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

随着英美联军和苏联红军逐渐逼近，德国开始陷入包围。这时，纳粹党越来越频繁地宣称他们是在为“新欧洲”而战斗。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f Goebbels）出版了一份同名的杂志，里面的标题（和文章）看上去都非常老套，比如《欧洲在为统一而战斗》、《青年是欧洲未来的保证》和《欧洲经济的统一》。再如《新欧洲：战胜寻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个标题倒还有一些新意。尤其在1942年之后，随着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以及德军在东线的败退，这样的论调开始得到更加广泛的宣扬，法国的高级官员也不时卷入其中。

在法军战败的警醒下，法国维希政府开始着手制订国家复兴计划。维希政府的一些部长是工商业资本家，他们景仰德国的冷酷和高效，迫不及待地希望与德国一起合作，让法国重振雄风。盟军攻入法国后，这些资本家开始四散奔逃。他们逃到了德国西南部的锡格马林根城堡。在那里，一群脑满肠肥的胖子为了争抢能够看得到风景的房间而吵吵嚷嚷（黑色幽默大师、小说家路易–斐迪南·塞利纳[231]记述了这一段历史，他也是贝当元帅的医生）。在1943年，这些资本家与他们的德国主子一起讨论了法德两国的经济合作，然而结果却非常糟糕。德国的占领区和卫星国本应启动战时经济，以便追上美国和英国的战时工业产量。然而，法国在1940到1944年只生产了2 500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还是教练机。只有比利时和捷克创造了高于战前的工业产值（公平地说，这两个国家也没有受到盟军的轰炸）。

德国当局想尽办法剥削所占领国家的经济，相互间的汇率极不公平。他们低价抢购他们所能买到的所有东西，比如德国元帅戈林就从巴黎的犹太画商手里低价购买了大量的画作。在巴黎，民众只能使用拼装的自行车出行，他们的体重也降低了1/3（部分原因是法国城市与农民之间的恶劣关系）。从1944年年底到1945年年初，荷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民众只能用郁金香的球状茎充饥。而直到战争即将结束，苏联军队已经打到默德灵近郊的时候，维也纳的粮食供应仍然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在以农业为主、鲜有大型城市的斯洛伐克，那里的粮食甚至十分充裕。德国占领当局无法以合理的方式来运用西欧的经济力量，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只不过是残暴的蠢货。法国的工业需要德国的煤和机器才能运转，德国负责军需生产的阿尔贝特·施佩尔理解法国的需求，并同法国人签订了友好的合作协议。但是，正当机器从德国运往法国的时候，德国负责战时劳工事务的弗里茨·绍克尔[232]却逼迫几十万法国工人到德国，他们将同其他外国劳工一起备受折磨，同时只能领取可怜的薪水（战后，参与剥削外国劳工的一些工商业资本家遭到了审判）。确实，随着盟军的轰炸，德国人的军工制造流程开始变得更加合理。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克兰妇女开始在流水线上重复单一的操作，直到飞机和大炮从生产线的另一端被制造出来。但是在此之前，德国的工业生产是另一番景象。熟练的技术工人组成不同的小组，小组之间相互竞争，生产出的飞机具有极高的质量水准。德国工人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是出了名的，而且直到战争邻近终结，工人的学徒期仍然长达4年。在这4年里，每名学徒都要掌握4种不同类型的操作技能。这样的精确程度严重地制约了工业的产量。此外，德国在生产投入上也犯了不少严重的错误。1938年，德国开始在奥地利修建3个大型航空发动机工厂，但是，由于进度严重滞后，它们直到1943年才投入生产。而且不久后，它们就在盟军的轰炸下成为了废墟。从整体上看，德国在军需物资的生产上只相当于英国这一个国家，而且在一段时期里，德国在飞机制造方面甚至远远落后于英国。后来，施佩尔确实大幅度地提高了德国的生产效率，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可靠性为代价的。比如，在1944年，德国海军造船厂终于制造出了一种潜艇的原型机。这种潜艇能够长时间保持潜水状态，并且在敌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为电池充电。但是，这艘潜艇在但泽的首次亮相却闹了笑话，由于焊接不严，潜艇直接沉了底，德国人只能在夜里把它重新拖上码头。1944年，德国的飞机产量确实可观，但是德军极其缺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导致飞机飞不了多久就会被盟军打下来。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德国空军的飞行员几乎都是刚刚从飞行训练学校毕业的新手，要不了一个月就会被打下来。对比这种情况，德国在1943年的生产能力还算能够满足战争的需要。这时的德国生产出了重型坦克，只是数量很有限。

然而，尽管纳粹未能在经济上有效地利用他们在欧洲的占领区，但是在另一个罪恶的领域，他们却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1941年9月中旬，德军攻克基辅，俘虏了50余万苏联士兵，希特勒认为他已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拉斯腾堡一片欢呼。正在此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出现了。希姆莱是纳粹精英力量党卫军的头目，德国的警察、德国占领区的安全保卫，所有的集中营都归他管。另外，阿道夫·艾希曼[233]掌管着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他负责处理与犹太人有关的事务。由于这些事务涉及机密，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具体讨论了什么，但我们可以推断，就在这年的9月，希姆莱和希特勒决定把犹太人从欧洲赶尽杀绝。毕竟，希特勒早在1939年1月的演讲中就说过，一旦把他激怒，他就会把犹太人消灭干净。只是，他当时的主要想法还是把犹太人赶出德国，或者让他们从大众的生活中消失（实际上，只有半数的德国犹太人离开了德国）。但是，在东欧的德国占领区，纳粹的做法就直截了当得多了。他们表示，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是一回事。在进攻苏联之前，希特勒也发布命令，说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都需要解决掉。在波兰，300万犹太人已经被赶进了少数人种聚居区。那里是一些拥挤不堪、肮脏破败的街区，里面疾病肆虐。纳粹的专门机构特别行动队到处屠杀犹太人。他们让犹太人在深沟边排成一列，然后开枪，让他们跌进沟里，这些深沟就成了巨大的坟墓。有时，当地的居民也会帮忙。他们憎恨共产主义者，所以有时候也会把共产主义者当作犹太人。从这时起，德国和德国所有占领区的犹太人就开始面临死亡的威胁。屠杀犹太人在操作层面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一些良心未泯的人开始利用这一点来拖延时间。他们会问：犹太人的财产怎么处理？怎么认定谁是犹太人，谁不是？持有外国护照的犹太人怎么处理，等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42年1月，纳粹在柏林郊外的一处别墅里开了一个会，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正是在它前后，希特勒做出了灭绝犹太人的决定。这次会议为灭绝犹太人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犹太人的灾难于是开始蔓延开来。苏联和波兰的犹太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饿死或病死。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也扩展到了西欧，那里的犹太人将被关进波兰的集中营。在战争爆发前，纳粹的主要做法还是驱逐犹太人，他们认为犹太人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比如黄色报刊、现代艺术、共产主义，等等。那些没有离开的犹太人要面对无穷无尽，或大或小的屈辱，比如不能购买鸟食喂食宠物鸟，不能接收来自国外的邮包，但他们肯定不会被杀害。然而，在万湖会议过后，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意图就非常清晰了。

于是，大屠杀开始了。犹太人会被登记，然后再被火车送往东欧的目的地——里加[234]、明斯克，还有波兰的一些地方。在那里，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会被强迫劳动，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会受到“特别对待”。最后，纳粹开始使用毒气室，最著名的就是位于德波旧时边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1941年12月，第一批遭到驱逐的犹太人从德国来到集中营，随后被枪杀。从1942年春季起，纳粹开始清理波兰的少数人种聚居区，到1943年夏天，这些聚居区已经几乎空无一人。当时，离开这些区域的犹太人最终发动了一场暴动（他们从波兰抵抗者手中获得了手枪），一些幸存者设法隐藏在了聚居区的围墙外面。罗曼·波兰斯基[235]执导的电影《钢琴师》（The Pianist）就是这一时期的生动刻画。在法国和意大利，尽管犹太人面临着邪恶的法律，但是由于有宗教机构和个人提供帮助，还有一些官员秘密地联合起来抵制驱逐命令（法国有几位信奉胡格诺教[236]的市长下发了假文件），他们大多还是生存了下来。比利时的犹太人受到了德国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的秘密保护。战后，法尔肯豪森受到审判，但随后得到了赦免。与法国的犹太人一样，比利时的犹太人也有很多办法逃避惩罚。或者也可以说，在比利时和法国，民众已经习惯于面对压迫和盘查。当被告知要建立犹太居民委员会的时候，他们想方设法避免这样做。在荷兰，崇尚诚实和有礼（北欧的文化特征）的民众建立了犹太居民委员会，他们顺从地把犹太人的姓名和地址交了上去。随后，这些犹太人逐渐被荷兰警察送到了死亡集中营。就是在荷兰这样一个反犹主义并不盛行的国家，一个因同情犹太人的遭遇而爆发大规模罢工抗议的国家，90%的犹太人惨遭厄运。1945年1月，犹太居民委员会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聚会，庆祝他们成功地将犹太人团结在了一起（委员会成员也遭到驱逐，不过目的地是在布拉格附近的特莱西恩施塔特，这是一个特权集中营，是专门展示给红十字会检查员等人看的。返回荷兰后，他们遭到了通敌卖国的审判）。在保护犹太人方面，罗马教廷的表现比较谨慎，于是遭到了各方的批评。但希特勒至少说过一次，一旦战争结束，他的下一个敌人就是天主教会。而且，只要他一点头，他就可以让教皇不再保持中立。在信仰天主教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罗马教廷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成功地阻止了驱逐犹太人的行动。1944年，德军占领匈牙利，为了保护匈牙利的犹太人，教皇也进行了干预。

一般认为，遭到屠杀的犹太人约有600万。但是，到底有多少犹太人被毒气毒死、饿死，或者因过度劳累致死，这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死亡集中营，它还包含一个子集中营——莫诺维茨（Monowitz）集中营。莫诺威辛集中营里有一座化工厂（在今天的波兰，这座化工厂仍然在运转），法本公司（IGFarben）试图在这里制造合成橡胶（但是没有成功）。除了宝贵的犹太技术工人有可能活下来之外，其他犹太人基本上都在残酷中和绝望中死去。在臭名昭著的人体实验当中，纳粹医生把集中营里的囚犯用作实验研究，比如人体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寒冷和饥饿？或者在这样或那样的实验情境下，双胞胎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最著名的例子是约瑟夫·门格勒医生。门格勒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金茨堡的一个制造农用机械的天主教家庭，早年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医学和人类学，后来到法兰克福跟随导师奥特马尔·冯·费许尔[237]男爵学习当时最为前沿的遗传学。随后，门格勒到东线战场做随军医生。1943年，在导师的鼓励下，门格勒进入了奥斯威辛集中营。有一次，他成功地阻止了伤寒的扩散，这令他颇为得意（他用毒气毒死了所有受到感染的人，并且用焚尸炉把他们的遗体烧成了灰）。后来，门格勒开始疯狂地进行基因学实验，并为他的导师准备了一箱子骇人的实验标本，可他的导师并不认可他的实验结果，这使他非常难过。他不听家人的劝告，没有立即逃走（最后，他逃到了南美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那里开了一家名叫“门格勒”的药店）。对于纳粹所进行的人体实验，很多资深的医生都参与到了其中。门格勒的导师费许尔在战后的西德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丘吉尔曾警告世界，如果纳粹赢得了战争，他们不正当的科学研究就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黑暗。奥威尔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在希特勒的眼里，人类的未来就是2.5亿金黄色头发的人种在自我繁衍。

“二战”结束后，有一个问题被经常问及，那就是，到底有多少德国普通民众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当英国皇家空军轰炸德国的时候，德国普通民众认为这是德国残杀犹太人而招致的报应和惩罚。在德国东部，民间也在传言，德军正在实施可怕的暴行。在被英军所俘虏的德军指挥官当中，这些消息也得到广泛传播（他们有时候会感到震惊，但并不总是这样）。对犹太人进行“最终处置”的细节很少有人知晓，德军对它们严格保密，比如使用“特别对待”这样的词汇来混淆视听。大多数残杀行动都需要各方的配合，有时还包括犹太居民委员会。比如，在荷兰，参与迫害犹太人的党卫军军官只有6人。在接收了100万囚犯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的看守也不过只有3 000人，而且大部分都不是德国人。如果党卫军遇到了问题或者遭遇了抵抗，他们所受到的干扰将会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在那里，就连反犹的民众也开始保护犹太人，以便让他们逃离恐怖的厄运。1945年年初，在苏联红军对布达佩斯的包围中，一些德国军官故意对一座由一位路德教会牧师创办的犹太难民营视而不见，而这座难民营就在城堡区的一座防御工事下面。不过，从整体上说，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灭绝是难以想象的。1942年8月1日，在“二战”的中立国瑞士，当德国的一位工商业资本家向犹太人居民委员会愤怒地揭露纳粹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时，包括犹太人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消息一直断断续续地传来，直到1944年，随着苏联人披露了纳粹想要毁灭痕迹的集中营，事实才变得清晰起来。1945年1月，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终得以解放。这时，成队成队瘦骨嶙峋的囚犯正在皮鞭的抽打下，在冰天雪地里迁往德国的其他营地。

希特勒的核心信念是雅利安种族比其他种族更优秀，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德国对古希腊的浪漫崇拜。这种人种上的优秀可以转换成为“意志制胜”，也就是说，雅利安人的智慧和愿望能够在雅利安意志力的帮助下无往不胜。莱尼·里芬施塔尔[238]（祖辈中有一人是犹太人）在她的电影里讲述了这个主题。其中一部电影的名称是《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它记述了1934年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表大会。另一部电影《奥林匹亚》（Olympia）记录了1936年举办于柏林的奥林匹克盛会（在这当中，非裔美国运动员杰西·欧文斯用实际行动狠狠地回击了希特勒的白人种族优越论）。希特勒自己的经历已经体现了意志的胜利，而且他确信，德国的科学家终将制造出神奇的武器，打垮陈腐的西方世界和劣等人群集的东方世界。即便到了最后，当苏联人抓获普鲁士财政部部长的时候，德国人仍然相信，德国人不久就能制造出一种强大的死亡射线，扫清敌军。在1945年4月的布拉格，德国官员仍然在学校里测量儿童的脚，以便判断他们在种族上是否可以算作德国人。最不同寻常的是，希特勒在1945年2月亲口说道，目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工夫，种族到底包含哪些东西是不可能弄清楚的。但是，他已经让整个德国都着了魔，尤其是年轻人。许多青年军人十分憎恨和鄙视本民族以外的人，尤其是斯拉夫人和犹太人。

德军部队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对希特勒的尊严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当时，希特勒在所有的战线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空中、海上、西线、南线，到处都是威胁。而他的盟国却在不断地倒下，或者像日本一样逐渐收缩。不过，德军重新攻占了哈尔科夫，希特勒终于能松一口气。他意图凭借这一胜利和军火库中的新式武器重新发起对苏联的攻势。于是，他命令德军发起了代号为“堡垒”的攻势，目标直指库尔斯克和奥廖尔。“堡垒”行动所基于的情报并不十分可靠。情报认为苏军的战斗力已经大为削减，然而，尽管苏军的损失十分惨重，到目前为止已经损失了1 200万人，但他们在战场上仍然有570万人，用以对阵德军的270万人。据估计，苏军已经损失了2.1万辆坦克，但德军的坦克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不过，德国坦克的生产正在恢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如此。在1943年，德国生产了6 000辆坦克，其中2/5是重型的虎式坦克和中型的豹式坦克。这些坦克一露面，苏军的坦克手就吓得弃车而逃。现在，德军最高统帅部能够看出，苏军可能会进攻第聂伯河的大拐弯处。那里的防守比较薄弱，无论从北还是从南进攻都比较容易得手。而且，这里有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各类资源——顿涅茨克的煤矿、扎波罗热的水电厂（已经于1943年1月再次开始发电）和尼科波尔的锰矿。负责纳粹煤炭供应的保罗·普莱格[239]甚至说，如果缺少了顿巴斯煤田的六七百万吨煤，德国的武器产量就无法增加。“堡垒”计划的最初设想并非没有根据。希特勒频繁地往返于德军在扎波罗热的指挥部，并与曼施坦因就作战计划进行争辩。曼施坦因主张机动防御，但希特勒认为，有些阵地是不能丢的，而且由于空中的打击、游击队的袭击、桥梁的破坏、火车在掉头时的不便，调动部队需要花费比以往更长的时间。4月本来是发起攻击的大好时机，然而，德军的战斗行动却被一天天拖延了下去。此时，苏联人已经从很多条渠道了解到德军即将发动的进攻。英国人破译了德国人的密码，他们知道德国人要干什么。他们也知道，苏联人不会相信英国人自己的话。于是，他们再次使用了巴巴罗萨计划前夕用来假冒共产党间谍组织的“露西”间谍小组。这个小组设在瑞士，据说，他们从一位德军参谋手中获取情报。英国人让这个间谍小组假冒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并直接为斯大林提供情报。然而，斯大林通过他的英国情报人员约翰·凯恩克罗斯[240]（1940—1941年，他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知晓了英国这一精心谋划的骗局。但是，德军的意图确实太明显了。德军的战线远远地伸向西部，最西端是库尔斯克。同时，德军还占据了北侧的奥廖尔和南侧的别尔哥罗德，对库尔斯克形成了夹击之势。

7月5日，库尔斯克战役[241]打响，并且成为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陆上战争，参战兵力达到了300万，同时配备有6.9万门火炮、1.3万辆坦克和1.2万架飞机。德军对进攻的设想是错误的，他们在正面发起的进攻毫无意外性可言，这与他们在1940年时的作战有天壤之别。从1918年的闪电战术[242]开始，古德里安大力发展了装甲进攻，一路所向披靡，鲜有抵抗。但是现在，攻击的时间和地点都被敌人所知晓，而且苏军已经提前进行了充分的防御准备。仅在沃罗涅日一线，苏军就挖掘了4 000多公里的壕沟，并在重点阵地埋设了近100万颗地雷。德军甚至在坦克方面处于下风，尽管德军的坦克部队名声很大，但在2 500辆坦克里，最新式的坦克只有328辆。战斗在7月5日凌晨3点打响，苏联空军首先发起进攻，但起飞的400架轰炸机绝大部分都被德国空军打了下来。库尔斯克北侧德军的指挥官瓦尔特·莫德尔只派出了少量的坦克，他这么做可能是为了留出更多的坦克抵挡苏军随后的进攻，他知道苏军要发动进攻。一部分重达70吨、自视坚不可摧的费迪南坦克陷入了苏军的壕沟，动弹不得。半数的虎式坦克被地雷击毁。7月13日，莫德尔不得不全面停止进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抵挡住苏军坦克部队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在库尔斯克南侧，曼施坦因在进攻中投入了全部的坦克，包括100辆虎式坦克和200辆豹式坦克，这次进攻确实让德军在攻击力上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但是，由于这些坦克尚未完成测试，导致1/4的坦克在开始行动前就退出了战斗，有些坦克还因为油泵出现故障而起火。由于地雷没有清除干净，25辆坦克被地雷炸毁，工兵不得不冒着炮火扫雷。在南侧，德军向东进攻普洛霍罗夫卡的战斗比较顺利，因为苏军在虎式坦克和豹式坦克面前出现了恐慌，这两种坦克无法从正面击穿，而且装备有高速火炮，能够从两公里之外摧毁苏军的T–34坦克。7月6日，苏军沃罗涅日方面军指挥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243]获得了战略预备队，他似乎要发动反击。瓦图京手握2 924辆坦克，但他命令其中的大部分不得参与进攻。7月8日，大批苏军坦克对德军的一处后勤基地发起进攻。德军只有一辆正在修理当中的虎式坦克，但是仍然可以使用。结果，这辆坦克以少敌多，摧毁了22辆T–34坦克，并且打退了其余的苏军坦克。7月12日，苏德两军在普洛霍罗夫卡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坦克会战，该地也因此战而闻名。但是，苏军的指挥官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才发起了这场战斗。在战斗中，德军仅仅损失了30多辆坦克，而苏联红军却愚蠢地投入了大约1 000辆坦克，这些坦克中了德军的埋伏，不少都掉进了反坦克壕沟，德军则放手对苏军其余坦克的薄弱部位发起攻击。这场战役的真实情形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1990年才大白于天下。实际上，希特勒中途取消了库尔斯克战役，部分原因在于，德军已经把飞机调往了南部战场，尤其是，盟军已经于7月10日在西西里岛登陆。曼施坦因表示反对，认为他应当继续前进，因为苏军已经损失了1 800辆坦克，而且他还没有动用自己的预备队。他确实已经在准备一次小规模的行动，但是希特勒在16日终止了德军的进攻。在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损失士兵31.9万人（德军损失5.5万人）、坦克2 000辆（德军损失250辆）、飞机2 000架（德军损失159架）。曼施坦因说，苏联红军是一只多头蛇怪，刚砍下一个头，接着又会长出两个头。随后，苏军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攻。从7月12日到8月18日，莫德尔在奥廖尔的部队不断地遭到苏军的攻击。随后从8月3日到13日，南部曼施坦因在别尔哥罗德的部队也遭受了苏军的攻击。此外，为了缓解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苏军也在列宁格勒以东的沃尔霍夫沿岸和特维尔（即今天的加里宁）一带对德军发起攻击，这里的德军仍然威胁着莫斯科的安全。此时，曼施坦因只剩下240辆坦克，第四航空队的800架飞机也被调去掩护南线战场，而东线战场全线战火纷飞。8月23日，哈尔科夫再次易手，城中的大部分区域已经成为废墟。与以往相同，苏军遭受的伤亡仍然十分巨大，他们损失了1/8的士兵。斯大林希望苏联红军能在1943年年底打到东普鲁士，但是他们没有做到。

库尔斯克战役结束后，德军只能处于守势。他们只能在个别地点小规模出击，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不只如此，此时的德军油料短缺，只能用马车运输，行动极为艰难。而苏军却获得了美国的车辆和罐装补给，这使得他们在严酷的冬天里也能迅速行军。希特勒必须把部分兵力从东线调往地中海战区，将来，他还得继续分兵支援法国战区。这样一来，德国东线的部队就暴露在了苏军的攻击之下。除此之外，德军整条战线的状况都十分艰难。库尔斯克一役过后，德军大致上占据第聂伯河一线。曼施坦因的指挥部还在乌克兰东南部的扎波罗热，这是德军东部战线最突出的部分。随后，曼施坦因再次将战线东移到了连接顿涅茨盆地和亚速海的米乌斯河一带，一边保护克里米亚，一边使德军的A集团军群得以侥幸地从罗斯托夫和刻赤半岛后撤。曼施坦因主张撤退，随后再发动反击，但希特勒需要他守住顿巴斯煤田，双方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另一个集团军群集结得较为顺利，但问题也大同小异——战斗力低下，通信器材短缺，运输保障无力。

到1943年8月，高加索地区的德军已经非常弱小，无力再抵挡苏军的进攻，于是，他们只能一路撤退，穿越顿巴斯煤田回到第聂伯河沿线，丢掉了顿巴斯的工业资源和已经占领的半数农田。随着10月的到来，德军发现即便想保住第聂伯河也不可能做到了，因为苏军的桥头堡在不断增加，重要的城市也在不断陷落，首先是扎波罗热，然后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最后，在11月初，苏军从基辅南北两侧的桥头堡出击，收复了基辅。苏军继续沿铁路线向西推进，并于1944年1月3日抵达了1939年时的苏波边界。德军预计大雪和泥泞会阻挡苏军进攻的脚步，但是这一次，苏联人只是不停地向前，再向前。借着一丝侥幸，德军才免遭覆灭。1943年，苏军的战线前西推进了800公里。1944年4月10日，苏联夺回敖德萨，一个多月后又收复塞瓦斯托波尔。9月25日，德军丢掉了布良斯克和更为重要的斯摩棱斯克，从此丧失了德军整个东部防线的基石。在接下来的1945年1月，苏军沃尔霍夫方面军和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突然对列宁格勒发起进攻，将德军逼退至了诺夫哥罗德和爱沙尼亚边境。德军的溃败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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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线与东线

1944年6月，美国军队在赴诺曼底登陆途中。

[231]　路易–斐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法国作家。

[232]　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1894—1946），纳粹德国政客，图林根地区党魁。

[233]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高官，被犹太人称为“纳粹刽子手”。

[234]　拉脱维亚首都，波罗的海港口城市。

[235]　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1933—　），犹太裔导演，出生于法国巴黎，曾被囚禁于纳粹集中营。

[236]　即新教胡格诺派，也称开尔文派，是形成于法国的新教教派。

[237]　奥特马尔·冯·费许尔（Otmar von Verschuer，1896—1969），德国人类生物学家、优生学家，主要关注种族优生和双胞胎研究。

[238]　莱尼·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德国电影导演、摄影师、演员。

[239]　保罗·普莱格（Paul Pleiger，1899—1985），德国政府顾问。

[240]　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1913—1995），曾为英国政府工作，“二战”中为苏联搜集情报。

[241]　德军对苏联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

[242]　有3个要素，即奇袭、快速、集中。

[243]　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Nikolai Fyodorovich Vatutin，1901—1944），苏联红军将领，1943年晋升为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