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了解我，了解你——逆向选择

为了庆祝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1940—）获得诺贝尔奖，一场华美的宴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阿克洛夫向到场的宾客阐述自己的经济学理念，听众中包括瑞典的国王和王后：“牵一匹萎靡不振的老马去市场，把一条鳝鱼塞-到它的肚子里，它就活泛了。”马匹（那些筋疲力尽的老马）的出售者耍各种花招来让自己的马匹显得有活力。这样做可能会导致糟糕的后果：“市场的一端是骗子，另一端要躲避骗子。在极端情况下，市场会完全崩溃。”

阿克洛夫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篇论文《柠檬市场》而走红，文中讨论了马匹购买者所处困境的现代版本：如何购买一辆二手车。你想从本地经销商手中购买的二手车可能不错。但是，也可能是废品（一颗“柠檬”），它在汽修厂院子里看起来不错，可一上路开不了用几公里就坏掉了。有些事情在你购买之前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经销商知道那辆车是不是一颗“柠檬”，但是他永远都会告诉你车辆的状况良好。购买者和销售者愿意以高价转手一辆好车，以低价转手一辆差一些的车。问题在于，购买者并不知道哪辆车状况好，哪辆车状况坏。假设一半的车好，一半的车坏，那么你所购买的车就有一半的可能性是颗“柠檬”。对于这样的车，你不愿意出高价，只愿意出高价和低价的中间价。但是，好车的拥有者并不愿意以中间价出售自己的车，那样价格会低于其应有的售价，于是他们不会再出售自己的汽车。而另一方面，那些“柠檬”车的拥有者，却愿意出售。实际上，如果有人想要卖车，就会有这种嫌疑。于是，坏车驱逐了好车。这是市场的失败，因为许多人愿意以高价购买好车。

阿克洛夫认为，在经济活动当中，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知道得更多。这样说或许听起来完全是正确的废话，但是在他写作论文的时候，却不能被人们很好地理解。经济的标准模型显示市场的运作是良好的。市场运作的结果是人们的欲望得到满足，市场也可以获得所需的资源。（我们可以回顾本书第25章的内容）不过，这个结果需要依赖一个巨大的假设。那就是市场应该是竞争性的，市场不该受到“外部性”的影响，比如工厂的污染增加附近渔场的成本。经济学家知道，在实践中市场不会达到预期。阿克洛夫看到了标准模型的另一种一直被忽视的可能。市场想要良好运转，人们必须掌握所有的信息：汽车的成本，汽车的质量，雇员工作是否卖力，借贷人是否可靠。如果我们打算一起经商，你会想知道我是否能够胜任，我也想知道你是否能胜任。“完全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的假设——人们知道所有的信息——很少被人质疑。当阿克洛夫想要发表自己论文的时候，很多刊物拒绝了他。一名编辑说文章的观点无足轻重，另一名编辑说，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经济学就要改变了。最终，阿克洛夫的论文还是发表了，经济学也确实改变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由此被开辟出来了。

经济学家给柠檬问题起了一个技术性的名称——“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然后发现这个现象到处都存在。以医疗保险来举例，当你购买医疗保险的时候，你向保险公司支付月付保险费，而保险公司则承诺在你生病的时候支付你的医疗费用。在保险市场，购买者——想要获得保障的人——比作为销售者的保险公司知道得更多。医疗保险公司倾向于向健康状况不佳的人索取高额保费，因为这些人通常更需要医疗服务，而向健康的人索取低额保费。但是，对于医疗保险公司来说，很难区分什么人健康，什么人不健康。因此，类似二手车的购买者一样，他们将价格定在中间，向所有人索取中等水平的保险费用。而就像那些拥有好车的人，健康的人不会想要进入这样的保险市场。由于他们患病的几率很小，保险费用对他们来说过高了。只有那些健康状况不佳的人才会愿意购买这样的保险。于是，保险公司需要将自己的保险费用提到非常高，才有可能覆盖它为那些健康状况不佳的投保人所支付的医疗费用。最终的结果是，只有那些病得最重的人才会愿意购买昂贵的医疗保险。

当重要的特性不被购买者或销售者所知，就会发生逆向选择，就像一位购买者不知道一辆车是好是坏，或者保险推销员对一名潜在客户的健康状况知之甚少。当人们的行动不确定的时候，市场也会被破坏。经济学家称之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在你购买手机丢失险之后，你可能对手机放哪儿就不那么上心了，因为你知道如果手机丢在公交车上，还可以重新获得一部新的。保险公司知道这一点，但是没有办法向你核实。结果就是，他们不想给你完全的保险，从而要求你承担一部分的损失。于是，市场再一次失败了。因为你想要的是完全的承保，也希望保险公司能够出售这样的保险服务，但是信息的缺乏阻止了这样的交易。

购买者和销售者找到一些方法来解决遇到的问题。比如，人们找到了购买和出售性能良好的二手车的方式。购买者试图找到想要购买的车辆的驾驶历史，好车的销售者提供担保。信息经济学的另一位先驱，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1943—）研究人们如何通过彼此间发“信号”来解决信息缺乏的问题。比如说，企业想要雇佣效率最高的人，但是人的能力很难衡量。人们就自己的能力发出信号的一个办法是获得教育资格证书。将这个想法再往前推一步，教育可能不会让人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表现得那么杰出，资格证书也很难将有效率的人和没有效率的人区分开来。不过，有时候对信息缺乏的问题确实很难找到轻松的解决办法。如果银行没有办法分辨自己究竟将贷款贷给了负责任的企业主还是诈骗犯，那么它可能会停止向所有人贷款。正像阿克洛夫所警告的那样，当信息匮乏，市场可能会完全停滞。市场停止供应人和商业所需的有用的东西。

20世纪60年代，在麻省理工学院，阿克洛夫和一位学生成了朋友，这个学生后来成了信息经济学的先驱，他们一起登上了斯德哥尔摩的舞台。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43—）来自于印第安纳州的加里，那是20世纪初由美国钢铁公司建起的钢铁城镇。小镇的贫穷、歧视和失业影响了施蒂格利茨，并令他成长为一名经济学家。他说：“当你见过市场经济的阴暗面之后，就很难对它的成就欢欣雀跃了。”无条件拥护自由市场的传统经济学是错误的。

对施蒂格利茨来说，信息经济学和经济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有关。比如，贫困的国家如何才能够变得富裕？20世纪90年代，施蒂格利茨有机会在现实世界里应用自己的理论。他成为比尔·克林顿总统的顾问，随后又加入华盛顿的世界银行，这家银行负责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以及提供经济政策的建议。施蒂格利茨和那些一般的政府官员不同，他时常松开领带四处散步，毫不在意那些讨厌的权贵。在华盛顿的时候，施蒂格利茨起用了一批资深的官员和经济学家，这些人坚信自由市场是贫困国家想要的答案。

世界银行和华盛顿另一家类似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自由市场的政策，包括向国外的资金流敞开大门。他们认为，这些钱会用于新工厂和道路的投资，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巨额的资金涌入了东亚，但是正如我们早前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国家在1997年遭受了经济冲击。外国领导人对于借贷人是否有能力偿还贷款考虑不足。借贷是在信息匮乏的基础上完成的，结果就是许多借款人没有能力偿还。道德风险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因为放贷人盼望着政府能够在事情变糟的时候伸手救援，因此对于谁来借钱缺乏警惕。

运作良好的金融市场有赖于放贷人认真评估借贷人的可信度，有赖于投资人认识到所投资项目的风险。金融市场和信息息息相关，远比石油或小麦这样的商品市场要紧密。当金融市场像东亚国家那样发展欠佳时，它们梳理复杂信息的能力也有限。施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官员的建议提出了严厉批评。这些人完全忽视了自由市场政策的风险，让资金流毫无限制地在这些国家进进出出，而放贷人对于借钱的人是谁却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他将这种政策比喻为把法拉利的引擎放进一台破车里，然后在没有检查轮胎、没有考察驾驶员技术的情况下就发动汽车。

信息经济学和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巨大经济挑战也有关系。自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经济学家始终没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失业。乔治·阿克洛夫从11岁开始，自己父亲失业的时候就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好奇。（他推理说，当一个父亲失去工作，并停止消费，那么另外一个人也会失业。以此类推，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成了向下的经济循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就发现了凯恩斯的一个主要经济原理。）以凯恩斯的理论为基础的战后经济学认为，工资不会在经济衰退中轻易下降，而高工资让那些气馁的企业没有办法雇用更多的人手。工资为什么不降低呢？信息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答案。因为雇主没有办法全天候监视工人，因此对于他们工作是否卖力并不知情。为了鼓励工人更好地工作，雇主提高了工资。当所有的雇主都这样做的时候，总体工资水平就上涨了。在高工资水平上，企业雇佣更少的工人，失业率由此上升。随后，失业的威胁鼓励现在还有工作的工人更卖力地工作。这种思考失业问题的方式成了凯恩斯的一种新解释，受到了今天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追捧。

当阿克洛夫和施蒂格利茨开辟新的信息经济学领域的时候，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在大部分时间里总是能够良好运转的。他们相信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的买卖行为会引导社会资源的最佳利用。因为信息问题导致的市场失灵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是愚蠢或者非理性的。如果人们因为担心自己可能买到年迈的老马，而不再买马，这完全是理性的。但是失灵意味着“看不见的手”不再发挥作用。在接受的诺贝尔奖时，施蒂格利茨说，这只手看不见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是令人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