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金瓶梅》研究小史
同学们，我前面讲的《金瓶梅》课，是从“外学”讲到了“内学”，即从成书、作者及版本等问题，讲到文本；讲文本，从小说的社会内容、文化内涵，讲到人物形象、艺术成就等。现在我又要从“内学”讲到“外学”，讲历来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研究。对于《金瓶梅》的认识史、研究史的了解，不是可有可无的，这对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金瓶梅》，欣赏《金瓶梅》，借鉴《金瓶梅》与批判《金瓶梅》，都是很有必要的。
下面，我想依时间程序分两大部分来讲，第一部分讲明清时期的，第二部分讲20世纪的。
一、明清人心目中的《金瓶梅》
《金瓶梅》于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左右开始在社会上露面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当时一批活跃于文坛的文人学士纷纷通过书信、笔记、序跋等传统的形式对它进行了批评，崇祯年间出现的改写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俗称“崇祯本”）专门加上了评点，后来，清代康熙年间的张道深（号竹坡）及清末光绪年间的文龙都进一步作了批点。这三家的批点，应该是明清时代《金瓶梅》研究的代表作。
（一）晚明书信、笔记、序跋中的不同观点
在晚明人有关《金瓶梅》的一些杂论中，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的各种说法。三百年来，围绕着这个问题众说纷纭，也就从此开始。
1.作者问题的说法
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初读《金瓶梅》时，就在给董思白的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金瓶梅》从何得来？”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看到借书给他的董思白的回答，但袁宏道的弟弟中道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写的《游居杮录》中言及当年在他兄长处读到《金瓶梅》及“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时的情况说：“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yin-荡风月之事，以门庆影其主人，以馀影其诸姬。”这就是说，《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位西门庆家的“绍兴老儒”。差不多在同时期，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谢肇淛的《金瓶梅跋》、“廿公”的《金瓶梅跋》、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都谈及了《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这在前面讲作者问题时已说过。由于这些说法都是得之传闻，未列确证，所以不但难以坐实，反而更使后人疑窦丛生。到清代，又冒出了作者“王世贞说”（见佚名《〈玉娇梨〉缘起》、宋起凤《稗说》和谢颐《第一奇书金瓶梅序》等）、“王世贞门客说”（佚名《〈玉娇梨〉缘起》和谢颐《第一奇书金瓶梅序》）、“卢楠说”（《金瓶梅》满文本序）、“赵南星说”（宫伟《续廷闻州世说》）、“薛应旗说”（宫伟《续廷闻州世说》）、“李渔说”（在兹堂本《第一奇书》题署）等。在这些众多的说法中，除了个别的（如“李渔说”）是书商为了招徕生意而故布迷阵之外，多数论者所持的态度是比较严肃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提供线索，以有利于这个千古之谜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事实上，这些说法启发了后来者对《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究，推动了《金瓶梅》研究工作的展开。
在明代，除了对于作者问题的探究比较引人注目之外，对于作品本身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
2.对于世情小说艺术特点的认识
最早评论《金瓶梅》的当为署名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这篇序的第一句话就指出了这部小说的基本特点：“寄意于时俗”。这就是说，《金瓶梅》是一部通过描写“时俗”来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书。所谓“时俗”，就是指当时的平常世俗社会中的一切，作者就是“罄平日所蕴”而写成的。有关这一点在谢肇淛的《金瓶梅跋》中说得更为详尽：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yin-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马会）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骇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这里说这部书也写了“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但众所周知，小说实际上主要写的是“闺闼”、“市里”间的日常生活。官场、朝廷中的种种，也是在与下层生活的联系中来加以描写的，或者说也是被市民化了的。这部小说的特点首先就在于把这个世俗社会写得“穷极境象，骇意快心”。与此同时，能把一批“妍媸老少”的俗人形象写得个性鲜明，“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与写俗事、俗人相呼应，世情小说的另一特点是“语涉俚俗”，多用“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洞洞然易晓”（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总之，从《金瓶梅》一问世，批评家们就认识了世情小说事俗、人俗、语俗的主要艺术特点，并对《金瓶梅》在这一方面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3.《金瓶梅》是“劝惩”还是“诲-yin-”
《金瓶梅》作为一部世情小说，人类的性活动也被它当做一般的日常生活来加以描写。这些笔墨，从总体上看是刻画人物形象、暴露社会黑暗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与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审美情趣是违背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批评界的热烈争论。从传统的道德观念与审美情趣来看，它无疑是一部“秽书”。袁中道在《游居杮录》中说：“《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yin-。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他追忆董其昌曾对他说过：此书“决当焚之”。尽管董其昌本人是一个“老而渔色，招致方士，专讲房术”（《骨董琐记》卷四《董思白为人》条）的人，但他认为在小说中有赤luo的性描写还是有伤风化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当有人劝他刊刻《金瓶梅》时，他说：“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这种观点大致代表了封建文人的普遍看法。
与此相反的是，一些有胆识的批评家则高度评价了《金瓶梅》的艺术价值，认为其“写-yin-”主要也在于“劝惩”，而不在于“诲-yin-”。公安派领袖袁宗道最初读到此书时就给予了热烈的肯定：“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锦帆集·董思白》）《七发》是一篇旨在讽喻、劝诫的名文，袁宗道将《金瓶梅》置于《七发》之上，足见他对于《金瓶梅》的劝惩作用的高度重视。后来，他在《觞政》中还将《金瓶梅》与历代诗文名家和戏曲小说名著并提，称之为“逸典”。继之，著名文人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赞扬《金瓶梅》是“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时，也谈了小说的“诲-yin-”问题：“有嗤余诲-yin-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乖彝败度，君子无取焉。”《玉娇丽》一书在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被写作“玉娇李”，也被指为“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谢肇淛十分明确地将《金瓶梅》与《玉娇丽》作了区别，也就是将“惩-yin-”与“诲-yin-”作了区分。
对于《金瓶梅》“写-yin-”问题的辩白，小说所附的几篇序跋尤为关注。欣欣子序说，《金瓶梅》一书“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yin-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有不为所耽。……至于-yin-人妻子，妻子-yin-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故吾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欣欣子在这里反复要说明的无非是：“房中之事”，出于人的本性；作者写“-yin-”，意不在宣-yin-，而是在对于人生体悟、道德认同的基础上的有为之作。廿公跋也强调“作者之旨”不在于诲-yin-：“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yin-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另有东吴弄珠客所作的序，几乎全篇就是论述了有关《金瓶梅》写“-yin-”的问题：
《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yin-死，较诸妇为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yin-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宴，衍之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儿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为乌江设此一着耳。”同座闻之，叹为有道之言。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导-yin-宣欲之尤矣！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
它首先不否认《金瓶梅》确是一部“秽书”，但它十分明确地肯定那些秽笔“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从《金瓶梅》的命名来看，就像楚史《梼杌》一样，主于记恶，以示警戒。这就首次揭示了这部小说具有一种非凡的品格：不着重于歌颂美，而致力于暴露恶。接着，它从分析小说主要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典型意义入手，进一步论证了作品的戒惩作用。这篇序言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它还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说明应当正确地对待作品的写“-yin-”问题。这对以后的张竹坡、文龙等人更加注意从不同读者的不同接受来详论《金瓶梅》的价值起了直接的影响。
（二）崇祯本批点“世情书”
约于崇祯年间，有人于对《金瓶梅词话》在文字上予以删削、调整和润饰的同时，又进行了评点，且加插了图像，刊其书名曰“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后来一般称之为“崇祯本”《金瓶梅》。崇祯本的评点者，我在前面讲版本时提到，是冯梦龙的可能最大，因为这本书的前面只留了“东吴弄珠客”的序，“弄珠客”与“龙”的关系密切，“双龙戏珠”为人所熟知，且这部书的评点观点与刊刻风格，都与“三言”比较接近。当然，目前还无法确定这点，但并不影响这一本子的评点在《金瓶梅》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它的评点，第一次对《金瓶梅》一书作了全面而细致的分析，可以说是明代《金瓶梅》研究的一次小结，并对清代的《金瓶梅》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
崇祯本的评点者继承和发展了欣欣子“寄意于时俗”的观点，首次标明了《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他说：“《金瓶梅》，非-yin-书也”（第九十九回评），“读此书而以为-yin-者秽者，无目者也”（第一百回评）。他指出：“此书只一味要打破世情，故不论事之大小冷热，但世情所有，便一笔刺入。”（第五十二回评）这就是说，《金瓶梅》的主要特点就是侧重在描写现实、暴露黑暗。因此，他在整个评点中，经常运用“一篇世情语”（第九十五回评）、“世情大都如此”（第六十四回评）、“世情冷暖”（第九十五回评）、“一部炎凉景况”（第一回评）、“写出炎凉恶态”（第三十五回评）等来评价其得失。从此，“世情”两字就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常用的特有的概念。所谓“世情小说”就是不同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怪小说而侧重于写现实世态的小说。后来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凡例》、天花才子的《快心编凡例》等，都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世情”小说。于清代康熙年间，张竹坡也承此说，把《金瓶梅》评为“一部世情书”。乃至后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用现代的观点将我国古代小说分类时，也沿用了这个概念，并言简意赅地指出了这类小说的特点：“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他指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可见，崇祯本的评点者用“世情书”来概括这类小说的特点是颇为精辟的，并在我国小说研究史上产生了影响。
崇祯本的评点者在标明《金瓶梅》是一部世情书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这部世情书的特点就在于通过暴露社会黑暗来惩恶警世。如第九十回眉批就指出：“凡西门庆坏事必盛为播扬者，以其作书意则之大意故耳。”这就是说，作者极力渲染其坏事，目的在于惩创而不在于宣扬。第九十一回《金瓶梅》写孟玉楼嫁往李衙内家时，街谈巷议道：
西门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当初这厮在日，专一违天害理，贪财好色，--奸-骗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带的东西，嫁人的嫁人，拐带的拐带，养汉的养汉，做贼的做贼，都野鸡毛儿零挦了！常言：三十年远报，而今眼下就报了！
在这里，评点者眉批道：“此一段是作书大意。”所谓“大意”，就是作家创作的宗旨。这段话虽然包含着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天理循环、因果报应的观念，但总的还是说明了作者的主要意图在于鞭挞西门庆，批判社会罪恶。这也正如评点者在第六十九回批评中所指出的：“此为世人说法也。读者当须猛省。”在崇祯本的整个评点中，评点者还强调了《金瓶梅》揭露封建朝政、贪官污吏的意义。例如第三十五回、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两度走蔡京的门路，被委任为提刑官时，一方是“倚势利”，奉承献媚，另一方是“累次受贿”，贪赃枉法，真是丑态百出。于此，评点者就指出，作品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献媚者与受贿者，写得默默会心，最有情致”，“蔡京受私贿，擅私宠，作私恩，已画出一私门矣”。事实上，《金瓶梅》描画的不仅仅是蔡家一私门，而是整个溃烂的统治机器，评点者指出，“写私门之广，不独一提刑也”（第六十七回评），在小说中到处可以看到“断狱之不可论理”（第九回评），当官的作威作福、劳民伤财（第三十四回、第六十五回评）和种种“仕途之秽”（第三十六回评）。总之，评点者充分肯定了《金瓶梅》暴露黑暗的意义。这比之时人把《金瓶梅》当做一部-yin-书或笼统地肯定其“曲尽人间丑态”来，无疑是高出一筹。后来如张竹坡等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不少就只是这些观点的发挥而已。
对于作为一部世情小说的《金瓶梅》，崇祯本的评点者又十分重视其艺术的真实性。他赞赏《金瓶梅》在写人、状物、绘景等各方面都摆脱-了传统的传奇的写法而逼肖生活，使读者觉得就像在生活中那样，人是普通的人，事是平凡的事，景是通常的景。“情景逼真”、“情事如画”、“口吻极肖”一类批语几乎贯串对于全书的评点。小说如何才能逼真？评点者认为这主要不在于简单地实录生活，而是要描写得“入情”，符合生活中的“必至之情”。例如第二回写西门庆欲--奸-潘金莲前先与王婆周旋，评点者批道：“摹写展转处，正是人情之所必至，此作者精神所在也。若诋其繁而欲损一字者，不善读书者也。”这就是说，作品的描写必须契合人情事理，符合生活发展的逻辑，“字字俱从人情做细幽冷处逗出”，才能写得“活泼如生”（第八回评）。
崇祯本的评点者还高度评价了《金瓶梅》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常用“写得活现”、“极肖”、“传神”等词语来赞扬小说中人物的真实、生动、形象，特别重视分析人物的个性特点。如第九十一回评玉簪儿时说：“写怪奴怪态，不独言语怪，衣裳怪，形貌举止怪，并声影气味心思胎骨之怪俱为摹出，真炉锤造物之手。”又如第五十一回评吴月娘、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一起听姑子唱佛曲时，四人的性格心态迥异：“金莲之动，玉楼之静，月娘之懵，瓶儿之随，人各一心，心各一口，各说各是，都为写出。”那么，小说家何以能刻画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呢？崇祯本的评点者指出，这主要是作者在塑造人物时能“妙得其情”，即能恰当地把握住每一个人物在此时此景的特殊心情，因而能得其神理，描写如生。如第五十九回写西门庆见潘金莲的猫吓坏了官哥，一怒之下直冲到金莲房中把猫摔死了。此时，金莲先是坐在炕上，“风纹也不动”，待西门庆出了门，口里喃喃呐呐地骂了一通。这样描写潘金莲，正如评者所指出的：“西门庆正在气头上，又不敢明嚷，又不能暗忍。明嚷恐讨没趣，暗忍又恐人笑。等其去后，哞哞刀刀作絮语，妙得其情。”再如第十二回写西门庆发现奴仆琴童身上有潘金莲的锦香葫芦儿时，即抓起来打了一顿，赶逐出门，于此评者批道：“不待审问的确，竟自打逐，似暴躁，又似隐忍，妙得其情。”很清楚，评点者认为，作者只有随时把握了笔下的人物在每一个独特的环境中的独特的个性和心态之后，才能写出个性鲜明、活灵活现的形象。
与以上相关，崇祯本的评点者还对《金瓶梅》的艺术表现手法也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他赞赏小说在描写世情、刻画人物时“纯用白描”（第七十二回评），“打从闲处放情”（第二回评），“在没要没紧处画出”（第二十回评），并巧妙地使用了一些“家常口头语”（第二十八回）。他还尝试总结了一些写作的“文法”，如“躲闪法”（第二十一回）、“捷改法”（第五十七回）以及“绵里下针”、“线索之妙”等，是以后金圣叹、毛宗岗等大规模地总结写作之法的先导。他又开始用“冷”、“热”对立的观点来研究作家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人物形象，这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李百川创作《绿野仙踪》和张竹坡、脂砚斋、哈斯宝、张新之等人的小说研究都有明显的影响。因此，崇祯本评点者的这些观点和研究的方法都是值得一提的。
（三）张竹坡心中的“第一奇书”
在崇祯本评点之后，清代康熙年间的张竹坡对《金瓶梅》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评论。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竹坡是他的号，江苏铜山县人，有诗集《十一草》，曾评点过《东游记》、《幽梦影》等。据他的《第一奇书非-yin-书论》说，他在26岁时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金瓶梅》的评点。他对《金瓶梅》的研究态度、评点形式和评论观点，与崇祯本的评点虽然也有相通的地方（如用冷、热的观点来阐释全书的构思等），但更多地表现为不同，甚至是有意识地故唱反调。其精神倒是与金圣叹比较靠拢：在研究态度上，突出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去对小说作出详细的阐释；在批评形式上，加强了卷首附论和回前评点的分量；在批评观点上，常常与崇祯本针锋相对，特别如对于主要人物吴月娘的贬斥与金圣叹咒骂宋江如出一辙。这就无怪乎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说他“可以继武圣叹”了。
张竹坡研究《金瓶梅》的动机和指导思想，在《竹坡闲话》中有这样的表白：
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结构，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作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
这里实际上接触了三个问题：一是批书的动机是“穷愁所迫”而借以“消我闷怀”；二是批书是为了揭示“尽备于”此书的“作书之法”；三是批《金瓶梅》是一种再创造，是“我自作我之《金瓶梅》”。张竹坡本来出生于当地的世家大族，而他一支却日渐衰微，他的人生道路也颇坎坷，难免尝到了一些世态炎凉。在《第一奇书非-yin-书论》中他也曾说到：“小子穷愁著书，亦书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养生耳。”可见他一再强调带着一种“穷愁所迫，炎凉所激”而产生的愤世激\_情去批评与研究小说，其精神与李卓吾所说的“发愤所作”、金圣叹所说的“怨毒著书”一脉相承。金圣叹又说过“《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重视小说的艺术技巧；张竹坡也说“《金瓶梅》针线缜密，圣叹既殁，世鲜知者，吾将拈而出之”，“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张道渊《仲兄竹坡传》）。由于张竹坡在批评对象与批评主体之间强调的是“我”，批评对象实际上已成了“消我闷怀”和“持往作书之法”而“算我今又经营一书”的工具，也就是成了主体精神的体现，故经过批评后的《金瓶梅》已成了“我”之《金瓶梅》而不同于原来的《金瓶梅》了。总之，他把小说的研究和评点当成一种主体精神的外射、一种批评家的再创造。这也是与金圣叹的小说研究精神相一致的。
张竹坡研究《金瓶梅》的成果首先表现在对于小说大旨的深刻揭示。他认为《金瓶梅》“纯是一部史公文字”、“泄愤之书”。他在《竹坡闲话》中说：“《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因而，假如将这一百回小说当做一个统一整体，“放开眼光作一回读”，那么，“《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然则《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而绝不是一部“-yin-书”。反之，假如将《金瓶梅》“零星看”，“便止看其-yin-处”；“凡人谓《金瓶》是-yin-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yin-处也”（《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至于书中客观存在的“-yin-话”，他认为这是为了“深罪西门”，加强暴露，表现主题。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他具体分析了本书所写的“-yin-话”之后这样说：
《金瓶梅》说-yin-话，止是金莲与王六儿处多，其次则瓶儿，他如月娘、玉楼止一见，而春梅惟于点染处描写之。何也？写月娘，惟‘扫雪’前一夜，所以丑月娘，丑西门也。写玉楼，惟于‘含酸’一夜，所以表玉楼之屈，而亦以丑西门也。是皆非写其-yin-荡之本意也。……至于百般无耻，十分不堪，有桂姐、月儿不能出之于口者，皆自金莲、六儿口中出之。其难堪为何如？此作者深罪西门，见得如此狗彘乃偏喜之，真不是人也。……此作者之深意也。
在反对“-yin-书”说，强调小说暴露、泄愤的主旨的基础上，张竹坡进一步指出《金瓶梅》暴露和批判的矛头不仅仅对准西门庆一人，而是对准了当时整个黑暗的社会，对准了整个统治集团。他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指出：“《金瓶梅》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因一人写及一县”。第三十四回写西门庆贿赂蔡京而当上了提刑官之后，贪赃枉法。于此，张竹坡指出，提刑所本是“朝廷设此以平天下之不平，所以重民命也”，而朝廷竟然以此“为人事送太师，太师又以之为人事送百千奔走之市井小人”，小人西门庆得手后，就以此而横行不法，“天下事至此，尚忍言哉！作者提笔著此回时，必放声大哭也”。后来，他又愤怒地批道：“西门之恶，纯是太师之恶也。夫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为何如也！”在第七十回的总评中，他更把眼光放开到整个国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以宋徽宗为首的最高统治集团：
甚矣！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之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
以上可见，张竹坡对《金瓶梅》一书的暴露意义的认识，不但较深刻，而且有层次，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至于他因袭了作者王世贞说而认为作品宣扬“苦孝”，提出孟玉楼是作者“自喻”而“含酸”泄愤，因而“《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苦孝说》）云云，虽然也可以看做一种“想减轻社会上的攻击的手段”（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应该说它毕竟是牵强附会的。他将小说中的人物认作作者的“自喻”，可以说是开了后世对如《红楼梦》等小说用“自传说”来进行研究的风气。
张竹坡在研究《金瓶梅》时，有关典型形象的分析也颇有价值。小说第八十六回写到陈经济向王婆表示要娶被发卖的金莲时，张竹坡夹批道：“又一个要偷娶，西门典型尚在。”这是继金圣叹之后又一次使用了“典型”这个概念。当然，这里的“典型”是“成法”的意思，与现代艺术理论中的“典型”并不等同，但也应该看到张竹坡接受了叶昼、金圣叹以来有关艺术形象当达到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认识，并努力贯彻到《金瓶梅》的研究中来。比如，他论潘金莲道：
写-yin-妇至此，尽矣！再有笔墨能另写一样出来，吾不信也。然他偏又能写后之无数-yin-妇-人，无数眉眼伎俩，则作者不知是天仙，是鬼怪！
这就是说，潘金莲这个达到了化境的艺术形象，既是“无数-yin-妇-人”中的一个，又是不能“另写一样出来”的一个。张竹坡在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时，就是赞赏小说中的人物既“写得人心如见”（第二十六回夹批），个个“真是生龙活虎，非耍木偶人者”（第五十九回夹批），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能代表某一类人的共性，如从西门庆身上即可看到“百千市井小人之中有一市井小人之西门庆”（第三十四回总评），而在应伯爵这个帮闲身上，“写趋附小人真写尽了也”（第四十五回总评）。至于如何能使笔下的人物“摹神肖影，追魂取魄”，达到化境，张竹坡曾注意探索了《金瓶梅》刻画人物的多种技巧。如论潘金莲等人活泼泼的个性化语言云：“一路开口一串铃，是潘金莲的话，作瓶儿不得，作玉楼、月娘、春梅亦不得，故妙。”（第六十一回批语）又如论通过人物间的相互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的“抗衡”法云：“写如意，所以写已死之瓶儿也。况瓶儿已死，即西门意中人，而奶-子如之，所为如意儿也。总之，为金莲作对，以便写其妒宠争妍之态也。”接着，他又用狮子争球、射箭中的作比喻道：“如耍狮子必抛一球，射箭必立一的，欲写金莲而不写一与之争宠之人，将何以写金莲？故蕙（惠）莲、瓶儿、如意，皆欲写金莲之球之的也。”（第六十五回批语）此外，他还总结了“映衬法”、“影写法”、“遥写法”、“实写法”、“白描法”等艺术手法。而比较起来，他论特定的环境与人物性格之间的关系更多创见。其《杂录小引》云：
故云写其房屋，是其间架处，犹欲耍狮子先立一场，而唱戏先设一台。恐看官混混看过，故为之明白开出，使看官如身入其中，然后好看书内有名人数进进出出，穿穿走走，做这些故事也。
这段话充分地说明了他对小说的环境描写具有充足的认识。在这基础上，他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论述了潘金莲的独特性格与特定环境之间的关系，指出“王招宣府内，固金莲旧时卖入学歌学舞之处也”，“作者盖深恶金莲，而并恶及其出身之处，故写林太太也”。这一点，我在讲小说刻画人物时已讲过。再如月娘，张竹坡认为她本是个“可以向上之人也”，可是她“终日闻夫之言，是势利市井之言；见夫之行，是--奸-险苟且之行，不知规劝，而乃一味依顺之，故虽有好资质，未免习俗渐染。……如俗所云：‘好人到他家也不好了也。’”（《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在西门庆家这个环境中学坏的典型还有一个陈经济，第二十五回总评道：
夫敬济一入西门家，先是月娘引之入室，得见金莲。后又是月娘引之入园，得采花须。后又是西门以过实之言放其胆，以托大之意容其--奸-。今日月娘又使之送秋千，以荡其心。此时虽有守有志之人，犹难自必其能学柳下惠、鲁男子，况夫以浮浪不堪之敬济哉！又遇一精粗美恶兼收之金莲哉！宜乎其百丑皆出矣。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研究史上，一般只是注意到自然环境的描写对于渲染气氛、烘托性格所起的作用，而能如此细致地分析社会环境的描写与刻画人物性格、开展故事情节的关系的，确实并不多见。
张竹坡在研究《金瓶梅》时，对于小说艺术的真实性问题也有比较精彩的论述。他反对把小说看做生活的客观纪录，说：“常见一人批《金瓶梅》曰：‘此西门之大账簿。’其两眼无珠，可发一笑。夫伊于甚年月日，见作者雇工于西门庆写账簿哉？”他认为：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金瓶梅寓意说》）
他所说的“寓言”，指有所寓意、寄托。在这里，他有时只是从人名的音、形中寻求比喻或联想，进而探求其微言大义。如论潘金莲与陈敬济云：“莲与芰，类也。陈，旧也，败也；敬、茎同音。败茎芰荷，言莲之下场头，故金莲以敬济而败。”诸如此类，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且开了以后索隐研究的先河。但同时也应该看到，他所说的“假捏一人，幻造一事”云云，也包含着艺术虚构的意思。不过，他强调小说创作中的艺术虚构必须符合“情理”。他说：
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一人的情理，方开口耳。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四三）
他的所谓“得情理”，有时分言为“尽人情”、“得天道”。这里的“得天道”实际上指符合自然规律或生活逻辑。因此，“得情理”就是指能反映人的真情实意和生活的本质真实。为了使作品能达到“得情理”的境界，张竹坡又十分强调作家必须熟悉生活。他说：“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也。”（《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五九）当然，现实生活十分丰富，比如西门庆--奸--yin-妇女、巴结上司、鱼肉乡民等，作家是无法“一一经历过”的，故他又说：“若果必待色色历遍，才有此书，则《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这就要求作家创作时“专在一心”，进入角色：“一心所通，实又真个现身一番，方说得一番。”（《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这一“现身”说，比之金圣叹的“动心”说，更为细致地强调了作家要充分地调动主体精神，在自己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合乎“情理”的想象和虚构。
此外，张竹坡对《金瓶梅》的结构艺术和一些具体的“章法”、“笔法”等也有悉心的探讨，对于崇祯本评点首创的“冷、热”观也有进一步发挥，专撰了一篇《冷热金针》来分析小说。总之，张竹坡在清代《金瓶梅》的研究史上成就突出、影响巨大，是其中最受人们注目的人物。他所评点的《第一奇书》也就成了清代最为流行的本子。
（四）文龙的“善书说”
继张竹坡之后，清末的文龙对《金瓶梅》也作过仔细的研究。文龙，字禹门，本姓赵，汉军正蓝旗人，附贡生，光绪年间曾任南陵、芜湖等地知县。他曾于光绪五年（1879）、六年（1880）、八年（1882）先后三次阅读、研究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在兹堂本），并将其心得用眉批、旁批及回评等形式手书于上，共约六万言。
文龙在第一百回回批中对《金瓶梅》一书作了这样一个总体评价：
或谓《金瓶梅》-yin-书也，非也。-yin-者见之谓之-yin-；不-yin-者不谓之-yin-，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或谓《金瓶梅》善书也，非也。善者见善谓之善；不善者谓之不善，但觉一生快活随心而已。然则《金瓶梅》果奇书乎？曰：不奇也。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既不同于《封神榜》之变化迷离，又不似《西游记》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故善读书者，当置身于书中，而是非-羞-恶之心不可泯，斯好恶得其真矣。又当置身于书外，而彰瘅劝惩之心不可紊，斯见解超于众矣。又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捆缚，此可谓能看书者矣。曰-yin-书也可，曰善书也可，曰奇书也亦无不可。
这段话的价值不仅仅关系到《金瓶梅》一部书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艺术中的“善”与“真”的问题。
首先，关于《金瓶梅》究竟是一部“-yin-书”还是“善书”的问题，他继承了金圣叹评《西厢记》、张竹坡评《金瓶梅》的观点而大有发展。金、张两人分别为《西厢记》、《金瓶梅》辩解的精彩之处是：“文者见之谓文，-yin-者见之谓之-yin-耳。”（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凡人谓《金瓶》是-yin-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yin-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这实际上是强调从接受的角度上来评价作品。文龙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接受理论”。他认为，一部作品是“善”还是“-yin-”，当是作品本体和读者接受交互作用的结果。故善读书者，“当置身于书中”，“又当置身于书外”；既要悉心体味书中的“彰瘅劝惩之心”，又要坚守自己“是非-羞-恶之心”。在这两者交流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即在接受主体方面，所以他说：“生性-yin-，不观此书亦-yin-；性不-yin-，观此书可以止-yin-。然则书不-yin-，人自-yin-也；人不-yin-，书又何尝-yin-乎？”此外，他从接受学的角度又有以下两点发展：第一，注意读者在阅读、认识作品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心理结构。他所说的“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云云，实际上已接触到现代美学所说的“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或“前结构”；而他所说的“看到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云云，也即近乎现代所说的“二级阅读阶段”。尽管这些认识是十分粗浅的，但十分可贵。第二，注意区别不同读者的不同接受效果。就《金瓶梅》一书而言，他认为“年少之人”“不可令其见之”；“迨至中年，娶妻生子”者，“本可不看，即看亦未必入魔”；“花柳场中”“浪子回头”者，“看亦可，不看亦可”；“阅历既深，见解不俗”者，“不看亦好，看亦好”；“果能不随俗见，自具心思，局外不啻局中，事前已知事后，正不妨一看再看。看其不可看者，直如不看；并其指出不可看之处，以唤醒迷人，斯乃不负此一看”。文氏的这一辨析，也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接受美学理论。
其次，关于《金瓶梅》是不是一部“奇书”的讨论，他实际上论及了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问题。他说，《金瓶梅》“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即完全来源、忠实于生活；然而，其人事又是“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具有极高的概括意义、典型意义。他在第六十三回回评中说：
此书好处，能于用情时写出无情来，并能于非理事写出有理来。此实绝非真情，全非正理，而天下确有此等人，确有此等事，且遍天下皆是此等人，皆是此等事，可胜浩叹哉！
这就进一步指出，书中那些普通而又有普遍意义的人事，同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能于用情时写出无情来，并能于非理事写出有理来”，就是其特殊性。事实上，文龙是非常注意揭示《金瓶梅》中所描写的人和事的具体个性的，如其论人曰：
作者于有意无意之间。描写诸人言谈举止、体态性情，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初不加一字褒贬，而其人自跃跃字里行间，如或见其貌，如或闻其声，是在明眼人之识之而已。或谓《水浒传》写一人有一人（按：原文缺“人”字）身份，《金瓶梅》亦何独不然哉！金之薄，瓶之柔，梅之傲，皆妇-人本性，与男子不同，是在其为夫者刚克柔克耳。（第七十七回回评）
又如其论事曰：
西门庆家中规矩礼节，总带暴发气象：递酒平常下跪，出门归去磕头；嫡庶姐妹相称，舅嫂妹夫回避；娼妇亦可作女，主母皆可呼娘；财东伙计相悬，女婿家奴无别；花家亦称大舅，孟家仍有姑娘；潘家居然姥姥，冯家自是妈妈，市井之气未除，岂当时之习俗如是乎？至于此回，出门玩是坐轿，回家又要步行；同送娼妓回家，直欲妇女嫖院；婢子邻家吃酒，官人门首开筵；上房即可谈经，大门何妨问卜，不解此皆是何规矩礼节也。（第四十六回回评）
于此可见，文龙对于《金瓶梅》中事件描写和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是何等重视！在整部书中，他剖析人物形象相当细致，并注意阐发其典型意义，尤其是第七十九回对西门庆这个艺术典型的评论十分精彩，可以说是脂砚斋评贾宝玉之后的最重要的进展。他说：
《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人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批也。西门庆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骂。世界上恒河沙数之人，皆不知为谁，反不如西门庆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西门庆亦何幸哉！
这就指出，西门庆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别可贵的是，文龙清醒地认识到，西门庆是一个“势利熏心，粗俗透骨，昏庸匪类，凶暴小人”，他“无恶不作”，“恶贯满盈”，文龙曾说：“西门庆不死，天地尚有日月乎”，“若再令其不死，日月亦为之无光，霹雳将为之大作”。这就是说，从社会道德观来看，像西门庆这样一个恶棍，该死该杀；然而从艺术典型观来看，这样一个反面人物的典型，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口中、目中、心意中”。于此可见，文龙对于人物典型的艺术价值，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这是中国古典小说美学中的新突破。
文龙的评点有不少是针对张竹坡而发的。他认为张竹坡的阐释和批评主观色彩太浓，以致“痛恶月娘”、“偏袒春梅”、“深许玉楼”，大失公道。为此，他强调了小说研究和批评应当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态度。他说：
夫批书当置身事外而设想局中，又当心入书中而神游象外，即评史亦有然者，推之听讼解纷，行兵治病亦何莫不然。不可过刻，亦不可过宽；不可违情，亦不可悖理；总才学识不可偏废，而心要平，气要和，神要静，虑要远，人情要透，天理要真，庶乎始可以落笔也。（第十八回回评）
作书难，看书亦难，批书尤难。未得其真，不求其细，一味乱批，是为酒醉雷公。（第二十九回回评）
看到此回，方欲落笔，又复凝神静坐，仔细寻思。静气平心，准情度理，不可少有偏向，故示翻新，致贻阅者之讥，而以醉雷公呼我也。（第八十九回回评）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接受了金圣叹“经我手眼批过，便是圣叹之《西厢》，而非王实父之《西厢》”的观点，自称是“穷愁著书”，“我自作我之《金瓶梅》”，他是带着强烈的主观色彩来阐释、批评作品客体的。金、张评本确实是一种明显的再创造，但他们的阐释难免有不少地方偏离了作品的本意。这在文龙看来就是失“真”。文龙特别对张竹坡一反明末《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的观点而“痛恶月娘”、“偏袒春梅”、“深许玉楼”大为不满，时相诘难。在这基础上，他提出了小说批评的两个标准：一曰“真”，二曰“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评家批书时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第一，平时需有才学的全面修养。第二，临文时要心入书中，悉心体会；又要能置身事外，保持距离；既要进行主客体的交流，又要保持主客体的平衡。第三，要准情度理，坚持原则，绝不可“故示翻新”，“有成见而无定见，存爱恶而不酌情理”，或“爱其人其人无一非，恶其人其人无一是”。第四，要有一种公正的批评态度和良好的批评情绪，所谓“心要平，气要和”。以上这些，是文龙有感而发，也是他的经验之谈，故能深得评家三昧，在评点《金瓶梅》时发展了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论。
有清一代，《金瓶梅》几乎一直处于严禁的状态之中，这无疑极大地阻碍了对它的研究。但即使这样，还是产生了张竹坡、文龙这样的研究专家。对于他们两位，仅就其研究的勇气和胆识而言，也是足以令人钦佩的。而对于《金瓶梅》一书而言，要真正将它公开而公正地放在学术殿堂中进行研究，那是以后近现代的事了。
二、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
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逐步摆脱-了以儒家经史观指导、以评点为主要方式的研究模式，走上了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的道路。大致说来，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初20年，是现代研究的准备期。第二个阶段是以20世纪30年代初发现与刊行词话本为标志，进入一个现代研究的自觉期。这里可分两个时期，前一个是30年代和40年代，形成了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后一个是50年代至70年代，是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的后20年，是现代研究的繁荣期，特别是1985～1994年间，发表了论文1 000余篇，著作约120部，形成了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第二个高潮。
（一）现代研究的准备期
20世纪初，随着新的社会观、文艺观、小说观的确立，对于《金瓶梅》的评价普遍看好，几乎没有论者把它视为“-yin-书”，相反，大家纷纷强调它的社会意义。如1904年，狄平子在《小说丛话》中说道：
《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社会之情状，略见一斑。然与《水浒传》不同，《水浒》多正笔，《金瓶》多侧笔；《水浒》多明写，《金瓶》多暗刺；《水浒》多快语，《金瓶》多痛语；《水浒》明白畅快，《金瓶》隐抑悽恻；《水浒》抱奇愤，《金瓶》抱奇冤。处境不同，故下笔亦不同。且其中短篇小曲，往往隽韵绝伦，有非宋词、元曲所能及者，又可以征当时小人女-子之情状，人心思想之程度，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yin-书目之。
在同一篇《小说丛话》中，曼殊也说：
《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吾固不能谓为非-yin-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yin-之笔。盖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试观书中之人物，一启口，则下等妇-人之言论也；一举足，则下等妇-人之行动也。虽装束模仿上流，其下等如故也；供给拟于贵族，其下等如故也。若作者之宗旨在于写-yin-，又何必取此粗贱之材料哉？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若其回目与题词，真佳绝矣。
另外，如黄小配不但不认为它是“-yin-书”，而且还反过来说它有“戒-yin-”的意义：“有《金瓶梅》出，而西北-yin-浇之风，渐知畏忌，盖其感人者深耳。”（《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中外小说林》第二年第二期）在这样的舆论下，一时普遍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写下等社会的小说，是为“痛社会之混浊”而作（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第一年第十一号）。论者对《金瓶梅》的艺术表现方面也多有肯定，特别是它的语言得到了高度肯定，如曼殊说：“吾见小说中，其回目之最佳者，莫如《金瓶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八号）狄平子在《小说新语》中说：“至《金瓶》则纯乎语言之小说，文字积习，荡除净尽。读其文者，如见其人，如聆其语，不知此时为看小说，几疑身入其中矣。”（《小说时报》第九期）在这基础上，有署名“梦生”者，在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上发表《小说丛话》，评“《金瓶梅》乃一最佳最美之小说”，认为“其笔墨写下等社会、下等人物，无一不酷似”，并想对《金瓶梅》逐回加以细微的评点，可惜这一工作刚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认为“全是兽性的肉欲”（《答钱玄同书》，见《胡适文存》卷一）。但陈独秀、钱玄同等尽管认为《金瓶梅》有消极作用，却还是认为：“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见《胡适文存》卷一《答钱玄同》所附）继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给《金瓶梅》以极高的评价，且作了当时最为详细而系统的分析。他认为《金瓶梅》是明代“人情小说”的代表作。所谓“人情小说”，就是：“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他接着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在略述了小说的故事梗概后，他作了如下具有经典意义的评价：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yin-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这里，对《金瓶梅》的艺术特点与认识价值都作了很精确的概括，“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八字，可能是文学批评史上对《金瓶梅》的最高评价吧。与此同时，鲁迅对《金瓶梅》写-yin-及其他缺点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yin-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在。
除了《中国小说史略》之外，鲁迅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论讽刺》等文章中都提到过《金瓶梅》，但都不如《中国小说史略》中论述得那么系统与精到。《中国小说史略》所论，是20世纪初用新的观点与方法来研究《金瓶梅》的总结，为以后一个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现代研究的自觉期
1931年，在山西发现了《金瓶梅词话》，接着加以影印，又出了一些排印本。这有力地推动了《金瓶梅》的研究，到1949年，共发表了30余篇论文和姚灵犀的一部专著《瓶外卮言》，对于《金瓶梅》的一些问题作了全方位的专门的探讨。这比之前一阶段的一些散论或在文学史著作中按顺序论及有所不同，所以我将这时段称为研究的自觉期。
进入新时期后，最初的引人注目的研究家是郑振铎与吴晗。
郑振铎在1927年的《文学大纲》、1932年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都给《金瓶梅》以很高的评价。特别是《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相关论述是在看到词话本后作出的，所以能梳理《金瓶梅》的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及《真本金瓶梅》的不同版本的基本情况，也讨论了《金瓶梅》的作者问题。他对《金瓶梅》的评价与鲁迅的相比，虽然角度不完全一样，但评价之高也是使人刮目相看的。他说：
《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来说，《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为尤伟大。……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在始终未尽超脱过古旧的中世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实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它不是一部传奇，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它是一部纯粹的写实主义的小说。《红楼梦》的什么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尚未能脱尽一切旧套。唯《金瓶梅》则是赤luoluo的绝对的人情描写；不夸张，也不过度的形容。像它这样的纯然以不动感情的客观描写，来写中等社会的男与女的日常生活（也许有点黑暗的，偏于性生活的）的，在我们的小说界中，也许仅有这一部而已。
郑振铎的这一评价，主要是立足在写实主义这一角度上来论述的。后来他在1933年《文学》创刊号上发表的长篇论文《谈〈金瓶梅词话〉》，进一步论述了这部写实主义作品的社会价值。他说：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luoluo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虽经过了好几次的血潮的洗荡，至今还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呢。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
然而，这书是三百五六十年前的著作！
到底是中国社会演化得太迟钝呢？还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
这在强调《金瓶梅》这部小说的社会性时，特别强调了它的当代意义，目光是十分敏锐与深邃的。
这篇论文的价值，还在于第一次将西门庆这一形象定位为商人、恶霸、官僚的典型，并作了十分细致、到位的分析，这些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这篇论文首先分析了词话本与崇祯本之间的异同，并考证了《金瓶梅词话》的成书年代。他根据万历那个特殊的“-yin-纵的时代”，小说中引用了韩湘子《升仙记》和许多南北散曲和欣欣子《序》引及的《如意君传》、《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等在万历间开始盛传的作品，以及从小说发展的历史来看，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我们如果把《金瓶梅词话》产生的时代放在明万历间，当不会是很错误的。”
与郑振铎几乎同时，吴晗于1931年即在《清华周刊》上连续发表《〈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与这篇文章的《补记》，用翔实的史料考证了《清明上河图》和王世贞家毫无关系，所以《金瓶梅》并非是传说中的王世贞所作，一切《清明上河图》和《金瓶梅》涉及王世贞的故事，都出于捏造，不足置信。1934年1月他接着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将上述考证作为这篇文章的一部分之外，又增加了另一部分考证《金瓶梅》产生时代的内容。他根据《金瓶梅》第七回提到的“太仆寺马价银”，以及对于佛教盛衰、小令的流行、太监、皇庄、皇木等的描写，断定“《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1582~1602）中。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在考证作者与成书年代的基础上，他对这部小说的价值及其社会背景作了如下的结论：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在《金瓶梅》书中没有说到那时代的农民生活，但在它的描写市民生活时，却已充分地告诉我们那时农村经济的衰颓和崩溃的必然前景。……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社会，农民的忍耐终有不能抑止的一天。不到三十年，火山口爆发了！张献忠李自成的大乱，正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必然发展。
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才产生《金瓶梅》这样的一部作品。
吴晗的这篇文章也是从词话本来研究《金瓶梅》的，且是建筑在认真考证的基础之上，明确用现实主义与阶级论的观点来评价这样一部小说的。所以，它与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一起，多方面地象征着《金瓶梅》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在郑、吴当时，用现实主义来评价《金瓶梅》已成时尚。李辰冬在1932年介绍《金瓶梅》法译本时，也认为它“是一部写实派的真正杰作”，可与《红楼梦》与《人间喜剧》相媲美：“我们读了它以后，知道了明末清初的人情风俗、言语文字，更知道了那时候的家庭状况和妇女心理，连带着又知道了那时的社会的一切。”（《〈金瓶梅〉法文译本》，《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25期，1932年4月25日）除此之外，有名“阿丁”者在《〈金瓶梅〉之意识及技巧》中，对于《金瓶梅》的写实、写情、写恶的特点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说它“是一部大胆的、写实的、平凡的、琐屑的家庭小说，社会小说，人情小说”。他认为，《金瓶梅》的中心思想是：
在于讽世，在于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态。它描写上至朝廷下至奴婢的腐败；它描写人情的险恶，世态的炎凉；它描写富贵是人之所好，美色是人之所爱。它描写嫉妒，它描写愤恨，它描写谄佞，它描写刁滑，总之是把整个的现实社会，为之露骨的摄出，如其说《水浒》是反抗现实社会的小说，《儒林外史》是暴露智识阶级的丑态，《红楼》为描写人情的杰作，那末我可说《金瓶梅》一书是兼而有之的，或者还可以说《金瓶梅》是更深刻更现实的代言者。
这篇文章还注意从艺术上分析《金瓶梅》的特点，说：
《金瓶梅》唯一的特长，即是在平凡处透不平凡，琐屑处见不琐屑。全书有结构，有埋伏线，“千岧竞秀，万壑争流”，但结局仍是有一条总脉，归到一处。
全书人物，一一轻便带出，非如《水浒传》表出之生硬突兀，但其重要者，又一一为之依次归宿，理络分明，所以其结局是得以称颂的。但各个个性描写，虽未能如《红楼》之细腻，《水浒》之鲜明，可是重要几个，如潘金莲之泼辣，李瓶儿之委婉，吴月娘之平顺，春梅之灵俊，孟玉楼之凡庸，西门庆之豪诈，陈经济之巧滑，应伯爵之谄顽，刘二之刁狠，都很活现。
特别令人注目的是，它对《金瓶梅》中的写-yin-有自己的看法：“书中虽全写色之害人，而对于反抗礼教之束缚，以情欲为个人生理所必需，则能极大胆极彻底的表现。”它对潘金莲流露了一定的同情：“我想倘金莲与武松结为夫妇，当没有如是的色情狂了吧。这也是旧式婚姻中的一种反照，因而有许多不合理的行为，实都可归纳于制度上的不良。”这比之前人谈《金瓶梅》的写-yin-，有了深一层的看法。它还说：“如有人说《红楼梦》中除一对石狮子外，再没有清洁的，那么我可以说《金瓶梅》里没有更清洁的东西了。……《金瓶梅》中除写武松之正直，王杏庵之有人心外，其余没有一个是说得上有人格的。如前所说，上至朝廷，下至奴婢，旁及僧尼，莫不把礼义廉耻丢个干净。”这一说法，也是以后的研究者认为《金瓶梅》的特点在于写丑、写恶的先声。
体现这一阶段自觉研究特点的，除了对于作品本身的评价之外，还有对于《金瓶梅》一系列有关问题进行的研究。
比如，关于《金瓶梅》素材来源的问题，早在1930年，有署名为“三行”的人，就指出《金瓶梅》的“蓝本”至少有两个：“第一种是《宋人平话》：《金虏海陵王荒-yin-》；第二种是《水浒传》。”（《金瓶梅》，《睿湖期刊》第2期，北京神州国光社，1930）。四年后，涩斋又补充说：“《金瓶梅》一书，并不完全是创作的，好多地方是抄旧有的话本，有的地方尚改头换面，有的地方则直把原文搬将过来。例如叙潘金莲的出身一节，是从《志诚张主管》里割来的；阮三的一段，是从《戒指儿记》里割来的。他如李桂姐院里踢球，瓦肆里去找草里蛇等，都似乎有蓝本的，因此三十一回中做笑乐院本一段，恐怕也有前身。《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中有《滕王阁闹八妆》一本，或许与此不无关系？”（《金瓶梅词话里的戏曲史料》，《剧学月刊》第3卷第9期，1934年9月）。接着，许固生也考证了潘金莲、庞春梅、李瓶儿本事来源，并将《金瓶梅》的“纂修”特点与《三国》、《水浒》的异同作了比较。他说：
《金瓶梅》一书，也如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是一样的采取旧事古话纂修成的。不过他们不能相侔的地方也很多。《金瓶梅》是集合成几个故事而成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则是一个系统的故事纂修而成的。《金瓶梅》是用借尸还魂的办法来表现作者当时的社会状况。《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则是纯系讲史的说部而已。因此就这几点来看它们的价值，《金瓶梅》却要高出很多。而《金瓶梅》纂修的艺术功夫，也正是他独特过重的地方，非其他章回小说可以比拟的了。（《金瓶梅本事考略》，《北平晨报》1935年1月18日）
至1947年，吴晓铃又补充指出了《金瓶梅词话》的不少段落抄自《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与《新桥市韩五卖春情》（《汉学》第二卷，第444～455页，1947年北京版）。
《金瓶梅》大量引用了小曲、小令、套数、杂剧，吴晗曾统计不下60种，后赵景深在《〈金瓶梅词话〉与曲子》中厘正了吴晗一文中将小曲和小令混为一谈的错误，并作了大量的补充。姚灵犀的《瓶外卮言》中也收有《〈金瓶〉词曲》一文，逐回排列了《金瓶梅》所收的词曲。后来，在这方面下工夫研究的是冯沅君。她在《〈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一文中对于《金瓶梅词话》中写及的词曲作了全面的研究。她在这篇文章中也谈到了宝卷。刘永溍的《金瓶梅词话中的宝卷》（《东南日报》1947年9月10日）对《金瓶梅》所引用的宝卷作了专门研究，指出吴月娘所听几种宝卷，依次是：“其（四四）佛说黄氏女看经宝卷”，“（四一）销释《金刚科仪》”，“（四五）佛祖传灯心印宝卷”。
《金瓶梅》中引用的素材或原文，保存了一些作品的原生状态，反过来也就成了人们研究的对象。1934年，涩斋的《〈金瓶梅词话〉里的戏剧史料》（《剧学月刊》第3卷第9期，1934年9月）一文，就据《金瓶梅》中所描写的戏曲演出情况，证实了徐充《暖姝由笔》所记的话是对的，即：“有白有唱者名杂剧，用弦索者名套数，扮演戏文跳而不唱名院本。”《金瓶梅》所反映的是“那时候的院本只存留着不唱的了”，“《金瓶梅》中常常提到唱戏，但从不曾提到戏台，可见那时唱堂会不一定搭台的”，“那时候的戏班是有戏箱的，不过行头和平常人的衣服未必有什么大分别”。冯沅君的《〈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也把《金瓶梅》中的有关描写作为“史料”，考察了俗讲、院本、清唱的曲辞与唱法，演剧的情况，乃至小说的演变等问题，很有说服力。
此外，陈墨香的《说〈金瓶梅传奇〉零折旦剧第一》、《说〈金瓶梅传奇〉零折旦剧第二》（《剧学月刊》第3卷第9、11期，1934年9月、11月）两文，介绍了一本罕为人知的抄本《金瓶梅传奇》，傅惜华的《明代小说与子弟书——金瓶梅之故事》（《艺文杂志》第二卷第10期，北京艺文社，1944），介绍了几种由《金瓶梅》故事敷衍而成的小说及子弟书。这些对于研究《金瓶梅》的接受史来说不失为难得的宝贵材料。
《金瓶梅》的语言很有特点，它在白话中夹杂着许多活生生的方言土语，乃至黑话切口，这固然使语言鲜活动人，但往往也同时令人费解，姚灵犀曾“尝欲约同好作俗语辞典，艰巨未果，力绌心长，惟有期诸异日，因先取《金瓶梅》试为之”，作《〈金瓶〉小札》，将《金瓶梅》里的俚言俗语做注释、考订，竟多达1800多条。同收于《瓶外卮言》中的佚名（很可能即是姚灵犀）的《金瓶集谚》，收录了《金瓶梅》中的谚语、歇后语387种。这不仅为帮助人们理解、研究《金瓶梅》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而且也是中国古代语言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它为以后编写《金瓶梅大词典》开了个头。
另外，《金瓶梅》作为一部世情小说，保存了丰富的民俗史料。早在1935年，阿英作《灯市——〈金瓶梅词话〉风俗考之一》（《新小说》创刊号，1935年2月）一文，为研究《金瓶梅》中所反映的明代的民俗现象开了先河。
（三）1950~1978年的收获与毛泽东的特识
1950~1978年，总体上看，《金瓶梅》的研究处于一个低谷的时期，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当然更是处在一个停顿的时期。但是，从50年代的情况看来，尽管研究的人较少，发表的文章不多，但发表的几篇文章还是有见解、见功夫、有影响的。
1954年8月29日潘开沛的《〈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一文发表，提出了“集体创作说”。他的论据有五个：“第一，《金瓶梅》是一部平话，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小说家所写的小说”；“第二，全书每一回都穿插着词曲、快板、说明”；“第三，《金瓶梅》在写作上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内容重复，穿插着无头无脑的事，与原作者旨意矛盾，前后不一致，不连贯，不合理以及词话本的回目不讲对仗、平仄、字数多少不一等等”；“第四，我们再进一步从全书的结构、故事和技巧来看，也可以看出是经过许多人编撰续成的”；“第五，从作者的直接描绘和一些-yin-词秽语中，也可以看出是说书人的创作”。最终他得出如下的结论：《金瓶梅》“不是由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是最后经过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这一说法，虽然当时也得到一些学者的附和，如日本鸟居久晴的《〈金瓶梅〉作者试探》（《中文研究》第4号，1964年1月）就表示赞同，但当时即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徐梦湘即在1955年4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著文指出，书中有说话人的语气，是因为这是拟作，是当时的风气；书中引用俗文学的作品，也只能说明作者爱好俗文学；从全书来看是能做到首尾照应的，所以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张鸿勋也撰《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文学遗产增刊》1958年第6辑），认为《金瓶梅》全是作者一个人规划、一个人创作的，这个作者就是山东峄县人“笑笑生”。“集体创作”还是“个人创作”？当时没有辩论下去，但“文革”以后，这个问题还是再度引起了争论。
与作者问题密切相关的是成书的年代问题。自从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发表之后，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了万历时期成书说。1962年，龙传仕发表的《〈金瓶梅〉创作时代考察》（《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4期）一文，对吴晗的论证提出了全面的挑战。他列举了丰富而确凿的材料，对吴晗认为在万历时期才有的“太仆寺马价银”、“佛教的盛衰”、“小令”、“太监的权势”、“番子”、“皇木”、“皇庄”等各个问题一一加以辨析，说明这些现象早在嘉靖时期即已存在，指出吴晗的考证并不精确；同时，他论证了明人所说产生于嘉靖时期的一些说法，都是可靠的；并据《金瓶梅》中清唱的散曲与演剧的情况指出，《金瓶梅》大量采用了嘉靖时期流行的曲子与声腔。应该说，这是一篇很见功夫、很有分量的力作，后来日本学人日下翠力证“嘉靖说”的一些材料，几乎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但龙传仕的这篇力作产生在那个时代，在中国内地一时竟没有得到什么反响。
在理论上，值得注意的是在1957年“现实主义”问题讨论时，李长之发表的《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文艺报》第3期，1957年3月）一文。这篇文章在郑振铎、吴晗、李辰冬等的基础上，用更为严密的现实主义理论来观照《金瓶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开山祖，只有《金瓶梅》”，它“才开始写出了具有特定历史阶段（封建社会崩溃）的时代特征的人物，才开始写出了那样腐烂的封建社会典型环境下一些人物的必然活动……才开始以一个家庭为中心的故事而写出了一百回的长篇，才开始触及了那么广阔的社会面，才开始以一个人的创造经营而不是凭借民间传说的积累而写出了一部统一风格的巨著，才开始有了鲜明的不同于浪漫主义的作风踏实的力透纸背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所有这些“是以前的作品里所不能达到的新东西”。这篇文章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水平，是《金瓶梅》评论史上的一个进步。
针对李长之的文章，李希凡发表了《〈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文艺报》第38期，1957年）一文，过分地夸大了《金瓶梅》中的消极成分，说：“从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与其说它‘是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整体’，不如说，它的艺术形象的表现，却反映出作者是有意无意地欣赏那些腐化、堕落丑恶的事物。对于西门庆，没有疑问，在作者的主观上，是持着否定的看法。然而，在具体描写里，作者又被他的腐烂生活吸引住了，有时竟至忘了这个恶霸的狰狞面目，而站到他那里去了。……这种对于人物前后矛盾的态度，使作者经常陷入不断的混乱里。”他的结论是：“《金瓶梅》的缺陷，也恰恰是反映着它那时代没落精神的对于文学的腐蚀，表现着逐渐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文学的基本倾向上，离开了现实主义，走向了客观主义”。这就开启了《金瓶梅》究竟是自然主义还是非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还是反现实主义，人物性格是统一还是互相矛盾的争论。
20世纪以来，谈《金瓶梅》的价值，多着眼于它的社会价值，只有少数几个人谈它的艺术价值谈得稍多一些，而专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金瓶梅》的，要数任访秋的《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开封师院学报》，1962年第6期）一文。在结构上，他提出有两条线索，认为“前八十回主要以西门庆为中心，来反映当时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其次是以潘金莲为主，来反映西门庆家庭中妻妾的纠纷”；后二十回，则又分别以陈经济与庞春梅为中心形成两条线索。在人物的刻画上，他指出《金瓶梅》的成就一点也不亚于《水浒》，这不仅是因为它刻画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不再是概念化的，更因为其刻画人物的方法是丰富多样的。他认为：“不论从创作的方法上，作品的题材上，以及艺术手法上，《金瓶梅》实为上承《水浒》与宋元评话，而下开清初小说中诸名作的一部伟大作品。抛开了它，则中国小说的发展史，就缺少了重要的一页，不易说明它的来龙去脉。”这一评价实际上揭示了这部小说在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是客观公允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金瓶梅》的文章比较少，人们往往归咎于当时的极“左”路线，归咎于当时的领导人。但实际上，在这个年代里对《金瓶梅》最有识见的，还是毛泽东主席。他屡次对中共中央的高级干部推荐《金瓶梅》，他评论《金瓶梅》，话虽然不多，却要言不烦，一言中的。今据有关方面的披露，我想至少以下这样五个观点是有卓见的。
第一个观点是：“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什么叫“真正的历史”？就是作品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客观性，它抓住了社会的本质问题，具有极高的认识意义。毛泽东在肯定《金瓶梅》是真正的历史时，特别强调它写了“经济”。他曾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比，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则不然”；又将《金瓶梅》与《水浒传》比，说“《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所以，“真正历史”说，比之“现实主义”论更直截了当地抓住了文学作品“写实”的精髓。试问，除了《金瓶梅》外，还有哪一部作品可以称为“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这是高度肯定了《金瓶梅》的社会价值。
第二个观点是：“它只暴露黑暗”，“在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写得很细致的”。这就精确地揭示了这部小说的基本特点：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它的最基本的特点不是歌颂，而是“暴露”，写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假恶丑——这正确指出了《金瓶梅》的艺术特征。
第三个观点是：“《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这虽然是从脂砚斋以来的共识，但毛泽东认同这一观点，实际上也是认同了《金瓶梅》在小说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这肯定了《金瓶梅》在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
第四个观点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yin-秽，主要是因为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这就实事求是地指出了《金瓶梅》存在的问题，既不是一味叫好，也不是无限夸大它的问题——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正确的批评态度。
第五个观点是：“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毛泽东一再在中共中央，乃至在政治局会议上推荐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阅读《金瓶梅》，其深意何在？据我的理解，就是希望他们不要当西门庆、蔡京、童贯，不要腐败，不要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郑振铎早就说过：“《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这些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过了几十年，西门庆式的人物是否还会活跃于人间？哪一些人最容易成为西门庆式的人物？这不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与思考吗？我们在这里，不能不佩服毛泽东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不能不佩服他有那么大的气魄。斯人已去，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伟人，能站出来，建议那些可能成为西门庆式人物的人，把《金瓶梅》作为镜子，认认真真地来照一照，能号召大家杜绝腐败，让《金瓶梅》的时代永远成为过去！
在《金瓶梅》研究史上，我们应该永远感谢毛泽东，正是基于他对《金瓶梅》的深入的理解，在他的倡导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用“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影印了《金瓶梅词话》2 000部，并着手整理普及的排印本。不但如此，他的观点也有力地影响了“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者。20世纪60年代中央组织的“中国文学史”统编教材，都对《金瓶梅》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乃至到197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集体编写的《中国小说史》，都给《金瓶梅》以较高的评价，这些都与毛泽东的观点不无关系。这也有力地说明了1950年至1978年间的《金瓶梅》研究并不是一团漆黑，也是有可观的成绩的。
（四）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热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河北师范学院的资深教授朱星在当时新露面的大型杂志《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上发表了《金瓶梅考证》（一），我随即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与他商榷的文章，于是就拉开了新时代的《金瓶梅》研究的序幕。时代的变化，学术的开放，很快地吸引了广大的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迅速地形成了《金瓶梅》研究的热潮。据吴敢先生统计，1979~2000年之间，中国内地出版的相关专著近200部，发表的相关论文约2 000篇。而1901~1978年全世界出版的相关专著不到10部，发表的相关论文不足300篇。这20年是前80年的几十倍（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文汇出版社，2003）。这20年中，成立了中国《金瓶梅》学会，举办了五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出版了七辑《金瓶梅研究》，成立了国际《金瓶梅》资料中心，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金瓶梅》研究名副其实地成了一门“金学”。
在这20年里出版的《金瓶梅》研究论著中，除了一些工具性、赏析性与整理性的文章与作品之外，在文献实证与理论分析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文献实证方面，关于作者、版本、成书时间与过程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目前一时难以找到一个共识，但还是不断地在深化认识，逼近真相。有关具体的情况，前面我在讲作者、版本、成书等问题时大致已讲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下面，我就这一阶段在理论分析方面的情况略作介绍与评价。从总的情况看来，本阶段的成绩是十分辉煌的，大家不断地更新观念，从不同的角度对各种问题都进行了探讨，这里只能就一些主要的问题、主要的观点来稍作评价。
1.关于创作的主旨
以往主要是“政治寓意”说、“讽劝”说、“复仇”说、“苦孝”说、“写实”说、“世情”说等。这时提出的观点，有的是对于传统的这些说法加以深化或更新，而更多的是提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或有较大突破的新说法。
比如，我提出的“暴露说”，一时间有较大的影响，但这实际上是在“世情说”、“写实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与鲁迅说的“骂尽诸色”、郑振铎说的“写实主义”、毛泽东说的“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都是在精神上相通的。先前也有不少直接说过“暴露”的，例如吴晗、阿丁、刘大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都提到过。我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加以特别提出与强调而已。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名就是“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文中说：“在我国文学史上，《金瓶梅词话》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曰：暴露。”“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间的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而不但能使当时的读者感到震惊，起来诅咒和希望改变这样的现实，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仍不失为人们认识社会的一面镜子。”我认为这部小说的暴露面最为广泛，涉及朝廷、士林、奴婢、市井各色人等与政治、经济、人心、道德等方方面面，而且是从最普遍的联系中来加以展示，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弊病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这种广度本身就体现着一定的深度。它的深度还表现在：（1）把聚光镜对准了皇帝。我不但从小说的一些直接的表白中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从整个艺术结构上来分析了小说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到皇帝身上,指出这在封建社会中是十分不容易的。由此我还赞同魏子云先生提出的“政治讽喻说”，同意小说对明神宗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的政治事件有所影射。（2）小说的暴露是放在社会对抗的背景中来展现的。（3）从思想哲学的角度看，这部小说是把社会罪恶当做人性的弱点来加以暴露的。它比较自觉地将构思立足在暴露“酒色财气”“四贪”之病，特别是“情色”之累，又把它们表现得各有个性，还朦胧地感觉到这种人性的弱点具有“上”“下”之分，而罪恶的源头正是在“上”而不在“下”。后来，我还专门写过《〈金瓶梅〉中的“人”》进一步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这部小说的深度。有论者说，我的“暴露说”眼界过于狭窄，认为小说只是暴露丑恶，而没有注意到“写出了当世的国民劣根性”，没有注意到“新兴”的商人，忽视了作品的思想倾向，等等。我觉得这些批评都没有抓到我的痒处。写国民劣根性、写世情，与我的“暴露说”并不对立，不同的只是我将小说怎样写“劣根性”、写“市井”“世情”的特点揭示了出来而已，我之所以不用那种笼而统之的“写实”、“写世情”的提法，其原因早就在文章中说明了。我的文章主要强调其特点是“暴露”，至于暴露的主要对象是“封建的社会”还是“新兴的商人”，不在我主要讨论的范围之内，不过，我从来没有把西门庆看做一个纯粹的封建官僚，而是同时把他作为一个商人来看待的。我认为作品的主要特色是暴露，但并不像有的人所理解的那样，社会必然是满目疮痍、漆黑一团，为那种主张作者没有任何美的理想、作品具有严重自然主义倾向的理论提供依据。我在文章中，早就对作品的思想倾向有过论述：“在我看来，作者暴露现实的武器就是他所认为的‘善’。他向往的世界就是一个君明臣贤而人人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和正常秩序的善的世界。他的创作目的就是要在‘指斥时事’的同时，达到‘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就是为了宣扬善道。”所以，我的“暴露说”，是在力图抓住作品最基本的特色的基础之上，并没有停留于社会政治层面的思考，而是兼顾到了伦理道德评判和人的哲学思考等其他理论层次的。我到现在，仍然不放弃这一个说法。
1987年，卢兴基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上发表了《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他不满于以往论及西门庆时，往往以一般的恶霸、商人、官僚三结合来看待人物，没有能抓住这个商人的特征，于是他结合《金瓶梅》产生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分析，提出了一个“新兴商人悲剧说”：“西门庆是十六世纪中叶我国封建末世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新兴商人。作品的主题不是在暴露封建黑暗，而在于通过这个新兴商人及其家庭的兴衰，他的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私生活，以及如何暴发致富，又是如何纵欲身亡的历史，表现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动。”与这个观点接近的是李时人在《〈金瓶梅〉：中国十六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中说：“西门庆的悲剧从本质上说是前资本主义中国商人的历史悲剧。”对于这一观点，也有一些人与之商榷，分歧的焦点是：西门庆的本质属性究竟主要是官僚，还是商人？是封建性，还是新兴性？据我看来，西门庆身上有一点“新”的商人的味道，马马虎虎地要说他是半新半旧的也行，但基本上还是属于旧的商人而不是新的商人，是封建性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
此外，还有郑培凯、田秉锷、魏崇新等人提出的“劝诫警世”说，刘辉的“愤世嫉俗”说，包遵信、宋谋玚、周中明的“批判封建”说，张锦池“以仁与天理讽世”说，吴红、胡邦炜等的“为市民写照”说，李时人的“16世纪社会风俗史”说，霍现俊的“展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亡史”说，张进德等的“主题矛盾”说，朱邦国的“人性复归”说，池本义男的“人格自由”说，张兵、李永昶、刘连庚的“人欲张扬”说，王志武的“性自由悲剧”说，许建平的“探讨人生”说，田秉锷的“精神危机”说，王彪的“文化悲凉”说，等等。这些见解中，有的较多地承传了前人的说法，但更多的是渗入了新的理论方法和时代意识，从社会学、美学、人学、文化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多角度、多层次地探讨了作者的创作主旨与作品的主题，显现了一种多元交汇、百花竞艳的状态。
2.关于性描写的认识
“文革”后，随着整个社会思想的解放，对于《金瓶梅》中性描写的讨论也多了起来。人们不再停留在鲁迅、茅盾等人的基础上，把《金瓶梅》中的秽笔归结为当时社会风气的感染，比如章培恒在1983年的《论〈金瓶梅词话〉》中提出：“《金瓶梅词话》中那些关于性行为的描写恐怕并不仅仅是封建统治者荒-yin-无耻的反映，而应当与当时以李贽为代表的、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类自然要求加以肯定的进步思潮有关，是人们对自身认识深化的表现。正因这一认识的深化，才使得小说的描写以人物为中心，才使得人物性格的刻画更趋复杂与真实，也才使得对社会现实的描绘更清醒和富于时代特征。”到1986年第二次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时，对性描写的评价成为会上讨论的热点，也成为此后历届会议不可或缺的内容。人们的认识在某些方面也逐步取得了一致。比如，长期蒙在《金瓶梅》身上的“-yin-书”的恶名，恐怕现在已经没有人公开说了；再如，从艺术审美的标准衡量，论者也承认《金瓶梅》有些文字只注重性器官形状的描写和机械的动作描述，且重复多，少变化，不能在心理上、情绪上给人以美感的享受，也有的内容甚至是纯粹是在商业利益驱动下外加上去的“浇头”，破坏了小说艺术的真与美，因而是失败的。至于从总体上看，如何从文学以及文化的角度评价这些性描写文字，却有不同的见解。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肯定性的意见。主要是从人本主义哲学的角度评价性描写，认为作为人学的文学可以有描写性行为的文字，认为《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带有一定的人文主义的色彩，与《十日谈》中的同类文字一样，显示了人性的觉醒与解放，这在“天理”压倒“人欲”的明代中后期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是对禁欲主义的反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觉醒。也有人从中国文学传统和明代的文化环境分析了《金瓶梅》中性行为描写的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还有人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指出小说通过社会经济和其他关系在性问题上的反映，探讨社会、人生、人性等复杂问题，是《金瓶梅》艺术开掘的途径；小说中的性描写的文字大都与深化主题、塑造人物和递进情节相关，写性是为了批--奸-，写性是为了示丑，写性是为了“以-yin-说法”而达到禁-yin-的目的，从这种意义上讲，《金瓶梅》描写男女之间的性行为是一种具有突破性的划时代贡献。第二种是否定性的意见。他们认为：人欲不等于纵欲，个性解放不等于性解放，敢于对性生活作大胆描写，未必就是反封建思想的表现，无论从它所承载的精神内涵看还是就它选择的表现方式论，都基本背离了艺术乃至生活的真善美，并在有意无意中产生了污染视听、引人堕落的恶劣作用，这种描写既是迎-合小市民的低级情趣的需要，也是作者的低级趣味的表现，因而完全是多余的，对读者是有毒害的。第三种意见是认为作者对男女性行为的态度是双重的、矛盾的，一方面没有否定正常的有节制的情欲，认为正常的情欲和床笫行为的满足能给人带来快乐、幸福，另一方面也指出过度的性行为又会戕害性命，这种心理也表现于描写性行为的文字中，有时字里行间流溢着作者对性动作的欣赏，有时则掺入道德的贬斥意味。还有论者肯定了作者通过这些两性行为的描写，意在达到劝惩的目的，但也指出，客观的具体描写与主观的意图并非完全一致，难免有宣-yin-之责。也有人认为，尽管这种描写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尽管作者的目的在于暴露西门庆的罪恶，但它毕竟是这部不朽艺术品的污点。
3.关于艺术上的创新
这也是这时期金学研究的热点。章培恒的《论〈金瓶梅词话〉》说：“《新刻金瓶梅词话》在我国小说史上是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标志着我国小说史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话说得很有概括性。具体说来，论者找出了许多方面。比如，美学观念发生了转变，通过暴露假丑恶来传播真美善；题材由超现实到现实平凡的生活；写人由写超人到写社会凡人庸人，由男性为主角而变为女性也成为主角，写性格由注重描写特征性性格到写个性化的、复合式的性格；结构由单线纵向结构演变为多线纵横网状立体式结构；情节描写从夸张、粗略、注重传奇性，转变为细腻、平实、逼真的铺叙；语言也变得口语化、方言化、个性化；其他如讽刺手法的成熟，内心世界刻画的细致，细节描写的高超等，各方面多有论析，在这里没有可能与必要一一细讲。实际上，我的主要的看法，在前面已经讲过了。
4.关于人物形象的具体分析
《金瓶梅》在写人方面成就突出。前面讲过，它开始致力于写平凡的人物、反面的角色、女性的形象，在表现手法上又多有创造，所以刻画了众多的活灵活现而又富有社会意义的人物形象，值得仔细加以分析。比如，西门庆这个人物，就十分自然地成为研究的重点。对于他的社会属性、典型意义、美学价值，有不少文章加以探讨。再如潘金莲、宋惠莲、李瓶儿、庞春梅、孟玉楼、李桂姐等女性形象，也为大家所关注。这时期，不要说单篇论文，就是有关人物论的专著也有近20部，如孟超的《金瓶梅人物论》，王汝梅等的《金瓶梅女性世界》，石昌渝、尹恭弘的《金瓶梅人物谱》，孔繁华的《金瓶梅的女性世界》、《金瓶梅人物掠影》，高越峰的《金瓶梅人物艺术论》，鲁歌、马征的《金瓶梅人物大全》，刘烈的《西门庆与潘金莲——金瓶梅词话主人公及其他》，罗德荣的《金瓶梅女性三透视》，王志武的《金瓶梅人物悲剧论》，冯子孔的《金瓶梅与红楼梦人物比较》，陈桂声的《金瓶梅人物世界探论》，魏崇新的《说不尽的潘金莲——潘金莲形象的嬗变》，曾庆雨、许建平的《商风俗韵——金瓶梅中的女性们》，叶桂桐、宋培宪的《金瓶梅人物正传》，晨曦、婧妍的《金瓶梅中的男人与女-人》，等等。他们的眼光尽管不尽相同，但都从不同的方面论析了小说人物的不同命运、情感世界、性格特征及其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也探究了小说作者写人的高超技艺。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金瓶梅》这部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5.关于文化研究
20世纪最后20年，有关《金瓶梅》的文化研究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涉及《金瓶梅》中表现的民俗与游艺、所描写的戏曲及其表演和宗教、迷信、医学等，有的还研究得相当有深度。这都说明了《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它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五）20世纪国外研究的看点
《金瓶梅》早已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拥有了一批国外的读者、译者和研究者，从研究而言，主要集中在日本与美国。考虑到这两国的研究路数并不一样，各人大都各自走各自的路，所以我想这里还是将日本的研究与美国的研究分开来讲，最后再说一下其他国家的研究概况。
1.日本的研究
早在1897和1898年，早稻田大学的笹川临风在他篇幅有限的《支那小说戏曲小史》与《支那文学史》中，都提到了《金瓶梅》，且给予不低的评价。在《支那文学史》中，他接着评《西游记》说道：“与是相并者有《金瓶梅》，以复杂之清话，为角色，个个性格，巧妙出之，唯其弊往往流于丑亵”。这一评价，在肯定小说的艺术表现的同时，批评了它的弊病。1910年三省堂出版的《日本百科大辞典》中，宫崎所作的《金瓶梅》词条，也给予了它一定的肯定性评价，称它为“一部照魔镜”。这些都对后来盐谷温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1919年）中的观点有所影响。盐谷温说《金瓶梅》“描写极其-yin-亵鄙陋的，市井小人底状态非常逼真，曲尽人情底微细机巧，其意在替世人说法，戒好色贪财”。盐谷温的这部书对后来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影响至大，当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瓶梅》的论述有着根本性的发展与变化，但还是多多少少可以看到盐谷氏的一点影子。
但是，在二战以前，由于日本汉学家们重视的是经史与诗文，对于通俗长篇小说，特别是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中的名物、词语等不容易解读，对于晚明时期的商人、官僚和老百姓的具体生活和社会情况也所知甚少，还有，《金瓶梅》中“镶嵌”了很多如宝卷、小曲等通俗文艺，使日本的汉学家们也很伤脑筋，所以，在战前总的研究情况并无多大进展，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也没有提到它，在市场上只出现过为数不多的节译本，而“-yin-书”的影子却一直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的思想得到解放，一时间也是百家争鸣，令人眼花缭乱。这时，作为思想解放的一个象征，谈性文化的人也多起来了，一些“好色文学”，包括《金瓶梅》的节译本与改编本陆续问世，其中最重要的是1948~1949年间由小野忍与千田九一合译的词话本《金瓶梅》的陆续刊行，这对《金瓶梅》的研究是有力的推动。附于这部《金瓶梅》卷一后面的小野忍所写的《解说》，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金瓶梅》的版本、特点、素材、欧译及评价的变迁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是一篇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这时陆续也发表了一批论文，有的探讨了它的写-yin-问题，有的指出它是写了“色、欲、空”，有的则认为是写了“人的欲望”，多为一些鉴赏分析性的文章。
到了五六十年代，日本学界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献性、实证性文章，特别在关于版本方面，他们有一些重要的发现与考证。早在1941年，丰田穰在《某山法库观书录》中披露了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也藏有《金瓶梅》的词话本，到1962年上村幸次教授在日本德山毛利家栖息堂中也发现了另一部词话本，但第五回与慈眼堂本有异版，于是，日本的大安株式会社准备影印这两种词话本。这时一些日本的学者分别撰文介绍了这几种词话本的特点、发现经过与大安本的价值等，颇有资料价值。这些文章包括长泽规矩也的《〈金瓶梅词话〉影印的经过》、上村幸次的《关于毛利本〈金瓶梅词话〉》与饭田吉郎的《关于大安本金瓶梅词话的价值》（以上三文均见《大安》1963年5月第9卷第5号）。长泽规矩也既是第一批得到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日本学者，又是较早了解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金瓶梅词话》的人，并主持了慈眼堂本与栖息堂本的校勘。他在文章中透露的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词话本的经过、慈眼堂本与栖息堂本校勘的结果，都很有价值。
关于《金瓶梅》的版本，长泽规矩也曾在1949年写过《〈金瓶梅〉的版本》，1950年小野忍也写过《关于〈金瓶梅〉的版本》，但对《金瓶梅》的版本作更为系统认真梳理的是天理大学的鸟居久晴教授，他的《〈金瓶梅〉版本考》（《天理大学学报》1955年4月第18辑）及其几篇补文，将《金瓶梅》版本分为词话本、明代小说本（崇祯本）、第一奇书本与异本四类，对每一类中当时所知的各本逐一予以述评。在“词话本”中，他除了谈及北京图书馆藏本及其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之外，还著录了日本藏本两种、中国内地藏本两种与台北藏本三种；在“明代小说本”中，著录中国内地藏本两种，日本藏本两种；在“第一奇书本”中，考述了皋鹤堂刊本（天理大学藏）、在兹堂刊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衙刊本（从汇文堂主人大岛五郎氏那里看到的）、影松轩刊本（天理大学藏）等18种版本；另外再介绍了异本6种。鸟居所著录的这些版本，大都经过目验，分析也有见地，但由于受到条件限制，有的得之二手，因此有的地方时见疏误，这也完全可以理解。鸟居除了对版本研究下了工夫之外，对于《金瓶梅》的谚语、俗语的整理与研究也有成绩，整理了近千条的谚语、歇后语来证明作品的“庶民性”；对《金瓶梅》的作者也进行了探索，支持了“集体创作说”；并首先对《金瓶梅》进行了编年，可惜的是，鸟居教授溘然弃世，编年只存其摘要而未能完成全稿，不能不使人深感遗憾。
在实证研究方面另一位值得注意的学者是早稻田大学的泽田瑞穗教授。他对宝卷等俗文学深有研究，早在1956年就作《关于〈金瓶梅词话〉所引的宝卷》一文，这是一篇研究《金瓶梅》与宝卷的开创性力作。三年后，他发表的《随笔金瓶梅》一文，广泛地论及了《金瓶梅》与其他通俗文学的关系，以及《金瓶梅》的竹坡本、满文本、传奇本、日译本和对日本文学的影响等，提供了许多可贵的资料。同年，他有《金瓶梅书目稿》油印本面世。在这基础上，1961年，他出版了《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它全面地著录了《金瓶梅》的各种版本与各类研究论著，成为研究《金瓶梅》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他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如饭田吉郎的《〈金瓶梅〉研究小史》（《大安》1963年5月第9期第5号），开创了金学史的编写工作；再如上野惠司的《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1970年3月第3号）、大内田三郎的《〈水浒传〉与〈金瓶梅〉》（《天理大学学报》1973年8月第85辑），这两篇文章虽然都是将《金瓶梅》与《水浒传》作了认真的比较，然比较的角度与目的都大不相同。前者通过对重复的语词的细致比较，支持了“个人创作说”，并得出了与中国语研究专家香坂顺一与大田辰夫一致的结论：《金瓶梅》的“山东方言说难以一下子令人信服”；后者则通过文字比较，得出了“《金瓶梅》的作者抄写了‘天都外臣序本’”与成书于万历中期以前的结论。寺村政男曾经是泽田瑞穗编写《金瓶梅研究资料要览》的助手，其所作的《〈金瓶梅〉从词话本到改订本的转变》（《中国古典研究》1978年6月第23号）一文，十分细致地分析了《金瓶梅》词话本和改订本（崇祯本）两者的异同，有力地证明了改订本“进行了向近代小说推进的工作”，使小说“从《水浒传》中超脱出来，进一步尽量除--去说唱故事的因素，使之更加独立化”。他的《〈金瓶梅词话〉中的作者介入文——“看官听说”考》（《中国文学研究》1976年12月第2期），角度比较新颖，对于深入理解小说受说唱故事影响与叙述人的态度很有意义。另外，阿部泰记的《论〈金瓶梅词话〉叙述之混乱》（《人文研究》1979年7月第58辑）也值得重视，他针对当时日本也存在的有关《金瓶梅》作者“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众多人”的问题，研究了这个常被“集体创作说”作为理由的叙述混乱现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是某一特定的作者在构思还没有完全统一的阶段的作品化了的读物，因而在作品各自往往可以看到作者构思的痕迹。据此，可以认为，那种从来疑而未决地把它作为还在话本阶段的错误说法，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了。
在80年代以后，日本有两位学者专攻《金瓶梅》，一位是日下翠女士，一位是荒木猛先生。日下女士是日本由《金瓶梅》的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位研究者。她在1984年1月《东方》杂志上发表的《〈金瓶梅〉成立年代考》一文从批评吴晗的论证出发，主张嘉靖说，否定万历说，是较早介绍到中国来的一篇论文。接着，她在《东方》上发表《关于兰陵笑笑生》（1984.7）、《〈金瓶梅〉作品考》（1987.9）等论文。她的《〈金瓶梅〉作者考证》（《明清小说论丛》，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和《〈金瓶梅〉と〈宝剣記〉》（《中国戯曲小説の研究》，研文出版社，1995）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对“作者为李开先”说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她还写过一本名为“金瓶梅”的论著。这本书，为探求《金瓶梅》的艺术魅力，对文本作了细致的剖析。值得注意的还有，她作为女性，还从女性的角度研究过《金瓶梅》中的性爱描写。可惜她英年早逝，2005年9月去世时，年仅57岁。荒木猛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研究《金瓶梅》的专家。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几乎年年发表《金瓶梅》的论文，数量很多，质量也佳，如《关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阁文库藏本）的出版书肆》（《东方》1983.1）、《〈金瓶梅〉中的讽刺——从西门庆的官职来看》（《函馆大学论究》，1985年第18辑）、《〈金瓶梅〉素材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俗曲、〈宝剑记〉、〈宣和遗事〉》（《函馆大学论究》1986年第19辑）、《〈金瓶梅〉十七回影射的史实》（《汉学研究》1986年第6卷第1期）、《“话本”与〈金瓶梅〉》（《长崎大学教养部人文科学篇》第30卷第2号）、《金瓶梅补服考》（《长崎大学教养部人文科学篇》第31卷第1号）、《关于崇祯本〈金瓶梅〉各回的篇头诗词》（《金瓶梅研究》第4辑）等。特别是在关于内阁本刊印年代的断定，引用素材和回前诗的研究，以及《金瓶梅》成书年代的一些考证方面，他的文章都很有价值。
除了日下、荒木两位之外，在20世纪后20年中，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文章。比如，大塚秀高写的《金瓶梅的构思》、《续金瓶梅的构造》，都很有创见，他认为《金瓶梅》不仅受《水浒传》的影响，而且还受《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影响；他从玉皇庙到永福寺来分析《金瓶梅》的结构，也有新意。另外，注重艺术分析的铃木阳一也研究了《金瓶梅》与《水浒传》的重复部分，写有《关于金瓶梅的描写方法》，注意在艺术表现方面寻求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很有启发性。总的看来，日本在20世纪中，《金瓶梅》的研究还是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而且后继有人，年青一代学者中，像到我们复旦大学进修过的川岛优子、田中智行等，都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2.西方的研究
西方节译《金瓶梅》虽然也较早，如1912年法国就有节译本《金莲》，但真正的研究还是较晚的。1939年，英国的伯纳德·米奥尔节译的《金瓶梅：西门庆与六妻妾奇情史》分别在伦敦与纽约出版，英国的阿瑟·韦利为此撰写了一篇序言，较为全面地论及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创作情况、时代背景、作者、版本等。在谈到作者时，他误将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提到的“徐文贞”认作“徐文长”，从而主张作者是徐渭，对后来者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西方真正对《金瓶梅》下工夫研究，且取得了最为显著成绩的是韩南。他出生于新西兰，1960年在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任该校东方及非洲研究所中国文学教授，1963年起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1968年后一直任哈佛大学远东语言文学系教授。他在1961年至1964年间连续发表四篇有关《金瓶梅》的文章，立即登上了《金瓶梅》研究的巅峰。其中《中国小说的里程碑》（收入道格拉斯·格兰特与麦克卢尔·米勒合编的《远东：中国与日本》，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61），明确提出了“里程碑”说。1962年他在《大亚细亚》新丛刊第9号上发表的《〈金瓶梅〉的版本及其他》是继鸟居久晴的版本研究后的又一篇力作，对《金瓶梅》手抄本、词话本与绣像本（崇祯本）作了更为详细的考述，极有参考价值。越年，他又在同一杂志第10号上发表了《〈金瓶梅〉探源》一文，对《金瓶梅》的素材来源，就长篇小说、白话短篇小说、文言短篇小说、宋史、戏曲、清曲、说唱文字等七个方面，一一加以搜求，有不少新的发现，一时间几乎可以说是网罗殆尽，实为这一时期该项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韩南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芝加哥大学教授芮效卫，他花了多年之力全译了《金瓶梅》，曾写过《论张竹坡评注〈金瓶梅〉》，较早对张竹坡进行了研究。在1983年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他提交了《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一文，资料详瞻，富有启发性，但其结论恐怕难以成立。在这次会议上，当时年轻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也提交了一篇论文《瑕中之瑜：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论》，这篇论文主要是研究崇祯本的评点，认为它反映了“李贽名下评注本所共有的论点”，有可能远溯到《金瓶梅》成书之时，或者《金瓶梅》也存在着李贽的评点的可能。他还认为，张竹坡的评点有不少因袭了崇祯本的评点。还有，他据谢肇淛的《金瓶梅跋》，认为20卷本当早于10卷本，而目前公认的10卷词话本早于20卷的崇祯本，尚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这些问题都是《金瓶梅》研究的重要课题，引人注目。后来，他写的《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对《金瓶梅》有全面的论述，多有独到的见解。当时在美国的华裔学者、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长马泰来，首先发现了谢肇淛的《金瓶梅跋》，撰有《研究金瓶梅的一条新资料》，接着又写了《麻城刘家和〈金瓶梅〉》、《诸城丘家与〈金瓶梅〉》、《冯梦龙与文震亨》等论文，以一些确凿的材料，解决了《金瓶梅》初期流传中的一系列问题。另一位华裔学者郑培凯在台北《中外文学》上发表的《〈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与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的《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从文献出发，认真地考察了《金瓶梅词话》的文化背景，分析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与作者问题，多有创见。与此同时，他抨击了考证中的所谓“索隐派”。
另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中国文学教授，著有多部中国小说史著作。他于1984年10月的台北《知识分子》上发表了《〈金瓶梅〉新论》一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金瓶梅》的作者、成书、思想和艺术特征。他认为这部小说存在着结构凌乱、思想混乱以及引用诗词不协调等现象，在艺术上“恐怕只能归三流”，因而遭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
美国学者之外，法国的雷威尔也受人注目。他原籍我国天津，1937年回法国，长期在波尔多大学、巴黎第七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主任，研究中国古代小说。1979年他发表《〈金瓶梅〉初刻本年代商榷》，已经注意用马之骏“时榷吴关”的时间来断定初刻的时间，后又发表过若干有关《金瓶梅》研究的书评。1989年、1992年我国召开的首届与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他都提交了论文，首届提交的是《〈金瓶梅词话〉第53、54回的秘密》，第二届提交的是《〈金瓶梅〉与〈聊斋志异〉》，都有独到的见解。特别使他在世界金学界享有盛誉的是，他于1985年出版了法译本《金瓶梅》。此译本把小说分成十个部分，每个部分分别加了一个标题，每个标题概括了原书十个回目，依次为“金莲”、“瓶儿”、“惠莲”、“王六儿”、“渎职”、“少爷之死”、“枕边的幻想”、“西门庆暴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土崩瓦解”。这一概括，对后人理解小说的结构很有启发。书前有一篇《导言》，它着重论述了《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金瓶梅》是“四大奇书的佼佼者”，并对《金瓶梅》在欧洲翻译出版及评论情况作了概要的介绍，对于我们了解《金瓶梅》在国外尤其是在欧洲的研究情况大有帮助。
在苏联，研究《金瓶梅》用力最勤、成绩最著的是马努辛。他于1949至1952年曾来我国从事翻译工作，1956年起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致力于《金瓶梅》的俄译工作。1961年，他发表《〈金瓶梅〉与中国文艺批评中反传统的斗争》；1964年完成了副博士论文《16世纪社会暴露小说〈金瓶梅〉：从传统到革新》。1974年他在莫斯科版《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上发表《评〈金瓶梅〉小说及其作者》一文，认为“兰陵”是“酒徒”的意思，“应当将兰陵笑笑生看成是一位嘻嘻哈哈的喝醉了酒的人，一位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家伙”，“一位敢于去揭露社会溃疡的人物”，以此，他推测作者可能是李贽、徐渭、袁宏道、冯梦龙等人。最能显示他的理论功力的是其于1977年在《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上发表的《〈金瓶梅〉中表现人的手法》。他在多方面总结《金瓶梅》写人艺术技巧的基础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金瓶梅》是中国文学中第一部取材于作者当代社会生活的小说。作者在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背景之上描写暴发户西门庆，把他看做典型环境下活动的时代主人公的典型社会形象。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创造。”马努辛翻译的《金瓶梅》，得到舍契夫、雅罗斯拉拉夫、李福清（勃·里弗京）等名家帮助润色，所以质量较高，可惜他也是英年早逝，1977年该书正式出版时，序言《兰陵笑笑生及其小说〈金瓶梅〉》和注释是由李福清完成的。李福清早年也在北京大学进修过，熟悉中国的小说与民间文学。他撰的序言，娓娓道来，很见功力。他认为“这部长篇小说宛如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危机四伏的时代的一面镜子”，在艺术上有很多创新，比如“把主要笔墨集中用于描写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和“花了很大篇幅去描写中国女性的生活”，都是与以前所不同的。他在解释金莲、瓶儿、春梅这些名字的象征意义时，很见创意。他分析说唱文学以及儒、道、佛三教对小说的影响，也很细致。这篇序言，不但对帮助苏联读者了解《金瓶梅》很有意义，而且也有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独到的见解。
上面，就20世纪国外的研究略作一些介绍，这只能拣一些主要的、有影响的，以及我所知道的稍作一些点评。这些论文的中译本，有的已散见于我国的书刊中。较为集中的日本有关的研究论文，可参看我与王国安编译的《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此书由齐鲁书社于1989年出版。关于西方的一些论文，有一本沈亨寿等翻译、徐朔方编选校阅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另外，胡文彬编的、北方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的《〈金瓶梅〉的世界》也收集了不少国外的论文，可以参阅。
同学们，我们匆匆忙忙地走过了三四百年，大致看到了前人究竟研究了些什么问题，哪一些问题上有共识，哪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分歧甚至是严重的分歧。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走？怎样使我们的研究一步一步地深入？怎样使我们的研究对当代的文明建设有用？我想，通过历史这面镜子照一照，还是有助于大家的思考，有助于进一步的探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