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进攻的投机者——货币投机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的银行经理通常是受人尊敬的社会支柱，他们是谨慎小心的人，常常早睡，饮酒适度，甚至你会觉得这些人迟钝无趣。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种新的银行家出现了，他们喧闹、粗俗、傲慢。这些银行家喜欢铤而走险，希望一夜暴富，为购买跑车和香槟挥霍。他们挣钱的方式被叫作“投机”。通常，人们购买商品是为了使用，比如购买小麦制作面包，购买汽油开车。但投机的人，会在对商品的使用完全不感兴趣的情况下进行购买。他们买一堆小麦，仅仅因为他们认为由于预报小麦产区会发生干旱，于是小麦的价格会上涨。如果他们猜对了，那么他们晚些出售小麦就有利可图。

几个世纪以来都存在投机行为，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投机行为大量爆发。银行里整个团队的工作都是为了盈利而进行几乎所有商品的贸易。一些投机分子会建立自己的对冲基金公司，这类公司经营的完全是投机业务。其中一家叫作量子基金的公司，由出生在匈牙利热爱哲学的银行家乔治·索罗斯创办。他和大部分的投机分子不同，那些人对于名表的兴趣往往超过书籍。索罗斯后来成为了20世纪最著名的金融家之一。

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者挣钱的方法之一是交易货币——美元、欧元、日元，等等。今天，货币市场已经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一种货币的价格是它的“汇率”（exchang rate）：比如1墨西哥比索值多少美元或者欧元。为了购买美国的牛仔裤，墨西哥的店主需要用比索购买美元。如果一条牛仔裤价格是10美元，而1比索价值10美分，那么这条牛仔裤就要花掉这位店主100比索；如果1比索价值5美分，那么牛仔裤就要200比索。像所有可以买卖的东西一样，货币也存在供应和需求的问题。如果美国牛仔裤在墨西哥大受欢迎，那么墨西哥就需要更多的美元购买牛仔裤，这就会抬高美元的价格。汇率会随着货币供应和需求的变动而变动。

如果比索对美元的汇率起伏太大，那么墨西哥的店主就很难确认未来6个月牛仔裤订单的价格，因为今天可以承受的美元价格，可能在6个月后会因为比索贬值而变得难以承受。一些国家就是这样：他们让自己的汇率以所谓的“浮动”汇率上下变动。还有一些国家试图阻止变动，“挂钩”了自己的汇率——换句话说，将汇率以固定的价值与主导货币锁定，比如与美元。这样做是希望能够为消费者和商人带来更多的确定性，使他们能够知道向海外出口商品的收益以及从海外购买商品的支出。

挂钩货币为投资分子创造了挣钱的机会——通过“攻击”挂钩。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53—）提出了一套相关理论。为了搞清楚攻击挂钩的含义，我们首先要明白政府是如何固定汇率的——通过购买和销售货币来保持其价值。如果政府想要将油价稳定在每升15比索，也可以采取类似的行动。如果价格为15比索时，汽油供应超过了需求，那么政府应该购买汽油，以阻止价格下跌。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需求超过了供应，那么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汽油，否则油价就会上涨。为此，政府需要拥有一定量的汽油储备。

同样的道理，假设5月墨西哥政府确定了比索兑换美元的汇率。到6月，比索的需求高于平时，那么政府应该加印更多的比索，从而保持货币价值不高于它的设定值。到了7月，人们购买了大量的美元，因此出售了比以往更多的比索，那么比索对美元的价格就有可能下跌。为了保证比索价值不降，政府必须用自己的美元储备购买比索。经济学家将这个储备称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对于稳定汇率水平来说外汇储备至关重要。

在克鲁格曼的理论当中，政府大量支出时，正是投机者攻击挂钩的时刻。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将比索和美元挂钩。墨西哥政府同时在社会安全、住房和交通项目上大力投入。墨西哥政府不希望通过施加重税让民众为此买单，它选择了印钞。由于每1美元对应的比索比以往增加了，因此比索对美元的价值准备要下跌，但是下跌就会打破挂钩。政府必须停止印钞，并用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比索，从而让流通中的比索保持在稳定的数量上。在一段时间内，这个举措取得了成效——直到政府的美元花光之后。墨西哥政府还在继续加印钞票用以支付投资项目，但由于它已经没有能力继续购买比索，因此比索的供应上升了。比索对美元的价值随即下跌。

实际上，按照克鲁格曼的理论，因为货币投机者的存在，下跌在墨西哥政府的美元用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些人知道政府正在印钞，并且知道政府的美元储备即将消耗殆尽，60天以后政府就没有美元了。当第60天到来，在货币贬值之前，投机者必须出手他们手中所有的比索，不然他们就要赔钱了。这就是对挂钩的攻击。实际上，攻击会提前发生：在第59天，投机者明白，第二天美元就要耗尽，因此他们会在这一天抛出手中全部的比索。第58天也是如此。因此，在政府完全耗尽美元储备之前，投机者会抛出自己手中的比索，用来购买剩下的储备。由此，比索的挂钩断裂了。经济学家称之为货币危机。墨西哥在1976年爆发了该危机，货币崩溃。当货币的价值过低，进口会大大增加人们的开支。这减少了人们实际收入的价值，因此人们停止消费，经济陷入衰退。

不久之后，美国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1952—）描述了一个国家哪怕不印钞也可能会陷入货币危机的情形。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些最富裕的国家身上。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些欧洲国家的货币和德国马克挂钩，马克是当时欧洲经济领头羊德国的货币。但是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两难境地。以英国为例，一方面英国政府希望保持挂钩。英国首相约翰·梅杰为此赌上了自己的声誉，而且如果放弃挂钩，银行业将不再像以往那样信任英国，在借贷的时候也会更谨慎。另一方面，政府又希望放弃挂钩，让英镑下跌。因为为了保持英镑的价值，政府必须要维持高利率：这意味着人们持有英镑的收益很多，因此会大量购买，从而让英镑升值。但是高利率对于那些通过大量贷款买房的家庭来说是重创，现在他们正在为支付贷款利息而苦苦挣扎。

英国的危机在投机者认为政府不会继续保持挂钩的时刻爆发了。他们预计英镑会下跌。攻击在1992年9月袭来，这一天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三”。这是投机者之间的战争——在索罗斯那样预测英镑会下跌的人和政府之间。投机者开始大量抛售英镑，英国央行试图通过购买英镑阻止这一浪潮。约翰·梅杰召见了众部长，他们决定将利率从10%提高到12%，这是一剂猛药。会后，英国内政大臣肯尼斯·克拉克乘车返回办公室。在车上，他的司机转头对他说：“没有生效，先生。”司机从广播里听到了利率上涨的消息，但随后的新闻依然传来坏消息：英镑仍在快速下跌。几分钟后，克拉克回到梅杰房中，他们将利率提高到了15%。但这次上涨，只是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投机者相信政府最终会缴械投降，于是继续抛售英镑。当天晚上，英国政府放弃挂钩，约翰·梅杰有了辞职的想法。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说那几周他睡得很好，因为他没有必要为英镑操心。英国政府消耗了几十亿来捍卫英镑，乔治·索罗斯带走了10亿英镑，并赢得了“打垮英国央行的人”的称号。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有投机者是好事。货币投机者只对国家经济的现实做出反应。只有当政府采取不良政策时候，比如大量开支或者设定高得不现实的利率时，投机者才会攻击挂钩。如果是这样的话，索罗斯挣的就是注定会爆发的危机的钱。有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投机者的攻击可能会鼓励政府采取更加明智的政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人们不由分说地将亚洲一系列经济灾难的发生归罪于投机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说投机者是罪犯。他称索罗斯是傻瓜，货币贸易应该遭到禁止；而索罗斯称马哈蒂尔是在恐吓，他说的那些话不用当真。

亚洲的问题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泰国经济的崩溃。企业和银行纷纷破产，曼谷遍地是烂尾楼，而他们的所有者已经手中无钱。马来西亚和其他本地区国家，例如韩国和印度尼西亚，很快也都被泰国的经济病症所传染。

泰国的问题对这些国家造成了什么影响呢？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危机能够像人际间的传染病一样在国家间传播。他们将这叫作经济的“传染”（contagion），而扩散病症的正是投机者。看看泰国的例子吧，投机者担心马来西亚和其他邻近国家也会发生类似泰国的问题。如果真的发生了，他们希望将手中的马来西亚货币抛出去。他们不仅担心马来西亚经济的健康状况，还要担心其他投机者的想法。如果一些投机者认为其他投机者也同样担忧，并抛售马来西亚货币，那么他们也会跟着销售。如果有足够多的投机者这样想，该货币就真的会崩溃。这有点儿像是在没有着火的地方大喊“着火了！”并引发骚乱。经济学家称之为“自我实现的危机”（self-fulfilling crisis）。一些经济学家，比如美国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1954—）认为投机者有可能在经济不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启动危机。亚洲各经济体的表现都很好，政府的运作也相当不错，他们和20世纪70年代的墨西哥不同。这些经济学家批评说，攻击是由投机者不必要的恐慌所引起的。这也正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如此恼怒的原因。

稍后我们还会谈到投机者。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经营着远比美元、日元更复杂的金融产品。我们会在本书第38章看到，21世纪初投机者交易的金融产品如此难以理解，以至于人们开始怀疑金融是一种危险的戏法。他们说，投机者野蛮、鲁莽，该出手制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