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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威胁

新上任的国家剧院院长,是个秃顶。他把大自然赋予他的最后几绺光滑的软发干脆剃掉,这样一来他造型高贵的脑壳就决不会使他丢脸。亨德里克威严而自信地昂起总理大人喜欢的那颗梅菲斯托的头。在他有点儿浮肿的苍白的脸上,冷峻的宝石般的眼睛,闪烁出比任何时候更为诱人的光泽。紧绷的太阳穴上流露出紧张、痛苦的心理,这令人油然而生怜悯和敬意。两颊开始松弛,中间带着一条明显凹痕的下巴,仍然保持着那种盛气凌人的气势和威风。尤其是当院长高高翘起自己的下巴时(这是他常做的一个动作,以显示其气派),这下巴既威严又动人。可是当他低头时,脖子上便出现皱纹,肉叠成了两层,原来他已有了双下巴。

院长可称得上英俊潇洒。但只有像将军夫人这样的贵人,用长腿眼镜从头至脚仔细打量他,才会断定他的英俊不完全是真实的和合乎情理的,而是用主观的意志力做作地创造出的一种错觉,并非自然的天赋。

“他不但表情做作、不自然,以达到高雅的效果,他双手的动作也是如此,”恶意中伤和吹毛求疵的人如是说,“他的手宽大、丑陋,但他善于使用并变换手部动作,使他的双手看上去修长而优雅。”

院长称得上端庄高贵、威风凛凛。他以宽边角质框架眼镜代替了夹片单镜。他的身姿笔直、矜持,近乎僵硬。他高雅的气质和魅力使人们忽略了他体重增加的事实。平时,他说话的声音总是那样的轻柔,那样的沙哑,宛如悠扬的歌声。他能巧妙地根据不同语境交替使用不同的语调,如专横跋扈、乞怜哀怨、劝诱哄骗、若有所思。有时遇到隆重的场合,他的声音竟然令人意外地变得铿锵有力,重如磐石。

然而,院长也挺风趣。在他所施的诱人的惯技中,他那典型的莱茵人的诙谐占着重要地位。院长善于用轻松诙谐的言语来争取恼怒的舞台管理人员、争取桀骜不驯的演员,甚至争取傲慢的政府官员也不在话下。他能给严肃的会场带来和谐的阳光。他天生奸猾,又老于世故,所以凭这一招他便能使整个儿阴郁的排练场充满活力和生气。

院长也非常得民心,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称赞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甚至政治上的反对派在举行秘密集会,小心地关起门来发表议论时,对他的评价也较为温和,没有强烈的对立观点和态度。对政府持异议的人认为亨德里克虽身居要职,但却如他本人自称的那样,确实不是纳粹分子,这确实是正能量,甚至是一个奇迹。阴谋集团中的某些人觉得国家剧院院长是在使用总理给予他的特权。他把乌尔里希斯弄进普鲁士国家剧院,这件事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冒险行动。最近,他甚至雇用了一个犹太人至少是半犹太人当私人秘书。此人是个小伙子,名叫约翰内斯·雷曼。他长有一对温柔的、金褐的,带点油滑的眼睛,他被院长驯服得像一条忠诚的狗。为此,雷曼改信新教,而且十分虔诚。他的专业是德语和戏剧史,同时还学了神学。他对政治不感兴趣。雷曼说:“亨德里克·赫夫根是个伟人。”在他家庭所属的犹太人圈子里和他所能接触到的其他宗教团体里,他都积极宣扬这个观点。

亨德里克解私囊来支付忠诚的雷曼的工资。他不惜自己花钱雇用一个社会底层的人,这不能不使政府中的反对派刮目相看。按规定若雇用雅利安人当私人秘书,工资可以由国家剧院支付。院长雇用的是非雅利安人,因而他不能向国家要求支付用人的工资。其实如果一定坚持要求国家支付,总理也许会同意这一要求的,但从亨德里克的性格和为人来看他不可能提出这一过分要求,为此他做出了经济上的自我牺牲。他要支付二百马克的工资,这在他个人的财政预算中只占令人感觉不到的微乎其微的比例,但换取的价值非常大,他这样做太聪明了。约翰内斯·雷曼在亨德里克“花钱为自己买条后路”的计策中占着重要地位,这笔财政支出是必要的。亨德里克需要为自己以后的生活积点儿德。这对他来说是必要的,不然他忍受不了目前的现状,内疚会使他忐忑不安,哪里还有幸福可言?他害怕将来有朝一日会变天,因此这位大人物觉也睡不踏实,常做噩梦。

国家剧院可不是有时看上去的避难所的样子,每个人要兢兢业业,各司其职。理论上讲,在剧院,亨德里克是掌权人,言行不能过于随便。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他自己也认为疏忽管理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宣传部长和报刊媒体都时刻在严密监视着他。有些演员虽然长着一头金发,然而演技平平,别无所长,是些不折不扣的饭桶。院长会禁止他们上演拙劣不堪的戏剧,以免他们在艺术的舞台上出乖露丑。亨德里克能做到这点,自认为是一种胜利,心里很得意。

诚然,院长必须保证剧院的上上下下,所有员工,从舞台管理人员、舞台监督、舞台看守直至演员都不准有犹太人。当然,一个剧作者经过审查,证明他的家族上至四五代都没有问题时,他的剧本才可考虑采用。一个剧本的思想内容如果触犯了当局的底线,令其不快,那么连考虑的余地也没有。鉴于这种状况,要排出令人满意的节目单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你不可能总想着上演古典剧目来充数。在汉堡,上演了席勒的《唐·卡洛斯》,在戏中当马基尔·波萨要求西班牙菲利普国王给予“思想自由”时,观众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好像是在示威和反抗。在慕尼黑,席勒的《强盗》,在政府下令禁演前,戏票已被销售一空。席勒的早期作品竟成了当前的革命戏剧,给观众以莫大的鼓舞。亨德里克本人极想扮演主人公马基尔·波萨和弗朗茨·摩尔,但要上演《唐·卡洛斯》和《强盗》却顾虑重重。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前,列入要求很高的德国舞台上演计划的是戈哈特·豪普特曼、韦德金德、斯特林德贝格、格奥尔格·凯泽、施特罗海姆等人的早期剧作,因为这些剧作基调雄壮有力,所以被扣上掺有“文化布尔什维克破坏精神”的帽子,遭到严厉批判和禁演。具有天赋的年轻一代戏剧家几乎都流亡异国,没有出走的在德国则遭到迫害。作为院长的亨德里克,在他的剧院能上演些什么?纳粹诗人是一批穿黑色或褐色制服的神气活现的年轻人。对于他们写的剧本,凡是稍懂得戏剧的人都会惊恐地转过脸去,真是不堪卒读。可是,亨德里克院长却约请这些威风凛凛的小青年们为剧院创作剧本。他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天赋的火花,并向他们其中五人预支了几千马克的稿酬,指望他们能写出像样的剧本来,但结果使人大失所望。交来的剧本都是些具有爱国主义内容的悲剧,语言慷慨激昂,活像中学生的作文。“鉴于目前德国的现状,要想搞出点儿像样的戏剧来也真不易。”亨德里克对他圈内的亲信们说。他双手撑着脑袋,那张蜡黄的脸上流露出厌恶的表情。

局面虽然艰难,但亨德里克院长会动脑筋。缺少现代喜剧,他就去挖掘旧的滑稽剧,而且演出非常成功。他上演一些曾使祖父辈人开心的法国的古代喜剧,上演历时数月,场场客满。他亲自出马扮演主角。他登台演出时身穿绣得巧夺天工的十八世纪的长袍,下巴上涂着一块小小的黑痣,使他化装得滑稽的脸更能逗人笑,剧场里的女观众乐得咯咯直笑,好像有人在胳肢她们。他的表情轻松愉快。他的对话生动活泼,能使老实巴交的祖父辈人的那种诙谐达到现代剧最卖座的效果。席勒的剧作自始至终贯穿着对自由的渴求,因此名声不佳,所以亨德里克院长主张多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同时权威性的报刊把莎士比亚奉为“日耳曼伟大人种的杰出天才”。

“半神”的宠儿、新德国的代表性女演员洛特·林登塔尔,居然登台出演《米娜·冯·巴黑尔姆》里面的一个角色,尽管该剧是一七六七年的作品,但剧作者戈特霍尔德·埃弗赖姆·莱辛因当年同情犹太人和提出早已过时的理性而受到鄙视。不过由于林登塔尔是总理的情妇,这个剧的上演也没有遭到干预,所以人们只好将莱辛的过时的观点抛在脑后,去欣赏他的戏剧作品。《米娜·冯·巴黑尔姆》一剧演出时,卖座率相当得高。由于新院长会动脑筋,所以,在诗人穆克领导下国家剧院经营亏损的状况彻底改变了,收入开始大大增加。

穆克受“元首”的特别委托,到欧洲各国去旅行,做报告,进行宣传活动。当他听到他的后任旗开得胜时,心里真不是滋味儿。他把一股怒火压在心底,外表不露声色,反而从意大利的巴勒莫、丹麦的哥本哈根等地给他的“朋友亨德里克”寄风景明信片致意。他在风景明信片背面不厌其烦地强调,他自由地遨游在各国,这有多美呀!他从斯德哥尔摩大酒店发出的明信片上写道:“我们诗人都是些流浪汉。”此次旅行他得到了一笔款项。各大报刊都按旨意大肆渲染他抒情的战斗杂文,甚至对他在豪华的饭店、剧院包厢和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细节描写也不乏赞美之词。这个悲剧《塔嫩贝格》的作者激发了自己对奢侈生活的兴趣。他把这次游览当作一种“精神福利的使命”。他一再表白,他不是因为受贿赂才为第三帝国做宣传的。他的主子即那个跛子也许正是如此,但诗人采用的是软绵绵的情歌小曲进行宣传的。例如在奥斯陆,有人从欧洲最北的地方给他打电话,一个关切的声音从北极地区传来:“德国好吗?”而这位作环球精神福利旅行的人却以十分虔诚的态度回答了几句话。他的言语像一束春天的花朵绽放在黑暗的德国。

穆克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亲切热情的接待,只有巴黎是个例外。这位德国诗人感到非常不快,那里的军国主义尚武精神激怒了他。他不喜欢这种精神,这与他崇尚的思想格格不入。所以诗人向德国国内他的读者警告说:“巴黎的气氛是危险的!”

在出国访问期间,在深受感动之余,穆克先生通过写信、打电话等手段,顺便搞了点儿反对他的“朋友”亨德里克的阴谋活动。他在巴黎通过使馆和盖世太保的特务打听出,在巴黎有一个黑色女人,亨德里克同她有过不光彩的淫乱关系,而且至今还在经济上支持她。在穆克的天性中容不得一点儿下流行为。他不得不暂时克制心头的厌恶,屈尊光临蒙巴特酒吧间。此时,特巴布公主朱丽叶正在扮演小鸟儿跳舞。诗人要了香槟酒,把黑舞女朱丽叶叫了过来。当朱丽叶得知,他从柏林来是专为了打听亨德里克·赫夫根过去的性爱史时,她轻蔑地说了几句粗野的话,然后站在那里,把插着绿色羽毛的艳丽的屁股向他撅起,随着这种姿势她噘嘴发出“噗”的一声,这声音引起了人们讨厌的联想,整个酒吧间乐开了花。笨手笨脚的德国诗人碰了钉子,遭人耻笑,丢尽了脸。他瞪大了圆圆的蓝色双眼,愤怒地吐着撒克逊口音,出了酒吧间径直离去。当天夜里,他给宣传部长打电话,指出新院长亨德里克私生活淫乱。他说,在巴黎流传一则关于新院长的秘闻。总理的宠儿成了被攻击的对象。宣传部长感谢他的朋友提供了如此重要的情报。

但是,现在要揭露并攻击一个在全国首屈一指的戏剧界权威、当权派的宠儿、观众喜爱的演员是多么困难啊!亨德里克深受大家的尊重,这是他牢固的群众基础,他紧紧地掌控着国家剧院院长的宝座,任何人要想撼动都是螳臂挡车。他的私生活无懈可击。亨德里克从科隆把父母和妹妹约茜接到柏林。他们住在格鲁内瓦尔德区的一座王宫式大别墅里。帝国总理广场旁的那套房子,因租约要过几个月才到期,暂时由尼科勒塔居住。亨德里克的这套别墅里有花园、网球场、平台及宽敞的车库,这些设施给年轻的院长装潢了门面,显示了他那高官显爵的身份。目前,这种奢华、富贵的外表正是院长所需要的。过去,他曾经踩着轻便舞鞋,披着皮大衣,夹着单片眼镜,以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形象穿街过巷。这时光流去并没有多久。即便住在帝国总理广场,他也还是个放荡不羁的艺人,虽然可以称得上是个生活上阔绰的艺人。现在到了格鲁内瓦尔德区,他成了大贵族,庄园主,他挥金如土。政府当局对院长在经济上源源不断地支持,且毫不吝啬。优伶亨德里克过去对生活的要求只限于能穿到干净的衬衣,以及能在化装台上放一瓶科隆香水。如今他拥有了比赛用的骏马、一大群奴仆、许多辆汽车,等等。他如此讲排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感。各大报刊都登载年轻院长紧张工作之余在优美环境中休息的照片,再配上如下的文字:亨德里克·赫夫根在他的别墅花园里喂他的纯种灵提犬“霍皮”,亨德里克·赫夫根在他家文艺复兴格调的餐厅里同母亲共进早餐,等等。

格鲁内瓦尔德区别墅是年轻院长的私产,他把这幢别墅命名为“亨德里克宫”。这是他花了一笔钱从一个移居伦敦的犹太人手里买下来的。“亨德里克宫”布置精致,其豪华程度堪与“教授”早年的宫殿般豪宅媲美。建筑里的奴仆一律穿银丝镶边的黑色制服。只有小柏克一个人可以吊儿郎当地进进出出。他常穿一件不整洁的蓝白条夹克,有时也穿褐色救世军制服。这个笨小子有一双水汪汪的眼睛,留着寸长平头。他在“亨德里克宫”享有特权,别墅主人把他当作自己回忆往昔的一件令人发噱的小小纪念品而保存起来。小柏克实际上是专门为了欣赏和敬仰主人发迹而存在的。他的确也这样做了,每天,他至少要说一遍:“我们的日子多么美好啊、多么富裕啊!好得简直无以言表!想想过去,当时为了吃顿晚饭我们还得借七马克五十五芬尼的债啊!”小柏克一想起亨德里克对自己的帮助,就敬畏而感激地咯咯笑起来。

亨德里克逢人便说:“柏克是个乖孩子,就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也一直对我忠诚不渝。”每当他提到小柏克时,就感到格外亲切,在这种感情中也隐含着某种图谋报复的心理。有谁值得他报复,这是针对谁的?是谁不同意他把忠实的奴仆柏克留在身边使用的,这不正是巴尔巴拉吗?在汉堡的住宅里,由于巴尔巴拉施压,亨德里克被迫只允许一个在将军夫人的庄园里干了十来年活的丫鬟留在身边,以此原封不动地保持着枢密院顾问的女儿——他的妻子一贯的生活方式。亨德里克现在阔绰起来了,但他绝对忘不了哪怕是过去的最小的失败。他宣称:“现在我是全家之主!”

他是全家之主,名副其实,因为凡是跨进他庄园门槛的人,几乎都带着钦佩和敬畏的心情分享着他的荣华富贵,分担着他的喜怒哀乐。亨德里克有时在火焰熊熊的壁炉边与其他人欢度夜晚,或跟他们在花园里消磨那迷人的星期天上午。他经常摆出一副被冒犯的家庭女教师的面孔,阴沉着脸,好像是对别人的过错表示无奈,但还要伺机进行批评、剖析和教育。这时他会把自己关进房间,并让别人知道他又犯偏头痛了。从他痛苦的态度和气氛的状态来看,大家知道他在内心里说:“你们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为了给你们弄来钱,我得拼命干。”有时他烦躁地对家里人说:“你们不要来管我!”倘若真有几小时无人理他,他又要怪罪别人。

只有母亲贝拉最善于同自己的儿子相处。她对自己的“大男孩”温柔体贴。亨德里克对母亲也不敢过于放肆,而且他真的非常爱自己的母亲,他为自己有个出色的妈妈而自豪。母亲进步很快,能完全适应新环境、新身份、新地位。她举止端庄,谦虚谨慎,善于操持她大名鼎鼎儿子的这一大家子人的家务。谁还能从这位雍容华贵的夫人身上看出,她过去曾为慈善事业募捐,曾受人怀疑而成为恶意中伤的对象呢?事情过去已久,谁也不会去追究以往的蠢事。再说,贝拉夫人在柏林的社交场合中,显得很得体,很有分寸,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她被引见给总理先生,并且经常同一些名门望族来往。电烫并工整梳理的银灰色的鬈发显得十分洒脱。与她出了名的儿子一样,她那聪敏欢悦的脸,总是神采奕奕。贝拉夫人衣着朴素,但精挑细选,所以看上去非常得体。冬天,她喜欢穿深灰的绸衣,天暖时爱穿银灰色的,几年前,贝拉夫人在儿媳妇漂亮的外祖母那里赞不绝口的那件衣服就是银灰色的。

将军夫人从来不上格鲁内瓦尔德区的别墅来,这使亨德里克的母亲深感遗憾。“我欢迎这位老太太到我们家做客,”贝拉夫人说,“虽然她的血统中有点儿犹太成分,我们可以不计较。亨德里克,你不也这样认为吗?她却不屑来此一顾,难道我们的地位还不够高?”贝拉夫人摇了摇头。“其实她看上去已经没有多少钱了。”贝拉夫人又怜悯又生气地说完她的话,“一个体面的家庭欢迎她,她应该高兴才是。”

不幸的是亨德里克的父亲克贝斯的情况相当糟糕,完全不同于贝拉夫人。克贝斯·赫夫根变成了一个怪人,穿一件法兰绒旧上衣,整天到处转悠。他对一本《铁路行车时刻表》爱不释手,不断翻阅。他在住房的窗台上养了几盆仙人掌。他平时很少刮胡子,遇到客人来了就躲起来。过去他还有点儿莱茵地区人们的高昂的精神面貌,后来这种精神面貌也从他身上消失了。他经常一个人静静地坐着,面无表情,两眼无神。尽管过去他在科隆做生意破了产,警察把他从住宅里赶了出来,可是如今他还想回到老家去。他为了生存进行过坚韧不拔的斗争,他认为这样总比待在儿子身边无所事事要好些。对老头儿来说,亨德里克的飞黄腾达始终使他惊奇,甚至使他忧心忡忡。“不会吧,怎么可能?!”他嘟囔着,似乎灾难要临头了。每天早晨,他都惊恐地翻看人们给有权有势、备受爱戴的儿子寄来的大叠大叠的信。

约翰内斯·雷曼有时忙不过来,就请亨德里克的父亲克贝斯帮点儿小忙,以此减轻自己的负担,例如克贝斯老人花费了几个早上的时间模仿亨德里克的笔迹在儿子的相片上签名,因为他比秘书签得更逼真。院长亨德里克高兴的时候就问父亲:“爸爸,身体好吗?总是这样没精打采,你到底缺少什么?你在我家里感到无聊?”“不,不,”父亲克贝斯含糊地说,布满胡子楂的脸微微发红,“我有好多事情要做,狗和仙人掌都能给我解闷。”只有老头儿一个人在喂养狗,他不让仆人接近狗。每天,他牵着一群漂亮的灵提猎犬出去进行长距离的散步。亨德里克只有照相的时候才和狗在一起。这些狗很喜欢老头儿,但是它们却害怕亨德里克。其实,亨德里克本人也很害怕那些狗。

别墅楼上,妹妹约茜有一间布置得漂漂亮亮的房间。她经常外出旅行,房间往往空着。自从她哥哥得势以后,电台便来邀请约茜小姐在电台演唱歌曲。她擅长用莱茵河乡音演唱轻松愉快的歌曲,广播杂志也相继刊登她妩媚、时髦的头像。她还是热衷于订婚。当然,如今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向她求婚。只有门当户对的来者,才予以考虑。党卫队青年可以优先考虑,他们漂亮的制服能给“亨德里克宫”带来生机。

“我将和多纳斯贝克伯爵结婚。”约茜宣布。她的哥哥表示怀疑,她就呜呜地哭了。“你总是嘲笑我。”她气冲冲地说。贝拉夫人赶紧过来安慰约茜。亨德里克也不愿看到他妹妹流泪。于是两个人只好异口同声地说,她长得越来越漂亮了。事实上,她比当年巴尔巴拉在德国南部大学城火车站见到她时确实更为楚楚动人。这也许是她现在的衣着更为讲究的缘故。经过整容,她小鼻子上的雀斑几乎完全消失。她说:“多纳斯贝格威胁过,不去掉雀斑,他就要解除婚约。”

年轻的达戈波特·冯·多纳斯贝格也有高兴开心的时候。亨德里克是在喜欢被贵族簇拥的林登塔尔的家里认识多纳斯贝格伯爵的,他立即邀请伯爵到“亨德里克宫”做客。伯爵长得英俊漂亮,但是并不富有。他天生愚钝,又娇生惯养。约茜小姐约请伯爵同她出去骑马。平时,亨德里克很少动用他的那些骏马,因为他的时间太宝贵了。此外,他感到骑马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活动。他是为了拍电影才吃力地学会骑马的。然而,他心里明白,他自己骑马技术水平不高,在马鞍上坐不稳。他养马的目的是因为画报要刊登他的照片,马是照相时的一种时髦的装饰品。在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拥有这些马和留住小柏克一样,是对巴尔巴拉迟到的、已毫无意义的报复,因为巴尔巴拉曾经用早晨骑马来使他恼羞成怒。

约茜小姐和她的多纳斯贝格骑马到田野去了,伯爵爱上了这个活泼的姑娘。由于约茜历来重视订婚手续,伯爵便同她订了婚,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去寻找为他的伯爵头衔心甘情愿支付更多金钱的女人。目前,他并不忙于离开约茜小姐,因为认为去得罪一个同总理有私交的家庭是非常不明智的。此外,多纳斯贝格伯爵发现在“亨德里克宫”里的生活是轻松有趣的。

院长亨德里克千方百计使他的别墅具有英国风格。贝拉夫人从伦敦直接订购了威士忌酒和果酱,全家人都吃烤面包。他们还喜欢坐在宽敞的壁炉旁聊天,也喜欢在花园里打网球或玩槌球。星期天,如果主人没有演出任务,客人们可以从午餐前一直待到夜里。晚饭后,在前厅举行舞会。此时,亨德里克会穿上晚礼服,并且说在晚间穿晚礼服赴宴是最舒服、最放松的。约茜和尼科勒塔也打扮得花枝招展。时不时地这个小圈子里的人会突然做出些疯狂的举动,比如,傍晚时分,他们会分乘三辆汽车,到汉堡去逛圣保利夜总会区。“这里有的是汽车。”多纳斯贝格伯爵不无醋意地说。他内心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一个优伶的钱能堆积如山,而一个贵族的后裔却一贫如洗。院长有三辆大轿车,数辆小轿车。最漂亮的一辆是银光闪闪的奔驰,这是总理送给亨德里克的礼物。这位胖恩人是因为亨德里克的乔迁之喜大方地把这辆豪华的汽车送到格鲁内瓦尔德区别墅的。

院长的家里极少举行盛大的招待会,因为院长不喜欢大规模的活动。主人喜欢随便请些人到“亨德里克宫”做客。尼科勒塔已成为家庭的一员,所以无须事先通知随时都可入席就餐。她还会在剧务方面跟亨德里克做些交流。周末,她拎着手提箱来了。这是一件相当大的行李,内有晚礼服和睡衣,箱子显得实在太大了。约茜出于好奇,偷偷打开箱子,看看里面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没有。使她惊讶的是,她发现里面还有一双用柔软的漆皮做成的鲜红色的高筒靴子。

尼科勒塔准备和马德尔离婚。“我又当了演员,”她给他写信,“我将永远爱你,我将终生尊敬你,但只有重新工作才能给我带来幸福。在我们新德国,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的干劲儿很大。你沉浸在自己孤独的世界里,对此你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亨德里克上任后的第一件公事,是聘请尼科勒塔为国家剧院的演员。尼科勒塔再次登台演戏,但再也没有达到汉堡时期的演出水平。不过,她僵硬死板的动作和声音逐渐在消失,嗓音和舞台动作又开始变得轻松活泼了。

“看,你又重新学会演戏了!”亨德里克说,“本来是不该让你登台演出的,你这傻瓜!当时你在汉堡不辞而行,实在是个大罪过。我不是说你对可怜的克罗格犯下了罪,而是说对你自己。”

不争的事实是,尽管尼特勒塔的演技拙劣,但剧院的同事和报刊媒体还是极有分寸地对她表示出敬意,因为人们都知道她是院长的女朋友,而且很明显,她能对院长施加巨大的影响。在隆重的交际场合,她就站在院长的身边,全身珠光宝气,首饰叮当作响。人们感叹,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真是天生的一对。两个人都具有极大的魅力,是地狱中两个阴险而妖冶的魔鬼。

诗人本亚明·佩尔茨把他俩称作“仙王奥布朗和仙后提泰妮娅”。这样称呼好像把法西斯的独裁统治比作了充满血腥的恐怖版本的《仲夏夜之梦》。

“仙王仙后,你们这阴间的君主,请带领我们翩翩起舞吧!”诗人这样奋笔疾书,“你们用微笑和奇妙的眼神使我们着了魔。啊,我们多么愿意把自己托付给你们呀!让你们带我们进入地狱最底层的深渊去,进入充满魔力的洞穴,洞壁流淌着鲜血。战士们在相互残杀,情人们在相互拥抱。在这里爱情、死亡和鲜血等被狂乱地融为一体……”这是新德国舞场上最高雅的窃窃私语。诗人本亚明·佩尔茨写诗就采用了这种恰当的语调和风格。过去,他曾一度与世隔绝,不谙世事,但现在他变得健谈和善于交际。他使自己迅速地适应并融入到了这些社会名流阶层,这一切得益于他用全新的视角去关注和评判社会深层次的问题,特别是其“魔洞”之说,以及歌舞升平所掩盖的腐败、堕落的社会这一现实。他任诗歌学院副院长,正院长穆克目前在国外干着传教士的勾当。在“亨德里克宫”里,本亚明是个颇受欢迎的客人。他和米勒·安德烈埃先生、伊里希博士以及皮埃尔·拉律都是格鲁内瓦尔德别墅的座上客。

绅士们见到雍容华贵的贝拉夫人就吻她的手,见到约茜小姐则赞美她容貌出众。他们以此为荣,以此为乐。皮埃尔·拉律同小柏克调情。亨德里克对此听之任之。当性格演员约阿希姆和他风趣的妻子一出现,气氛顿时特别活跃。约阿希姆还是个特别能喝啤酒的人,酒量巨大。他肥头大耳,面带善意,满脸皱纹。约阿希姆声称无论别人怎么说,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地方比格鲁内瓦尔德的这个“亨德里克宫”更美丽。他时而把别人拉到墙边,开导他们说:“平心而论,我清白无辜,问心无愧。”这时他目光闪耀,而后继续补充说:“几天前,我又发现有人诽谤我,于是我不得不让他进了监狱。”

有时,安格莉卡·西贝特也参加“亨德里克宫”的聚会。她同一个电影导演结了婚,所以改了姓。新郎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浓密的栗褐色头发,配上一对大大的深蓝色的眼睛。在这个堕落的圈子里,他看上去似乎是唯一心地单纯的人,他像孩子似的思考问题。他就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年轻骑士,对人善良,从不指责别人。但是出人意料,他竟然有叛逆心理,对德国国内发生的事情早已忧心忡忡。起先,纳粹主义激起了他的热情,然而激情越高,失望也越大,现在他终于有所觉醒。

他钦佩亨德里克的才能和艺术天赋,所以他主动与他接触。他有时会提出一些严肃且显得急迫的问题。“您对最高当局有一定影响,”这个小伙子说,“您难道就不能阻止某些暴行吗?您有责任向总理汇报集中营里的事情。”说话时,这位年轻骑士天真无邪的脸激动得通红。

亨德里克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年轻的朋友,您想要干什么?”他不耐烦地问,“您到底要求我去做什么?要我用雨伞去挡住尼亚加拉大瀑布吗?您认为这样做会有成功的希望吗?根本没有!您瞧,问题就这么简单。”亨德里克得意扬扬地讲完话,语气显得似乎已把对方说的心悦诚服了。

有时,院长会更换伎俩,一反常态,以玩世不恭的傲慢态度,放弃一切美化自己或为自己辩解的词句,这时他显得更加坦诚。他紧张得满脸通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出于嘲讽而笑得前仰后合。他哀伤又得意地大声说:“我难道不是无赖吗?我难道不是一个十足的无赖吗?!”朋友们听了都感觉非常开心,约茜听了甚至高兴得鼓起掌来。只有那个天真无邪的年轻骑士脸上露出严峻的表示反感的神色。安格莉卡则会用悲哀而惊愕的目光看着她的朋友亨德里克,因为她曾为亨德里克抛洒过苦涩的泪水。

当然,若有政府要员或同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人在场,亨德里克决不会吐出“尼亚加拉大瀑布”或自己是一个十足的“无赖、恶人”等牢骚话。甚至在多纳斯贝格伯爵面前,院长的谈吐也十分谨慎。假如洛特·林登塔尔给个面子,大驾光临,亨德里克更能游刃有余地在兴高采烈和谨言慎行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

这位慈母般的金发女人有时在“亨德里克宫”打一盘乒乓球,或陪主人跳一会儿舞。为了她的到来大家会把聚会搞得像过节那样欢欣鼓舞。母亲贝拉把储藏室里的最佳食品拿出来招待这位贵宾,尼科勒塔用清晰的口齿称赞贵夫人那双紫蓝色的双眼,这时皮埃尔·拉律撇下小柏克不管了,甚至父亲克贝斯也会从门缝里瞥一眼那个胸部丰满的女人。林登塔尔那宛若少女纵情欢乐时发出的银铃般的笑声传遍了大厅。当总理乘坐他的大型豪华轿车来到“亨德里克宫”接他的洛特,并同时祝他的梅菲斯托晚上好的时候,屋里的所有人瞬间都呆若木鸡。林登塔尔立即飞奔过去,投入他的怀抱。贝拉夫人得意和激动得快要晕倒了。她瑟瑟缩缩,声音像在呻吟,说道:“总理阁下,您要点儿什么?点心?还是一杯香槟酒?”

“亨德里克宫”门庭若市,门前车水马龙。吸引人们前来欢聚的原因是主人的声誉和好客,是引人垂涎的美味佳肴和酒食,是平坦宽阔的网球场,是发出悠扬乐声的唱片,是令人折服的豪华环境。来拜访的客人中有演员、将军、诗人,政府高级官员、记者、外国的外交官、姬妾和优伶。然而以往和亨德里克关系密切的少数人,却没有光顾这里,参加愉快而丰盛的招待会,如将军夫人,从不问津。贝拉夫人徒然等待她的光临。将军夫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她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庄园,迁居在离动物园不远的一间斗室里。她逐渐失去了同柏林社交界的来往。而过去她可是个风云人物。“在有些人的家里,我见到的尽是些杀人犯、变态狂、疯子,我杜绝同他们来往。”将军夫人不无自豪地说。

另一个从不拜访院长豪宅的人便是乌尔里希斯。他对院长的家敬而远之。他从未受到邀请,但即使受到邀请,他也不会去赴约。乌尔里希斯工作十分繁忙,几乎到了心力交瘁的程度。此外,他多年来以忠诚和耐心保持着对亨德里克的良好印象。乌尔里希斯一直是个和蔼可亲,甚至是温柔善良的人,尽管他内心怀有一股高昂的革命热情。他对亨德里克深信不疑。当有人对亨德里克的道德和政治品质表示怀疑时,他总是用热情的话语耐心地说服对方,使其相信:“亨德里克是自己人!”现在,乌尔里希斯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幻想,甚至对亨德里克·赫夫根的看法也改变了。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对人和蔼、善良。他现在的目光中充满了凝重与险恶。

现在,乌尔里希斯的举止表现得谨慎而又勇敢,好像他非常紧张地随时准备好进攻,然后仓皇逃跑。他在进行着一场危险的游戏。

乌尔里希斯接受亨德里克的劝告,留在国家剧院继续工作。当时亨德里克只是随随便便地劝告几句,而乌尔里希斯却在考虑如何用在国家剧院工作的身份作掩护摆脱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至少这是他的企图和目的。然而他的如意算盘使他产生了错觉。乌尔里希斯以为敌人没有发觉自己活动的踪迹,其实一开始他就被监视了。敌人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哪!

起初,剧院里的人总是躲着他,对他不是很信任。现在人们带着亲切的同事般的感情与他交往。乌尔里希斯粗犷的男子汉气概和落落大方的开朗性格给人以好感,赢得了大家的理解。他也学会了一套应付各种场面的欺骗性本领。他狂热地追求既定目标和准备做出最大牺牲的钢铁意志使他变得狡黠了,他甚至敢于同洛特·林登塔尔开玩笑。有时,他对性格演员约阿希姆说,自己丝毫不怀疑约阿希姆血统的纯洁性。只要一碰见舞台管理人员,乌尔里希斯即以明朗的态度,按规定的姿势向对方致意,嘴里还喊“万岁!”并且在“万岁”两字之前加上他所痛恨的独裁者的名字。如果总理坐在包厢里看戏,乌尔里希斯会迎合说,为大人物演戏,这使他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不过,他的心跳却是因胜利带来的喜悦和敌人造成的恐怖交织在一起而引起的感觉。当他演完一场戏以后,他的同党拉幕人、秘密地下联系人,会悄悄地告诉他有关秘密集会的事。这些活动几乎是在肥胖的凶神恶煞和胸前挂满勋章的最大的刽子手的眼皮底下进行的。这个备尝集中营严刑拷打之苦的普通演员,继续从事反政府的瓦解和煽动等活动。

狱中的可怕遭遇使乌尔里希斯一时萎靡不振。出狱后的头几个星期,他痴痴地发呆,眼前经常闪现集中营里的悲惨情景,这些都是一般人所无法忍受的,也是使一般人不无绝望的。刽子手们的卑鄙行径是赤裸裸的,他们暴戾恣睢到了无以复加的可怕地步。他们严刑拷打赤手空拳的人们,并以此作为胜利而庆祝。他们把自己的暴行吹嘘为爱国行动,认为这是对“反民族的破坏分子”的感化所取得的成绩,也是道义上对觉醒的祖国做出的正当贡献。

“只要目睹过集中营的惨状,你就不愿再去回忆这些往事,甚至对人类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态度。”乌尔里希斯说。他热爱人民,坚信人类总有一天会变得成熟、理智起来。他克服了由于过分忧伤而出现的麻木情绪。“目睹了刽子手们最卑劣的行径,”他说道,“你就只有两个选择:或是自杀,或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热情地拼命工作。”他是个单纯而勇敢的人。他以坚强的毅力迅速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全身心地继续投入到他的工作中。

他毫无困难地同地下反对派建立了联系。他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许多朋友,他们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这些人在极端危险和近乎绝望的关键时刻经受住了考验。他们给了乌尔里希斯极大的鼓励。他身为普鲁士国家剧院的演员,但实际上却秘密地参加反法西斯政权的地下斗争。无论是举行秘密集会,印发传单,出版报纸和小册子,还是在工厂的消极怠工行动中,在暴政公开的庆祝会上,在转播广播电台的节目和放映电影等方面,演员乌尔里希斯总是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参与准备工作,并且冒着生命危险去采取行动。

乌尔里希斯十分认真地对待反法西斯的宣传工作。他高度重视宣传工作对被恐怖吓呆了的公众的心理效果。

“我们要使当权派惶惶不安。我们要告诉数百万民众,有许多人正在反对残暴统治。今天,敌人不得不承认,民众要求解放的意志并没有消失。尽管他们受大批特务的监视,但民众的抵抗活动仍在继续进行。”乌尔里希斯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说、这样写的。他牢牢地记住,要把小规模、分散的行动聚合起来,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就会最终演变成反抗独裁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这是唯一的法宝!”乌尔里希斯认识到了这点。

因此,他的秘密活动不仅仅限于党内同志和志同道合的人们中间,而且扩大到了外围。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同抵抗运动中的天主教教徒、老社会民主党人、魏玛共和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无党派人士等加强合作。最初,资产阶级自由派对共产党人表示不信任,乌尔里希斯给他们做积极的思想工作,态度诚恳,终于打消了他们的顾虑。“你们同纳粹党一样,是不主张自由的。”民主派人士批评说。乌尔里希斯回答:“看,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推翻暴政。关于未来的制度建设,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协商解决。”

“你们不爱祖国!”拥护共和政体者的爱国者们指责他说。“如果我们不爱祖国,”乌尔里希斯说,“难道我们会这样痛恨蹂躏和破坏祖国的人吗?难道我们能日复一日地冒着生命危险去谋求祖国的解放吗?”

在开展地下斗争的最初时刻,当乌尔里希斯想把秘密情况告诉亨德里克·赫夫根时,院长是既焦虑,又紧张,又恼火。“我对此毫无兴趣,”亨德里克急忙说,“我不需要知道这些事,你懂吗?我只好闭上眼睛,你干的一切活动,我只当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绝对不卷入!”

亨德里克环顾四周,确信没有人在偷听他们讲话时,他才压低声音,向他的朋友乌尔里希斯说:“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长期地伪装自己,这是多么艰难和痛苦啊!我还是决定采用我自己的方针,因为我认为这是最正确、最有效的。”亨德里克低声地说,并用地下工作者的目光瞟了乌尔里希斯一眼,乌尔里希斯没有理睬他,“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策略,但我必须坚持,我身处敌人营垒,可以从内部破坏敌人的政权……”

乌尔里希斯不愿再听下去了。此时此刻,他的幻想破灭了,他把亨德里克看透了。

院长伪装得多么巧妙!真不愧是个超凡的演员。而人们所看到的是,亨德里克·赫夫根一心一意追求着金钱、权势和荣誉,而不是在破坏纳粹政权。

在总理的大保护伞下,亨德里克感到自己隐蔽得天衣无缝,用乐观的态度和方式去战胜危险。他给维也纳一个戏剧制作人打电话,要求借用一名演员,他以诉苦而又悠扬悦耳的声调,痛苦地把字音拖得长长地说:“是啊,亲爱的,几个星期后,也许我要出现在维也纳你们那里。我不知道,我能否在这再继续工作下去。我的健康,你懂吗?我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

如果要使亨德里克垮台,只有两个办法:总理不再对他恩宠,或者总理本人丢了权势。可是,总理对他的梅菲斯托非常讲义气,这在纳粹分子中确实罕见,也是令人惊奇的。而且,总理这颗福星正在高照。这个杀人狂,这个迷恋一个多愁善感的金发女人的人物,现在头衔越来越多,财富也越积越厚,他对国家领导层的影响在与日俱增。

只要总理的光辉洒在亨德里克的身上,他就完全不必理睬宣传部长的恶毒攻击。当然,宣传部长也不敢公开反对院长。相反,宣传部长还是很重视在适当场合同亨德里克一起公开露面的。宣传部长同亨德里克保持一定的接触,这是聪明的做法。亨德里克善于用魔鬼梅菲斯托的庸俗和玩世不恭的诙谐取得总理的欢心,把总理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当然,他同宣传部长这位“老博士”倒也谈得来,他俩都讲莱茵地区的家乡话,这使他们的交谈带着同乡的亲昵感。他俩都爱用——其实也是滥用——政治术语。如果有机会亨德里克也能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革命动力”,什么“英雄主义生命力”,什么“血腥的反理性主义”,等等,以迎合对方的口味。他能同死敌兴奋地谈上几个小时,当然,这并不妨碍他的死对头继续搞阴谋来反对他。

穆克充分享受了国外旅行的欢乐,返回德国。回国后,他千方百计地散布关于一个黑女人朱丽叶的谣言。谣言说:亨德里克患有严重的性变态,因此和一个黑女人有不当的关系。黑女人挥霍他的钱财,在巴黎过着令人作呕的奢侈生活。谣言还说:亨德里克经常同这个黑女人幽会。亨德里克一方面同黑女人犯下玷污种族纯洁性的罪行,另一方面利用她作为联络员同流亡者中最黑暗、最危险的集团保持联系。巴尔巴拉·布鲁克纳只是形式上同亨德里克离了婚,实际上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

国家剧院的同事们都在议论院长的这个黑情人。在各大报纸的编辑部和当权派的办公室每个人都听说过巴黎市的那个十恶不赦的黑女人。有人造谣说,“她养了三只猴子,一只幼狮,两只豹和十几个中国苦力。”她还同法国陆军总参谋部、克里姆林官、共济会以及犹太财阀一起进行阴谋活动,反对纳粹国家。

看来形势对亨德里克不利,因此他决定同尼科勒塔结婚,以此来给那些造谣者当头一棒。总理对他的这一决定十分赞同,并向那些继续散布流言蜚语者提出了严重警告,“反对我的朋友,就是反对我。”总理威胁说。谁再敢提某黑女人,谁就得准备同总理和盖世太保打交道。为此,在剧院大门口的黑板上贴出布告:凡对院长先生的历史或私生活继续造谣者或听信谣言者,即是反对国家的人。此外,人们对亨德里克的私人密探网络也提心吊胆。凡是他想知道的事,都不可能掩过他的耳目。他豢养了一批密探,为他通风报信。他到处都有自己的耳目,盖世太保对亨德里克拥有这样完善的密探系统十分敬佩。

就连穆克也感到了压力。《塔嫩贝格》悲剧的作者不得不光临“亨德里克宫”。他用最亲切的撒克逊土音同亨德里克谈了一小时话。尼科勒塔也走过来同他们聊天,她突然提高嗓门用轻蔑的语调议论黑人,说明亨德里克和她都十分厌恶黑人,穆克先生洗耳恭听着尼科勒塔的表白,丝毫不露声色。“亨德里克从远处一见到这讨厌的人种出现时,他就要呕吐,”她用明亮的隐含揶揄的眼光狠狠盯着穆克挑衅地说,“一闻到这种人身上的臭味,他就受不了了。”“是啊,是啊!”穆克先生附和说,“黑人身上散发着臭气,这一点儿也不假。”而后,三个人突然笑了起来,他们笑得那样长久,那样热烈。

“这个亨德里克”是伤害不了的,要伤害他,是不可能的啊!穆克先体会到了这一点,宣传部长也清楚这点。他俩阴险地决定,在干掉他之前,眼下还必须同他保持最友好的关系,现在的他是不可侵犯的。

总理安排亨德里克去谒见独裁者,因为关于特巴布公主朱丽叶的谣言已传到这位煊赫人物的耳朵里。这位上帝的使者,对此事颇为反感。他蔑视黑人,就像蔑视犹太人一样。“一个同劣种人交往者,有资格担任院长职务吗?”“元首”向他周围的人提出这个疑问。

现在,亨德里克需要运用他宝石般的眼睛,悠扬的声音,高贵而忧伤的表情,去争取德国历史上最了不起的“元首”,并使他相信亨德里克有足够高的道德修养和素质去统领德国国家剧院。

亨德里克终于谒见了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在“救世主”那里待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对他而言十分劳累和痛苦,两人谈话并不投机。“元首”对戏剧没有兴趣,他所喜欢的是瓦格纳的歌剧和宣传电影。亨德里克不敢在“救世主”面前提及自己导演的,曾经轰动全魏玛共和国的歌剧,因为他害怕“领袖”会因此而联想起穆克当时对这些实验性歌剧所作的尖锐批评:这种歌剧具有消沉意志的作用,而且深受犹太思想的影响。谒见时,亨德里克支支吾吾不知该说什么好。这位国家权力的化身使他忐忑不安,坐在他面前的国家“权威”使这个追名逐利的小人吓得魂不附体。

这位国家“权威”平庸的额角上,有一绺油亮的传奇式的头发耷拉下来,前额下有一双死人般呆滞无光的眼睛。他浮肿的脸呈灰白色,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毛孔。他的鼻子很一般。亨德里克认为“这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鼻子。”他在对国家“权威”的敬佩中掺杂着反抗和嘲讽。亨德里克发现,“权威”几乎没有后脑勺,褐色衬衣下鼓突着一个松软的肚皮。“权威”为了保养他声嘶力竭喊哑了的嗓子,所以说话细声细气。为了在演员面前显现出他有“文化素养”,他使用的尽是些晦涩难懂的复杂词汇。“权威”教导说:“我们的北欧文化利益,要求每一个精力充沛、自觉维护种族血统的纯洁性、目标明确的人无条件地做出牺牲。”“权威”如勤奋的小学生背诵书本那样,尽量不用南德意志土音,而尽力用高雅的高地德语发音。

历时二十五分钟的谒见结束了,亨德里克离开“元首”的宫殿时,汗流浃背,狼狈不堪。当天晚上,他从总理那里得知,他给国家“权威”留下的印象竟然不坏。院长如此腼腆,使这个“救世主”感到意外,并且产生了格外的好感。“元首”是个不喜欢有人在他面前不拘形式或炫耀自己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是不能容忍的狂人。人们见到“元首”应该肃然起敬,默不作声。倘若亨德里克表现出兴高采烈,忘乎所以,那就会惹得日耳曼人的“救星”生气。至高无上的“权威”为来者做了温和的判决:“赫夫根先生是个正派人物。”

犹如有人爱好收集邮票或蝴蝶一样,总理先生的嗜好是为自己收集头衔。同时,他也认为头衔也能使别人高兴。于是他封给亨德里克“枢密院顾问”和“市议员”的头衔。从此,院长亨德里克在第三帝国文化机构担任了种种要职。亨德里克、穆克和个别穿制服的人组成了“文化委员会”的理事会。该委员会在“亨德里克宫”举行首次社交聚会,宣传部长亲临晚会。当约茜小姐演唱她受欢迎的民间小调时,部长咧嘴笑了,担任钢琴伴奏的是穆克。晚会上的酒菜十分简朴。亨德里克告诉母亲只供应啤酒和香肠三明治,穿制服的先生们对此深感失望,因为他们耳闻了许多关于院长别墅穷奢极侈的传闻。侍从们穿着一身漂漂亮亮的衣服,可这对这些来客们又有什么用呢!侍从们来回转悠,手里端的却是可以在家里吃到的点心,全体文化委员情绪开始低落。幸亏有宣传部长支撑着场面,他说说笑笑,使大家的情绪又好了起来。遗憾的是大多数文化委员不懂文化。不谈文化,谈什么呢?然而这些制服赫然在身的人,却为自己从小不爱读书而自豪,甚至大言不惭地夸耀说“大有人在”,甚至他们还以去世的总统兼陆军元帅为先例。此人既无才也无德,生前却受到普遍尊敬,死后甚至连“元首”也参加了他的葬礼。

客人中有一个年迈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无聊之至,严重滞销,不堪一谈,却受到官方的高度评价。当他要求在晚会上朗诵自己的小说《民族崛起》三部曲中的一章时,会场上突然出现了骚动。会场上几个穿军服的年轻人跳了起来,他们机械地用手去摸枪套,以示威胁。宣传部长的笑容顿时消失了,本亚明·佩尔茨“喔哟”喊了一声,胸口似乎挨了可怕的一枪。此时,贝拉夫人逃进了厨房,尼科勒塔激动得发出了刺耳的笑声。如果不是亨德里克出来圆场,事情必然要酿成灾难。嬉皮笑脸的亨德里克用他那悠扬的声音来挽救局势。他恭维说,能欣赏《民族崛起》三部曲中冗长而内容丰富的一章,实在荣幸之至,但现在时间已经晚了,而且还有许多事情急需讨论。他建议以后另外安排一个晚上来朗诵这部伟大史诗的某些章节,届时诸位必能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全体文化委员终于松了口气,但那年迈的小说家失望得几乎哭了。米勒·安德烈埃先生立即转过话题,叙述过去某时期的一些丑闻。他愤慨地指出那是“腐败的时代”。这些逸闻是他过去办众所周知的专栏“您晓得吗?”中的某些珍品。晚会的后半场,性格演员约阿希姆表演了精彩的口技,他模仿鸡鸣狗叫逼真极了。当他表演鹦鹉学舌时,洛特·林登塔尔笑得前仰后合。

文化委员巴杜尔·冯·托滕巴赫是从汉堡专程前来柏林参加晚会的。晚会临近结束,他提议全体起立,高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对“元首”宣誓,表示无限的忠诚。人们感到有点儿尴尬,但又不得不照办。

媒体详细地报道了这次在院长家举办的社交聚会的内容。各家报纸为亨德里克·赫夫根的艺术功绩和爱国行为大造舆论,把他捧为最崇高、最积极的“德意志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报刊上刊登的亨德里克的照片与部长们的照片数量一样多。当首都名流在街头和餐馆为“冬季救济活动”募捐时,赫夫根院长的成绩几乎同政府要员相等。政府要员们募捐,由武装密探和盖世太保严密保护,层层防范,致使老百姓无法挤到他们的身边去捐钱。亨德里克行动自由,不需要保护。当然,他找了一个避免同危险的无产阶级发生冲突的地方活动。于是,他来到了阿德隆饭店募捐。他上上下下积极活动,甚至不惜来到厨房动员每个勤杂工把口袋里的硬币投入募捐箱。在这之前,林登塔尔也曾用她修长的手指把一张一百马克的钞票塞进了募捐箱。国家剧院院长和肥胖的厨房主任在饭店的厨房里手挽手地拍了照。照片刊登在柏林市最大的图片杂志上。

不用说,赫夫根院长举行婚礼的照片充斥在柏林所有的报纸上。他娶尼科勒塔为妻,由米勒·安德烈埃和本亚明·佩尔茨当证婚人。总理为了祝贺他们的婚礼,送来了一对黑天鹅。天鹅养在“亨德里克宫”的花园小池塘中。一对珍贵的黑天鹅啊!记者们赞叹这是馈赠礼品的创举。只有像将军夫人那样有身份的人才知道,过去早已有一位酷爱艺术的帝王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给他的宠儿里夏德·瓦格纳赠送过同样的礼品。

独裁者也为新婚夫妇发来了贺电。宣传部长为献殷勤送给新婚夫妇一篮兰花,花儿色泽过于鲜艳,似乎含着毒汁,暗示受礼者吸入花香就要丧命。皮埃尔·拉律用法语写了一首长诗。特奥菲尔·马德尔打电报诅咒他们,生产不久的小安格莉卡因彻底失去心之所爱而感到伤心,再次哭泣。所有的编辑部都把亨德里克和特巴布公主朱丽叶的有关材料藏到最底层、最隐蔽的抽屉里去了。伊里希博士向他的女秘书口授了一篇评论,称尼科勒塔和亨德里克是“最美的一对地地道道的德国夫妻”,是“具有最纯洁种族和最富贵气质、全心全意为新社会服务的、两个朝气蓬勃的人”。只有一家与宣传部关系密切的报纸敢于公开提出尼科勒塔历史上的疑点:人们祝贺这位少妇遗弃了“特奥菲尔·马德尔这个流亡者、犹太信徒和文化界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又重新积极地参加了民族的文化生活。在众多祝贺文章所弹奏出的悦耳交响乐中,马德尔的名字是不和谐的音符。

尼科勒塔带着大大小小的皮箱从帝国总理广场搬到格鲁内瓦尔德别墅。当婢女帮她把衣服、饰物从箱子里拿出来,看到一双红靴子时,她吓了一跳。但女主人声色俱厉地说明,这双靴子是配亚马逊女战士戏装用的。“我演彭茜莉娅时就穿它!”尼科勒塔的声音带着奇妙的高兴劲儿。婢女被这外国人的名字和女主人发亮的双眼吓得不敢再问下去了。

晚上,“亨德里克宫”举行了盛大宴会。相比之下,亨德里克在枢密院顾问家里举行的第一次婚礼,显得很是寒酸。此时此刻,仙王奥布朗和仙后提泰妮娅放射出颇具魅力的光辉。他俩挺直了身子,缓步从参加婚礼的客人身边穿过。新郎高高翘起下巴,新娘则以高雅的姿势提着曳地长裙缓步走在新郎身边,她的金银首饰叮当作响,头发上戴着大朵大朵漂亮的造型各异的玻璃花。尼科勒塔的脸上抹了浓艳的脂粉,而亨德里克铁青脸上的微微磷光在闪烁。他俩强作笑脸,微笑中甚至蕴含着痛苦。他们目光呆滞,眼睛直直地穿过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盯在远处的某个物体上。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的眼睛为何半睁半闭,目光发呆?嘴角的微笑为何僵直、凝固?

也许是巴尔巴拉锐利的双眼在隐蔽处凝视着他们。巴尔巴拉曾经是尼科勒塔的朋友,但现在两个人之间已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巴尔巴拉目前正在异国他乡执行庄严而艰巨的使命。也许他俩的眼前出现了马德尔这个荒诞的殉难者的面孔,马德尔半盲半智,他痛苦地忏悔自己的倨傲和孤芳自赏,现在正凄恻而愤怒地看着背叛了他的尼科勒塔。也许他俩谁的面容也没有看见,而只是些以往暗淡但又势不可当的憧憬。他俩似乎看到了自己令人厌烦的、可耻的叛变道路。而在这愚蠢的世界上,这些倒退与衰败可能会使人更快的飞黄腾达。现在,这两个浑身闪烁着光亮、面带微笑的人永远地结合在了一起,犹如两个叛徒。然而把他们连在一起的纽带不是爱情,而是仇恨。

正当“文化委员会”举行亲切的社交聚会,正当国家巨头们在饭店的大厅为本民族受难的同胞募捐,同时使第三帝国可以用募捐得来的钱到国外去搞宣传,正当庆祝婚礼、演唱抒情曲、无穷无尽地做报告的时候,全面独裁、专政的政府正继续其可怕的治国方针,进而在其前进的路上尸体越堆越高。

一些外宾来到德国访问,来访的人中有英国勋爵、匈牙利记者和意大利部长等。他们赞扬这个国家非常干净,他们称随处可见到笑容满面的人们,由此他们相信,“元首”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

但事实恰恰相反,在纳粹党的核心人物中也出现了反对派,构成了对统治者的威胁,致使令人讨厌的执政三驾马车——“元首”、胖子和跛子——不得不突然采取行动。为独裁者建立一支私人军队的那个人,前天宣传部长还在对他笑脸相迎,普鲁士总理称他为“最忠诚的同志”,突然在一天夜里,“元首”亲自从床上把此人拖了下来,数小时之后此人遭到了枪杀。枪打响之前,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和这个最忠诚的同志之间出现了一幕高层领导人中异乎寻常的场面:这个最忠实的同志指着“救世主”骂道:“你是无赖!你是叛徒!”他敢于说真话了,因为他感到命运的丧钟已经敲响。受他牵连的数百名不识时务的老党员也丢了性命。同时,数百名共产党员也惨遭杀害。借着大屠杀之机,胖子、跛子和“元首”把那些反对自己或对自己前途有碍的人物统统清洗掉了。被清洗的人中有将军、作家和前任政府的总理,统治者无须甄别,就把人杀掉。有的人的妻子也因受株连而遭枪决。“元首”一再强调要让“人头纷纷落地”,现在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这次小规模的“清洗运动”,是先斩后奏的。勋爵们和记者们发现“元首”精力充沛,内心虚伪,行动有效。一方面他温文尔雅,爱动物,喜素食,不沾肉味;另一方面,他能目睹最忠实的同志一命呜呼,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在这次血腥屠杀之后,人民变得更加“敬爱”自己的“元首”了。对屠杀感到厌恶和可怕的人孤独地散居在全国各地。浮士德曾经悲叹过:“我一定要活到最后,亲眼见见张狂的刽子手是如何赢得人们的赞叹的。”

许多人被杀害了,他们唯一的罪行在于誓不放弃社会主义信仰。不过,下令处决他们的这位“救世主”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救世主”声称,他热爱和平,然而他却把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投入集中营,严刑拷打,最终杀害。德国青年把“和平主义”当作骂人的话,他们不再需要读歌德和柏拉图的书了。他们学习射击和投弹,进行夜行军训练。当“元首”祈祷和平的时候,他们心里很清楚,那是他在开玩笑。

这些按军事要求组织的、受过训练的、有纪律的青年只有一个目标:发动复仇战争和征服战争。他们疯狂地喊道:阿尔萨斯-洛林是德国的,瑞士、荷兰、丹麦、捷克斯洛伐克、乌克兰也是德国的,奥地利更不必说,也是德国的。德国必须收回它的殖民地。顿时,全德国成了一座兵营,军火工业蒸蒸日上。军事总动员,永无休止。外国人像着了魔似的看着这个可敬可畏的景象,犹如兔子紧盯着要将其吞噬掉的蛇一样。

暴政下的生活也有其乐趣。人们喊出的口号是“力量来自快乐”。人们被迫参加当局安排的种种庆祝活动,这些活动成为全民的节日。诸如庆祝萨尔河是德国的;总理同林登塔尔结婚(送来的结婚礼物价值数百万马克);德国退出国际联盟,并恢复了它的国防主权。每一个条约的撕毁,如凡尔赛条约、洛迦诺条约,等等,也会成为全国节日。什么“强制性公投”也会演变成一个节日。全民节日一个接着一个。旷日持久的庆祝活动有迫害犹太人,公开批判同犹太人一起犯有“污辱种族罪”的姑娘,迫害天主教徒。人们清楚地看到,天主教徒的命运并不比犹太人好。有人控诉犹太人,指责他们搞外汇走私,其实数额很小,而那些所谓的民族领袖却把巨额财产偷运国外。旷日持久的庆祝活动还有镇压“反动派”(“反动派”一词没有准确的含义)。对纳粹来说,马克思主义虽然已经被“铲除”,但仍然有危险。德国文化已“去除犹太”的影响,然而其作品却单调无聊,无人问津。黄油虽说紧张,大炮却更为重要。“五一”以往曾是无产阶级的节日,而今天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博士,活像在香槟酒里泡得浮肿的尸体,发表了一些关于生活乐趣的讲话。人民对这许许多多毫无意义的庆祝活动难道没有开始感到厌倦吗?也许人民已经厌倦了,人民开始抱怨,但大喇叭和大话筒里的嗓音压倒了人民的呐喊。

谁站出来进行反抗,谁就要承担灭顶的风险。谁说真话,谁就要遭到撒谎者的报复,谁要宣传真理并为真理而斗争,谁就会受到死亡和恐怖的威胁。在第三帝国的牢房里,人在死亡之前,要经历种种的恐怖与苦难。

乌尔里希斯胆大包天,走得太远,他的政治朋友交给他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他的同志们认为或希望,他在国家剧院的地位给能他提供某种掩护,因为他所处的环境要比其他同志优越。这些同志们隐名匿姓躲躲藏藏地度日,他们由于盖世太保特务的追捕而四处逃难,像罪犯似的受到警察跟踪,犹如窃贼或凶手那样在全国遭到通缉。乌尔里希斯投身于革命,并积极为之奋斗。他准备做出牺牲,一天早晨,他终于被捕了。

当时,人们正在国家剧院排练《哈姆雷特》剧本,院长担任主角。乌尔里希斯扮演侍臣盖登思邓。排练时,他没有到场,事先也没有请假,亨德里克吓了一跳。他预感,甚至心里很清楚,乌尔里希斯出事了。他让剧团继续排练下去,自己提前退了场。他从乌尔里希斯房东那里得知,清晨,三个便衣把乌尔里希斯带走了,他立即给总理府打电话。总理居然亲自接了电话。当亨德里克问总理是否知道乌尔里希斯被捕的事,总理却心不在焉、毫不客气地说,“我根本不管这种事,”总理有点儿发火,“如果我们的人把他关起来了,说明他准干了坏事。一开始,我对这家伙就有怀疑,过去‘海燕’就是个肮脏的地方。”亨德里克进而要求总理设法减轻乌尔里希斯的判刑,总理断然回答:“不行,亲爱的,您不要多管闲事!”他发出腻烦而严厉的声音,“您得放聪明点儿,还是多管管自己的事吧!”语气中颇带点威胁的味道。这语气暗示亨德里克也曾作为“同志”参加过“海燕”的演出,语调令人不快。

亨德里克明白,如果此时执意关心老朋友的命运,自己就要冒失去最高恩宠的危险。“过几天再说吧,”亨德里克决定,“等胖子情绪好一些,我再谨慎地试试,同他谈谈这个问题。我要从监狱或集中营里把乌尔里希斯救出来,然后把他送往国外避难,了结我的心愿!他的毫无意义的疏忽大意,他对英雄事迹过时而又天真的理解,会给我带来极大的麻烦……”

两天过去了,亨德里克没有探听到乌尔里希斯的任何消息。他开始惴惴不安。他也不敢给总理打电话,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给林登塔尔打电话。这位大人物善良的夫人为能重新听到亨德里克亲切的声音而感到高兴。他在电话中急忙解释说他的嗓音的确还很好,他也为又听到对方的声音而感到高兴。亨德里克继续说,不过这次打电话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

“我为乌尔里希斯担心。”亨德里克说。

“为什么要‘担心’呢?”金发女郎林登塔尔大声说,“他已经死了。”亨德里克居然蒙在鼓里,她对此表示惊讶,甚至感到好笑。

“他已经死了。”亨德里克轻声地重复着。他没说声“再见”,就把电话听筒挂上了,这使总理夫人感到莫名其妙。

亨德里克不假思索,立即命令他的司机直接把车开到总理家。总理在工作室接待了他。总理身穿一件稀奇古怪的长袍,领子和袖口镶着貂皮。脚旁伏着一条斗牛犬,写字台后面的墙上一块黑布衬托着一把满是缺口的闪亮的宝剑,台边大理石底座上是“元首”的半身雕塑像,“元首”失神的目光死死盯着两张相片,一张是洛特·林登塔尔饰演米娜·冯·巴黑尔姆的剧照,另一张是斯堪的纳维亚妇女的肖像画,正是这位妇女曾英勇地用汽车把受伤的冒险家送到了意大利。现在在她的坟墓上面筑起了一个巨大的陵墓,大理石圆顶闪闪发亮,墓碑上烫着金字。这位鳏夫这样做名义上是为表示对亡妻的感谢,实际上是为妄自尊大的自己竖立纪念碑。

“乌尔里希斯死了。”亨德里克一见到总理便这样说道,他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当然死了。”总理在写字台旁回答说,他看见亨德里克脸色苍白,像一道惨白的光在闪亮。“看来是自杀的。”总理板着脸说道。

亨德里克感到一阵眩晕。他尽量使自己镇定,然而他脸部却显露出恐惧的表情,他用手按着自己的前额。这是完全真实、毫不虚假的表情。总理这位大人物对他机灵的宠儿居然如此失态表示失望。他站起来,挺胸凸肚,样子有点儿吓人。身旁那条可怕的猛犬也跟着站了起来,狺狺作声。

“我曾警告过您,”总理威胁说,“我再重复一次,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习惯说第二遍话的。您少管闲事!”这些话说的斩钉截铁。亨德里克胆战心惊,似乎感到深渊就在脚边,只要胖子(总理)一挥手,随时都能把自己推入深渊。

总理缩着脖子,脖子膨出三道皱纹。他的小眼睛闪闪发光,他的眼睛布满鲜红的血丝。这位怒气冲冲的暴君,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了头上。“这是件肮脏的勾当!”他继续说,“乌尔里希斯卷了进去,他是畏罪自杀的。您身为国家剧院院长,根本不需要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操心。”

总理说“卖国贼”时,声音响得像在吼叫。亨德里克感到一阵头晕,真的感到深渊就在脚边。为了使自己不至于跌下去,他立即一把抓住身边那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沉重的椅子的扶手。他请求总理准许他回家,总理冷冰冰地点点头,表示同意。

剧院里的人们不敢议论同事乌尔里希斯的“自杀”,然而通过小道消息,大家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不是被枪决的,而是被活活打死的。敌人对他施行严刑拷打,逼他招供同志和朋友们。他英勇不屈,盖世太保既生气又失望,因为在他的住宅里没有找到任何材料。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连笔记和地址条也没有留下。看来盖世太保要从他嘴里捞到点儿什么,已没有多大希望,结果他越是顽强,越是折磨得厉害。

“亨德里克,这很影响你的情绪吗?”尼科勒塔问她的丈夫,她的表情看上去有些好奇,“这使你很难过吗?”

亨德里克不敢正视她的目光。“我和乌尔里希斯相识已久……”他低声说,像在请求宽恕。

“他明明知道自己在冒险,”尼科勒塔说,“既要赌钱,就得准备输光。”

亨德里克感到此时谈话很不投机,喃喃地说了一句:“可怜的乌尔里希斯!”

尼科勒塔尖刻地问:“为什么‘可怜’?”她接着补充说,“他认为他的事业是正义的,他为自己的事业而牺牲,他是值得羡慕的。”稍停片刻,她又梦幻似的说,“我要给马德尔写信,告诉他乌尔里希斯死了。马德尔敬佩那些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生命的人,他喜欢坚定不移的人,他自己就是个为执着追求而勇于牺牲的人。”

亨德里克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乌尔里希斯不是什么特殊的人物,”他说,“他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是伟大事业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话说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了,灰白的脸上掠过一丝红晕。他为自己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而感到羞愧。乌尔里希斯之死使亨德里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句话的严肃性。他一刹那理解了这句话的分量和庄严,感到此话竟然出自自己之口,实在是亵渎了它的严肃性,也是一种嘲弄。

政府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参加乌尔里希斯的葬礼,因为他是“害怕人民法庭的正义审判而畏罪自杀的”。政府把被他们摧残得不像样子的乌尔里希斯的尸体草草埋掉,就像埋掉了一条死狗一样。死者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寄一些钱来,要求为乌尔里希斯买口棺材和树一块小小的墓碑。她写信要求按基督教仪式安葬她的儿子。她寄来了书信,纸上泪痕斑斑,字迹几乎无法看清。但教堂奉命拒绝派神父为死者做祈祷。

实际上这个可怜的老妇人一无所有,她无法支付买棺材和立墓碑的费用。死者的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从柏林给她寄来全部安葬费,还详细交代她把钱寄到何处去。“请您原谅我不能透露我的真实姓名,”匿名者写道,“您一定会理解我不得不谨慎行事的原因并赞同我这样做的。”

老妇人丝毫不理解这个行动。她感动得哭了,并且感到奇怪。她摇摇头,做完祈祷后,把刚从柏林寄来的钱又寄了回去。

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先烈的墓碑和棺材的费用是从纳粹国家剧院院长先生的高额薪俸中支付的。这是亨德里克·赫夫根为他的朋友乌尔里希斯花的最后的一笔钱,也是对死者最后的一次污辱。亨德里克给乌尔里希斯的母亲寄出钱以后,感到一身轻松。他的良心得到了一点儿安慰,在“为将来留一条后路”方面,他又积累了一点儿资本。几天的紧张情绪缓解了,他的精神负担减轻了,他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哈姆雷特》的排练上。

演哈姆雷特的角色给他带来了意外的困难。当时在汉堡,他演丹麦王子多么轻率!善良的克罗格还为此大发脾气,甚至在着装彩排时还想取消演出。“因为在我的剧院里是决不允许这类胡闹的!”戏剧界元老当时咆哮的话语还萦绕在亨德里克的耳边,此时他想起这些不禁哑然失笑。

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谈论“胡闹”,或径直说他在“胡闹”。可是,当他独自一人时,他自言自语地叹息:“我干不了!”他对演梅菲斯托很有把握,无论是台词还是表情,他都得心应手。然而丹麦王子的内心世界是难以接近的,因此王子拒绝这个演员来表现自己。亨德里克很难入戏,但他决心要为接近王子而斗争。他喊道:“我绝不会让你从我身边溜走!”但哈姆雷特转过身去,悲哀、嘲讽、不可一世地说:“你具有魔鬼的思想感情,因此你演魔鬼就活像魔鬼,但你不具备我的思想感情,所以你演我就不会像我。”

亨德里克·赫夫根对着王子喊道:“我要成功地扮演你这个角色!我若在你面前失败了,我就彻底失败。你是一把火,我愿意接受火的考验。唯有我的艺术才能为我的一生,我的全部罪恶——我的背叛——我的耻辱进行辩护、开脱。但是,我先要成为哈姆雷特,然后才能成为艺术家。”

“你不是哈姆雷特!”王子回答,“你的出身门第并不高贵.仅靠受苦受难和对周围事物的认识是不能带来高贵的。更何况你的苦难经历还远远不够,你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充其量不过凭一个美丽的头衔和可观的薪俸。你只是供权势玩耍的一只猴子和给刽子手解闷的小丑,而且你的模样儿、你的身体特点也不像哈姆雷特。瞧瞧你的这双手,这难道是一双因痛苦加认识而变得高贵的手吗?尽管你的手可以装成纤巧和高雅,但实际上还是粗笨的。此外,你太胖了,我不得不指出这点,真是抱歉之至。哈姆雷特要是有你那样的肥臀胖腰,那才可悲呢!”王子哈哈大笑。

“你要知道,我在舞台上的模样总是苗条的呀!”亨德里克·赫夫根恼怒地大声说。他感到受了侮辱。“我定做了一套戏装。穿了它,我的死对头就觉察不到我臀部上的赘肉了。我本来就容易激动,你现在还用我的身材来气我,你真卑鄙!你为什么要惹我生气?你恨透了我吗?”

“我根本不恨你,我和你毫不相干,你跟我也是无法比拟的。你必须在高贵品质和仕途风流之间作一抉择。既然现在你已作出了抉择,那祝你好运!快让我安静安静吧!”

王子苗条的身影逐渐消失了。

“我不让你走!”亨德里克·赫夫根气喘吁吁地说,并向王子伸出那双被王子嘲笑的手,但扑了个空。

“你不是哈姆雷特!”一个陌生的傲慢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亨德里克·赫夫根当然不是哈姆雷特,但他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几乎是个完美的演员。“棒极了!”导演和同事们对他这样说,这可能是胡话,也可能是假话,但恭维的成分居多,“自伟大的卡因茨时代以来,观众在德国舞台上还没有见到过如此巨大的成就!”

亨德里克本人清楚.他并没有吃透《哈姆雷特》剧本中诗句的真正含义及其内在的情感,他的表演停留在外露的情感上。他并没有真正理解哈姆雷特的个性特征,所以他感到没有把握,他只好试着演演。他表演时动作紧张、僵硬、夸张,没有给观众眼前一亮的惊奇效果,表演动作之间缺乏内在的连贯性。他决定突出丹麦王子刚健有力的男子汉气概。“哈姆雷特决非弱者,”当记者采访亨德里克时他说道,“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软弱无力的性格。几代演员犯下的错误在于把王子的形象理解为女儿态。王子的忧伤不是空洞、缥缈的,而是有实际、具体的成因的。王子主要作为父亲的复仇者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他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他既是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又是个愤世嫉俗的人。我故意去掉他那伤感哀婉的色彩,这种色彩一直以来都凸显在对他的传统刻画当中,其实这样就损害了王子的形象。”

他的同事和记者们都感到这种观点新颖、大胆、有趣。本亚明·佩尔茨同亨德里克详谈了哈姆雷特,对他的想法感到十分的欢欣鼓舞。“只有按您天才的感触和理解去塑造,丹麦王子才能被我们当代人所接受。当代人都是玩世不恭的实干家。”佩尔茨说。

然而,亨德里克·赫夫根在舞台上所塑造的哈姆雷特则是一个患神经衰弱的普鲁士中尉的形象。他以此来掩盖自己表演技巧上的空洞乏味,他所采取的手法是过分夸张的动作和尖锐刺耳的发音。他在某一刻还僵硬地站着不动,可是突然又大吼一声晕倒了。他不是在痛惜哀叹,而是在大喊大叫、怒吼咆哮。他的笑声尖得刺耳,他的动作像在抽搐。他扮演梅菲斯托所表现的深沉而神秘的忧伤是感情的真露,是符合那不自觉的神秘规律的,但他扮演的哈姆雷特缺乏这种自然的法则。他十分熟练地背诵大段大段的台词,不过只是在“背诵”而已。他模仿控诉的声音:

“啊,但愿这一个坚实的肉体会溶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

这段控诉缺乏音乐的衬托、刚毅的动作、艺术的优美及绝望的痛苦表情,这些台词从亨德里克的嘴里吐出来时,人们感受不到其中深邃的哲理和饱尝痛苦的经历。

尽管如此,《哈姆雷特》的首次公演还是盛况空前的,且大获成功。当然柏林的新观众们评价演员的标准是与众不同的,不是看他们的艺术功底和成就,而是看他们同政权的关系。全部演出是为了供坐在剧院里的军事头目、杀气腾腾的“教授”及其具有同样英雄气概的夫人们观赏的。导演在戏剧中粗暴地突出莎士比亚悲剧的“北欧特性”。巨大的演出布景有些夸张,这些布景完全可以用作英雄史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勇士们的背景。在朦胧的舞台上,勇士们不断地挥舞刀剑,狂呼乱叫声此起彼伏。走在这伙狂徒中的便是亨德里克,他矫揉造作地做出一副悲哀的姿态。在演出中,他一度开了个玩笑,有几分钟,他呆坐在桌旁,把自己的双手伸给惊骇的观众。他把脸隐藏在黑暗中,黑色桌子上放着他粉白的手,刺眼的灯光直射在手上。像展示珍宝那样,院长卖弄他那双丑陋的手。他这样做,一半出于狂妄自大,试试自己能狂妄到何等地步;一半也是为了折磨自己,当他展示自己粗俗而肥大的手指时,他内心感到剧烈的痛苦。

“《哈姆雷特》是代表日耳曼民族的作品,”伊里希博士在宣传部授意写的那篇剧评中宣称,“丹麦王子是德意志人民的伟大象征。我们在他的身上发现了我们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最内在的本质。就如荷尔德林惊呼的那样:‘因为,你们德国人啊,你们也是做得少而想得多。’由此可见,哈姆雷特也是德国人民的危险。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因此必须战胜他。天意赐给我们的‘元首’,要求我们为民族社会的利益而采取行动,像哈姆雷特这样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同民族社会格格不入。”

然而,舆论普遍认为,亨德里克所扮演的哈姆雷特,体现了行动和思想之间的可悲冲突。这种冲突以如此有趣的方式使德国人不同于其他一切民族。亨德里克把丹麦王子作为焦虑的、虚张声势的鲁莽英雄介绍给观众,其实德国观众也能够充分理解其中的鲁莽行为和神经错乱。

院长的戏装剪裁得很得体,穿上它真的竟然显出了他的杨柳细腰。剧终,他一再出来谢幕,站在他身边的是他年轻的妻子尼科勒塔·赫夫根,她也连连向观众弯腰致意。尼科勒塔在《哈姆雷特》中扮演莪菲丽娅,她的动作显得古怪而僵硬,尤其在发疯的那场戏中,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全身闪烁紫金色与银白色微光的总理与身穿浅蓝色夜礼服的林登塔尔肩并肩地从包厢的座位上站起来,热烈鼓掌捧场。这说明总理和他的宫廷小丑关系融洽、和谐,双方都为演出的成功表示祝贺。梅菲斯托/亨德里克心领神会,感激涕零。他穿着哈姆雷特的戏装,姿势优美,脸色惨白,向这对贵人深深折腰。“林登塔尔重新燃起了对我的恋情。”他思忖着,同时把右手挪到胸前。很明显他已疲乏,但体态仍旧优美。黑色的弯眉下,一对眼睛闪射出诱人的、甜蜜的、冷峻的光芒。太阳穴表露出的疲惫、痛苦和紧张使他的颜面显得更高贵,也更加楚楚动人。总理夫人已用同她晚礼服相配的天蓝色真丝手帕向他挥舞致意。总理对他咧着嘴笑。“看来我真的被宽恕了。我又得宠了!”哈姆雷特心想。他终于松了口气。

亨德里克已疲劳至极,他谢绝了所有的邀请,坐车回家。当他回到自己的书房时已经毫无倦意。他既感到沮丧又感到不安。雷鸣般的掌声使他不能忘记他曾失宠过。他曾经因为失去总理的恩宠而失魂落魄,如今他重新得宠,似乎又有些受宠若惊。然而,今天晚上的巨大成就却无法使他得到安慰,无法使他忘却他更高的欲望、更大的野心未能得逞。“我不是哈姆雷特,”他悲伤地说,“报刊会给我捧场,说我是百分之百的王子。这是报刊在撒谎。我虚伪卑劣,至少这点我心里是明白的,我要为此做自我批评。当我在思考如何把握台词‘存在,还是毁灭’时,我的语调沉浊,一想到这点,我感到内心恐慌……”

他倒在洞开着的窗口旁的扶手椅上,没精打采地把手中那本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搁在一边,不禁怀恋起朱丽叶来。

从窗口可以看到黑暗的花园,花园里传来阵阵花的馨香和湿润的空气。亨德里克感到一阵儿凉意,忙把胸前敞开的睡衣扣紧。现在是几月?是四月还是五月初?一丝悲哀涌上心头,长久以来他对春之来临,春末夏初的美丽景色竟视而不见。“演戏可恶极了,”他感到心碎和愤怒,“它把我的精力消耗殆尽。我为它献出了生命!”

当他闭目静坐时,一个粗野的声音突如其来:“喂,院长先生!”亨德里克吓得跳了起来。

一个人从花园里冒了出来,并爬向他的窗口。楼下没有棚架或梯子,这家伙能爬上来实在是有飞檐走壁的本领。窗口出现了来者的半个身子。亨德里克吓得魂不附体。他定神思索了几秒钟,看看是不是由于自己神经过于紧张而产生了幻觉。他是活生生的人,头戴灰色布帽,身穿肮脏的蓝色布衬衣,脸的上半部被阴影遮住,脸的下半部长满浅红色的胡子。

“您要干什么?”亨德里克大声说道,同时去摸身后写字台上的警铃。

“不要大声嚷嚷!”那人说,声音粗鲁但没有恶意,“我决不伤害你。”

“您想干什么?”亨德里克声音稍低了一些。

“我是来向你转达问候的,”爬在窗口的人说,“转达乌尔里希斯对你的问候!”

亨德里克的脸刷的一阵惨白,白得像他脖子上的真丝围巾。“我根本不认识您说的什么乌尔里希斯。”他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

窗口传来一阵恐怖的笑声。“我敢打赌,你一定能记起来。”来者凶狠而揶揄地说道。

这声音立即严肃了起来:“我们从乌尔里希斯那里得到的最后一张纸条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他要求我们向你问候。你不要以为,我来这儿是闹着玩儿的。我们尊重乌尔里希斯的要求。”

亨德里克耳语般地说道:“您不滚蛋,我要叫警察了。”

回答他的是近乎热烈友好的笑声。“同志,你完全可以这样做。”

亨德里克悄悄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把一支手枪塞进了口袋。他希望,窗口的人没有觉察到这点。

这时,来者用极轻蔑的表情把帽子往后一推,说道:“院长先生,您尽可以把那玩意儿留在抽屉里。开枪,没有什么意义,只会给你带来麻烦。你怕什么?我已经说过,这回我决不伤害你。”

帽子不再遮住那人的前额,亨德里克看清楚了那人的脸,此人长得比他想象得要年轻得多。英俊、粗犷的脸,斯拉夫人的宽颊骨,浅绿色、亮得出奇的眼睛,红色的眉毛和睫毛,还有浓密短硬的胡子。那古铜色的脸,说明他风餐露宿,久经日晒雨淋。

“他也许疯了,”亨德里克心想。这种考虑虽然会带来最坏的前景,但能使人镇静,得到安慰,“他很可能疯了,如果精神正常,就不会成为我的不速之客,这举动很可能送掉他的命,同样对别人也不会有好处。一个理智正常的人,决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吓唬我。很难想象,乌尔里希斯真的会让他来看我。乌尔里希斯从不喜欢这样捣鬼,他是个善于把精力用在重要事情上的人……”

亨德里克向窗户靠近了一步。他像对待病人那样跟对方周旋,不过他藏在口袋里的手一直未松开枪柄。“伙计,您走吧!我好意劝您走!仆人可能从下面看见您,我的妻子,我的母亲随时都可能进来,这样您就会陷入困境。何苦这样,真是何苦呢!所以您快滚吧!”亨德里克见窗口的人一动也不动,他愤怒地喊了起来。

那人不理睬亨德里克的善意劝告,突然用一种低沉而又十分镇静的声音说道:“转告你那些政府里的朋友,乌尔里希斯临死之前留下遗言:‘我一生中,特别是现在更加坚信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当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口中淤满了鲜血,几乎说不出话来。”

“您是怎么知道的?”亨德里克问,他的呼吸十分紧迫、短促。

“我是怎么知道的?”来者发出一阵可怕的笑声,“我是从一个救世军队员那里知道的。他是我们自己人。当时他在乌尔里希斯身边,守到他临终。他听到乌尔里希斯临终时的遗言:‘我们必胜!’他一再说:‘一个人走到了我目前的地步,是不会迷路的,我们必胜!’”那人用胳膊撑着窗台,上身往前俯探,绿光闪闪的眼睛逼视着亨德里克。

亨德里克吓得往后退了几步,瞧着这种咄咄逼人的目光就像碰到了火一般。他喘着气说:“您为什么对我讲这些话?”

“为了让你的那些显赫的朋友们知道!”从那人的话音中响起恶劣而粗野的欢呼声,“让那些显赫的无赖们知道!让总理先生知道!”

亨德里克已失去镇静,他的脸奇怪地抽搐起来。他赶紧用双手蒙住脸,然后又迅速放下。他的嘴唇也在抽搐,他那宝石般的眼珠在滴溜溜转动。“您这是什么意思?”他脱口而出,满口泛起唾沫泡泡。“您装腔作势开玩笑,到底是为了什么?您要讹诈我吗?您要钱吗?这里有,请吧!”他昏头昏脑地把手伸到口袋里,口袋里没有分文,只有手枪,“或者是您只想吓唬我。这您办不到!您认为,在你们上台的时候,我一定会吓得发抖!当然,你们总有一天要掌权的!”院长讲这番话时,刷白的嘴唇直打哆嗦,同时以轻飘的步伐,近乎跳跃的姿势,在屋内来回走动。

“但是恰恰相反!”他随着一声尖声喊叫在屋子中间站住。“到那时,我才真正是个大人物!您以为我没有准备好后路吗?嘿!”院长歇斯底里地欢呼胜利,说,“我同你们集团的关系良好!共产党器重我,他们应该感谢我!”

回答他的是一阵哈哈的嘲笑声。“这是你自己的如意算盘,”窗口可怕的影子说,“你同我们集团的关系良好?朋友,我们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舒舒服服的!残酷的现实使我们学会了势不两立。我们不会忘记!朋友,告诉你,一个坏人也跑不了!我们知道,第一个该绞死谁。”

此刻,亨德里克尖叫起来:“见鬼去吧,滚!要是五秒钟之内您不滚蛋,我就叫警察来,我倒要看看,是谁先绞死谁!”

盛怒之下,他想抓住点儿什么往坏蛋那扔去。可是,他什么也没有抓到,于是他一把扯下自己鼻梁上的角质框架眼镜,狂叫一声,朝窗口扔去。那可怜的武器没有打中敌人,却叮叮当当地打在墙上,碰得粉碎。

可怕的来客走了。亨德里克奔到窗口,向他的背影喊道:“告诉你们,我是绝对缺少不了的!”院长对着黑暗的花园继续喊,“要演戏,就得需要我,任何政权都需要演戏!没有我参加,政权就演不成戏!”

亨德里克得不到答复,他再也找不到那个飞檐走壁的红胡子的踪迹,园里的夜色吞没了他。花园里夜色沉沉,树林是黑漆漆的,林涛喧哗,灌木丛中的白花隐约可见,花园依然散发着凉爽的香气。亨德里克擦了擦他汗涔涔的额角,弯下腰去拾起眼镜,镜片被打碎了,他心里一阵难过。

他蹒跚地在屋里踱步,像个瞎子那样摸着家具往前探路。

他的视线因激动而模糊,加上没有眼镜,就更看不清楚了。他的身子倒在一把扶手椅上,此刻他感到无比疲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夜晚啊!”他心里感到苦涩。想到自己所受的种种煎熬,不禁对自己怜悯起来,“碰到这类奇特的遭遇,连最坚强的人也会顶不住。”眼下,痛哭一场也许会感到好受一些。然而没有人观看他流泪,所以他就不愿意流泪。经历了这场惊骇以后,他急切需要亲人的安慰。

“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他悲哀地自言自语,“失去了巴尔巴拉,我的天使;失去了特巴布公主朱丽叶,我力量的源泉;失去了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我忠实的女友;甚至失去了小安格莉卡她们,我都失去了。”

他在过度忧伤中认为死去的乌尔里希斯是值得羡慕的。痛苦不再折磨他了,他摆脱了生活中的苦恼和孤独。他的遗言体现了信念、自豪和必胜的信心。甚至犟小子米克拉斯也是值得羡慕的。一切充满信念的人,一切为信念而牺牲的人都是值得羡慕的……

怎样才能熬过今晚呢?怎样才能熬过这惶惑、恐惧、空虚、绝望的时刻呢?亨德里克一分钟也忍受不了这种孤寂。

他知道,妻子尼科勒塔正在楼上的卧室里等他。也许在轻纱裙下,她正穿着红光闪闪的软高筒靴;梳妆台上,胭脂盒边放着绿色皮鞭。不过,朱丽叶的皮鞭是红的,靴子却是绿的……

亨德里克满可以上楼去尼科勒塔那里。她会高兴地翘起嘴来欢迎他,从她明亮的眼睛里传来秋波,并且用她那发音正确、清晰得堪称样板的声音来逗他。可是,此刻亨德里克并不迫切需要这一切。

他捂着脸的手放了下来,他模糊的眼睛想在昏黑的室内辨别方向。他费了好大劲儿,才辨认出书柜、大镜框里的照片、地毯、铜雕、花瓶和绘画,这里的布置显得漂亮而高雅。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能干的人物。他这位院长,枢密院顾问和市议员,又是一位受欢迎的哈姆雷特,此刻正在他豪华别墅的舒适的书房里休息。

亨德里克又呻吟起来。此时,门开了。他的母亲贝拉夫人走了进来。

“我好像听到这里有声音,”她说,“亲爱的,你这里有客人吗?”

亨德里克把灰白的脸慢慢转向她,“没有,”他低声说,“这里没有来过客人。”

贝拉夫人微微一笑,说:“人多么会产生错觉啊!”然后向着他走了过来。亨德里克这才察觉,她手里正织着毛线,已织好了一大块,也许是条围巾,也许是件背心。“很遗憾,今天晚上我没有去看戏,”她说,目光停留在手中的毛线上,“你是知道我有偏头痛病的,我感到很难受,所以没有去。演出结果怎么样?肯定成就辉煌。你谈谈吧……”

亨德里克机械地回答,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但又似看非看,他出奇地心烦意乱,不过内心还是想仔细端详母亲的脸,似乎要跟她交流。他说:“是的,演出成功了。”

“我想一定是这样的,”她满意地点点头,“你看上去是过于疲劳了。你要点儿什么?要我给你倒杯茶吗?”

亨德里克摇摇头不吱声。

贝拉夫人在他沙发宽宽的扶手上坐下。“你的眼睛怎么不对劲儿,”她忧心忡忡地看着儿子,“你的眼镜哪里去了?”

“打碎了!”他想笑却又笑不出来。贝拉夫人用手指点了一下他的秃脑门。“真蠢!”她俯首对他说。

亨德里克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他的上半身向前倾斜,把前额埋在母亲的怀里。他哭得那样伤心,肩膀不停地抽动。贝拉夫人对儿子突如其来的情绪异常,虽然习以为常,但这一次不免有些吃惊。她本能地预感到,这哭泣不是他精神崩溃的发作,而是有其更深、更糟的原因。

“可是,你怎么啦!这是怎么回事……”她说道。她把自己的脸挨着儿子的脸,她的双手触摸到儿子脸上涔涔的泪水。亨德里克狠狠搂住母亲的脖子,似乎想紧紧抱住不放。

她感到亨德里克在喘息,在呻吟。她怜悯的心都快碎了。她疼儿子,理解这一切。她理解儿子的全部罪过,理解他的惨败经历,然而他却没有彻底忏悔,否则为什么会这般呜咽。“可是,海因茨!”她好像在耳语,“可是,海因茨,你要镇静!事情还不至于糟到这步田地!可是,海因茨……”

他的野心和高傲曾把“海因茨”这个名字丢掉。此刻重新听到母亲这样亲切地称呼自己,他哭得越发伤心了。而后,他渐渐地停住了哭泣。肩膀也不再抽动了。他的脸静静地偎依在母亲的膝盖上。

稍待片刻,他慢慢地站起来,眼角还挂着泪珠儿。在他把疲倦的涕泪淋漓的脸稍稍向后仰时,他以动人、怨恨、在绝望中呼救的表情展开双臂喊道:“人们啊,为什么要这样苛求我?又为什么要迫害我?你们为什么这样残酷?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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