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被打破的承诺——时间不一致问题

在改变主意比不改变主意更好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改变主意。这个简单的道理是一个经济理论的基础，该理论认为即使有最好的初衷，政府都会成为自己所确定目标的阻碍。他们就像是好心的老师，改变了让懒学生留堂的想法，尽管那样做会鼓励学生更努力地学习，并顺利通过考试。如果学生不做家庭作业，老师威胁说留堂，但在学生还没有交作业的时候却让他们回家。为什么呢？如果让学生留堂，老师也要晚回家，但是他们也想要按时下班。学生知道老师不会将自己的威胁坚持到底，因此也就不做作业，于是他们永远改不了懒惰的毛病，也没有办法通过考试。如果学生能够相信老师的威胁，他们就会做作业，老师也就能够按时下班。因为懒学生不相信老师的威胁，所有人都是输家。

老师想要达到的效果——通过威胁留堂让学生做作业——随着时间展现。周一最好的方式是老师威胁到周三的时候如果不交作业就会留堂，等到了周三，最好的方式是放学生回家。老师对自己说：既然都是不做作业，那么留堂和晚下班还有什么意义？

两名经济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研究了试图在一段时间内实现一个目标的问题。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1943—）生长在挪威的一个农庄，是当地唯一学历超过小学的学生。当他在匹兹堡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认识了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1940—），并在回挪威的时候，说服普雷斯科特和他一起去卑尔根市的挪威经济学院待上一年。在学院静谧的环境里，在所有人下班回家之后的漫长时间里，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思考着他们的新理论，创造了一个新的学派。心软的老师面临的是一个“时间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的问题：今天的最佳选择，并非明天的最佳选择。

那些试图控制火箭飞行的科学家们不会遇到时间不一致的问题。他们周一发射火箭时会向火箭的电脑下达指令，要求它周三抵达月球，期间消耗的燃料越少越好。他们可以周一事先在电脑里上传一些指令，覆盖整个飞行航程，或者他们可以周一下达一些指令，周二再下达一些，剩下的周三再说。他们选择哪种做法，都没什么影响。周一的最佳选择，到了周三也还是一样。火箭的电脑总是能够执行任务。

但如果你面对的是人，那这就是个问题了。周一的时候老师给自己制定了未来一周的指令：如果不交作业就留堂。但是到了周三，他们却会采取不同的做法。人和火箭是不同的，因为人要预期未来。人会预测到明天的情况，从而调整今天的行动。学生知道老师不会将威胁变成事实，因此他们也就不会纠结于是否做作业。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是20世纪70年代一批经济学家当中，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政府可以轻易控制经济的观点是错误的人，因为那样是假设经济运作如同火箭发射一样。他们说，只有在人不是充分理性的情况下这才是事实。这一经济学的新思路检验了当人拥有理性预期的情况下，经济的运作方式。我们在本书第30章谈论过这种情况。当人拥有理性预期，他们会利用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去进行预测，包括政府的经济政策。他们不会因为遗漏重要的信息而犯错。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现，理性预期导致了时间不一致。老师的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们的学生将周一的行动考虑在内，认为到了周三老师还会那么做。火箭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是大自然，但老师和政府参与的是一个复杂的游戏，他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人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以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政府开支来影响经济的观点作为基础。（凯恩斯主义者不那么赞同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政府让更多的货币进入流通领域。）根据菲利普斯曲线，低失业率伴随着高通胀，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政策，以较高的通胀为代价，降低失业率。理性预期理论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们认为，如果政府刺激经济，理性的人通常会预见到更高的工资会被同样上涨的物价所抵消。人们的真实工资（能够实际购买的商品）不会改变，当意识到这一点，人们就不会更多地工作。政府政策的唯一效果就是推高了通胀。以这种眼光看待经济，政府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不要印太多钞票，不要有太多政府开支，从而将通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不过，即使政府认识到这些，它还是不可避免地想要刺激经济。1月时，政府做出了承诺：通胀将保持在低水平，因为它知道长期来说，对经济的刺激是无效的，只会导致高通胀。但是到了5月，政府不是那么受人欢迎，而年底的选举又近在眼前。尽管政府通常不能影响就业率，但如果它能够出人意料地忽然刺激经济，还是有可能在短期内做到这一点的。于是，5月的时候，政府就这么做了，希望低失业率能够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在短时间内，人们的就业率由于工资的提高而提高，但是当他们意识到高工资被高物价所抵消，就业率很快就又回到了较低的水准。政府在6月、7月和8月又做了同样的尝试。因为这些行动只有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也就只能偶尔有效（并且生效的时间也很短），一段时间过去后，相比政府承诺的什么都不做，失业率再也不会下降了。不同之处在于，通胀变成了8%，而不是2%。人们理解政府的处境，因此也就不会相信政府所说的保持低通胀的承诺。就像前面说的教师一样，政府希望兑现承诺，但当到了预定的时间时，它并不能坚持履行。打破承诺的结果是经济更加不稳定：价格越是飞涨就越不稳定，也就越发的动荡和不可预测。

可能你会认为，对于一个用心良好的政府（或者老师）在任何时间点上拥有做出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是一件好事。经济学家称之为“政策权衡”（policy discretion）：充分自由地来做决定。5月的时候，政府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回应当前的局势，6月、7月、8月也同样如此。自由裁量权真的可以让政府能够先评估当前情况，再采取行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最佳结果吗？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说，与其使用自由裁量权——在1月、3月和5月分别做出决定——政府不如按照事先确定的原则行事，比如“不论在什么时候都保证低通胀”。但是政府怎么会如此执行呢？他手中握有权杖，总会破坏自己的设定的规则。问题在于，政府的权力越大，它所受到的约束越少。不管政府做出承诺时有多认真，都没有人会相信它（就像大吼大叫的老师，他说威胁的话也没人听）。

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提出他们的理论之后，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解决方案，让政府能够履行自己设定的规则，并解决时间不一致的问题。许多方案都是要求改变中央银行的运作方式。中央银行是政府的银行，也是发行新货币和硬币的银行。今天的中央银行执行着政府的货币政策：调整货币供给和利率。中央银行最开始是私人企业。最古老的一家中央银行——英国央行，由一群商人创立于1694年，他们希望保证英国有足够多的钱用来和法国打仗。渐渐地，中央银行归入了政府部门。1946年，英国央行实行了公有化。英国的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称英国央行是“他的”银行。中央银行被政府用来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它们受到政府控制，按照政治人物的想法运行。

时间不一致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是政府放弃对中央银行的控制。让中央银行独立，这样货币政策就不再有被政治人物操弄的风险。中央银行的行长不是选举产生的，这样他们也不会采取那种可能在短期内迎-合大众的行动，所以他们能够始终执行将通胀保持在低水平的规则。政府也可以把强烈倾向低通胀的人任命为自己的中央银行行长，而这些人会尽自己所能去实现低通胀。这就好像是心软的老师把懒学生送到严格的老师那里，学生们知道这位老师是会真的留堂。

到了20世纪90年代，许多政府让自己的中央银行独立起来。他们为通胀设定了目标——保持在2%—3%之间。中央银行的工作就是利用货币政策的工具——现在受他们控制了——来达到这一目标。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的骚乱之后为了整顿金融秩序而建立的法兰西银行，在成立近200年后，从1994年开始摆脱政治人物的管制。在一次庆祝独立的庆典上，银行的管理者展望了经济平稳的新时代。英国央行在1998年实现了独立，每周三都会举行专家委员会。他们会就是否提高或者降低利率进行投票，以实现其通胀目标。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建议将中央银行行长的薪水和通胀率挂钩。当新西兰的央行独立时，他们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如果央行不能达到既定的通胀水平，那么央行行长可以被解雇。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央银行的独立会带来低通胀和稳定的增长。这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滞涨时代（高通胀和高失业）的一次大反转。这里说的是“大缓和”，一个不再剧烈波动的稳定的经济时代。那么，央行的独立有效果吗？央行独立的国家其通胀确实下降了，这是事实，但是硬将这两件事关联在一起却是牵强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低通胀可能是运气使然，而不是聪明地解决时间不一致问题的经济理论的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受到了那些导致高通胀的事件的突然打击，比如中东地区的政治危机导致了油价暴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稳定可能是由于没有出现这样的打击。更重要的，“大缓和”并没有持续下去，2008年全球经济崩溃，它突然中止了，经济波动又重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