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政府的暴政——哈耶克的警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某个晚上，两个人坐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古老的小教堂的屋顶上。他们在那里守卫这栋由5位国王用超过100年的时间建造的教堂，以防它被德军飞机轰炸。这两个卫士将用手中的铁铲保卫它的安全——把落在屋顶的炸弹打出去。

这对勇敢的搭档是20世纪最著名的两位经济学家，这样的组合出人意料。首先，他们都极力反对对方的经济学主张。稍微年长一些的是已经享誉盛名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谈到过他，他是一位智慧的、极具说服力又极度自信的英国人。年轻一些的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他更为安静，说起话来礼貌谨慎、字斟句酌。战争爆发后，哈耶克任教授的伦敦经济学院撤离到剑桥，两人在凯恩斯所在的学院相遇。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的灾难现象，包括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失业，德国纳粹崛起点燃战火（后者直接导致他们在那一晚登上屋顶），对此两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毫无疑问，纳粹主义的系统里充满了令人心悸的残忍与谋杀。人们很容易相信，纳粹代表着纯粹的邪恶，但反对纳粹的国家则正相反，它们代表着社会的善良与公正。只要这么想就可以了吗？哈耶克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他的一些观点令人不安，甚至令人震惊。没错，英国和美国是纳粹不共戴天的死敌，并与之殊死战斗。但他们和纳粹的相似之处远比他们愿意承认得多。德国的经济牢牢地掌握在纳粹政府手中，在英国同样如此，许多人相信政府应该参与经济运作。哈耶克认为，这种想法最终会导致政府的完全管控，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局就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在这个体制下，政府是全能的，全体人民必须完全服从它的管理，反抗会带来囚禁甚至死亡。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德国出现了，如果人们不警惕，那么英国同样有可能重演这一幕。

哈耶克如何将纳粹德国和类似英、美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是否完全是无稽之谈？为了理解哈耶克的意思，我们需要看看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状况。战争一旦爆发，政府就接管经济。在英国，政府要求工厂为军队生产更多的枪支和战机，并减少服装鞋靴等日用品的生产。这意味着人们能够购买的产品会减少，店铺只能分配到定量的基本货物，例如黄油、鸡蛋和糖，而不能购入其他任何他们所想要的货品。

这是对正常自由市场的巨大改变，原本政府应该允许工厂自由生产自己的产品，消费者自由购买，人们也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的地点。但在战争的非常时期内，经济运作不能如常进行。一幅战争期间的海报上写道：“增加英国生产，加速纳粹灭亡”。政府管控的经济可以帮助做到这一点。许多人认为政府应该在战争结束后在经济事务中继续发挥主要作用，到了20世纪4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得出结论，政府不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期间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凯恩斯断言，承受高失业率的国家的经济会停滞，并且难以从经济内部找到出路，只有政府才能够化解这个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按照这一思路思考问题。你可能会想象，防空洞里的人为了打发时间愿意去阅读一本激动人心但逃避现实的小说，而他们最不愿意看的恐怕就是关于经济和政府财政的文字。但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英国的畅销书却恰恰是一厚本有关这些内容的政府报告。人们在这份名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发售前夜就上街排队准备购买。为什么人们会愿意阅读这样一本听起来枯燥无趣的著作？因为他们被一个观点牢牢吸引了，而这正是哈耶克所警告的：政府应该深度地参与到经济当中。这份报告说明了政府在战争结束后的计划。报告的撰稿人是著名的学者和撰稿人威廉·贝弗里奇，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帮助伦敦东区的穷人。这份报告令他成为英国的国家英雄，人们蜂拥前往聆听他的有关演讲。战争爆发之前，政府也帮助过穷人，但只是修补性的。贝弗里奇希望政府能够恰当地保护人们不受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避免失业，并拥有养育儿童的足够收入等等。政府需要战胜“五大罪恶”：贪婪、疾病、卑劣、无知和懒惰，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帮助失业和患病的人。政府要提供医疗、教育和住房，关注经济政策的制定并帮助创造就业机会。

哈耶克反对这一经济观点。他的老师是我们在第16章提到的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米塞-斯认为社会主义永远行不通。但是贝弗里奇和凯恩斯也并非主张社会主义经济，战后的经济是“混合”经济，位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政府掌管像煤炭、铁路这样的大型工业，控制部分商品的价格，并支付教育和医疗的费用，使经济具有一抹社会主义色彩。但强烈的资本主义色彩依然存在，仍有大量追求利润的私营公司。哈耶克拒绝这种折中的做法，他认为国有经济会剥夺人们的自由，哪怕是在混合经济的中间路线上。

在哈耶克看来，问题在于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赋予了人类一种权威感。增长来自于成千上万个市场，并构成了一个经济体，它不是由哪一个人所创造出来的。人类变得失去耐心并要求更快的增长，政府出于加快经济增速的目的开始干预市场。为什么这样做会摧毁自由，特别是像贝弗里奇所期望的那些将人们从经济困境中解放出来的做法？哈耶克认为，这是因为人们有不同的欲望，在认定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上不能达成一致。有些人希望有更多的画廊，另一些人希望有更多的游泳池。在一个单一的计划里，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所有要求。政府掌管经济的结局就是政府替人们做决定，人们将无法选择，个人的自由将遭受践踏。

哈耶克认为，失去自由甚至将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说：“竞争经济的最终手段是法警，但计划经济的终极裁判是刽子手。”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一个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内，懒惰的人损失自己的金钱（被解雇或者亏损），最糟糕的就是法官会将你的财产判给你所欠债的人。而在国家管控的经济体-内，如果做得不好，损失的不仅仅是个人财产，也是国家整体财富的一部分。全社会为个人的错误买单，你将无法用自己的财产赔偿公民的损失，因为国家拥有一切。你必须用坐牢甚至是用生命做出赔偿。于是试图摆脱资本主义不公正困扰的努力最终走到了暴政的一端。

对于哈耶克来说，英国仅仅用坦克和飞机——或者用一对铁铲——抗击纳粹是不够的，还需要用观念来对抗纳粹。获胜的应该是经济自由的观念——政府让人们自行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是不可能的。没有政治自由，人们就无法自由地思考，政府会告诉你该做什么、想什么、如何生活。哈耶克在战争末期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敲响警钟。他感到自己必须写下这些以警告人们这其中的危险，哪怕这样做会惹恼当中不少人。哈耶克认为，如果允许政府控制我们，最终会令我们成为中世纪的农奴——贵族统治下无法为自己做出任何决定的农民。哈耶克说，现代西方文明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文明就可能溃败。

哈耶克的著作引起了轰动（读起来也比贝弗里奇的著作更有趣），并令他成名。英国的战时首相、保守派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在1945年选举活动的广播中提到了这本书。他批评反对党工党让政府管理经济的政策，将这与希特勒卑鄙的秘密警察相提并论，这是哈耶克对大政府批评之声的回响。这本书确实激怒了许多人，它出版之时正是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坚信政府参与经济运行的重要性的时刻。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赫尔曼·芬纳称这本书“阴险”而“顽固”。当时舆论不站在哈耶克这一边，于是他放弃了经济学。几十年后，当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再度流行起来的时候，他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见本书第29章）。

最终，西方民主政治下的大政府没有催生新的希特勒（不过哈耶克也没说这是必然的，只是说我们更可能走向那个结果）。今天大多数经济体都是私营企业和政府行为的混合。经济学家的争论也大都围绕在两者之间如何划界的问题。哈耶克的界限比多数经济学家都靠近自由市场。但就连他自己也说过，政府在经济上的部分开支是必需的：保障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产品。只要谨慎行事，这并不会危及自由。这受到一些人的嘲笑，他们认为哈耶克没能坚持到底。主张自由市场的哲学家艾恩·兰德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的空白处写下了对他的粗鲁评语：他是个“蠢蛋”，一个“大傻瓜”。（He was an‘ass’and an‘absurd fool’.）

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认同哈耶克的基本立场，即更多的政府干预意味着更少的自由。当政府向全体儿童提供教育，这是在增加人们的自由吗？人们可以读和写就可以充分地参与社会——他们可以获得良好的就业，理解他们为之投票的领导人的政策。战后，政府在医疗和教育上的投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帮助了妇女和有色人种这类弱势人群，让他们可以过上自己的生活。最终，大部分讨论落在了我们对自由的定义之上——经济学家往往将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留给其他人。对哈耶克来说，这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不仅对于哲学家，对于经济学家来讲，这也是一个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