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创造性破坏——资本主义的骑士熊彼特

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喜欢炫耀自己高超的智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他曾说过，自己有三个远大的目标：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澳洲最好的马术师，以及维也纳最好的情人。后来他对自己只完成了其中两个目标而感到遗憾，因为骑马这件事进展得不太顺利。

这个故事体现出熊彼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一方面，他出身最优秀的学府，出没在精英之中。这赋予了他属于男人策马巡游、四处留情的时代的老派风度；但另一方面，他立志要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相比古老的哲学和数学，他选择了最现代新潮的经济学。

熊彼特的学生都惊讶于老师的优雅古风和他对前沿经济学理论的钟情。在奥匈帝国边上一座小镇的大学里，他为了让自己的学生能够更方便地阅读最新的经济学图书，和一名图书管理员进行决斗。（他获胜了，他的剑刺中了图书管理员的肩膀。）后来在哈佛大学，他因为自己戏剧性的进入教室的方式为人所知：他昂首阔步走进去，依次脱下自己的大衣、帽子和手套（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脱），然后转过身来，用他贵族范儿的维也纳口音讲述经济学的精妙思维，闪耀全场。

这种新旧对比也贯穿于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所陈述的资本主义理论中。根据熊彼特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的果实——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是由英雄人物创造的，他们是现代社会中富有传奇色彩的古代骑士。这些人是企业家，比如铁路巨头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或者通过扩张美国钢铁工业积累巨额财富的安德鲁·卡内基。托斯丹·凡勃伦曾将范德比尔特和其所代表的人物看作是古代社会里残暴野蛮人的返祖现象。“强盗资本家”用掠夺型攻击致富，却对社会整体造成了损害。熊彼特认为，这些人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因为他们在事业中投入了超越常人的精力，而不是和别人战斗。

熊彼特称，这些企业家凭借自身的果敢使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从长远来讲也对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有利的影响。他们利用发明制造出新的产品（利用新发现的电能创造出灯泡），或通过新技术的使用提高生产效率（挖掘机使煤炭价格更便宜）。在熊彼特看来，他们的动机不止于金钱，他们渴望征服、战斗以及彰显自己的优势。熊彼特家族中就有这样一位人物，他能干的祖父曾将蒸汽机引入熊彼特出生的小镇里，并利用它为镇上第一座纺织厂供电。

为了将梦想变成现实——建立工厂，制造新式冰箱和收音机——企业家们需要获得砖头、钢铁和工人。当其他商人正在使用这些资源制造眼下消费者所需的商品时，这些企业家如何才能用它们生产那些人们尚且未知的新事物、新产品呢？银行的贷款使这一点变得有可能实现，它可以使企业家购买他们想要的一切。因此，金钱的作用超过了为买卖本身提供帮助——它成为经济有机体的心脏和血液，而企业家就是这个有机体的大脑，负责指挥。熊彼特20世纪20年代成为奥地利银行的董事时，曾经有过这样的实践经验。在这个职位上，他为各种商业计划提供了资金。（熊彼特的经历也展示了企业家精神的风险，1924年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他背负巨额债务离开岗位，又花了好几年还还清了债务。）

企业家获得成功的同时也得到了财富。他们的新商品在经济体中传播，人们发现自己想要一个留声机或电视，便出门购买。亨利·福特和安德鲁·卡内基分别靠着生产适用于大众的廉价汽车和在钢铁制造中引入新方法而发财致富。

很快，仿效者们开始仿效最初的企业家，生产出了同样的汽车、熔炉或染料。新商品和技术传播地更远了，这引起了整个行业的变革，并扩大了经济体量。最终，一些企业倒闭，经济开始萎缩，直至新一轮创新出现。资本主义的荣衰与浮沉都源自层出不穷的创新浪潮以及创业和模仿的消长。新技术淘汰旧技术——马车被汽车取代，蜡烛让位于电灯。胶卷制造商柯达公司崛起，然后又衰落，同时在手机中率先应用数码相机功能的三星公司这样的新领袖站上舞台。熊彼特将这称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他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别的，只是永不满足的企业家们带来的不断的变化。

与多数经济学家不同，熊彼特认为垄断有助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垄断是没有效率的，因为它们获取的远远大于产出的。然而他们也意识到有一些例外。在一些工业领域，某类商品在开始生产之前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例如供水商在供水前需要铺设管网。一家为整个市场供水的单一企业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销量分摊管网的费用，其供水成本也相对较低。而让市场占有率为十分之一的10家企业分别铺设各自的管网要贵得多。熊彼特相信垄断对于创新的产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会给企业家尝试创新的冒险行为带来高回报。当一个企业家发明了一种新的发动机阀，他们是该阀门的唯一供货商：他们是这种阀门的垄断者，并因此获得高额利润。获得高额利润的可能性鼓励企业家们创造各种新产品。没有垄断，新技术的发明将会变得更为困难。垄断刺激了为经济带来转变的技术进步，并最终产生更多物美价廉的产品。

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与我们之前提到的马歇尔和杰文斯的传统观点也不相同。他们两人认为经济是静态的，像一张照片。熊彼特却认为经济是不断变化的，更像电影。在典型的照片里，人人知道能买卖的商品，在大多数时间里需求与供给保持平衡。由于许多企业都向消费者提供商品，彼此的竞争令它们不会获得高额利润。这时经济便达到所谓的“平衡”。传统经济学将经济中的资源——商品、原材料和可利用的技术——视为预设好的条件，并以此观察经济如何实现平衡。这里不存在企业家，只有知道自己该买卖什么，并以此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人。熊彼特告诉我们，这种平衡实际上只是一种被定格的经济。“经济的参与者真是可悲的角色，他总是焦急地寻求平衡，”熊彼特说道，“他毫无野心，也没有企业家精神。总之，他没有力量和生命力。”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首要要义在于企业家们不停地向池塘里扔石头，创造性破坏的涟漪永不消逝。在马歇尔描述的经济中，各企业在油灯的价格上互相竞争。而在熊彼特眼中，成功的企业家们通过发明灯泡击败竞争者。

事实上，资本主义和熊彼特本人有一些类似：胆大鲁莽、充满活力、奇思泉涌、永不停止。但在熊彼特光芒四射和聪慧的外表下，充满了困惑。他在试图了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洞察到了黑暗的一面。“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熊彼特发出这样的疑问，“不，我不这样认为。”

资本主义的勃勃生机中蕴含着摧毁自身的阴郁的种子。为了解释这一点，熊彼特做出了对于一个经济学家而言非同寻常的事情。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发表了意见，而不是经济学。卡尔·马克思曾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原因：资本家从制造的商品中获得越来越多利润的同时，工人的所得便会越来越少，最终整个制度坍塌。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对人们更广泛的态度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当企业规模越来越大时。当企业家们获得了成功，企业成长壮大，最终巨型公司出现。他们应用领先技术推出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接下来，创新将通过理性的方式得以执行——往往发生在公司特殊的研究部门。想象今天的大公司，比如苹果公司，它拥有各类研究小组：一些负责设计新软件，一些负责开发更快捷、更轻巧的手机，另外一些负责研发更强大的笔记本电脑。过去在企业家头脑中的灵光一闪的形象，现在可以通过尝试和测试程序来实现。经济进步变成了公司政策和会议的自动化结果。

从经济的角度看，所有这些都是有益的：新产品的创造被提前规划了，并且变得可以预期。问题是，这太无聊了！公司变成了满是灰西装（或者苹果公司统一的T恤衫）员工的巨大机构。熊彼特的企业家最初是骁勇的英雄，最终却变为厌学、不做作业的乏味青年。他们反感打着领带上班、参加无聊的会议；他们反感资本主义制度下变得极其沉闷枯燥的生活，因此他们开始从本质上质疑商业和挣钱。一些人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大学授课，或者著书痛斥资本主义的弊病。他们号召政府从商人手中接管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熊彼特认为这种现象在20世纪30—40年代初露端倪，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对资本主义抱有敌意，国家开始在经济运行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见第21章）。

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末日的预言并未实现。直至今日，资本主义的运作包括了重要的国家干预——被称为“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资本主义并没有灭亡。但是，熊彼特还是给我们上了重要一课：经济是不断运动的。在这一点上他呼应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一样，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是必然的。（熊彼特住在城堡里，不去谴责，反而夸奖那些百万富翁，因此也被称作“富人的马克思”。）熊彼特认为，社会的顶层人士——对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的挫败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对于马克思来说，愤怒的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失败之上，熊彼特的社会主义却来自资本主义的成功和企业的壮大。和马克思不同，熊彼特是资本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并不乐见其朝着社会主义转向。

熊彼特非常反对凯恩斯的新理论，该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阻止经济滑入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衰退。如果资本主义是不断改变的，它就不会灭亡。你只能沿着从马背上的信使到智能手机的历史，想象它在未来取得的成就。呼吁由政府来解决经济问题，是对资本主义的短视行为，只能获得权宜之计。熊彼特认为这些权宜之计只会扼杀企业家精神，它只是暂时把资本主义放在续命机器上，然后置其于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