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大推进——发展经济学

1957年3月6日午夜来临之际，加纳总统夸梅·恩克鲁玛站在高台上朝下望着欢庆的市民们。在经历了80年的殖民统治（一个国家由另一个国家所控制）之后，在午夜钟声敲响之时，恩克鲁玛宣布加纳永远自由了。从这一刻起，加纳成了第一个获得独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国家。在首都阿克拉的广场上，官方的庆典正在进行，加纳殖民者的旗帜——英国国旗落下旗杆，崭新的红黄绿相间的旗帜升起。人们唱着：“加纳的孩子起来吧，支撑起你们的事业。”加纳成了先驱者。几年之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谈起“变革之风横贯这片大陆”，到20世纪60年代，几十个非洲和更远地区的殖民地获得独立。

恩克鲁玛从诸多混杂的省份和民族中创建了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阿克拉的拱门上刻着“公元1957自由与公正”的文字，纪念着新时代的来临。恩克鲁玛知道，这句话的含义远远超越了国旗和新国歌的意义。自由与公正只有在人民吃饱饭、健康安居、能读会写的时候才能实现。在独立之前，加纳通过出售可可获得了可观的收入。这笔钱当中的一部分被用来建造道路和铁路。不过尽管如此，如同许多新生国家一样，加纳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接近四分之一的儿童在5岁之前夭折，人均收入也远远低于欧洲。恩克鲁玛承诺在10年内让加纳成为理想的国家。

独立庆典的人群当中有恩克鲁玛的经济顾问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1915—1991），他自幼生活在大英帝国统治下贫困的加勒比海圣卢西亚岛上。在他还是少年时，他曾经梦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但很快他就发现白人管理的糖料种植园永远都不会雇佣一名黑人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从伦敦大学毕业后，《经济学家》杂志拒绝了他，因为该杂志需要刘易斯去采访那些不愿意同黑人记者交谈的人。不过时来运转，1938年，刘易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受聘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非洲人。1979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迄今为止他也是唯一获此殊荣的黑人。

刘易斯发现，与富裕国家不同，贫穷国家的经济充满了“现代”和“传统”的对比，奢侈品店周围满是街头小商贩。现代的部分包括了资本主义的农场和工厂，它们雇佣工人生产产品获得利润。传统的部分包括了家庭的农场和商业，人们在亲属和朋友之间分享收益，而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大部分的经济是传统的。刘易斯称之为“二元”经济：“发达的部分被经济的黑暗区域所围绕”。

传统经济部门消耗大量人工，工人当中的大多数人对于生产的贡献很有限。妇女们在家里从事零散的工作，年轻男性替旅行者搬运行李，报信的孩子在办公室门外闲逛。刘易斯说，实际上传统经济当中存在“零值劳动人口”，就算把这些人的数量减半，你也感受不到这对生产有什么影响。这里隐含着经济增长的根源。现代经济部门可以以低工资雇佣大量劳工，并获取高额利润。而这些利润被投入到设备和工厂当中之后，现代经济部门实现了扩张，传统经济部门就会缩小规模。经济的黑暗区域在后撤。

刘易斯帮助开创了“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发展意味着进步和提高：婴儿逐渐蹒跚学步，学习如何交流并最终成为深谙世故的成年人。在19世纪，英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充满活力的工业经济体。如今非洲和亚洲正试图重复这一道路。发展经济学的另一位奠基人是出生在波兰的英国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1902—198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远离前线，在一栋安静雅致的英国宅邸里召集了一个团队潜心研究未来新国家的经济前景。他们确信，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战后世界，非洲和亚洲的快速发展是必要的。

如同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一样，所有伟大的经济问题思考者都迷恋“经济究竟是如何发展”这一主题。那么，将“发展经济学”单独拿出来说的原因是什么呢？所有的经济学难道不都是关于发展的吗？从某种角度来说，确实如此。但加纳和其他一些新近独立的国家，比如印度和埃及，所处的外部世界已经不同于19世纪，那时候曼彻斯特刚刚铺上了英国的第一条铁路。到20世纪50年代，北美和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这些国家已经可以生产便宜的电力，并且能够在长长的生产线上制造从收音机到方糖所有这些东西。因此，新兴国家已经没有必要把上述内容重新发明一遍。恩克鲁玛说：“那些需要国家花费300年，甚至更多时间来获得的成就，一个曾经的属国（殖民地）必须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努力实现”。

罗森斯坦·罗丹和刘易斯认为新兴国家的经济潜力巨大，他们将这些国家称为“未充分发展”或“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实施某些政策可以令这些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发展经济学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认为应该发展工业。恩克鲁玛说，只有当工厂的烟雾让人们无法望见沃尔特河对岸的时候，他的人民才会感到愉快。这项任务的内容就是让加纳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主要由小农场和零散的村落构成的社会，实现工业化，生产出大量的汽车和化工产品。

直到20世纪40年代，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只需要市场便已足够：对盈利的期望会鼓励商人建造工厂和电话网。但新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在贫困的国家不能良好地运转。刘易斯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中的大量劳动力如何转移到工厂中，而罗森斯坦·罗丹则说，这一行动不会自动发生。

问题在于，一个工厂如果想要盈利，那么这有赖于其他的工厂。为了获得收入，一家新开的沙丁鱼罐头厂需要销售自己的罐头。谁来买呢？那些身处传统经济部门的人们收入有限，很难消费罐装沙丁鱼。沙丁鱼工厂自己的工人可能会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来购买，但不会是全部，他们还想购买鞋子。如果这时候建设一家鞋厂，那么鞋厂的工人就可以购买沙丁鱼罐头，而沙丁鱼罐头厂的工人则可以购买鞋子。每一家工厂都为其他工厂的产品创造了市场。因此，想要实现工业化，需要有大量的工人同时进入不同的行业。这些工厂彼此依赖就都能盈利，而不能靠单打独斗。因此，如果你是一个准备开办沙丁鱼罐头厂的商人，所在国如果其他行业不景气，则可能会令你打消念头。港口、五金厂和造船厂必须相互依赖，因此也需要一同建设。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从一无所有过渡到应有尽有，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只有政府才能准确地把握起飞时刻。这需要对经济体的诸多领域进行大量投资，他称之为“大推进”。

加纳做出了尝试。加纳政府建造了发电厂、医院、学校和一个现代化的港口。工厂和车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最大的工程是沃尔特河上的一座大坝。8万人为这座大坝迁徙，大坝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富裕的国家为这一项目提供“援助”资金。加纳政府满怀期待地设想触手可及的财富。

但大推进难以完成，特别是对于一个缺乏经验的新政府来说。加纳的大推进确实提供了医院、电话和清洁用水，但同时也造就了很多低效的企业，其中的许多毫无意义。建造芒果加工工厂的时候甚至连芒果都没有多少，一家超大型工厂的玻璃产能超过了整个国家的需求。这些企业出现的时机并不恰当，于是引擎熄火，经济崩溃。大推进在非洲、拉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制造了麻烦。其中一个原因是政治和经济以一种有损发展的方式进行了连接。当政府向新行业投钱的时候，商人们为了保证政府持续投资会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让政府始终做好人，其中一些人宁可努力劝说国家官员提供资金和好处，也不想办法提高自己工厂的效率。

不过，少数国家还是获得了成功，韩国就是其中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朝鲜半岛被分裂成两个国家：共产主义的北朝鲜（朝鲜）和资本主义的南朝鲜（韩国）。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还爆发了一场战争。韩国渐渐挣脱出困境，但上百万人还是失去了生命，幸存者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许多人流离失所，需要在山野中觅食果腹。1961年，名叫朴正熙（Park Chung-hee）的将军掌控了局势，并开启了韩国本国的大推进，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朴正熙通过财阀集团实施韩国的推进计划，财阀（chaebols）是指那些和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大企业。政府指示财阀进入具体的行业，并向他们提供优惠的贷款。最初，这些财阀会在面对国外竞争者时得到保护，不过政府要求他们要具备竞争力，并最终出口自己的产品。

韩国的经济起飞了。在发展钢铁、汽车和造船业之前，国家发展了自己的纺织业及制衣业。20世纪50年代，朝鲜的经济实力更强，但是不久之后韩国就超越了，并且将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甩在身后。朴正熙之后几十年，韩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当初的数十倍。韩国的两大财阀，电子企业三星和汽车制造商现代成了欧美家喻户晓的品牌。今天的韩国享受着富裕国家的生活标准，人们将朴正熙的功绩称为“汉江奇迹”。韩国的成功之处在于政府能够让新兴行业保持活力。当企业家获得优惠贷款的同时，他们能够保证企业的良好运转。对于那些在海外市场丧失竞争力的企业，朴正熙会取消对它们的贷款支持。还有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比如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也在战后崛起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取得的优异成绩令他们获得了“亚洲四小龙”的美誉。

不幸的是，在另外一些国家，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参与造成比发展停滞更为不良的后果。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蒙博托·塞-塞-·塞-科从国库中窃取了上百万美元，为自己建造了许多宫殿，他还乘坐豪华巨型游艇巡游扎伊尔河，船舱中配备着粉红色丝绸质地的牡蛎型沙发。与此同时，他的国民忍受着饥饿，街道残破不堪。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反对大推进。20世纪80年代，这些经济学家向富裕或贫穷的国家政府发出告诫，不要再继续干预经济（见本书第29章）。在贫困国家开始制定实施新的自由市场的政策，譬如“私有化”，向私人变卖国有企业。这展示了一种失望之情，经济学家开始发现对于经济腾飞来讲，不存在可以任由政府选择的单一的点火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