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座工厂那座城的故事

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下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发北大荒”“支援新疆兵团建设”，到60年代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宏伟的战略背后，是几千万普通人以自己的离乡背井、婚姻家庭、子女教育为代价，默默承受着国家产业悲喜起落的命运。要永远感谢中国的百姓，他们的坚韧和乐观举世无匹。

对于很多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而言，“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这样的词语其实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阐述得多么深刻激昂，也只不过是拂过脸颊的风，再冷再疼，一瞬间也就过去了。但是，对于那些在“石油城”和“钢铁城”中出生、长大、上学和工作的普通百姓来说，一座厂区就是头顶上的整个天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所当然地成为鹰隼，搏击出另外的万里晴空。

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下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

从20世纪50年代“开发北大荒”“支援新疆兵团建设”，到60年代备战备荒的“三线建设”……宏伟的战略背后，是几千万普通人以自己的离乡背井、婚姻家庭、子女教育为代价，默默承受着国家产业悲喜起落的命运。

因为研究日照钢铁与五矿发展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从2014年年底开始看钢铁产业的数据，搜集了10多万字的数据和文字，虽然没有最后成稿，但一直认为自己了解这个产业在中国兴衰起伏的历史变迁和经济原因。然而，读陈戴希的《那座工厂那座城》的时候，我几次鼻子发酸，才明白这身为“旁观者”的研究，不管有多少数据模型支持，仍然是肤浅和单薄的。

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和人生要怎么度量？我不知道。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曾进行过一场国企改革，几千万的工人下岗（其实就是失业），有的人走出来了，而更多的人，还有他们的子女则被卷入历史的洪流，滚滚而去。回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也许应该稍微抛开那些对“更高、更大、更强”的迷恋，试着从普通人生存的角度来讨论。

90年代以前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人们，其实和企业之间有一种隐形的合同：极低的现金工资是和隐含的高福利（比如工厂的附属医院、教育、社保、住房等）相匹配的。以那样的收入水平，大部分“旱涝保收”的工人是不可能有太多储蓄的。在“剥离三产”、抓大放小的改革后，工人们一旦下岗，其实丧失的不仅仅是一份工资，而是整个家庭生活的基础，甚至整个人生的归属和尊严。这种代价，对于一个国家可能叫阵痛，可是对于一个普通家庭，却可能是绝症，不是当事人，永远不会理解那种挣扎的痛苦。

当年的改革非常幸运。1998年的住房改革、2003年的入世，再加上当年较小的经济体量、较低的城市化率和第三产业比例，中国开始了超高增长的一段时期，巨大的经济增量逐渐吸纳了大部分的青壮年失业人口，虽然有的个人和家庭陷入了贫困，但没有酿成社会性的巨大灾难。而今日的中国，已经面临完全不一样的情景：3000多美元的人均GDP，连续下滑的经济增长率，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逐年上涨的劳动力成本导致的大批产业外迁……我们不可能再有90年代那样的发展速度和那样巨大的经济增量来容纳失业人口了。他们，以及他们子女的未来将要何去何从？这不是简单的成本计算可以解决的问题。

戴希走出了那座工厂那座城，可是川哥还留在那里。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走不出又回不去的原乡。我想，对于庙堂之上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回望历史，不应该是简单的铭记，而是要改变。

附一 那座工厂那座城

陈戴希^[1]

一座叫攀枝花的钢铁城

1990年，我和双胞胎妹妹出生在四川一座叫攀枝花的山城。山城是以花命名的，但是直到我19岁离开那里，我也从来没有觉得家乡很美。印象中视野内全是光秃秃的山岭。就算是春季，这些山岭也不会披上青色。因为有丰富的钒钛磁铁矿，这块西南偏隅的不毛之地以一个钢铁工厂为中心衍生出一座移民城市。这座工厂就是攀枝花钢铁公司（攀钢）。妈妈说，毛爷爷时代，国家从1964年开始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中西部省市、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备战”为目的的大规模建设。^[2]攀钢基地投建就起源于“三线建设”（见表1）。当时全国重要钢铁产业基地的很多职工都举家搬迁到了攀枝花支援“三线建设”。特别是很多鞍钢的辽宁人，他们从东北到西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这片山区，支援这里，也扎根在了这里。我的奶奶和爷爷也是从牡丹江畔的军垦国营农场医院搬迁过来的。他们俩都是四川人，作为医生，他们在1958年响应“十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号召去支援东北，16年后，又响应“三线建设”返回西南边陲，在攀钢附属医院工作。记得我小时候，周围很多小朋友都是一口东北腔，上学以后，在攀钢附属的学校里也没有说四川话的氛围，后来知道这种情况在四川省内是很不常见的（四川的中小学生在课堂之外都是讲四川话的）。

除了自身庞大的车间体系以外，还有很多附属于攀钢的后勤单位、医院、学校和幼儿园，以及配套的服务业设施（例如购物点、餐厅、体育馆、休闲中心）。周围小伙伴们的爸爸妈妈要么就是工厂的工人，要么就是附属单位的职工。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跟这座工厂息息相关。

表1 1964–1980年“三线建设”重要成果

岁月也曾静好

和很多老攀钢人的子女一样，我爸爸在冶炼专业毕业后也进了攀钢，在附属职教中心工作。我妈妈是随着她姐姐和姐夫移民到这座城市的，他们都是攀钢职工。后来我妈妈也进了攀钢附属的后勤公司工作。1990年我和妹妹出生后，他们需要抚养两个孩子，所以在我10岁以前家里生活还是比较紧张的。

从1995年开始，钢铁开始紧俏。爸爸说当时如果有办法拿得到一吨钢材的话，在原价两三千元一吨的基础上，都可以再加价五六百元卖出去。爸爸和同事们开始也在职教中心建了小型轧钢厂作为校办副业，与攀钢的热轧厂合作对次废钢材进行再加工。再后来，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大人成立了钢铁贸易小公司，开始做一些生意，爸爸和他的朋友们也不例外。我们家的生活也逐渐好转，买了车，住进了市中心的房子。直到2005年我念高中，爸爸妈妈的工作都很安稳。印象里市中心开了一家很大的华联超市，妈妈每次都会把购物车塞-得很满，爸爸还会每周邀请职教中心的美国志愿者（支援偏远地区教育的美国人士）到家里来玩，做满满一桌子菜。有一个叫Lindsey的志愿者姐姐经常来家里玩，她会跟我们讲很多美国的故事，包括她的家乡（纽约州罗彻斯特市）因为柯达破产而衰退的故事。她没有讲得很细，只是说她的爸爸和爷爷都是柯达老职员，还有家里很多亲朋好友，都因为数码相机带来的变革失去了工作。她说得有些无奈伤感，我当时也就是在饭桌上呆呆地听着，浑然不觉类似的事情会在自己的身边发生。

产业雪崩与大迁徙

高一的时候（2007年），我开始时常听到妈妈对工资待遇的抱怨，她说攀钢效益不好了。高二时，妈妈干脆办理了退休，全职在家照顾我和妹妹。不久，爸爸兼职的钢铁贸易公司业绩也出现了问题，他们职教中心的小型轧钢厂也荒废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出乎预料。钢铁价格（以典型的螺纹钢为例，如图1）在2008年后半年开始出现雪崩式暴跌。4万亿刺激计划将钢铁价格死撑至2011年，随后钢铁价格就开启持续走弱模式，直到不如白菜价。2015年冬季，一吨螺纹钢下挫到1800元的价格（即9毛钱/斤），同期白菜市场价在1块钱/斤以上。攀钢在2008年和2009年出现了明显亏损，并在2010年被鞍钢重组收购，将业务重心从“钢铁冶炼”转移至“钒钛磁铁矿开发”（见图2）。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减速，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行情每况愈下，铁矿石由2010年的180美元/公吨^[3]降至2014年年底的70美元/公吨，攀钢在2014年出现了严重亏损，开始“激励”子公司进行裁员。

图1 螺纹钢和铁矿石MySpic指数^[4]

数据来源：Wind咨询

攀钢年利润总额（单位：亿元）

图2 攀钢钒钛公司年度利润总额

数据来源：攀钢钒钛（000629.SZ）年度财报

2009年我和妹妹到外地上大学以后，爸爸没有继续做钢材生意，在职教中心做后勤；妈妈在成都找了一份工作。渐渐地，爸爸妈妈的很多朋友都离开了攀钢，在外地做生意或找工作，并且开始陆续把家搬到外地。2010年，我们也搬家到了成都。因为高中的很多同学都搬过来了，我们暑假在成都组织高中同学聚会也很容易。就在几年之内，好像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官方统计数据说攀枝花市的人口还在增长，到了120万，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人都渐渐走了（民间有说法是已经流出了差不多1/3，近30万）。最明显的是我们家在那儿的几套房子，从2015年开始就很难租出去了。后来妈妈和妹妹在成都工作，我到北大去读博士，我们三个“走出了”山城，但是爸爸却反反复复地离开又回去。

一个缩影：转型中的困兽之斗

在成都，爸爸待得很郁闷，他不太适应朋友介绍的外企工作，又很抗拒闲在家里。因为一群朋友在那里守着自己的钢铁产业，他一直想回到那座山城。终于在2015年年初，他不顾全家反对回去了。我当时并不清楚他回去做什么，但可以肯定还是跟“钢铁”有关。果不其然，他加入了他的朋友在钒钛高新园区设立的纳米铁粉公司。这个产品听上去挺高大上的，属于高科技创新。他一把年纪了也要响应国家号召，跟着朋友创新创业，我们母女也不能硬拦着。爸爸回去工作的热情高涨，要么加班要么开会，电话里语速都快了。

我的理解是，因为攀枝花丰富的钒钛资源，攀枝花的第二产业由“钢铁冶炼”向“钒钛资源开发”转型，政府专门设立了钒钛高新区作为涉钒涉钛公司的孵化器。爸爸所在的纳米铁粉公司作为涉钛公司进驻了这个园区（纳米铁粉的原材料是硫酸法生产钛白粉的副产物，属于涉钛产品）。爸爸跟我讲政府和军工部门对他们公司高科技产品重视了，中信资管对公司注资了，投行开始接触他们拟筹备上市新三板了。周末的时候，我跟在北京创新创业的年轻朋友们吃火锅，他们也会兴致高昂地跟我讲类似的故事。

但是到了2015年冬季，爸爸所在的纳米铁粉公司陷入了困境，跟当时绝大部分企业一样，遇到了资金短缺，即缺血。这种血虚之痛源于多方面：他们在前期改善产能的研发尝试方面消耗了大量资金（例如高价购买的粉体改造设备没有达到预期的生产功效）；经济下滑，银行惜贷，公司办理展期难度加大；省政府的奖励补贴卡在市政机构的层层审批环节（后来终于下来了）。然而，他们看好纳米铁粉在军工市场的前景，所以没有选择停产（而钒钛高新区里的不少公司都在这个经济发展的严冬停产了）。他们仍然继续寻求投资方，继续改善产能，继续坚持车间运转，即使有时工资会拖延，即使部分股东和供货商有抱怨，即使现实已经给了他们很多可以停产的理由。2016年年初，攀枝花电视台的一期新闻节目还专门报道了他们纳米铁粉公司的高科技创新以及在经济严冬期维持生产的事迹。外人可能看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可妈妈说看到的却是困兽之斗般的心酸。话说回来，我从心里还是佩服这种老产业人特有的顽强精神（或者叫硬骨头精神也好）。

对产业发展规律的一点反思

“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转型升级”，这些听上去飘在云端的大而空的词，只有降落到凡间，发生在身边，关切到亲朋好友，方能有意义。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是什么？它是我眼中的攀枝花山城，Lindsey眼中的罗彻斯特市。极端一点儿，它还可以是底特律市、鄂尔多斯市或者端岛。城镇化本身是经济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具体可以体现为产业的空间集聚带来人口、资金和技术的集中。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使得城市发展模式做出相应调整。产业由兴旺到衰退的生命周期变化，会直接影响城市繁荣和没落。

目前国内钢铁产业产能过剩3亿吨，产能利用率67%（以粗钢为例，其产能为12亿吨左右，2015年其产量仅为8亿吨，产能利用率不足七成），亏损面达到五成。2015年各省钢铁产业的粗钢去产能完成了1.25亿吨，其中各省政府计划内的去产能量为0.18亿吨，工厂自主去产能量1.07亿吨。除了钢铁产业，煤炭、水泥等重工业同样聚集了高风险，行业亏损分别达到了八成和四成。^[5]这些亏损和去产能的背后是一座又一座工厂，一片又一片以工厂为中心汇集而成的城区，以及千家万户留下或者外迁的抉择。

表2 2015年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各省市区粗钢去产能情况统计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摩根斯坦利研报《全球钢铁手册》（Global Steel Playbook），2016年3月22日发布

值得反思的是，这些产业在面临产能过剩的同时，也极度缺乏高端产品。正如2016年第一个工作日，李克强总理在山西主持召开工作座谈会时说的那样：“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的笔头，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同样的话，他早在2015年6月就讲过。我细查了一下，圆珠笔的笔头分为“球珠”和“球座”（均属于模具钢）。我国已经具备“球珠”材料的生产基础，但是不具备“球座”材料的生产基础。并且笔头的组装技术也长期掌握在法国比克公司（BIC）、瑞士米克朗集团（Mikron）、德国奥托·赫特（Otto Hutt）等公司的手中。我国向瑞士进口组装笔头的精密机床，向日本进口笔头的模具钢线材，向德国进口墨水，最终成了毛利率极低的圆珠笔生产和出口大国。

“产能过剩”是衰退的方式之一。而“供给侧改革”和“转型升级”是延长产业生命周期的关键。如果罗彻斯特市的柯达在1998年就果断地转型数码成像；如果底特律市的汽车三巨头在1970年就果断改变大尺寸、大排量的单一产品结构；如果山城的攀钢在2006年就果断地布局（纳米铁粉一类的）高端钢铁制品，而不是躺在粗加工产品上挣钱……产业转移无法被阻止，产业转型必定承受阵痛，同样的故事和城市还会出现在未来，出现在世界各地。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本就是两个并行不悖的动态过程。^[6]

爸爸和他的伙伴们还留在山城。昨天电话里爸爸说，钢铁产业没落以后，攀枝花没那么多污染了，政府严控污染，也开始打发展旅游产业的牌，山城的空气质量变好，天也变蓝了。终于，我的家乡变美了，但是我们也回不去了。

附二 那座工厂那座城番外篇

2016年4月3日，我在自己的公众号“香帅的金融江湖”上推出了《那座工厂那座城》，一篇近7000字的长文，几天之内全网阅读迅速突破10万，被多方转载，然后不断发酵……很多攀枝花的读者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也有许多来自山东淄博的、东北的、河北煤炭城石油城的读者告诉我们，不同的城市其实有着相似的命运。还有更多的“藏二代”“疆三代”（那些因为祖辈父辈支边、支藏、支疆而出生在兵团、农场、深山峻岭的工厂中的人们）落下泪来——因为“庙堂上轻飘飘的一个词语，是底下多少普通百姓长长的一生”。

我在朋友圈里看到王汉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留言。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汉生来自重庆一个三线小镇江津。作为当年的江津中学优等生，他考上北大，海外留学，学成归国，现在是北大最亮眼的学术明星——而在他光芒四射的履历背后，却是一个“藏二代”时刻的自惕与警醒。汉生写道：

过去中国几十年，发生太多故事，落实到我们每一个凡夫俗子身上，意味着什么？这让我想起自己的老爸老妈，在西藏最艰苦的时候，他们贡献边疆20年。贡献了青春，贡献了健康，贡献了骨肉亲情。回内地后，国有企业说不行就不行了，员工说下岗就下岗。攀枝花的故事，对我来说太熟悉了。这样的事发生在重庆，也发生在江津，这个三线小镇。这段经历让我养成一个习惯。任何时候，尤其是好日子的时候，都要瞪大眼睛看社会变迁，都要时时刻刻有危机感，要不停地学习成长，要有一身能耐。对过去，坚决抛弃；对未来，不给任何被抛弃的机会。

在阅读留言的过程中，像这样被触动、被击痛的时刻还有很多。谢谢所有的你们，无论是生长在哪个年代，无论在哪个城、哪片天空下，无论是“出走”还是“坚守”——我们都有相似的感动，为祖辈和父辈经历过的悲欢离合、困顿挣扎，为我们自己亲历的路程。

谢谢你们聆听，谢谢你们敞开心扉。

附三 消失的继承者们

陆佳仪^[7]

作为生长在浙江宁波地区的一名“90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家乡“老板多”。浙江最出名的就是中小企业和产业集群，几乎每个小地方都有自己的金字招牌：到2005年的时候，诸暨的袜业、义务的小商品、永嘉的纽扣、嵊州的领带业曾分别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5%、70%、85%和90%，温州打火机更是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还有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化纤，海宁的皮革、服装，台州的精细化工……

对于浙江人来说，“产业集群”“块状经济”绝不是虚幻的名词，而是实在的好处。我的家乡位于浙东盆地山区和浙北平原交叉的地方，耕地少，又没港口，自然资源较为匮乏。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那里的塑料模具逐渐成为一个产业集群，自2005年至今，家乡的塑料销量长期占全国总销量的10%以上；2015年塑料交易量大约占全国10%，涉塑产业销售占比约为7%。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对我的家乡知之甚少，但是在塑料模具行业内，它的名字如雷贯耳。从1999年开始，中国塑料博览会已经在我们县城举办了17届。每次都场面火爆，展销铺位一铺难求，博览会期间市区的几家五星级酒店需要提前1个月以上预订且一概不打折。^[8]

和大多数中国的民营制造业一样，浙江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专业化程度很高，具有数量多、规模小的特征。如此一来，“老板”自然不少。朋友们的父母凡是自己开厂或者名下有实业的，不论大小，出门都会被尊称为“老板”。

有这么多老板，他们的下一代自然是大家眼中的“富二代”。哪怕在少不更事的孩童时代，小伙伴们凭着一点儿懵懂的攀比心，也大致明白同伴中谁的父母有很多资产。那时候，韩剧长腿欧巴李敏镐的《继承者们》还没有火遍大江南北，但我们身边那些小“继承者”们多少都明白自己在家族企业中的身份和定位。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北大读书，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傻傻地在“黄金剩斗士”的路上狂奔。儿时小伙伴的生活也波澜不惊地按照“富二代”的剧本平稳进行。直到2013年，一个叫“互保”的石头开始在家乡激起千层浪。

消失的继承者们

A姑娘与我同龄，是我儿时的玩伴。她人长得漂亮，家境优渥。她的父母自1995年起就先后办起了塑料制品、水暖洁具生产企业，虽创业维艰，但经过近20年的拼搏，他们把两家厂子经营得风生水起，年景好的时候利润可逾千万。2013年我俩本科毕业，我苦逼地过上了“灭绝师太”的博士生涯，她坐在了家族企业的办公室里开始为接班做准备。在一众同龄人还在考虑毕业后如何凑首付买房的时候，她的父母已早早地在她的名下安了一栋城区好地段的别墅。家族企业蒸蒸日上，父母尚且年富力强，业务和管理也可以慢慢上手，继承者的生活有条不紊。

然而，2013年，从温州开始发酵的担保危机开始在浙江省全境蔓延，我的家乡也被波及。债务就像传染病毒通过全省的中小企业互保网络快速传播，企业倒闭在浙江演变成一场可怕的流行病，连原本免疫力强、经营良好的企业也在这突如其来的“杠杆”重压下岌岌可危。

A的父母因为人缘好、企业底子厚，被当地银行行长视为最佳担保对象，经不住行长的劝说和亲朋好友的相托，A的父母先后为10多家企业出面担保，担保额近亿元，从而深陷于担保圈。2014年A的表兄的企业和她的叔叔的企业相继出险，一块块多米诺骨牌倒下，A的家族企业陷入了巨额的债务危机。那段时间，A的父母每天面对一批又一批的行长、信贷员的催讨、施压、威胁，原本烟瘾不大的父亲一天要抽两包香烟，夹烟的手时不时地颤-抖。2015年，A名下的那栋房产被法院拍卖抵债，但依旧是杯水车薪。

眼看大厦将倾，不忍多年苦心经营付之东流，A的父母打起了与很多企业家一样的主意：另起炉灶注册新企业，并将部分资产与业务暗度陈仓，转移到新企业，待老企业自然歇业后借尸还魂，以待东山再起。这一做法本质上无异于逃废债，听上去轻巧但实际操作起来风险很大，此外新企业与老企业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后期经营上了轨道，也摆脱不了信用上的污点，因此用谁的名义办新企业成了关键。

A的父母因无法承担担保责任上了法院的黑名单，无奈之下他们想用A的名义另立新企，但A不愿意在人生刚起步时就背负如此巨大的信用风险，百般思量后还是拒绝了。幸好父母也理解。最终，A的父亲请出了自己年迈的父亲，以老人的名义重新注册了企业。虽然暂时摆脱-了清盘的命运，但是随着整个经济形势的恶化，新企业业务与原来相比下滑明显。经历了一年的跌宕起伏后，A终于决定离开家族企业，靠着父母的资金支持开了一家小小的日式餐馆。我们最近一次见面就是在她的餐馆里，她和男友两个人穿着制服忙着拖地擦桌，为紧接而来的用餐高峰做着精心的准备，门口陈列窗上挂着“美团外卖”的招贴。

B姑娘也是“90后”，她性格温柔，一心向往安逸的家庭生活，大学毕业后便与我们当地一位“富二代”C小哥喜结良缘。记得当时那一场奢华的婚礼在我们小城曾引起不小的轰动。C家的产业规模颇大，他本人从英国学成归国后在家族企业担任副总经理，主管外销业务，办事精明果断，好评如潮，接班人之路一片光明。同样的，因为家底厚、信用好，C的家族企业也被视为良好的担保人，后来在担保网中也陷得不浅，2013年开始，受到被担保企业倒闭的牵连，C的家族企业背上了1亿多元的担保债务。所谓祸不单行，企业一旦受到债务牵连，信用就急速下降，多家银行开始抽贷，供应商也开始断供，企业失血加速，最后倒闭——前后仅仅只一年左右的时间。法院拍卖了C家族企业的所有资产也未完全还清债务，殷实的家底一夕之间化为乌有。C的父亲伤心地说：“辛辛苦苦30年，一朝回到改革前。”

一夜之间，富有的继承者成了赤手空拳的平民。平时文静柔弱的B此时却很冷静。2014年年末，她和丈夫离开家乡去了杭州，开了一家网店。原来的家产虽然没了，但人还在，脑子还在，原来积累的人脉经验也没有全丢掉。他们从代购国外品牌的营养保健品起步，听说，现在生意慢慢也好起来了。

D小哥是海外名校计算机专业出身。他的父亲为人大气、踏实肯干，自20世纪80年代末创办企业以来一直顺风顺水，家族企业制造电源产品，其生产的产品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获得过许多国家级和省级的荣誉。D的名字早已被望子成龙的父母列在了企业的股东名单上，等着儿子回来继承家业。

2008年前后，D的父亲被江苏淮安市某县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选择在那里买土地、建厂房、上项目。当地将其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成果，还用企业的名字命名厂前的道路，名噪一时。这般礼遇加上当地银行的支持，D的父亲加大了投入，又开发小商品市场、投资酒店，摊子越铺越大，所需资金也越来越多。2014年后，浙江互保危机爆发，资金面越来越紧。屋漏偏逢连夜雨，因领导调动，原先江苏那里的政府承诺收购第一块厂区土地的计划泡汤，企业的资金链紧崩到极限，只能在风雨中苦苦维持。幸运的是，因为担心D也跟着上信用黑名单，他的父母在担保风险爆发前就把他的名字移出了股东名单。D毕业后没有选择父辈们赖以生存的制造业，而是把眼光投向了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兴趣，联合一帮小伙伴搞起了电子游戏教练类网络平台，虽是初出茅庐，但小试牛刀一炮打响，目前也获得了稳步上升的客户群，并赢得了风险资本的青睐。

这三个发生在我们小小舜城的故事，说的是“继承者”们的消失。这样类似的故事在浙江天天上演着。不同的故事背后，都有个相似的背景。

“去杠杆”的浙江：无可奈何花落去

很多浙江民营中小企业是从家庭式、手工作坊式的小生产起步的，基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与价值链的低端。在企业初创时，由于资本积累有限，资金供给不足成了企业发展的主要困难，所以大多企业都有很强的外部融资需求。发行股票和债券的门槛太高，银行贷款是其主要的融资来源。

但即便是商业银行，面对规模小、实力不足的中小企业也是相当“高冷”的。“嫌贫爱富”的银行更偏好信用评级高、资产足、营业效益好的国有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却相当“吝啬”。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实力弱、信息披露能力差，银行在贷款时对抵押品和外部担保的要求很高。可是中小企业本来就底子薄、不少资产又无权证，加上银行办理资产抵押是在原有估价上打七折甚至更低，使他们更加局促，无奈之下外部担保成了最后的稻草。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企业为外部企业担保时也会要求对方为自己担保，互保体系就此形成。

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浙江企业资金担保链呈现“线、环、网”三种联结形式。所谓的“线”就是前面提到的企业结对互保，“环”是指众多企业联合成立资金联保小组，“网”是指集团企业相互之间以及集团企业内部子公司相互之间提供资金担保，其中包括了母公司与子公司互保、子公司间互保以及母公司间互保三条线，关系十分复杂。

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于“线、环、网”盘根交错的担保网络之中，同一家企业极有可能涉及不同的担保层次，最终导致杠杆被层层放大，优质企业与不良企业被捆绑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经济上行时期，担保链这种隐性负债风险被繁荣所掩盖，信贷环境对中小企业而言更加宽松，互保、联保成了多方受益的一种合作共赢模式。一旦经济下行，风险极易暴露。

以我的家乡为例。截至2015年年底，全市1270亿元的本外币存款余额中制造业企业的贷款大约为600亿元，担保贷款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一。贷款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大部分都包含担保贷款，全市涉及10亿级贷款规模以上的担保链就有10条，5亿级贷款规模以上的担保链有20多条，1亿级贷款规模以上担保链有几十条。涉及企业数百家，这些担保企业之间关系复杂，相互捆绑，相互缭绕，随着个别企业金融风险的显现，银行进入发现风险、收紧、再出风险的恶性循环，而企业如同多米诺骨牌相继倒下。

“狼”还是来了。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制造企业在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优势逐渐耗尽之时，终于切身感受到了内忧外患的双重折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吹响了浙江传统制造业企业溃退的序曲，随着海外订单量急速下降，营业额随之大幅缩减；同时企业长期仰仗的低成本优势迅速消失了，工资、社保、税费、银行利息和原材料价格依然持续增长，利润空间急剧压缩，浙江企业界一时有“五把刀、六把刀，刀刀割肉”之说。

面对江河日下的传统制造业，不少企业家动起了投资的心思：2009—2010年间适逢房地产价格大涨，暴利吸引了众多的投机者，很多企业拿到贷款以后并没有用到主业，而是转投到了房地产项目。在房地产鼎盛时期，除了不少人听过的一时风光无限的“温州炒房团”外，企业老板投资房产一时成为时尚，一个楼盘背后往往有一长串的股东名单，他们大多来自制造业。一时间，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被推高的资产价格将逐渐没落的制造业藏在金色的幕布之下，此时银行也增设网点开闸放贷，给虚火的市场火上浇油。

这场危机中最先沦陷的是民间金融最为活跃的温州。2010年下半年，政策意义上的“去杠杆”开始了：央行连续27次上调准备金率，收紧信贷；房地产调控也层层加码，限购政策紧随出台。最先被刺破的是房地产泡沫，房价地价的下跌造成了企业债务负担加重，进而引发了恶性循环：企业在不堪债务重负时，抛售房产、快速回笼资金成为首选；然而一旦出现集中抛售，房产与土地价格又会进一步下跌。银行也在此刻“落井下石”，不仅“借新还旧”政策被调整为“还清再贷”，而且抽贷、压贷，企业还清之后银行也拒绝再发放贷款，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陷入困难。即使银行同意再为企业发放新贷款，但审核时间往往也会一拖再拖、授信条件一变再变。为解决临时性资金需求，企业只能转向利息较高的民间借贷，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和风险。在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崩盘之前，银行的猛烈抽贷加剧了危机的爆发。此后“房地产价值缩水——抵押品价值缩水——银行抽贷——负债企业资不抵债——债务通过担保链传播——房产抛售价值进一步缩水”的循环开始在浙江各个三四线城市上演。

在担保危机蔓延和担保网络造成的高杠杆重压之下，浙江老一辈中小企业主顶着巨大的压力，穷尽毕生绝学，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化被动去杠杆为主动，练就一身“资产大挪移”神功，也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资产保卫战”——这是故事中并不光彩却无法回避的部分事实，也正是2014年浙江省居高不下的银行坏账率和全国第一的坏账余额的注脚。前面讲到的暗度陈仓、借尸还魂之计只是企业主们三十六计之代表而已。除了以父母、子女，甚至亲戚的名义注册公司、自己充当实际控制人以外，企业主有时还会引入私交不错的第三方，由他们暂时出面，待风平浪静后再将企业改头换面。除此之外，在资产保卫战中，还有反客为主、恶意租赁的，例如提前与名义上的“第三方”签订长租协议书，使资产清盘时无法被正常拍卖，从而实质掌握资产的使用权；或是无中生有、虚构债务，造成其他债权人利益受损；还有偷梁换柱，自己低价买入法院所拍卖的本公司资产，使债务大大缩水——因为法院第三拍价格往往可低至评估价的55%。在无计可施之时，还有走为上计，因此“老板跑路”成为网络热词。

近两年浙江省企业金融案件频发，以我的家乡为例，仅2015年上半年立案的金融案件就有近500项，涉案标的金额估计达几十亿。与之相呼应的是从2012年起浙江省飙升的不良贷款率和在全国范围内一枝独秀的不良贷款余额（其中还不算那些庞大的被核销贷款）。至此，企业主们用他们的个人遭遇与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极为生动的“去杠杆”课程。

图1 浙江等地2014年第四季度及2015年第三季度不良贷款率

图2 浙江等地2014年年末不良贷款余额及2015年三季度不良贷款余额

产业升级中的浙江：病树前头万木春

金融体系的漏洞、信用体系的缺失、担保危机对地区经济的伤害，以及企业主的张良计、过墙梯——浙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仍然历历在目。但是在一地的瓦砾之上，新的生命力也在酝酿。

浙江素有“义利并举、工商皆本”的重商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缺陆域自然资源、缺国家资金投入、缺特殊优惠政策的“三缺”条件下，紧紧抓住市场经济发展的先机，浙江人的市场基因得到了充分释放，人人想创业、个个当老板，形成了一支充满活力的创业大军。创办了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造就了一批有胆有识的企业家。毋庸置疑，是浙江的“企业家精神”孕育了遍地开花的产业集群。但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浙江民营经济，依靠资源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经营模式，以及简单模仿、创新不足，产业层次相对落后，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等问题，逐渐成为阻碍未来浙江经济发展的硬伤。“去杠杆”的背后，就是要去掉低小散的低端产能，就是要去掉传统的增长动能，保留浙江人的“市场基因”与“企业家人力资本”，强化创业创新的精神。

表1 2014—2015年全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各省市地区实际GDP增速 单位（%）

在我眼里，“去杠杆”的关键在于尚有活力却因担保受损的优质企业是否有走出阴影、轻装上阵，进而重新开始的机会；在于“去杠杆”后，是否能快速盘活倒闭的不良资产，让资产在新企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在于风暴过后，优质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优质资产之间能否再次有效结合。在并不光彩的资产转移背后，是信贷过度扩张重跌至谷底后努力挣扎以求重振的浙江实体经济。风雨飘摇的传统制造业正逐渐走向衰落，背后是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但在绝望之中，我们也看到了希望。向前看，看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如果我们认为在经济下行和担保危机过后浙江经济就此一蹶不振，那就大错特错了。

2015年，在全国各省经济增速普遍低于2014年的情况下，浙江省以8%的实际GDP增速实现了对2014年7.6%的反超，同时也超过了2015年年初省政府制订的7.5%的增幅目标。这一增长是靠什么带来的？可以确定的是这并不是由步履蹒跚的第二产业带来的（制造业增速在2015年遭遇了严重下滑，其增速仅为5.4%，相较于2014年降低了1.4%），破茧而出的正是第三产业。2015年，浙江服务业增加值达到了21347亿元，年增速达到了11.3%，对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65.7%。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结构由2014年的4.4：47.7：47.9变为4.3：45.9：49.8，服务业（第三产业）比重提高1.9个百分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3310亿元，增长15.1%，占GDP的7.7%，比重比上年整整提高了0.6个百分点。

实际上，在“去杠杆”的同时，我们正在亲眼见证着极为快速的产业结构转型。某种意义上，浙江由担保圈塌陷引起的快速去杠杆，恰恰是浙江经济浴火重生的机遇，是新旧动能转换、新老二代加快迭代的催化剂。

图3 2007—2015年浙江省三大产业增加值（单位：亿元）

图4 2015年浙江省三大产业占比以及第三产业中各细分产业占比

如果再向前走一步，我们可能想要问——浙江省第三产业迅速崛起的动力是什么？未来发展的希望在哪里？是马云的阿里巴巴？是数以万计的电商与网店？是不断涌现的TMT孵化器？是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和各种手机小游戏和手机应用？我所看到的，是无数个像故事中的A、B、C、D那样有知识、有能力、有勇气的“85后”“90后”，面对“去杠杆”背景下岌岌可危的家族企业，他们选择褪去继承者的光环，带着父辈们的“市场基因”，披上创业者的战衣，离开父辈们的战场，在全国各地招募自己的小伙伴，走向商圈的餐馆与咖啡店，走向写字楼里窄小的办公室的电脑桌，走向互联网，或者走上阿里巴巴指引的电商大道，走向PC、VE，拥抱资本。

创业之火在浙江再次熊熊燃烧。2015年全年，浙江新增创业项目1364个，同比增长了32.4%。在全国创新大赛中，40%的奖项被浙江摘得。在浙江首批的37个特色小镇中，聚集创业团队1900多个。2015年一场以“互联网＋创业创新”为主题的云栖大会，吸引了超过4万人到场参与。年轻创业者中，有一支便是浙商后代，他们往往有海外背景，接触了与浙江传统工商业不同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的商业模式，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做平台，如众创空间和孵化器。

当然，他们是千万创业者中的幸运儿，从小的家庭熏陶让他们有机会学到父辈们的生意经，良好的家庭条件给了他们出国深造学习前沿知识技术的机会，而父辈们通过各种手段“抢救”出来的那一部分资产最终成为他们创业的原始资本。产业升级就在这一刻，在老一代的留守坚持与继承者们的集体出走间，在家庭内部代际间微妙地发生了……有多少“50后”“60后”一夜白头，也许就有多少“90后”一夜长大。在留守与出走间，转移的是资本，传承的是“企业家精神”。

很多继承者消失了，但是只要企业家精神不死，新的“创一代”就会快速成长。我想，这才是继承者们故事的最终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