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消失的女性——女权主义经济学

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测算出有1亿女性消失了。由于女性的寿命长于男性，人口中女性的数量应该比男性多才对。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男女比例大约是100:105。但是森发现，在一些国家里，男性的数量超过了女性。在中国和孟加拉，男女比例为100:94；在巴基斯坦，男女比例为100:90。将这些缺口的数量加起来，森发现全世界总共减少了1亿名女性。这些女性去了哪里？森说，她们是极端经济剥夺的受害者：吃不饱饭，缺少药品，寿命也就跟着缩短。这一发现显示出经济对男性和女性并非平等待之，经济是存在偏见的。

20世纪90年代，一批经济学家想要解释这种偏见。他们将经济学和女权运动（信仰男女平权的社会政治理念）结合起来。女权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这种偏向意味着女性不能公平地获得社会资源。经济学家思考世界的方式中也存在这一种偏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如何认识经济，会影响到经济如何对待不同的人群。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经济理论（完全竞争市场、需求定律，等等）是经济学家们讲述了一遍又一遍的故事。最为有名的一个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当然，看不见的手并不真的存在，那只是许多人以一种有序的方式购买和销售物品。但这是一个有用的故事。黛安娜·施特拉斯曼（Diana Strassmann，1955—）是女权主义经济学家的先驱，她指出大部分经济学故事往往是在19世纪先由男性所提出，大部分讲述经济学故事的男性经济学家都怀着对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社会担忧。（虽然今天这种观念已经转变，但经济学仍然是男性主导的专业。）斯特拉斯曼认为，就算我们意识不到，但是那些我们讲述的经济故事反映了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偏见。经济学通过男性视角来观察世界，女性在经济故事中的比重较小，并且在真实资源的分配上处于劣势。老实说，经济学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偏见，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希望世人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传统经济学有一个经常爱讲的故事，施特拉斯曼称之为“仁慈的大家长”（benevolent patriarch）——好心的男性领导人。社会不是由单独的人构成，而是一个个家庭，通常是由一些大人和孩子组成。不过，经济学将家庭视为一个单位。想象中的“家里做主的人”都是男人，负责挣钱，而妻子和孩子则没有收入，需要依靠他生活。家庭是一个充满和谐的地方，不会因为食物或者金钱争吵。男人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提供他们的所需，于是经济学家可以将注意力放在挣钱的男性身上，而不用太去操心那些靠男人养活的人。不管怎么说，有这么一个公正聪明的男人的带领，女性和孩子可以一直指望他。就是这样，妻子和孩子在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消失了。

施特拉斯曼认为这个故事是扭曲的。森说的消失的女性揭示了资源并未公平分配的事实，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是公正的，有时候他们也会因为钱的问题和妻子吵架。这通常导致女孩子在家庭配给的排序中处于劣势。在某些社会里，男孩子在食品和药品的享用方面都比女孩子优先，一些生病的女孩子甚至只能等死，而不是像男孩子那样被送往医院就诊。此外，有些家庭里做主的人是女性，这样的家庭往往面临最大的困难。因为忽视了女性，经济学错过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方式这个重要的主题。

另一个流传久远的经济学故事讲述了女性的“休闲”（leisured）。如果女性待在家中，而不是出门就业，那么看起来她们并没有在工作。如果她们不为挣钱而工作，那么她们就必须要采取唯一被经济学认可的行动，即休闲：比如出门吃顿午餐，做做指甲。经济学家南希·福尔布雷（Nancy Folbre，1952—）在她的文章《谁为孩子付钱》中挑战了这种说法。

福尔布雷认为，女性为养育未来的劳动力承担了大部分成本。公认的经济学忽视了这一成本是因为女性照料孩子并没有收入。当一位男性为保姆的打扫、烹饪和照料孩子的工作支付薪水时，这位女性的劳动就被算作国家国民收入当中的一部分。如果这位男性娶了这位女性，她就成了家庭的一部分。她继续打扫、做饭，但是作为妻子却不再得到收入，她的劳动也就不再被算入国民收入之中。在传统的观点中，这位女性就变成了“非生产性家庭主妇”（unproductive housewife）。

想想所有那些因为没有支付报酬而被忽视的劳动吧：购物、做饭、打扫、照料孩子。在贫困国家里，女性收集柴火、挑水、犁地、磨玉米、整修房屋。美国的统计显示，相当于全世界经济生产总量70%的劳动没有获得报酬。而这一部分劳动中，女性又占了将近70%。如果没有报酬的工作占据经济体这么大的一部分，那么经济学家在衡量经济的时候捕捉到这一点岂不是很重要？新西兰女权主义经济学家玛丽莲·韦林（Marilyn Waring，1952—）在她的著作《如果女-人算数》当中提到了这一点。这本书确实影响了经济学家计算国民收入的方式，但他们依然将许多重要的未被支付的工作排除在计算之外。

另外一些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强调要让女性更容易找到工作。这是20世纪最大的一个经济学变化，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女性进入了职场。美国在1890年时，只有20%的女性挣工资。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工作还是对已婚妇女关上大门，一旦她们结婚就会丢掉饭碗。渐渐的，社会开始接受女性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当中的60%在1980年找到了工作。许多女性过去从事的没有报酬的工作转移给了保姆和清洁工。尽管有这样的潮流，但是家庭当中的无报酬工作仍然是个大问题，女性——甚至那些已经工作的——承担了当中的大部分。

施特拉斯曼说，经济学家最喜欢的故事——自由选择的故事——同样需要改写。公认的经济学以“理性经济人”的概念为基础，这样的人以价格和收入作为购买选择的依据。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偏好。他们知道自己喜欢茶胜过咖啡，喜欢歌剧胜过足球。他们的生活存在于利用自己的财富实现欲望的满足当中。女权主义经济学家说，这个行为理论依然是男性视角。历史上大部分的传统经济学家，都是受过良好教育，家境富裕的人，在他们看来面对一堆选择做出决定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他们既有钱又有权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由于遭受偏见和歧视，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学业上的自由选择在那些女孩子因为上学就会被杀的社会里没有什么意义。

当经济学家判断经济成果如何时，他们最关注的就是人们拥有选择。在不同的男女之间比较他们的幸福是没有必要的——事实上，经济学家认为任何这样的比较都是没有意义的。相反，他们评判一个经济体好坏时使用的是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我们在本书第25章所提到的）。在这个测量标准下，唯一算数的改进是，一个人福利的增加，不以另一个人福利的减少为代价。但是经济运行中，大部分的改变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比如说，帕累托最优并没有提到下面这种改变，即少数有钱人的财富减少了，但同时数百女性摆脱-了贫困。因此，从很难认可当今变化的角度来讲，用帕累托最优这种方法来判断经济可能是保守了。毫无疑问，这种方法对社会中最有权势的人来说最有利。

女权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整个这套方法都太狭隘了。在实际生活中，人和人之间都有感情关联，彼此都有同情。很明显，母亲照料孩子是出于爱，而不是为了平衡她们的付出和收获。就连消费者、销售商和员工都会出于广泛的同情采取行动，而不仅仅为了钱。比如说，旧金山的消费者购买昂贵的“互惠贸易”（fair trade）咖啡，因为这样对发展中国家的咖啡种植者来说更有利。他们付更多的钱，是为了帮助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如果人们都如此行事，我们还能说在不同人群之间比较他们的幸福是没有意义的吗？

经济学家朱莉·纳尔逊（Julie Nelson，1956—）提出了另一种判断经济好坏的方法。与其按照帕累托最优的概念考虑问题，她选择了“供给”（provisioning）的概念：如何向人们提供良好生活所需的各类物品。她甚至转向亚当·斯密，这位思想家经常地把自由选择和商品交换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指出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健康的经济就是能够产生体面生活所需的经济。你也可以将经济成功描述为向所有人提供生活所需，包括食品、药品、照料儿童和老人，而不是简单描述为一个人面对足够多的选择进行自由地选择。

今天，女性面临的最严重的匮乏是由艾滋病传染所引起的。在贫困国家里，年轻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传染，而想要得到治疗则难比登天。当家庭成员被感染，女性还要负担额外的劳动。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针对性的政策，消失的女性的问题只会越来越糟糕。只有社会的改变和良好的政策可以起到帮助作用。印度喀拉拉邦因为女学生的教育努力在众多邦中脱颖而出，现在那里的许多女性都找到了工作。森发现，喀拉拉邦和印度其他地方不一样，消失的女性在那里被找到了。那里的女性人数超过了男性，和欧美的比例相近。

传统经济学也不是完全忽视女性，但是女权主义者往往不能同意传统经济学的解释。比如，为什么女性总是比男性挣得少？传统的经济学家或许会说，这是因为男性和女性的偏好不同。男性更愿意学习那些收入更高的专业——比如，法律和科学。女性更愿意学习文学和语言，于是成了老师，而不是法官和工程师。这完全是男性和女性不同选择的结果，如果女性想要挣得更多，她们需要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选择。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反驳了这种观点：将女性在经济中的角色视为女性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社会给她们的定位，这种观点只能证明女性在经济上的劣势。女权主义经济学家认为，需要改变的不是女性，而是经济学本身。说到底，不论女性还是男性，所有人的行为方式都比“理性经济人”所描述的更为复杂。女权主义经济学家说，“理性经济人”需要一颗心。或许，这将成为新的经济学故事的开始，一个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改善他们生活的故事，不论男性还是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