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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在许多城市里

流光易逝,一九三三年已经过去了。记者们按照宣传部的旨意造舆论,定调调。如果他们的话可信,那么一九三三年该是伟大的一年,成功的一年,胜利的一年,也是德意志民族有了自己的“元首”和觉醒的光辉的一年。

对演员亨德里克来说,这无疑是愉快而辉煌的一年。这年,他以重重忧虑、麻烦和困难开始,却以踌躇满志而告终。聪明异常的亨德里克,愉快而又信心十足地迎接着一九三四年的到来。他是当权者的宠儿,备受总理的赏赐。总理这位大人物伸出巨掌保护了他,并把亨德里克/梅菲斯托当作宫廷丑角、插科打诨的名优和令人取乐的玩物。总理早已宽恕了这个戏子过去在艺术生涯中的不光彩历史。带鞭子的黑女人朱丽叶对他的控制也已经成功化解。亨德里克扮演各种精彩的角色,拍电影,他赚了许多钱。

总理经常接见他,像过去随时出入施密茨经理和伯恩哈德小姐的办公室那样,如今亨德里克几乎同样可以随时出入总理的官邸和私宅。

为了给您除郁解闷,

我扮成贵公子来到这里。

亨德里克轻佻地唱着《浮士德》的台词,心情舒畅地向这位当权者致意。总理在忙完一整天罪恶的血腥勾当之后,能有一个丑角同自己说说笑笑,开开心,这比任何休息都更妙。为此,林登塔尔差点心起嫉妒。不过,她毕竟是个善良的女人,而且也还欣赏亨德里克·赫夫根。亨德里克同这位令人畏惧的胖子总理的友谊,已为众人所知,引起了广泛议论。

可博得儿童、猢狲的赞叹,

如果这种事合你的口味。

有时,亨德里克不得不想起这句台词,因为同事、诗人、新的社交聚会的女士们,甚至那些政客们都用阿谀奉承的话语来折磨他。难道亨德里克·赫夫根真有心思去听那信奉德国民族主义的皮埃尔·拉律先生缠绵的甜言蜜语?难道亨德里克真的欣赏伊里希博士那带有文学性夸张的恭维话和米勒·安德烈埃先生文雅的客套话?他在老朋友乌尔里希斯面前轻蔑地谈论,称这些人为“该死的一伙人”。但此时他对那些阿谀奉承的话,心里不正感到美滋滋的吗?无论亨德里克对乌尔里希斯说些什么,都不会影响亨德里克在埃斯帕拉那达饭店里,与桌前有衣冠整齐的年轻党卫队年轻军官陪同的皮埃尔·拉律先生喝香槟酒,而且他还觉得酒香味美。

亨德里克有许多朋友,其中有几个会逗人发笑。诗人本亚明·佩尔茨就是其中之一。年轻人欣赏他浮华、晦涩的朦胧诗,喜欢到发狂的地步,当然这些年轻人中的大部分现在都正在过流亡的生活。

本亚明·佩尔茨,身材矮小敦实,浅蓝色的眼睛,目光显得冷淡无情,双颊向下垂着,厚厚的嘴唇显露出一种贪欲。在交谈中他悄悄透露,自己崇拜纳粹主义。因为纳粹主义将彻底消灭令人无法忍受的机械化的文明制度。他热爱纳粹主义,因为它直接把人带到悬崖峭壁,因为它有死亡的气息,而且它会把无限的痛苦倾泻在蜕变的大陆,这大陆的蜕变一半是发生在组织得无可非议的工厂,另一半是发生在为体弱者准备的疗养院。

“在民主主义国家里,生活不会有风险,”诗人佩尔茨轻蔑地说,“我们的生活渐渐失去了英雄气概。今天我们目睹到的奇观是一个全新人类的诞生,或者可以说是一个古老人类的复活,这个古老人类是陈旧的、不可思议的、好战的。这是一幅美得令人陶醉的景色!多么使人激动啊!亲爱的赫夫根先生,您能积极参加这场人类大戏的演出,您应为此感到自豪。”

他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亨德里克。然后继续说:“生命重新获得节奏和魅力。生命从冬眠中苏醒,不久将从我们过去的沉沦时代中被唤醒,恢复其舞动时充满力量的运动。对于那些不知道如何使用其眼睛和耳朵的人来说,这新的节奏就如同训练有素的行军脚步的步伐。笨蛋才会被古代尚武生活方式的紧张外表所迷惑。这是犯的低级错误!我们如今不是在前进,而是在跌跌撞撞地行走。我们敬爱的‘元首’把我们推向黑暗,推向无生命的深渊。我们诗人那么酷爱黑暗和深渊,我们怎能不敬佩‘元首’的智慧和力量呢?把‘元首’视为神,这实在不算过分。他是冥间的恶煞,对那些着了魔的民族而言,他是崇高无比的神。我无限崇拜‘元首’,因为我极端憎恨理智的无聊统治和把进步事业当作庸俗的偶像。无愧于诗人称号的所有作家,都是进步事业天生的死对头。赋诗本身就是使人类倒退到文明前远古的神圣的野蛮时代。赋诗和杀戮,流血和讴歌,杀人和歌颂,都是互为表里的。是啊,我喜欢灾难。”佩尔茨说边说,两颊忧伤地耷拉下来,使脸部向前倾斜。他在微笑,他那厚厚的嘴唇似乎在品尝糖果,似乎在品尝甜吻。

“我渴望死的冒险,渴望深渊,渴望经历绝境。这绝境使人类摆脱文明的束缚,进入没有保险公司、没有警察、没有舒适设施的野战医院为之提供保护的世界,人类将面临大自然和猛兽般的敌人的残酷袭击。我们将经历这一切,对此您可以相信我,我们将欣赏到恐怖,对我来说任何恐怖都是不过瘾的。我们还是太软弱了,我们的伟大‘元首’对于其远大的抱负尚未如愿以偿。在哪儿有公开拷打?我们为何不把那些人道主义清谈家和理想主义庸人烧死?”说到这里,佩尔茨用小勺不耐烦地敲敲咖啡杯子,好像在向跑堂的抱怨,为何还没有把菜端上来,让他等得不耐烦都开始叫唤了。

“为什么还总是搞那种过时的谨小慎微的一套,虚假的羞羞答答的一套,如为何把严刑拷打作为美好节日的狂欢活动藏在集中营的大墙后边?”他严厉地问,“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仅仅只是烧了书,这又算得了什么?但是‘元首’会给我们另作安排的,这点我充分相信他。到那个时候,地平线上火光烛天,大街小巷血流成河,幸存者将围着尸体疯狂地跳舞!”

对不久将发生的恐怖事件,这位诗人愉快地充满了信心。他彬彬有礼,虔诚地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向亨德里克担保:“亲爱的赫夫根先生,您属于以优美的姿态在腐尸身上欢跃的那类人,从您的长相,我看得出,您是属于这类人。您是冥王的骄子,总理先生爱护您、赞扬您并非偶然。您是个激进的天才,您的犬儒主义是真正的、富有创造性的。亲爱的赫夫根先生,我对您佩服得五体投地。”

亨德里克听着这精彩的、虚伪的捧场话,脸上流露出一种僵硬的、做作的微笑,双眼神秘地闪烁着。没有人会像诗人佩尔茨那样,提出如此深刻而又怪异的理由来说明他对纳粹主义的新的热爱。其他人,如性格演员约阿希姆,只会朴实地说:“在我们祖国,不管谁上台,我永远是个德意志艺术家和爱国者。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柏林。我不愿离开柏林。因为在别的地方我决不会赚到这么多的钱。”

这是胖乎乎的性格演员约阿希姆一天晚上靠着饮啤酒的桌子讲了这番话的。这类人物至少可以告诉你,他在想什么。如果好莱坞以重金聘请,他会流亡美国,成为一个激进的反法西斯分子。可惜好莱坞没有这种打算。约阿希姆是德国的著名演员,由于得不到聘请,心里感到挺窝囊。因此,他在同事中装作一副老实人的样子问道:“除了我们这儿的古老的德意志地窖里藏着美味的啤酒以外,其他地方还能有吗?有谁能告诉我这点?”

他带点狡黠的神情挑衅地向四周扫视。他的宽阔的大脸表情丰富,腮帮子的皮肉松松垮垮,小眼睛流露出不信任的神色。这一切给人以熊一样善良的假象,而这头熊从外表上看来,是多么笨拙,见之令人发笑。实际上在猛兽中则是最凶残的。恭维者说,性格演员约阿希姆极像了总理先生,他听后笑容满面。相反,当有人说,他一半是犹太人时,他大发雷霆。“让这恶棍站出来,我要好好跟他理论!”约阿希姆大声嚷嚷,脸涨得又红又紫,“我想看看,他到底敢不敢当着我的面再说一遍那无耻的谰言!真卑鄙!一个厚颜无耻的无赖竟敢剥夺一个德国男子汉的荣誉!”

关于这个性格演员的可怕谣言,层出不穷。人们又在窃窃私语。说什么在约阿希姆祖母的一辈人里,有一个人的血统有问题。约阿希姆这个地地道道的德意志血统的人,为此雇用密探,为自己查出了可耻的造谣者。因而对他祖母一辈的血统持怀疑态度的人中,有几个被关进了集中营。约阿希姆感到非常满意,他说:“不能再让造谣中伤者逍遥法外了。”

约阿希姆找来他有权有势的朋友和同事们,当面向他们郑重其事地申明:他的祖先纯属德意志血统,这是毫无疑问的。

“老实说!”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约阿希姆专程拜访亨德里克时说,“我的家庭没有问题,一切正常。我对自己无可挑剔。”他像一条忠实的狗那样,用目光从下往上打量着。他在舞台上扮演既严厉而又心地善良的父辈,同儿辈们吵架后,痛哭流涕言归于好时,就习惯以这种姿态看人。

“遗憾的是,我必须把那些同我唱反调的人关起来,”这位纯德意志人的语调过分伤感,他继续总结说,“因为我们生活在有法制的国家里。”

亨德里克·赫夫根支持自己的同事以值得称赞的热情维护自己的荣誉,并给他递去雪茄和久藏的名贵的香槟酒。两位艺术家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舒适的上午。临别时,约阿希姆以狗熊般笨拙的动作紧紧地拥抱住亨德里克,这么大的劲,几乎把对方扼死。他请亨德里克转达他对林登塔尔小姐的衷心问候。

今天,在亨德里克的朋友中,有像佩尔茨这样有趣的人物,有像约阿希姆那样的好心肠人。可是,过去曾被他称为朋友的人们又在哪里呢?其他的人呢?他们的遭遇又如何?

巴尔巴拉从巴黎给亨德里克写信,要求离婚。在夫妻双方都不出庭的情况下,法院轻而易举地办理了离婚手续,因而不需要提出任何特殊的离婚理由。法官们充分理解,像亨德里克这样有地位和有见识的人,普鲁士国家剧院的名流,总理先生的私人朋友决不能同一个流亡异国、公开敌视国家,而且最近查明是血统不纯的女人继续生活在一起。纳粹报刊的造谣专家们,还不敢对巴尔巴拉政治上名誉扫地的父亲枢密院顾问扣上犹太血统的帽子,但他们对他肆无忌惮地进行恶毒攻击。他们说枢密顾问犯了“种族亵渎罪”,他的妻子即将军的女儿不是纯“雅利安人”。无独有偶,巴尔巴拉的外祖父原系高级军官,人们突然再也不谈论他的赫赫战功了,转而指责他的自由派倾向。因为将军夫人思想活跃并超出军官阶层的规矩,现在得到的是最简单,也是最令人痛苦的解释:将军夫人并非德意志优秀民族,而是劣等民族和犹太人。对此,威廉二世皇帝只装作不知道。但是,纽伦堡一家反犹太报纸把事情捅了出来。这家反犹太报纸证明:将军夫人身上有一半是犹太血统。她那煊赫的历史、雍容华贵的气质和侯门尊严如今又有什么作用了呢?一个一生中不会说一句完整德语的拙劣文人和下流的家伙,竟然可以随随便便指出巴尔巴拉不是德意志民族中的一员。

因此,巴尔巴拉的血液里有百分之三十以上是不纯的。德国法院认为,这一条足以构成离婚的理由。因为金发的莱茵人有权要求自己的妻子是纯种女人。像巴尔巴拉这样并非纯“雅利安人”的女人,亨德里克早该把她遗弃。同时,她的所作所为是可耻的,是公开的丑闻。

巴尔巴拉从一九三三年二月以来,一直待在巴黎。凡过去了解她的人都发现她彻底变了。她的种种幻想破灭了,她不再伤感和爱玩了。她的脸显得刚毅不屈,刚毅的神色溢于眉宇和前额。甚至连她那溜达的步履如今也充满了活力。只有立下终身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才有这样坚毅的步伐。

巴尔巴拉积极行动起来了。过去,她经常画点小画,读读大部头的书,关心朋友的苦乐,参加轻松的游戏和耽于苦思冥想,以此来打发时光。如今,她在援助德国政治难民委员会工作。此外,她和朋友塞巴斯蒂安及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编辑出版一份杂志,揭露德国法西斯的扩军备战、在文化和司法领域里的暴行及其卑劣的行径和危险性。

塞巴斯蒂安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负责编辑工作,巴尔巴拉管理日常商业事务。巴尔巴拉办事干净利落,在处理业务方面.连她自己也感到吃惊,她竟然能力如此之强。他们的小小杂志,得不到任何的资助,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生存。它用德法两种文字每周出版一次。在创办初期,杂志是油印的,只提供给少数订户。半年后,薄薄几页的小小油印品,居然发展成正规的杂志,并在除德国以外的欧洲各大城市拥有了读者。

“我们的读者,在斯德哥尔摩有五十人,在马德里有三十五人,在特拉维夫有一百一十人,”巴尔巴拉在她旅馆的小房间里召开的“编辑会议”上说,“我对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十分满意。不过在瑞士的发行工作,还要继续打开门路。如果我们在美国有一个精明能干的代表,那该多好啊!总的来说,读者还是太少。应该让千千万万的人知道我们想说什么。我们太穷了……”

“我们的敌人在花费数百万来散布他们的谎言。而我们连邮寄刊物的邮费都没有。”她边说边把自己褐色枯瘦的手握成拳头,以表示无奈和对以后工作坚定的信心。如往常那样,只要她一想起仇人和敌人时,目光便会变得咄咄逼人。

塞巴斯蒂安过去考虑问题喜欢钻牛角尖,纠缠于细枝末节,如今他也彻底改变了。他学会了抓住事物的本质,用简洁的语言表达出内心的思想。“斗争的规律不同于高雅的艺术规则,”他说,“斗争规律要求我们不是去抓细枝末节,而是把精力集中在主要问题上。我现在的任务不是去寻找和塑造美好的事物,而是竭尽全力地工作,并为之做出最大的牺牲。”有时他劳累了,可能会说:“我感到厌倦,毫无意义。敌人比我们强大得太多,他们处于绝对优势。我们长期扮演堂吉诃德的角色是多么痛苦和可笑,我渴望能到遥远而偏僻的孤岛上去。在那儿,我们能摆脱一切痛苦,同时眼前的艰苦现实也不再存在了……”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你说的这种地方!”巴尔巴拉大声喊道,“塞巴斯蒂安,你想象的岛本来就不存在,而且就目前状况看,它也不可能存在。再说,敌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甚至有点儿怕我们。我们揭露敌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每一个事实,通过我们的报纸传播出去,这些都使他们感到害怕,都会一点点加速敌人的灭亡。塞巴斯蒂安,他们的末日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巴尔巴拉充满胜利的信心,在朋友塞巴斯蒂安感到气馁的时候,她镇静地安慰他。“你想想,”她对塞巴斯蒂安说,“在阿根廷我们又增加了两个新订户,多好啊,他们把钱都寄来了。”巴尔巴拉花了半天的时间,给索菲亚、哥本哈根、东京和布达佩斯的图书馆和发行中心写信,催他们归还数目不多的债务。

巴尔巴拉和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的友谊,虽谈不上亲密无间,但已超过一般同事的关系。巴尔巴拉尊敬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因为她勇敢,干劲十足。赫尔茨费尔德夫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独自埋头苦干,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她和塞巴斯蒂安负责编辑政治评论栏目,他们二人一心扑在那份小小的杂志上,像母亲的心牵挂在孩子身上一样。当她初次见到杂志被铅印出来,装订美观时,她高兴得几乎流下了眼泪。她拥抱了巴尔巴拉,虽然屋内没有旁人,她却对巴尔巴拉细声耳语道:“这一切,我是多么感谢你啊!”巴尔巴拉久久地端详着赫尔茨费尔德夫人那张柔和的、宽大的、涂脂抹粉的脸庞,她发现在赫尔茨费尔德的脸上增添了明显而深深的皱纹。这皱纹说明,大家同甘共苦熬过了去年,然而在赫尔茨费尔德夫人的内心深处有矛盾和斗争,这是心灵深处剧烈而痛苦的矛盾。原来在流亡初期,一天,她遇到多年未曾见面的丈夫。她抱着很大的希望。后来才知道,她的丈夫在莫斯科与别的女人同居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不言而喻的,赫尔茨费尔德夫人早该冷静地看清这点。然而,当消息传到她耳中时,她感到意外,感到失望。不过,这内心的希望她却从未流露过。

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还想着亨德里克吗?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她提到了亨德里克的名字。“他的日子好过吗?”她轻声细语地问。夜深人静,她俩一起工作了很久,“演戏给他带来乐趣吗?他对新的荣誉感到满足吗?”

“你这是在说谁呀?”巴尔巴拉反问道,眼睛并没有看着她。赫尔茨费尔德夫人解嘲地微微一笑,脸色一阵微红,说:“这会说谁呢?说你那离了婚的丈夫……”巴尔巴拉毫无表情地说:“他还活着?我压根儿不知道还有他这个人存在。对我来说,他早已死去。我不喜欢昔日的幽灵,最讨厌像他这样不忠实的幽灵。”从此以后,她俩再也没有谈论过亨德里克。

巴尔巴拉有时去看望自己的父亲。他孤独一人,住在地中海沿岸法国南部城市里维埃拉。国会纵火案发生后,他立即离开了德国。当时,一群纳粹学生闯到他的家里,准备向“赤色的枢密院顾问”表示一下“真正的德国青年”对他的态度,但是这伙青年扑了个空。他们感到愤怒和失望。“真正的德国青年”本想把这位世界闻名的长者狠揍一顿,然后把他装进汽车送入附近的集中营。这帮匪徒在枢密院顾问的别墅里只找到了吓得浑身发抖的女管家,他们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为了给民族事业做贡献,也为了使这次夜间行动具有某种意义,匪徒们把可怜的老太婆折腾了一阵后,使她精神恍惚,然后将其关进了地下室。接着他们冲到楼上的图书馆去取乐。这伙“真正的德国青年”踩着歌德、康德、伏尔泰、叔本华、莎士比亚和尼采的著作狂舞。这些穿党卫队制服的青年,厌恶地认为那些书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狂吠,他们歇斯底里地发作,把列宁和弗洛伊德的著作扔到壁炉的熊熊烈火中去焚烧。在返回的途中,这批年轻人面露狰狞地狂笑,他们感到在枢密院顾问家里度过的两个钟头是愉快的时光。“如果那条老猪在家,”狂妄的小伙子大声喊叫,“那才有好戏看呢!”

枢密院顾问动身时,把最重要的文件和爱读的少量书籍装在手提箱里带走了。他在途中花了几个星期旅游,先到瑞士,然后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最后在法国南部住了下来。他在海滨租了一幢小房子,花园里有几棵棕榈树和美丽的花丛,不远便可见到大海。

老头儿孤独一人,深居简出。有时,他在自己的小花园里来回踱步数小时之久。有时,他坐在屋前,观看大海变幻无穷的诱人色彩。“这对我是莫大的安慰,”他对女儿巴尔巴拉说,“看看这面前美丽的大海,一望无际的海水,使我心潮澎湃。我到这里很久了。来这里以前我已经记不起地中海是如此的湛蓝。每一个名副其实的德国人,都向往地中海。他们敬仰地中海,把她当作德国文明的神圣摇篮。现在,在我们的国家,地中海突然遭到憎恨。德国人想把他们自己与地中海强大的力量和优雅的魅力割舍开。他们以为可以不再需要优美明澈的地中海了,并且大喊大叫地表示对地中海已经厌烦了。但这是德国人自己的文明啊,我们怎能就那么容易地抛弃呢。他们想否定我们德意志民族为世界建树的伟大功绩吗?唉,可怜的德国人啊!他们还要忍受多少痛苦,他们还会给别人增添多少痛苦啊!”

纳粹政府没收了枢密院顾问的房屋和财产。布鲁克纳还从法国报纸的一则通知中获悉,他已被取消国籍,他已经不是德国人了。当他得知这消息后的几天,便又开始工作了。“这将是一本大部头的书,”他给巴尔巴拉的信中写道,“书名就叫《德国人》。我将在书中阐述我对德国人民所了解、所担心、所希望的一切。关于他们,我了解得太多了,我为他们也担心得太多了,对于他们,我抱的希望也太多了。”

他在心爱的异国海滨忧国忧民,痛苦地度过余生。有时,几个星期过去了,他除了和女仆说几句法语以外,平时一言不发。他接到许多来信。他的学生如今都流亡异国,留在德国的也都感到绝望。他们来信向老师求教,希望得到他心灵上的慰藉和行动上的鼓励。“对我们来说,您的名字象征着另一个更加美好的德国。”有人勇敢地从巴伐利亚的一个省城这样给他写道,然而使用的是伪造的字体,并隐瞒了真实的地址。这类忠诚坦率的表白,使枢密院顾问既感动又怨恨。“在当今的德国,有这样的想法并表达出来的人,大有人在,”枢密院顾问这样想,“因为他们已经忍受了发生在面前的灾难,但他们只是袖手旁观,没有行动起来进行反抗。对于德国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听之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罪魁祸首。”他把来信搁置一旁,重新展开稿纸,奋笔疾书。稿纸在逐日增厚,字里行间充满了热情和智慧,怨恨和反抗,以及疑虑和信心。

布鲁克纳知道,特奥菲尔·马德尔偕同尼科勒塔住在里维埃拉的另一个小镇里,离他不到五十公里远。一次,他俩邂逅,彼此打了打招呼,没有约定何时再见,后来再也没有见面。马德尔和布鲁克纳的心情都不佳,也不想相会交谈。这位讽刺家昔日那种快乐的、出言不逊的神态消失了。德国的灾难惊得他目瞪口呆,沉默寡言。他像布鲁克纳一样,整天坐在小花园的棕榈树下和花丛边,凝视着大海。然而,马德尔的目光并不包含宁静和沉思。他的目光显得焦躁不安,茫然地绝望地彷徨在波光粼粼的辽阔的海面上。他浅蓝的嘴唇依然做着吸吮的动作,不停地发出啧啧的声音,不过如今他沉默不语了,沉默是无声的抗议。

过去,马德尔昂首阔步,现在却耷拉着脑袋,瘫坐在那里。铅灰色的双手放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显得那样疲倦,似乎再也不能动弹了。他沉静地蜷缩在那里,只有眼珠还在转动,他的嘴唇在痛苦地吐露无声的语言。有时,他会吓得缩成一团,似乎有张恐怖的脸在他面前跳动。这时,他会用力地竖起身子叫喊,声音不再响亮,而是那样苍老和嘶哑。“尼科勒塔!你过来!我请你立刻就来!”马德尔既命令又哀求。尼科勒塔从屋子里出来走向他。

她脸上的神色显出疲惫和忧伤,这同她那突出的鹰钩鼻,线条分明的嘴和高高的额角极不相称。她的双颊变得更宽、更软,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失去了挑衅般的光泽。过去这种光泽使她的眼睛显得迷人和令人不安。尼科勒塔已不再是个固执而骄傲的姑娘,而是个经历了热恋又遭受过许多苦难的女人,她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在她的情感中,疯狂的歇斯底里同真挚灼热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出于这种情感,她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如今就在她的面前,躺在椅子上,摇摇欲坠,危在旦夕。

她问:“马德尔,你需要什么?”过去那些年,不管她遭受了什么苦难,她那堪称楷模的发音一直没有变,“亲爱的,我可以给你帮点儿什么忙吗?”

马德尔呻吟着,像是在做噩梦,“尼科勒塔,尼科勒塔,我的孩子……实在可怕……太可怕了……我听到在德国遭受严刑拷打者的喊叫……我听得十分清楚,是风把这喊叫声吹过大海送到我这里来的……匪徒拷打犯人时还放唱片听音乐,真是无耻之尤。匪徒们用布垫堵住受害者的嘴巴,不让他们叫出声音来……但是,我听到了他们……一切我都听到了。上帝赐给我一副专听死难者呼喊声的敏锐的耳朵……我是人类的良知,我听到了这一切。尼科勒塔,我的孩子!”他紧紧抓住她。痛苦的目光茫然地盯着南国景色。他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从南国的宁静中突然冒出的可怕的妖魔鬼怪。尼科勒塔的手放在他潮湿、滚烫的额头上。“我知道,我的马德尔,”她音正腔圆地说,同时充满着温情,“你听到了一切,你把一切都看透了。你应该根据自己的所知,把世界剖析一番。这对你和世界都有好处。你应该写,马德尔!你应该写啊!”

一年以来,尼科勒塔一直在恳求他工作。丈夫的瘫痪给她带来了痛苦,她忍受不了丈夫的绝望情绪和无所作为。她敬佩自己的丈夫,认为他是世上活着的最伟大的人物。她希望自己的丈夫不要对事态袖手旁观,而要置身于事态的中心,并且参加工作,唤醒世界,告诫世人。可是他的回答却是:

“我还要写些什么呢?一切,我都说了。一切,我都已预知了。我揭露了骗局,我闻到了腐臭的气味。我的孩子,但愿你想象得到,当事实证明我的预言千真万确时,那是多么难以接受啊!人们已把我的书忘记了,好像它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似的,有人把我的全部剧作烧掉了,我的预言仿佛是一阵清风飘得无影无踪了。而如今发生的一切,无以名状的痛苦和灾难,只是我全部作品所预言的微不足道的尾声,我的作品早已描写了这一切。未来将要发生的最坏结局,最终的灾难我也都预测到了。我因预感到这些而悲恸欲绝。如今我还能写些什么呢?我承受着人世的痛苦,我心灵中的现实和未来都在崩溃。”

“我我我……”他说完三个“我”字就再也不吭声了。他精神恍惚,掉入“我”的陷阱中。他那因饱经风霜而变得更加刚毅的脸,向前垂了下来,但现在这张脸变得精巧了,也更加敏感、更加坚强了。马德尔突然睡着了。

尼科勒塔回到屋里,在黑暗阴凉的前厅站住了,她慢慢举起双手捂着脸。她在呜咽,但没有眼泪,因为她的泪水已干枯。她捂着嘴轻轻地说:“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离开这儿,我受不了了。”

曾被亨德里克称作朋友的人们,现在散居在各国的许多城镇里。其中有些人日子过得还很不错。例如“教授”就生活得很好,他的世界声誉是享受不尽的。他可以住在用巴洛克式家具和哥白林双面挂毯布置起来的宫殿里,或是住在一流国际饭店的豪华套房里,度过他的后半生。在演戏方面,柏林不让他来参与,难道这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原因吗?好吧,反正这对柏林人来说更为不利。“教授”的舌头依然神气十足地在嘴里来回动。有一阵子他大发雷霆,嘴里叽里咕噜地发牢骚。后来,他冷静思考,也就不去理睬这些。他想,自己本来就忙得不亦乐乎,让柏林人去演他的戏吧!让“这个亨德里克”去尽情地为他的“元首”演出喜剧吧。演出旺季,“教授”要去巴黎导演一出轻歌剧,去罗马和威尼斯导演两出莎士比亚的喜剧,去伦敦导演一出宗教歌舞剧。此外,他还要率领剧团去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演出《阴谋与爱情》和《蝙蝠》。与此同时,他还要与好莱坞签订一项大规模拍片合同。春天一到,他得赶快到那里去。

“教授”设在维也纳的两家剧院,由伯恩哈德小姐和卡茨先生代为经营管理,对这两家剧院的健康有序发展“教授”可以完全放心。卡茨先生有时会伤感地回顾有趣的往事:他曾自称为西班牙医生,撰写了深不可测的剧本《罪孽》,这出戏曾把柏林观众给蒙蔽住了。“这可是开了个高级的玩笑啊!”卡茨一边说,一边模仿他的主人和师傅,舌头也神气十足地在嘴里来回动。现在,他再也不提复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了。卡茨先生最终被迫上演低级的戏。

伯恩哈德小姐也开始有点儿伤感。她想到了选帝侯大街,特别是想到了亨德里克。“他那双凶狠的眼睛多媚人!”她梦幻似的回忆往事,“我的亨德里克,我可舍不得把他白白送给纳粹分子,他们真的不配占有这样出色的名流。”不过,现在在维也纳有一个花花公子取代了亨德里克。他可以称呼伯恩哈德为“罗泽”,也可以在她的下巴上摸一摸。他是个年轻的风骚演员,虽没有亨德里克那种疯狂劲,却也显得温文尔雅、朴素大方。

多拉·马丁在伦敦和纽约焕发了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艺术青春。她的新成就是她过去在柏林所望尘莫及的。她以小学生的好胜心奋发学习英语,如同冒险家那样准备去征服一个异国。过去,她曾以独特的夸张手法,使柏林的观众如痴似醉,惊叹不已。现在,她用新的语言,新的表演手法去夺取异国的观众。在演出中她时而温柔亲切地说话,时而发出呻吟般的悲叹声,有时止不住地咯咯笑,还有的时候因高兴而欢呼,她还能婉转地歌唱。她仿佛仍然是个腼腆而又笨拙的年轻男孩,或是轻松愉快、异想天开的小姑娘。表面上看,她演得似乎无忧无虑、任性倔强,实际上,她以她的才智对表演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做了精细入微的处理,使着了迷的观众又悲伤又欢笑。她聪明机灵,善解人意,她了解英国和美国人民的喜好。她知道,她表演的角色要比在德国表演时稍稍伤感一些,要更具有女性的特点,更加温柔一些,才能适合观众的口味。她很少粗声粗气地说话。她往往睁大眼睛以天真无邪、无可奈何的目光来感动人们。

她自己也承认:“我把本人的形象稍稍作了些改进。”这时她会耸耸肩,缩缩头,做些妩媚的动作,“我改进得不多,而改的都是必要的,以便让英美观众开心微笑。”多拉·马丁来往于伦敦与纽约之间。在这两个大城市里上演同一出戏,达数百场之多。她晚上演戏,白天拍电影。她的身体居然能支持得住,着实令人吃惊。她瘦削、纤小的身体从不知疲倦,似乎蕴藏着魔力。英美的报纸称赞她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台艺术家。每次演出以后,她会到萨沃依饭店小憩片刻。一进门,乐队便为她奏起了迎宾曲,人们起立欢迎她。美国和英国的这两座大都市,对这位被柏林当局赶出国境的犹太女演员表示了敬意。英国女王接见了她,威尔士亲王把一束玫瑰花送到她的化装室,美国的年轻诗人专为她写剧本。时而有从维也纳或布达佩斯来的记者采访她,问她是否还想回到德国演戏,多拉·马丁回答说:“不想,我已经不是德国演员了。”不过,她常想:不知柏林对我的新成就有何评价?他们知道我的成就吗?当然应该知道。希望我现在的成就能让他们感到后悔、嫉妒和愤怒。在那里不会有人对我的成就感到高兴的。有十万观众表示,他们热爱我,我就至少可以气气他们,这样就使他们不要忘记我。

英国拍摄的一部电影在柏林上映,其中担任主角的就是多拉·马丁。但几天后影片就停演了,因为这对德国来说就是一桩丑闻。影片上映时,宣传部长下命令:对此,在电影放映时,观众要表示出一种“自发的愤怒”。于是党卫军队员们身穿便服,被派进电影院。银幕上一出现多拉·马丁的特写镜头,遍布在全场的党卫军士兵就吹口哨,喝倒彩,扔臭气弹,并且大喊大叫:“不准在德国的电影院放映由该死的犹太女人主演的影片!”那些化装成观众的流氓捣乱、起哄,所以影院不得不打开电灯,停止放映。前来看电影的勇敢、好奇的观众,在一片惊慌混乱中离开了电影院。其中有许多犹太人就是为了来看多拉·马丁的。他们在逃离电影院时,要是被冲锋队员认出是犹太人,就会立即被抓住,遭到一顿毒打。

宣传部在伦敦表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德国政府同意放映这部影片,但是柏林的观众不同意,他们表示直接和强烈的抗议,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此宣告,从现在起,在德国,凡由多拉·马丁主演的影片都在禁映之列。

被迫离开德国的人们,散居在许多城镇里。他们在许多国家寻求避难。克罗格由于在新德国已经无法找到栖息之地,所以他暂且定居在布拉格。其实他既非犹太人,也非共产党,他是文学先驱,他把剧场当作进行道德教育的机构,他永恒的理想是实现正义和自由。他的希望多次落空,却仍然不放弃自己天真而又乐观的激情。克罗格决心发扬法兰克福鼎盛时期的优良传统,为此他刚到布拉格,就积极物色合适的人选,期望有人为他提供几千捷克克朗的资助,为在布拉格郊区的地下室创办文学剧院而奔波。他终于寻觅到了资助者,但他们资助的经费少得可怜。他选择了一个大谈特谈“人类”和“美好时代的曙光”的剧本。在地下室和几个年轻演员合作,终于使这个剧上演了。克罗格的忠实朋友施密茨,仍然为他管理财务,而克罗格这个坚强的理想主义者执着地追求着真善美,出淤泥而不染地留在了纯艺术的象牙塔里。

然而,施密茨决不能让他永远待在那里:他们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克罗格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经济上虽也有拮据的时候,却尚未经历过真正的贫困,因此他压根儿不懂,凭少得可怜的经费只能办极简陋的剧院。日子尚且过得去,他们除经济拮据外,还遭到政治压力。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对流亡异国的汉堡艺术剧院院长的和平主义倾向感到极端反感,使馆派人同布拉格当局进行交涉,反对克罗格。而克罗格和施密茨则奋起反抗,坚强不屈,斗争使他们消瘦和苍老了。施密茨已不那样乐观了,他粉红色的面颊已经苍白,略显力不从心。克罗格的前额和嘴角也增添了许多皱纹。

在许多国家和城市里……

朱丽叶(曾被称作刚果国王女儿的特巴布公主)在巴黎蒙马特区的一个小酒吧间找到了工作:从午夜至凌晨三点给美国人(自从美元跌价以来,在巴黎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了)、一些寻欢作乐的法国乡间绅士和妓院老板展示其美丽的身段和表演精彩的踢踏舞。她几乎是裸体登上舞台。微型的乳罩上挂着一串串绿色的玻璃珠子,穿一条绿色丝绸小三角裤,屁股上插着许多绿色的鸵鸟羽毛,以此表示她是只小鸟。同时,嘴里反复说着:“我是一只小鸟,飞越大海来到这里,要在蒙马特区筑窝。”

实际上,她怎么可能是只小鸟呢?她在烈士街的那间可怜的屋子,连窝都不如。屋内漆黑一片,往窗外望到的是肮脏的小院子。污渍斑斑而又光秃秃的墙上,唯一的装饰物是挂着的一幅亨德里克·赫夫根的相片。在一次愤怒而痛苦的大发作时,朱丽叶把这张照片撕碎了,后来又小心翼翼地把碎片拼在一起。亨德里克的嘴从此歪斜了,这给他的脸增添上了阴险毒辣的表情。一道胶水痕迹,像条伤疤越过他的前额。除了这点以外,他的美貌已复原到无可挑剔的程度了。

每个月的一号,朱丽叶到一所她不知道主人是谁的房子的门房那儿领取亨德里克寄给她的一点点钱。在蒙马特咖啡馆演出的报酬,加上柏林寄来的钱,使朱丽叶可以勉强生活下去,而不必去当站街女。在这里她见不到熟人,更没有情人。她对任何人都不谈及她在柏林的冒险生涯。其中原因之一是,她害怕丧命,至少害怕会失掉每月的小额生活费;原因之二是,她不愿给亨德里克制造麻烦,她心里依然眷恋着他。她什么也没有忘却,什么也没有宽恕。

朱丽叶每天至少有一次要怀着仇恨,并令她毛骨悚然地去回忆在德国的那间昏暗的牢房,在那里她遭到了太大的苦难。她想复仇,而且要以大规模的、甜蜜的方式复仇,决不用卑鄙、残忍的手段。白天,特巴布公主朱丽叶躺在她那张肮脏的床上做着美梦:她回到了非洲,把全体黑人团结在自己身边,她成了皇后和军队统帅,率领人民起义,并对欧洲发动了大规模战争。白人世界已经烂透,早该灭亡。朱丽叶自从同柏林的盖世太保打过交道后,很清楚这点。一定要消灭白人世界,特巴布公主朱丽叶要率领她的黑人兄弟姐妹胜利地开进欧洲各大城市,要以空前的血腥屠杀来洗刷白人世界强加的耻辱。那些狂妄的主子,必须充当自己的奴隶。在梦幻中,国王的女儿见到她心爱的奴隶亨德里克,他匍匐在她脚下。啊!她怎样去折磨他呢?啊!她该怎样去溺爱他呢?她要把花冠戴在他光秃秃的额上,但他必须跪在地上接受她赐给他的花冠。这个既是无耻之徒又是情侣的人,作为最宝贵的战利品,必须穿着盛装跟在她身后行走。

这是“黑色维纳斯”朱丽叶的美梦。她那粗糙有力的手指,玩弄着那用红色皮条编成的鞭子。

一天晚上,朱丽叶在街上散步,人群从马德兰教堂向协和广场走去,巴尔巴拉从她的身旁过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亨德里克夫人是朱丽叶嫉妒和同情的对象,现在她低头沉思着,从自己身边匆匆走过去。朱丽叶轻轻拉了一下巴尔巴拉的袖子,用法语说道:“夫人,您好!”巴尔巴拉微微颔首,惊奇地抬头看时,黑女人朱丽叶已走远了。巴尔巴拉见她那宽宽的背影迅速地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尼科勒塔(即尼科勒塔·马德尔)又回到了柏林。一天,她提着布满裂纹、破烂不堪的红帽箱出现在帝国总理广场亨德里克·赫夫根的住宅里。“我来了。”她说话时眼睛闪着兴奋的亮光,“我在那里实在受不了啦!马德尔是个了不起的天才,我比任何时候都爱他。可是,他已置身于时代和现实之外,成了一个梦幻者,一个帕西发尔,我可受不了。我实在受不了啦,亨德里克,你能理解我吗?”

亨德里克理解这点,他坚决反对梦幻者。他认为,任何人都要与时代和现实保持密切的接触,这完全是必要的。

“流亡是弱者的行为,”他严厉地说,“待在法国里维埃拉的那些人,自以为是殉道者,实际上是逃兵。在这里,我们站在前线,他们却躲在营地,修身养性。”

“我一定要重新登上舞台!”尼科勒塔说,为此她离开了丈夫。

亨德里克认为,要安排尼科勒塔演戏,不会有多大的困难,“只要我乐意,在国家剧院我什么都能办到。不过,眼下穆克还是院长。总理不喜欢此人,宣传部长是出于面子才支持他的。现在,到处都在议论,认为穆克是个糟糕的剧院院长。他制定的剧目单十分乏味,他总想上演自己的剧本。他对演员也缺乏了解。他唯一的本领就是让剧院不停地赔大钱。”

尼科勒塔遨游归来,她指望国家剧院的聘请,亨德里克则要求她同自己先去汉堡客串,演一出只有两个人登台的戏。其实,在同巴尔巴拉结婚的前夕,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早在北海海滨浴场演出过这出戏。如今,亨德里克已名满天下,又是当权派的朋友,汉堡艺术剧院以能欢迎这样一个老演员回来演出而深感自豪。继克罗格出任新院长的是个名叫巴杜尔·冯·托滕巴赫的先生,他到车站迎接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托滕巴赫先生当过军官,他的脸上留下了几道剑伤的疤痕。他有一对像穆克那样的发蓝色的眼睛,说话也带着撒克逊土音。他大声喊道:“赫夫根同志,欢迎您!”这喊声似乎告诉人们,亨德里克也有一段当军官的光荣历史,而不是文化布尔什维克分子。和托滕巴赫先生一起到车站欢迎的人,也大声喊道,“欢迎!”其中有莫茨小姐。一见面,她拥抱了亨德里克,老友重逢,激动得她热泪盈眶。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位诚实的女人大声说,嘴里的金牙闪闪发亮,“我们什么都经历过了!”尼科勒塔和亨德里克很快就了解到她已有了一个孩子,是个小姑娘,这是她同惯演父辈角色的彼得森多年关系的果实。不过,这果实结得晚了一点儿,而且出人意料。“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姑娘,”莫茨说,“我们给她取了个名字,叫瓦普加。”

彼得森丝毫没有变。他的脸依然是光秃秃的,好像缺少了一大把船夫式的胡子。他那好色的性格说明,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坏习惯:挥霍自己辛勤劳动挣来的钱,去追求年轻美貌的姑娘。也许,莫茨爱他胜过他爱莫茨。美男子博内蒂身着党卫队的黑色制服,神气活现。他吹嘘,观众给他写的情书纷至沓来。莫伦维茨已不在剧院工作了,因为“她有犹太血统”,莫茨正捂着嘴在窃窃私语,而后发坏地笑了起来,好像是在谈论一些私房话。对此,博内蒂流露出十分厌恶的表情,此刻也许他想到往日和莫伦维茨一起干了有辱于种族的事。有人告诉亨德里克,当这个妖艳的年轻姑娘听说自己的血统不纯时,曾企图自杀过,后来终于嫁给捷克的一个皮鞋厂的老板。“在国外,从物质生活方面来说,她肯定过得不错。”莫茨带着轻蔑的口吻说。同时用大拇指从肩上指指背后,似乎“国外”就在她后背的方向,而且远得都无法用恰当的语言去描述。

剧院的新演员,都是些金发的青年男女。他们巧妙、恰当地将充满活力的愉快心情与严格的军事纪律结合在一起,既活泼又严肃。他们向伟大的亨德里克作了自我介绍,并向他表明了为艺术而奉献的决心。亨德里克是童话中的王子幻化而来的美男子,嫉妒和赞赏是他应得的贡品。今天他屈尊下凡,回到他发祥之地待一会儿。他和颜悦色地用胳膊搂着莫茨的肩。“啊,你还完全是老样子!”莫茨激动地说,紧紧握着亨德里克的手。彼得森说:“亨德里克始终是个优秀的同志。”这时,托滕巴赫先生疾言厉色地说:“在新德国,不论在什么岗位上,大家都是同志。”

亨德里克转向克努尔先生,并表示问候。克努尔就是那个在西服领子背后藏“卐”字徽章的舞台看守。过去,亨德里克这个文化布尔什维克分子每次走过看守室时,心里总感到提心吊胆。现在克努尔可要同总理的朋友和宠儿握手了,他这个纳粹党的老党员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吧?

可是,出乎亨德里克意料,克努尔对他却相当冷淡。而且看守室里再也见不到“元首”像了。这与当今不但允许挂像,而且提倡挂像的政治形势极不协调。当亨德里克关心地询问克努尔身体情况时,他嘟嘟囔囔地从齿缝里挤出一些不友好的声音,并以充满恶意的目光盯着亨德里克。不言而喻,克努尔先生与众人一样,感到“元首”这个民族的救星和民族主义的首领欺骗了他,因而他深感失望。此时此刻,要从舞台看守室走过,这对总理的宠儿亨德里克来说,也是相当难堪的。他同克努尔先生的关系依旧没有改善。

当亨德里克了解到,舞台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往昔,他喜欢手握铁拳,向他们致以赤色阵线的敬礼),没有一个留在剧院时,他松了一口气。他不敢询问这些人的去向。他想:他们也许会被打死,也许会被投入监狱,也许流亡异国……

晚上的戏票销售一空,汉堡观众向他们喜欢的老演员喝彩。人们看到这个演员在柏林飞黄腾达,在“教授”的垂青下发迹,而后又受到胖总理的宠爱,真是青云直上。观众对尼科勒塔感到失望,认为她演得既呆板,又不够大方,甚至有些怪模怪样。她对演戏真的生疏了。她的姿势僵硬,她的声音令人感到空洞,说话怨声怨气,她的内心似乎僵死而又破碎。观众对她的大鼻子也感到反感。众人怀疑,她是否有犹太血统?人们在剧场里低声议论。一些人说,不会的,不然亨德里克怎么会同她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呢!

翌晨,亨德里克心血来潮,要去拜望门克贝格领事夫人,想在她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荣华富贵。她多年来以贵族门第自居,瞧不起亨德里克。过去,她邀请枢密顾问的千金小姐到她一楼的房内喝茶,而对他只是嘲讽地嫣然一笑。如今,他要坐着自己的梅塞德斯高级轿车去登门拜访了。

亨德里克感到失望。他从别墅新主人那里得知,门克贝格领事夫人去世了。亨德里克心里诅咒:她就会干出这种事!为了逃脱这次难堪的见面,她竟然溜跑了。这类老式的高贵的国民——这些穷困潦倒的贵族,有煊赫的历史和超凡脱俗的美容。他们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吗?如今成为梅菲斯托的小市民和血腥暴政订了契约的人,难道不该有机会领略一番战胜他们的乐趣吗?

亨德里克很生气,因为他的突然行动失败了,他感到兴味索然。但除此之外,他对自己在汉堡的活动还是相当满意的。托滕巴赫先生临别时说:“赫夫根同志,我和剧院全体演员对您来我们这里客串感到自豪!”莫茨把瓦普加抱给亨德里克,急切地请他给正在哭的孩子祝福。“亨德里克,请您给她祝福吧!祝福我的瓦普加!”彼得森在一旁也竭力要求他的祝福。

亨德里克从汉堡回到了柏林。林登塔尔告诉他,最高领导层正对他能否担任国家剧院院长一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众所周知,总理——“我的新郎官”(洛特给他的新称呼)——对穆克不满。至于总理,他会选择谁来担任普鲁士国家剧院的新院长,目前还是个谜。然而总理最后抉择,选中了亨德里克·赫夫根。对此,宣传部长竭力反对,持反对态度的还有党内一批显要人物,他们思想激进,骄傲地自称为“百分之百的纳粹党人”,他们厌恶妥协,对文化领域事务的妥协尤其深恶痛绝。

宣传部长就自己的观点发表了如下声明:“不能把一个非党人放在如此有声望、有代表性的岗位上。而且此人过去曾在文化领域里搞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上有过污点。”

总理反驳说:“一个艺术家是不是党员,这都无所谓,关键在于他的禀赋。”这位总理虽然有权有势,不可一世,但在思想上却相当开明。“在亨德里克的领导下,普鲁士国家剧院一定会赚钱。穆克先生经营剧院对我国纳税人来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造成的压力巨大。”一考虑到他宠儿的前程,这位将军甚至突然想起了纳税人,这实在是罕见的事。

宣传部长反对的理由是,穆克是“元首”的朋友和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不能就此轻率地一脚把他踢开。总理想出一条妙计,他建议让《塔嫩贝格》的作者(即穆克)去当诗歌学院的院长,“他到了那里以后再也不会妨碍谁了。”并提出在任命之前先派他出国美美地周游一番。宣传部长给正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休养的“元首”打电话,祈求他坚决阻止把一个虽有天赋和经验,但道德极端败坏的名优捧上国家剧院的最高宝座。没想到总理在两天前早已派人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送信了。“元首”一般情况下对这类事情的决定采取回避的态度,所以任命这事他也不想做最后的决定。为此他传出话来,他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他脑子里要考虑的是更重大的事,请有关同志自己协商解决。

为了任命的事情,两个神一般的高官吵起了嘴架,事态最终发展成宣传部长与总理,即跛子和胖子两者之间争权力和面子的问题。亨德里克在耐心等待。他无法判断两神之争结局将会如何。一方面,当院长的前景大大激起了他的虚荣心和干劲儿。另一方面,他也有顾虑。他考虑到如果自己在国家剧院公开当官,那就完完全全永远成为了这个政权的一个成员,自己将与双手沾满鲜血的冒险家们同命运共患难。这是他需要的吗?这是他的奋斗目标吗?他内心不正蕴藏着某种声音在警告他不要走这一步吗?败坏的良心的声音不正和着胆战心惊的声音吗?

两神之争,总理得胜。总理立刻召见亨德里克,并正式任命他为国家剧院的院长。名优亨德里克此时此刻不是欣喜若狂,不是满腔热情,而是惊愕不已。总理见他这种反应立即火冒三丈。

“为了你我运用了我的全部影响力!你就别推三阻四了!”为了给亨德里克施加压力,总理继续骗他说,“再说‘元首’也十分赞成您当院长。”

亨德里克还是犹豫不决。一则是因为他良心上说不过去,再则他特别希望拿拿架子。“他们没我根本不行,”他得意地想,“前些日子我在国外几乎是个流浪汉。现如今当权者却要求我去拯救他们濒临衰亡的戏剧界。”他请求总理给他二十四小时的考虑时间,总理气得嘟嘟囔囔地打发他走了。

晚上,亨德里克同尼科勒塔商量。“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唉声叹气,抱怨着,眼帘半闭,目光呆滞,一脸的迷茫,“我该担任,还是不该担任……真是进退两难啊!”他把头往后一沉,那疲劳过度、显得高贵的脸对着天花板。

“你当然应该担任喽!”尼科勒塔用又高调又甜美的声音劝亨德里克。“你自己心里明明知道,你是应该担任,而且必须担任的。这是你的胜利啊,亲爱的。”她撒娇地说,不仅嘴巴在扭动,而且全身都在扭动,“这是你的最后胜利啊!我早就知道,你胜利的一天总会到来的。”

亨德里克熠熠的目光始终冷冷地盯着天花板。他问道:“尼科勒塔,你能帮助我吗?”

尼科勒塔蹲伏在亨德里克面前,身体靠着沙发。她用她那双圆圆的、美丽明亮的眼睛激动地盯着他,字正腔圆地回答:“我将为你感到自豪。”

翌日,阳光妩媚。亨德里克决定从家里步行到总理府。这次酣畅的长距离散步非同一般,它突出了这天的节日气氛。亨德里克·赫夫根把他的天赋、他的名誉和他的人格统统卖给了沾满鲜血的政权,这对他来说难道不是喜庆的日子吗?

尼科勒塔陪伴着他,这是一次愉快的散步。他俩兴高采烈。遗憾的是,故人重逢使他们大为扫兴。他们在动物园大街附近,遇到了一位老妇人,她挺直身体,秀美、白皙而又高傲的脸庞令人肃然起敬。她身穿一件剪裁得体的老式银灰色连衣裙,头戴闪亮的黑色三角帽,头发留到太阳穴以上,并梳理成紧密的卷发。老妇人的发式与十八世纪贵族的发式很相似。她缓慢而行,步履小而稳重。她那衰老、娇弱,但矍铄的形象折射出令人伤感的逝去时代的高贵与端庄。

尼科勒塔突然站住,带着敬畏的口吻低声说:“这是将军夫人。”她的脸上微微泛起红晕。亨德里克也脸红了,同时摘掉并举起自己灰色的轻便礼帽,向夫人深深弯腰致敬。将军夫人举起镶有蓝色宝石、用长银链挂在胸前的长腿眼镜,通过镜片她冷淡地、从容不迫地仔细打量着离她只有几步远的这对年轻人。这位雍容的老妇人的脸部还是毫无表情,她没有回应亨德里克和他女伴的问候。亨德里克猜想:难道夫人已经知道他俩要去何处?难道她还知道这个曾和巴尔巴拉结过婚的亨德里克在一小时内将要签订什么契约?也许她能估计到这点,因为她一直关注着他俩在事业上的发展。

将军夫人将长腿眼镜放回到原来的位置,眼睛在胸前叮当作响。老妇人从亨德里克和尼科勒塔面前转过身去,迈着有点儿疲惫的小步,径直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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