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传统产业的衰落下行和新兴产业的方兴未艾在同时进行。四川攀枝花钢铁城的故事是下行中的传统产业挣扎求生的困境。而在浙江的故事里，虽然同样有中国制造业衰落的影子，但和攀枝花不同的是，浙江经济不是国家产业布局的结果，而是在石头缝里长出来的野草般的民营经济，看似孱弱，实则坚韧。

我一直喜欢浙江。在它仅有的富饶平原地区（嘉兴一带），孕育了王国维和金庸这样的文人天才，而在“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其他资源贫瘠之地，则奇迹般地孕育了中国最有活力的民营经济。不管是草长莺飞的季节，还是秋高气爽的日子，从上海出发驱车往江浙一带的感觉特别美好——富庶、平和、开明。这种感受和从北京出发去周边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wWw.yuedu88.cOm]。

然而从2013年年底开始，“浙江企业不行了”的声音陡然升温，大批企业破产、企业主跑路的传言不断浮现于街头巷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出口加工主导的浙江（轻工业）制造业受伤不轻，同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企业也受到冲击——尽管产业转型升级的日子同样难熬，但是珠江三角洲并没有发生浙江这样严重的大规模破产跑路事件。2014年，经济继续下行，浙江企业面临更大困境，从温州开始的信用危机逐渐蔓延到全省，企业成批倒下，银行坏账不断累积……

浙江怎么了？这是很多人心头的疑问。坊间传闻不少，甚至有人开始质疑浙江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基因。浙江经济在2014年所面临的是“中国制造”陷入困境的一个缩影，但是真正导致全省性信用危机的，是一个曾经被称道的“金融创新”——互保贷款体系。

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是国有大银行一统江湖。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股市，2000年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信用债市场门槛又极高，像江浙一带星罗棋布的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就是“寂寞山谷角落里的野百合”，无法从“正规”的金融体系内得到阳光雨露。由于历史上经济发达，商业流通兴盛，江浙地区的民间金融体系一直很发达，同时以宗族文化为纽带的乡约社会传统在这个地区的根深蒂固，也使得这种民间金融体系非常依赖以邻里熟人为基础的“互助式融资”（如抬会）。20世纪80年代后，发达的民间金融体系为江浙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0年后银行贷款政策逐渐宽松起来，为了在银行取得贷款或者扩大融资规模，企业之间开始用互相担保来增信，逐渐从点到线、从线到网，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互保信贷网络”。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这种隐形交错的高杠杆使得企业加速扩张，看上去整个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信用市场一片繁荣。本来互保行为还算是部分个人和企业的行为决策，但是进入公众视野，很多业界、学界的人就开始为这种“创新模式”唱赞歌。2009—2010年间，这种模式已经被追捧为“能扩大融资规模，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新思路”的“金融创新”，大加推广。一时间，很多专家似乎找到了破局“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个全球化问题的良方。

2010年开始，北大的黄益平教授和徐建国教授带领一个团队进行田野调研，发现真实的情况并不如专家们那么乐观。在调查中，很多企业表示，自己并不愿意为他人“担保”。尤其是那些信用良好的企业，其实他们自己并不缺钱，只是被劝说被裹挟进入担保体系的。做过生意的人知道，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一个人或一个企业想和“主流”对抗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有企业家甚至对他们说：“我宁可让银行把我放入信用黑名单！为什么？因为这样我就不用替别人担保了！”无奈之情可见一斑。经过前后一年多时间的调研和数据分析，研究团队得出了和当时主流观点偏差很大的结论：在强调中小型民营银行和民间金融体系重大意义的前提下，他们对当时大规模流行的“互保信贷模式”提出了保守谨慎的看法，认为一旦经济下行（在2012年来看，已经有兆头），这种连坐式的信用体系可能导致“火烧连营”局面的出现。

可惜的是，这样冷静的声音在“主流”一片的叫好声中并没有引起重视，甚至是被刻意忽略了。被当成创新典范的互保贷款网络被继续推广，蔓延到整个浙江地区，很多企业不用钱也去借钱，然后加入炒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大队伍中。2014年，杠杆最疯狂的温州地区泡沫开始破裂，然后通过互保信贷网络迅速扩散，大大小小的企业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引发更大的波澜，一场教科书般的金融信用危机在浙江上演，很多质量优良的企业都不能幸免。当初的预言居然在仅仅两年后就成为现实。

这样“火烧连营”的故事，在一个“90后”的浙江姑娘，北大博士陆佳仪的笔下活生生地上演了。对于佳仪而言，这不是故事，而是现实，是她从小到大的玩伴的家庭和个人命运的变迁，是个人在时代大背景下的奋斗、挣扎和选择。因为真实，所以尤其发人深省。

不过，佳仪年轻、充满朝气的眼里，看到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

她眼里看到的，是浙江的企业倒闭潮下，“富二代”和继承者们纷纷消失了，但是，这不是浙江故事的尾声，而是新浙江故事的开始。到了哀鸿遍野、经济急速下滑的2015年，在信贷危机中挣扎的浙江企业渐渐地活了过来。这一次的复苏是由信息、媒体、互联网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驱动，是消失的继承者们在重新出发，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浙江经济的代际转移和产业升级在安静却坚定地发生着。

前些日子我回上海，去我姐姐和她的合伙人开创的“云部落TMT^[1]产业园”做调研。在这个年轻、富有朝气的产业园里，我碰见了好几位来自浙江的“富二代”“90后”创业者。他们的父辈都是当地民营企业的佼佼者，积累的财富几代人传承也足够了。然而他们的孩子还是选择了“出走”，离开至今高利润的传统成衣行业，开始在互联网广告、社交网络、游戏、电商等新兴行业里摸爬滚打。在创业的路上，这些养尊处优长大的年轻人碰到过各种困难和考验：被人骗、被追债公司堵在办公室、技术团队解散、蜗居在一个小小的办公空间……好在都挺过来了，现在开始步入良性循环。以下就是佳仪所说的：

产业升级就在这一刻，在老一代的留守坚持与继承者们的集体出走间，在家庭内部代际间微妙地发生了……无数个他、她、他们，选择褪去继承者的光环，带着父辈们的“市场基因”，披上创业者的战衣，离开父辈们的战场，走向商圈，走向写字楼里窄小的电脑桌，走向互联网……

2016年，全世界都面对着一个冷热不均的中国，传统产业的衰落下行和新兴产业的方兴未艾同时在进行。攀枝花钢铁城的故事是下行中的传统产业挣扎求生的困境，而在浙江故事里，同样有中国制造业衰落的影子。和攀枝花不同的是，浙江经济不是国家产业布局的结果，而是在石头缝里长出来的野草般的民营经济，看似孱弱，实则坚韧。

只要企业家精神还在，市场基因还在，浙江的经济就会像离离原上草一样，春风微拂，更行更远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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