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同学们，我的《金瓶梅》研究课就要结束了。前面我所讲的，着重是讲《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考察一部名著，主要是要了解它对前人来说有什么创新，对今人来说有什么可以借鉴。鉴于此，我多讲了《金瓶梅》的一些“功德”，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任何一部作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何况是后人看前人，难免会觉得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金瓶梅》本来就是一部富有尝试精神的小说，在艺术上的独创醒目之处，往往同时伴随着某种浅陋粗疏，这是没有必要大惊小怪的，我想大家也会理解。同时，它在思想内容方面的“罪过”也相当突出，这是难以讳言和曲饰的。在这一门课结束之前，不妨举一些荦荦大端，也作一些交代。

首先，在儒道佛三教合一的精神下，它大力崇奉“天理循环”、“因果报应”、“色空”观念等消极思想。《金瓶梅》尽管丑化了若干僧尼道士，但只是将之作为“两个真人”（吴神仙、黄真人）、“一个活佛”（普静师）的对立面，作为教门败类来鞭挞的，并不是“谤经毁佛”。这正如信奉佛道的屠隆在《修文记》中痛骂某些出家人“名在道流，心同市井，尘缘障重，财色过贪”云云一样，根本上还是为了维护佛道教门的纯洁性。《金瓶梅》全书的指导思想之一，就如欣欣子序所说：“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或者如张竹坡所说：“《金瓶梅》以空字起结。”表现在作品的一些主要人物的设计上，都明显地遵循着“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的轨迹。西门庆贪-yin-贪财，终于暴病身亡，家业全败。遗腹子孝哥，凭着他母亲月娘“一点善根所种”，才得普静师点化出家，度脱-了西门一生冤孽。李瓶儿死时，说她前生在滨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怀胎母羊，故今世为女-人属羊，血崩而死。她死后托生河南汴梁开封府袁指挥家为女，艰难不能度日云云。这些都被作者用以说明轮回不爽。全书结束时，一切横死鬼魂，都由高僧超度托生而去，将一切归结于“空”，归结于“轮回报应”。作者如此崇扬佛道，与当时当权者大力宣扬佛道有关。它无疑模糊了百姓的认识，麻痹了人民的斗志。

同时，小说宣扬迷信也相当突出，书中对卜筮、星相、魇胜、招魂、禳解之术都写得非常细致生动，活灵活现。例如第十二回写李桂姐因妒忌潘金莲而骗取了她的一把头发，放在鞋底下，每日践踏，金莲果然头疼恶心，饮食不进。而金莲则请刘瞎子“回背”，刻了男女两个木偶，用七七四十九根红线扎在一处，然后用红纱一片蒙住男偶之眼，再用艾塞-其心，用钉钉其手，用胶粘其足，不三日，西门庆又与她“似水如鱼，欢会如常”了。如此这般，其实都是骗人的把戏。当然，这些描写有的与刻画人物、演进情节、表现主题大有关系，如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相面，基本上隐现了这些人物的性格与命运，也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后来《红楼梦》写金陵十二钗就从这里得到启示。但这类描写毕竟是荒诞不经的。《金瓶梅》把这些迷信活动写得灵验非凡，会毒害读者的心灵。

其次，鼓吹“女-人祸水论”也十分错误。小说第一回的入话故事，就是写项羽、刘邦“因撞着虞姬、戚氏，豪杰都休”。接着就以“虎中美\_女”比喻女主角潘金莲，进一步说明“贪他的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爱他的丢了泼天哄产业”。在正文中，又强调“大抵妾妇之道，蛊惑其夫，无所不至”。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把亡国、亡家、亡身之灾，全都归罪于女-人。特别是西门庆得病身亡前，作者有这样一段议论：

……原来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时必有败，古人有几句格言道得好：

花面金刚，玉体魔王，绮罗妆做豺狼。法场斗帐，狱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剑，绛唇枪。口美舌香，蛇蝎心肠，共他者无不遭殃。纤尘入水，片雪投汤。秦楚强，吴越壮，为他亡。早知色是伤人剑，杀尽世人人不防。

这段话清楚地暴露了作者鄙视女性的观念。这就削弱了作者对于西门庆这类恶棍的批判力量，从而也减弱了作品的社会意义。

再次，顽固地抱有封建等级观念。《金瓶梅》着重写西门庆一家，既写妻妾一类主人，同时也写了众多的奴才角色。奴才包括僮、仆、丫环、主管、伙计等不下几十人，不少人物也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但是，作者不能超脱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对主子与奴才是严格区别的。主子可以作威作福，奴才必须绝对服从；主人可以欺压奴仆，奴仆绝不可以犯上；男主人可以肆意玩弄女奴，而女主人绝不可以与男仆有私。宋惠莲骂孙雪娥说：“我养汉养主子，强如你养奴才！”因为“养汉”的不同，她自己即使是奴才，也自认为比主子高了一等。孙雪娥一生受辱，最后自缢身死，死后还托生于“贫家”，这都表现了作者的倾向。而来旺儿有所反抗，夏提刑斥责他说：“满天下人都像你这奴才，都不能使人了！”秋菊揭发潘金莲与陈经济的--奸-情，被吴月娘骂作“葬弄主子的奴才”。当西门庆侮辱了宋惠莲后作者反说：“凡家主，切不可与奴仆并家人之妇苟且私狎，久后必紊乱上下，窃弄--奸-欺，败坏风俗，殆不可制。”这些都可以看到，作者的“主奴”、“上下”的观念是何等强烈！作者这种顽固的等级观念，不但使笔下的奴才都处于陪衬的地位，而且往往被歪曲、丑化，有损于作品的真实性和批判性。

除此之外，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写“-yin-”。这是《金瓶梅》最严重的罪名。这个问题，前面我已专门讲过。《金瓶梅》的写-yin-，尽管在总体上与它的客观暴露、意在批判的主旨相关，是整部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有些描写是游离情节之外的、不必要的渲染，作者有时甚至是带着一种津津乐道的欣赏的态度来写的，暴露了作者低级庸俗的趣味。事实上，这类描写即使带有鲜明的批判气息，也不能被传统的道德所接受，会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清初有人对这类“-yin-乱秽亵之词”的危害性就有这样的说法：“俾观者魂摇色夺，毁性易心……以暨黄童红女，幼弱无知，血气未定，一读此等词说，必致凿破混沌，邪欲横生，抛弃躯命，小则灭身，大且灭家，兴言至此，稍有人心者，能无不寒而慄哉！”（张缵孙《正同学书》）评价一部小说的好坏，显然不能以青少年或某一范围的人能不能读作为标准，但《金瓶梅》这部小说对于“血气未定”的“黄童红女”来说，确实有引起“邪欲横生”的可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者，自己本来就是一批“邪欲横生”之徒，但为了能维护他们自己的-yin-逸荒唐的生活，十分担忧《金瓶梅》对被统治者产生“败坏风俗，蛊惑人心”的作用：“其小者甘效倾险之辈，其甚者渐肆狂悖之词”（《皇清奏议》卷22）。于是，从清初起，历代都将《金瓶梅》列入-yin-书而加以严禁。直到20世纪20年代，卿云图书公司在出版一无秽语的《古本金瓶梅》时，还要小心翼翼地请律师登报申明“内容雅洁，绝无秽亵文字”。

《金瓶梅》在国内的命运如此，在国外又如何呢？前几年法国要出版全译本《金瓶梅》时，也经过了好一阵子周折。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金瓶梅》，秽书也！”（《东吴弄珠客序》）人们不是常常否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有共同的看法吗？可是在对待《金瓶梅》写-yin-、写性的问题上，似乎确有一些跨时代、跨社会的共同看法。这里的奥妙究竟何在？倒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然而，世界上的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金瓶梅》有写-yin-的有“罪”的一面，但也有写实的有“功”的一面；人们在否定它的“罪”的同时，也往往肯定它的“功”的一面。清代康熙皇帝一再下令严禁“-yin-词小说”，同时却不惜工本地组织力量用满文翻译这部“奇书”，还提出了“欲要止-yin-，以-yin-说法”的理论（刘廷玑《在园杂志》）。曹雪芹一边骂“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yin-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一边又使自己的创作“深得《金瓶》壸奥”。到近代，资产阶级的学者也认为此书“不能谓为非-yin-书”，同时又指出“其奥妙绝非在写-yin-之笔”，“盖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曼殊《小说丛话》）。甚至有人公开认为“《金瓶梅》之写-yin-”，本身就在于“痛社会之混浊”（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至鲁迅，一方面不满它“时涉隐曲，猥黩者多”，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它“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而是一本“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的世情小说。后来的郑振铎、吴晗等人，也都认为“秽亵的描写”是《金瓶梅》的一大毛病，但并不妨害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好书”，“伟大的写实小说”。连毛泽东主席也一边说它写“污辱妇女不好”，另一边说它“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是《红楼梦》的老祖宗”。国人对这部小说的功罪得失的评说纷纭不一，并不影响它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国外一些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注目。日、法、德、英、意、拉丁、瑞典、芬兰、俄、匈牙利、捷、南斯拉夫、朝、越、蒙等译本竞相出现，真正理性去研究它的文章也不断问世。这在前面已讲过，在这里，不妨再引几句话，让我们对它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美国大百科全书》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它在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新。”美国学人海托华在他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中指出：

中国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二书，描写范围之广，情节之复杂，人物刻画之细致入微，均可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媲美。……中国小说在质的方面，凭着上述两部名著，是可以同欧洲小说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

这些话或许有人认为说得过分，但足资我们思考：应当让《金瓶梅》这部名著璀璨于世界文学之林，还是将它幽禁于十八层地狱？千秋功罪，还是大家来评说。我讲这门课的目的，也就是希望更多的人来关心、研究、评说这样一部复杂而伟大的小说，让它在世界文学的历史中找到它的应有地位，让它在现代的社会中得到人们正确的认识，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它是姓“金”而不是姓“黄”，让我们为中华民族曾经有这样一部小说而感到骄傲！

附录

一、《金瓶梅》是姓“金”——黄霖先生访谈录（黄　霖　李桂奎）

李桂奎（下简称“李”）：黄老师，听说九月中旬在河南大学举办的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上，您被推选为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会长；近日，又拜读了您在中华书局新出版的《黄霖说〈金瓶梅〉》，确实受益匪浅。正值这部著作在各大书店畅销，并在搜狐、新浪等各大网站有很高点击率之际，我萌生了急于就您的《金瓶梅》专项研究作一访谈的想法。谢谢您今天终于在百忙中给了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首先，我想问一个比较宽泛一点的问题：您是怎样在学术界，特别是在“金学”界“起家”的呢？

黄霖（下简称“黄”）：说来话长，我从小就是一个“小说迷”。大约10岁时，记不起怎的知道一位要好的同学家里藏有不少小说书，就鼓动他“偷”出来看。第一次偷出的书是一本描写郭子仪平反封王的小说，一下子把我给吸引住了。接着，我又似懂非懂地读了《说唐》、《征东》、《征西》、《罗通扫北》等不少有关唐代的英雄传奇小说，一时间我竟在小朋友间成了一个“唐史专家”，经常大讲特讲程咬金、秦叔宝、尉迟恭、薛仁贵等人物的故事，从此，我感染上了迷恋中国古代小说的癖性。现在看来，幸运的是，父亲对我的读书很宽容，使得我在家中比较自由地读了古今很多杂七杂八的书。不过，这种放任自流的读书生活并没持续多久。11岁那年，我进了嘉定县城初中，寄宿在学校，读小说的自由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当时，老师将所有的旧小说，包括《三国》、《水浒》之类统统称为“黄色小说”。为此，我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装病不上课，躲在宿舍里看；二是熄灯后蒙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尽管后来被老师发现，革掉了我的“大队长”的职，但是，我还是偷看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书。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后，我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读小说了，而且还懂得了“研究”这一项。可惜，“文革”使我晃荡了10年。直到1978年回到复旦，受命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这时，一个“怪杰”金圣叹，一部“奇书”《金瓶梅》，时时梗在我的心中，我总想为长期以来评价不公的这“二金”说点公道话。也许，从那时开始，我的古代小说研究才算真正拉开了帷幕。

李：真想不到，您是这样拉开了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和《金瓶梅》的序幕的，那么，后面的“好戏”是如何唱响的呢？

黄：说不上“唱响”，但唱起来真有点偶然性。“文革”刚结束，人们还谈“金”色变。1979年的一天晚上睡觉前，我在床-上随便翻翻那时新出的很有气派的大型杂志《社会科学战线》，看到了朱星先生的《〈金瓶梅〉的版本问题》一文。这是“文革”后的第一篇研究《金瓶梅》的文章。我非常兴奋地一口气读完了它，非常佩服朱先生的学术勇气，但对他试图抹去《金瓶梅》“秽语”来肯定这部小说的做法有点异议。第二天就写下了《〈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向“金学”的大门莽撞地迈出了第一步。我写这篇文章虽然意在证明《金瓶梅》原本有“秽语”，但并不是想以此来否定这部奇书，而是为了保证以后的研究能走上正常的道路，强调不应当以有无“秽语”来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我当时的态度是：“《金瓶梅》的-yin-词秽语不应当成为我们对它进行适当研究的障碍，也不应当因此而全盘否定《金瓶梅》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这几句长期郁积在我心中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势下，得以倾吐而出。

随后，我关于《金瓶梅》的研究一发而不可收，不过，真正引起学术界热闹了一阵的是我后来提出的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屠隆说”。在1983年第3期的《复旦学报》上，我发表了《〈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其后又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论文。尽管我的观点曾经遭到过徐朔方等专家的质疑，但也得到了魏子云等一些学者的赞捧，还有一些学者写专著来发挥我的观点。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李：说起《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问题，恐怕是中国古代作家考证中最热门的一个课题吧！有人把它比作“哥德巴赫猜想”；有人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课题，不值得花工夫去研究，过去的所有考证都无意义；但也有一些人还是在不断地探索，新说不断出现，最近还有“徐渭说”、“王寀说”、“萧鸣凤说”等新说法。不知您对《金瓶梅》作者研究有什么看法？您还坚持您的“屠隆说”吗？

黄：对于《金瓶梅》作者的考索，尽管目前大家都缺少“临门一脚”，拿不出硬证来坐实，但多数人的研究还是严肃的，有意义的。我从未说“屠隆说”没有问题了，但我觉得我考证《金瓶梅》作者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立即确定《金瓶梅》的作者是否就是屠隆，而在于围绕着这一作者问题的考索而提出的一些材料和论证引发和推动了《金瓶梅》成书年代和作者用语、习俗等大讨论，这还是有意义的。具体一点的，比如我拈出的《开卷一笑》，就被“王稚登说”、“徐渭说”研究者所运用，这就起了作用。最近我读到素昧平生的盛鸿郎先生寄来的《萧鸣凤与〈金瓶梅〉》一书，十分感动。这位工科出身的绍兴水利局长退休后疾病缠身，还辛苦10年，写出了一部近40万字的专著来探求《金瓶梅》的作者。尽管他的结论与论证还不能使我信服，但他那种“仅仅是为求解400多年来历史之谜的一种探索，别无他求”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他的研究至少对深入研究徐渭也是有用的。所以，看问题不能简单化，《金瓶梅》作者的研究与也都未能坐实的《三国》、《水浒》、《西游》的作者研究一样，并不都是无用功，更不全是胡说，在总体上还是推动了《金瓶梅》研究（不仅仅局限在作者问题上）的不断深入。

李：据说，您治学不但注重挖掘新材料做考据，同时也注意用新观点来阐释，假如说“屠隆说”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您注意挖掘新材料，此外您在理论分析方面有些什么创新呢？

黄：我从1984年后，除了对版本问题较关注外，就开始从“外学”转向“内学”，比如，我写过《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一文，开门见山地说：“在我国文学史上，《金瓶梅词话》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曰：暴露。”尽管有些同志说我提出的观点有些“褊狭”，但我觉得这总比那些笼统地称《金瓶梅》为“现实主义小说”、“世情小说”要来得有的放矢。附带提及的是，我认为，中国文学中的“暴露”主题颇成气候，《金瓶梅》是一个标志，后来的“谴责小说”达到一个新高度。我一直想写一部《中国暴露文学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也没能付诸实施。后来我还尝试运用“人学”观点来分析这部“人情小说”，又用女性批评、主体意识觉醒等视角来分析小说中的一些女性形象，在海内外也得到了一些知音。

李：您对《金瓶梅》的研究不断地切换镜头，使得您的研究既没有人云亦云地重复别人，也没有颠来倒去地重复自己。据我所知，您在《金瓶梅》的研究成果形式上也是不拘一格的。尽管我已经拜读了许多您的研究著作，但是还是感到掌握得不够全面，您可不可以给我作一粗略的介绍？

黄：当然可以。当我在涉足“金学”园地的时候，实际上很多观点和做法都并不是预定好了的，而往往是根据研究的进程和需要，相机而动，随缘而成。就写作态度来说，有的是因自己偶然的发现而一气呵成，有的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有的论文一天就写定，有的论文几年才完成。这样，就使我的成果五花八门。其中，《金瓶梅资料汇编》是我在全面收集有关小说理论资料时的“副产品”；与此同时，我还和王国安先生合作编译了《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出过自己的论文集《金瓶梅考论》；写过通俗读物，也就是现在《黄霖说〈金瓶梅〉》的前身《金瓶梅漫话》；为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李渔全集》而校点过崇祯本《金瓶梅》；为香港梅节先生出版的梦梅馆《金瓶梅词话重校本》做过注释；还主编了《金瓶梅大辞典》。所以说，论、校、注、辑、译，以及编辞典，各种味道都尝过。其中三本书得了不同性质的奖。在《金瓶梅》研究著作之外，我还得过几种国家及省部级的奖，但我特别看重的还是《金瓶梅漫话》得的奖，因为它是第一次由全国读者投票产生的“金钥匙奖”，是老百姓的奖。

李：有这么多适应不同读者需要的系列成果问世，说您是“金学名家”，的确名副其实。下面，我想冒昧问一个稍微“尖刻”一点的问题。我注意到，您在《黄霖说〈金瓶梅〉》的自我介绍中，非常风趣地说：“尽管姓黄，却未曾戴着黄色眼镜来读《金瓶梅》。”在有的人看来，《金瓶梅》是一部“黄”书，而您却始终把它当做一本“金”书来珍视，并投入大量精力当做一门正经的学问来研读。那么，能不能说您是靠研究这么一部“黄”书而在学术界走“红”的？

黄：你也来跟我搞开色彩文字游戏了。凭实说来，《金瓶梅》的研究在我的学术历程中的确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我常说，研究《金瓶梅》是我业余的业余。我的本行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因搞批评史而搞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因搞小说理论批评而搞古代小说；因搞古代小说而搞《金瓶梅》。我从第一天为《金瓶梅》说话起，就从来没有着意于“猎艳”，意不在宣-yin-，也不想媚俗，也就是说从未戴着黄色眼镜来看这部奇书。记得有一次我在日本东京大学访学时，北京大学的一位朋友给在场的日本学生介绍时，戏说我“搞最正经的学问，又搞最不正经的学问”。后一句话就是因我研究《金瓶梅》开玩笑吧。时至今日，不是仍然有些人将《金瓶梅》研究视为“黄学”吗？我时常想：长期被人们看做“不正经”的《金瓶梅》何时能在人们心目中真正名副其实地姓起“金”来？虽然我姓“黄”，但我不希望我对《金瓶梅》的研究是双“黄”碰撞，而真心希望这是一场“黄金搭档”，只有这样，搞出的成果才有可能是“金玉良言”。说到我在学术界，谈不上什么“走红”，没有什么大的成绩。假如有一点的话，恐怕也不主要在《金瓶梅》研究方面。我也从来没有想靠《金瓶梅》来“走红”。我只想认认真真、堂堂正正地搞我自己想搞的学问，不管是“金学”还是其他。

李：您刚才谈的问题涉及我想问的另一个问题：《金瓶梅》一书由于充斥着大量赤luoluo的性描写，因而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许多争议，那么，作为一般读者，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这部作品呢？

黄：《金瓶梅》之所以成为一部名气很大的禁书，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对男女性行为有赤luo而放肆的大量描写。今天，人们要出版、阅读、研究它时，谁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读《金瓶梅》自然要正确对待里面的性描写，小说中有一部分性描写是为了迎-合当时市民趣味所加的调料，无关宏旨，庸俗下流，但绝大部分性描写是小说艺术表现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对开展情节、刻画人物、深化暴露现实的主题大有关系，因而这些“秽笔”不宜简单地剥离掉。但这对于一般青少年来说，还是不适宜的，所以，对不同的读者当不同对待。对成年的读者来说，阅读时也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记着“东吴弄珠客”序言中的一句话：“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更何况，《金瓶梅》是一个多彩的世界，除了情色一端，还有其他更多值得思考的丰富内容。

李：黄老师，我想插一句，您是不是想说，我们研究《金瓶梅》，应当更多地关注其独特的历史学、社会学或经济学价值？

黄：不错，《金瓶梅》完整地保存了明末政治、经济、文化的本来面貌。西门庆通过不法手段在短时期内聚敛巨大财富的过程，也是当时黑暗现实的真实写照，在反映封建社会黑暗腐朽的广度和深度上，中国文学史上鲜有作品能和它相比。以这部名著为标志，中国小说脱离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鬼怪神明的范围，让我们警醒和思索更为逼真的现实。还在《金瓶梅》流行之初，人们就从这部“秽书”中嗅出了它的政治讽喻性。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推荐人们读这部书，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我当年提出《金瓶梅》思想主旨是“暴露”，也是与此精神相通的。

李：《金瓶梅》最亮丽的一道风景是“妻妾成群”，她们在家庭中，吵吵闹闹，明争暗斗，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的女性显出了各自的个性。您能否简单评析一下这些女性，并谈谈《金瓶梅》的“女性观”？

黄：在我看来，这些女性的命运基本上都是悲剧。清代有位叫张潮的评论家曾说过：“《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说《金瓶梅》是一部“哀书”，“哀”在何处？主要就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包括一群生活在夫权社会里的女性的命运都是悲剧。小说中的潘金莲认识到了自我的价值，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但正是因为她未能把握好所萌发的主体意识而导致了悲剧；而李瓶儿、春梅缺乏自主意识，不是被封建道德所压垮，就是被自然本能所吞噬。相对而言，孟玉楼算是一个较好地处理了天理与人欲矛盾的“真正美人”，当然，她最后得到美好的结局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天理与人欲、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三大矛盾，过分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必会违背天理与社会道德，导致人的悲剧命运；社会过分压制人性也必会引起反抗与斗争。作者的女性观充满着矛盾，一面用“存天理”来批判这些女性的“恶”，一面又流露了“从人欲”的思想，不同程度地同情她们各自的遭遇。

李：现在，我想留出点时间来，专门跟您谈谈最新出版的《黄霖说〈金瓶梅〉》一书。根据我的推断，您这本书之所以畅销，并深得网友厚爱，其效应首先应当来自书名显示的信息，除了题“黄霖”来借您的名气造势、标“《金瓶梅》”以传统“奇书”吸引人外，“说”字表明的运笔之道也至关重要。那么，您究竟是怎样“说”的呢？

黄：题目是出版社安排的。我想“说”得让更多的人理解《金瓶梅》，也让更多的人理解我对《金瓶梅》的看法。信息尽量多一些，文章尽量短一点，努力说得明白、生动、有趣些，有时还发一些感慨，下一点断语，如此而已。为了这，还略去了一些原来《金瓶梅漫话》中有的关于作者、版本等纯学术的内容，我还有点不舍得呢。

李：最后一个问题，时至今日，在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努力下，“金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您对《金瓶梅》研究的现状及《金瓶梅》研究的当代意义有何看法？

黄：“文革”结束以来，“金学”研究一直比较热，成绩可观，这是当前社会科学繁荣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标志。但是，高质量的成果还较少，有的研究者不肯下工夫，只是拼凑人家的成果；也有的好钻牛角尖，提出一些怪异的论点，试图出奇制胜，追求轰动效应，以此来迎-合一部分人的猎奇心理，这都是不足取的。

关于《金瓶梅》研究的当代意义，记得早在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先生就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说过：“《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郑振铎先生所得出的结论，今天看来也不能说完全过时，人们还不时看到西门庆式的--奸-商、贪官、恶霸，看到权钱交易、钱色交易等丑恶现象。我们阅读与研究《金瓶梅》，就可以让人们历史地、全面地认识封建社会以及当今社会中的一些丑恶现象，可以让人作为一个人，去认真思考在人欲与天理、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中，该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跳出“四贪”的圈子，去关爱自己的生命，去努力建设新型的和谐的家庭、和谐的社会。另外，在艺术表现上，《金瓶梅》也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2月23日

二、主要著作

1.《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合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上册1982年10月，下册1985年5月；合订本1990年8月；修订本2000年9月。

本书最初与韩同文先生合作完成于1985年，其选目、定稿及绝大部分注释、说明均由我承担。1990年、2000年再由我增删修订后重版。

本书选录了从汉代到近代有关小说理论批评的序跋、评点、笔记、专论二百余篇，每篇加以注释和说明。所选各篇都能提出一种主张或说明一种观点，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具有一定价值或某种代表性。对于一些政治态度与世界观比较复杂甚至反动的作者的评述，凡属应该引起注意的，也一概入选，不因人废言；对于一些附于基本倾向不良的小说前后的序跋，也将书与论区别对待，不以书弃论。因而此书为中国小说理论和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套比较系统、丰富、完整的资料。同时，通过“说明”，勾勒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发展的进程，是一部资料与史论相结合的专著。此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香港《大公报》、《文学评论》、《书林》等纷纷作了报导和评价。如时任海南大学文学院长、《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的作者周伟民教授认为此书使“中国历代小说理论批评材料第一次得到全面的发掘和整理”，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浩大的资料工程至此基本完成”。时任江苏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陈辽先生盛赞此书“集代表性、独创性、科学性篇目于一书”，充分显示了“选家眼力，注家功夫，史家胆识”。此书实际上已成治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史和小说史的必读书，曾获198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

2.《古小说论概观》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纵观篇”，分十一章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进程，评介了历代有代表性的小说理论家的主要观点。它的基础是我于1985年前完成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小说批评文字。由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是高校文科教材，先后获得198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1988年国家教委高校文科优秀教材一等奖。这套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重视戏曲小说理论，填补了空白”，其中小说批评部分即由我一人执笔撰写。《古小说论概观》的“纵观篇”，即就其古代部分（近代部分略）重新加工、调整、梳理而成。下编“横观篇”则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涉及的诸如“小说的价值观”、“真实与虚幻”、“绘形与传神”，以及细节、语言、情节、结构等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此书虽然为了适应出版社的需要而写得较为简略，但正如周伟民教授在《最近十年来明清小说理论研究大势》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全书不足十万字，却是材料扎实，论断精当，风格平实的优秀论著。”香港《大公报》也载文评价此书“虽小而容量大”，“史论结合相间”，“评价公允、平稳”，“是在全面探索、整理古代小说理论基础上的一次小结”。

3.《金瓶梅考论》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

本书是我1989年前的有关《金瓶梅》研究的论文集。内容涉及《金瓶梅》总论、思想和艺术、人物论、成书过程、作者探索、版本流变等。我的有关《金瓶梅》的一些基本观点几乎都可见于此。章培恒先生为本书作序时说：“黄霖同志在这领域中堪称自成一家，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体系。他的有些看法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金瓶梅词话》的研究者来说，这部书显然具有重要价值。”中国《金瓶梅》学会会长刘辉先生也称赞此书：“从不依傍，独具慧眼，勇于探索，自成一家，内容丰富，体系完整。”　著名金学家陈诏先生也称此书是“代表当代中国金学研究水平的力作”。此书获第五届北方十五省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4.《金瓶梅大辞典》 巴蜀书社，1991年10月。　

此书由我主编，并撰写了部分条目。全书分内外两编。内编全以《金瓶梅》书内内容列目，外编则以书外的有关问题列目。内编分十四类，外编分四类，共十八类。内编采撷的内容以词话本为主，辅以崇祯本，介绍了人物形象、情节故事之外，尚有词语典故、名句俗谚、诗词韵文、地理经济、官制职司、戏曲艺术、风俗游艺、宗教迷信、建筑园林、器用陈设、服饰饮食、生物医药等。外编分素材渊源、版本流传、续编改编、研究概况等四类，每类下再细分各目，如“研究概况”下分学者专家、专著专集、重要论文、主要观点、资料杂著、会议出版。应该说，这是当时收罗最为完备的一部有关《金瓶梅》的辞书，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台湾著名金学家魏子云先生即称之为“自有《金瓶梅》以来，最完美的史编”，“嘉惠学界，其功伟焉”。香港《大公报》也以“奇书解疑，切中肯綮”为题，给予高度评价。此书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

5.《近代文学批评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2月初版，2007年二版。

本书是“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项目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中的最后一卷。

本书第一章《绪论》，系总论中国文学批评近代化的社会基础、历史进程和基本特征，认为“一部近代史就是放眼世界，奋力变革的历史”，其文学批评的近代化大致以维新变法前后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其变革的内容概括为“三纲”、“五要”、“两观”共十点，最后分析了这场变革的民族特点和历史意义。其后九章，除最后以“王国维”单独立章外，其余分别为“传统诗文批评”、“词论”、“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及洪仁玕”、“梁启超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文学革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诗文理论”、“小说论”、“戏剧论”、“中国文学史学”。这样分章，既考虑到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及其发展线索，又照顾到反映整个文学批评新旧变化的大势。章下各节，一般以文学批评家列目，分别论述其主要观点和历史地位等。在论述过程中，努力从客观材料出发，广泛联系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实际，将历史轨迹的探索，同理论的概括与微观的剖析结合起来，以涵盖全面、观点平允、材料信实、表达清晰为目标，力求使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本书出版后得到多家报刊的积极评价，肯定其论述“精到系统”，“足具学术水准之高度”，认为其显著特点为视野开阔，宏观鸟瞰，“发掘出许多弥足珍贵的罕见史料，展示出近代文论的丰富多彩和灿烂成就”。朱文华教授在《文学评论》上撰文评价这部著作，“已经在知识形态上首次完整地构筑了‘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体系，从而标志着本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成熟”。本书获1995年国家教委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作为《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之一，1996年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论著特等奖，1997年获国家图书一等奖，1998年获上海市第四届文学艺术奖，1998年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6.《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三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分别于1999年3月、2000年2月、2000年5月出版。

本书为“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由王运熙先生与我主编。我撰写了《原人论》部分章节。

本书由《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等三卷构成。第一卷《原人论》，以“人”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本源，从“心化”、“生命化”、“实用化”三个层面来阐发人的本源意义及其在古代文论体系中的展现，把中国古代文论中迥异于他国而内在一贯的民族特征凸现了出来，力求构建一套具有民族精神的文论体系。它提出了“原人”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极富创意，已受学界的普遍关注，被认为是近年来研究古代文论最具原创意义的成果之一。第二卷《范畴论》，超越了过去仅仅注重于范畴释义的研究模式，从理论高度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范畴，注意联系传统哲学、创作风尚、文学体裁等因素考察文论范畴的特质，将文学范畴的研究作为打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全面地考察了它们的构成范式、主要特征、基本类型、逻辑体系及其与创作风尚、文学体制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多具原创意义。第三卷《方法论》，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的力作。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总体特征以及批评视界、类型、体制等也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历史演进、与西方文论的相异之处等，畅抒己见，新意迭出。这三卷，既各自独立，各有个性，又相互配合，相互呼应，共同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

本书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以下几点创新与特点：第一，注意用中国化的语言来构建中国化的文学理论体系。第二，逻辑的梳理与历史的描述相结合。第三，尽可能地贴近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作具体的阐述。第四，以当代的学术眼光来观照古代的文论体系，大大增加了论说的理论力度。总之，在世纪之交，我们这套《体系》，从过去纵向的描述转向了横向的梳理，并力求超越前人着眼于一些个别范畴和局部问题的分析，超越“以西释中”的定势，凸现传统文论的特殊品格，其论述的命题、建构的框架、阐述的思路完全是新颖的，这在事实上将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本书出齐后，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认为“这套书是对前阶段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讨论的最好的回答，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存在和体系性研究的可行性，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一种很大的推动”，“这套古代文论体系著作是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可喜成果，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由‘史’向‘论’的转折”（以上见《文学报》2000年7月6日第3版）。“分卷作者在探索各自的理论体系时，也都尽量用民族性的话语，所以不惟体系本身不可替代，而且语境独特，显示了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湛深的研究水平和超拔的领悟能力。”（《当代学术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见复旦出版社2002年8月版《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体系》在学科论域的展拓上开榛辟莽，导夫先路；在理论建构上博观通识，亦包亦扫；在历史面貌的本真还原上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可谓是当代古文论研究中令人瞩目的一件标志性事件。《体系》其宏观视野中的理论原创精神以及耻于轻信、笃于深求的博约功夫是值得肯定与学习的。但更让笔者感兴趣的是《体系》中潜在的现象通观、原典新释、深度直觉、创造激活的学术理念对当代古文论体系的研究与探索的开示意义。”（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1期）

本书获2002年上海市哲学社会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7.《文心雕龙汇评》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6月。

明清两代，评点《文心雕龙》成一时风尚，其中也不乏名家之作，然时至今日，不少已成孤本秘籍。杨明照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所附资料繁富而未及评点；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注》虽附批语而仅辑四家（杨慎、曹学佺、黄叔琳与纪昀）。考虑到《文心雕龙》的批语不论是对研究《文心雕龙》本身，还是对研究评点史与文学批评史学都很有用处，故将多年来收罗所得的十余家批语汇成一帙，以供《文心雕龙》的研究者和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的爱好者参考。本书获2006年华东地区优秀古籍奖。

8.《红楼梦·百年复旦庆典版》（校理） 齐鲁书社，2005年6月。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其脂砚斋评点也为学界所重。这些评点不仅为研究《红楼梦》及曹雪芹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而且本身也具有相当高的文学理论批评价值。但目前所见十余种脂评本的文字，或同或异，或详或略，情况极为复杂。以往排印的各类《红楼梦》，或只印正文而删弃脂评，或仅辑脂评而未录全文。至于一些影印本，虽然有文有评，但各本均有缺漏，无一全本，又互有出入，错讹亦多。总而言之，两百余年来，实无一种可供一般阅读的脂评全本。为此，我于1994年第一次整理了一本完整、统一的评文结合的《红楼梦》，即《脂砚斋评批红楼梦》，由齐鲁书社出版。本书即在这基础上进一步校订，并用繁体、直排、线装、函套出版，作为复旦大学百年校庆的礼品书。

本书正文，前八十回基本将乾隆“庚辰（1760）秋月定本”（简称“庚辰本”）作为底本。其中《凡例》及第一回采用“脂砚斋甲戌（1754）抄阅再评”本（简称“甲戌本”），第十七、十八回分回和第六十四、六十七回及第六十八回有关缺文，均据民国元年（1912）上海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戚蓼生序本分开和补配。后四十回，各脂评本均阙，今据乾隆辛亥（1791）萃文书屋活字本（简称“程甲本”）配齐。

底本文字可通者，一般均不作校改。凡有明显衍夺讹舛者，则据其他脂本、程本及一些早期刻本作校改。底本中的假借字（别字）以及某些用字不统一处，除个别可致歧义者外，亦尽量保持原貌。

有些正文因关系到某本脂评而必须有较大改动、增补者，在评语后的括号中略加说明。

本书整理脂评的主要工作是：①将各脂本互不重复的各条独立评语汇集、配齐，使其完整化；②将各脂本文字相同或基本相同而类型不同、位置不同的评语加以校定，以一种类型，系于一处，使其统一化；③系录各本脂评的原则也是以庚辰本为主。庚辰本所缺评语，以各本出现先后为次序来加以选择、过录。凡先出脂评有个别文字不通有误者，参考他本加以校改；若先后各本文字出入较大者，或并录，或以内容较全者为准，视具体情况而定。

校定后的脂评类型分六种：置于每回正文前的“回前总评”，系于每回结束后的“回末总评”，每行正文右旁的“旁批”，以双行小字夹于每行正文中间的“夹批”，写于书眉上的“眉批”和个别批于韵文、图像旁等特殊位置上的“特批”。

考虑到排版困难等因素，今将整理后的脂评作如下处理：回前总评、回末总评均用仿体字排于每回正文前后；其余夹批、旁批、眉批、特批，均以双行小字夹于正文之中。

为区别每条评语的版本依据，今将为数最多的庚辰本的各类评语不再另作标记，即其“回前总评”、“回末总评”和“夹批”直接排印于适当位置，其余即于评语前径标“旁批”、“眉批”、“特批”等字样。其他各本批语前均加一字以示区别，如甲戌本眉批作“甲眉”，蒙府本旁批作“蒙旁”，它们的回前、回末总评及夹批前则用一黑体字标出。各本的简称分别是：甲戌本作“甲”，己卯本作“己”，蒙府本作“蒙”，戚序本作“戚”，列藏本作“列”，甲辰本作“辰”，靖藏本作“靖”，梦稿本作“稿”。

本书将正文、回目、评语中的误讹字句尽可能作了校正。校改一般均有版本依据，或参考了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而定。个别字句误讹过甚，难以作校，只能保持原样，以待高明。原字漫漶难识或缺失难补者，以□表示。为简便起见，校改之处一律不出校记。

9.《黄霖说〈金瓶梅〉》 中华书局，2005年9月。

这是一部以赏析性、知识性为主的通俗、轻松的读物。内容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众生百态”，论析了16个人物；第二部分“镜里春秋”，分12题探析了《金瓶梅》所描写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匠心独运”，也分12题分析了《金瓶梅》的艺术表现。旨在引导读者正确地阅读，认识到《金瓶梅》名副其实地姓“金”，而不是姓“黄”。

10.《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 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1月。

本书是“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由我主编，并撰写了《总前言》与《小说论》的部分章节。

本书共分七卷：总论卷、诗学卷、词学卷、散文卷、小说卷、戏曲卷、文论卷。总论卷以全局观照的角度，对中国各体文学研究作史论结合的整体把握，并力求凸现每一研究时段的特点、成因及其与整个研究史的联系。其他各卷分别对诗、词、文（含赋）、小说、戏曲、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研究状况，作出系统论述。

中国文学的研究，本身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学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不仅仅是一个一百年流程的时间概念，而且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本时期内中国文学的研究，不论在研究的观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意义。它承上启下，对传统而言是一种新变，对后来而言是一种过渡。在20世纪之初，文学研究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之时，古代文学的研究虽然并没有被当做“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与文学领域中其他方向的研究相比，显然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更何况古代文学的确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精神营养，故仍然受到人们的看重。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还算得上是一种显学。但到了20世纪末，政治似乎已与文学研究脱钩，市场经济却有力地左右着上层建筑，实用主义思想泛滥，重物质，尚功利，人文学科本身就逐渐受到冷落。而在人文科学中，主流社会特别关注的又是当代生成的文化，对古代文学越来越冷漠，以致连中文系的大学生也越来越趋今远古，古代文学的研究开始尝到了被挤向边缘的苦涩。古代文学研究的路究竟该怎样走下去？现实需要我们作出回答。而反思历史，从走过的路中总结其成败得失，也可以为以后提供借鉴。

所谓“文学研究史”与“文学批评史”有联系而并不相同。所谓“研究”，本指花工夫去推求、穷尽事理的意思。因此，文学研究从方法来讲，当包括考订、训诂、批评、欣赏等诸多方面；从目的而言，有探索思想的真谛、艺术的奥秘，乃至字句的原义、故事的来源、作者的面目、版本的真伪等不同的追求。因而所谓“文学研究史”就不仅仅关心研究者的文学性批评与理论上的概括，而且也关注文献学方面的成果和实证性研究。它比文学批评史当有更广泛的内容和更高度的概括，以探讨和总结各种形式和不同目的的“研究”实绩、经验教训和演变轨迹。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把在20世纪中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术成果加以通盘的梳理，并联系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学术思潮、文学思想的起伏变迁来评价其成败得失，描述其演变大势，有时还提出若干个问题，以有利于读者的思考。

在具体编写方面，我们考虑到一百年的时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其间文学研究的成果也是汗牛充栋，时间涉及上古至清末，文体则关系到诗词文曲稗等各类，可以按时代为序一一写来，也可以按文体为别分而论列。我们则以文体为纲，分成七卷：诗学卷、词学卷、散文卷、小说卷、戏曲卷、文论卷，再加一本总论卷，共成七册。每一卷，以时为序，虚实并观，不作划一的分期。但就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总体而言，约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兼收并蓄，中西融合，研究路数多元化的时期。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这时期，学术研究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并逐步庸俗化、教条化、专制化，直到将学术完全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第三个阶段是“文革”之后，拨乱反正，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全方位地参照和吸取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合理内核，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态势。在这里，必须充分地看到不同文体研究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进展有快有慢，成果有多有少，涉及的范围有广有狭，探索的问题有深有浅；而我们的研究主体也并不出于一人，执笔诸君，才性不一，各扬其长而力避其短，以充分展示其学术个性，故全书不想用一种统一不变的模式来加以框定。总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博观在先，征实为基，有发展的观点，有问题的意识；既重史料，也重史论；既有选择地解剖作家作品的研究，更致力于梳理研究大势的轨迹；不作资料长编，以期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研究史。

与纂史的体例相比，重要的还是要有正确的史观和良好的心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还是我们运用的基本的观点与方法，也不排斥借鉴其他科学的理论武器。当立足于百年学术兴替流变的基本事实之上，进行具体细致的条分缕析、梳理爬抉时，我们将尽力避免任何情绪化的浮躁和局限于一隅的褊狭，这样才能认清这一段自己也居于其间的历史，对它作出深刻的认识和恰当的定位，总结出百年学术史的经验教训，为新世纪的学术研究填石铺路。

在总结百年学术史的经验教训时，我们认为，正确处理以下九个问题，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值得思考。（1）研究的价值取向，是追求个人的自适还是出于社会的需要？（2）所取研究的基本理路，是承续传统，还是面向开放？（3）有关研究课题的选择，是关注“热点”，还是钻研“冷门”？（4）研究遵循的理论指导，是“阶级论”，还是“人性论”？（5）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重实证，还是主阐释？（6）对于研究对象的界定，以杂文学观进行，还是以纯文学观进行？（7）研究文本的主要视点，是文学性，还是社会性？（8）研究者的视阈覆盖，是主“专攻”，还是重“通识”？（9）研究者立场的追求，是“变”，还是“不变”？这些不同层面的问题似乎是“二元对立”。它们在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不时会碰到。不能正确地对待这些问题显然就不能写好一部文学研究史。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辩证法。这些看来对立的观点，既然在历史上曾经存在，且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贡献，也各有一定的市场，显然就都有它们的合理性，不能简单地肯定一方、否定一方。看来，它们是“对立”的，但同时又是互补的。文学的研究少不了另一方。古代刘勰在研究文学时，就遵循过“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原则。所谓“惟务折衷”，就是不搞“二元对立”。现在我们讲辩证法，就更应该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坚持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观点，要东风，也要西风，要八面受风，一只眼睛看着“变”，另一只眼睛又看着“通”，将20世纪研究古代文学的形形色色的观点与方法，就以“通变”两字一以贯之，再衡之以是否有补于世，有益于民，有利于学，去作出实是求是的分析与评价。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是，使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在检验历史的过程中本身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精品，既有创新性，又有科学性。为此，努力做到了以下几点：

（1）最大的涵盖性。我们的研究视阈将覆盖本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全局，既照顾到各文体的创作实践，也关注到理论研究；既注意思潮的变迁，也重视个人的成果；既有相对突出的重点，也有面的辐射，给人以一个“全”的感觉。只要一编在手，就能使人大致了解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2）明显的创新性。“文学研究史”是一门在传统的“文学批评史”基础上有所拓展的新兴学科。我们在申报这一课题时，学界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的全面探讨还是空白。到完成时，尽管已有同类的作品问世，但像我们这样分文体作专史，并进行详细探讨的还是初创，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具有创新意义。

（3）强烈的总结性。本课题是以高屋建瓴的姿态，对整个20世纪的文学研究作出史论结合的描述和评判，分析其成败得失，以作为历史的借鉴。

（4）鲜明的时代性。我们研究的立足点还是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去反观，去分析，去批评，因而渗透着现代的意识；同时我们将研究的触角涉及当代，对最新的成果迅速作出反应，从而使研究的成果具有当代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5）高度的科学性。我们的研究定位在客观公正的基点上，以保持研究成果的相对稳定性；同时也不排斥建立在当代知识论和价值判断基础上的真知灼见，以追求研究的未来价值及其学术品位的真正实现。

当然，由于我们这套书是文成众手，在统一目标的前提下，又充分尊重各人的学术个性，因而并不强求体例的一致。分体论史，有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一些大家，难免又被分而论之，难窥全貌，也有的地方会重复提及，叠床架屋。同时，作为一部全史，涉及的问题实在太多，无法做到网罗无遗，特别是有关境外的一些研究成果，由于受到各方条件的限制，并未能全面地予以顾及，只能待之以后作专题研究。至于有时选择不精，有的评价不当，都在所难免，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些都不是我们心存成见，有意所为，而是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以及时间、篇幅等各方面的限制所造成的，以后将作专题研究，以便进一步地细化、深化。

三、主要论文

1.《诗话杂谈》，《书林》，1979（1）。

2.《〈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复旦学报》，1979（4）。

3.《简论〈文概〉》（合作），《新闻战线》，1979（5）。

4.《一种值得注目的〈水浒〉古本》，《复旦学报》，1980（4）。

5.《明清小说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合作），《学术月刊》，1980（11）。

6.《谈金圣叹〈沉吟楼诗选〉》，《复旦学报增刊》，1980。

7.《清末革命小说家琐谈》，《复旦学报》，1981（5）。

8.《〈水浒全传〉李贽评也属伪托》，《江汉论坛》，1982（1）。

9.《〈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水浒争鸣》第一辑，1982。

10.《宋末元初人施耐庵及“施耐庵的本”》，《复旦学报》，1982（4）。

11.《姚莹与桐城派》，《江淮论坛》，1982（5）。

12.《〈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成都大学学报》，1983（1）。

13.《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14.《〈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复旦学报》，1983（3）。

15.《略谈明代的小说理论》，《语文学习》，1984（11）。

16.《〈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论》，《江汉论坛》，1984（6）。

17.《〈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复旦学报》，1984（4）。

18.《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学术月刊》，1985（1）。

19.《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刍议》，《社会科学研究》，1985（1）。

20.《金圣叹“庠姓张”辨》，《江海学刊》，1985（1）。

21.《曾朴》，《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六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22.《〈三国〉与古代历史小说论》，《〈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23.《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24.《试论晚清革命派的小说观》，赵景深主编《中国古典小说戏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5.《论“姚门四杰”》，《江淮论坛》，1985（2）。

26.《〈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复旦学报》，1985（4）。

27.《吴趼人小说论》，《明清小说研究》第三辑，1986。

28.《李毛两本诸葛亮形象比较论》，《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1986。

29.《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0.《〈开卷一笑〉与〈金瓶梅〉作者》，《复旦学报》，1987（4）。

31.《金圣叹》（合作），《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书社，1987。

32.《〈金瓶梅〉流变零拾》，《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二辑，1987（11）。

33.《关于上海图书馆藏两种〈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第二号，1988年10月。

34.《金瓶梅续书三种前言》，《金瓶梅续书三种》卷首，齐鲁书社，1988。

35.《〈儒林外史〉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儒林外史学刊》第一辑，1988。

36.《略论林昌彝的文学思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十四辑，1988。

37.《天下才子必读书序》，《河北师院学报》，1989（4）。

38.《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及洪仁玕的文学思想》，《复旦学报》，1989（5）。

39.《王国维曲论与梁廷楠曲话》，《学术月刊》，1990（5）。

40.《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金瓶梅研究》第一辑，1990。

41.《略论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学报》，1990（4）。

42.《关于〈花营锦阵〉之笑笑生》，《海峡两岸明清小说论文集》，1991。

43.《近代文论史上的桐城派》，《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一辑，1991。

44.《近代宋诗派的“不俗论”》，《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现代思考》，1991。

45.《再论笑笑生是屠隆》，《复旦学报》，1992（2）。

46.《再谈“刘金吾”与屠隆及冯梦龙》，《文学遗产》，1993（2）。

47.《试论〈一片情〉》，《社会科学战线》，19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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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说〈二十世纪大舞台〉》，台北《复兴剧艺学刊》第十一期，1995。

50.《〈杜骗新书〉与晚明世风》，《文学遗产》，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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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清末戏剧改良运动》，台北《复兴剧艺学刊》第十二期，1995。

53.《我国古代文论中的“动心论”》，《中西学术》第一辑，1995。

54.《意象系统论》，《学术月刊》，1995（7）。

55.《关于〈三国〉钟惺与李渔评本两题》，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第1号，1995。

56.《文学创作心境论——虚静与怨愤》（上），《长沙水电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6（1）；《文学创作心境论——虚静与怨愤》（下），《长沙水电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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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关于明清〈三国〉的评点》，第一版“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新刊”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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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三国〉版本两题》，《19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开明出版社，1996。

61.《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2）。

62.《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民族性与现代转换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三人谈》（合作），《文学遗产》，1998（3）。

63.《略谈丁耀亢的戏曲观》，《丁耀亢研究》，中州古籍书社，1998。

64.《人间词话导读》（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65.《关于古小说〈香螺卮〉》，《明清小说研究》，1999（3）。

66.《盐谷温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合作），《复旦学报》，1999（6）。

67.《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几个问题》，《韩国中国小说学会创立1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发表会论文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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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二十世纪起步的是与非——以梁启超的“文界革命”为中心》，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十卷第三期，2000。

71.《还〈沧浪诗话〉以本来面目——〈沧浪诗话〉据“玉屑本”校订献疑》（合作），《文学遗产》，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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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三国〉版本研究的硕果——读中川谕的《〈三国志演义〉版本的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01（2）。

74.《为文学全球化而作贡献》，《古典文学知识》，2002（1）。

75.《从消解走向重构——世纪之初古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02（1）。

76.《论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厢记〉》,《复旦学报》，2002（2）。

77.《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学与风陵文库》，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研究》第二十七期，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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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晚明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动及其悲剧命运——以〈金瓶梅〉为中心》，王瑷玲主编《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主体意识与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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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晚明文学大众化的当代思考》，《解放日报》，2007.4.22。

107.《汤显祖〈四书〉评语一百五十则》，《中国文学研究》第八辑。

108.《徐奋鹏的“超世”文论与现代的“纯文学”论》，张高评主编《金元明文学之整合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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