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为了欢庆新世纪的到来，大家举办了一系列新颖的公众活动。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便是第一次气球旅行。这也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那无穷无尽的首创精神结出的果实。半城人聚集在阿尔塞纳尔海滩，观看刷有国旗颜色的巨大塔夫绸气球升空，它将把第一批邮件送往东北方向直线距离三十里的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曾见识过巴黎世博会上热气球腾空的激动场面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妻子率先登上了藤制悬篮，同行的还有一名飞行机械师和六位贵宾。他们带了一封省长致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市政府的信函，信中极具历史意义地将这次飞行称为第一次空中通邮。《商业日报》的一名记者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如果他在此次探险中不幸罹难，最后的遗言会是什么。乌尔比诺医生没有丝毫迟疑，做出了一个定会为他招致无数骂名的回答。

“我认为，”他说，“十九世纪对全世界来说都已经时过境迁了，唯独在我们这里没有。”

气球徐徐上升，人们慷慨激昂地唱起国歌。被淹没在沸腾人群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觉得自己十分赞同人群中某个人的话，即这种冒险对女人不合适，尤其是已经这把年纪的费尔明娜·达萨。但说到底，这件事也没那么危险。或者说，至少沉闷多过危险。气球在蓝得有些不真实的天空经过一段平静的旅行之后，毫无波澜地到达了目的地。在风向有利的和风中，他们飞得很稳，很低，先是沿着白雪皑皑的山峦，然后又从无边无际的大沼泽上飞过。

他们就像上帝一样，从天上俯瞰卡塔赫纳这座英雄古城的废墟，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三百年来，它的居民抵御了英军的各种包围和海盗的不懈侵扰，如今却因对霍乱的恐惧将它遗弃。他们看到了完好的城墙、杂草丛生的街道、被三色堇吞没的古堡、大理石的宫殿，以及供奉着那些因瘟疫而在盔甲里腐烂的历任总督的金色祭坛。

他们从特洛哈斯·德卡塔卡的水上村庄上空飞过，那里的房子涂得五颜六色，到处是饲养食用鬣蜥的小棚，湖边花园里长着成串的凤仙和一簇簇的百合。听到人们的呼喊，几百个光着身子的小孩乱哄哄地跳入水中，有的是从窗子跳下来，有的是从房顶上，还有的是从他们以惊人的本领驾驶的独木舟上，他们如鲱鱼般潜入水中，打捞起一包包衣物，一瓶瓶大蜡烛木制成的咳嗽药水，还有救济食品，这些都是那位戴羽毛帽子的美丽夫人从气球的悬篮里抛给他们的。

他们从海洋般阴暗深邃的香蕉种植园上空飞过，园中的宁静像死亡的蒸汽一样上升到他们中间，费尔明娜·达萨想起自己三岁，又或许四岁时，拉着母亲的手在幽暗的树林里漫步的情景。那时的母亲，在一群和她一样穿着麦斯林纱衣、打着白色阳伞、戴着薄纱帽子的女人中间，也仿佛是个小姑娘。飞行机械师一直在透过望远镜观察地面，他对他们说：“这里好像没有生命。”接着便把望远镜递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医生看到耕地上的牛车、从田野里穿过的铁轨和干涸的水渠，而目之所及，到处都有人的尸体。有人说，霍乱正在大沼泽的各个村庄里肆虐。医生一边应答，一边继续用望远镜四处眺望。

“那可得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霍乱，”他说，“因为每个死者的后脑勺上都挨了仁慈的一枪。”

不一会儿，他们飞过一片泛着泡沫的海水，安全地降与其说是宗教习惯，不如说是社交习惯。搬家以后的好几年里，他们仍旧乘马车去大教堂望弥撒，有时还会在公园的棕榈树下和友人聚上一聚。但自从拉曼加区建起了教会事务神学院的礼拜堂，并拥有自己的海滩和墓地后，他们便除了一些极为隆重的场合，不再到大教堂去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这个变化毫不知情，在教区咖啡馆的露台上白等了好几个星期日，目送着三台弥撒的人走得一个不剩。后来，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才改到新教堂去。在最近几年之前，新教堂一直都很流行。他在那里见到了带着孩子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八月的四个星期日他们都准时前来，但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和他们一起。就在其中的一个星期日，他去参观教堂附近新落成的墓地，拉曼加区的居民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了奢华的坟墓。当他在高大的木棉树下发现那座最讲究的坟墓时，他的心抽搐了一下。墓已经建成，镶有哥特式的彩色玻璃，竖立着大理石天使雕像，全家人的墓碑都以金字镌刻而成。自然，其中就有费尔明娜·达萨·德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夫人的，紧邻她丈夫的墓碑，上面刻着同一句墓志铭：共眠于上帝的平安中。

那一年的其他时间，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出席任何一次市民活动和社交场合，连圣诞节的活动也没有参加，而往年的圣诞节，她和丈夫都是耀眼的主角。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她在一年一度的歌剧节开幕式上也缺席了。幕间休息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意外发现有几个人在不指名地议论她。他们说，有人在去年六月的一天夜里看见她登上了库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船，脸上蒙着黑纱，以免让人看出可耻的疾病正慢慢地吞噬她的生命。有人问，究竟是什么病如此可怕，竟敢侵染这样一位权力显赫的夫人，得到的回答则颇为恶毒：

“像她这样高贵的夫人，得的不可能是别的病，只能是肺结核。”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他家乡的有钱人从不会生小病，一得就是大病。要么是暴亡，而且几乎总是在盛大节日的前夕，往往使得节日的欢欣被葬礼冲掉；要么就是在令人生厌的慢性病中油尽灯枯，而个中内情到头来还是传得人尽皆知。到巴拿马去隐居，几乎是富人生活中迫不得已的悔罪之举。他们在基督复临派的医院中将自己交给上帝的意愿。那所医院是个巨大的白色棚屋，常年淹没在达连湾史前般的倾盆大雨之中。在那里，病人们忘记了自己已时日无多，日复一日地生活在粗麻布窗子的孤独病室里，任谁也说不清那石炭酸的气味代表的是健康还是死亡。康复的人带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礼物回到家乡，慷慨地分发给众人，急切地为自己的苟延残喘祈求原谅。有人回来时肚子上留下了粗糙的缝合疤痕，就像是用鞋匠的麻绳缝的。他们在前来探望的亲朋面前掀起衬衫，将自己的伤口同那些被过度的幸福窒息而死的人的伤疤进行比较。余生里，他们将反反复复地讲述在三氯甲烷的作用下，他们是如何看见天使降临的。然而，从没有人知道那些没能回来的人都看见了什么，其中最悲惨的又莫过于被遗弃在肺结核区死去的人。他们的死更多是因为雨水的折磨，而非疾病的苦楚。

如果要他选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知道自己更愿意费尔明娜·达萨生还是死。但首先，他最想知道的是实情，哪怕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实情。他千方百计地寻找真相，可还是没有找到。他感到不可思议，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哪怕一条线索，好让他判断传言的真伪。内河航运是他管辖的领域，对他来说那里不存在任何秘密，甚至连隐私都没有。然而，谁也没听说过戴黑面纱女人的事情。在这座城市里，一切都保不了密，甚至有很多事在发生之前就尽人皆知，特别是有关富人的事。唯独这件事无人知晓。也没有人对费尔明娜·达萨的失踪做出过任何解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继续在拉曼加区徘徊，毫无虔诚地到神学院的礼拜堂去望弥撒，参加一些以往根本不会理会的市民活动。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传言变得越来越可信了。乌尔比诺家一切正常，唯独缺少了母亲。

在四处打听中，他发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或者没有留意打探的消息，其中就包括洛伦索·达萨已死在他的出生地——坎塔布连的一个小村庄。他想起自己曾有很多年都在教区咖啡馆那如火如荼的象棋比赛中见过他，他的嗓子因说话太多而变得沙哑，而且随着陷入衰老的不幸流沙，他的身形更胖，脾气也更粗暴了。自上世纪那次令人不快的茴香酒早餐之后，他们之间再也没有说过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断定，就像他仍对洛伦索·达萨心存怨恨一样，洛伦索·达萨对他也一定还怀恨在心，尽管他已给女儿找到一门富贵的婚姻——那曾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理由。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下定决心要得到有关费尔明娜·达萨健康状况的准确消息，于是又来到教区咖啡馆，想从这位父亲那里问出个名堂。那时，咖啡馆里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对决：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独自一人对战四十二名棋手。就这样，他得知洛伦索·达萨已经去世，他由衷地感到高兴，尽管他知道，这份高兴是以仍旧找不到真相为代价的。最后，他把费尔明娜·达萨去了绝症患者医院的传言当作事实接受了，而他唯一能找到的安慰只是一句谚语：女人生病，长生不死。在那段沮丧的日子里，他只能想，如果费尔明娜·达萨真的死了，那根本不需要打探，消息是无论如何都会传到他这里来的。

但他永远也不可能收到费尔明娜·达萨的死讯。因为她还活着，而且是健康地生活在表姐伊尔德布兰达·桑切斯世外桃源般的庄园里，距离马利亚之花镇半里地。她是在和丈夫达成协议后悄然离开的。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关系稳定，这唯一的一次严重危机竟让两个人都像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乱了方寸。这件事出其不意地发生在他们最为成熟平静的时期，两人自诩已能豁免于命运中任何潜伏的坎坷，孩子们都已长大，而且受到了良好教育，摆在夫妻俩面前的本是一片坦途，可以毫无苦涩地学着慢慢变老。对两个人来说，事情都发生得太过突然，他们不愿像加勒比人常做的那样，靠吵闹、眼泪和调解人来解决问题，而是希望能靠欧洲人的智慧来解决。但争来争去，既没有采用这里的办法，又没有采用那里的办法，结果陷入了愚蠢的局面，哪儿的法子也不是。费尔明娜·达萨决定离开家，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离开，也不知道离开后要怎么办，她只是被气疯了，而他为良心的谴责所困，也无力去说服她。

费尔明娜·达萨的确是在半夜上船的，而且十分秘密，头上蒙着守孝的黑纱。但她登上的不是库纳德公司开往巴拿马的远洋轮船，而是开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的普通小船。那座城市是她的出生地，她在那里一直住到青春期。随着岁月流逝，她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她不顾丈夫的意见和当时的风俗，只带了一个在仆人中长大的十五岁教女同行。不过，她把自己的行程通知了她将搭乘的各船的船长和每个港口的官员。做出这个轻率的决定时，她对儿女们说自己要到伊尔德布兰达姨妈那儿调养三个月，可心里已决意要一直留在那里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十分了解她倔强的脾气，他痛苦万分，但还是低声下气地接受了，将它视为上帝对他严重过错的惩罚。然而，船上的灯光还没有在他眼前消失，两人就都已在为他们的软弱后悔了。

虽然他们保持着形式上的通信，谈论孩子们的情况和家里的其他事项，可几乎两年过去了，无论他，还是她，都没有找到一条回头之路，因为每条路都被他们的骄傲暗中捣毁。第二年学校放假期间，孩子们到马利亚之花去度假，费尔明娜·达萨尽一切可能及不可能，竭力表现出对新生活的适应。至少，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孩子们的信中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那段日子里，里奥阿查的主教骑着他那头著名的配有金线镶边鞍具的白色骡子，走在华盖之下到那里传教寻访。跟在他后面的，是从其他村子远道而来的朝圣者、拉手风琴的乐师，以及四处贩卖食品和护身符的小贩。整整三天，各种身患残疾和不治之症的人云集庄园。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来听主教博学的布道或请求全赦的，而是来乞求骡子赐福，据说，这头骡子背着主人创造了种种奇迹。当年主教还是个地位卑微的神甫时，和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十分熟识。这天中午，他从布道的地方溜出来，到伊尔德布兰达的庄园吃午饭。其间他们只谈了些世俗的事。而午饭过后，他把费尔明娜·达萨叫到一边，想听听她的忏悔。她委婉而又坚定地拒绝了，理由十分明确：她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尽管并非有意，但她也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回答将会传到它应该传到的地方去。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常常不无讥讽地说，那两年的痛苦生活并非源于他的过错，而是因为妻子的一种恶习——她喜欢闻家人和自己脱下来的衣服，从气味上判断该不该送去清洗，尽管有时候衣服看起来还很干净。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她从来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直到丈夫在新婚之夜注意到这一点。丈夫还发现她每天至少三次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抽烟，但对此倒没有在意，因为她那个阶层的女人本来就常常凑在一起关起门来谈论男人、抽烟，甚至喝两瓜尔蒂略一瓶的廉价烧酒，直喝到像泥瓦匠那样烂醉如泥地倒在地上。但是，对于她碰到衣服就闻的习惯，他认为不仅不恰当，而且有害健康。但她只把丈夫的意见当作玩笑。对所有不愿争论的事，她都是这样的态度。而且她说，上帝把这么一个黄鹂一样勤快的鼻子安到她脸上，不单只为了装饰。一天早上，她出去买东西时，家中仆人们的吵闹惊动了四邻：他们在找她三岁的儿子，寻遍房子的各个角落都没找到。正当所有人惊恐万状时，她回来了。她像能追寻踪迹的獒犬似的转了两三圈，就在一个衣橱里找到了熟睡的儿子，谁也没想到他会藏在那里。丈夫惊呆了，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回答说：

“因为有股屎味。”

事实上，她不仅仅能靠嗅觉判断衣服该不该洗，或是孩子丢在了哪里：嗅觉能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指引她，尤其是在社交生活中。两人结婚后，特别是在刚刚结婚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是个初来乍到的外来者，闯入这个三百年来都时刻准备要和她对着干的环境中，然而，她却能在尖刀密布的珊瑚丛中穿梭自如，不与任何人发生磕碰，这般掌控世界的能力只可能来自超自然的本能。这可怕的本事或许源于千百年累积的智慧，又或许出自一副铁石心肠，而在一个倒霉的星期日，它终于招致不幸降临。去望弥撒前，费尔明娜·达萨纯粹出于习惯，闻了闻丈夫前一天下午穿过的衣服，立时感到一阵错乱，就仿佛和自己同床共枕的医生变成了另外一个男人。

她先是闻了闻外套和背心，然后从扣眼上摘下怀表链，从兜里取出铅笔、钱包和为数不多的几枚硬币，把它们逐一放在梳妆台上。然后，她闻了闻褶边衬衫，同时取下领带夹、袖口上的黄晶袖扣和假领上的金扣。接着，她又一边闻裤子，一边取出串着十一把钥匙的钥匙环和带珍珠母手柄的铅笔刀。最后，她闻了闻内裤、袜子和绣着他姓名首字母花押字的手绢。毫无疑问：每件衣物上都带有一种他们共同生活这么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气味，一股形容不出的味道，既不是花香，也不是香水味，而是人身上的味道。她什么也没说，之后也并不是每天都能闻到这股味道。但从此，她闻丈夫的衣服，已不是为了判断该不该洗，而是出于一种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无法忍受的焦虑。

费尔明娜·达萨不知该把这种味道还原到丈夫规律生活中的哪个环节。不可能是上午上完课到午饭之间的这段时间，因为她猜想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女人都不会在这种时候匆忙做爱，更不会是和来访的客人，她们得打扫屋子，整理床铺，上市场买东西，准备午饭，何况还有可能会赶上这样的倒霉事：某个孩子由于被石头打破了脑袋，提前从学校回家，竟一头撞上母亲十一点钟赤身裸体地躺在一片狼藉的房间里，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位医生趴在她身上。再者，她知道，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晚上做爱，最好是在绝对的黑暗之中，最迟也得是在早餐之前，伴随着第一群鸟儿咕咕的叫声。据他自己说，过了这个时间，脱衣服和穿衣服所费的工夫可比享受到的片刻欢愉还要长。所以，衣服沾染上气味只可能发生在某次出诊时，或晚上借口下棋、看电影溜出去的某个时刻。后面这种情况很难搞清，因为费尔明娜·达萨和她那众多女伴截然不同，她太骄傲，不屑于监视丈夫，或请求别人替她这样做。至于出诊，看似是不忠行为的最佳时机，但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因为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对每位病人都有一份包括酬金在内的详细记录，从第一次出诊，直到用一个十字和一句愿灵魂安息的话语把他从这个世界送走为止，全部有案可查。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费尔明娜·达萨先是好几天都没有从丈夫的衣服上闻到那种气味，然后突然又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再次发现了它。之后一连几天，那种味道都前所未有地强烈。其中有一天还是星期日，他们举行家庭聚会，他和她片刻也没有分开过。终于，一天下午，她违背自己的习惯与意愿，走进丈夫的书房，仿佛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女人在做一件她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情：用一个精致的孟加拉放大镜，试图破解他最近几个月错综复杂的出诊记录。这是她第一次单独走进这间书房，空气中充斥着杂酚油的气息，到处塞满了用不知名的动物皮装裱的书籍、模糊不清的校园合影、荣誉证书，以及多年收集的等高仪和千奇百怪的匕首。这是一块秘密的圣地，一直被她视为丈夫唯一的私人领地，她从不涉足，因为这里与爱无关，少有的几次进入都是和丈夫一起，而且每次都是为了处理短暂的事务。她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单独进去，更不用说是为了进行在她看来有失体面的搜查。但她还是进来了。她想找到真相，心里既焦灼又恐惧，两种感觉几乎不相上下。她被一股无法控制的劲风所驱使，这风比她与生俱来的高傲，甚至比她的尊严都更强烈：一种教人心碎的折磨。

她什么也没有查清楚，因为除了两人共同的朋友，丈夫的其他病人也是他与世隔绝的王国的一部分。那些人没有注明身份，辨认他们不是通过面孔，而是通过病痛，不是通过眼睛的颜色或者心声，而是通过肝脏的大小、舌苔的情况、尿液中的凝结物，以及他们夜间发烧时的幻觉。这些人相信她的丈夫，相信他们是因他而活，而事实上，他们是为他而活，最终，他们被归结为他亲笔在诊断证明书上写下的一句话：安息吧，上帝在门口等着你。经过两小时徒劳无功的搜查，费尔明娜·达萨离开了书房，觉得自己一时鬼迷心窍做出了不光彩的事。

在幻想的驱使下，她开始发现丈夫的变化。她发现他说话闪烁其词，在餐桌和床上都欲望不振，容易发火，而且言辞刻薄，在家的时候也不如原来那样平和，而是像一头被关在笼里的狮子。结婚以来她头一遭开始留意他晚回家多长时间，甚至精确到分钟。她对他说各种谎话，想骗他道出实情，过后又因为矛盾挣扎而痛苦万分。一天晚上，她被幻觉惊醒，看到丈夫正在黑暗中用仇恨的目光盯着自己。她不寒而栗，就像年少时曾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站在她的床脚一样，只不过后者的出现并非出于仇恨，而是出于爱。更何况，这次根本不是幻觉，事实是，她的丈夫凌晨两点还醒着，从床上坐起身来，注视着熟睡的她。可当她问丈夫怎么回事时，他却矢口否认，重新把脑袋放在枕头上说：

“一定是你在做梦。”

这晚之后，又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费尔明娜·达萨已经分不清现实在何处结束，梦幻又在何处开始。恍惚间，她觉得自己就要疯了。最后，她突然发现在基督圣体节那天，丈夫居然没有领圣体，最近几周的星期日也都没有领，更没有腾出任何时间来进行灵修，反省这一年的生活。当她问他这些信仰生活中不同寻常的变化究竟是何原因时，得到的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自从八岁第一次领圣餐起，他从没有在如此重要的日子里不去领圣体。于是，她意识到丈夫不仅犯下了致命的罪过，而且下定决心执迷不悟，因为他甚至都没有去找过忏悔神甫寻求帮助。她从未想过自己竟会为某种与爱情完全相悖的东西备受煎熬，可目前状况的确如此。她下了决心，唯一能让自己免于痛苦而死的办法就是在正侵蚀着她五脏六腑的毒蛇窝里放一把火。她真的这样做了。一天下午，就在丈夫快要结束午睡后的例行阅读时，她坐到露台上去补袜子。突然，她放下手中的活儿，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不带丝毫强硬迹象地对丈夫说：

“医生。”

他正沉浸于那个时期人人都在读的小说《企鹅岛》中，没有回过神来，只应了一声：“嗯。”[1]她没有放弃，继续道：

“你看着我的脸。”

他照她说的做了，透过老花镜的一片迷雾看着她。虽看不清楚，但他无需摘下眼镜，便能感受到她炙热的目光灼烧着他。

“出什么事啦？”他问。

“你应该比我清楚！”她回答。

她什么也没有再说，把眼镜从额头上放下来，继续补袜子。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明白，长久以来的焦虑就此结束了。与他预想的形式相反，这并不是一次心灵的地震，而只是平和的一击。他感到如释重负：既然迟早都要发生，那么晚来不如早到，反正芭芭拉·林奇小姐的幽灵早已进入这个家了。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是在四个月前认识她的，当时她正在仁爱医院的门诊候诊。见到她的那一刻，他便知道一件无可挽回的事终于在自己的命运中发生了。她是个黑白混血姑娘，个子很高，仪态优雅，骨骼宽大，皮肤的颜色像蜜一样，质地也像蜜一样柔软。那天早上，她穿着一身红底白点的衣服，帽子也是同样颜色，帽檐很宽，阴影一直遮到眼睛，看上去比任何人都更具性的蛊惑力。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平时是不接门诊的，不过有空时常会进去提醒那些高年级的学生说，任何药物都比不上一次正确的诊断。于是，他设法让自己在这个不期而遇的混血女人接受检查时在场，同时小心翼翼地不让学生们觉得他的任何一个表情有什么异常。他几乎没有看她，却把有关她的信息一一记在心里。那天下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他让车夫从她问诊时提供的地址前经过。她果然在那里，正在露台上乘凉。

那是一座典型的安的列斯式的房子，整体都漆成了黄色，连锌皮屋顶也是黄色的，窗子是粗麻布的，门廊里吊着一盆盆康乃馨和蕨类植物。房子坐落在滨海的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建在木桩之上。屋檐下挂着个笼子，一只黄鸟在里面歌唱。对面人行道边有所小学校，一拥而出的孩子们迫使车夫收紧了缰绳，以免让马受惊。很幸运，芭芭拉·林奇小姐刚好在这个时候认出了医生。她用老友的手势向他打招呼，邀他进去喝一杯咖啡，等纷乱的人群过去之后再走。他一反平日不喝咖啡的习惯，高兴地一边喝一边听她介绍自己。那是自那天早上以来他唯一感兴趣的事，也是之后几个月里占据他全部注意力、扰得他片刻不得安宁的事。刚结婚时，曾有个朋友当着他妻子的面对他说，他迟早会遭遇一段疯狂的激情，使他们婚姻的稳固受到威胁。而当时他自认为十分了解自己，对内心坚实的道德根基也把握十足，对此预言只付之一笑。现在倒好：他果真处在了这样的境地。

芭芭拉·林奇小姐是一位神学博士，是受人尊敬的新教牧师约拿坦·B. 林奇的独生女。这位牧师又黑又瘦，经常骑着一头骡子到海滨沼泽区的贫穷村落去宣讲众多上帝中的某一位的福音，而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来，与他的上帝相比，其他这许多位上帝在书写时只能用小写。芭芭拉·林奇讲得一口流利的卡斯蒂利亚语，句法偶尔不通，但这种小小的磕绊反而令她别具韵味。到十二月，她就年满二十八岁了，不久前，她刚同另一位牧师——他父亲的学生——离了婚。她和他一起度过了两年糟糕的婚姻生活，因此再没有一点儿想重蹈覆辙的愿望。她说：“我只爱我的小黄鸟。”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太过严肃，竟没有听出她的弦外之音。相反，他迷茫地问自己是否这所有的便利条件都是上帝的一个圈套，为的是以后连本带利地向他讨还，但随即他又把这个想法从头脑里清除出去，认为这纯粹是自己在困惑之中的胡思乱想。

就要告别时，他偶然提起了上午的检查，他知道，对于病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谈论病情更让他们感兴趣的了。说起自己的病，她滔滔不绝，于是，他答应第二天下午四点再到这里来，给她做一次更为详细的检查。她吓了一跳，因为她知道像他这个级别的医生远远超过她的支付能力。但他请她放心：“干我们这个行当的，向来都是设法让富人为穷人付账的。”说完，他在自己的袖珍记事本上记下：芭芭拉·林奇小姐，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星期六，下午四时。几个月后，费尔明娜·达萨将会读到这页记录，其中还有再详细不过的诊断细节和处方，以及病情的发展。这个名字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突然觉得，这可能是新奥尔良水果船上那些行为放荡的女艺术家中的一个，可地址又让她想到应该是个牙买加人，那么，就是个黑女人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排除了她的嫌疑，认为她不可能是丈夫喜欢的类型。

星期六，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提前十分钟前来赴约，林奇小姐尚未穿好衣服准备迎接他。自从在巴黎参加某场口试以来，他再没有如此紧张过。林奇小姐躺在麻布床上，穿着一件柔软的丝绸衬衣，美到了极致。她浑身上下都丰满而结实：美人鱼般的大腿，仿佛经文火炙烤的皮肤，惊艳的乳房，以及一口洁白完美的牙齿，整个身体都散发出健康的气息，也就是费尔明娜·达萨在丈夫衣服上嗅到的那种气味。林奇小姐去看门诊是因为一点小毛病，她诙谐地称之为“弯弯曲曲的腹痛”，可乌尔比诺医生认为这是非同小可的症状，因而，他触摸了她各个内脏器官所在的位置，与其说是认真仔细，不如说是别有用心。这样做时，他竟然渐渐忘了自己的医术，惊讶地发现这个天生尤物的内脏与她的外表一样美丽。他完全沉浸在愉悦的抚摸中，已不再是加勒比沿岸最优秀的医生，而成了上帝创造的一个被本能折磨得神志混乱的可怜男人。在他严肃的职业生涯中，仅仅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情，而那一天他蒙受了奇耻大辱，因为愤怒的女病人一把推开他的手，在床上坐了起来，对他说：“您想要的事情可以发生，但绝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林奇小姐则恰恰相反，她完全听任他的摆布。当她毫不怀疑医生心里所想已不再是科学时，便说道：

“我原以为这是伦理道德所不允许的。”

他大汗淋漓，就像穿着衣服从池塘里爬出来似的。他用毛巾擦了擦手和脸。

“伦理道德，”他说，“它把我们医生都想象成了木头。”

她感激地向他伸过一只手。

“我只是这样以为，但并不意味着您不能这样做。”她说，“您想象一下这有多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可怜的女人，竟得到一位如此声名显赫的男人的垂青。”

“我一刻也无法停止想您。”他说。

他坦白时，声音颤抖得实在让人怜悯。但她用一阵照亮了整个屋子的笑声，让他从一切罪责中得以赦免。

“我在医院见到您时就看出来了，大夫。”她说，“我是黑人，但不是愚人。”

一切进展得并不容易。林奇小姐注重自己的清誉，她首先要安全，然后要爱情，必须按照这个顺序来，而且她认为自己完全配得上这些。她给乌尔比诺医生引诱她的机会，但不让他踏足自己的卧室，即便家中只有她一个人也不行。她至多允许他重复抚摸和听诊的仪式，以此对伦理道德进行肆意地践踏，但不能脱掉她的衣服。而他呢，一旦上钩便无法松开肉欲的诱饵，几乎每天都去纠缠。由于种种现实原因，他要维持和林奇小姐的这种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他太软弱，无法及时自拔，以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这是他的弱点。

受人尊敬的林奇先生生活没有规律，随时都会骑上骡子出门去，也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回家来。骡子的背上一边驮着各种版本的圣经和宣传福音的小册子，另一边驮着食物。另外一处不便是对面的学校，因为孩子们朗诵课文时，眼睛总是看向窗外的街道，而看得最清楚的就是街对面的这所房子。从早上六点起，房子的各扇门窗便纷纷敞开，他们看见林奇小姐把鸟笼挂在屋檐下，让小黄鸟学习他们朗诵课文；看见她包着花头巾，一边做家务，一边用她那加勒比的清脆嗓音也跟着朗诵起来；之后，他们又看见她坐在门廊上，独自用英语唱着下午的赞美诗。

他们必须选一个孩子们不在的时间，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十二点到两点午餐休息的时候，可这也是医生午餐的时间；其二是傍晚孩子们回家之后。后面这个时间点一向再好不过，可这时医生刚好结束了出诊，距离赶回家去吃晚饭只有几分钟了。第三个形成阻碍的问题，也是对他来说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他的社会地位。他不可能不坐车去，可他的车子尽人皆知，而且还必须停在门口。他本可以和车夫串通，他在社交俱乐部的朋友们几乎都是这样干的，可这又违背了他的行事风格。他如此频繁地拜访林奇小姐，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以至于穿着仆人制服的车夫竟斗胆问他自己是否应该先回去，过后再来接他，以免让车子在门前停得太久。乌尔比诺医生一改往日的温和，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的话：

“自从认识你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你说出不该说的话。”他说，“好吧，我就当你没说过。”

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只要医生的车子停在门前，就休想隐瞒病情。有时如果距离允许，医生情愿自己走路去，或者租一辆马车前往，以免招来恶意的揣测和妄下的结论。然而，这种办法没多少用，因为拿去药店取药的处方会使真相大白。于是，乌尔比诺医生只得在开方时把真真假假的药写在一起，以保证病人神圣的权利，让他们能带着自己病痛的秘密平静地死去。同样，他也可以找出种种体面的理由为自己的车子出现在林奇小姐家门口做出解释，但那并不可能维持很久，更不会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维持一辈子。

世界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座地狱，因为最初的疯狂刚一得到满足，两人就都意识到了危险，乌尔比诺医生永远也无法下定决心去面对丑闻。在狂热的胡言乱语中，他什么都可以许诺，但过后，所有的事情又都搁置再说了。另一方面，随着想跟她在一起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害怕失去她的恐惧也越来越强烈，因此他们的会面一次比一次仓促，一次比一次艰难。他无法去思考别的事情，每天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下午来临，忘记了其他责任，忘记了除她以外的一切。可是，每当车子距离马拉·克利安萨沼泽区越来越近，他又祈求上帝在最后一刻出点什么岔子，好迫使他过门而不入。他始终怀着这种痛苦的心情赴约，有几次，他从街角就看见头发像棉花一般厚软的受人尊敬的林奇先生正在露台上看书，而他的女儿正在客厅里用歌声向邻家的孩子宣讲福音，他甚至庆幸起来。那时，他便会幸福地往家走，不必继续挑战命运，但过后他又会发狂，渴望每一天的每时每刻都能变成下午五点钟。

所以，当车子停在门口变得过于惹人注目时，他们的爱就难以为继了，到第三个月的末尾，整件事甚至只能用荒唐来形容了。每次，两人都来不及寒暄，林奇小姐一看见自己的情人慌忙赶来，便迅速钻进卧室。在等他的日子里，她会事先做好准备，穿一条宽大的裙子——一条带荷叶边的精美牙买加裙，荷叶边上还印着红色的花朵——里面不穿内衣，什么都不穿，因为她相信行事便捷能帮助他克服恐惧心理。可她为使他幸福所做的一切却被他白白浪费了。他气喘吁吁地跟着她走向卧室，大汗淋漓，一进屋就惊天动地地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丢到地上，手杖、医药箱，以及巴拿马草帽，然后便惊慌失措地做起爱来，裤子只褪到膝盖处，而为了避免麻烦，连外衣的扣子都没有解，怀表链放到了背心里，鞋也还穿着，什么都穿着，心里时刻惦记的不是如何尽兴，而是尽早离开。她才刚刚进入孤独的隧道，便落得个被迫节食禁欲的境地，因为他已经开始重新系上扣子，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就好像刚刚在生死线上做了一场绝世之爱，而其实他不过是完成了爱情中生理的那部分仪式罢了。但他很会把握节奏：刚好是一次常规治疗中静脉注射的时间。然后，他便回家去，为自己的软弱羞愧万分，恨不得死去，他诅咒自己缺乏勇气，不敢请求费尔明娜·达萨脱下他的裤子，把他的屁股放到炭火上去灼烧。他没吃晚饭，念祈祷也心不在焉，上床后，装作继续在读午休时读的书，而此时，他的妻子仍在房子里忙来忙去，要在睡觉前把一切料理妥当。他看着书，渐渐瞌睡起来，然后就一点点陷入林奇小姐那无法回避的湿热丛林，沉溺于她躺卧的那片林中空地的蒸汽，堕入他的死亡之床。此时，他什么也无法想，只想着明天下午五点差五分时，她将在床上等他，那条疯狂的牙买加裙下面一丝不挂，只露出她深色树丛中的那片高地：地狱之圈。

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走下坡路。他了解这些症状。他在书上读到过，也在现实中从上了年纪的患者口中听说过，那些人先前都没有什么严重疾病，但突然就觉得出现了种种不适，描述的竟然和医书上写的如出一辙，而最终却发现，那不过是他们的幻觉罢了。在萨伯特医院教授儿童临床医学的老师曾建议他专攻儿科，因为这是最诚实的专业：小孩子们只有在真生病时才生病，和医生交流时也不会说套话，只讲具体的症状，没有半点虚假。成人则正好相反，到了一定年龄，要么是只有症状而没有真生病，要么更糟：病得很重，症状却像其他一些无关痛痒的小病。他通常都用缓和性的药剂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把问题交给时间，让他们在暮年的一团乱麻中与自己的小毛病长期共处，最终学会熟视无睹。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想到，像他这个年纪的医生，自认为什么都见过了，竟然不能克服明明没病却觉得有病的焦虑。或者更糟：也许是真的有病，却仅仅凭着科学的偏见，不相信自己有病。四十岁时，他曾在课堂上半严肃半开玩笑地说：“我生活中唯一需要的就是一个懂我的人。”然而，当他发现自己已迷失在林奇小姐的迷宫中时，便不能再把这话当作一句玩笑了。

他那些上了年纪的病人所有真实或假想的病症，全都集中到了他身上。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肝脏的形状，无须触摸就能说出它的大小。他感到自己的肾脏发出像熟睡的猫一样的哼叫；感到胆囊在闪闪发光；感到血液在动脉里嗡嗡作响。有时，他像一条喘不上来气的鱼一样醒来，觉得心脏里积满了水。他觉得心脏瞬间乱了步伐，觉得它的脉动延迟了一下，就像当初在学校里参加军训时那样，继而一次又一次地延迟。最后，他又觉得它恢复了正常，因为上帝是伟大的。但他没有求助于曾开给病人的那些分散注意力的药物，而是被恐惧折磨得晕头转向。的确，五十八岁时，他生活中唯一需要的，依然是一个懂他的人。为此，他求助于费尔明娜·达萨，这个世界上最爱他、也是他最爱的人，在她这里，他刚刚让自己的良心得到了平静。

这件事发生在她打断他下午的阅读，要求他看着她的脸之后。他的第一反应便是他的地狱之圈已经败露。可他不明白她是怎么发现的，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费尔明娜·达萨仅凭嗅觉就发现了真相。但不管怎样，从很久以前开始，这里就不是一座善于保守秘密的城市。第一批家用电话刚装上不久，几对看上去关系稳定的夫妻就因为匿名电话里的流言蜚语离了婚。很多因此而害怕的家庭暂停了电话服务，或者好几年都一直拒绝安装。乌尔比诺医生知道他的妻子自尊心很强，绝不会允许一通匿名电话就破坏掉自己的信心，这种事连想都别想，而他也无法想象有谁会大胆到用真名向她通报实情。然而，他害怕那种旧式的诡计：一张从门下塞进来、不知出自谁手的纸条，效果反倒可能立竿见影，不仅因为这么做让发信人和收信人都隐匿了姓名，而且因为这一伎俩古老而神秘，难免使人把它同全能上帝的安排联系在一起。

忌妒从不认识他的家门：三十多年平静的夫妻生活中，乌尔比诺医生曾多次在公众面前夸耀，他就像瑞典火柴，只能在自己的盒子上擦燃。这话原本也的确是真的。然而，他从没想过，一个像妻子这样高傲、这样自尊、这样倔强的女人，面对丈夫已被证实的不忠，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因此，他在如她所要求的那样看着她的脸之后，除了再一次低下头以掩饰自己的慌乱，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他继续假装陶醉于阿尔卡岛那一条条恬美蜿蜒的小河之间，暗自思考着对策。而费尔明娜·达萨也没有再说什么。她补完袜子，把东西乱七八糟地丢进针线盒，到厨房吩咐开晚饭，之后便回卧室去了。

于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下定决心，下午五点不再去林奇小姐家。那些至死不渝的爱情誓言，那单独为她找所幽静房子，使他不必担惊受怕地与她相会的梦想，以及两人一起从容地享受幸福直到死亡的向往——所有这些他在爱的火焰中许下的诺言都永远地付之东流。林奇小姐从他那里得到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个绿宝石发卡，车夫交给她时什么也没有说，没有捎任何口信，也没有字条。东西放在一个小盒子里，外面包着一张药房的纸，就连车夫也以为那是应急药物。他后半生再没有见过她，甚至都没有偶遇过。只有上帝知道，这个英勇的决定给他带去了多少痛苦，而为了能在这场内心的灾难后继续活下去，他又把自己关在厕所里流下了多少苦涩的泪水。五点钟时，他没有和她在一起，而是在神甫面前深深地忏悔了自己的罪过。第二个星期日，他怀着破碎的内心领受了圣体，但灵魂终于得到了平静。

做出了断的当晚，他一面脱衣准备就寝，一面对费尔明娜·达萨反复唠叨着他清晨失眠的痛苦，一阵阵突然来袭的针扎似的疼痛，以及黄昏时想痛哭一场的渴望，至于秘密爱情带来的种种苦楚，他也把它们当作衰老的症状讲了出来。为了不至于死掉，并且为了不说出真相，他必须这样向人倾诉一番。终于，他在象征着爱的家庭仪式中祭献了这一股脑儿的苦水。她认真听着，没有看他，又是一言不发，一件一件地接过他脱下来的衣服。她闻着每件衣服，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愤怒，然后随意揉成一团，扔进装脏衣服的藤条筐里。她没有发现那种味道，但这代表不了什么：明天又是新的考验。跪到卧室的小祭台前准备祈祷时，他伤心而又真诚地叹了一口气，结束了对种种苦痛的怨艾：“我觉得我快要死了。”她眼睛都不眨地回答了他。

“那样最好，”她说，“那样我们就都平静了。”

几年前，在一次病重的危急时刻，他也曾讲过自己可能会死的话，而她当时给出的也是同样残忍的回答。乌尔比诺医生将之归咎于女人天性中的冷酷无情，正因为如此，地球才依旧围绕着太阳转。当时他并不知道，为了不让别人看出她的恐惧，她总是会抢先竖起一道愤怒的屏障。而那个时候，她所面临的正是她最恐惧的事情——永远地失去他。

这天晚上却相反，她全心全意地希望他死去，这种坚决让乌尔比诺医生吓了一跳。之后，他听到她在黑暗中缓缓抽泣，而且咬着枕头不让他听见。这让他不知所措，他知道，她不会由于身体或内心的任何痛苦而哭泣，只有在愤怒时才会这样，而如果这种愤怒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她对自己过失的惧怕，就会哭得更凶，并且越哭越气，因为她无法原谅自己竟然会软弱得哭出来。他不敢安慰她，因为他明白这无异于安慰一只被长矛刺穿的母老虎，他甚至没有勇气告诉她，引起她哭泣的理由已经在那个下午消失了，已被彻底、永远地从他的记忆中根除了。

有几分钟，困意俘虏了他。当他醒来时，她已点亮她那盏微弱的床头灯，仍旧睁着眼，但没有哭。在他睡着的时候，她身上发生了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多年来积聚在年岁深处的沉渣，此刻因忌妒的搅动浮现出来，她刹那间苍老了。看着她那瞬间出现的皱纹、枯萎的双唇、灰白的头发，他不禁伤怀，冒着风险劝她睡觉：已经两点多了。她没有看他，但声音里也没有愤怒的痕迹，语气几乎是温和的。

“我有权知道她是谁。”她说。

于是，他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感觉仿佛从身上卸下了全世界的重量，因为他相信她已经知道真相，不过是想确认一些细节。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所以他讲的时候，她又哭了起来，不是像起初那样低声抽泣，而是泪如泉涌，咸咸的泪水从脸颊滑落，在她的睡袍里翻滚沸腾，灼烧着她的生命：他竟没有像她提心吊胆地所期待的那样，做出个男人的样子，抵死否认，为自己所受的诽谤大发雷霆，咒骂这个婊子养的社会肆无忌惮地践踏别人的名誉，即使面对自己不忠的毁灭性证据，仍能临危不乱。之后，当他告诉她已在下午见过忏悔神甫时，她简直怕自己会气瞎了双眼。从上学时起，她就认定教会里的人不具备上帝所启示的任何一种美德。这是他们和谐家庭中的一个本质分歧，两人一直都小心回避这一点，没有发生过什么碰撞。但丈夫竟然允许忏悔神甫掺和到这样一件不仅关乎他个人、也关系到她的隐私中来，实在是出了格。

“你还不如告诉一个在门廊里耍蛇的。”她说。

在她看来，一切全完了。她敢肯定，还没等丈夫做完忏悔，她的荣誉就已成为大街小巷的话题。这给她造成的屈辱感要比丈夫的不忠带来的羞愧、愤怒和不平更加难以忍受。而最糟的是，见鬼，竟然是跟一个黑女人。他纠正说：“是黑白混血的女人。”但此时，再精确的解释也是多余了：她已有了定论。

“一样是贱货！”她说，“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黑女人的气味。”

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星期一。而星期五晚上七点钟，费尔明娜·达萨就登上了开往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的常规小船，随身只带了一只箱子，由教女陪伴。为避免旁人发问，也避免有人将来向丈夫问起她来，她在脸上蒙了黑纱。按照两人的约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出现在港口。此前，他们进行了一场历时三天、精疲力竭的谈话，最终决定让她到位于马利亚之花镇的伊尔德布兰达表姐的庄园去，以便在做出最后的决定前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不明就里的孩子们把这理解为一次推迟了多次的旅行，很久以来，他们也一直盼望能到那里去。乌尔比诺医生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为的是让他那个不可信赖的小世界里没有人能做出居心叵测的推测。这一点他做得天衣无缝，所以，如果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能找到费尔明娜·达萨消失后的一丁点儿踪迹，那是因为事实上根本就无迹可寻，而不是因为他缺乏调查的手段。丈夫毫不怀疑妻子一旦平息愤怒就会马上回家。但她走时却坚信自己的愤怒永远也不会平息。

然而，她很快就会明白，这个过火的决定与其说是怨恨的果实，不如说是思乡的结果。蜜月旅行之后，她曾多次返回欧洲，虽然每次都要在海上漂泊十天，却总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幸福。她见过世面，已经学会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和思考，可自从那次糟糕的气球之旅后，她就再也没有回过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回到伊尔德布兰达表姐居住的省份，对她来说即使太迟，也是一种补救。这个想法由来已久，倒并非因为婚姻的灾难。单是想到去重温少女情怀，也足以让她慰藉自己的不幸。

她和教女在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下了船，凭着那份保留至今的刚强性格，她不顾别人的种种警告，重游了那座城市。收到消息前来接待她的要塞行政和军事长官请她登上了官家的马车，将护送她直到登上前往圣佩德罗·阿莱杭德里诺的火车，她想到那里去，是为了证实解放者临终时睡的那张床是否真如人们所说，小得就像一张孩子的床。于是，费尔明娜·达萨在午后两点的疲倦中再次看到了自己广阔的故乡。她看到了故乡的街道，但它们看上去更像一片海滩，到处是覆盖着青苔的水洼；又看到了葡萄牙人的豪华住宅，大门上镌刻着家族徽章，窗前垂着铜制的百叶窗，阴暗的大厅里单调地重复着几首钢琴练习曲，颤颤巍巍，惨惨凄凄。她母亲当年刚结婚时，也曾拿这几首曲子教过富人家的姑娘。她看到广场上空无一人，炙热的石子地上连一棵树都没有；送葬似的带篷马车一字排开，马儿站在那里都睡着了；还有那辆开往圣佩德罗·阿莱杭德里诺的黄色火车。在城中最大教堂的拐角处，她看到了那所最雄伟、最漂亮的房子，它那青色石头的连拱廊、修道院式的大门，以及卧室的窗子，多年以后，当她已无法记清此段回忆时，阿尔瓦罗将在这间卧室出生。她想起了她无望地寻遍了天上地下的埃斯科拉斯蒂卡姑妈，而想到姑妈，便又想起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想起他那身文人的衣服，他在小花园的杏树下读的那本诗集。她偶尔几次回忆起学校里不愉快的岁月时，也会触动有关他的思绪。可她转了好几圈都没能认出自家的老房子。她认为它应该在的那个地方，除了一个猪舍以外什么都没有。拐角过去是一条妓院街，全世界来的妓女都在门廊上睡午觉，等待邮车或许会带来什么寄给她们的东西。这里已不是她的故乡了。

刚一上马车，费尔明娜·达萨就用面纱遮住了半张脸，不是害怕被人认出来，毕竟，这里谁也不可能认识她，而是因为从火车站一直到墓地的路上，日光暴晒下的肿胀尸体随处可见。要塞长官对她说：“是霍乱。”她早已看出来了，因为那些晒焦的尸体嘴里都泛着白沫，但她同时也注意到，没有一具尸体像她乘坐气球时看见的那些那样，脑后挨了仁慈的一枪。

“的确如此。”长官说，“上帝也在改善自己的方法。”

从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到圣佩德罗·阿莱杭德里诺的古老甘蔗园只有九里路，可那列黄色的火车却走了一整天，因为火车司机跟常坐这列车的乘客们是朋友，他们时不时就央求他停下来，以便到香蕉公司高尔夫球场的草坪上去走走，舒展一下腿脚。男人们还光着身子到河里去洗澡，河水从山上倾泻而下，清澈冰凉。他们觉得饿时，就下车去，从牧场放养的奶牛身上挤些奶来喝。被这些情景吓坏了的费尔明娜·达萨终于到站，差点没时间去观赏解放者临死前悬挂吊床的那几棵史诗般的罗望子树，并且证实他当时所睡的床果真如人们所说，不仅对他这样一位荣耀的男人，即使对一个七个月的婴儿来说也极其狭小。不过，另一位看上去无所不知的参观者称，那张床是件假文物，事实上，国父是被人扔在地上死去的。费尔明娜·达萨对离家以来这一路的所见所闻感到万分压抑，以至于在之后的旅途中，再没有心情去回味前半段旅程。于是，尽管曾万般怀念，如今她却避免走过那些她思念的村庄。这样她才能在记忆中留住它们，让自己免受幻灭之苦。当她试图抄捷径以逃离烦恼时，她听到了手风琴声，听到了斗鸡场的叫喊声，也听到了或许是战争抑或是庆典的铅炮声。当她别无他法不得不穿过某个村庄时，便用面纱遮住脸，以继续把它幻想成以前的样子。

逃避了许许多多往事之后，她终于在一天晚上来到伊尔德布兰达表姐的庄园。而当她看到在门口等她的表姐时，差点昏厥过去：她就仿佛在一面真实之镜中照见了自己。表姐身材发福，年老体衰，身边带着几个不听管教的儿女，孩子们的父亲并不是那个她仍旧无望地爱着的男人，而是一位靠丰厚的津贴生活的退役军人，当年，她在绝望之下嫁给了他，而他则疯狂地爱恋着她。尽管如此，在那被摧残的身躯里，她依旧是原来那个她。费尔明娜·达萨在乡下住了些日子，回忆起美好往事，渐渐从一开始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但她除了星期日去望弥撒，从来不出庄园。和她同去望弥撒的，是她昔日那些桀骜不驯的闺中密友的孙儿辈，此外还有骑着高头大马的商人，以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漂亮姑娘。她们一路站在牛车上，一如她们的母亲在她们这个年龄时的样子，齐声高唱着歌，直至来到山谷深处的教会教堂。费尔明娜·达萨原本只是路过马利亚之花镇，在昔日的那次旅行中，她自认为不会喜欢这里而没有来，可这次，她一眼就被它完全迷住了。但她的悲哀，抑或是这个镇子的悲哀在于，后来的她永远也想不起它真实的模样，只记得见到它之前她脑海中想象的样子。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接到了里奥阿查主教的消息后，决定亲自去接她。他的结论是，妻子迟迟不归，并非因为不想回家，而是想为她的傲慢找个台阶下。于是，在和伊尔德布兰达通过几封信后，他没有通知妻子便动身了。从信中他清楚地看出，妻子的思乡之情已经颠倒过来：现在她想的只有自己的家。上午十一点，费尔明娜·达萨正在厨房里做茄子馅饼，忽然听到雇工们的叫喊、马的嘶鸣和朝天放枪的声音，接着，门厅里响起了坚定的脚步声和那个男人的说话声。

“要赶好时辰，就得不请自来。”

她开心得要死，来不及多想，只胡乱地洗了洗手，喃喃道：“谢谢，我的上帝，谢谢，你真是太好了！”她想到因为这该死的茄子馅饼，自己还没有洗澡，伊尔德布兰达让她做馅饼，却没有告诉她谁要来吃午餐；她想到自己现在又老又丑，脸还被太阳晒脱了皮，如果他看见她这副模样，一定会为赶来接她而后悔，真见鬼。可她还是匆忙地在围裙上擦干了手，尽可能地整理了一下仪容，带着母亲生她时给予她的全部高傲，理了理纷乱的心绪，前去迎接那个男人。她迈着她那母鹿般优美的步伐，昂着头，目光熠熠，翘起迎接挑战的鼻子，心中充满了对命运的感激，为能回家而感到无限轻松。当然，事情也并不像他想象的那般容易，她确实高高兴兴地跟他回去了，但同时也下定决心，要在余生默默地向他讨还自己所受的痛苦折磨。

于是，差不多就在费尔明娜·达萨失踪两年后，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特兰西多·阿里萨定会将其视作上帝对人生的嘲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电影的发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但莱昂娜·卡西亚尼还是毫不费劲地把他带到了《卡比莉亚》隆重的首映式上，广告中大肆宣传，影片对白是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写的。堂加利略·达孔特的露天大院子里照例坐满了贵宾，但在有些夜晚，人们欣赏的更多的是璀璨的星空，而非银幕中的无声爱情。莱昂娜·卡西亚尼的一颗心始终悬着，跟随着跌宕的故事起伏。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恰恰相反，剧情的死气沉沉让他困得打瞌睡。在他背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仿佛猜中了他的心思：

“我的上帝，这比疼痛还要长！”

这是她说的唯一一句话，可能是发现自己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不由得克制住了。当时，这里尚没有用钢琴给无声电影伴奏的习惯，黑暗中的观众只能听着放映机那下雨似的沙沙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只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才会想起上帝，但这一次，他却对上帝充满感激。因为，即使深埋地下二十西班牙寻，他也能立刻认出那个深沉的金属般的声音，自从那天下午，在那个幽静小花园的漫天黄叶中，听见她说出那句“现在，您走吧，没有我的通知，请您不要再来了”，这个声音便留在他的灵魂里。他知道，她就坐在他身后的座位上，当然，是在她丈夫旁边。他感觉到她那温热而均匀的呼吸，满怀爱意地吸纳着经她健康的气息净化过的空气。他感受到，她并没有像自己在最近几个月的沮丧中时常想象的那样，已被死亡的幼虫所侵蚀，而是让人再次回想起她最光彩照人、最幸福的时刻：穿着智慧女神的长衫，隆起的腹中孕育着她的第一个孩子。他没有回头去看，但她却如在眼前，而银幕上演出的那一连串历史性灾难他全然没有放在心上。他陶醉于从他的灵魂深处传来的杏果的芬芳，急切地想知道她认为电影中那一个个女人应该如何去爱，才能让她们的爱情比现实之中少一些痛苦。电影快结束时，他感到一瞬间的狂喜，因为他还从未和这个他深爱的女人如此贴近地待在一起这么久。

灯亮时，他等着其他人先站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起身。他漫不经心地转过身，把看电影时总是敞开的背心扣子扣起来，这时，四人站得如此之近，就算有人不情愿，也无论如何必须打招呼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首先问候了莱昂娜·卡西亚尼，他对她很熟悉，之后，又以其一贯的彬彬有礼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握了手。费尔明娜·达萨向他们致以礼节性的微笑，只是礼节性的，意思是这个微笑的主人已经见过他们很多次，也知道他们是谁，因而无需再向她做自我介绍。莱昂娜·卡西亚尼以她那混血女人特有的优雅回应了她。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却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刚一见到她，他就惊呆了。

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可怕的流行病、或者其他疾病留下的痕迹。她还保持着豆蔻年华的体重和身段，但很显然，最近两年她经历了仿佛十年的艰辛与严酷。短发很适合她，两侧的鬓角像翅膀似的翘着，但已经不是蜜的颜色，而是铝的银白色。老花镜后，那双美丽的柳叶眼已失去了半生的光芒。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着她挽着丈夫的手臂在散场的人群中远去，惊讶地发现她竟在公共场合披着穷人的头纱，穿着家用的便鞋。但最让他感伤的，是她的丈夫不得不抓住她的手臂，指引她该从哪里出去，而即便这样，她还是估计错了高度，差点在门口的台阶上跌倒。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年龄所致的步履蹒跚十分敏感。早在年轻时，在花园里，他就常常放下正在阅读的诗集，观察一对对老人互相搀扶着穿过街道的情景。那是生活给他上的课，让他得以隐约窥见自己年老时的境况。在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看电影那晚的那个年纪，男人仿佛焕发了第二次青春，最初的几根白发使他们看上去更为庄重，充满智慧和魅力，尤其是在年轻女子的眼中，而与此同时，他们枯萎憔悴的妻子不得不拽着他们的手臂，才不至于被自己的影子绊倒。然而几年之后，丈夫的健康便突然一落千丈，身体和灵魂都迅速耻辱地衰老，而那时，妻子们又焕发了第二春，像拉着乞讨的瞎子一样拉着他们的手臂，为了不伤害男性的骄傲，轻声在耳边提醒他们注意脚下的台阶是三级而不是两级、街中间有一个水坑、横躺在人行道上的那团模糊的东西是个死了的乞丐，然后，艰难地帮助他们穿过马路，仿佛那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条河的唯一渡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曾无数次在那面生活之镜中照见自己，他对死亡的恐惧从来不及对那个可耻年龄的恐惧，到那时，他将不得不被一个女人搀扶着。他知道，到了那一天，也只有到了那一天，他终将放弃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渴望。

这次相遇驱走了他的困意。他没有用车送莱昂娜·卡西亚尼，而是陪她步行穿过老城区。他们的脚步踏在砖地上，像马蹄声一样回荡。敞开的阳台上时而飘来零星的说话声，有卧房中的喁喁私语，也有被虚无缥缈的声响和熟睡小巷中茉莉花的热烈芬芳升华了的爱的呜咽。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又一次竭力克制自己，避免把压抑在心中的对费尔明娜·达萨的爱吐露给莱昂娜·卡西亚尼。他们迈着缓慢的步伐一起走着，像一对不慌不忙的老情人一样亲昵无间，她想着卡比莉亚的种种美好，而他却想着自己的种种不幸。一个男人在海关广场的阳台上唱歌，歌声在四周回荡，连绵不绝：当我穿过大海无尽的浪涛。在石头圣人大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本该在莱昂娜·卡西亚尼的家门前向她道别，而他却请求她邀请自己到她家里去喝一杯白兰地。这是他第二次在类似情况下提出这样的要求。第一次是在十年前，当时她回答说：“如果你现在上去，那就必须永远留下来。”结果他没有去。如果换作现在，他无论如何都会上去的，即便日后可能不得不食言。然而，这一次莱昂娜·卡西亚尼邀他上去，无需任何承诺。

就这样，他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一座爱情圣殿，而这份爱尚未诞生就已被扑灭。莱昂娜·卡西亚尼的父母已经去世，唯一的兄弟在库拉索岛发了财，如今她一个人住在家里的老宅中。若干年前，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还没有放弃让她成为自己情人的希望时，常常征得她父母的同意在星期日来拜访她，有时晚上还待到很晚。他对这所房子的修缮做出了很大贡献，以至于都把它当作自己的家了。然而，在看完电影的这天晚上，他似乎觉得客厅里有关他的记忆都被清除了。家具变换了位置，墙上挂了新的彩画。他想，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是刻意的，为的是证明他从未在此地存在过。而就连那只猫也没有认出他来。他被这种残忍的遗忘吓了一跳，说：“它不记得我了。”可她一边倒白兰地，一边背对着他说，如果他是为此而忧心，那么大可不必，因为猫是从来也不会记着谁的。

两人倚在沙发上，靠得很近，聊着他们自己，说起他们相识前各自是什么样子，也就是在那个谁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下午，在那辆骡子轨道车上相遇之前。一直以来，他们都在两间相邻的办公室里工作，而在此刻之前，他们从未谈过日常工作以外的事情。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边聊着一边把手放到她的大腿上，像情场老手一样轻轻抚摸起来。她任由他这样做，但就连礼貌性的颤抖都没有回应给他。当他试图更进一步时，她拉起他那只探险的手，在掌心上吻了一下。

“注意你的举止，”她对他说，“很久以前，我就发现你不是我要找的男人了。”

在她很年轻的时候，一个强壮、敏捷、但她从未看清长相的男人，在防波堤上突然将她按倒，撕扯剥光了她的衣服，短暂而疯狂地跟她做了一次爱。她躺在石头上，浑身满是伤痕，却真心希望那个男人能永远留下来，直到她在他的怀中带着爱死去。她没有看见他的脸，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但她相信自己能根据他的体型、身材和做爱的方式，从千万个人中把他认出来。从那时起，她便对所有愿意听她讲的人说：“如果你碰巧听说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在十月十五那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半钟时，在殉情者的防波堤上强奸了一个可怜的过路的黑女人，那么请你告诉他在哪里能找到我。”这句话变成了她的一种习惯，她讲给过无数人听，最后彻底绝望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也多次听她说起过这个故事，就像听到夜晚起航的轮船的告别声一般频繁。凌晨两点的钟敲响时，他们每人已经喝了三杯白兰地。他明确地知道了自己不是她所等的男人，他很高兴能明白这一点。

“干得不错，母狮！”他临走时对她说道，“我们总算把猛虎扼杀了。”

那晚终结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关于结核病医院的恶意传言曾打碎了他的梦想，因为那让他产生了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疑虑，即费尔明娜·达萨也是会死的，既如此，那她也就有可能死在丈夫的前头。而当他看见她在电影院的出口险些绊倒时，他又进一步滑向深渊，忽然间意识到先死的人可能是他自己，而不是她。这是一个预兆，是所有预兆中最可怕的一种，因为它是有事实根据的。那些耐心等待、幸福憧憬的岁月已成为过去，如今，在地平线上隐约望见的，不过是充满了各种可以想见的病毒的茫茫大海，失眠的清晨一滴一滴排出的尿液，以及每日下午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曾经，每天的每分每秒都胜似他的盟友，如今却开始算计他。几年前他去赴某个约会时就已经开始提心吊胆，害怕发生意外。他发现门没有上闩，合页刚刚上过油，显然是为了让他进来时不会发出声响，但在最后一刻，他后悔了，担心自己死在她的床上，给一个无辜的热情女人造成无法消除的阴影。因此，有理由认为，那个世界上他最爱的女人，那个他毫无怨言地从一个世纪等到另一个世纪的女人，很可能会来不及挽着他的手臂穿过到处是圆形坟冢和在风中摇曳的罂粟花的漫漫长街，帮助他平安到达死亡的彼岸。

事实上，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经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他已满五十六岁，认为自己没有虚度光阴，因为那都是充满爱的岁月。不过，在那个时代，没有哪个男人会像他一样勇于面对因看上去年轻而招来的耻笑，即使他们确实不老，或者心里也自认年轻；也不是所有人都敢于毫无羞愧地承认自己仍在因上世纪的挫折而偷偷哭泣。那个时代对年轻存在偏见：尽管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的穿着方式，但老年的衣着在青春期结束后不久便开始穿上身了，而且一直持续到进入坟墓。这种穿戴与其说标志着年龄，不如说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年轻人穿得像自己的祖父，再早早地戴上一副眼镜，便会更加受人尊重；而从三十岁起，手杖就是让人刮目相看的物件。至于女人，则只有两个年龄：一是结婚的年龄，一般不超过二十二岁；一是永远独身、再也嫁不出去的年龄。而其他女人，那些已婚的、当了母亲的、成为寡妇的、做了祖母的，都属于另外一类，她们不按已经度过的年岁来计算年龄，而是按距离死亡还有多久来计算。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则相反，他赤裸裸地大胆对抗着衰老的圈套，尽管心里清楚自己命运奇特，从小就像个老头儿。起初是情势所迫。特兰西多·阿里萨把他父亲决定扔进垃圾堆的衣服拆开后给他缝成新衣。于是，他不得不穿着礼服去上小学，一坐下，衣服便拖到地上；他头上戴的也是政府官员的那种帽子，尽管为了让它小一点，加了一圈塞满棉花的里衬，但还是连耳朵都盖上了。此外，他从五岁起就戴上了近视眼镜，而且头发和母亲一样，是印第安人的那种质地，粗硬得像马鬃，所以，从外表根本看不出他其实长什么样子。幸运的是，由于连年内战，政府混乱不堪，学校的入学标准不像从前那样严格了，在公立学校里，各种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学生都有。尚未长大的孩子们走进课堂，身上却散发着街垒战的火药味，穿着不知在哪次战斗中靠枪子儿得来的叛军制服，佩戴着他们的徽章，腰带上还明目张胆地别着与他们军衔相符的武器。课间休息时，随便一点争执就会让孩子们拔枪相向。如果老师在考试中给了他们低分，他们甚至用枪来威胁。拉萨耶学校的一个三年级学生，退伍的民兵上校，就一枪打死了修会会长胡安·埃雷米塔修士，只因为他在教理问答课上说，上帝是保守党的正式成员。

另一方面，那些遭遇了不幸的名门望族的孩子穿得就像古时的亲王，特别穷的孩子则光着脚。在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打扮得千奇百怪的学生之中，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无论如何都要算在最奇怪之列，尽管如此，他却并不十分引人注意。他听到的最难听的话，是街上的人冲他喊：“穷光蛋，丑八怪，一切希望全落空。”但不管怎样，那身因生活所迫而穿上的衣服，从那时起，及至他整个一生，都是与他那神秘的气质和忧郁的性格最为相配的。当他在CFC第一次被委以重任时，他让人为他量身定做了和父亲那件同样款式的衣服。他像怀念一位老人一样怀念着死于三十三岁的父亲，那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年龄：基督罹难时也是这个岁数。所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看上去始终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得多，以至于口无遮拦的布里希达·苏莱塔，他的一个不假思索地说出真相的露水情人，从第一天起便对他说，她更喜欢他脱掉衣服后的样子，因为光着身子的他仿佛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然而，他永远也不知道如何弥补这一点：首先，他个人的喜好不允许他穿成别的样子；其次，那个时候二十岁的人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将自己打扮得更年轻，除非把短裤和见习水手帽再次从衣橱里翻出来；再者，他也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人们对老年所持的看法。因此，当他看见费尔明娜·达萨在电影院出口险些绊倒时，不禁打了个寒战，一个可怕的想法晴天霹雳般击中了他，即在这场血腥的爱情战争中，婊子养的死神很可能会不可逆转地夺去他的胜利。

到那时为止，他经历过的最大战斗是同自己的秃顶进行的，他一直顽强抗争，却最终落得惨败的结局。从看见缠在梳子上的最初几根头发开始，他便意识到自己被打入了地狱，这种痛苦是任何一个无此遭遇的人无法想象的。为了保住迅速荒芜的头顶的每一寸毛发，没有什么发蜡和生发水他没有试过，也没有什么信仰他没有求助过，更没有什么代价他没有付出过。他背下了《布里斯托年鉴》中关于农业的全部条文，因为他听说头发的生长和庄稼的收获周期有着直接的联系。他还放弃了自己一直光顾的理发师，因为这人是个实打实的光头，而换了一个新来的只在新月那几天理发的外乡理发师。可这位新理发师才刚刚证明了自己手艺不错，就被发现是安的列斯群岛好几家警察局通缉的强奸幼女犯，被戴上镣铐拖走了。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把那个时期加勒比地区所有报纸上关于医治秃顶的广告都剪了下来。那些报纸通常刊登着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第一张上，头秃得像个甜瓜，而第二张上头发比雄狮还浓密：这便是使用某种安全可靠的药水之前和之后的区别。六年里，他试验了一百七十二种药物，并践行了药瓶商标上写的所有其他辅助方法，而唯一的收获，是其中的一种药使他患上了头部湿疹，又痒又臭，马提尼克岛的教外苦行僧们称之为北极光癣，因为它会在黑暗中发出一种磷光。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求助于在公共市场上售卖的所有印第安草药和在“代笔人门廊”出售的一切神奇特效药，包括东方汤药，可当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时，头顶已经和一个削发僧人无异了。新世纪元年，千日战争把国家置于血泊中时，城里来了个意大利人，他会按照尺寸用真头发制作假发套，价格不菲，但只保质三个月，逾期概不负责。尽管如此，绝大部分有支付能力的谢顶者都愿意前往一试。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头一批尝试的人之一。他试戴了一个和自己原来的头发极为相似的假发套，以至于担心在自己情绪变化时那头发会竖起来。但他最终还是对这个把死人头发戴在活人头上的想法无法苟同。他唯一的安慰是如此风卷残云的谢顶让他不用眼瞅着自己的头发变白。一天，内河码头上一个欢快的醉汉看见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上前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拥抱了他，并在码头工人的起哄声中摘掉他的帽子，给他的脑袋来了响亮的一吻。

“神圣的秃头！”他喊道。

那天晚上，四十八岁的他让人把自己两鬓和后脑勺上仅剩的几根毛发全部剃掉，彻彻底底接受了全秃的命运。他甚至在每天早上洗澡之前，把下巴和脸上所有长出胡楂的地方都涂满肥皂沫，用一把剃刀把它们刮得像小孩的屁股一样光滑。以前，即使在办公室里他也从不摘掉帽子，因为秃顶给他一种赤身裸体的感觉，让他觉得有失体面。但当他彻底接受秃头后，便把它归为男性的美德之一，其实他早就听人这样说过，却一直视其为秃头们的自欺欺人而予以蔑视。再后来，他又养成了新习惯，把右侧仅有的几根头发留长，让它跨过整个头顶，从此，他一直沿用这个办法。但尽管这样，他还是戴着帽子，而且总戴那个参加葬礼似的款式，即便当地已流行起一种被称为“塔尔塔里塔帽”的窄边草帽，他也依然不改旧貌。

然而，他失去牙齿却并非因为自然之灾，而是源于一个江湖牙医试图根治一次普通感染时的鲁莽举动。对脚踏牙钻的恐惧使得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直不敢去看牙医，尽管他常常牙痛，甚至有时无法忍受。听到他在隔壁房间整夜无助地呻吟，母亲吓坏了，因为她觉得这声音跟儿子昔日某时的呻吟声如出一辙，而那原本早已消散在她记忆的迷雾之中了。但当她让儿子张开嘴，好看看爱情究竟伤到了他哪个地方时，却发现他是因牙龈化脓而痛苦不堪。

莱昂十二叔叔让他去找弗朗西斯·阿多奈医生。这是个打着绑腿、穿着马裤的高大黑人。他把一整套牙医器械都放在工头用的褡裢里，随身背着，穿梭于内河船之间，看上去倒更像一个令沿岸村镇都害怕的旅行代办人。他只朝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嘴里看了一眼，就认定他的牙齿全部要拔光，甚至包括那几颗好牙，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避免再次遭罪。与对秃顶的忧心相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这种野蛮的治疗方法没有产生任何顾虑，除了很自然地略微担心不用麻醉难免会有些血腥。装假牙的主意并没有让他感到不快，这首先是因为他童年的一段难忘回忆：一个集市上的魔术师将满口牙齿取下，让它们自己在桌子上说话。其次，这可以结束从小就折磨他的牙痛，说起来，那种滋味就和爱情的痛苦一样强烈残忍。在他看来，这和秃顶不一样，并不是衰老的一次狡猾袭击，因为他相信，虽然如此一来他的呼吸会有一股硫化橡胶的辛辣味，但矫形后的微笑会让他的外表看上去更有光彩。因此，他毫无抵抗地向阿多奈医生那把烧红的钳子屈服了，并以负重耐劳的驴子的坚韧意志经受了恢复期的考验。

莱昂十二叔叔亲自过问了手术细节，就好像是要给他动手术似的。他对假牙有着特殊的兴趣，这种兴趣产生于他沿马格达莱纳河航行最初几年，也可以说是他对美声唱法[2]的痴迷所造成的苦果。一个满月的夜晚，当船驶入加马拉港时，他和一位德国土地测量员打赌说，他只要站在船长室的栏杆处唱上一首那不勒斯浪漫曲，就能把森林里的动物都惊醒。他好险才赢了这一注。在河上漆黑的夜色中，只听见草鹭在沼泽里扇动着翅膀，鳄鱼甩着尾巴，鲱鱼惊恐地跳到陆地上。然而，当他唱到最高的一个音符，大家正担心曲调之高亢会让歌手的动脉迸裂时，他的假牙随着最后吐出的一口气飞了出去，沉入水中。

为了给他另配一副应急的假牙，轮船不得不在特内里费港耽搁了三天。新假牙做得完美极了。可返航时，莱昂十二叔叔又试图向船长解释他的上一副假牙是如何弄丢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森林中灼热的空气，放开嗓子唱出了他所能唱的最高音，并把这个音尽可能地延长，试图把那些一边晒太阳一边不眨眼地看着轮船驶过的鳄鱼吓跑。结果，新的假牙又沉入了河水。那以后，他配了很多副假牙，把它们放在家里的各个地方以及办公桌的抽屉里，公司的三条船上也各有一副。此外，他在外用餐时也会带上一副备用，就放在衣兜里一个装咳嗽药片的小盒中，因为他曾经在某天中午野餐时，为了吃煎猪皮而把假牙弄坏了。由于担心侄子也会有类似遭遇，莱昂十二叔叔让阿多奈医生一次性给他做了两副假牙：一副材质便宜，平时在办公室里用；另一副则是为星期日和节日准备的，在微笑时总会露出的那第一颗槽牙上还薄薄地涂了点儿金子，看上去更为逼真。终于，在一个圣枝主日[3]，当节日的钟声带来一片喧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以全新的面貌重新走到了街上，那完美无瑕的微笑几乎让他觉得是另一个人取代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这件事发生在他母亲去世，家中只剩他孤身一人的时期。他的家是一个绝佳的爱巢，尤其适合他的爱情方式，因为虽然街道名为窗户街，让人联想到一扇扇窗子的薄纱帘后藏着无数双眼睛，但其实是一条幽静的巷子。可问题是，这房子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费尔明娜·达萨幸福，也只为让她幸福。因此，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斩获最丰的那些年月，他宁可失掉很多机会，也不愿用其他爱情来玷污他的家。幸运的是，他在CFC每向上爬一级，就意味着获得某些新的特权，尤其是那些秘密特权。对他来说，其中最有用的一项，就是与门房串通好后，能够在晚上、星期日以及节日里使用办公室。有一次，就在他已当上公司的首席副董事长时，他正与一个星期日值班的姑娘匆忙做爱——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姑娘骑在他身上——门突然开了，莱昂十二叔叔伸进头来，像走错了办公室似的，从眼镜上方看着惊呆了的侄儿。“见鬼！”叔叔毫无异色地说，“跟你爸真是一路货色！”在重新把门关上之前，他把目光落在空处，说：

“您，小姐，不必担心，请继续。我以我的荣誉向您起誓，我没有看见您的脸。”

没有人再提起过这件事，但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办公室变得无法工作了。星期一，电工们蜂拥而至，要在天花板上装一个叶式吊扇。锁匠们也没有事先通知就到了，吵吵闹闹像打仗似的，在门上装了把锁，可以从里面把门锁上。木匠们量了尺寸，却没有说要做什么。窗帘装饰工带来印花装饰布，看看是否与墙壁的颜色匹配。再接下来一个星期，他们从窗户外塞进来一个印着酒神节花色的双人大沙发，因为从门口实在搬不进来。这些人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候干起活来，但又并非肆意捣乱，对任何人提出的抗议，他们只有一句回答：“这是董事会的命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直到最后也没弄明白，这些干涉行动究竟是叔叔出于对他的好意关心，还是在用特有的方式让他检讨自己的胡作非为。他始终没能看出真相，事实上，莱昂十二叔叔是在鼓励他，因为已经有一些传言传到他那里，说他侄子的兴趣有别于大部分男人，这让他烦恼无比，担心会妨碍侄子继承自己的衣钵。

与哥哥不同，莱昂十二·罗阿依萨维持了六十年稳定的夫妻生活，他星期日从不工作，并以此为荣。他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想把他们每一个都培养成自己帝国的接班人，但生活却将一系列意外摆在他面前，这些偶然在当时的小说里司空见惯，在现实生活中却令人难以置信：四个儿子随着职位步步高升，竟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了，而女儿则对河运事业毫无兴趣，宁愿从五十米高的窗子里看着哈德逊河上的船了此余生。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不乏有人把传言当真，认为外表阴郁、手里拿着吸血鬼雨伞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肯定是做了什么，才导致这一件件意外发生。

当叔叔遵照医嘱不情愿地退休后，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便开始甘愿牺牲他的星期日爱情，乘坐城中最早的一辆汽车，到叔叔的乡间别墅去陪他。汽车的起动摇柄反弹时力量很大，竟然打断了第一个司机的整条胳臂。他和叔叔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老头儿躺在用丝线绣着他名字的吊床上，远离一切，背对大海。那是一座古老的奴隶庄园，每天下午，从种满百合的露台上，可以看到白雪皑皑的山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叔叔的谈话向来难以脱离河运的话题，在那些漫长的下午也不例外，而死神一直是一位冷眼旁观的隐形客人。长久以来，莱昂十二叔叔最担心的事之一，就是河运公司落到一些同欧洲财团有联系的内陆企业主手中。“这一向是门粗人的生意，”他说，“要是被那些纨绔子弟拿去，他们会拱手奉还给德国人。”他的担心与他一直以来的政治信条连贯一致，有时即使场合不合适，他也喜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信条。

“我就快满一百岁了，我看到一切都在变，就连宇宙中星辰的位置都在变，可就是没看到这个国家有什么改变。”他说，“这里每隔三个月就会有新的宪法，新的法律，新的战争，但我们仍旧处在殖民时期。”

他的两位兄长都是共济会成员，将一切罪恶归因于联邦制的失败，对此，他总是反驳他们说：“千日战争在二十三年前，也就是七六年的战争中就失败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于政治几乎冷漠到极致，听叔叔越来越频繁的长篇大论，就像听大海的涛声。但对于公司政策，他是叔叔坚定的反对者。在他看来，河运事业一直处在灾难的边缘，要想根治它的落后，只有主动放弃对蒸汽船的垄断，虽然这项垄断权是国会授予加勒比河运公司的，为期九十九年零一天。叔叔抗议说：“这些思想肯定都是我那位满脑子无政府主义幻想的同名人莱昂娜塞到你脑瓜里的。”但他只说对了一半。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以德国海军准将胡安·B. 埃尔勃斯为前车之鉴，此人无节制的野心毁掉了他出众的智慧。可叔叔却认为埃尔勃斯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特权，而是因为他同时做出了太多不切实际的承诺，就好像要把全国土地的责任都扛在肩上：他包揽了河流的通航、港口设施、陆地的交通枢纽和交通工具。除此之外，叔叔接着说，西蒙·玻利瓦尔总统的强烈反对也是不容小觑的障碍。

大部分股东把这种争论视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老头儿的固执在他们看来是很自然的，倒不是因为像大家随口常说的那样，衰老使他不如当初那么高瞻远瞩了，而是因为放弃垄断对他来说，无异于把他的兄弟们在一场历史性的战役中缴获来的战利品扔进垃圾堆，那可是他们在英雄时代赤手空拳跟整个世界的强大对手作战得来的。因此，他大权在握的时候，谁都没有反对过，而且他握得那么紧，谁也不可能在它们合法消亡前触动它们。然而，突然有一天，就在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已经预备在庄园下午的讨论中缴械投降时，莱昂十二叔叔同意放弃百年的特权，唯一一个有关荣誉的附加条件就是不要在他死前这样做。

这是他对公司最后的指示。他从此再也不提生意上的事，甚至不允许别人向他求教。他那头具有皇家风范的漂亮鬈发没有掉下一绺，他的睿智也没有减弱分毫，但他竭尽一切努力不让任何可能同情他的人见到他。他坐在露台上那把缓缓摇动的维也纳摇椅中，看着山顶终年的积雪，打发时日。旁边的小桌上放着女仆随时为他更替的一壶热黑咖啡和一杯小苏打水，里面浸着两副假牙，他在接待客人时才戴上。他只见很少的几位朋友，而且只和他们谈内河航运开始以前很久的遥远往事。不过，他也有一个新的话题：希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结婚。他对他说起过好几次，而且总是以同样的方式。

“如果我年轻五十岁，”他说，“我就和我的同名人莱昂娜结婚。我想象不出还有比她更好的妻子。”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一想到自己多年来的努力很可能因为这个意想不到的状况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不禁浑身发抖。他宁愿放弃一切、丢开一切，宁愿死，也不愿有负于费尔明娜·达萨。幸而莱昂十二叔叔没有坚持。满九十二岁时，他指定侄子为自己唯一的继承人，进而最终退出了公司。

六个月后，经股东们一致同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被任命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就职那天，喝过香槟酒之后，引退的老雄狮请求大家原谅他坐在摇椅上说话，然后即兴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话，但与其说那是演讲，倒不如说是一曲为自己写的挽歌。他说，他这一生由两件上天安排的事开始和结束。一是解放者在奔赴死亡的不幸旅途中，曾在图尔瓦科镇抢过他。二是他扫清了命运给他设置的所有障碍，终于找到一个配得上他公司的继承人。最后，为了使这幕剧少一点戏剧性，他总结说：

“我这一生唯一的憾事，就是我在那么多葬礼上唱过歌，却不能为自己的葬礼唱一回。”

典礼结束时，他理所当然地高歌了一曲，唱的是《托斯卡》中的咏叹调《向生命告别》。清唱，没有伴奏，就像他最喜欢的那样，而他的声音依旧坚定有力。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十分感动，但只在他道谢时微微颤抖的声音中显露出这一点。他已经完成了生活中所有能想和能做的事，到达了人生的巅峰，而这一切都源自那个刻骨铭心的决心，那就是要活着，健康地活着，直到自己的命运得到费尔明娜·达萨庇护的那一刻。

尽管如此，在莱昂娜·卡西亚尼为他举办的晚会上，陪伴他的并不只是对费尔明娜·达萨的回忆，而是对所有女人的回忆：既有那些已经在墓地里长眠的女人，她们透过他种在她们坟上的玫瑰思念着他；也有那些仍和丈夫同枕共眠的女人，她们丈夫头上的犄角[4]在月光下闪着金光。只因缺少那一个女人，他便希望同时和所有女人在一起，事实是，每当他感到恐惧惊慌，他便格外地需要她们。因此，即使在他最艰难的时期，最糟糕的时刻，他也始终和这许多年来数不清的情人们保持着哪怕最微弱的联系：他始终追随着她们的踪迹。

就这样，那天晚上他想起了罗萨尔芭，他最早的情人，那个把他的童贞当作战利品带走的女人。对她的记忆依旧像当初第一天那样让他痛心。他只要一合上眼，就看见她穿着麦斯林纱裙，戴着长绸带的帽子，在甲板上摇着装孩子的鸟笼。多年来，他曾好几次收拾好一切准备去找她，尽管既不知道她在哪里，也不知道她姓什么，甚至不知道要找的人究竟是不是她，但他确信能在兰花丛中的某个地方找到她。每一次，都是在船即将撤掉踏板的最后一刻，由于某种现实原因，或是他一念间的动摇，旅行又被推迟了：永远都是某个与费尔明娜·达萨有关的理由。

他想起了拿撒勒的寡妇，唯一亵渎过他母亲在窗户街的家的女人，虽然当初并不是他，而是特兰西多·阿里萨自己敞开门让她进去的。尽管她在床笫间表现不佳，但他对她的理解比对其他任何女人都多，因为她是唯一一个温柔得可与费尔明娜·达萨相比的人。但她那难以驯服的野猫秉性，更甚于她那股温柔的力量，这使得他们注定无法忠于对方。然而，他们仍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断断续续的情人关系，这还得感谢他们信守的那句火枪手的座右铭：可以不忠，但不可背信弃义。此外，她还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唯一为之出头露面的女人：当他得知她已去世，需要靠施舍下葬时，他出钱安葬了她，并独自出席了葬礼。

他也想起了他爱过的其他寡妇。普鲁登西娅·皮特雷，他的情人中尚活在世上最老的一位，人们都叫她“二夫寡妇”，因为她曾两次守寡。还有另一个普鲁登西娅，阿雷利亚诺的遗孀，一个多情的女人。她扯下他衣服上的扣子，只为了让他在她家里多留一会儿，等她重新缝上。他还想起了何塞法，苏尼加的遗孀，她疯狂地爱他，即便不能让他属于自己，也不愿让他属于别人，差点儿在他睡梦中用修枝的大剪刀把他那陀螺似的玩意儿剪掉。

他想起了安赫莱斯·阿尔法洛。她的出现虽然短暂，却是所有女人中最让他喜欢的。她来本市是为了在音乐学校教六个月的弦乐课。在月光皎洁的夜晚，她像初来到这世上时一样赤裸着身子，和他一起坐在她家的屋顶天台上，用大提琴拉起一组最美的旋律，琴声在她金色的大腿间变成了男人的声音。从第一个月夜开始，他们就像如狼似虎的新手一般做爱，撕心裂肺。但是，安赫莱斯·阿尔法洛终于像来时一样走了，带着她女性的温柔和那把淫荡的大提琴，乘一艘挂着遗忘之旗的远洋轮船一去不返。在月光下的天台上，她唯一留下的是一个挥着白手绢告别的姿势，那手绢仿似一只地平线上的孤凄白鸽，如花会上的诗句中描写的一样。和她在一起时，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学会了一件他其实已在无意中多次体验过的事：可以同时爱上几个人，并带着同样的痛苦爱着她们所有人，不背叛其中任何一个。他孤身一人置于码头的人群中，突然发狠似的对自己说：“人心的房间比婊子旅馆里的客房还多。”告别的痛苦使他热泪盈眶。然而，轮船才刚消失在地平线上，对费尔明娜·达萨的思念又占据了他全部的空间。

他想起了安德雷娅·瓦隆。上一个星期他都是在她家门前度过的，但浴室窗子里透出的橙黄色灯光提醒他不能进去：已经有人捷足先登。有人，但不知是男是女，因为安德雷娅·瓦隆的爱混乱不堪，她并不在意这类细枝末节。在他名单上的所有女人中，她是唯一一个靠出卖肉体为生的，但她随心所欲地掌管着自己的身体，并没有老鸨。在最好的年景里，她曾做出一番传奇的地下交际花事业，无愧于她在战时获得的封号：大众圣母。她曾使省长和海军上将为之倾倒，也曾有些军界要人和文化名流趴在她肩头哭泣，他们个个都自认为卓荦不凡，有些的确如此，但有些却名不副实。不过，有一件事倒千真万确，拉法埃尔·雷耶斯总统曾在访问本城期间，利用两场会晤的间歇，用匆匆半小时授予了她一份终身抚恤金，以表彰她对财政部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虽然她并未在那里工作过一天。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自己的欢愉当作礼品分发给众人。她的不检点行为确实众所周知，但谁也无法拿出不利于她的确凿证据来，因为她那些身份显赫的同谋们像保护自己性命一样保护着她，他们知道一旦出现丑闻，损失最为惨重的将是他们，而不是她。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她亵渎了自己不付钱的神圣原则，她也为他破了自己连丈夫也不免费的老规矩。他们以象征性的价钱成交，一次只收一比索，但她不亲手接，他也不亲手给，而是把钱放在一个小猪存钱罐里，攒够一定数量后，就拿到“代笔人门廊”去随便买一件别致的外国小玩意儿。正是她使得他在便秘时期使用灌肠剂时有了不同的快感，并说服了他与她分享灌肠剂，在他们疯狂的下午时光一起使用，试图在爱之中创造出更多的爱来。

在这许许多多的冒险幽会中，他认为唯有一个女人让他幸运地尝到了一滴苦涩的滋味，那就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萨拉·诺列加。她在圣牧羊女疯人院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整日不停地背诵淫秽的旧诗句，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把她隔离，以免她让其他疯女人更疯。然而，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接管了CFC的全部重任后，就没有太多时间，也没有太多心情去找人代替费尔明娜·达萨了：他知道，她是不可取代的。渐渐地，他落入了常规，只去看那些他已经结交的女人，只要她们还能为他提供欢愉，只要他还有能力，只要她们还活着，他就和她们做爱。而到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只剩下一个情妇了，只有一个。她刚刚年满十四岁，具备一切能令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爱得发狂的特质，这是到那时为止其他任何女人都没能做到的。

她叫阿美利加·维库尼亚，两年前从父亲港的海滨来到这里。她的家人请求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当她的校外监护人，并称二人间有亲戚关系。家里人送她来时，她身上带着一份供她接受高等师范教育的政府奖学金，还有铺盖卷和一只像洋娃娃用的马口铁皮小箱。从她穿着白色短靴、扎着金色辫子从船上走下来的那一刻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就强烈地预感到，他们将在一起度过无数个星期日午后的小憩时光。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她都还是个孩子，锯齿般的牙齿，膝盖像小学生的那样光滑，但他即刻就隐约地预见到她将很快成为哪一种女人。在漫长的一年中，他为自己精心地培育着她，星期六带她去看马戏，星期日带她去公园，吃冰激凌，伴她度过一个个童年般纯真的黄昏，赢得了她的信任和喜爱。他以慈祥祖父般的温和，狡诈地牵着她的手，逐渐把她领向自己的地下屠场。对她来说，这一切都是在顷刻间发生的：天堂的大门为她敞开了。花蕾瞬时绽放，令她漂浮于幸福的净界之中。这对她的学业是一种有效激励，为了不失去周末离校的机会，她始终保持着班上第一名的成绩。而对他来说，这是他暮年港湾中最温暖的角落。在这么多年一次次精心算计的爱情之后，天真无邪的生涩味道别有一番新鲜的堕落的快乐。

两人契合之极。她表现的就是她本来的样子，一个在一位饱经风霜、对一切司空见惯的可敬男人的引领下，准备好去了解生活的姑娘；而他则有意识地扮演起他原本最怕成为的角色：一位年老的恋人。他从没有把她和费尔明娜·达萨比较过，尽管两人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不止是年龄、校服、发辫和欢快奔放的走路方式，就连那高傲任性的性格都十分相像。更有甚者，曾经爱情于他最大的诱惑便是找到一个费尔明娜·达萨的替代品，可如今这想法竟被彻底地抹掉了。他喜欢她本来的样子，而且最终，他怀着一份人到暮年的狂热欢欣，爱上了她本来的样子。她是唯一一个他倍加小心地防止其受孕的女人。幽会了六次以后，对两人来说，都再没有任何美梦可以和星期日的下午相比。

他是唯一有权把她从寄宿学校里接出来的人。他坐着CFC的六缸哈德逊汽车去找她。有时，在没有太阳的下午，他便降下车篷带她去海滩兜风。他戴着他那顶忧郁的帽子，她则笑得前仰后合，用两只手护住与校服配套的水手帽，以免它被风吹跑。有人跟她说，除非必要，否则不要跟她的校外监护人走在一起，不要吃他尝过的任何东西，也不要离他的呼吸太近，因为衰老是会传染的。可她毫不在乎。两人全然不理会别人的眼光，毕竟，他们的亲戚关系尽人皆知，更何况年龄相差甚远，这让他们避免了一切猜疑。

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四点，丧钟敲响的时候，他们刚刚做完爱。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得不竭力压制内心的惊慌。在他年轻的时候，丧钟仪式是包含在葬礼的价格中的，只有那些一贫如洗的人才会负担不起。但在最近的一次战争之后，保守党政府在世纪之交巩固了殖民时期的习俗，葬礼变得极其昂贵，只有最富有的人才付得起费用。大主教但丁·德鲁纳死的时候，全省的钟没有停歇地敲了整整九天九夜，公众惊恐万分，以至于他的继任者把丧钟仪式从葬礼中单列出来，只有最显赫的死者才有权享受。所以，当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圣神降临节的下午四点听见大教堂响起丧钟时，他仿佛觉得早已逝去的青年时期的幽灵又来拜访他了。他完全没有想到，这竟是自从在大弥撒的出口处看见怀有六个月身孕的费尔明娜·达萨的那个星期日起，多年以来他一直满心期待的丧钟。

“见鬼！”他在昏暗中说道，“肯定是哪条大鱼，才会让大教堂敲起丧钟来。”

全身赤裸的阿美利加·维库尼亚刚刚醒来。

“应该是因为圣神降临吧。”她说。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对教堂的事务丝毫也不在行，自从跟一个教他拉小提琴的德国人一起在唱诗班拉过一段时间琴之后，他便再也没去望过弥撒。那个德国人还教给他发电报的学问，但关于他的去向，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没有得到过任何确切的消息。不过，他确信无疑，这钟声不是为圣神降临而敲响的。他知道，城中确实有一场葬礼。那天早上，一个加勒比流亡者委员会的代表到他家，通知他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清晨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去世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虽然与他交情不深，却跟其他很多加勒比流亡者是朋友，常被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公共活动，尤其是葬礼。但他敢肯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而敲的，他是个不信教的军人，还是个顽固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何况，他是自杀的。

“不！”他说，“这样的丧钟只可能是为省长以上的人物敲的。”

阳光从没有关严的百叶窗里照进来，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苍白的身体上映出一道道虎皮似的斑纹。她还远没有到能够想到死亡的年龄。午饭后，他们做了爱，此时正处在午睡后似醒非醒的昏沉中，两人赤裸着身体，躺在叶式吊扇下，吊扇的嗡嗡声并不足以掩盖那一只只在晒得滚烫的锌皮屋顶上走动的兀鹫噼里啪啦的脚步声。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爱她，就像爱其他偶然出现在他漫长生命中的女人，但对她的爱却带有更多的辛酸，因为他确信，等她从高等学校毕业，他早已衰老而死。

这个房间更像船上的一个舱室，墙壁上嵌的木板条也给人轮船的感觉，一层层地刷过很多次漆。尽管床上方挂着吊扇，但下午四点时，由于金属屋顶的反射，这里比河道上的船舱要热得多。与其说这是间正式的卧室，不如说是间陆地舱室，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命人在他的CFC办公室后面建的，没有别的目的和借口，不过就是为了给他的暮年爱情提供一个不错的巢穴。平日里，码头工人吵吵闹闹，河道港口的吊车震耳欲聋，轮船的汽笛声也响彻云霄，在这里很难睡得着觉。但对阿美利加·维库尼亚来说，这里是星期日的天堂。

圣神降临节那天，他们本想一起待到她必须回寄宿学校的时候，也就是《三钟经》祈祷前的五分钟，但丧钟让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突然想起他许诺过去参加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葬礼，于是他比平时更快地穿好衣服。而在此之前，他像往常一样，先给女孩编好做爱前他亲手散开的辫子，然后把她抱到桌上，为她系上校鞋的鞋带，她自己总是系不好。他毫无邪念地帮她，而她也配合他完成这些事，就好像是一种义务：从最早的幽会起，两人便都失去了对年龄的意识，互相信任，就像一对一生中互相隐瞒了太多事情，以至于彼此间已无话可说的夫妻。

因为是假日，办公室的门都关着，漆黑一片。空无一人的码头上只停着一艘锅炉已经熄灭的船。天气闷热，预示着今年的又一场雨就要降临，然而，此刻空气纯净，加之星期日的港口格外宁静，这一切又似乎使人觉得这是个温和的月份。比起昏暗的舱室，这外部的世界更加酷热难耐，丧钟也更让人悲伤，虽然还是不知它为谁而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女孩走下台阶，来到遍地硝石的院中，这里原是西班牙人贩卖黑奴的港口，至今仍留有磅秤的残件，以及现已生锈的曾在奴隶交易中使用的各种铁器。汽车正在仓库的阴凉处候着，他们在座位上坐好之后，才把伏在方向盘上睡着了的司机叫醒。车从鸡笼式铁丝网围着的仓库后面绕了一圈，然后穿过灵魂湾老市场的空地。那里有几个几乎全裸的成年人在玩球。在一阵飞扬的灼热尘土中，汽车驶出了内河港口。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十分肯定丧钟不是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而敲，但这一直响个不停的钟声让他心中疑惑。他把手搭在司机肩上，在他耳边大声问丧钟是为谁敲的。

“是那个医生，留山羊胡子的那个。”司机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不用想就明白司机说的是谁。可当司机告诉他医生是怎么死的，他瞬间涌起的希望就又破灭了，因为他觉得那不像是真的。通常，一个人的死法最能彰显其为人，可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死法与他想象中的那个人更不相称了。尽管看起来荒唐，但那的确就是他：本城最高寿、医术也最高明的医生，此外，还由于其他诸多功绩，位列本城最杰出的人士之一。他八十一岁，试图去捉一只鹦鹉，结果从芒果树杈上摔下来，跌断脊椎而亡。

从费尔明娜·达萨结婚时起，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基于同一个希望，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听到这个消息。然而，这个时刻终于来临，他却并不像他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预见的那样，因胜利的激动而颤抖万分，相反，他颤抖是因为被一种恐惧感所包围：他以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清醒意识到，如果他死了，丧钟也会这样为他而敲。

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坐在他旁边的阿美利加·维库尼亚被他苍白的脸色吓坏了，问他出了什么事。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用自己冰冷的手握住了她的手。

“唉，我的孩子，”他叹了口气，“我得再活五十年才能把这一切讲给你听。”

他忘记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葬礼。他把女孩放在了寄宿学校的大门口，匆忙向她允诺说下星期六再来接她。接着，他便命令司机送他到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家里去。他在附近的街道上看到蜂拥而至的汽车和出租马车，房前也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宾客们在庆祝宴会的高潮时忽闻噩耗，乱哄哄地赶了过来。家里被挤得水泄不通，挪动一下都不容易，但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愣是挤出了一条道来，走到主卧室门前。他踮起脚尖，从堵在门口的一群人的头顶望去，只见胡维纳尔·乌尔比诺躺在双人床上，正在蹚过屈辱的死亡之潭，就像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从第一次听说他起，就希望看到的样子。木匠刚刚为棺材量过尺寸。在他身旁，费尔明娜·达萨还穿着为参加午宴而换上的如同新婚老妇似的衣服，若有所思，神色黯然。

自从青年时代就完全献身于这项胆大妄为的爱情事业以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连这一刻最微小的细节都预想到了。为了她，他不太计较手段地得到了名誉和财富，为了她，他细心保护着自己的健康和外表，其严谨程度会让同时代的其他男人觉得缺乏男子气。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为了什么人或事物像他这样等待：片刻也不曾气馁。终于证实了乌尔比诺医生的死，这为他注入了足够的勇气，在费尔明娜·达萨成为寡妇的第一个晚上，他便向她重申了他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他心里并不否认，那是个轻率的举动，丝毫没有顾及时间和方式，但他如此匆忙是因为害怕机会失去就永不再来。他真心希望能以一种不这么莽撞的方式，而且他也的确曾设想过很多种可能，但命运不容他有别的选择。他从那个服丧的家里走出来，内心痛苦万分，因为他把她留在了和自己一样的激动状态之中。但同时他又无能为力，无法阻止事情发生，因为他感觉到，这个残酷的夜晚是从一开始就铭刻在两人命运之中的。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他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他不断绝望地问自己，没有他在身边的费尔明娜·达萨会在哪里，在想些什么，他把这样一个沉重的负担交到她手中，在余下的岁月里她会怎么做。他遭受了便秘的折磨，肚子胀得像一面鼓，不得不求助于缓和剂，这可并不比灌肠剂舒服。和新的疾病相比，他更能忍受这些老毛病，因为从年轻时起他就了解它们了。可此时，所有的老毛病却一齐向他袭来。休息一周之后，星期三他出现在办公室里。莱昂娜·卡西亚尼看到他竟苍白和邋遢到如此地步，不禁大惊失色。但他让她平静下来：不过是像平时一样，又失眠了。他再一次咬紧牙关，才没有让真相从他伤痕累累的心中滑落出来。大雨天，没有一丝阳光好让他静心思考。他在恍惚中又度过了一个星期，干什么都无法集中精神，吃不好，睡得更糟，一心寻找能给他指明获救之路的标记。但从星期五开始，一种平和的心境无缘无故地征服了他，他把这理解为一个征兆，预示着不再会发生什么新的事情了，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而且没有理由再继续下去：一切都已走到尽头。然而星期一，他回到窗户街的家中，竟发现有一封信漂在门厅的积水里。他立即认出了湿漉漉的信封上那高傲不屈的字体，生活中的无数波澜并没能改变它。他甚至相信自己闻到了凋谢的栀子花的夜间芬芳，因为在惊喜的第一瞬间，他的心就把一切告诉了他：这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刻也无法平静地等待的，那封信。

[1]原文为法语。

[2]原文为意大利语。

[3]圣枝主日，天主教节日，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天，标志着复活节圣周的开始。

[4]西班牙语中，称一个男人头上长犄角，暗指其妻子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