爱新觉罗·福临五岁，此时的庄妃做梦就想：哎呀，母以子贵，我什么时候让我的儿子继承皇位呢？说起来容易，事实上哪儿那么容易啊？爱新觉罗·皇太极8个儿子，有5个都比爱新觉罗·福临大。
这5个人是爱新觉罗·豪格35岁，爱新觉罗·叶布舒与爱新觉罗·和塞-16岁，爱新觉罗·高塞-和爱新觉罗·常舒6岁，庄妃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在8个儿子当中排第六，这是从年龄上来说。若从地位上来说，比爱新觉罗·福临小两岁的爱新觉罗·博穆博果尔的妈妈比庄妃要高三个等级。哪儿就轮到庄妃的儿子当皇上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说实话，庄妃也就是想想，也就是做梦的时候想想：哎呀，这个皇上要是我儿子多好啊？她知道，她当时的想法，纯粹就是一个梦想而已！爱新觉罗·豪格与爱新觉罗·多尔衮，哪个都不是好惹的。谁会心甘情愿把权力交给她啊？所以，她的想法此时我们说不足为奇。
但是，讲到这儿，我们就要清楚一个问题，大清王朝的皇位争夺战，虽然说很激烈，但是并不悲惨。很激烈但不悲惨，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应该说有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我们要清楚，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一点，在大清朝所有的人中都清楚。而这个少数民族满洲人，它的前身女真人曾经建立过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金，结果那个政权在中原没有占据多久以后就被后起之秀的蒙古政权消灭。而后金政权及由后金政权易名而来的大清王朝则是满洲人及其前身女真人建立的第二个少数民族政权。这个政权，它正在梦寐以求统一中国——而这，才是摆在爱新觉罗·多尔衮和爱新觉罗·豪格两个人面前一个最重要的任务——爱新觉罗·多尔衮对这点非常清楚，爱新觉罗·豪格对这点也非常清楚。
第二方面，我们还要清楚的是，到1643年，大明王朝已经危在旦夕：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已经对大明王朝形成了绝对的威胁。其中，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与崇祯皇帝的大明王朝双方的决战即将开始。在这个时候，大清王朝正到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最佳时期。也就是说，什么时候爱新觉罗·豪格和爱新觉罗·多尔衮都可以决裂，但是唯有1643年大顺政权与大明王朝双方决战在即的这个关键时刻，爱新觉罗·豪格和爱新觉罗·多尔衮两个人谁也不能决裂。因为，此时的他们都知道，胜利就在前面。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知道，爱新觉罗·豪格和爱新觉罗·多尔衮两个人之间的这场争夺，必将是非常激烈但并不悲惨的，因为他们绝对不会出现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绝对不会犯一个只有在王朝末期才能出现的事情，才能出现的错误。大清，这个王朝刚刚建立，他们不可能像大明王朝后期那样，出现那种腐败现象。
无论是满洲上层的贵族，还是普普通通的八旗官兵，他们都不希望爱新觉罗·豪格和爱新觉罗·多尔衮两个人之间的这场争夺，带有浓重的血腥味道；他们并不希望在激烈的争夺后出现你死我活或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这里的渔翁有两个：一是明王朝——大清朝的死对头；二是李自成。
因此，建立在这两点的基础之上，我们还要明确交战双方各自的劣势。
主动出击者爱新觉罗·豪格的劣势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真正支持者少。爱新觉罗·豪格在有决定权的7个满洲贵族中间得到的支持少，除了他自己之外再没有人明确表示支持他。
第二，黄旗目的不纯。两个黄旗之所以明确表示支持爱新觉罗·豪格的目的不纯，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爱新觉罗·豪格继位的目的，实际上是继续保持两黄旗在八旗中的优越地位——注意，仅此而已。如果有人能够有办法确保两个黄旗的优势地位的话，实际上放弃支持爱新觉罗·豪格也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两个黄旗的真正想法实际上是与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想法不谋而合的。
第三，自己缺乏经验。爱新觉罗·豪格从来没有过争夺最高领导权的经验——在这方面，他明显弱于比他小3岁的爱新觉罗·多尔衮。爱新觉罗·多尔衮有过17年前争夺汗位失败的教训，17年来他成熟了不少——这17年来，爱新觉罗·多尔衮净长心眼了！爱新觉罗·豪格与他相比，是明显落后的。爱新觉罗·豪格虽然比爱新觉罗·多尔衮大，但是他只是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长子，涉世经验不多。
第四，缺乏军队支持。爱新觉罗·豪格在军队中的支持者不如爱新觉罗·多尔衮多。17年来，爱新觉罗·多尔衮参与了大量的战役的指挥工作，得到了八旗子弟很多人的佩服；而爱新觉罗·豪格在这方面，劣势明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爱新觉罗·豪格在皇位争夺战中，不但不会一帆风顺，而且还随时有失败的危险。9月26日（这一天是阴历八月十四日，中秋节的前一天）黎明，两个黄旗率先动手——因为他们知道“笨鸟先飞”的道理，所以他们采取了“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的“主动出击，先声夺人”的战略战术。
爱新觉罗·豪格不会成功，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问题在于，爱新觉罗·豪格是怎么失败的呢？会不会出现下面这种可能：没有儿子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与已经给皇太极生了儿子的庄妃联合起来，打败了爱新觉罗·豪格呢？
可是，爱新觉罗·多尔衮也没有成功，这是为什么呢？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两败俱伤的情况呢？是不是爱新觉罗·多尔衮为了庄妃这个美人，就主动放弃了江山呢？
话说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后不久，索尼、鳌拜、图赖、图尔格、拜音图、何洛会、谭泰、冷僧机这8个两黄旗中的杰出人物，一起带领着好几十个两黄旗各个牛录的首领，直奔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家，企图策划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为帝。
其中，索尼、图赖和鳌拜是这8个人中的核心人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索尼。
索尼出生于1600年，一生经历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是大清王朝的开国勋臣。索尼在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统治时期，一直担任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手下的一等侍卫，战功卓著。爱新觉罗·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的1631年，索尼升任吏部启心郎。
先简单介绍一下启心郎这个官职。爱新觉罗·皇太极继承汗位以后，仿照明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由贝勒1人总理部务，下设满承政2人，蒙、汉承政各1人，参政8人，启心郎1人。这个官职三品的启心郎的职责是：见管部事贝勒所行不善，应启迪其心忠勤国事，因而对管部事的贝勒有所约束。也就是说，启心郎这个官职是约束各部的最高长官的。
爱新觉罗·皇太极去世之前，索尼因功被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成为维护八旗内部稳定局面的一个重要人物。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这个时候的赫舍里索尼足智多谋，“商议大事，无出索尼者。”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图赖和鳌拜。
根据《清太祖实录》记载，1588年（也就是明神宗万历十六年）载“有苏完部长索尔果率本部军民来归……又栋鄂部长克辙孙何和里亦率本部军民来归……又雅尔古部长扈拉胡杀兄弟族众率军民来归……太祖遂招徕环满洲而居者”。
这个建州女真苏完部的首领索尔果是谁呢？他呀，是图赖和鳌拜的爷爷，他在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起兵的第六年，也就是1588年率全部五百余户部众归顺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1563年出生的费英东从小习武，骁勇而精于骑射，12岁就能拉开十余石的强弓。1588年春，索尔果带领苏完部五百余户归顺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见少年的费英东英气逼人，十分喜爱；八旗建制以后，费英东隶属满洲镶黄旗。
费英东的初次征战是讨伐瓦尔喀部，这一战中他身先士卒，取噶佳路（路为明代女真各部的一个单位），杀死瓦尔喀噶佳路长阿球。
1598年春，费英东同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长子爱新觉罗·褚英率军一千再征瓦尔喀，攻克安楚拉库路，围困瓦尔喀部村屯二十余个。不久，瓦尔喀部首领额果里率领部众投降。
1607年春，海西女真中强大的乌拉部侵扰斐优城，城主兑沁抵挡不住，向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求援，请求将其领地内的军民迁入建州领地，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命其弟贝勒爱新觉罗·舒尔哈齐与费英东、扈尔汉带兵保护。扈尔汉率领斐优城300户先行，遭遇乌拉部的追击，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费英东率领建州兵赶到，杀退了乌拉部。
1607年夏，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讨伐东海女真的渥集部，费英东率本部人马连续攻占了渥集部的多个地方，并俘虏两千多人，立下头等战功。
1611年夏，费英东又与阿巴泰等人攻占渥集部的多个地方，并迫使渥集部投降，建州女真的力量更加壮大。
两年后的1613年春，爱新觉罗·努尔哈赤集中力量讨伐强敌——东海女真的乌拉部，建州诸贝勒大臣拼死力战，费英东首先攻占了乌拉部的城门，建州大军趁势入城，乌拉部投降。随着乌拉部的投降，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
1616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了后金政权，任命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何和礼、安费扬古为五大臣，并将自己的孙女（爱新觉罗·努尔哈赤长子爱新觉罗·禇英之女）下嫁费英东为妻。
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中，费英东率镶黄旗本部兵马击溃开源总兵马林的军队。攻打抚顺的时候，明守军火炮竞发，结果费英东的战马受到惊吓，落荒而走，兵士们见主将不在，便纷纷退却。突然，费英东犹如旋风般地勒马而回，一边急驰，一边大呼：“我建州无败退之将，只有战死之将！”指挥军兵齐头并进继续攻城，最后终于破城。观敌瞭阵的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目睹这一切，脱口赞叹：“此真万人敌也!”
更值得一提的是灭叶赫一仗，当时费英东在叶赫城下一马当先地率军攻城，但遇到叶赫部的顽强抵抗，飞石投火，使得其城久攻不下！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见伤亡太大，便命人传令费英东撤退，费英东急了，说：“我们的人已经攻到城下了！这个时候怎能退兵？继续攻城！”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后面不见退军，便又派人传令，费英东又说：“我们的人已经爬上城墙了！继续攻城！有罪我一人担着！”还没等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下达第三次撤退命令的时候，费英东已经占领了叶赫城——费英东和皇太极一起捉获了叶赫部的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再度感叹地说：“费英东真乃万人敌也！”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命费英东佐理政事，授官扎尔固齐（听讼治民之官），是开国五大臣之一。
1620年春，费英东结束了他戎马征战的一生，享年57岁。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亲自守灵，痛哭不止，直至深夜。以后，只要有机会路过费英东的墓前，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均要亲自奠酒，老泪纵横。1629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建太祖陵毕，特迁费英东灵柩前来陪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皇太极还追封费英东为直义公，配享太庙；顺治皇帝又追封他世爵位三等公；康熙皇帝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立碑纪勋；雍正皇帝追加封号信勇公；乾隆皇帝晋费英东世爵一等公，子孙世袭罔替。
1601年出生的图赖是费英东的第七个儿子。满洲正黄旗（图赖初属镶黄旗，后来与他哥哥纳盖、弟弟苏完颜改属正黄旗），清初著名战将。
1627年，图赖开始参与后金与明朝争夺东北的战役。1630年，图赖晋升为世职游击。1631年，图赖随皇太极包围大凌河城，图赖奉命与南禇、哈萨克哈埋伏于两旗防地间，保卫出外砍柴的人，等明军出来袭击砍柴人时趁机攻入城。当明军刚出城时，图赖求战心切，就领兵出击，其他伏兵也只能出击，爱新觉罗·多尔衮也督兵猛攻。但兵多地窄，只能下马步战，而城中守军放炮石阻挡清兵。结果清军大败，多名副将战死，图赖也受伤败退。爱新觉罗·皇太极为此大怒，不准众臣去探视图赖。扬古利、巩阿岱前去慰问图赖，遭爱新觉罗·皇太极严厉斥责。之后明军张春率兵4万救援，图赖率右翼军冲入敌阵，大败明军，张春被俘，也算是立功赎罪吧。
1633年，图赖随军攻打明朝，“徇大同，攻朔州，拔灵邱”，因功晋封世职二等。1634年，图赖随同多铎攻打明朝。到达广宁后，图赖与阿山率400人为先锋，向锦州进军，明将刘应选带领3000人予以阻击。图赖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击毙刘应选，破其军。之后因军功很受宠爱，1637年被授为议政大臣。1638年，图赖随同岳讬进攻明朝，大败明军，因功晋升三等梅勒章京。
“章京”一词来自满语jang gin，而jang gin又是从汉语中借用的“将军”。三等梅勒章京，就是副将的意思，相当于后来的副都统。到了后来，清朝政府的四品文书官员被称为“章京”，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高级公务员。再到了后来，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也称章京，为堂官的重要助手。军机处章京被称为小军机。军机章京一般为五六品，领班章京为从三品或正四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分为四级，最初满汉各8人，以后人数逐渐增加。而在平时的时候，在满族官员中，“章京”又是下级对上级自称的称谓。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弟子”“学生”等。
1641年，图赖随济尔哈朗围困锦州，当时清军内应吴巴什等被祖大寿发现，图赖带兵攻入外城将吴巴什等救出。之后又大破杏山、松山援军，攻克塔山、杏山两城。图赖因此晋升一等梅勒章京。一等梅勒章京，相当于我们后来所说的都统或将军。1643年，图赖又攻克中后所（吴三桂的家乡）、前屯卫，晋升三等昂帮章京。三等昂帮章京，也相当于我们后来所说的都统或将军，但是地位要比上面说的一等梅勒章京高些。
鳌拜的父亲伟齐，系费英东的九弟！鳌拜是伟齐的第三个儿子。
鳌拜这个名字在官修史书当中首次出现，是在官修的《清太宗实录》中的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年！在这一年的《清太宗实录》中，记载着鳌拜等人“自明界捉生还。获蒙古人五、汉人三十、牲畜三十二。上命即以所获赏之”的内容。我们据此推断出，鳌拜的出生时间应该在1610年左右！我们还说，这个年龄才立功的人，在清朝初年的大臣中间，算得上是大器晚成了！
1634年，鳌拜成为爱新觉罗·皇太极所领镶黄旗的巴牙喇甲喇章京。
爱新觉罗·皇太极称帝的1636年当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命令八旗军队第二次出征朝鲜！正是这次战役，促使鳌拜完成了从一个出身名门的小角色到“巴图鲁”——战神的转变过程！
爱新觉罗·皇太极对鳌拜的表现十分高兴，提升他为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加世袭六次，准再袭十二次。此后，根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尽管皇太极发现了鳌拜有独断专横、蛮不讲理的缺点，还是信任有加！鳌拜对爱新觉罗·皇太极则更是忠心耿耿，对于自己护军首领的职责也是勤勉有加。
言归正传。我们继续说说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后不久，索尼、鳌拜、图赖、图尔格、拜音图、何洛会、谭泰、冷僧机这八个两黄旗中的杰出人物，一起带领着好几十个两黄旗各个牛录的首领，直奔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家，企图策划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为帝一事。
在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的授意下，上述八人歃血为盟，结成了八拜之交。随后，这8个人又在爱新觉罗·豪格的授意之下，前脚出了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的家门，后脚就跑到了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家。
此时此刻的这8个人，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够支持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的话，那就非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莫属了。
话说这八8个人到了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家之后，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对他们热情寒暄之后表示：我肯定会支持皇上的儿子的，你们就放心吧。不过呢，还要争取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同意，才可以做到让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当皇上的。这8个人一看，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过于老--奸-巨猾，咱们的企图，没戏！算了，走吧。
他们的动向我们暂且放下不提。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这边。
集中精力完成首要任务
时间已经到了1643年9月25日深夜，谁都清楚，这是皇位争夺战前的最后一夜。
1643年9月25日深夜，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家也在上演着与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家几乎完全类似的一幕：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哥哥爱新觉罗·阿济格、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弟弟爱新觉罗·多铎和好几十个两白旗各个牛录的首领一起，居然还有极个别的两黄旗的牛录的首领，还有一个蓝旗的牛录的首领，都齐集在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家，一边给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跪着，一边齐声说道：明天您一定要当皇上，我们在这里求您了，这个时候的咱们，该到了当仁不让的时候了。
看出来了吧，此时此刻，争夺大清王朝皇位继承权的双方各不相让，形势极为紧张。大清王朝处在危急之中，随时有发生混战、发生内讧的可能。如果任何一方人马处理得不得当，大清王朝可能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而已，很快就会烟消云散了。
此时此刻的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再没有人比他更想当皇上的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毕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无愧于这个“睿”字。他知道，我要当皇帝，但是绝对不能到了双方为了争夺大清王朝皇位继承权而打起来的地步。故而，他必须得算一算：哦，我这边肯定是绝对优势啊！
一宿无话。我们直接过渡到第二天，也就是9月26日——早晨。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死后第五日，也就是1643年9月26日的凌晨，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英郡王爱新觉罗·阿济格、豫郡王爱新觉罗·多铎和颖郡王爱新觉罗·阿达礼一行七人，陆陆续续进入了会场。
这个会场在哪儿呢？就在今天沈阳故宫的崇政殿的东厢房。当时，今天的沈阳故宫的崇政殿的正房，停放着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尸体，故而这一行七人开会的会场只能在今天的沈阳故宫的崇政殿的东厢房。
话说一行七人正在鱼贯而入时，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走在了这一行七人的最后的位置上。正当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临进门之时，突然之间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临一回身，他看到了自从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时期就一直担任宫廷侍卫的时任三等甲喇章京的索尼。
此时的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随口就问了索尼一句话：“哎，我说老弟，你们两黄旗昨天晚上商量得怎么样啊？你们最终决定推举谁当咱们大清王朝的皇上啊？你们两黄旗有什么打算呢？”
索尼冷冷地说：“先皇有儿子在，谁也别想立别人；只要不立先皇的儿子，我们两黄旗就集体反水。你看着办吧。”
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一听，马上就回答说：“好啊！”
您听出来了吗？这索尼是话中有话啊！他索尼已经给自己留了后手：先皇有儿子在——头一天八拜之交呢，那个时候是非爱新觉罗·豪格不可的，现在变成非儿子不可了。
好啊！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心，放回了他该待的地儿，进到了会场之内。
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进到会场以后，就在会议即将开始，被公推为会议主持人的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刚要说话的一刹那，肃亲王爱新觉罗·豪格一派的两个人——一个是鳌拜，一个是索尼——跨前一步就站了出来，说：“立皇子。”
此时此刻，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不紧不慢、慢条斯理地，还颇为有些冷嘲热讽地看着他们说：“靠边站！这是我们七个亲王和郡王开会的地方，你们算是什么东西？滚了出去！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出去！”
就这样，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轻而易举地就把这两个人给撵出门了。
这个时候，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说：“礼亲王，您岁数最大，您资历最老，这里只有您过了60岁，您主持会议吧。”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说：“那我就主持会议？”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说：“好！”
于是乎，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坐在主席台前，说：“双方发言吧。”
爱新觉罗·多铎到底还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亲弟弟，人家是兄弟同心，另外，爱新觉罗·多铎到底还是年轻气盛，人家都没发言呢，他自己第一个就上前发言：“立我哥哥，这就得我哥哥当皇上，我哥哥那年就应该当而没当，这回轮也得轮到我哥哥了，谁有什么反对意见，朝我说，就得我哥哥当皇上。”
爱新觉罗·多尔衮说：“别，你别那么说，咱们先开会，你先待会儿说行不行？”爱新觉罗·多铎说：“你不想当那就立我，当年太祖遗诏里头，好几个人都能当皇上，里面也说到我了，我也可以当皇上，你要不当我当，反正这个皇上得咱家人当。”
爱新觉罗·多尔衮说：“你下去下去，光你在太祖遗诏里啊？肃亲王也在太祖遗诏里——肃亲王指爱新觉罗·豪格——你、我、肃亲王都在太祖遗诏里，咱们都有权，咱们是平等的，你下去，别瞎说。”
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时候直接就把矛头指向郑亲王：“我说郑亲王，您是什么想法啊？”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说：“我主张立皇子。”
爱新觉罗·多尔衮说：“礼亲王，您的意见呢？”
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说：“我也主张立豪格。”
这个时候，爱新觉罗·多铎又对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说了：“别，或者立我们两个人中的一个人，要不立我们两个人中的一个人那就立您，您当皇上吧，礼亲王，您当皇上我给您跪着，皇上万岁。”
爱新觉罗·多铎这一捣乱不要紧，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说：“别别别，别立我，我都六十多岁了，先皇50岁就死了，我60岁，50岁的人死了让60岁的人当皇上，你见过吗？我老了，我就给你们主持会议，别的我不管，我就问结果，我不问经过，谁也别说我。你要非问我的主意，我告诉你，我就主张立爱新觉罗·豪格。”
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这一说主张立豪格，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的孙子爱新觉罗·阿达礼不说话了。
当时爱新觉罗·豪格一愣：“哎，我这儿本身有3个旗，此时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和他的孙子统领的两个红旗也支持我——也就是说，支持我的居然已经有5个旗了？8个旗5比3，剩下的郑亲王也主张立我，也就是说，支持我的居然已经有6个旗了？”
这个时候您想，您要是爱新觉罗·豪格的话，您读过几本书，简单的尧舜禹的故事您知道，这个时候您要是爱新觉罗·豪格，您下一句会说什么呢？您肯定会谦虚地说：“哎呀，别立我呀，我那福少德薄，不行不行，你们还是另选高明吧，千万别立我，立谁都成，就是别立我。”还别说，爱新觉罗·豪格还真就这么说了。
这个时候爱新觉罗·多铎又说了：“谁想立你，本来嘛，你这一辈子就今天说一句实话，就是福少德薄。就不应该立你！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谁想立你啊？”
爱新觉罗·豪格弄一大红脸。您想您要是爱新觉罗·豪格的话，您是不是也得-脸-红？这个福少德薄是您说的吧，人家也同意，人家也说您福少德薄吧？
爱新觉罗·多铎又接着说：“你不信问问大家，大家都同意你的观点，你就是不应该当皇上！你就是福少德薄！”
在这个时候，特别生气的爱新觉罗·豪格，一-屁-股坐在旁边不说话。
但是在这个时候，一看到自己的主子受了委屈，门外的两个黄旗的人在索尼和鳌拜等人的带领下，马上跨前一步说：“我们吃先帝的，喝先帝的，使先帝的，用先帝的，先帝对我们不薄，今天咱们就得说出个子午卯酉来，如果不立先皇的儿子，我们今天就血溅崇政殿——谁也别想从这崇政殿活着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张嘴说话了：“我老了，你们立谁都行，这个会我不主持了，我谁都同意，我回家了啊？你们选完了皇上告诉我一声，我给皇上磕头去。”说完话，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走了。
紧接着，阿济格也走了，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哥哥爱新觉罗·阿济格说：“我就这一句话，除了立我们家哥们儿我谁都不同意，我这话搁这儿，走了。”爱新觉罗·阿济格也走了。
爱新觉罗·多铎一想：“我不能走，我还得跟这儿看着，我还得在这儿搅场呢，我还得看结果呢，我要是一走了，剩我哥哥一个人，指不定谁拿一刀子捅下去，我这个哥哥死了不完了？不行，所以我得跟这儿看着。”所以爱新觉罗·多铎没有走。
这个时候，老谋深算的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说了一句话：“我看咱们这样吧，爱新觉罗·豪格说他不愿意为皇上，他说他福少德薄，大家也同意这种观点，那他就甭当了。但是呢，大家的意思我看是非得立先皇的儿子了，先皇的儿子有8个，除--去爱新觉罗·豪格剩7个，我看咱就立爱新觉罗·福临好不好？立5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好不好？睿亲王，您的意见呢？”
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意见我们先暂且不提，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郑亲王打的什么如意算盘？他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首先想到的是化险为夷，要提出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人来。那么被双方认可的人既不能是爱新觉罗·豪格，也不能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提他们两个谁都不合适。现在的问题是只能提一个小孩，双方都能接受。在这所有的小孩当中，您考虑一下也是，只有庄妃和懿靖大贵妃所生育的这两个孩子最有资格。而且，懿靖大贵妃虽然理论上说规格要比庄妃高，但是毕竟懿靖大贵妃先后嫁过两个男人，让人听着不好听，不如庄妃——庄妃毕竟是“原装”的啊，毕竟是从12岁起一直就跟了爱新觉罗·皇太极，而且是爱新觉罗·皇太极最为宠信的，提她所生育的孩子，双方肯定都能接受，蒙古人能接受，满洲人能接受，我也能接受。所以，这是当时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想法。此时的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还想，因为这个主意是我提出来的，故而我有拥立之功，最终我还能得着便宜。所以他想：我提出这个主意，肯定他们都得同意。
结果您猜怎么样，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还真想对了。爱新觉罗·多尔衮一张嘴就说：“我同意您这个观点，这个肃亲王他说他福少德薄，我也觉得是这样，也不适合当皇上，您提出这个人呢，爱新觉罗·福临当皇上比较合适，名字也好听，爱新觉罗·福临。岁数比较小，可以由郑亲王和我两个人监国辅政，等皇上大了以后，咱们再还政于他。大家还有问题吗？”爱新觉罗·多铎他一想，这是我哥哥说的，那就算了。爱新觉罗·豪格一想，福少德薄这是我自己说的啊。哎，这是我弟弟，没意见。爱新觉罗·多尔衮说：“没意见就散会，咱们准备准备，给新皇上磕头去吧，散会，散会。”这个会就散了。
问题在于：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想法我们清楚，可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是怎么想的呢？他为什么不称帝呢？他不称帝他为什么又支持爱新觉罗·福临呢？他为什么非得让爱新觉罗·福临当皇上呢？难道他真的跟爱新觉罗·福临的妈妈庄妃有什么关系？还一个问题，他如何面对这众多的反对者呢？
其实，导致爱新觉罗·多尔衮不称帝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客观原因，爱新觉罗·多尔衮所能够控制得住的兵力不足。我们前面已经计算过了，爱新觉罗·多尔衮两个白旗65个牛录，爱新觉罗·豪格3个旗加在一块儿61个牛录。您算一算，65个，61个，最后双方都打完了的时候，很有可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再让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或者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这帮老家伙们夺得了胜利，那我就吃亏吃大了，我没有绝对把握的事我不去做。所以这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第一个想法。
主观原因，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野心那大了去了——好听的词，就是志向高远。统一满洲八旗，当皇帝，这是最小的一个目标；灭大明朝，灭李自成，灭张献忠，灭这个，灭那个，统一整个中国，这才是爱新觉罗·多尔衮心中装的大目标。爱新觉罗·多尔衮哪能在这种情况下跟爱新觉罗·豪格火拼啊？
在这方面我们说，爱新觉罗·多尔衮心中的想法是：“我一定要超过我的父亲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也要超过我的哥哥爱新觉罗·皇太极，我要把这个江山迅速地平定下来，我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我所用，最终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任务，我现在的任务是占领北京、迁都、灭明朝、灭李自成。然后那个时候，当我功成名就以后，这个皇上我不是随时想当就当？到了那个时候，爱新觉罗·福临那么小一个皇上，我想取而代之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
我们再返过头来看看当时的大明朝。大明朝灭亡了，崇祯帝上吊了，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明朝已经灭亡的情况下，大明王室的那几个遗子遗孙，前后立了好几个“皇帝”，就这几个所谓的“皇帝”，还围绕着谁是正宗谁不是正宗，相互之间那掐得是不亦乐乎。大明王室的那几个遗子遗孙，不去跟李自成、张献忠、爱新觉罗·多尔衮等势力打，反而内讧起来，你说这样的朝代，它能坚持几年？
我们再返过头来再说李自成和张献忠，两个人一前一后称了帝，张献忠已经进了四川，李自成也想进四川，两个人居然在四川打起来了，放着后面的大清朝的追兵不打，两拨人掐起来了，都想当中国唯一的皇上。
您说，这样的人真的能当得上皇上？您说就在当时的情况下，崇祯帝、李自成、张献忠、爱新觉罗·多尔衮，这几个人您去查一查，前后这几个人不差十岁，您去看看，这些人谁能够有爱新觉罗·多尔衮那点算计？谁能够把天下大事装在自己的心里？所以我们说，爱新觉罗·多尔衮他的雄心壮志太大了，所以他不屑于当这个皇帝，正是：不想当皇帝的成就了一世的英名伟业。想当皇帝的，前脚当了皇帝，后脚就死了。1644年，李自成当了皇帝，1645年，李自成就死了；1644年，张献忠当了皇帝，1646年，张献忠就被射杀了。
爱新觉罗·多尔衮不当皇帝，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我们不是说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人早就有聪明、有计算，也绝不是多尔衮内心早已经想好的。不当皇帝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来讲，只是他的中策和下策。
那么，爱新觉罗·多尔衮为什么要立爱新觉罗·福临为帝，他为什么同意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意见，去立爱新觉罗·福临为帝呢？这个问题，应该说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以退为进，摄政称王。一提到爱新觉罗·多尔衮立爱新觉罗·福临为帝，很多人就会产生一种误会，马上就会把全身心的精力盯到一个问题上：爱新觉罗·多尔衮是不是跟庄妃有特殊的关系？要不然爱新觉罗·多尔衮干吗支持庄妃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为帝？
其实，诸位应该知道，立爱新觉罗·福临为帝不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提出的，那是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首先提出来的。这个时候您要说，爱新觉罗·多尔衮跟爱新觉罗·福临的妈妈庄妃有点什么不清不白的关系，我不大同意。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们这个时候有什么花边新闻，没有——最起码这个时候他们之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什么也没有。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想法太简单了：既然当皇帝他当我不愿意，我当他不愿意，在咱们各退一步的条件下，咱们就得选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合适的人选最好是一个小孩子，爱新觉罗·福临恰恰又小，而当时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一提出爱新觉罗·福临这个人为帝，爱新觉罗·多尔衮就立即同意了，这是为什么呢？爱新觉罗·多尔衮也非常清楚地知道，爱新觉罗·福临的特殊地位，确立爱新觉罗·福临为帝，双方接受起来都没问题。这是一个小孩子，爱新觉罗·多尔衮能当摄政王，而且确立爱新觉罗·福临还能争取满蒙之间的团结，这是太当务之急的一件事了，只要争取了满蒙之间的团结，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我们还要灭掉大明朝呢。所以这才是爱新觉罗·多尔衮心中最重要的一种选择。
第二，避免内讧，顾全大局。
爱新觉罗·多尔衮首先想到的是，大局是什么呢？大局就是满洲人的团结，在这个问题上，他绝对不可以让爱新觉罗·豪格当皇上，自己也不能当皇上，只要是团结。爱新觉罗·豪格当了皇上，那会怎么算计他爱新觉罗·多尔衮啊？会让他爱新觉罗·多尔衮死无葬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很好，让年幼的爱新觉罗·福临为帝，既可以达到满洲人内部的团结，也可以达到满蒙的团结，就可以灭掉大明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爱新觉罗·多尔衮就接受了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的意见。
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更高兴啊，他提出让爱新觉罗·福临当皇上，本身就是有他的想法的：他可以沾光，原来你看，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他们家哥俩儿，我们这一支在朝廷中什么地位都没有，任人宰割。这回，从此以后，我们爱新觉罗·舒尔哈齐一支的人崛起了，我们说话算数了，我们也可以当辅政王了。这个江山有我们这家的一半了，我从此以后可以扩充我这个蓝旗的势力——他也想着他那支子呢，他代表着他们的那个家族，所以他也高兴。
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爱新觉罗·多尔衮立福临为帝，不但达到了整个满洲人的团结，而且还达成了满蒙的团结。下一步的任务是，如何处置当初拥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人和当初拥立爱新觉罗·豪格的人，也就是处置双方的反对者呢？
爱新觉罗·多尔衮所做的第一步，就是处死爱新觉罗·阿达礼和他的伯父爱新觉罗·硕讬。爱新觉罗·硕讬是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的二儿子，爱新觉罗·阿达礼是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的孙子，这两个人在9月26日的皇位争夺战中是一直坚定地站在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一边的。那爱新觉罗·多尔衮在新皇帝继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处死这两个人。
问题在于：爱新觉罗·多尔衮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历史上是这么记载的：
爱新觉罗·阿达礼和他的伯父爱新觉罗·硕讬这两个人看到新的皇上不是爱新觉罗·多尔衮，就想发动政变，杀掉爱新觉罗·豪格和新皇帝，强行拥立爱新觉罗·多尔衮为帝。结果被他们的家长礼亲王爱新觉罗·代善发现，爱新觉罗·代善大义灭亲，马上向爱新觉罗·多尔衮告发。爱新觉罗·代善向爱新觉罗·多尔衮告发了自己的儿孙两辈的所作所为之后，还把这两个人押到了爱新觉罗·多尔衮那儿，爱新觉罗·多尔衮下令，将这两个人处死。
事情真的会这样吗？这是历史上的记载，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对这段历史表示怀疑，而这段历史也恰恰是清宫内部众多疑案中的一个，就是爱新觉罗·阿达礼之死。这是一个谜，关于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
不管怎么说，爱新觉罗·硕讬和爱新觉罗·阿达礼是死了。但是后来的历史也记载，爱新觉罗·多尔衮很后悔，很后悔爱新觉罗·硕讬和爱新觉罗·阿达礼的死。为此，爱新觉罗·多尔衮采取了很多补偿措施。比如说，爱新觉罗·多尔衮将爱新觉罗·硕讬的幼子弄到自己家去抚养，又比如说他又让爱新觉罗·阿达礼的弟弟来接任爱新觉罗·阿达礼的一切职位，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对爱新觉罗·硕讬和爱新觉罗·阿达礼之死表示深深怀疑，爱新觉罗·多尔衮为什么这样做？爱新觉罗·多尔衮有没有借这件事削弱两红旗的势力，来报多年前那场仇恨？自己本来应该当大汗，结果被爱新觉罗·代善出卖，有没有这种可能？
爱新觉罗·多尔衮所做的第二步，就是分化、瓦解两黄旗大臣。说到两黄旗大臣，我们又想起了当年那八位全力以赴支持爱新觉罗·豪格、并为此而歃血为盟的那八位：索尼、鳌拜、图赖、图尔格、拜音图、何洛会、谭泰、冷僧机。
爱新觉罗·多尔衮面对着这8个人，首先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迫使拜音图家族首先叛变，表示再也不支持爱新觉罗·豪格，坚定地跟爱新觉罗·多尔衮站在一起。甚至，拜音图的弟弟巩阿岱还马上揭发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说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曾经在背后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坏话。
结果，爱新觉罗·多尔衮找到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兴师问罪。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表示：“坏话是我说的，我的确说了不利于满洲人团结的话，我对不住诸位，我甘愿受罚，这是5000两银子给您，这个摄政王的位置我也不干了，我确实不对，我活这么大岁数，比你还大，比你大13岁，这事老哥哥我做得很不好，这个摄政王我不当了。”
之后，郑亲王爱新觉罗·济尔哈朗真的就回家了，不当摄政王了。爱新觉罗·多尔衮一想，你不当摄政王正好，让我弟弟爱新觉罗·多铎当摄政王。爱新觉罗·多铎跟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亲哥俩都当上了摄政王，这就是拜音图叛变的结果。
拜音图叛变以后，紧接着何洛会也随之叛变。何洛会这个人很坏，他不但自己叛变，还揭发8个拜把子兄弟，一下子还不是揭发一个人。他揭发谁呢？他揭发图赖和图尔格两个人。说图赖和图尔格两个人都曾经说过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坏话。结果，图赖、图尔格被削职为民，何洛会马上升官发财。
这个时候，爱新觉罗·多尔衮与这两个叛徒一密议，你们这8个人中，剩下那6个人谁惜命啊？这两个人说谁谁谁惜命。结果转眼之间把他们弄到监狱里，把最惜命的这两个人谭泰和冷僧机关进监狱，没两天，在使用过酷刑之后，这俩人也叛变了。当初支持爱新觉罗·豪格的8个人，转眼之间还剩下了4个。
爱新觉罗·多尔衮所做的第三步，就是收拾爱新觉罗·豪格。新皇帝登基以后，爱新觉罗·豪格与爱新觉罗·多尔衮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故而，在收拾瓦解了爱新觉罗·豪格手下的八大臣之后，爱新觉罗·多尔衮开始对爱新觉罗·豪格下手。
先是这何洛会揭发爱新觉罗·豪格与他手下的图赖、图尔格等人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坏话。他们说什么坏话呢？这个爱新觉罗·豪格确实说过：我看了汉人的相书了，我现在也会相面了，我一看，这爱新觉罗·多尔衮是个命短福薄之人，他活不长久——后来的历史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确实很命短，没活长久——他这个人不应该当辅政王。我还看了看这个破法，怎么破呢？他啊，什么官也别当，就跟家吃粗茶淡饭，他就能活长久。否则的话，指不定哪天，爱新觉罗·多尔衮就得死。
何洛会揭发了爱新觉罗·豪格等人之后，爱新觉罗·多尔衮把爱新觉罗·豪格叫来问：“这话是你说的？你太不顾及八旗的团结了，我再大再小我也是你叔叔，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这话是不是你说的？”爱新觉罗·豪格回答说：“是。”爱新觉罗·多尔衮问：“都是大丈夫，那你说怎么办？”爱新觉罗·豪格回答说：“哎，有什么难办的？你不就想把我弄死吗？我就自杀完了。给我一个刀，我自杀。”当时爱新觉罗·多尔衮说：“这可是你说的。”爱新觉罗·豪格回答说：“我说的，大丈夫，自己说话算数。”
爱新觉罗·多尔衮说：“诸位大臣有什么意见？”爱新觉罗·代善说：“该杀。”爱新觉罗·济尔哈朗说：“该杀。”爱新觉罗·阿济格和爱新觉罗·多铎等人都说：“该杀。”
此时，所有的大臣都说爱新觉罗·豪格该死。这个时候，爱新觉罗·豪格真的准备自杀的时候，会场上冒出一小孩儿来：“我哥哥要死我也死，你们当皇上得了，这皇上我还不干了。”此时，6岁的小皇上出来了：“你要杀我哥哥，你先杀掉我。”
哎哟，爱新觉罗·豪格好感动啊，有你小皇上一句话，将来我肝脑涂地，我再不说死的事。爱新觉罗·多尔衮，我以后再不跟你较劲，我就为我这弟弟，就因为他这么懂事。
皇上不干啊，哭啊、闹啊，你说不杀了，那他也哭啊！闹了一整天，最后是算保住了爱新觉罗·豪格的性命，但是废为普通人，虽然是普通人，你的兵还是你带，你可以指挥他们作战，作战完回来你还是草民，人家该拿多少钱拿多少钱，你没钱，你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此后，爱新觉罗·豪格真的对爱新觉罗·多尔衮是百依百顺。但并不证明他心里面是服气的，他就为小皇上：我不能给我弟弟添乱。最后爱新觉罗·多尔衮说：“这样吧，你去四川，给我打仗去。”结果什么职位都不是的爱新觉罗·豪格，到了四川消灭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而且爱新觉罗·豪格自己还亲自射杀了张献忠。
这么大的功劳，爱新觉罗·豪格回到北京以后，一分钱奖金没拿。爱新觉罗·豪格没有丝毫的怨言。就这样，爱新觉罗·多尔衮都没饶过爱新觉罗·豪格。
1648年，爱新觉罗·多尔衮找个借口，说爱新觉罗·豪格乱保非人，将其下狱。最后，爱新觉罗·豪格精神分裂而死。
不过半年的时间，爱新觉罗·多尔衮就当上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摄政王。此时，再加上爱新觉罗·多铎和爱新觉罗·阿济格的支持，这个时候的爱新觉罗·多尔衮，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摄政王。
就在此时，中国的政局，已经是风云突变。
把权力交给最放心的人
爱新觉罗·多尔衮当上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摄政王之时，中国的政局，已经是风云突变。当时，中国境内的三大军事政治集团，大明、大顺、大清，三大集团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来说，江山和美人之间他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明王朝发生的变化。
我们知道，大明王朝建立于1368年，大明的建立者是亲身参加了元末红巾军起义的朱元璋。
朱元璋本人出身很贫苦，自幼失去父母、哥姐的他要过饭，出过家当过和尚，结果到了庙里，人家把他轰出来：“你到我这儿讨饭吃？我还没饭吃呢。行啦，我给你个度牒，自己化缘去吧。”看出来了吧，正是因为朱元璋本人出身穷苦，故而当了皇帝以后的朱元璋，实行了很多很多的措施，来维护农民利益。
我们客观地说，朱元璋这个人，真的在维护农民的利益上做得非常好。虽然说他看书不多，但是他的很多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国家，维护这个江山，能够让这个江山维持得长久一点儿的。比如说，不管你是谁家，只要家有五亩地，你必须种半亩棉花！比如说谁开垦土地都归自己，等等。
但非常遗憾的是，朱元璋的子孙不孝，传到后来，这个大明朝在政治上就越来越腐败，越来越黑暗，大明王朝就迅速地腐化堕落下去了。
大明王朝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大明王朝出现问题的第一方面就是昏君屡出，大权旁落。
明朝的皇帝可以说从明武宗开始，屡屡出现昏君，一个接着一个——咱谁也甭说谁。明武宗于1505年继位，1506年改元正德，到1521年去世。他当这十几年皇帝，一说正德皇帝，相信很多人的脑子里马上就会条件反射般地出现以下几个词汇：李凤姐，豹房……
咱们都知道，当了皇帝以后的明武宗，长期不上朝，天天总想着从紫禁城出西门，然后奔北海，然后到西苑，从西苑过东厂胡同——东厂胡同有太监，太监有特务机构叫东厂，东厂他们那些太监就住东厂胡同——再往前走就到了豹房胡同。
这个豹房就是明武宗日思夜想、长期-yin-乱的那个豹房胡同。那个时候，豹房胡同确实养了些个什么虎啊，豹啊，供皇上看着玩儿的，皇上也看一些豺狼虎豹，在他跟前表演表演，就跟咱们动物园似的，但是没有那么多动物。
除了豹房胡同啊，咱们北京还有一个叫作“豹房”的村庄。这个叫作“豹房”的村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地区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明朝的时候，这个叫作“豹房”的村庄真是养豹子的地方。那个时候，整个北苑地区全都是森林，森林里面真的有很多的豹子。
明武宗在豹房胡同每天招妓，应酬，荒-yin-无度，其结果，荒-yin-了一辈子，一辈子没有孩子，绝后了。所以等到了继位的明世宗，明世宗的年号叫嘉靖。清朝有个皇帝的年号叫嘉庆，可别弄混。
嘉靖皇帝于1522年继位，到1566年去世，前后当了45年的皇帝，但是这个人终日沉迷于想多活几年，一心一意想长寿，每天都在想我如何长生不老，每天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放着国事不干，每天亲自指挥炼丹工程。管他这个药方是什么呢，你哪怕配出来一硫二硝三木炭——火药——他也敢吃了。其结果呢？也没长寿成，最后活了59岁，由于服用丹药过度，中了毒了，最后死了。
中国历史上服用丹药过度死的，那嘉靖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中国历史上，服用丹药过度死的人多了去了。人所共知的著名的清正廉明之君唐太宗就是吃丹药过度死的，比嘉靖帝死得要早上九百来年。
由于明世宗有长达20年的时间不上朝，那么朝廷的大权肯定就要旁落。朝廷的大权就落到了当时的大--奸-臣严嵩父子手里，严嵩父子每天控制朝政，鱼肉百姓。
说起严嵩呢，我就想起来书法界流传着的一句话，“文如其人”。说这个人人品好，字写得就好，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不见得对。你看严嵩这个人挺坏吧，他的字写得很好。我们到北京一说吃酱菜，肯定第一选择“六必居”，这个“六必居”3个字就是严嵩写的字，写得非常好看。所以，我觉得文如其人不见得对。
接下来后面继位的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当了48年皇帝，是整个大明朝当皇帝最长的一位，也是整个大明朝罢朝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在48年的时间里面，有24年就一天都没上过朝。在这24年里，明神宗万历皇帝拒绝上朝，哪位大臣都见不到他。他只见太监，你有什么事，都得通过太监跟明神宗万历皇帝去说话，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
正是在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的第十年，努尔哈赤便以十三副铠甲起兵。他在位的倒数第四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我们可以说，明朝灭亡，毁就毁在明神宗万历皇帝手里。要是没这个明神宗万历皇帝，清朝那是万万不可能壮大的，应该说，明朝灭亡也好，清朝崛起也好，这个明神宗万历皇帝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大明王朝出现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大明王朝出现问题的第二方面就是宦官专权，特务统治。
说起来呢，这宦官与太监本来是两个不太完全相同的概念。
宦官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则全为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
宦官称“太监”，是隋唐以后的事。太监本为官名，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只要是地位较高的内监就被称为“太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巡、元官署以其为主官者不少，隋、唐有大监，“大”或作“太”，亦与宦者无关。明内廷有十二监，主官均称太监，由阉人担任，主官以下宦官，无太监之名。明中叶以后，太监的权力扩大，拥有出使、监军、镇守、侦查臣民等大权。清代相沿，太监成为所有宦官的专称，设总管太监等为首领，隶属于内务府，宦官与太监遂为同义词。
中国古代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有三个，一个是东汉，一个是唐朝，第三个就是明朝。其实呢，我们说朱元璋建立这个明朝的时候，他对于宦官是深恶痛绝的，他定都以后，在南京紫禁城里，城门口那儿立了一个牌子，大牌子，牌子上写几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朝政，预者斩”！内臣指宦官，内臣不得干预朝政，如果干预的，斩首。朱元璋非常清楚，宦官专权会给他的政权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正是因为如此，他还规定，所有的宦官一律不得识字，认识字的人不能当宦官。在宫里面，宦官只负责打扫打扫屋子等琐碎事情，别的任何都不可以干。
但是朱元璋的这个想法和这些做法，到了他的儿子明成祖永乐皇帝在位时期，就给完全推翻了。
永乐皇帝为什么要推翻他父亲下达的这个圣旨呢？原因很简单，永乐皇帝，他这个政权是从他的侄儿那儿夺来的。明朝初年，有个靖难之役。在靖难之役中，可亏了宦官们的出生入死，燕王朱棣才能够最终打败了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文，自己继位称帝，并改年号为永乐。
正是因为如此，永乐皇帝继位不久，很快就废掉了朱元璋的这个“内臣不得干预朝政，预者斩”的决定，而大胆地启用宦官担任重要的职务。在永乐皇帝手下，最有名的宦官，那就是享誉全世界的郑和。
郑和在1405年开始第一次下西洋，到1433年最后一次，前后七下西洋，这郑和就是明成祖永乐皇帝最为欣赏、最为信任的宦官。
明成祖去世以后，到了明宣宗宣德年间，出了很多好玩儿的东西，比如说宣德炉啊，用的原材料，就有来自非洲的含有铁矿砂成分那种土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宣德炉质量是特别好。
明宣宗宣德年间，又进一步废除了宦官不得识字这个制度。就是说宣德年间，宦官开始识字。此时的宦官，与中央中枢机构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早在宣德年间之前，明成祖永乐皇帝的时候，还建立过一个特务机构，叫东厂。在这之前的明太祖洪武年间，就建立过一个特务机构叫锦衣卫。在此后，中国的特务机构是越来越多。到了明英宗时期，明英宗幼年即位，太监王振利用他与明英宗是从小一块儿玩儿大的好伙伴这么一个机会开始专权。也就是从王振开始，中国的明朝的宦官专权局面开始形成。此后，宦官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机构，被称为24衙门，包括12监、四司、八局、共约10万人之多。其中24衙门当中最重要的衙门便是司礼监，司礼监下，有掌管皇帝大印的掌印太监，还有掌管皇帝纸墨笔砚的秉笔太监。大臣们的奏折，皇上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得由太监去替皇帝写御批，皇上都懒到了连自己的章也不盖，字也不签，由太监直接来写皇上要说的话。
到了明献宗成化年间，献宗皇帝又设置一个特务机构，叫作西厂。到此为止，中国就有了三支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在这三支特务机构中，两支都是由太监直接领导，就是东厂和西厂。东厂、西厂与锦衣卫合称厂卫。我们前面所说的东厂胡同就是专门住东厂的特务的。这些特务的身份，都是太监。
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这个明武宗正德皇帝咱们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他自己不理朝政，所有的朝政都由宦官刘瑾把持。那刘瑾牛，所有朝臣的奏章、国家的大事小事、杀人不杀人、谁得生谁得死，都归他一个人负责。所有的文件都得从他这儿批完了，最后实在拿不定主意的，每天有极少数的几篇奏章交由皇帝审阅，其他的，刘瑾自己都能办，当时的人们都称明武宗为坐皇帝，而称刘瑾为立皇帝。
刘瑾厉害吧？如果你要是不听他的，那就了不得了，指不定你哪天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死掉了——用现在的话讲，“被死亡”呗。
话说到这里，有的人就会觉得，中国的宦官专权的局面怎么屡教不改呢？其实，这也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弊端。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是家天下。皇帝死了，或者是父死子继也好，或者兄终弟及也罢，所有的当皇帝的人，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讲，反间计之所以能够成功，其最主要原因就在于皇帝对大臣们的不信任，皇帝怕你掌握了军政大权以后推翻他的统治，故而皇帝怕所有的大臣，不管你是文臣也好，武将也好，你武将你有军队你可以推翻他，文臣你有智慧你也可以推翻他。也就是说，皇帝内心中担心所有的大臣会在他不知道的某个时间内推翻他。这也就成为历代中国王朝的所有皇帝内心中永远的痛。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远的，比如说汉高祖刘邦设计除掉韩信；近的，比如说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
而在所有的人中间，皇帝最不担心的是什么人呢？皇帝最不担心的，就是宦官。在皇帝看来，宦官也没有后代，他就这一辈子，他肯定不会推翻皇帝，所以皇帝把权力交给宦官是最放心的，因为宦官什么也没有。所以，宦官专权说到底还是家天下带来的一个恶果。
既然皇帝宠信宦官，那宦官的家里，就一定会越来越富裕。这里我们为朋友们介绍两个富裕的宦官。第一个就是前面讲过的王振。王振家里有多少钱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家有储存金银的金银库60个——这个仓库盛金子，那个仓库装银子——他家一共有60个大仓库，装满了金银财宝，不知道他们有多少钱。第二个就是前面讲过的刘瑾，刘瑾家有多少钱，这咱可是知道的，刘瑾家有黄金24万锭还零57800两，这是金子；还有银元宝500万锭还零一百五十八万余两。
当然，这跟大清王朝的大贪官和珅可没法比，他们要跟和珅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是大明王朝出现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大明王朝出现问题的第三方面就是拉帮结派，党争误国。
其实，早在东汉，中国就有党锢之祸！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党争，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
我们知道，明神宗万历皇帝曾经有过连续24年不上朝的历史。那么，很自然的，明神宗万历皇帝属下的大臣们就会拉帮结派，这就出现了党派林立的现象。
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党争就一直伴随着明王朝，魔咒一般，挥之不去。一直到南明灭亡了，南明的党争才结束。
仅在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党派就有以下六个：以内阁辅臣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和给事中姚宗文为首的“浙党”；以给事中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为首的“楚党”；以给事中山东人亓诗教、周永春为首的“齐党”；以国子监祭酒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以左谕德昆山人顾天峻为首的“昆党”；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以东林书院作为聚点，要求朝廷改革的“东林党”。
前五个党派在当权期间，结党营私，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纷纷占据要津，成了“当关虎豹”。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不以国事为重，而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如史书所说，“以立储（皇太子）为主脑，三案为余波，察典特报复之具”。这是说，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激烈争斗。
明末党争始于所谓“争国本”。“国本”，指皇帝的继承人。国本之争，是围绕于朱常洛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而展开的。
前面我们说过，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万历十四年（1586年），朱常洛5岁时，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礼制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但是神宗宠爱郑氏，不仅封她为贵妃（朱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贵妃），还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虽然也主张依制立长，但他们怕触犯皇帝，有时态度暧昧。许多朝臣包括后来属于东林党的一派人，一则认为应该依制立储，二则深恐郑氏家族窃权，纷纷上书，坚决要求尽早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立长是名正言顺，神宗不好公然违反“祖制”，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几年也定不下来。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下诏将长子朱常洛和另外两个儿子朱常洵、朱常浩同时封王，而不明确皇位继承人，以便朱常洵仍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包括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在内的许多廷臣，上奏阻止这一诏令的颁发。神宗迫于公议，于二月间收回了三王并封之命。
当时不仅许多朝臣，就连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也坚持立长，因此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只得册立年届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神宗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但又不让他到封地洛阳去，后来还以授给福王的土地不足四万顷为借口，继续将福王留在宫中。当时东林党人叶向高为内阁大学士，上疏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不合“祖制”，同时指出，封王要地过多，只能强夺民地，而过去世宗朝景王要求庄田过多，“几至激变”，引起人民反抗，希望万历帝记住这一“前事之鉴”。在叶向高等人一再敦促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万历帝让福王赴洛阳，授给他的庄田也削减了一半。这就是“福王就国之争”。
福王朱常洵到封地之后，郑氏集团仍谋夺取皇位继承权，一再策划谋害太子朱常洛，因而发生了明末著名的宫廷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天，有个男子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闯入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的侍从，一直闯到前殿檐下才被抓住，神宗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说这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提出深究。东林党人、刑部主事王之寀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许多官员共同审讯，迫使张差供出：是叫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内监，“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
这两个内监恰恰是郑贵妃宫内的。朝中的东林党人和不少官员据此推断，这是出于郑贵妃及其兄郑国泰的阴谋。于是，坚决要求彻底追究的神宗一看案情牵连到自己的宠妃，只得亲自出面，在慈宁宫召见群臣。他拉着太子朱常洛，向百官说什么“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说福王已赴封地，太子之位已定，“今又何疑”。神宗下令立即将张差斩首，又把郑贵妃宫内参与此事的两个内监在内廷打死，就草草了结了这件大案。而王之寀却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神宗竟将他削职为民。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八月间光宗得病，宫廷医生崔文升进了泄药，光宗服后病势加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方”，光宗服了他进奉的两颗红丸后，不出一天，在九月初一日突然“驾崩”，于是廷臣大哗。首辅方从哲还拟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更激起了朝臣的责难。东林党人杨涟、惠世扬、高攀龙等先后上书，指出故意用泄药的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直斥“郑贵妃包藏祸心”，责问方从哲为什么“必加曲庇”？还联系前事，声称“往者张差谋逆，实系郑国泰主谋”。由于郑氏集团和方从哲的阻挠，此案未予追究，直到天启四年（1624年），朝廷才判处李可灼遣戍，崔文升贬谪到南京。
移宫案的经过是这样的：光宗刚刚继位时，郑贵妃为了控制他，将自己宮中的李选侍——这里，我们要注意，按照明朝的规矩，选侍是没有封号的宫嫔——送给了光宗。还别说，这个李选侍，居然很得光宗的宠爱。
当9月26日早晨光宗皇帝的死讯传出后，杨涟、礼部尚书刘一燝（1567年～1635年）和其他大臣去到乾清宫，要求见16岁的皇长子，也就是当时的太子朱由校。起初，他们的要求遭到同情李选侍的太监的拒绝。以杨涟为首的大臣们强行入宫，并查问太子朱由校的下落。一个曾经在别的事情上与东林党人合作过的太监，这时护送太子朱由校出来见他们。太子朱由校被太监带到了文华殿，群臣在那里正式叩见他们的下一个皇帝。
宫廷里的政治斗争是邪恶的。企图挟制太子朱由校以弄权的李选侍拒绝离开乾清宫。虽然朱由校已经脱离了她的控制，但她宣称，皇帝在个人生活和国家大事上都需要她的帮助和指点。与此同时，李选侍还让心腹太监盗窃宫中珍宝去贿赂首辅方从哲。但杨涟、左光斗和其他东林领袖不打算把太子朱由校交给一个他们根本不能信任的人，因为他们刚失去一个与他们志同道合的皇帝，为此他们曾等待了二十多年。左光斗指出，一个未婚男子和一个既不是他母亲又不是他父亲的法定妻子的女-人住在一起是非礼的，他实际上是指责李选侍图谋篡位，像唐朝的武后那样。惠世扬更大胆指斥“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并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得贿，同她勾结。这样的指责引起李选侍及其支持者的愤恨，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京戏里有一出戏叫《二进宫》，就是反映这件事的，不过把时代改变了，把孙子的事情改成了祖父的事情。
在这场争议中，郑贵妃、李选侍、方从哲不仅理亏，而且他们当时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东林党人终于占了上风。9月30日，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移居到紫禁城内的另一个住处。朱由校在东林党人支持下，摆脱-了郑贵妃、李选侍的挟制，于九月初六日即位，是为熹宗，改第二年的年号为天启。东林势力虽然赢得了一个重要胜利，但权力斗争并未缓和。实际上这桩移宫案只不过刚刚开始。
三大案都很简单，但是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都有宦官专权和党争的影子。
第一阶段的党争，主要是围绕谁来当下一任的皇帝这事展开；第二阶段，所有的党派都面临着比较正义的东林党人的反击，这些党派他们发现，大事不好，咱们分兵作战肯定是都得败退，所以这些党人在第三阶段都联合起来，站到了一个太监的旗帜之下——这个太监的名字，叫作魏忠贤。
魏忠贤（1568年～1627年），中国明朝末期宦官，原名李进忠，后认魏朝作为“干父”而改名换姓。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省滦南）人。其父母为街头杂耍艺人或小手工业者。魏忠贤结过婚，妻子姓冯，有个女儿，因赌博输了，嫁于杨家。魏忠贤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准。家中贫穷，却喜欢赌博，赌运不佳，常常受到凌辱。从他的家境和经历来看，活脱是一个市井无赖。后来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魏忠贤愤而净身，入宫当了宦官，这是在万历年间。他先在司礼太监孙暹名下，后在甲子库办事，有些油水，因而逐渐富裕了起来。再后来，魏忠贤通过太监魏朝介绍投入王安门下，颇得信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我们前面所讲的“三案”本身对魏忠贤的命运不会产生多少影响，但一些阁部大臣对“三案”态度暧昧，引起言官们的猛烈抨击，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给魏忠贤造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选侍抚养，对她有依恋之情。这种关系被官僚们强迫中止，会使他对有关官员产生反感，而把感情移向其他人，诸如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贤等人。
与客氏交结，是魏忠贤的一大机遇。天启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宫，日歌市中，曰：“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这被看作魏、客当道的谶语。
明熹宗乳母客氏是北直隶定兴（今属河北省）人，嫁侯二为妻，但18岁便入宫。明朝习俗，宦官与宫中女性，主要是宫女，也包括像客氏这样的妇女，暗中或公开结为名义上的夫妻。两宦官争一宫女之事，亦不乏其例。客氏原与魏朝相好，见到魏忠贤，便移情于他。熹宗即位，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朝与魏忠贤争客氏，意义不止于争一女，而是争宠于熹宗，自然更为激烈，甚至夜间于宫中喧闹。熹宗也竟然过问起此事，他问客氏看中了谁，由他做主安排。客氏选择了魏忠贤。魏忠贤与客氏合谋，降旨将魏朝打发回凤阳，派人在途中将他杀死。
谋杀了魏朝后，魏忠贤又把比他地位更高的王安定位为下一个谋害的目标。王安不同于魏朝，是顾命太监，在移宫案中与外朝大臣合作，有相当的威望。当时御史方震孺上疏，请逐客氏和魏忠贤。王安也感觉到魏忠贤的威胁，奏明熹宗，欲加惩处。但真要处治时，他又手软了，只是令他改过自新。客氏出宫，魏忠贤一时无所作为。谁知熹宗比他更离不开客氏，若失魂魄，不食者数日。不久，又把她召回宫中。魏忠贤和客氏在外朝官僚中寻找伙伴，找到魏的同乡、给事中霍维华，指使他弹劾王安。客、魏包围熹宗，降旨将王安降为南海子净军，又派人把他杀害。
王安死后，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司礼监在明朝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居于首位，而司礼监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答臣下奏章，向外朝传达皇帝的旨意，既掌握机密，又便于假借皇帝名义干政弄权，更处于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如此，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就打破了常规，因为魏忠贤不识字，原没有资格入司礼监的。
熹宗皇后张氏，“性严正”，多次向熹宗谈起客氏、魏忠贤的过失。皇后主持后宫事务，有权直接处置客氏。她没有这样做，或因投鼠忌器，或希望熹宗决断。一次，张后看书，熹宗问她在看什么书，她答曰：“赵高传。”张后用意很明确，熹宗默然。
客、魏二人知道了，又恨又怕，扬言张氏非国丈张国纪女，而是盗犯所出，借以治张家罪。另一太监王体乾说，熹宗重夫妇兄弟情谊，“脱有变，我辈无类矣”。这才保全了张后家族。尽管如此，张皇后还是深受伤害。在她有身孕时，客氏和魏忠贤派亲信服侍，致使其流产。另外一些得罪客、魏的妃嫔，连性命也难保。明光宗选侍赵氏为二人所恶，被迫自尽。熹宗裕妃张氏为客氏所妒，以有孕之身被禁闭，绝饮食而死。冯贵人劝熹宗罢内操，被责为诽谤，赐死。李成妃解救，被革封禁闭。
而在此时，已经经历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的东林党人，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而且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
魏忠贤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摆布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等引导他于陆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又利用他喜爱木工的特点，每在他手操斧锯时奏事。在熹宗的眼里，国事远不如他引绳削墨、营筑小室重要，他不等听完，便说：“好为之。”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为了一网打尽东林党人，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以朝廷的名义，把东林党人姓名榜示全国，凡三百零九人。榜中除了东林党人，还有东林党的同情者和虽非东林党但也反对阉党的正直的官吏。凡是榜上有名的，生者削职为民，死者追夺官爵。同年，在阉党操纵下，朝廷下诏毁全国书院，北京的首善书院和无锡的东林书院首当其冲，东林党人连讲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魏忠贤更用翻历史旧案的办法，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令人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歪曲事实经过，编述成书，定名为“三朝要典”，并以皇帝圣谕的方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污蔑东林党人借三案“邀功”和“快私愤”。六月间，要典编成，颁布全国，又成了迫害东林党人的另一工具。
天启五年（1625年）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这里包括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以及魏忠贤被罢以后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等人。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顾秉谦和魏广微。顾秉谦为首辅，掌拟旨批答，朝廷有一举动，则归美魏忠贤。魏广微呈寄魏忠贤书札，称“内阁家报”，当时人叫他“外魏公”。
魏忠贤的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内由太仆少卿六迁至工部尚书的吴淳夫、一年内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书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和田尔耕的心腹杨衰。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的结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6人，交结近侍19人，交结近侍次等11人，逆孽军犯35人，谄附拥戴军犯15人，交结近侍又次等128人，祠颂44人，共计258人，如果加上“漏网”57人，那么共计315人。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崇祯皇帝上台后，立即除掉了魏忠贤，然后平定了阉党集团，东林党人似乎是大获全胜。但是崇祯皇帝没有吸取教训，他杀掉了这批宦官，他没有杜绝宦官专权的局面，而是继续宠信他身边的宦官，最终导致了大明朝的灭亡。
天赐良机不容错失
刚才我们说到了明朝后期的昏君屡出、宦官专权、党争严重这三大腐败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后期的统治危机已无法挽救。就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刻，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了！转眼之间，李自成、张献忠的两支农民起义军就先后占领了西安和成都，迅速建立了大顺、大西这两个与明朝对立的农民政权！
迫使大明王朝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政治上的统治黑暗引起的经济上的三个方面的变化——而这，恰恰是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
第一，土地兼并。
明朝中后期除政治腐败外，经济上土地兼并十分严重。
在封建社会，土地兼并严重是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和在经济上的集中体现。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的加剧，又加深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危机。
明朝中后期最突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莫过于土地兼并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危机。皇室、贵族和宦官大量侵占民田。明代皇帝带头兼并土地，建立皇庄，使土地兼并之快之猛之多，均为历史上所罕见。皇帝带头，宗室、贵戚也不甘落后，分别通过“钦赐”“请乞”（求皇帝赐田）、“投献”（农民被迫献出田产）、“占夺”和“价买”（利用权势用低价购买）等手段攫取大量土地，辟为庄田。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逃亡，成为乞食而活的流民，国家财政收入与载籍户口也明显减少。明朝统治者害怕流民“团聚为非”，经常派兵镇压，或强迫返籍，逼得流民走投无路，相继揭竿而起。
第二，自然灾害。屋漏偏逢连夜雨。也真是不巧，明朝末年又赶上天灾不断，水旱灾害频繁，人民无以聊生。陕北地瘠民贫，饥民以草根树皮充饥，吃尽后又挖“观音土”填腹，苟延数日，最后腹坠而死。人民已被逼到了死亡的边缘，不造反别无出路。
第三，加派三饷。明末，田赋、徭役以及各种加派之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统治阶级的挥霍和军费开支的剧增，使财政危机日甚一日。最终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存在的大清王朝及其前身后金政权也在时刻威胁着明朝。在此情况下，明政府为维持苟延残喘的局面，加派相踵，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三饷”（“练饷”“剿饷”和“辽饷”合称“三饷”）的加派，三饷总额有时竟达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超过正常田赋的一倍以上。在加派之中，各级官吏也借加派之名，多加派额，致使“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农民纷纷破产，十室而九空，被逼上了绝路。
明朝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和后金政权的威胁而加派“三饷”。加派“三饷”则激起了人民群众更大的反抗，也客观上更加增强了大清王朝的力量。对于明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
天启七年（1627年），陕北灾荒严重，陕北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不顾人民死活，催收甚急，人民被迫起义。王二率饥民冲进县衙，杀死知县，各地人民纷纷响应。
王二起义后，陕北各地农民纷纷响应。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先后举起义旗。其中，“闯王”高迎祥的义军是较强的一支。
高迎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延安安塞-县人。1628年在安塞-聚众起义。1631年陕晋各路义军结成36营，高迎祥为领袖之一，称闯王。李自成投其部下，张献忠等也东渡会师。1635年阴历五月，各路义军相继入陕会师，合兵20万，由闯王统一调度。1636年阴历七月，挥师直取西安，军至黑水峪，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击，高迎祥被俘，押至北京，不屈就义。
李自成，陕西省米脂县李继迁寨（今属横山）人。说起李自成的家乡李继迁寨，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要据此考证一下李自成的民族所属。
有的人说了，难道李自成不是汉族人吗？据我考证，李自成还真的不是汉族人！
李继迁寨的得名，是因为宋朝时候的一个名字叫作李继迁的人。大家想一想，您听说过李继迁这个人吗？
说起李继迁，我们还要提到中国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羌族人的一支——党项。党项人是羌族人的一支，原来居住在今天的青海东南和四川西部一带。唐朝的时候，把党项人迁居到今天的陕西北部一带。他们分成三个部落：居住在今天甘肃庆阳一带的为东山部；居住在今天陕西靖边一带的为平夏部；居住在今天陕西横山一带的为南山部。唐朝末年，党项羌族南山部的首领拓拔思恭因为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封为夏国公，赐姓李，名叫李思恭。
北宋建立以后，李思恭的后代李彝殷死后被北宋政府封赠为夏王。宋太宗时期，李彝殷的儿子李继迁起兵反宋，北方的另外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契丹（也叫辽）于990年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后来，当地的党项羌族人民为了纪念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李继迁，把李继迁出生的地点改名为李继迁寨。
1038年，李继迁的孙子元昊称帝，正式建立起与北宋、辽并立的西夏政权。1227年，西夏亡于蒙古政权。
西夏政权灭亡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党项羌族人民逐渐与当地的汉族人民融合在一起，被称为“汉人”。他们继续以“李”为姓！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出生于陕西米脂双泉里李继迁寨（今属横山）的李自成的祖先应该是党项羌族人——李自成应该是党项羌族人的后代！
李自成，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20岁那年，无依无靠的他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不久，因无力偿还豪绅文举人的债，被戴上枷锁严刑拷打。在穷伙伴的帮助下，他杀死文举人，又与侄儿李过逃往甘肃当边兵。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兵大举南下，京师吃紧。为了保住北京，朝廷急调四方军队赴北京增援。李自成所在部队随参将王国向京师进发，途经金县（今甘肃榆中），兵士们要求发饷，参将王国却克扣不发，于是发生了兵变，愤怒的兵士们杀死了参将，准备逃跑。
李自成平时为人敦厚朴实，办事又干练，且有谋略，深受兵士们的尊重。于是他说服大家，投奔了“闯王”高迎祥。由于李自成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艺，臂力过人，善于骑射，再加上意志坚强、机智勇敢、处事果断，又有谋略，因此得到闯王高迎祥的信任，成了一名勇将，号称“闯将”。
李自成终于参加了明末农民起义军！很快，李自成就建立了与大明王朝对峙的大顺政权！
说起李自成，我们还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位与他齐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
张献忠，字秉吾，号敬轩，延安肤施（今陕西定边东）人，出身贫苦家庭，与李自成同岁，从小聪明倔强，跟着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他当过捕快，后又来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为此几乎丢了性命。他因被人陷害，犯了“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最后以“鞭一百免”。革役后他逃回老家。
1630年，张献忠在家乡聚众起义，自号“八大王”。因张献忠幼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后来逐渐成为明朝末年和李自成齐名的杰出农民起义领袖。
高迎祥牺牲以后，高迎祥的这支部队落到了新的闯王李自成的手里。此时，李自成再度与明王朝的军队真刀真枪地正面作战。这个时候，李自成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真刀真枪的阵地战。人家明朝的军队都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你的军队是什么？乌合之众！结果呢？转眼之间，几十万人经历了连续几次战役，那几十万人死的死，逃的逃，都不跟李自成了，李自成的军队最后打剩不到1000人，就跑到了陕西省最东边的商洛山区，躲了起来。
就在大明王朝的军队正在追杀1000人不到的李自成的时候，李自成的救命恩人出场了。
李自成的救命恩人是谁呢？爱新觉罗·多尔衮。
1638年冬天，爱新觉罗·多尔衮率领十几万大军浩浩荡荡再度杀奔山海关而来，北京危机。当时的崇祯皇帝就命令，所有军队别打农民军了，咱们赶紧回到山海关这儿防备清军吧。这样就发生了东北战场上最著名的松锦之战。
结果，松锦之战一下打了好几年，在松锦之战的过程中，那明朝它得需要多少军饷啊？大明王朝被迫只能在原来已经加派三饷的基础之上，把征三饷的钱的数量再度翻番。结果一下又正好赶上当时的河南、山东、山西、河北——那阵儿叫直隶，这几个地区连年的旱灾和蝗灾，又要加税。
这个时候，李自成率领他不到1000人的部队，就从商洛山区杀出来了，直奔河南而去。我们说到了河南，李自成登高一呼，只用了一个词，“均田免粮”，那老百姓非常欢迎。李自成这一提出“均田免粮”不要紧，河南转眼几十万人就加入了李自成的部队，来的时候1000人，不过两个月，几十万人参加了李自成的部队。当时河南地区就流行这样的话，“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1641年正月，李自成率领这几十万农民军就攻占了洛阳，杀死了体重达400斤的福王朱常洵，把金银、粮食发给饥民，民众拍手称快。
1643年，李自成攻占襄阳，在襄阳称了“新顺王”，一个大顺政权就这样建立起来，1644年正月，李自成攻占西安。1644年正月，李自成定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以西安为“西京”。
几乎与此同时，张献忠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攻占武昌，建立了大西农民政权；1644年，张献忠也在成都称帝。
1644年阴历二月，李自成率部东渡黄河，攻克太原，一方面发布檄文揭露明朝的罪恶，另一方面向民众宣布“三年不征”“平买平卖”等政策。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路凯歌行进，三月兵抵北京城下。
我们的问题在于：面对着中原地区大明、大顺、大西三个政权混战的情况，爱新觉罗·多尔衮为首的大清王朝，会何去何从呢？
当时，中国境内的三大军事政治集团，崇祯皇帝领导的大明王朝危在旦夕，随时有被李自成所领导的大顺政权取而代之的可能。
话说在大明王朝与大顺政权较量的最佳关头，我们可以说，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领导下的大清朝，也已经到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最佳时机了。
这个时候，爱新觉罗·多尔衮所领导的大清王朝正处在坐山观虎斗的绝佳状态。而随后的大顺政权，据郭沫若先生说，那它也将迅速地腐败下去。这种情况，可以说，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所领导的大清王朝来讲，真是天赐良机啊！
也就是说，大明、大顺、大清，三大集团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个时候的大清王朝，迎来了一个百年难遇的时机，一个绝好的统一中国的时机。
此时此刻，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到底会如何及时应对这种局面呢？咱们还是先从孝庄皇太后谈起。
我们注意，以前我们总是说庄妃。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得改口了，我们就得管这个庄妃叫作“孝庄皇太后”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庄妃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当上了皇帝，所以很自然地，爱新觉罗·福临的妈妈就被尊称为“皇太后”了。
当然，按照规矩，爱新觉罗·福临的妈妈应该被称为“圣母皇太后”，不应该被称为“孝庄皇太后”。孝庄皇太后这个“孝”字，是她死后被封的谥号。而庄妃这个“庄”字是她生前的时候就有的，因为爱新觉罗·皇太极管她叫作“庄妃”嘛。但是习惯成自然，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称呼爱新觉罗·福临的妈妈来，很自然地就想起了“孝庄皇太后”这个称呼。所以，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也顺从大流儿，就称其为“孝庄皇太后”。
接下来，我们就该了解一下在大明、大顺、大清三大集团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的背景下，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到底会如何应对了。
话说1644年二月，李自成率领部队横渡黄河，杀奔太原而来，转眼之间就占领太原。占领太原以后，李自成做了一定的宣传工作。李自成的宣传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布了讨伐明朝皇帝的檄文；另一方面向百姓宣告，他若掌权，三年不征，平买平卖。另外一方面，李自成率领大军兵分两路，一路从太原奔大同，走张家口，占领居庸关，直扑北京而来；另外一路，从太原向东，走正定，走固安，直扑北京而来。转眼之间，在三月中旬，李自成的两支部队会师于北京城下。大明朝真正到了危在旦夕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您若是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您会怎么想？您会怎么做？
就在大顺政权与大明王朝决战在即的时候，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为大顺政权的声势所震慑，连忙派迟起龙为使者跟大顺政权联系，提出双方“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意见。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意思是说，咱们大清王朝和大顺政权双方，要协谋同力，一起灭掉大明政权，共同占领中原。这个口信，李自成接到了。这个时候您若是李自成的话，您会做什么想法？
这里，诸位读者朋友们要注意的是，我们知道，最后李自成是失败了。但是，李自成的命运，难道真的天生就应该是失败的吗？经过我的考证，我觉得李自成其实从这一天开始，他有很多次机会，都能够取得胜利。如果他随便抓住了这其中的任何一次机会，天下都绝不会是大清王朝的，都绝对不可能有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先灭掉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再灭掉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最后灭掉南明政权余部的情况发生。
这其中，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派迟起龙为使者跟大顺政权联系，提出双方“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意见，是为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政权最重要的一次机会。面对着爱新觉罗·多尔衮派来的使者迟起龙，李自成当时应该有以下三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积极响应。好，咱们就这样，咱们划定天下，哪块归你爱新觉罗·多尔衮打，哪块归我李自成打。如果这样，中国可能出现南北对峙的局面。这是一种可能。
第二种选择，虚与委蛇。好，咱们说话算话，哪块归你爱新觉罗·多尔衮打，哪块归我李自成打。这么着吧，包括山海关在内的长城沿线以外的地盘归你爱新觉罗·多尔衮占领，包括都城北京在内的明朝华北领土归我李自成拿下。明朝，那阵儿的北京城我们知道，谁还有心打仗？肯定是望风归降。结果呢？我李自成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拿下华北全部领土！然后，我李自成再假装协助你爱新觉罗·多尔衮攻打山海关，看着你爱新觉罗·多尔衮和吴三桂进行最后的决一死战，我李自成看着你爱新觉罗·多尔衮和吴三桂鹬蚌相争，我李自成渔翁得利。那么很有可能出现的局面，当然是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政权统一了全中国。
非常遗憾的是，李自成做出的是第三个选择。他对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派来的使者迟起龙嗤之以鼻：“滚！”没有第二个字，就把来人打发走了。
迟起龙回去面见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爱新觉罗·多尔衮非常生气，马上问范文程怎么办？范文程将大顺政权看成敌人，他认为，明朝灭亡后的形势，就像秦朝灭亡以后中国的形势一样，“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范文程认为应该征讨大顺政权，“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
此时的明朝崇祯皇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但是，袁崇焕的部将吴三桂借鉴了袁崇焕被凌迟处死的教训，在接到崇祯皇帝的诏书率领关宁铁骑驰援北京勤王护驾时，心存顾忌，有意放慢行军速度，不但没能及时赶到京城，反而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结果，先期投降大顺政权的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吴三桂率兵西进，准备拜见李自成！
1644年4月25日（阴历三月十九日）黎明，李自成军攻陷北京，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疯狂杀死、杀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之后，在万岁山（今北京景山）的一棵歪脖儿树上自缢而死。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城。从1368年建立开始至此存在了前后长达276年之久的大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中灭亡了！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景山公园看到一棵歪脖儿树，歪脖儿树下的碑文告诉我们，三百多年前，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就是在这棵树上自缢而死的。其实，这棵歪脖儿树是清朝的人种植的。吊死崇祯的那棵歪脖儿树在崇祯皇帝死了之后，没几年，这树也奇怪，它也死了。后人就在吊死崇祯的那棵歪脖儿树的原址种植了一棵同样的歪脖儿树——树长得直，咱们用人力给它压歪了不就可以了嘛。所以时至今日，景山公园那里还有一棵歪脖儿树，不过已经不是原来的那棵歪脖儿树了。
根据史籍的记载和著名的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的著名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中的考证，我们知道，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进了北京以后，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里，迅速地腐化、堕落下去，最后导致了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历史事实是这样的吗？
郭沫若先生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里面的分析，是有着特定的背景的：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即将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中国共产党也即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迅速夺取全国政权。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郭沫若先生为了善意地提醒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全国政权后，一定要戒骄戒躁，而发表了这篇《甲申三百年祭》。
也就是说，郭沫若先生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本身是一篇政治论说文，与一般意义上的严谨的历史论文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因此，北京师范大学的顾诚教授在他的《南明史》一书里面根据大量的史实的分析考证，得出了关于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失败原因的新的结论。
他认为，现代许多人断言李自成进京后领导集团腐化变质，丧失民心，最终导致失败，这是轻信封建史籍对大顺军诬蔑的结果，与事实完全不符！
且不说不少亲历甲申燕京之变的人士记载大顺军在京期间纪律严明，就以时间而论，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肇建伊始均欣欣向荣，若干年后才壮志消磨，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未听说过有在二十天左右便丧失战斗力的。显然，用腐败和丧失民心是难以解释李自成兵败原因的。
顾诚教授用充分的史料指出，大顺政权所以未能在北京站住脚，绝非领导变质，失去了群众支持。恰恰相反，大顺军政权的失败在于它未完成质变，继续执行打击官绅地主的政策，引起缙绅的强烈不满。加之军事部署严重失误，导致满洲贵族与汉族官绅勾结在一起，构成了对大顺军的压倒性优势。所以“说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因骄致败，是指他们目光浅短，骄傲轻敌，而决不能解释为他们骄奢-yin-逸”。
从某种角度来说，不管李自成和他的部下堕落与否，无论如何，这个天下都将不是李自成的，这个天下都将是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很赞赏顾诚教授的这段考证的。
不管怎么说，处于坐山观虎斗状态的大清王朝已经迎来了百年难遇的大好时机！这对于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来说，绝对是个天赐良机！
那么难道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政权就真的没有可以挽回的机会了吗？其实李自成取胜他还有很多次机会，我们还是从山海关之战前后吴三桂的所作所为谈起。
前面我们讲过，大明王朝已经于1644年4月25日灭亡——其标志是北京被农民军占领。大顺政权的领袖李自成为了招降吴三桂，给了他很多好处；同时，吴三桂的父亲和吴三桂的全家人都在李自成的掌控之下！而前面曾经多次招降吴三桂的大清王朝此时却没有了响动！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刻，吴三桂会做怎样的打算呢？
对吴三桂来说，在这个进退维谷的困难时刻，他应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他的父亲从北京发来的信。信中称：
“汝以皇恩特简耑阃，非真累战功历年岁也，不过为强敌在前，非有异恩激劝不足诱致英士。此管子所以行素赏之令，而汉高（祖）一见韩（信）、彭（越）而予重任也。今尔徒饰军容，巽懦观望，使李兵长驱深入，既无批亢捣虚之谋，复无形格势禁之力，事机已失，天命难回，吾君已矣，尔父须臾。呜呼！识时事者可以知变计矣。昔徐元直弃汉归魏，不为不忠；子胥违楚适吴，不为不孝。然以二者揆之，为子胥难，为元直易。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赏，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骄愤，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形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僇辱，身名俱丧，臣子均失，不亦大可痛哉！语云：知子莫若父。吾不能为赵奢耳，尔殆有疑（赵）括也。”《流寇志》卷十一，《国榷》卷一百，《明季北略》卷二十等均载此信全文，字句略有出入。此据《国榷》之文照录。
是啊，大势已失，天命难回，国家已亡，家族仍在。父母家小还有那日夜思念的陈圆圆都在李自成的手里，为了父母的牺牲和自己的名誉，情有可原，顺理成章。在大明他是平西伯，到了大顺他就是归命侯。寇贼杀了皇帝，寇贼就成了皇帝。从行脚僧起家的朱元璋可以做明太祖，那么同样用血汗挣得天下的李自成为什么不能顺天应命抚驭万民呢？
现在，吴三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抛弃一直虚掩在身上的“忠臣”的外壳，不过里面还有一张孝子的面具，可以用来抵御社会正统价值评判系统的正面杀伤。在命运的逼迫下，吴三桂的生命欲望就像一只见不得光的软体动物，急匆匆地从一只外壳迁入另一只外壳。
彭孙贻的《流寇志》里面做了如下的记载：
“有客平西（平西，指平西王吴三桂）幕者云，世传吴襄作书招平西，平西告绝于父，起兵勤王，非也。都城既陷，三桂屯山海，自成遣使招三桂。三桂秘之，大集将士。告之曰：‘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恩，宜以死报国，然非借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若之何？’将士皆默然。三问不敢应。三桂曰：‘闯王势大，唐通、姜瓖皆降，我孤军不能自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诸将同声应曰：‘今日死生唯将军命。’三桂乃报使于自成，卷甲入朝。”
由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吴三桂在开始的时候是打算以死报国的，但是他的属下经过他的三次问讯，结果全军将士“三问不敢应”！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吴三桂已经不能领导他的军队——他失去了对于他的军队的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提出，投降是大势所趋！咱们是否也走投降这条路呢？结果，全军将士同声回答说“今日死生唯将军命”！吴三桂于是决定归顺大顺政权！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吴三桂对于是否归顺大顺政权，是曾经存在过犹豫心理的！但是，他从全军将士的由“三问不敢应”到“今日死生唯将军命”的情绪变化中，最终确定了归顺大顺政权的决定！并且立即付诸实施！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为什么宁可归顺大顺政权也不归顺大清王朝呢？
其实，在他的心里面，应该是一直有以下两种想法：
第一，“华夷之辩”。
我们说，吴三桂长期以来，一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一直把汉族人以外的一切少数民族都看成“夷蛮戎狄”，一直是低等民族！“夷蛮戎狄”这类低等民族是没有资格统一中国的！
因此，他一直认为，可以归顺大顺政权，也绝不可以投降满洲人的所谓的“大清王朝”！因为，在他的心中，满洲人应该是“夷蛮戎狄”，是低等民族！他们是绝对不应该统一中国的！换句话说，中国，绝对不应该由他们来统一！李自成，好歹也是汉人——这是吴三桂的想法——其实，我们知道，李自成实际上是党项羌人的后裔——也不是汉人！
第二，形势所迫。
此前的N多年，吴三桂一直站在大明王朝与大清王朝对峙的最前线！现在，大明王朝完蛋了！在他的前面，有他一直的死对头大清王朝；在他的后面，有他所不了解但是迅速占领了中国大部分领土、现在正在极力招降他的大顺政权！
更何况，大顺政权还决定，赏辽兵白银4万两，赏吴三桂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千缎，现在这些东西正在送往山海关前线的路上！
不仅如此，大顺政权还封吴三桂为侯呢！
由上所述，他怎么能够在这个时候突然做出投降自己一直的敌人的决定呢！
因此，现在的吴三桂，他宁可归顺大顺政权也不归顺大清王朝！
吴三桂既然决定了投降，剩下的就是他的具体行动了！
1644年4月29日（阴历三月二十三日），吴三桂正式决定归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且亲自率部进京朝见新的主人。1644年5月3日（阴历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的军队抵达永平（今河北卢龙县）西沙河驿站。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吴三桂却突然之间，又背叛了李自成！不久之后，又正式投降了大清朝！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
关于吴三桂背叛大顺政权的始末，一般而言，我们都相信《庭闻录》和《小腆纪年附考》里面的记载是真实的：
在西沙河驿站，吴三桂相继见到了逃出京的家人以及父亲派出的亲信傅海山，他们向吴三桂叙说了吴襄以及吴三桂爱妾的情况。当开始听到父亲吴襄被捕时，吴三桂并不在意，以为这是李自成为迫其投降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他一投降，父亲必被释放。当听到父亲被拷打将死，交了5000两银子还不顶用时，吴三桂的头发便不禁地竖了起来。及至听到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抢走时，吴三桂十分愤怒，他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见人耶？”他马上下令，停止前进，掉头返回山海关，并一反常态，纵兵掠夺，直接率兵杀回山海关。
这就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冲冠一怒为红颜”了。
问题在于，陈圆圆作为一个当红歌妓，她与吴三桂到底能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呢？难道促成吴三桂降而复叛大顺政权的原因真的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吗？
这就需要我们来分析一下，《庭闻录》和《小腆纪年附考》里面的记载到底是真是假！这就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的考证！
第一，有关“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史料出处。
我们知道，《庭闻录》和中华书局1957年版的徐鼒的《小腆纪年附考》这类著作出自清朝中晚期甚至更晚！这些著作出现的时间太晚了！他们出现的时间已经离吴三桂的降而复叛大顺政权、投降大清王朝八九十年了！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比《庭闻录》和《小腆纪年附考》更早一些的著作，在这些著作里面也同样记载着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史实的呢？
第二，更早一些的史料记载似乎否定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说法。
更早一些的记载着吴三桂的书籍有很多！但是，这些书籍里面都没有关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史实的记载！
其中涉及吴三桂和陈圆圆关系的书籍主要是《明季北略》一书。《明季北略》这本书成于清康熙十年（1670年），此时吴三桂尚未叛清！在这本书中记载着下面的话：
“自成入京，刘宗敏系吴襄，索沅（沅，指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三桂闻之，益募兵七千。三月二十七日，将自成守边兵二万尽行砍杀，止余三十二人，贼将负重伤逃归，三桂遂居山海关。”
这本书中，说的是刘宗敏没得到陈圆圆，对吴襄严刑拷打，是吴三桂与李自成反目的原因。
也就是说，按照《明季北略》一书的说法，“冲冠一怒为红颜”是假的！真实的情况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严刑拷打！
这里，我们就涉及了一个问题，促成吴三桂降而复叛大顺政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就仅仅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严刑拷打这么简单吗？
支持促成吴三桂降而复叛大顺政权的原因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严刑拷打这一论点的论据还有很多！
如《流寇志》的记载：“（吴三桂）至永平，遇父襄苍头与一姬连骑东奔，惊问之，而襄姬与苍头通，乘乱窃而逃，诡对三桂曰：‘老将军被收，一门皆为虏，独与姬得脱，东归报将军，将军速为计。’三桂乃翻然走山海，拥兵自守，使人乞师，共击贼也。”
又如中华书局1959年版的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的记载：“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拷打要银，止凑银五千两，已交入。吴襄打发旗鼓傅海山，将京中一应大事，一一诉禀，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竖，言君父之仇，必以死报。”
富有戏剧性的是，几乎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问的同时，李自成也注意到了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接来到吴三桂的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5月5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引诱自己进驻北京后再行消灭！
吴三桂长期守卫边关，和大顺政权没有什么接触！他既然要决定投降大顺政权，就肯定要派人进北京了解情况！了解的结果居然是大批官员被拷掠追赃，连自己的父亲也被拷打到快要死了的地步，证明投靠大顺政权根本不可能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前往北京城无疑是自投罗网。吴三桂和许多部下在关外都是有很多财产的大地主，现在他们的主帅吴三桂连自己的父亲性命和家产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护他们在关外的土地财产了，所以吴三桂振臂一呼，群起响应！
因此，我们说，促成吴三桂降而复叛大顺政权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大顺政权的革命措施触犯了吴三桂等地主阶级的利益！
1644年5月3日（阴历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在永平（今河北卢龙县）西沙河驿站决定，迅速杀回山海关！5月9日（阴历四月初四），他的军队就从大顺军队的手中夺回了山海关！大顺政权的军队被杀得仅剩八骑逃还北京。
而这个时候吴三桂的兵力实际已达5万人之多，对外宣称15万。他在演武场阅兵誓师，将李自成的使节李甲斩首，陈乙割两耳后放回！同时，他还亲自给父亲吴襄写了回信，表明与李自成彻底决裂！在给他父亲的信中，他说道：“不肖男三桂泣血百拜，上父亲大人膝下：儿以父荫，熟闻义训，得待罪戎行，日夜励志，冀得一当以酬圣眷。属边警方急，宁远巨镇为国门户，沦陷几尽。儿方力图恢复，以为李贼猖獗，不久便当扑灭，恐往复道路，两失事机，故暂羁时日。不意我国无人，望风而靡。吾父督理御营，势非小弱，巍巍百雉，何致一二日内便已失坠？使儿卷甲赴关，事己后期，可悲可恨！侧闻圣主晏驾，臣民戮辱，不胜眦裂！犹忆吾父素负忠义，大势虽去，犹当奋椎一击，誓不俱生。不则刎颈阙下，以殉国难，使儿素绱号恸，仗甲复仇；不济则以死继之，岂非忠孝媲美乎！何乃隐忍偷生，甘心非义，既无孝宽御寇之才，复愧平原骂贼之勇。夫元直荏苒，为母罪人；王陵、赵苞二公，并著英烈。我父唶宿将，矫矫王臣，反愧巾帼女-子。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之旁以诱三桂不顾也。男三桂再百拜。”
吴三桂的这封信，明里是针对父亲，实则也是针对大顺政权而写的。他直斥父亲隐忍偷生投降，对他训以非义，断然表示拒绝，并宣布自写信之日即与父亲断绝关系，即使李自成将父亲置于油锅或菜板之上，他也毫不动心，义无反顾。这封信不仅与父诀别，而且也是同农民军的彻底决裂。当然，这封信也有变相保护自己的父亲的意思。
吴三桂斩杀李自成使臣，与父诀别，从而彻底断绝了同农民军的讨价还价，公开宣布“讨贼”，向各处散发告示，写道：
“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地方总兵官平西伯吴示：为复大仇，歼大寇，以奠神京，以安黎庶事。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剧寇披昌，往代未有，凡属臣僚士庶，能不碎首殒心！今义兵不日来京，尔绅衿百姓，须各穿缟素，协力会剿，所过地方，俱接应粮草，务期罄捣巢-穴-，纤介无遗。庶使克复神京，奠安宗社，乾坤再整，日月重光。特示。”
与此同时，吴三桂还下令收拢关外各地汉民速转移到山海关内各州县驻扎，准备抵抗大顺军队。问题在于：此时此刻，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到底会如何应对中原这种瞬息万变的变局呢？
口号一致好合作
还是在1644年5月9日（阴历四月初四）这一天，李自成攻占了北京的消息刚刚传到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刚刚传到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耳朵里。爱新觉罗·多尔衮闻听之后，马上把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请来商议对策。范文程分析了大顺政权必然会失败的三大因素：
“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yin-人妇，火人庐，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
他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顺军队虽然号称拥有百万之众，似乎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了。但是我认为，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必然会灭亡，导致他们灭亡的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迫使明朝的崇祯皇帝自杀身亡，导致老天爷发怒；第二，刑讯拷打明朝的官员，强行掠劫官员家的财产，导致官员和知识分子愤怒；第三，抢劫普通人家的财产，--奸--yin-人家的妇女，放火烧毁人家的房子，导致老百姓愤恨。有了以上三个导致失败的原因，再加上骄兵必败，我们可一次战斗就将其攻破。
据此，范文程主张火速入关，直取北京。范文程还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范文程提出了两项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止嗜杀，安百姓。”
范文程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范文程的意思是说，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尤其要注意安抚百姓和明朝宗室。
这个时候，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很愉快地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立即决定：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缙绅、儒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为了改变八旗兵惯于抄掠的军风，爱新觉罗·多尔衮给每个士兵发了两个月的粮饷。与此同时，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听了范文程这一席话后决定立刻起程。下令“勿杀无辜，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
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于5月14日（阴历四月初九）领大将军印，带领爱新觉罗·多铎、爱新觉罗·阿济格等一批猛将，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奔向山海关，参加逐鹿中原的战斗！
与此同时，范文程到军营起草晓谕明朝吏民文告，写上他的姓名并注明他的官阶。文告把清军进入关内夺取全国政权说成是“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为闯贼”，意思是说，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的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范文程一再表明“师行以律，必不害汝”，要他们见清军时能安下心来并给予支持，共同对付农民军。下面就是要吏民归附的话：“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时候的李自成，下一步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呢？
1644年5月11日（阴历四月初六），李自成知道了他的使节被处死的消息。14日（阴历四月初九），李自成又看到了吴三桂写给他的父亲吴襄的信。此时此刻的李自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非常震怒的李自成责备刘宗敏误事误国，李自成甚至亲自将吴襄释放出狱，并设宴招待，以示笼络。
但一切都太晚了。李自成也知道，只有自己领兵讨伐吴三桂这一条路了！
5月18日（阴历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马步兵10万，带领刘宗敏、李过等一班大将，亲领精兵7000人，出正阳门，向山海关进发。他将崇祯帝的3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带在军中，盼望吴三桂还眷恋故主之情；他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押在军中，希望吴三桂还顾虑父子之念。
山海关距北京仅350公里，农民军却按常规走了9天！李自成一边亲率大军来征讨，一边却仍对吴三桂抱有幻想，希望吴三桂不战而降，他在行军路上几次写信向吴三桂劝降。吴三桂为了迷惑李自成，派了手下6个将领前往大顺军诈降。李自成虽对六将心存戒备，但仍对吴三桂有侥幸心理。
5月26日（阴历四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军抵达山海关。吴三桂知道自己打不过李自成，他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既然已经与大顺政权决裂，就必须要考虑后路问题。他非常清楚，就凭自己手上的5万人马，绝对不是大顺政权的对手！
但是，这个时候的吴三桂知道，他不能做出降清的抉择！您想啊，投降他与之交战了十数年的清廷，与他作为明朝忠臣的初衷相违；投降异族也与他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啊！您想啊，谁愿意背上千古骂名呢？
因此，此时的吴三桂决定，与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借兵！吴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给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请兵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
我们要注意的是，吴三桂写给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信，实际上是一封向大清王朝“借兵”的信，而绝对不是向大清王朝投降的信。为什么呢？
第一，写信的名义。吴三桂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以图明朝“中兴”，恢复其统治。无意降清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第二，双方的称谓。吴三桂称清为“北朝”，与“我朝”“中国”相对应。泾渭分明，即使明朝已亡国，他仍属明朝，与清无涉，这又明确自己的立场不容混淆。
第三，清军进兵路线。一从“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口等处；一从“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入口。这两条路线是清兵经年屡次入口征明的旧路，吴三桂却牢牢地控制着“东协”即山海关与界岭口等重要关隘。从山海关至京师便捷，独当正面进兵。从西协、中协走，已属侧翼，要绕路，误时日。显然，吴三桂自为主，而把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从吴三桂的这个安排，也看不出他与清为一家之意。另外，从这个安排来看，他还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坐山观虎斗的意思。实际上他想通过自己的安排达到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火并，以此恢复大明江山的意思。
第四，酬劳。吴三桂郑重声明，“我朝”报答清兵“兴亡继绝”的扶助之功，不只给财物，还将“裂地”，即割让领土酬谢。吴三桂俨然以明朝的代言人许以优厚的条件，此与降清毫无共同之处。而一旦出现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火并的局面，还哪里有什么酬劳啊！因此，这个所谓的“酬劳”实际上是假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说，吴三桂已经降清！
但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何许人也，他哪能那么容易就会上当而答应吴三桂的请求呢？
5月19日（阴历四月十四日），进军途中的爱新觉罗·多尔衮接到了吴三桂的信！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未敢轻易相信吴三桂，他决定：第一，派人到山海关探看虚实；第二，改变行军路线，以一日一夜行100公里的速度直趋山海关；第三，调取攻城用的红衣大炮，发往山海关；第四，给吴三桂复信！
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给吴三桂的信中说，“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唯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指三桂）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敌，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
在这封信中，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撇开了吴三桂所提的具体条件而不论，而是向吴三桂昭示了大清王朝出兵之本意，打出了“期必灭贼，出民水火”的旗号，从而与吴三桂提出的为君父“报仇”、与“流贼”不共戴天的呼吁取得了完全一致。但爱新觉罗·多尔衮这封信的主旨，还是最后几句话，也就是劝吴三桂“来归”（投降），以裂土封王的最高奖赏诱其动心。
看来，吴三桂的“借兵”想法没能实现。他下一步将会做何打算呢？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心里面肯定特别不是滋味：前面是前来剿灭自己的大顺政权的20万军队，后面是自己已经与之战斗十多年的十数万八旗精兵。
自己已经与李自成决裂，而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又没有答应“借兵”的要求，反而提出了“来归”，也就是投降的条件。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首先传檄李自成曰：“闯贼李自成以么魔小丑，荡秽神京。日色无光，妖氛吐焰。杀我帝后，刑我缙绅，辱我士民，掠我财物。列祖列宗之怨恫，天寿凄风；元勋懿戚之诛，鬼门泣血……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诚志所孚，顺能克逆；义兵所向，一以当十。”
然后，他又给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到，“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民安，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吴三桂已经有了“来归”——也就是投降的想法，证据是：一是“三桂承王谕”；二是“何事不成哉”。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吴三桂还在闪烁其词，自始至终没有明确说明他要“来归”！
就在这个时候，5月26日（阴历四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军抵达山海关！
李自成不见投降的吴三桂，迎接他的是全副武装的辽兵。李自成马上识破了六将诈降的诡计，将六人杀掉（其中一人跑掉），然后最后一次派使者劝降，遭到吴三桂拒绝后，便布置攻关。双方当天在关外石河西（今山海关燕塞-湖一带）爆发了一场激战。农民军英勇冲击，几次攻入关内，辽兵凶悍善战，几次击败农民军的进攻，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晚，吴三桂将队伍撤回关城。
当晚，吴三桂彻夜未眠，他已感到形势的严峻和紧迫，他派佘一元等5名士绅再去见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爱新觉罗·多尔衮虽率军到达了离山海关7.5公里的欢喜岭，但因为他对吴三桂、李自成都产生了疑虑，故停驻不进。爱新觉罗·多尔衮安慰了众士绅，并派亲信范文程与五名士绅一同回见吴三桂。吴三桂已顾不得再摆什么架子，他马上飞马去面见多尔衮。
见到爱新觉罗·多尔衮之后，吴三桂提出了酬谢清朝的条件，“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
也就是说，吴三桂提出了酬谢清朝的条件如下：一是寻找到崇祯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权；二是双方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大明，两国通好，互不侵犯；三是请清兵入北京，不得侵犯明历朝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
这个时候，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喜出望外，他这时才相信吴三桂是真心投清，他与洪承畴一起见吴三桂，他哈哈大笑，说：“天下在掌中矣！”一句话，表明他深知吴三桂的重要，也反映出他夺取天下的远大志向，他不愧为清朝一统中国的核心人物。
爱新觉罗·多尔衮提出大顺政权的军队与吴三桂的军队装束甲仗相似，无法辨认，恐致误伤，令三桂与其将士剃发以相区别。
吴三桂马上与爱新觉罗·多尔衮歃血订盟、折箭为誓，亲自剃发，以示永不反悔。爱新觉罗·多尔衮让吴三桂军肩系白布，以防混战中误伤。接着，吴三桂返城，令开城门。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英王爱新觉罗·阿济格、豫王爱新觉罗·多铎分三路共五万余骑兵浩浩荡荡开进了山海关。当清军入关之时，吴三桂率本部五万多人马出关杀奔石河西战场。
李自成已经在石河西岸红瓦店一带进行决战的战场，投入了所有兵力。经过21日的战斗，他已经感觉到辽兵是他所遇到的明兵中最强悍的，他原来想的是攻下山海关再登基，现在已成了问题，这一战的结果已很难预料。吴三桂亲自出马，手下大将吴国贵等身先士卒，吴军来势迅猛。农民军也不示弱，前仆后继，李自成亲自指挥。战至中午，吴军已有些支持不住，即将败阵。爱新觉罗·多尔衮看机会已到，下令出击，数万清军骑兵，以正白旗骑兵为先锋如离弦之箭冲入战阵。这支主力军以逸待劳，势如破竹，特别是清军善于骑射，势不可当。李自成发现后，急忙退走，刘宗敏已受了伤，一见满洲兵到，马上败逃，清军、吴军联兵追杀20公里，大顺军大体被歼，大将阵亡15人。
这是一场历史命运的决战。决战的结果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决战的胜利奠定了清朝的200年基业；决战的失败决定了大顺政权的结束；吴三桂也从决战中达到了他个人的目的，封侯称藩、荣华富贵。
5月28日（阴历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大战以大顺政权和吴三桂两败俱伤、清朝坐收渔人之利而告结束！从此以后，吴三桂就归顺了大清王朝，为消灭南明和镇压农民军东征西讨！
与此同时，战败后的李自成当晚退到永平，并派原明降官张若骐与吴三桂议和，李自成答应交出明太子和两王，吴三桂则保证让李自成平安返回北京。
但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在取得山海关大捷的胜利以后，是不可能放弃追击农民军的。故而，此时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一方面以顺治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令吴军将士全都剃发，表示完全归顺；另一方面命吴三桂为先锋，调马步军一万给吴三桂，让他于5月28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领兵出发，迅速长途奔袭北京城，追击李自成。
李自成恨吴三桂不遵守协议，便在永平城西10公里的范家庄，将吴三桂之父吴襄斩首，用竹竿挑着首级示众。吴三桂投降清朝，最先受报复的便是他的父亲。
李自成匆匆逃回北京，即位皇帝，在清、吴联军兵临城下之际，他决定离开北京，并将宫殿付之一炬。他对吴三桂的叛变恨之入骨，于6月1日（阴历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将吴三桂的继母祖氏、弟弟、妹妹及其族人34口一并处死。6月4日（阴历四月三十日），李自成率军撤出了北京城，他来去匆匆，在这座古老的帝京只做了41天的主人，正式当皇帝才两天。因为他本人的素质，再加上缺少优秀的参谋人员，以及政策的失误，这位曾经推翻大明王朝、叱咤风云的人物马上便失去了以前的光彩，也失去了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政策失误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对吴三桂这支力量的失控，这个历史的教训是多么沉重啊！
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不准先到北京的吴军进城，而是命令吴三桂追击农民军。吴三桂虽说心中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这时，他在焦急地找寻陈圆圆的下落。李自成军经涿州至保定，再至定州，一路丢弃了大量财物、妇女，希望减缓清、吴军追击的速度，但吴三桂丝毫不为所动，不准兵士拾取，尾随李自成军紧追不舍。定州一战，大顺军重要将领台大成阵亡，左光先受伤，农民军已成惊弓之鸟，不堪一击。
定州败后，李自成收集残部于真定（今河北正定）与吴军决战，死伤万余人，李自成中箭受伤。随后农民军出固关，退入山西境内。李自成设置兵力固守山西，自己过太原，回到西安，准备东山再起。
吴三桂与清军追至固关城下，此时不仅是士兵，甚至连马匹也十分疲乏，因此不愿再战，就班师回京了。爱新觉罗·多尔衮虽对吴军厚加赏赐，但对吴三桂想封藩齐鲁一事，却不加理会，他需要吴三桂为其继续消灭农民军冲锋陷阵。
6月8日（阴历五月初二），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率领清军，从朝阳门进北京城，然后进紫禁城，临武英殿御政。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爱新觉罗·多尔衮御政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定都的问题。爱新觉罗·多尔衮建议迁都北京，但英亲王爱新觉罗·阿济格表示反对：“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爱新觉罗·多尔衮以太宗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遗言回答了其胞兄：“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
年方6岁的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自然而然地采纳了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迁都北京的意见。于是乎，1644年10月30日（阴历十月初一），顺治皇帝因皇极殿（今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便在皇极门（今太和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定鼎燕京”。
祖、父28年奋争未能实现迁鼎燕京，6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却实现了。他在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奄有区夏”。所以，爱新觉罗·福临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庙号仅仅是个“太宗”而已。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甚至令人来不及思索；这一切又来得太轻易了，让人不能不怀疑这是“天福降临”。
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没有让兵马停下。1644年阴历十月十九日，他令英亲王爱新觉罗·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军经山西入陕，征讨大顺军，吴三桂、尚可喜随征。十月二十五日，他又令豫亲王爱新觉罗·多铎统军征讨江南，孔有德、耿仲明随征。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失败后，爱新觉罗·多尔衮又移师东南和西南，征讨残明政权和与农民军结合的残明抗清力量。
入关后的爱新觉罗·多尔衮还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完成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任务呢？大清王朝在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领导之下，能够完成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任务吗？
此时此刻，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多么盼望他所领导的这个大清王朝，这个少数民族的政权，能够在他的领导之下，由他来率领八旗兵，迅速地灭掉大明政权的余部南明政权，还有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政权——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做梦都想完成这些任务。
因为此时此刻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知道，只要他完成了这些任务，不但大清王朝的江山是属于他的，而且中国的一统万里江山都是属于他的。到那个时候，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还愁自己当不上皇帝吗？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还愁自己的子孙当不上皇帝吗？
但是，让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没有想到的是，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他都没有能够使得中国达到统一，他自己既没当上皇帝，也没有能够完成统一的任务，没有让少数民族政权——清朝政权，在他的领导之下统一中国。
在我看来，这也是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人生五次重大失败经历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失败。
当然，有的读者朋友们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可能不太同意我的上述结论。在有些人看来，任何一个政权，尤其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要想完成中国的重新统一都应该是非常困难的，都至少应该通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一十分艰巨的任务！正是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没有能够完成这一统一进程、没有能够看到中国最终统一在满洲人建立的大清王朝手里、没有能够看到中国最终统一在他的手上，这只能是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生的一个重大“遗憾”而已！而不应该看作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生的一个重大失败！历史难道真的就是一个“遗憾”这么简单吗？
不！远远不是“遗憾”这么简单！
我要说，不管是我说的重大“失败”也好，您说的重大“遗憾”也罢，我们的这个结论都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应该有严谨的史实作为支撑我们这个历史结论的证据！
历史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要想论证“爱新觉罗·多尔衮没有能够完成统一中国大业是否是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失败”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些。我们必须进行科学严谨的论证。也就是说，您必须允许我把话扯得长远一些。我要从中国历史的两个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强盛王朝从建立（或者是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到最终完成统一所需要的时间。
在这里，我们从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说起。秦朝：秦国建立于春秋初年，到了秦王嬴政在位时期，他于前230年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到前221年灭掉东方六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齐国完成统一，历时9年的时间；我们称前221年以后的秦国为秦朝！
西汉：西汉的建立者是秦末农民战争的领导人之一的刘邦！他于前207年占领秦朝的都城咸阳之后，于前206年建立西汉，到前202年灭掉了实力大大强于他的项羽建立的西楚完成统一，历时4年的时间。
东汉：东汉的建立者是西汉的皇族刘秀。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建立新朝，结果又先后引发了绿林、赤眉起义。25年西汉的皇族刘秀重新建立汉朝，历史上称为东汉！东汉平定最后两个割据势力公孙述、卢芳的时间是36年，也就是说东汉用了11年的时间完成了统一。
隋朝：隋朝的建立者是北周的外戚杨坚！杨坚于581年建立隋朝，589年灭掉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完成统一，历时8年的时间。
唐朝：唐朝的建立者是隋朝的大将李渊，618年建立！628年，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在位时期，灭掉了依靠突厥贵族割据朔方的梁师都完成统一，历时10年的时间。
北宋：北宋的建立者是后周的大将赵匡胤，960年建立！979年，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在位时期，在北汉的降将杨业的协助之下，赵光义灭掉了割据山西的北汉政权——这就是杨家将故事的由来——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历时19年的时间。
明朝：明朝的建立者是元末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朱元璋，1368年建立！1387年，朱元璋击败了割据东北的纳哈出完成统一，历时19年的时间。
从我刚才提供的这些数字来看，上述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权完成统一的时间从4年到19年不等。一般不会超过20年。
这是我关于这个第一方面考证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权从建立（或者是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到最终完成统一所需要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20年！也就是说，只要超过了20年，就最起码应该算作不太成功的政权！
就是说，这样的政权在他们的进兵过程中就应该有很多的教训可以供我们总结！
第二方面，中国历史上曾经统治过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从他们发动对中原王朝的战争到灭掉中原王朝，或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的统治的时间长短情况。
我这里的中原地区至少应该包括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占领过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很多，远的如氐族人建立的前秦政权，鲜卑族人建立的北魏政权；近的如满洲人的前身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蒙古族人建立的蒙古和元政权，满洲人建立的大清政权，等等。
前秦政权是氐族人苻健建立的。这个政权建立于352年，到了苻健的侄子苻坚即位后，以汉族士人王猛为宰相，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很快就先后消灭了割据一方的鲜卑族人建立的前燕政权、汉族人建立的前凉政权和鲜卑族人建立的代政权，于376年统一了中原地区。这前后共计是24年。这也是中原地区第一次统一在一个少数民族手里！
北魏政权是由鲜卑族人拓跋珪于386年建立的。拓跋珪于409年死后，明元帝即位，北魏开始了统一中原地区的进程。从明元帝到太武帝的不足30年的时间里，鲜卑族军队攻占了刘宋的青州、兖州，灭掉了匈奴族人建立的夏政权、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建立的北燕政权、匈奴族人建立的北凉政权，于439年，统一了中原地区。这前后共计不足30年。
满洲人的前身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1114年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1115年建立金政权，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灭北宋。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从崛起到完成了对中原的占领前后共计用了13年的时间！
关于蒙古政权从自身建立到征服欧亚两大洲三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元政权统一中国，我们分为两个部分加以介绍：
我们先看前者：蒙古政权建立于1206年，到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拥有三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世界最大政权，这中间历时21年时间！
我们再看后者：蒙古政权在1252年灭掉了当时存在于中国云南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大理。大理政权的国王姓段，就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他们家——还别说，大理政权的历史上还真的有段誉这个人。话说蒙古政权在1252年灭掉了大理后，就完成了对于南宋的包围，就开始了消灭南宋、完成中国最终统一的最后一战。1252年这一年，蒙古政权派忽必烈攻打南宋在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襄阳，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反映的就是这一年前后的事情！从1252年蒙古政权攻打襄阳开始，到1276年南宋灭亡，再到1279年南宋丞相陆秀夫背负南宋末代皇帝蹈海自杀、元朝最终完成统一为止，前后共计27年的时间！
从刚才这些数字来看，上述这些中国历史上曾经统治过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从他们发动对中原王朝的战争到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的统治的时间一般在20年左右，一般不会超过30年！
这是我关于这个第二方面考证得出的结论！这些中国历史上曾经统治过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从他们发动对中原王朝的战争到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30年！也就是说，只要超过30年，就最起码应该算作不太成功的政权！
就是说，这样的政权在他们的进兵过程中就应该有很多的教训可以供我们总结！
我们下面再来看看爱新觉罗·多尔衮时代的清朝政权进攻中原地区的情况！
1616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我们从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正式与明朝对立开始，中间经历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儿子爱新觉罗·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直到爱新觉罗·福临的儿子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于1662年平定南明永历政权为止，前后用了44年才完成了中国的最终统一！这还不算后来的平三藩、定台湾、克西北等诸多事项！您看，时间是不是太长了点了？有的读者朋友会想了：“那也不能把账都算在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一个人身上啊！”
您的这句话我虽然同意，但是我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政权还远远没有具备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的主客观条件！
从主观方面来讲，后金政权刚刚建立不久，自己的后方刚刚完成统一，还需要一段时间巩固自己，只能在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称雄！
从客观方面来讲，明末农民战争还没有爆发，大明王朝还完全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后金政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还是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因此，这个时期，还不是大清政权完成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的统治的最佳时机！
第二，爱新觉罗·皇太极时代的大清政权正处在积聚力量，为完成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做好最后准备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明末农民战争刚刚达到高潮，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与大明王朝正在做最后的决战！作为大清政权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坐山观虎斗，以便达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目的，用最小的损失换来最大的成果！
因此，这个时期，也不是大清政权完成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的统治的最佳时机！
第三，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所处的时代，则是大清政权百年难遇的完成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的最佳时机！但是可惜的是，这个最佳时机，因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错误政策给错过了！
错误往往产生于转瞬之间
我们还是先从入关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十四大正确决策谈起。
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深深地知道，打江山容易，保江山难！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道理！
也正是因为如此，爱新觉罗·多尔衮在率领清军入关后，迅速利用其摄政王的职权，按照范文程的意见，完成了管理国家、巩固政权的一系列基础工程。
这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他的下列十四大正确决策。这下列十四大正确决策可以分为对全国、对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对汉族各个阶层和各个行业的百姓三个方面。
对于全国的统治，爱新觉罗·多尔衮采取了下列三项正确决策。
第一，颁布法律。
爱新觉罗·多尔衮于1644年开始以《大明律》为蓝本，参考后金满制，于顺治三年制定了《大清律集解附例》。使清朝有了第一部全国遵守的成文基本大法。律是基本大法，436条；例是辅助法，824条；律文7篇。此法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续修，更名为《大清律例》，俗称《大清律》。律文相对保持稳定，而附例即条例不断续增，由原来的824条到同治时已增至1892条。
第二，设立职官。
爱新觉罗·多尔衮效法明制，设立职官，并根据清朝自身特点做了必要的改革，使国家机器得以顺利运行。
在政治体制上，爱新觉罗·多尔衮接受了明朝的现成制度：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到1648年，爱新觉罗·多尔衮在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但汉尚书的地位要低于满尚书。
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
第三，整顿吏治。
1647年，爱新觉罗·多尔衮确定了官吏的“四格六法”的考绩办法。
关于“四格六法”，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四格六法”！我们要注意正确区分：
其一，是中国历史上东晋南朝时期谢赫关于绘画的理论“四格六法”。“所谓四格，乃画之神、妙、能、逸。神者，乃形神兼备，立意妙合；妙者，乃得心应手，笔墨精妙；能者，乃画物功能，生动表现；逸者，乃不拘规矩，意趣出常。”“所谓六法，其一为气韵生动，求内在之气质，本体之精神；共二为骨法用笔，求用笔之功力，出墨之风骨；其三为应物象形，求形象之生动，客观之规律；其四为随美赋彩，求色彩之内涵，墨迹之精神；其五为经营位置，求构图之精妙，透视之稀密；其六为传移模写，求笔法之精略，柔眼之自然。”
其二，是清朝初年的官吏的考核办法“四格六法”。四格是从守（廉、平、贪）、政（勤、平、怠）、才（长、平、短）、年（青、中、老）四个方面对官员做出评价；六法是从“不谨、罢（Pí，通“疲”）软无为、浮躁、才力不足、年老、有疾”六个方面处理不称职的官员，具体做法是不谨、罢软无为者革职，浮躁、才力不足者降调，年老、有疾者退休。考核优异者可以得到引见、升官、晋级、赏赐、封赠等奖励，考核差劣者则给予罚俸、降级留任、革职等处分。
对于吏治，可以说爱新觉罗·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爱新觉罗·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此外，爱新觉罗·多尔衮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1650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816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
对于汉族官吏和知识分子，爱新觉罗·多尔衮采取了下列五项正确决策：
第四，为崇祯皇帝发丧。
清军统帅爱新觉罗·多尔衮对仍然拥护明朝的地方官僚强调：“夫国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也。”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爱新觉罗·多尔衮接受吴三桂投降时，特别强调此次“兵以义动”，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此后，多尔衮又通过为明朝的崇祯皇帝发丧，吸纳了一批明宗室投降人员。
这项措施的实行，成功地达到了分化汉族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目的，导致大量与农民阶级有着深仇大恨的地主阶级纷纷投降清朝！
第五，吸收明朝官员为清朝效劳。
清廷入关后需要大批政府官员。当时唯一快速有效的途径是吸收明朝官员。
清军进京后，爱新觉罗·多尔衮立即下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实际上是一揽子包下了在京明官，概不追究他们“从逆”大顺的“政治问题”。如爱新觉罗·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372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149名，这些都得到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批准。爱新觉罗·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由于政策得体，所以清兵颇得汉人的协助，此后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
第六，恢复科举考试制度。
除整顿旧官之外，爱新觉罗·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爱新觉罗·多尔衮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清军入关后，范文程上疏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爱新觉罗·多尔衮接受了他的意见。1644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1645年就在实际上恢复了科举考试。在1646年到1649年的3次会试中，共取进士1100人。首科之中，出了4位大学士、8位尚书、15位侍郎、3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6位高官。
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这一举措有助于吸纳汉族知识分子，有助于巩固政权。
第七，创建绿营。
绿营兵是清军入关后，爱新觉罗·多尔衮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
当时，爱新觉罗·多尔衮注意到了下面两个方面的史实。
第一方面：八旗兵力太少，不足以控制全国。
当时的八旗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和打胜八旗4个部分。这4个部分除了满洲八旗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的父亲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的之外，其他3个部分24旗均为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爱新觉罗·皇太极时期建立的。这4个部分的八旗共32旗的兵力总共只有约20万人。其中守卫京师的京营和守卫其他地方驻防两部分各占一半左右。京营旗兵驻京城四周，保卫皇宫和京师，主力是骁骑营、步军营和护军营。驻防八旗分驻各省要冲地点。
第二方面：各地还存在着大量投降清朝的明朝军队，共计60万人左右。
对于这60万汉族投降的兵力，爱新觉罗·多尔衮一时还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但是，爱新觉罗·多尔衮知道，如果不正确地引导这些人，如果不给这些人以好的出路，那将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给清朝对于全国的统治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
正是因为如此，爱新觉罗·多尔衮面对上述两个互相对应的内容，迅速下令：改编明朝降卒与招募汉人而成的地方军使用绿旗，故名绿营或绿旗兵。当然，满洲地区没有绿营的存在。
绿营兵的兵源，开始实行招募制，后来转向世袭制。绿营兵除少数配合驻防八旗拱卫京师以外，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各地，维护地方安全。在京绿营统一由八旗步军统领，地方上的绿营由地方长官统领，因此绿营在地方上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总督，没有总督之省则是巡抚。操练和征战则由提督和总兵负责。绿营分陆营和水师两个兵种，各有马兵、步兵、守兵3个等级。绿营总人数一般保持在60万人左右。绿营的驻军组织有标、协、营、汛4级。
第八，准许满汉联姻。
1648年，爱新觉罗·多尔衮下令，准许满汉官民联姻。其实，这里的准许满汉官民联姻中的汉族军民，是仅仅指包括汉族官员在内的汉军八旗以上者而言的，并不是所有的汉族人都可以与满洲军民联姻。
虽然这个规定仍然没有完全放开所有满汉官民的联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个规定对于消弭民族隔阂，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的。
对于汉族各个阶层、各个行业的百姓，爱新觉罗·多尔衮采取了以下第九项到第十四项的正确决策：
第九，严格军纪。
爱新觉罗·多尔衮听从范文程的建议，命令旗兵入关后不得滥杀无辜，不得抢掠财物，不得焚毁民宅，凡是违抗命令者都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这是一条使全国所有百姓都受益的措施！这样就初步稳定了社会秩序，减少了普通百姓因为战争而引起的流亡。
第十，废除三饷。
爱新觉罗·多尔衮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两条汉族统治者长期以来总结出来的“祖训”不松口，在进入北京以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的三饷，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这是一条使全国所有农民都受益的措施！这项措施赢得了中原百姓的衷心拥护，大大降低了平定全国的阻力。
第十一，奖励垦荒。
爱新觉罗·多尔衮令各地垦荒，永为己业。清初，农业生产收入不好，钱粮征收困难，为解决土地不足问题，范文程提出了在湖广、江西、山东、陕西、河南等主要产粮区实行屯田的建议。这项措施因为得到了多尔衮的赞同而逐步推向全国。这也是一条使全国所有农民都受益的措施！这项措施也赢得了中原百姓的拥护，大大降低了平定全国的阻力。
第十二，废除匠籍制度。
1646年，爱新觉罗·多尔衮下令，废除明朝匠籍制度，将匠户编入民籍，与农民一体纳税当差，禁止官府以各种名义无偿役使手工业工人，使其获得了与农民相同的法律地位。
第十三，放宽对手工业的垄断。
爱新觉罗·多尔衮还放宽了国家对手工业的专擅垄断，除武器制造、货币铸造及宫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经营外，其他行业经过官府批准，并按规定纳税，都允许民间手工业者经营。
第十四，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
为了发展私营商业，爱新觉罗·多尔衮下令废除明末加征于商人的各项税负，并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我们知道，中国，自从战国时期的秦国商鞅变法以来的两千多年的所有的封建王朝，就一直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政策。我们不可否认，这一政策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封建制度的巩固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消极作用也日益增加。它妨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极大地压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严重地桎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使中国封建社会陷于长期停滞的困境。同时，它还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导致经济结构过分单一。甚至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人为地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导致了环境的恶化。
在中国历史上，像爱新觉罗·多尔衮这样下令废除加征于商人的各项税负，并提高商人社会地位的做法，还是很少见的！也可以这么说，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人，还是很有见地的！在这个方面，爱新觉罗·多尔衮之后的历代清朝皇帝，都不如爱新觉罗·多尔衮开明！
有的读者说了，哎，不错呀！爱新觉罗·多尔衮这个人不错呀！这样做很得民心呀！在爱新觉罗·多尔衮这样聪明睿智的摄政王领导之下，清朝军队应该很快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呀？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转眼之间，这个聪明睿智的爱新觉罗·多尔衮迅速地改变了自己原来制定的正确政策，又制定了一些与此完全相反作用的政策！从而使事态迅速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他没有能够领导大清王朝完成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任务！
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为什么会迅速地改变了自己原来制定的正确政策呢？他改变正确的政策，会给大清王朝带来哪些后果呢？
在我看来，促使爱新觉罗·多尔衮这样聪明睿智的摄政王改变既定政策的原因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爱新觉罗·多尔衮自身造成的。爱新觉罗·多尔衮毕竟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摄政者，他的思想觉悟还不可能很高，他的执政能力也很有限。他还不可能从理论上到实践上深刻地认识应该如何彻底征服一个从内到外都完全高于自己民族的一个民族。所以，当他一旦遇到挫折，他的思想意识就会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靠拢。这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所说的一句俗话“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爱新觉罗·多尔衮也绝不会超出他的阶级和时代赋予他的局限性！
第二方面，是八旗官兵和满洲贵族造成的。八旗官兵和满洲贵族打天下的目的是为了坐天下。与那些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不同，这些普普通通的八旗官兵们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他们是不会想那些诸如应该如何彻底征服一个从内到外都完全高于自己民族的一个民族等问题的。他们只是需要享受，需要向征服者显示出自己的权威。爱新觉罗·多尔衮作为八旗官兵和满洲贵族利益的代表，他必须努力去维护八旗官兵和满族贵族的利益，这些八旗官兵和满洲贵族才能去支持他这个摄政王。因此，他只能采取一些政策，来适应这些八旗官兵和满洲贵族，他才能保持住他的摄政王的位置。而他实行的这些政策，恰恰引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激化了满汉民族间的矛盾。
第三方面，是投降清朝的原明朝的官兵造成的。由于多种原因，在清军入关的过程中，很多明朝的官兵不是去努力抵抗，而是迅速投降了大清王朝这个大明王朝的死对头。不但迅速投降了大清王朝这个大明王朝的死对头，而且还加速地助纣为虐。他们面对着大清王朝的军队是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而面对着没有投降大清王朝军队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农民武装，他们则毫不手软，高高举起了杀人的屠刀！他们面对着这些宁可死亡也决不投降大清王朝的精神世界的胜利者，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是杀掉他们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空虚和无助！
第四方面，是爱新觉罗·多尔衮与孝庄皇太后关系的日益加深，自己的思想也随之受到对于汉人怀有满腔深仇大恨的孝庄皇太后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他原来的命令，即“命令旗兵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民宅，不听命令要处罚”，多尔衮也逐渐开始放纵自己的八旗军队滥杀无辜，造成了遍及全国各地的大屠杀。
正是因为以上的几个方面的原因，才促使爱新觉罗·多尔衮这样聪明睿智的摄政王逐渐地改变了自己既定的正确决策，向着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从而最终造成了他没有能够完成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他本来应该完成的任务！
在上述四个方面作用的影响之下，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很快实行了导致民族压迫的六项弊政。
这六大弊政的第一项就是颁布圈地令。
我们要注意，世界历史上，英国有过圈地运动，英国贵族圈地是为了养羊，养羊的目的是为了卖羊毛，是商品经济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说，爱新觉罗·多尔衮为首的大清王朝的圈地运动与英国贵族的圈地运动的目的不一样。入关以后的清军，为了解决自身的吃饭问题，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大规模的圈地有3次。第一次，1644年11月2日，爱新觉罗·多尔衮颁布圈地令，将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及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死于战乱留下的荒田分给诸王、勋臣、兵丁。第二次，1645年9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圈地范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直隶的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江苏的徐州、山西的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因驻扎八旗兵，这些地方的无主荒田也分给他们。第三次，1647年正月第三次圈地，范围在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这三次圈地运动被圈的土地达16万余顷。
满清将被圈土地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又称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无主的荒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结果大量汉人失去土地，流落他乡或沦为满洲人庄田的农奴，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圈地运动前后持续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
清军入关后，还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大致相当于今天北京的原崇文、宣武两区。
这六大弊政的第二项就是颁布剃发令。
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1644年夏天，爱新觉罗·多尔衮颁布剃发令。
所谓剃发，就是男子必须按照满洲人的习俗，把额头前面的头发剃干净，周围剃去寸许，然后，没有被剃的头发必须编成辫子，所有不听命令的，一律枭首示众。按照常理来讲，穿什么服饰、留什么发型，和统治并无多大关系，但满洲人入关并建立政权后赋予了它们新的内涵。为什么清朝的统治者诸如爱新觉罗·多尔衮等人会在发型和服饰上面不惜对汉族民众痛下血手呢？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其固有的民族歧视与游牧民族对武力的迷信；另一方面，是满洲皇帝的深谋远虑。
早在爱新觉罗·皇太极统治时期，就曾经总结以前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数世之后，皆成汉俗”的历史教训，认为满洲入关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汉化，自己的民族有被汉化而消亡的危险！
为避免这一点，爱新觉罗·皇太极认为，关键是要保证满洲人的“骑射”传统。为保证骑射，满洲人的辫子、胡服是绝对不能放弃的！这是皇太极留给后世的“祖训”！既然“祖训”不可更改，而且要保证其统治的长久，那么唯一的牺牲品就是汉族人民！改换发式、衣冠可以营造一种“同类”的假象，避免汉人因为发式、衣冠的差异而引发“华夷之辩”与“亡国之痛”！
汉民族的发式、衣冠到这时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它集中凝结着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剃发、易服其实就是从精神、文化上灭族！
正如顾炎武先生的“断发”所说的那样，“一旦持剪刀，剪我半头秃”，“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
这就是为什么发式、衣冠的更改能够引发惊人血案的原因！清军入关后，全国因服饰、发式而被杀的汉人不下几十万，当时在中国的一位西方传教士看到这些情景写道：“全世界像汉族这样因服饰、发式而遭屠杀的民族绝无仅有。”
这六大弊政的第三项就是颁布投充法。
1645年春，爱新觉罗·多尔衮颁布投充法。
什么是投充法呢？投充法规定：第一，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役使；第二，被投充的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
投充法造成的结果是：满洲贵族才不管这些汉人是否是贫民呢，他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就去任意逼迫汉人为奴！因此，任意逼迫汉人为奴的现象也随之日渐严重！这也就日渐出现汉族百姓人心惶惶的现象！在各地汉族人民中间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激化了满汉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
这六大弊政的第四项就是颁布逃人法。
清兵入关后，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1645年春，爱新觉罗·多尔衮颁布逃人法，下令：
第一，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
第二，凡窝藏逃跑奴仆的人，本人处死，财产没收；
第三，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
逃人法造成的结果是人人自危，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加深了人民的灾难，激化了满汉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
这六大弊政的第五项就是颁布禁关令。
清兵入关后，爱新觉罗·多尔衮就在1644年下令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这就是“禁关令”。
清初，满洲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与“禁关令”相关的词汇除了“禁关令”外，还有两个：“柳条边”和“闯关东”。
“柳条边”：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满洲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满洲长城，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至康熙中期完成。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满清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
“闯关东”：有“禁关令”就有“闯关东”。直到历史已经进入到了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于是，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源源不断地“闯”入东北，这就是“闯关东”的来历。至1840年，东北人口仅突破300万人，虽然比100年前相比猛增了七八倍，但此时的全国人口已达4亿多，两相比较，东北的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了清末，国际上列强步步进逼，尤其是沙俄对东北虎视眈眈。在此形势下，清廷不得已于1860年在东北局部驰禁放荒，1897年全部开禁，至1910年东北总人口增至1800万人。民国建立后，“闯关东”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断，新中国成立前夕达到近4000万人。
我们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上述错误政策，毫无疑问会助长本来已经激化的满汉民族矛盾！这就会造成一种非常恶劣的后果，延长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任务的完成，加剧中华民族的灾难！
这六大弊政的第六项就是屠城。
在清朝军队对中原地区的征服过程中，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百姓如不顺从清王朝，敢于抵抗的，破城之后，大杀百姓。有名的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外还有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常熟之屠、苏州之屠、海宁之屠、广州之屠、赣州之屠、湘潭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等等。
下面只举一例说明——“嘉定三屠”。
1645年闰六月，嘉定左通使侯峒曾、进士黄淳耀为抵制清朝剃发令，与嘉定全城民众抗击李成栋的清兵入城。死守12日，毙敌七万五千多人。因援绝矢尽，大雨坏城，终为所破，侯峒曾与二子指挥作战，敌不过，便相抱投水。
七月初四嘉定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放纵部下大肆劫掠屠戮，明人朱子素的笔记《嘉定乙酉纪事》载：“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僵尸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嘉定乙酉纪事》，下同）。李成栋则“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满载而去了。此为嘉定第一屠。
杀戮的恐怖并未吓倒民众，李成栋一走，四散逃亡的民众又再度聚集，一位名叫朱瑛的反清义士率50人进城，纠集民众，又一次控制了嘉定。“乡兵复聚，遇剃发者辄乱杀，因沿路烧劫，烟焰四路，远近闻风，护发益坚。”李成栋遣部将徐元吉镇压，因嘉定居民闻风逃亡，这一次的目标主要是城郊，“数十里内，草木尽毁。时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民间炊烟断绝”。尤其是外冈、葛隆二镇，因为组织乡兵进行了抵抗，几乎被烧杀殆尽。此为嘉定第二屠。
抵抗的余波还在继续。八月二十六日，绿营把总吴之藩造反，此人本是吴淞守军将领冯献猷部下，随冯投降了李成栋，但这是一次无望的起义，很快就被覆平，李成栋恼怒，嘉定也再遭浩劫，连平息吴之藩的造反外带屠戮平民，嘉定城内外又有两万多人被杀，这是嘉定第三屠。
此时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一面杀人，一面道貌岸然地说：“君，父也；民，子也。父残其子，情理之所必无。况诛戮所以惩有罪，岂有无故杀人之理？”
屠城，残害百姓，惨绝人寰，只能激起汉族人民的民族仇恨！
由于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上述六大错误决策，毫无疑问会助长本来已经激化的满汉民族矛盾！这就会造成一种非常恶劣的后果，延长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任务的完成，加剧中华民族的灾难，最终导致他没有能够看到中国统一在他的手里。
由此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上述六大错误决策，哪个是最错误的呢？
第一，我认为，圈地这项错误决策不是最为错误的决策。
您想呀，圈地一项虽然对于普通百姓有些伤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项措施只是对于汉族人中的极少数——家财万贯的地主阶级的损失更大一些！而相对来说，对于穷苦的农民百姓的损失则要小一些！
您想呀，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是？因此，圈占有钱有势的地主阶级的土地，穷苦的农民百姓高兴还来不及呢！
他们会说，这一回，你完蛋了吧！有人收拾你了吧！活该！谁让你们家贪占那么多地呢！活该你们家的地让别人圈占了去！
他们会说，这一回，可解了我的心头之恨了！
他们会说，这一回，好！满洲人替我干了一件大好事！干了一件我自己想干而干不成的事！好！太好了！我支持你们！
明朝末年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就恰恰证明了我刚才说过的话是正确的！
因此，这项措施不会引起汉族人民全体一致的广泛反抗！因此，我要说，圈地这项错误的措施不会引起汉族人民广泛的反抗！
第二，我认为，投充法和逃人法这两项错误决策也不是最为错误的决策。
您想呀，对于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穷苦百姓来说，他们给谁干活不是干呀！您想呀，他们在选择工种的时候，还会看看主人的脑袋后面有没有一根长辫子？
对于广大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穷苦百姓来说，找个能给口饭吃的工作就行了！哪里有那么多的要求呀！奴仆就奴仆呗！买卖就随他们买卖呗！他们还担心投充法？
而因为反抗投充法而逃跑的人自然就应该是少数人，这些少数人逃跑以后，自然是或偷偷还乡，或聚集山林而已！一般来说，还不会造成全国所有的逃人在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领导之下发动大规模反抗！
因此，投充法和逃人法这两项错误决策不会引起汉族人民全体一致的广泛反抗！
第三，我认为，禁关令这项错误决策更不是最为错误的决策。
您想呀，这里的“关”，是指山海关而言！对于广大汉族人来说，山海关外本来就不是他们的家！那个时候，即使百姓为生活所迫，想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一般而言，也是流浪到大的城市里面来讨个工作，哪里会跑到东北山海关外生活呀！
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大量汉人“闯关东”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则是广大的汉族人民对于当时的“关外”这一“神秘”地区的向往而已！并不能真正说明清军入关前后的“关外”是多么的富庶、繁华！并不能真正说明清军入关前后的“关外”是多么让人感到更加容易生存！
因此，我要说，这项错误的措施，要想引起汉族人民广泛的反抗，是很难的！
第四，我要说，屠城这项措施本身并不是激起人民反抗的原因，而是某种措施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激起人民反抗后的一种结果！
当然，这项极端错误的措施，只能是错上加错！而不是错误本身！
第五，我要说，最能引起汉族人民广泛反抗的当属剃发令！
为什么剃发令最能引起汉族人民广泛的反抗呢？其实原因很简单。
几千年来，汉族人民一直沿袭儒家思想中的“身\_体发肤，受之父母，丝毫不可损伤也”这一传统！对于汉族人民来说，“身\_体发肤，受之父母，丝毫不可损伤也”就是古训，就是根基！
比如说，在中国古代，即使再有钱的汉人，他们也不会把黄金、白银挂在耳朵上。因为什么呢？你在耳朵上打一眼儿，这就违背了“身\_体发肤，受之父母，丝毫不可损伤也”的古训，这是要折寿的。
既然身\_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损伤，现在你大清朝给我规定，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个就和我受到的传统的教育发生了冲突，这对于广大的汉族人民来讲，剃发与被处死，它是相等的概念。我们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故事那是太多了。
我们学过一篇课文，根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记载，讲的是曹操犯了罪，他给人规定，谁都不许马踏青苗，结果呢，刚说完这个规定，转眼之间他骑上马，他的马惊了就踏了青苗，按规定就得处死。后来他说算了，我这个命令已经颁布了，我就死吧，属下人三番五次地拦，最后他自己拿起剪刀割发代死。在汉族人看来，你把头发剪了，就相当于你死过一次。
因此，剃发，在汉族人看来，这是大不敬的罪过！剃发，对于绝大多数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儒家思想耳濡目染的汉族人民来说，无异于死亡！
您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投降就投降了吧，您还要在我的身上留下一个在我心目中比死亡还要难受的记号——剃发——来-羞-辱我！这就太让人感到不自在了吧！您想啊，要是不留下这样一个记号，谁能知道我是投降了呢还是没有投降呢？您这一留记号不要紧，谁都知道了我投降不说，这个记号还是违背我的信仰的、比死亡还要让人难受的记号！您这不是逼着我们造反嘛！
因此，剃发令的颁布，最能引起汉族人民广泛的反抗！
这中间，最为典型的反抗个案当属江阴八十一日。
江阴八十一日是指1645年夏，江阴人民为抵制清朝剃发令，在阎应元等领导下进行的反清斗争。因为前后长达81天之久，故被称为“江阴八十一日”。
1645年夏，江阴降清！这里，我们要注意到这样一个史实，江阴本来已经降清！
就在这个时候，清朝派出了一个更早一些投降清朝的前明官吏——方亨继任为江阴新的知县。方亨依照清朝惯例，颁布了剃发令！
这样一来不要紧，迅速激起了民变！
阴历六月二十八日市民请愿留发留衣冠。方亨破口大骂！众人大怒，骂道：“你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方亨-羞-愧不已，暂停所议。
此后，方亨召集诸生百余人及乡绅、百姓会于文庙。众人问道：“现在江阴已尽归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发了。”众人道：“发可不剃吗？”方亨道：“这是大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就回衙了。
诸生许用等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不可剃！我中国男儿岂可失身！”
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
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
结果，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闰六月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陈明遇虽然胸怀忠肝义胆，却感到自己缺乏军事组织才能，在他的推荐下，江阴士民把乡居的原任典史阎应元迎接入城担负守城重任。
典史，是知县下面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相当于我们说的一个县的公安局长。
江阴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阎应元既无在扬州抵抗清朝军队的一品大学士史可法的10万大军，又无在嘉定抵抗清朝军队的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显赫，但他居然应全城百姓重托，于24万清兵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9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
阎应元入城后，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分班上城，每个城垛10名，按时换班，分守四门！
在81天的血战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击毙清兵万余，其中3位王爷、18位大将！
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居然连人体炸弹也用上了！
阎应元招募自愿老者出城诈降，将炸药放在装银两的木桶夹层中，献纳时引燃导火索，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与清军王爷一、上将三及贼寇三千玉石俱焚，清军不得不三军挂孝！
城破之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敌楼之上，要了一支笔，在城门上题到：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罢，阎应元带着千人继续上马格斗，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水自尽，被清兵拉出-水面后刺断胫骨令其下跪，他倒地后膝盖不弯直至气绝！
当清军开始屠城的时候，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七岁孩童，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
有人统计，江阴小城，城内被屠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被杀者七万五千余众，江阴遗民仅53人躲在寺观塔上保全了性命。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江阴军民这视死如归，以身殉国之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
因此，我们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这六大错误决策，尤其是这剃发令的颁布，只能激起汉族人民的民族仇恨！从而使事态迅速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他没有能够领导大清王朝完成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任务！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三大抗清力量：官僚地主知识分子；各地农民起义军；南明军队。更有甚者，这三部分人还打起了联合抗清的旗帜，而且愈演愈烈！而这，恰恰最终导致了爱新觉罗·多尔衮完成中国再度统一大业的失败！
由于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一部分汉族官僚地主和知识分子逐步认清了清王朝的实质，从而走上了抗清道路。这部分人中大人们的事迹我们不说了，说一个少年英雄夏完淳的事迹。
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是明朝末年著名的文学家。1645年，清兵破南京，夏氏父子毁家倡义，起兵抗清，成为明末抗清领导人物。后战斗失利，夏允彝投水殉节。其子夏完淳继续抗清，1647年不幸失败被捕。清军派重兵把他押到南京提审。主持审讯的是洪承畴。
洪承畴是明朝进士，曾任兵部尚书。1639年督师蓟辽，1640年为清兵所俘。皇太极派范文程劝降他，发现他爱惜衣服，梁上掉下一点灰尘，撒在他的衣服上，他拍了又拍。听了这个报告，爱新觉罗·皇太极便亲自去看洪承畴。将身上的御衣解下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睁大眼睛感激地看着皇太极，于是归顺了清朝。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崇祯皇帝却主观地认为洪承畴已经自杀殉国，所以亲自设祭痛哭哀悼！
1645年，洪承畴来到了南方，负责招抚江南。
洪承畴面对着少年英雄夏完淳，装出一副温和的神气说：“我看你小小年纪，未必会起兵造反，想必是受人指使。只要你肯回头归顺大清，我给你官做。”
夏完淳假装不知道上面坐的是洪承畴，厉声说：“我听说我朝有个洪亨九（洪承畴的字）先生，是个豪杰人物，当年松山一战，他以身殉国，震惊中外。我钦佩他的忠烈。我年纪虽然小，但是杀身报国，怎能落在他的后面。”
这番话把洪承畴说得啼笑皆非，满头是汗。旁边的兵士以为夏完淳真的不认识洪承畴，提醒他说：“别胡说，上面坐的就是洪大人。”
夏完淳“呸”了一声说：“洪先生为国牺牲，天下人谁不知道。崇祯帝曾经亲自设祭，满朝官员为他痛哭哀悼。你们这些叛徒，怎敢冒充先烈，污辱忠魂！”
说完，他指着洪承畴骂个不停。洪承畴被骂得脸色像死灰一样，不敢再审问下去，一拍惊堂木，喝令兵士把夏完淳拉出去！1647年9月，这位年仅17岁的少年英雄在南京西市被害。他的朋友把他的尸体运回松江，葬在他父亲的墓旁。
回过头来，再来说说各地农民起义军余部与南明残余部队的联合抗清问题。
话说自从山海关之战失败后，李自成迅速离开北京退到西安。1645年，李自成两次战败后放弃西安，进入湖北，在九宫山为地主杀害。李自成死后，余部坚持抗清。到1650年年底，爱新觉罗·多尔衮去世前后，他们活跃在易守难攻的长江三峡地区，形成了著名的“夔东十三家”，势力盛极一时！
张献忠于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1646年张献忠在四川西充与清军作战牺牲。此后，张献忠手下四大名将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进驻滇黔，与南明桂王政权联合抗清。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清廷入关后，连续出现了几个与清王朝对立的南明政权：福王政权、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和桂王政权，等等。
其中，前三个政权的抗清斗争并没有多少战绩，命也不长，只有丁魁楚和瞿式耜拥立的明思宗的堂弟朱由榔为首的桂王政权（年号永历，也称永历政权）在农民军和反清将领的帮助下坚持了十五六年，有些作为。
到1650年年底，桂王政权已经拥有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四川、江西、广东七省之地。与此同时，桂王手下的郑成功也占领了厦门，大有收复福建之势。桂王政权的抗清斗争已经达到高潮！
大清王朝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六大错误决策，客观上造成了到1651年年初三大抗清力量的抗清斗争几乎同时渐入佳境。也就是说，爱新觉罗·多尔衮直到死，也没有看到他率领的清朝八旗子弟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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