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雾中之思——无逻辑的经济学

如何知道一棵树距离你多远？有一部分要靠那棵树看起来的样子和清晰度。这通常没问题，但有时候视觉上的错觉也会欺骗你：当它笼罩在雾气蒙蒙之中，你想象的距离可能比实际的更远。[www.Yuedu88.com]

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 a n i e l K a h n e m a n，1934—）研究视觉感知的心理学，随后又转向经济学。他的一个研究心理学的同事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1937—1996）发现当人们接受一份工作或者购买一杯咖啡时，一道心理的浓雾会令他们没有办法有逻辑地理解事情。经济学家一直相信人是理性的，人们会在展开行动前精确地权衡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他们用了几十年观察人类在事实生活中的决策，并帮助创建了行为经济学。毫无疑问，所有的经济学都和行为有关，但行为经济学是全新的，因为这一理论建立在人们实际决策的无逻辑之上，而不是简单地断定人是理性的。

一件不符合逻辑的事情是，人以不同的方式权衡收获和损失。理性来讲，收获50美元正好可以抵消损失50美元。但是比起收获，人们看起来都更讨厌损失。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1945—）还在学生时代时，就在自己的一位经济学教授身上发现了“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这位教授是红酒爱好者，愿意出高价购买一瓶好酒。但是他很讨厌放弃这样一瓶酒，就算你出他购买时的3倍价格，他也不会卖给你。为了弄清楚这件事，塞-勒和卡尼曼在一群人身上进行实验。一些人拿到了一个马克杯，并问他们愿意以什么样的价格出售这个杯子；另外一些人没有拿到马克杯，他们被问到愿意出多少钱来买这样一个杯子。从本质上来说，这两拨人被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他们认为这个马克杯值多少钱。经济理性要求他们得出同样的估值。如果他们的估值是5英镑，他们应该愿意以这个价格购买或者出售这个马克杯。人们对于一件东西的估值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否拥有它而受到影响。但是人们确实因为是否拥有马克杯而影响了他们的估值。拥有马克杯的人，相比没有马克杯的人，他们的估值更高。

正如一间屋子看起来是更亮还是更暗，要看屋外的亮度一样，结果看起来是更好还是更糟要看你的基准点（reference point）在哪里。如果你一开始没有马克杯，你的基准点就是没有马克杯，那么得到一个就是获得。如果你一开始有马克杯，你的基准点就是有马克杯，那么放弃它就会被看作是损失，从心理上来说你会觉得不好受。一旦你得到什么东西，它的价值对你来说就更高了。这就有点儿像是一个小孩子，从地上捡了一根树枝，当家长把树枝拿走的时候，孩子会哭。你需要得到更多的钱才能放弃自己的马克杯，就像塞-勒的教授对待自己的红酒一样。

通过对某件事物在和基准点的对比中进行描述或“框定”（framed），人们的决定可以仅因此受到影响。想象有一场传染病会杀死600人，现在有不同的卫生计划可以用来抗击。其中一个计划能够拯救200人，而另一个计划会导致400人死亡。哪一个计划更好？尽管两个计划的最终结果完全一样，但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人们更倾向于第一个。第一个计划被表达成相对所有人都死去的基准点的获得，而第二个计划被表达成相对所有人都获救的基准点的损失。基准点让人们无法单纯以金钱的得失为基础理性地做出决策。如果一台笔记本电脑以1000美元的价格进行促销，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同一台电脑如果是从1500美元打折到1000美元，看起来就显得很便宜。超市利用这一点，将一些商品的价格先提高，然后再大力打折。

决策中另一个无逻辑的事情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判断。一个工人考虑去一家本地面包店上班，需要判断这家企业第二年歇业关门的可能性。一家出租车公司希望在城市的新地块设立办公室，需要判断那里的人有多需要他们的服务。如果人是理性的，那么他们应该能够很好地利用他们所能获得的信息，并以此为基础评估未来的可能性。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人不是这样的。

想象一名叫作卡萝尔的女士非常热爱音乐和艺术，上学时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听音乐会。下面两种陈述，哪个听起来符合现实。陈述一：卡萝尔是一名银行职员。陈述二：卡萝尔是一名银行职员，并且在当地的一个乐队里吹萨克斯。请想一想再回答。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人们倾向于相信陈述二更符合现实。但实际上，应该选择陈述一，因为大概率事件——卡萝尔是银行职员——的可能性通常高于小概率事件——卡萝尔是银行职员同时还是乐队成员。（我们还可以比较：明天下雨的可能性，和明天下午2—4点下雨的可能性。）人们认为陈述二更好地代表了他们知道的对卡萝尔的描述，但是这个陈述只是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对可能性进行了错误的判断。如果人们被这些可能性的判断误导了，那么他们在判断更复杂的局势时更有可能犯错，比如城里某一区域里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使用出租车。

一些经济学家承认人类决策的无逻辑性，但还是认为这并不重要，将经济大致描述为理性的是有益的。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家却解释主要的经济活动需要他们独特的理论。比如，行为经济学已经被用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的飙升以及2000年的暴跌、企业破产和财富的消失。

20世纪80年代早期时，美国的股票市场就开始上涨。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们纷纷购买新技术企业的股份。这些企业提供像浏览器、搜索引擎、在线商务这样的令人激动的产品。当雅虎在股市发行股票时，股票价格在第一天就上涨了150%，人们对于这只股票的需求如此之强烈，以至于在拖车里创建雅虎的那两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发现自己的财富增加了1.5亿美元。但是许多这样的企业盈利却很有限。亚马逊警告投资者，自己实际上就快要赔钱了，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购买他们的股票。投资者相信，未来新技术会给企业带来巨额利润。到最后，小店主、出租车司机和教师都在午饭的时候跑去买股票。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股票市场每年都要上涨20%，甚至30%之多。问题是，经济活动的收入并没有增加得如此之快。

少数经济学家警告说，这种趋势不会一直持续下去。其中一位便是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1946—），他将行为经济学应用到金融市场上。他说，金融市场因为乐观情绪被推高，但很快就会回落。2000年3月，他正准备宣传一本新书《非理性繁荣》——而恰恰就在此时，股票市场崩溃了。某天，希勒正在参加一个广播节目，一位听众打进电话说，她知道希勒是错的：市场只能保持上涨。希勒记得这位女士声音中焦虑的情绪。对希勒来说，股票市场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关乎情感和心理学，而不是经济逻辑。

经济学说，当一家企业产生良好的利润时，它的股票就会很值钱。理性的投资者利用有关不同企业盈利能力的全部信息来决定购买哪一家企业的股票。当股票市场里足够多的人采取这样的行动时，股票价格就会反映全部可以获得的经济信息。理性保障了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希勒反驳了这种观点，即经济学家所说的“有效市场假说”（我们在本书第30章谈到过）。他发现，股票价格比该假说想象的更不稳定，因为股票价格的起伏超过了企业利润的起伏。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发现对此做出了解释。在金融市场，投资者犯了和那些相信卡萝尔更有可能是吹萨克斯的银行职员的人一样的错误。不是仔细查看企业的盈利能力，以正确评估股票未来上涨的可能性，人们观察的是可能类似的情况。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观察股票过去几个月的表现。如果过去5个月股票都上涨，那么未来5个月想当然地就要上涨。人们说，这只股票当然要买。但是，过去5个月发生的事情，对于现在的情况可能没有意义，正如有关卡萝尔的描述不会对真实情况的可能性产生影响一样。

人们决策当中的无逻辑性是股市失去控制的原因。希勒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股票市场，更像是时尚，而并非理性的经济学。人们模仿别人的穿着，某年流行大镜面的太阳镜，越多人戴这样的太阳镜，就有越多人想要加入进来。一个失控的股票市场是以股价进行表达的一场经济学时尚。经济学家有时候将市场描述为羊群——成千上万的人跟随前面的人——或者一个风中的肥皂泡，随着股价的上涨而上升。20世纪90年代，人们看到自己的邻居因为购买科技股票发财，于是也购买相同的股票，并相信股价会保持上涨。股票价格被推得更高，从而印证了他们的想法。人们购买股票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企业的产品有了积极的评估，因此股票价格和企业的真实价值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投资者陷入了给不合格企业提供资金的风险——而这并非经济资源的最佳使用方式。

电脑和互联网确实改变了经济，但是投资者对新技术的兴奋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理由。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19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在自己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中讲述了类似的泡沫故事。20世纪末，美国科技股票市场的经历，出现在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身上。英国在18世纪也发生过购买股票的热潮，一些企业提出了能够大量挣钱的方案，例如从弗吉尼亚州进口胡桃树、发明永动机，甚至保密不说但承诺挣钱的什么东西。

和之前的故事一样，美国的股票泡沫破裂了。当泡沫破裂时，人们开始朝相反的方向奔跑。人们看到其他人在出售股票，于是也开始出售，很快市场就出现了恐慌。当股票价格崩溃，投资者的财富消失了，大量的新技术企业破产。不到一周时间，蒸发了2万亿美元市值的财富。不过很快，下一个泡沫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里。希勒预言——这一次是房地产。人们纷纷借贷购房，而房价不断上涨。正如我们随后就会看到的，当这个泡沫破裂时，整个金融体系几乎被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