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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铜牌得主比银牌得主更开心?

大家都知道,获得银牌的选手成绩肯定比铜牌选手更好:第二名当然强过第三名。那么,第二名的选手应该比第三名的选手更加开心吧?研究结果给出了相反的答案。银牌得主往往并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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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贝尔·基维特对这种感觉了然于心。基维特参加了1912年斯德哥尔摩夏季奥运会1500米田径比赛,以1/10秒的差距屈居第二。即使是在91岁高龄的时候,错失金牌的痛苦仍未消退。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有时候我醒来,不由得要问自己‘我那时到底是怎么了’,这简直就像是一个噩梦。”

美国西北大学的维多利亚·麦维琪专门研究了奥运会上获奖选手的面部表情。她让评估者观看奥运会选手的录像,包括比赛刚结束时的片段和站在领奖台上的片段。结果发现,铜牌得主比银牌得主更加兴奋。以1~10分来衡量运动员的高兴程度,铜牌得主平均分为7.1分,而银牌得主只有4.8分。即便研究人员将比赛类型、赛前选手的表现预期等因素考虑在内,研究结果仍是成立的。

在一项后续研究中,戴维·松本和鲍勃·威林厄姆分析了2004年雅典夏季奥运会柔道选手的面部表情。最终结果与麦维琪的研究如出一辙。不出所料,几乎所有(93%)金牌得主都露出了笑容,大部分(70%)铜牌得主也露出笑容,但是没有一名银牌得主露出笑容。(研究人员将研究结果命名为“银牌脸现象”。)

为什么铜牌得主比银牌得主更高兴呢?和普通人一样,运动员会把自己的成绩与最相近的人做对比。对于银牌得主,最突出的比较对象就是金牌得主。金与银之间不是一点点的差距,前者比后者好得太多。人人梦寐以求的是金牌,不是银牌。即便从客观上来说,银牌也代表着巨大的成就,但是银牌得主在与金牌得主相比时,只会感到深深的自卑。领奖台上与金牌得主近在咫尺,银牌得主情不自禁地会联想自己再往上走一步的情形。

而对于铜牌得主来说,情况又不一样了。铜牌得主更倾向于下行的对比,也就是和第四名进行比较。第四名没有任何奖励,在领奖台上也没有位置。所以,铜牌得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挤进了前三也就意味着他不仅是“参赛者”,更是一名“奖牌得主”。能够获得银牌当然更好,但是第二名和第三名都能够获得奖牌,也很不错。

这种效应也能够说明为什么经济衰退时期的毕业生对离开校园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更为满意。从客观上考虑,在经济衰退时期毕业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以2009年的经济衰退为例,2009年的春季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十分黯淡的就业前景。在美国,当年求职成功的概率比2008年下降了将近40%,平均每一个空缺岗位就有6人竞争。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即使能够找到工作,也极有可能是低端产业的工作,而且工资水平也远远不如前一年招进的毕业生。而更可悲的是,这些经济效应对毕业生的影响会持续很多年。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时期毕业,一生的总收入都会较低。即使经济衰退过去10年,其影响仍然存在——衰退时期进入职场的毕业生收入比衰退前后进入职场的毕业生收入要低15%。

虽然情况不容乐观,但是埃默里大学的艾米丽·比安奇发现,与经济扩张时期参加工作的毕业生相比,经济衰退时期的毕业生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度更高。这种影响会持续多年。在衰退彻底过去之后,经济逐步好转,衰退时期参加工作的毕业生仍然对自己的工作更满意。为什么呢?

在经济衰退时期,就业竞争极其激烈。当毕业生好不容易获得第一份工作时,他们很自然会和那些没有马上找到工作的同学做对比。所以,他们心怀感恩,庆幸自己找了工作,不至于陷入更悲惨的境况。

社会比较也能够诠释社会革命与人民起义爆发的诱因。许多人认为,革命的导火索往往是人民受到压迫,穷困潦倒,生活无望。然而,革命往往是在经济日渐繁荣之后爆发的。试想,当生活欣欣向荣之际,情况急转直下,风云变幻,命运逆转。人们想到的是前些年丰衣足食的日子,而眼前面对的是入不敷出、一贫如洗的生活。在许多重大社会革命爆发之前,都出现过这个模式——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突然下坡。发生在法国、俄国、埃及的政治动荡,以及美国的内战和民权运动都属于此类情况。通过这些案例我们认识到,稀缺资源、不稳定的多变-性-会将个人或组织从合作模式转向竞争模式。

社会比较也是引发以下这种负面现象的根本原因:幸灾乐祸,对别人的不幸毫无怜悯,反而感到高兴。当我们嫉妒的人落魄失意之时,幸灾乐祸之情往往涌上心头。正因如此,即使从前的竞争关系已经不再,但一旦对方犯了错误,人们还是会有快感。也正因如此,当名人的公共形象坍塌时,其中的细节总是会吸引众多关注。

日本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高桥英彦所主持的一项神经科学研究证实,他人经历的不幸与自己所经历的事件越相似,幸灾乐祸的情绪就越明显。这项研究发现,当与自己相似但是稍微优越一些的人遭遇了不幸的事情,大脑中的主要奖励机制(纹状体)就会被激活。

竞技场上就滋生着许多幸灾乐祸的情绪。康涅狄格大学的柯林·利奇研究了世界杯足球比赛的球迷。他发现,只要与自己所在国家的国家队对垒的球队输球,球迷就会产生不良的快感。这种情绪在本国球队出局之后更为明显。球迷无法再为自己的国家队摇旗呐喊,于是,无论哪一支球队对垒他们曾经的对手,球迷都为其加油。这正好说明,那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确实存在科学依据。

社会比较不仅决定着运动员在领奖台上是否会面露笑容、人们是否会产生幸灾乐祸的情绪,也能够激励人们更持久努力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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