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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 利沃尼亚

49...

越过边界后,我松了一口气。离开家乡后再回到家乡,使我感到家乡的空气总是那么温馨。那是一个晴朗的冬夜,就连家乡天上的星星看上去也比非洲大陆其他地方的星星更明亮。显然,我离开了我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世界,并重新返回到我作为一个亡命之徒生活的另一个世界,但是,我仍然为回到自己的家乡而感到高兴。

在贝专纳与西北德兰士瓦之间,有十几条没有路标的道路横跨边界,塞-西尔知道我们应该走哪条路。在行驶期间,他告诉了我许多我没听说过的大事。我们行驶了一整夜,半夜刚过就穿越了边界,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到达了立里斯里夫农场。我仍然穿着我那身卡其布训练服。

一到农场,我就没有了休息和反思的时间,因为第二天夜间,我们将召开一次秘密会议,由我向工作委员会简要报告此行的情况。瓦尔特、摩西·考塔尼、戈万·姆贝基、旦·图鲁麦、J. B.马科斯和杜马·诺克韦都来到了农场,这是一次难得的重逢。我首先汇报了这次出访的大概情况,并把我们接收到的援助资金和提供培训的情况逐项作了汇报。同时,我也详细报告了我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与白人、印度人特别是共产党人进行合作的不同意见。赞比亚领导人最后会见我时说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他们告诉我,尽管他们知道非洲人国民大会比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强大,并且更有群众基础,但是,他们知道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纯粹的非洲民族主义,而他们被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种族主义和与共产主义的联系搞得有些迷惑。我告诉他们,奥利佛和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显得更独立一些,以便让非洲大陆上的新盟友对我们放心,因为,这些新盟友将是从资金上和军事训练上对我们提供支持的国家。我建议对大会联盟进行改造,这样,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明显地被视为领导组织,特别是在一些直接影响非洲人的问题上。

这是一个严肃的主张,必须征求整个领导层的意见,工作委员会敦促我去德班向鲁图利酋长汇报。除了戈万·姆贝基之外,大家都同意这个主张。姆贝基当时不住在立里斯里夫农场,但是,他作为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出席了会议。他敦促我选派别的人执行我的任务,因为这个任务风险太大。他说,组织不应当危及我的安全,特别是我刚刚回国,准备进一步发展民族长矛军。这个明智的建议被大家——包括我本人在内——拒绝了。

第二天夜间,我在塞-西尔的陪同下从利沃尼亚出发。我还是扮作他的司机。我在德班安排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见,第一个就是秘密会见蒙蒂·奈克和伊斯梅尔·弥尔,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我的国外之行,讨论新建议。蒙蒂和伊斯梅尔与鲁图利酋长关系非常密切,鲁图利酋长完全相信他们两人的观点。我希望能告诉鲁图利,我已经对他的两位朋友说过了,并传达他们的意见。但是,伊斯梅尔和蒙蒂对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需要在大会联盟中起领导作用并在有关影响非洲人的事务方面自己发表声明感到忧虑。他们反对任何拆散联盟的做法。

我又来到格劳特维勒,鲁图利酋长就住在那里。我们在格劳特维勒城内的一个印度女士家中见了面。我向酋长介绍了情况,他一言不发地认真听我介绍。当我介绍完情况的时候,他说他不赞成让外国政治家干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他说,我们的政策已经很好地包含了非种族主义,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根据几个外国领袖的意见修改我们的政策。

我告诉酋长,这些外国政治家不是干涉我们的政策,他们仅仅是说他们对我们的政策不理解。我告诉酋长,我们的计划仅仅是做点表面文章,以便使非洲人国民大会更让人理解,更让我们的同盟者接受。我把这件事看作一项防御性措施。因为,如果非洲国家决定支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那么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这个弱小组织就能一下子变成一个强大的组织。

酋长并没有凭一时的冲动而匆忙下结论。我能看出,他要考虑我所说的话,并就此与他的朋友们进行讨论。我向他告别,他劝我要多加小心。那天晚上,我还要在那个小城秘密会见几个人。我最后会见的是民族长矛军德班地区司令员。

德班地区司令员是一位名叫布鲁诺·姆陀罗的破坏活动专家。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是,我以后在完全不同的场合又一次遇见了他。我简单向他介绍了我出访非洲数国的情况,以及我们已经接受的支持和军事培训承诺。我解释说,民族长矛军暂时仅限于搞破坏活动,但是,如果搞破坏活动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我们也有可能转入游击战争。

同一天晚上,我住在摄影记者G. R.奈杜家中,与伊斯梅尔、法蒂玛·弥尔、蒙蒂·奈克和J. N.辛格一起举行欢迎、欢送会,因为第二天我就要回约翰内斯堡。那是一个愉快的夜晚,是我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放松的夜晚。当晚,我睡得也很好。8月5日礼拜天下午,我又去见了塞-西尔,因为我将乘坐他的奥斯汀返回约翰内斯堡。

我穿着我的白色司机风衣坐在副驾驶座上,我们两人轮流着驾驶。那是一个晴朗而凉爽的日子,我完全沉浸在纳塔尔农村的美丽景色之中。即使是在冬天,纳塔尔仍然是一片绿色。既然我打算回约翰内斯堡,我就要抽出点时间去看望一下温妮和我的孩子们。我经常希望温妮能与我一起去分享非洲的奇观,但是,我所做到的只能是告诉她我在国外所见到的和所做的事情。

我们一离开德班的工业区就立即进入了山区,那里有一道道的山谷和深蓝色的印度洋,风景十分美丽。德班是南非主要工业区和主要港口城市,通往约翰内斯堡的公路很长一段与火车道平行。我从尽情地欣赏自然美景转向考虑铁路线,它与公路相距那么近,这就为实施破坏提供了方便。我掏出随身带的小笔记本,把这个情况记录了下来。

塞-西尔和我驾车穿过彼得马里茨堡西北20英里的霍维克,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讨论破坏计划。在刚过霍维克不远的小城镇塞-德拉时,我发现有一辆坐满白人的福特V-8轿车从我们右侧飞速驰过。我本能地转身向后一看,发现还有两辆坐满白人的轿车。忽然,那辆福特V-8轿车在我们前面发出信号让我们停车。此时,我知道我的地下逃亡生活就要结束了,我历时17个月的“自由”也即将到头了。

当塞-西尔放慢车速的时候,他转身对我说:“这是些什么人?”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们两人都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藏身之处,我们左侧就是陡峭而长满树木的河堤,如果我们想逃跑的话,他们可以把我们赶进河堤上的树林。我坐在右边的座位上,曾经想跳车逃进树林,但是,我知道那样几秒钟内就会遭到枪击。

当我们停下车来的时候,一位表情严肃的细高个男士直奔我这一侧的车窗而来。他没刮胡子,看上去好像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睡好觉了。我立即明白,他几天来可能一直在等着我们。他镇定地告诉我们,他是彼得马里茨堡警察局的中士沃尔斯特,并向我们出示了逮捕证。他让我说明自己的身份,我告诉他我叫大卫·莫扎马义。他点了点头,然后,沉着地问我一直在什么地方,准备到哪里去。我回避了他问的问题,没告诉他多少情况。他似乎有点恼火,然后说:“你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姆斯,你们被捕了!”

他告诉我们,另一辆车上的警察少校将陪我们回彼得马里茨堡。那时候,警察的警惕性还不怎么高。沃尔斯特并没有对我进行搜身。我身上带着一把连发左轮手枪,我又一次想到逃跑。但是,他们的人太多,我无法逃脱。我偷偷地把连发手枪和笔记本都藏在了我的座位和塞-西尔的座位之间的装饰件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警察竟没有发现。这很幸运,因为如果他们发现了这些东西,将有更多的人被逮捕。

在警察局,我被带进警察中士沃尔斯特的办公室,在那里我看见有好几位警察官员,其中一位是准尉特鲁特,他曾经在叛国审判中出庭作证。特鲁特在被告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准确地说明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既没有夸大,也没有说谎。我们友好地彼此寒暄了一番。

我除了承认自己不是大卫·莫扎马义之外仍然是什么也没承认,特鲁特对我说:“纳尔逊,你为什么开这种玩笑?你明白我知道你是谁。”我仅仅告诉他我起了个新名,我的新名就叫大卫·莫扎马义。我请求聘请一位律师,但遭到了拒绝。然后,我想到应该发表一个声明。

塞-西尔和我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里。现在,我有时间反思我的处境。我总是认为自己有可能被捕,但是,即使是自由战士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天晚上,我在牢房里认识到,我对被逮捕和监禁这个现实并没有任何准备。我辗转反侧,感到很不安。有人把我的行踪向警察告了密,他们知道我在德班,并且知道我将回约翰内斯堡。在我回国前几个礼拜,警察就认为我已经回国。6月份,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黑色海绿花的归来”的报道,当时我还在亚的斯亚贝巴。这是不是一种虚张声势?

当局一直在骚扰温妮,他们认为温妮知道我是否回来。我知道他们对她进行盯梢,并数次到家中搜查。我猜测他们料定我回国后将立即会去拜访鲁图利酋长,他们猜对了。但是,我也怀疑他们得到了当时我在德班的情报。政府到处都安插了情报员,即便是很谨慎的人,一般也不能总是守口如瓶。我自己也有粗心大意和丧失警惕的时候。知道我在德班的人太多了,我竟然在动身去德班的那个晚上搞了个聚会,我为自己放松警惕而自责。我思考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告密者来自德班?来自约翰内斯堡?还是来自组织内部?或者甚至是朋友和自己的亲属告了密?但是,这种猜测是毫无价值的,由于筋疲力尽,我很快就深深地进入了梦乡。至少1962年8月5日这一夜,我不必担心警察是否会来找我,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我。

第二天上午,我感觉恢复了精力,并振作精神去面对摆在我面前的新的考验。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在抓捕我的人面前表现出失望或绝望之情。8点30分,我出现在当地行政长官的面前,并被正式押送约翰内斯堡。这是一种低调处理,行政长官处理我似乎像处理一份运输单那样简单。警察在送我回约翰内斯堡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仅仅让我坐在轿车的后排座位上。当时也没有给我戴手铐,只有两名警察坐在轿车的前排座位上。我的朋友们发现我被逮捕了,法蒂玛·弥尔给我送来了食物,我在车内与两位警察共同分享了这些食物。我们甚至在沿途小镇沃尔克斯拉斯特停下来,他们让我下车散散步,休息一下。当人家对我好的时候,我也就没有企图逃跑的想法,我不想利用他们对我的信任去干对不起他们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抵达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关于我被捕的通告,并命令撤掉了通往纳塔尔的道路检查站。太阳落山的时候,在约翰内斯堡的郊区,我们受到了规模庞大的警察押送队的迎接。当时,我被戴上手铐从轿车上带下来,换了一辆密闭的囚车。囚车的玻璃窗是不透明的,并且装有铁丝网。然后,车队迂回向前行驶,选择不为人熟悉的去马歇尔广场监狱的路径,他们似乎担心会遭到伏击。

我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牢房里。在一片安静中,我开始考虑第二天的对策。此时,我听到附近牢房里传来一声咳嗽。我并没有想到附近会有被监禁的犯人,但是,不但有,而且这个声音对我来说特别熟悉。我突然坐起来,问了声:“瓦尔特?”

“纳尔逊,是你吗?”他应声说。我们抱着无法形容的复杂心情笑了,这里面有安慰、有惊奇、有失望,也有高兴。据我所知,瓦尔特在我被逮捕不久也被逮捕了。我不认为我们先后被捕没有什么联系。虽然这不是全国工作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最安全的地方,但是这里当然是方便的,那一夜过得特别快,我向他全面地介绍了我被逮捕的经过和我在德班的活动情况。

第二天我出现在法庭上,面对的是一位高级法官。哈罗德·沃尔佩和乔·斯洛沃听说我被捕后来到了法庭,我们在地下室内进行了交流。我在当律师的时候曾经多次与这位法官打过交道,我们彼此都很尊重对方。还有几位律师也在场,有的律师我也很熟悉。一个人由于别的无关紧要的事变而在特定的场合下也能比较容易地受到称赞是令人感到奇怪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我受称赞绝不稀奇,但是,在这里我是一个罪犯,而且是一个很难抓到的、政府最想抓到的、在地下坚持斗争达一年以上的第一号重刑罪犯,仍然受到了法官、律师和旁听者们的尊重和职业礼遇。他们知道我是有律师身份的曼德拉,并不是罪犯曼德拉。这使我的精神振作起来。

在履行法律程序期间,法官似乎缺乏自信,并且感到不安,他不敢直接面对着我。其他律师也似乎感到困惑,当时我似乎得到了某种启示。这些人不仅因为我是一个失去地位的同行而感到不舒服,而且因为我是一个因为信仰而遭到惩处的普通人而感到难过。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以前从来没有很好地领会过,我认识到了我在法庭上的角色以及作为一个被告所面对的几种可能。我在压迫者的法庭上是正义的象征,是不尊重美德的社会中的自由、公正和民主伟大理想的代表。我此时此刻认识到,即使是在敌人的堡垒内也能进行战斗。

当我被问及我的律师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声明我将自己为自己辩护,而请乔·斯洛沃做法律顾问。通过自己为自己辩护,我将提升自己的形象。我要把对我的审判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从道义上反对种族歧视的展示。我并不打算为自己作过多的辩护,而是想方设法把政府推上法庭。那天,我仅仅回答了有关我的名字和选择律师方面的提问,我默默地听着对我的指控:鼓动非洲人罢工,没有有效旅行文件擅自出国。在种族歧视的南非,这种“罪行”可以判处长达10年的监禁。这种指控并不算严厉:政府显然没有足够的证据把我与民族长矛军联系在一起,不然的话,我将被指控犯有更严重的叛国罪或破坏罪。

当我准备离开法庭的时候,我意想不到地看见温妮坐在旁听席上。她面色悲凉、忧伤;毫无疑问,她正在考虑今后的艰难岁月,生活的担子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在一个常常是艰难的、什么东西都经常被禁止的城市里抚养两个孩子。要她知道今后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一回事,她们在现实中所面临的困难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能做的一切,就是当我沿台阶步入地下室的时候给了她一个满意的笑容,似乎告诉她我并不担心,因此她也不必担心。我不能想象,我的笑容会给她带来帮助。

我即将被从法庭带到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当我从法院走出来并进入密闭的囚车的时候,数百名群众欢呼并高喊“Amandla!”然后就是“Ngawethu!”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常喊的应答式口号,前一句意思是“政权!”然后以“属于我们!”呼应。群众高声喊叫着、歌唱着。当囚车缓缓驶出法院出口的时候,他们的拳头纷纷击打在囚车上。我被捕和被审判的消息刊登在各个报纸的头版头条:一条是“警察突然袭击,结束两年的追捕”;另一条是“纳尔逊·曼德拉被捕”。从此,所谓的黑色海绿花不再逍遥法外。

几天后,温妮被允许来看我。她梳洗打扮了一番,至少从面容看上去与上次相比不那么忧伤了。她给我带来了昂贵的睡裤和漂亮的丝绸睡-衣。这些东西不适合在监狱里穿,倒是更适合出席沙龙。我没有心思告诉她这些衣服根本不适合我在监狱里穿。但是,我知道,这些衣服是她表达爱的一种方式,也是表达与我长相厮守的决心。我感谢她,尽管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还是迅速地讨论了家庭的有关事情,特别是她将如何自食其力和抚养孩子的问题。我提及了几位会向她提供帮助的朋友的名字,还告诉她我的几位仍然欠我钱的委托人。我告诉她,把我被捕的实际情况告诉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我将很长一段时间不在他们的身边。我告诉她,我们并不是第一个面临这种遭遇的家庭,经历过这种艰难的人才更加坚强。我让她相信我们事业的力量,相信朋友的忠诚。她那么爱我,对我那么忠贞,无论我发生什么情况,她都会坚决地支持我。管理秩序的警察假装看不见,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和被压抑的情感相互拥抱和依恋,似乎这就是最后的离别。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两个人当时都没有想象我们的别离会经历那么长的时间。准尉警察允许我陪同温妮走到大门口,借此机会我能仔细地看看她,她看上去显得孤单且自豪,我一直目送她消失在拐角处。

50...

在福特监狱,我由上校敏纳尔监管。敏纳尔是一个神情严肃而有礼貌的布尔人,他那些更强硬的同事认为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明确表示将把我安排在监狱医院里,因为医院是最舒适的地方,在那里我将能拥有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可以在上面准备我的辩护材料。尽管监狱医院确实是个舒服的地方,我可以在一张正常的床-上睡觉,我以前在监狱里从来没有过这种待遇,但是,他如此慷慨的真实原因是,医院是关押我最安全的地方。要想进医院,必须通过两道高墙,每道墙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站岗,并且一旦进入,任何人想接近我被关押的地方都必须通过四道上了锁的大门。媒体推测,组织上企图搭救我,因此,当局尽最大努力防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在媒体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还有一种荒诞的说法:组织内部有人出卖了我。我知道,有的人说是我在德班的朋友G. R.奈杜,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媒体宣传我是被白人和印度共产党人出卖的,因为他们对我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坚持反对泛非主义方向的主张感到不安。但是,我认为这些故事是政府为了分裂大会运动组织而编造出来的,我把这种说法看作恶作剧。我后来不仅和瓦尔特、杜马、乔·斯洛沃和阿迈德·卡特拉达讨论过此事,而且也与温妮议论过此事。我高兴地看到,他们与我的感觉完全一致。温妮被邀请出席了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的年会,在我的鼓动下,她驳斥了这些毫无根据的谣言。报纸对她的美丽和口才大加宣扬。“我们将不会浪费时间去寻找谁出卖曼德拉的证据,”她向听众说,“这种宣传是蓄意让我们相互争斗,而不是相互团结起来反抗国民党人的压迫。”

传说最多的是与中央情报局有联系的美国领事向当局告的密。这个说法也未得到证实,我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的证据证明这种传说的真实性。尽管中央情报局一直对支持美帝国主义的卑鄙行径担负着责任,但是,我不能把我的被捕归咎于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我在保守我个人的活动秘密方面是有疏忽的。根据回顾我认识到,当局有很多办法得到我去德班的情报。不知是什么原因,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立即逮捕我。

我在福特监狱医院里只住了几天就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在约翰内斯堡,当局不限制探监,所以不断有人来监狱探望我。探望能使一个人在监狱内保持精神振奋,而没有人来探视则会使你心灰意冷。当局把我转到比勒陀利亚的目的是让我与我的家人隔开,并把我关押在一个很少有朋友探视的地方。

我被戴上了手铐,与另一个犯人一起被用旧面包车送往比勒陀利亚。面包车内十分脏,我们坐在一个满是油污的备用轮胎上,轮胎随着面包车的颠簸而不停地滑动。为我选择的伙伴也让人感到奇怪,他名叫恩卡迪蒙,是索韦托最残忍的黑社会帮派势力的一个成员。正常情况下,当局不会让政治犯与普通刑事犯同乘一辆车,我怀疑他们是故意让恩卡迪蒙恐吓我。我猜测,他是警察局安排的一个线人。到达监狱的时候,我身上很脏,又感到气愤,把我同恩卡迪蒙关进同一个牢房更让我气上加气。我要求有一个单独的地方,以便为我的案子做准备,最终我如愿以偿。

当时,我每周只准许被探视两次。尽管路途遥远,温妮仍然经常来看我,并且总是给我带来干净的衣服和好吃的食物。这是她表达对我支持的另一种方式,每次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她对我的爱和忠贞。我知道她在家中带着两个小孩,每周一次顶着中午的太阳来比勒陀利亚看我是多么困难。另外,还有许多人也带着食物来看我,其中包括一直对我十分忠诚的皮利太太,她每天中午都给我送可口的饭菜。

由于来看我的人十分慷慨,这使我对监狱内的这种富足感到有些不安,只能与别的犯人分享我的食物。这是被严格禁止的。为了回避这些限制,我用食物贿赂狱警们,让他们网开一面。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把一个鲜红的苹果送给一个非洲人狱警,他看着苹果,用一句“我不要”冷冷地拒绝了我。非洲人狱警往往不是比白人更有同情心,就是更严格,并且似乎超过了他们的白人主子。但是,一会儿,那位黑人狱警看见一位白人狱警拿了那个被他拒绝了的苹果后,也改变了主意。很快,我就把食物分给了所有的狱友。

通过监狱里的内部消息,我得知瓦尔特也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尽管我们被分开关押,但是,我们仍然设法互相联系。瓦尔特申请保释,我完全支持这一决定。长期以来,保释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一直是个敏感问题。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反对保释,因为保释可以被解释为我们是接受法律体系下种族主义约束的胆小的反叛者。我不认为这种观点应该被到处乱用,并认为应该在一事一议的基础上进行检验。即使是瓦尔特已经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我仍然认为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保释他出狱。他对组织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允许他在监狱中消耗自己的精力。在这个问题上,保释是可行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他与我不同,我一直在地下工作,而瓦尔特却没有在地下工作过。我已经成为反叛和斗争的公开象征,而瓦尔特则是在幕后操作。他同意不为我申请保释,首先,这也不会被批准,同时,我也不想让人误解我不准备承担我所选择的地下生活的后果。

瓦尔特和我作出这个决定后不久,我又被转到了福特监狱医院。听证会将在10月份举行。监狱的好处是根本谈不上的,但是封闭的环境却有利于学习。我开始利用这个环境攻读法学学士,通过拿到这个学位,我就可以当辩护律师。我到达比勒陀利亚地方法院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当局发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我要学习,希望允许我买一本《侵权法》,这是学习大纲的一部分。

几天后,警察上校奥卡木博走进了我的牢房。他是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监狱长,也是监狱官员中比较坏的一个家伙。他幸灾乐祸地说:“曼德拉,这次抓住你了!”然后又说,“你为什么要买一本关于火炬的书?伙计,莫非你要把它运用于你的破坏活动?”我直到他出示了我要购买被他称作“The Law of Torches”(应是The Law of Torts,即《侵权法》)的那封请求信,才知道他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对此轻蔑地一笑,他为我没有拿他当回事而恼-羞-成怒。南非荷兰语中的“torch”就是toorts,与tort很相似。我向他解释说,英语中的tort是一门法律学科,并不是可以用来点燃炸弹的火把。他听后气冲冲地走开了。

一天,我正在福特监狱的院子里锻炼,这种锻炼包括慢跑、快跑、俯卧撑、仰卧起坐等。一位英俊的高个子印度人进入了我的视线,他名叫穆萨·迪纳特。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业绩辉煌的商人。他因欺诈罪而被判处了两年监禁。在监狱外,我们将仍然保持相识的关系,但是,监狱是友谊的孵化器。迪纳特经常陪我在院子里慢跑,有一天他问我,如果他获得监狱长的批准也和我一起住在监狱医院里,我是否反对。我告诉他对此我会十分高兴,但是我心中暗想,监狱当局绝不会允许。事实证明我错了。

真是天大的怪事,一个像迪纳特这样已经判刑的监禁犯人竟然被允许与一个等待审判的政治犯关押在一起。但是,我没说什么,因为我喜欢有个人与我做伴。迪纳特很有钱,对于监狱当局来说,他就是一个财神,作为对他的钱的回报,他享受许多特权:他穿白人犯人穿的衣服,享受白人犯人的伙食,在监狱里根本不用劳动。

一天夜晚,我惊奇地发现监狱长敏纳尔上校和一位著名的南非白人律师来提他。然后,迪纳特离开监狱到外面过夜,直到早晨才回到监狱。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此事,我怎么也不会相信。

迪纳特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内阁部长中间的金融欺诈和腐败的故事,我发现很有趣。这让我确信种族歧视是何等败坏,它使各个领域都从道德上出现了腐败。我小心谨慎地避免与他讨论任何政治或敏感性的问题,以防他或许也是一个线人。他有一次让我告诉他关于我的非洲之行的事情,我干脆搪塞-了过去。迪纳特为尽快获释而做了足够的暗中操纵的事情,结果是两年的徒刑只坐了四个月的牢。

越狱逃跑能达到双重目的,它使自由战士避免坐牢,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战斗,而且从精神上对斗争提供巨大的鼓舞,对敌人则是一种很大的公开打击。作为一个被监禁的犯人,我总是企图越狱逃跑。在多次往返于监狱官员的办公室期间,我仔细地观察了围墙、狱警的活动规律和用来锁大门的锁和钥匙的类型。我对监狱的地形特别是监狱医院所处的准确方位和通向监狱外面的大门都画了详细的草图。这个草图被偷偷送给了组织,并告诉组织看过后立即把它销毁。

当时有两套方案:一套是穆萨·迪纳特制订的,对此我没有采纳;第二套方案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制订的,这套方案由乔·斯洛沃告诉了我。这套方案涉及行贿、配制钥匙和准备假胡子,并准备通过把它缝在我的一件上衣的垫肩内设法带进监狱,想法是让我越狱逃跑后装扮成一个大胡子。我认真考虑了这个方案,认为它不成熟,失败的可能性太大。这样的失败对组织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在与乔见面期间,我递给了他一张条子,表明了我的看法。我写道,民族长矛军对于采取这样的行动还不具备条件。即使是一支精锐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也可能无法完成这样的使命。我建议把这套方案推迟到对我作出判决、当局对我放松警惕之后再加以实施。我最后写道,请阅后销毁。乔和其他人都采纳了我关于不逃跑的建议,但是,他决定把我写的这个条子作为历史资料保留起来,后来我却在一个非常不幸的时刻发现了它。

51...

第一次听证会定于1962年10月15日礼拜一举行。组织上成立了“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发动了以“释放曼德拉”为口号的生气勃勃的运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抗议活动,标语口号出现在了建筑物的墙上。政府则以禁止与我的监禁有关的所有集会作为报复,但是解放运动组织没有理睬这种限制。

在准备礼拜一听证会的过程中,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在法院举行了群众示威活动。方案是让群众站立在押送我的囚车将要驶过的道路两侧。通过媒体记者的报道、探视者之间的谈话甚至狱警之间的谈话,我得知释放曼德拉委员会将要举行规模庞大的集会。

礼拜六,我正在准备下个礼拜一的听证会,此时有人吩咐我立即打点行李:听证会被转移到了比勒陀利亚,当局没有任何通知,没有一位有同情心的狱警告诉我,也没有人知道我已经离开了约翰内斯堡。

但是,运动组织的反应是迅速的,到礼拜一上午听证会开始的时候,老犹太会堂里挤满了支持者。叛国审判4年后,老犹太会堂就如同我的第二个家。我的法律顾问乔·斯洛沃由于被禁止仅限于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能出席听证会,我乘机让鲍勃·赫普尔代替乔·斯洛沃。

在那个礼拜一上午,我穿着传统的科萨豹皮服装进入了法庭。支持的人群行动一致,他们挥舞着拳头高声喊着“Amandla!”(政权!)和“Ngawethu!”(属于我们!)。我的豹皮服装令旁观者们感到十分振奋,他们之中有许多朋友和亲属,有的甚至是从特兰斯凯一路赶来的。温妮也戴着传统的串珠头饰,穿着传统的拖到脚跟的科萨裙赶到了法院。

我之所以选择传统服装,为的是加强我是一个黑色非洲人走进白人法庭的印象。我原原本本地把我的人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背在了我身上。那天,我感觉我自己就是非洲民族主义的化身,是非洲艰难而高尚的过去和命运未卜的将来的继承人。豹皮服装也象征着对白人司法制度的蔑视。我很了解,当局将为我的豹皮服装感到害怕,正如那么多的人害怕非洲真正的文化一样。

当人群安静下来的时候,听证会已经开始了。我正式与公诉人宝施先生和法官范·赫尔顿先生见面,自从当律师的时候我就认识这位宝施先生,也早就熟悉法官范·赫尔顿。我立即提出申请要求推迟两个礼拜再进行审理,因为我被押到比勒陀利亚没有被提供通知我的律师的机会。最后,我被批准延期一周审理。

在我回牢房的路上,一位非常神经质的白人狱警告诉我,监狱长雅各布斯上校要我交出豹皮服装。我说:“你可以告诉他,他不可能得到它。”这个狱警是一个胆小鬼,他开始颤-抖起来。他苦苦乞求我,说他拿不到那套豹皮服装就会被解雇。我有些同情他,说:“请注意,告诉你的监狱长,告诉他这是曼德拉说的。”不大一会儿,雅各布斯上校亲自来到我的面前,他要我交出被他叫做“毯子”的那套服装。我告诉他,对于我选择在法庭上穿什么服装,他无权干涉,如果他想没收我的豹皮服装,我将把这件事一直告到最高法院。上校再没有继续索要我的“毯子”,但是当局只允许我在法庭上穿它,不允许在往来法庭的路上穿,以防止“影响”其他犯人。

当一周后重新开庭的时候,我被允许在我被要求辩护前可以向法庭申诉。“我希望能够简单地说明,”我解释说,“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的远大理想的审判,因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正当的。”我想让这个审判班子、旁听者和媒体明白,我要把政府推上法庭。然后,我申请取消法官的审理资格,因为我认为,我从道义上不一定必须遵守我没有代表的议会制定的法律,我也不可能从一个白人法官那里讨得公道。

我为什么要在法庭上面对白人法官、白人公诉人,并被白人法警押解?有哪位能够坦诚而认真地说在这种气氛中正义的天平能够摆平?为什么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非洲人被他自己的亲戚朋友和难兄难弟审判的荣誉?我将告诉阁下这是为什么:这种铁板一块的种族歧视性司法制度确保了由法庭主持的正义要符合这个国家的政策,不管这种政策是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文明世界所接受的正义规范相抵触……阁下,我十分憎恨种族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各种表现。我将与种族歧视战斗一生。我现在与它战斗,直到我的生命结束,我将一直与它战斗。我极其痛恨我周围摆出的这种架势,因为这让我感到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个黑人。这是大不应该的。

在审理期间,公诉人从全国各地,其中包括特兰斯凯和西南非,找了100多位证人。他们当中有警察、记者、乡镇负责人和印刷商。他们大多数都证明我非法出国和煽动非洲工人在1961年5月举行了三天罢工。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上我也没有争辩。从技术上讲,我对两种指控都不否认。

公诉人叫总理的私人秘书巴纳德证明我曾经给总理寄过信,要求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并告诉他如果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将组织三天的大罢工。在对巴纳德进行反诘中,我首先向法庭宣读了我寄给总理的那封信,这封信要求总理代表全南非人民大会起草一个非种族歧视的新宪法。

曼德拉:是你把这封信放在了你的总理面前的吗?

证 人:是的。

曼德拉:那么,总理对这封信有任何答复吗?

证 人:他没有给写信人任何答复。

曼德拉:他没对这封信给予答复,那么,你同意不同意说这封信提出了对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最关心的问题?

证 人:我不同意。

曼德拉:你不同意?你不同意人权问题、人民自由问题对非洲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证 人:是的,的确是如此。

曼德拉:这些事情在其中被提到过吗?

证 人:是的,我认为提到过。

曼德拉:……你已经同意这封信提出了像自由权利、国民自由等问题?

证 人:是的,这封信提出了。

曼德拉:那么,你当然知道非洲人不享有信中所要求的权利?他们被政府否定了这些权利。

证 人:有些权利。

曼德拉:有没有非洲人是议会的议员?

证 人:没有。

曼德拉:也没有非洲人能当上省和市政府的官员吧?

证 人:是的。

曼德拉:非洲人在这个国家里有没有选举权?

证 人:就议会而言,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正在讨论国家的议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其中包括省政府和市政府。他们有没有选举权?

证 人:没有,他们没有选举权。

曼德拉:你会不会同意我说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作为一个总理不回复提出关系到国内大多数公民的重要问题的信将是令人愤慨的,你同意吗?

证 人:我不同意这一点。

曼德拉:你不同意作为一个总理不理睬提出关系该国多数公民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不正常的吗?

证 人:总理没有不理睬这封信。

曼德拉:请你仅仅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作为一个总理不回答关系到这个国家多数人的重要问题的请求是正常的吗?你说那是不是错误的?

证 人:总理对这封信作出了答复。

曼德拉:巴纳德先生,我不想对你不礼貌。你应该仅仅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我提出的问题是,你同意不同意作为一个总理不回答关系到国家大多数人的重大问题是极其不正常的?

巴纳德先生和我绝对无法达成共识。最后,他只是说那封信的口气是挑衅性的、不礼貌的。因此,总理没给予答复。

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和法官反复地询问我准备叫多少证人出庭作证。我总是回答说:“我打算至少叫与政府叫的证人一样多的证人。”当政府最终结束起诉的时候,法庭上静悄悄的,期待着我开始辩护。我站了起来,不但没叫第一位证人出庭作证,反而实事求是地宣布我根本没叫任何证人,这时我突然宣布结束辩护。法庭上一片议论声,公诉人则禁不住感叹了一声:“我的上帝!”

我从一开始就误导了公诉人和法官,因为我知道对我的指控是准确的,政府说的是实实在在的,我认为没有必要叫证人出庭作证和为自己辩护。通过我的反诘,目的是迫使法官放弃自己的审判资格。我已经对法庭的不公正发表了自己的声明。我认为,企图叫证人否认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法官对我的行动感到吃惊,他带有几分怀疑的口气问我:“你有没有别的什么事情要说?”

“阁下,我认为我并没有犯罪。”

“这就是你要说的全部?”

“阁下,恕我直言,如果我还有什么别的要说的话,我早就说了。”

公诉人然后匆匆忙忙地整理了一下他的资料,试图准备发表他根本没有预料要发表的讲话。他简单地在法庭上发表了一个讲话,并提请法官在两项指控的问题上判我有罪。然后,审理被延期到第二天进行,那时我将有机会在法官判决前发表请求从轻判决的陈述。

第二天上午开庭前,我在一个办公室里与鲍勃·赫普尔谈话,他一直在就这场官司为我提供咨询。我们高度赞扬了头一天发生的事实,即联合国大会第一次投票赞成对南非进行制裁。鲍勃还告诉我,在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实施的破坏活动既是对联合国投票表决结果的庆祝,也是对审判我的抗议。我们正在讨论的时候,公诉人宝施先生走了进来,并请鲍勃原谅他打断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曼德拉,”他等鲍勃走后说,“我今天不想到法庭上来了。这是我在我的生涯中第一次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请求法庭判你坐牢是对我精神上的一种伤害。”然后,他伸出手与我握手,并表达了一切将证明我无罪的希望。我感谢他对我的好意,并向他保证我决不会忘记他所说的话。

当局那天提高了警惕。法庭里的人似乎比第一天开庭时还要多,150个“非欧洲人”坐席全都坐满了。温妮也来到了法庭,并且穿上了科萨民族服装。另外还有来自特兰斯凯的一些亲属。几百名示威群众站在法院的门口,警察的人数似乎与旁听者的人数一样多。

当我走进法庭时,我举起右拳高呼:“Amandla!”(政权!),然后迎来了大家强有力的回应:“Ngawethu!”(属于我们!)法官敲着木槌,让大家遵守秩序。当法庭静下来的时候,他对指控进行了总结,然后我有了说话的机会。我要求从轻判决的请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其实,那根本不是一个法律请求,而是一个政治信仰的声明。我要向法官说明,我为什么成了现在这样的人,我为什么做了我已经做过的事情,以及如果有机会我为什么还去做这样的事情。

许多年前,我还是特兰斯凯一个村子中正在成长的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听过部落长者所讲述的白人没来之前的好日子。那个时候,人们在他们的国王和权威人士的开明领导下和睦相处,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在这个国家自由地、满怀信心地迁徙。国家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从权利上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拥有这块土地、这片森林、这些河流,我们拥有土壤下面的矿藏和这个美丽国家的财富。我们建立和管理着我们自己的政府,控制着我们自己的武装,我们组织我们自己的商贸活动。老人们给我们讲我们祖先在保卫祖国的过程中与入侵者进行战斗的故事,以及在那些英雄年代涌现的英雄人物……

我很欣赏这个国家的早期非洲社会结构和组织,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的演变。土地是当时的主要生产资料,它为全部落所拥有,无论什么东西都不属于某一个人。没有阶级,没有贫富差别,也没有人剥削人。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自由平等是政府的基础。对这些基本原则的承认可以在政务院章程中看得到,这种章程有各种各样的叫法:有的把它叫做“Imbizo”,有的把它叫做“Pitso”,还有的把它叫做“Kgotla”,用这种章程治理部落的事务。政务院十分民主,部落里的每个成员都能够参加审议议题。酋长和大臣、将军和巫师都参加意见,并努力影响政务院的决定。政务院是一个举足轻重并很有影响的机关,部落每采取一项重大措施,都要有它的介入。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许多原始的和不可靠的东西当然不能符合现代的要求。但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已经有了民主革命的萌芽。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人沦为奴隶或苦役;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贫穷、短缺或不安全感。这是一段至今仍然使我和我的政治斗争中的战友们都受鼓舞的历史。

我告诉法庭,我如何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民主和非种族歧视主义如何成为我的最高信仰。我也说明了自己作为一名律师常常不得不在服从法律还是服从良心之间进行选择。

我要说,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有思想的非洲人的一生都会被迫不断地面对一面是他的良心另一面是法律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这当然不是这个国家特有的一种冲突,在每个国家中,有良心、有思想、有感触的人们都会面临这种冲突。最近在英国,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或许是西方最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伯爵被判刑,他正好犯了与今天我所犯的同样类型的罪,因为他为了自己的良心而触犯了法律,抗议他的政府坚持核武器政策。他只能违背法律并承担违背法律带来的后果。我也只能这样做。这个国家中的许多非洲人也只能这样做。作为正实施的法律,作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被逐步修改的法律,特别是作为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法律,按照我们的观点,它是一种不道德的、不公正的、不可容忍的法律。我们的良心促使我们必须对法律表示抗议,表示反对,并设法修改法律……我认为,人们不能对正义无所作为、无所表示、无所反应,不能不抗议压迫,不能不为建设一个好的社会、好的生活而作出努力。

我详细地列举了政府多次动用法律,通过禁止、限制和审判等形式干扰我的生活、事业和政治工作。

是那样的法律让我变成了一个罪犯,但是我的罪并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我的主张,因为我的思想,因为我的良心。

这样的状况使一个人成为社会的罪犯,难道还有人会对这件事有任何怀疑吗?由于政府的原因使这样一个人做好了准备去过违法者的生活,就像根据这个法庭所提供的证据证明我几个月中所过的生活一样,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奇怪吗?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我一直是艰难的。我离开了我的妻子儿女,告别了美好的生活,结束了我的律师事业,我有时盼望在饭桌上与家人团聚,而不是去过连续不断地被警察追捕的生活,远离我最亲近的那些人,在我自己的国家里,不断地面对侦察与逮捕的危险。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远比坐牢还要困难的生活。没有哪个有理性的人会放着文明社区中正常的、有家有业的社会生活不过,而自愿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

但是,这样的时期到了,就像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在这样的时期,一个人被否定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只能过违法者的生活,因为政府那么热衷于使用法律,把罪行强加在他的身上。眼下,我就是被逼到了这个境地。但是,我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在这个国家里,还会有其他人在警察的迫害和政府的管理下被逼上同样的违法道路,继承我的事业。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我列举出许多次我们把我们的冤枉申诉交给政府,而每次都被忽视或撇在一边。我解释说,我们1961年举行的罢工是在政府既不采取任何措施,又不与我们对话或者满足我们的要求之后所作的最后努力。政府通过使用暴力对付我们的非暴力要求,从而挑起了新的暴力。我申明,政府的行动使我们采取了更具有战斗性的立场。我说,在我的整个政治生命中,我特别想与那些其能力和贡献都远比我自己大的同仁并肩战斗。许多人已经在我之前为他们的信仰付出了代价,在我之后也将有许多人会这样做。

我在宣判之前告诉法官,不管政府强加给我什么样的惩罚,都不会改变我献身于斗争的决心。

阁下,我并不认为,这个宣判我的罪名并强加刑罚于我的法庭应该会被这样的信念所打动,即刑罚将会吓倒那些坚信其道路正确的人。历史表明,刑罚吓不倒已经唤起良心的人们,也吓不倒我的人民和以前与我一起工作的同仁。

我准备接受对我的判决,尽管我知道一个非洲犯人在这个国家的监狱中的处境是多么悲惨和绝望。我已经领教过这种监狱生活,知道即使是在监狱的高墙后面种族歧视也是何等的恶劣。但是,这些考虑不会让我偏离我所走过的道路,也不会使像我这样的其他人偏离他们的道路。因为对他们来说,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自由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任何东西都不能让这些被判刑的人丢掉他们的最高理想。我对监狱外全国人民所遭受到的令人畏惧的处境的憎恨,驱使我宁愿走进监狱去承受令人恐惧的痛苦。

不管阁下在这个法庭上决定给我定什么罪,请你们放心,我将在刑满后继续前进,就像人们总会凭着他们的良心在前进一样。当我从监狱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将凭借我对种族歧视的憎恨而继续前进,重新振作起来,为消除那些不公正而奋力斗争,直到最后把这些不公正彻底消灭,并永远地把它们消灭……

我已经为我的人民和南非尽到了我的责任。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将会宣布我是无辜的,在这个法庭上被判处有罪的应该是政府成员。

当我发表完讲话的时候,法官宣布休庭10分钟,以考虑给我什么样的惩处。在离开法庭前,我转过身来看了大家一眼。我对我将受到的惩处并不抱幻想。10分钟后,法官在充满紧张气氛的法庭上宣布了对我的判决:因鼓动人们罢工判刑3年,因没有护照出国判刑2年,总共判处5年徒刑,并且不允许保释。这是一个严厉的惩处,旁听席上有人放声大哭。当宣判结束的时候,我转身面对旁听席再次握紧拳头高呼了三声“政权”,然后,大家开始唱起我们优美的国歌“Nkosi Sikelel’iAfrika”(《上帝保佑非洲》)。当我被带走的时候,许多女士呜呜地大哭起来。旁听席上的骚动使我暂时忘记了我将走进监狱,去承受南非当时对政治犯最严厉的惩处。

在楼下,我被允许简短地向温妮告别。这时,她一点都不忧伤,精神状态很好,也没有掉泪,似乎很有信心。她是我的夫人,同时也是我的同志。她努力让我增强信心,当我乘坐在警车内离开法院的时候,我能听见车外大家歌唱“Nkosi Sikelel’ iAfrika”的声音。

52...

监狱不仅剥夺了你的自由,还企图剥夺你的个性。每个人都穿一样的囚服,吃一样的饭,遵循同样的作息时间。这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政府,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或个性。作为一名自由战士和一个男子汉,他必须与企图剥夺他的一切个性的监狱进行斗争。

我被从法院直接带到了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我对这座骇人听闻的、阴森森的红砖建筑物非常熟悉。但是,我现在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而不是一个等待审判的拘留犯,所受到的待遇与等待审判的被监禁者没有丝毫区别。我的衣服被扒走了,雅各布斯上校最终把我的豹皮服装也给没收了。我领到了一套非洲人专用的标准囚服:一条短裤、一件粗卡其布衬衣、一件帆布夹克、一双袜子、一双拖鞋和一顶布帽子。只有非洲人才发给短裤,因为只有非洲人才被监狱当局视为“男仆(boys)”。

我告诉监狱当局,我不穿短裤,并告诉他们我准备去法院提出抗议。后来,当狱警给我送来晚饭的时候,我发现是又冷又稠的玉米片粥和半茶匙糖。我拒绝吃这种食物。雅各布斯上校仔细地考虑了这件事,决定允许我穿长裤子,吃我自己的传统食物,条件是同意被单独关押。“我们准备给你与其他政治犯不同的待遇,”他说,“但是,你必须被单独关押。伙计,我希望你能同意。”我向他保证,只要能让我穿我所选择的衣服和吃我所选择的食物,单独关押也行。

在后来的几周时间里,我被完全单独关押起来,我见不到别的犯人的面孔,听不见别的犯人的声音。我每天被关押23小时,上午和下午各有半小时的活动时间。我以前从来没有被单独关押过,真是感觉度日如年。关押我的囚室没有自然光,一只灯泡在头顶上一天24小时地亮着。我没有手表,常常把傍晚当成了半夜三更。我没有书看,没有书写用品,也没有人跟我说话。我的心开始与外界隔绝,但很想感受一下外面的事物,以集中自己的注意力。我觉得,宁愿挨一顿打也不愿意被单独关押了。被单独关押了一段时间之后,哪怕是与囚室内的虫子在一起也感到高兴,有时甚至想与一只蟑螂一起聊一聊。

我有时能见到一位中年黑人狱警,于是,有一天我想用一个苹果贿赂他,让他与我说说话。“老人家,”——这是对别人的尊称,原意是父亲——我说,“我能送你一个苹果吗?”他对我的所有表示都保持沉默。最后,他说:“伙计,你要穿长裤子、吃好饭,现在你如愿以偿,但你仍然不高兴。”他的话是对的,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没有人做伴更使人失去人性。几周后,我准备放下自尊,告诉雅各布斯上校我将用长裤子去换取有人与我做伴。

那几周期间,我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我的命运。一个自由战士应该与他的人民在一起,而不应在监狱里,我最近在非洲获得的那些知识和关系没有被应用于斗争之中,而是同我一起被禁闭起来。我为不能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创建一支自由军队而诅咒着。

不久,我开始抗议我的监禁环境,要求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里的其他政治犯关在一起,其中就包括罗伯特·索布克韦。我的要求最后被同意了,但雅各布斯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我再放肆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我没想到我这辈子竟曾那么渴望吃冷玉米片粥。

我除了希望有人做伴之外,还很想与索布克韦及其他人谈一谈,他们多数都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因为我认为,在监狱中可能会取得在监狱外无法取得的一致。监狱条件有利于化解争议,使大家发现团结一致的因素多于分裂的因素。

当我被带到关押其他犯人的院子里的时候,我们相互热情地打招呼。除了索布克韦,还有“贸易工会南非大会”的领导成员约翰·基茨韦;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艾伦·莫莱特,他是《新时代》的一位雇员;有著名的共产党贸易工会的成员斯蒂芬·德福,他也是“泛非大会”的成员。罗伯特请我就我的非洲之行作个介绍,我高兴地这样做了。我坦诚地介绍了其他非洲国家对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如何理解的。在介绍完情况之后,我说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探讨。但是,当索布克韦与我刚开始取得一定的共识之后,监狱当局就设法把我们隔离开了。我们被关押在同一条走廊的不同的囚室里,而且两个囚室分别位于走廊的两头。

有时,当我们挨靠着坐在监狱院内的地上缝补又脏又破的邮袋时,我们确实有机会说说话。我总是对索布克韦很尊重,并发现他是一个和气而有理性的人。但是,我们对面临的主要问题——监狱的条件显然是有分歧的。索布克韦认为,要改善监狱的恶劣条件,首先就要承认政府是有权把他关进监狱的。而我则认为,在丧失体面的条件下生活总是难以接受的;在整个历史中,政治犯都把为改善监狱的条件而斗争当成了他们责任的一部分。索布克韦认为,只有当国家发生变化时,监狱的条件才会跟着发生变化。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但是,我不明白在我们现在唯一能进行斗争的地方为什么不去为此而斗争。我们从来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过一致的意见。不过,当我们向监狱当局递交联络信表示对监狱条件不满的时候,我们也确实有了进步。

索布克韦在监狱内没有屈服过。但是,与在比勒陀利亚相比,他显得有点神经质和暴躁,我把这归咎于斯蒂芬·德福。德福对索布克韦构成了一种刺激,他奚落他、辱骂他,并向他挑战。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德福也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他脾气不好,喜欢争论,专横傲慢。他还能说会道、知识渊博,并且精通俄国历史。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对谁都斗,甚至包括他的朋友。在那些日子里,德福与索布克韦几乎天天吵嘴。

我热心地与索布克韦讨论政策和策略问题,其中与他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那个“1963年获得自由”的口号。当时已经是1963年,自由还是遥遥无期。“我的老弟,”我对索布克韦说,“作为一个领导人,没有比提出自己知道不能实现的目标更危险的了,这会在人民中间引起不切合实际的希望。”

我是用非常尊重他的口气说这件事的,但是,德福闯了进来,并开始指责索布克韦。“老兄,”他说,“你遇见了你的对手曼德拉,你知道他是正确的。”德福沿着这个话题继续往下说,使索布克韦非常恼火。他告诉德福说:“不要打扰我。”但是德福就是不停嘴:“老兄,人们正在等着你。他们想杀你,因为你欺骗了他们。你不过是个混子。老兄,你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德福也在竭力让我从感情上与他疏远。每天早上,当狱警来检查时,他总是向他们抱怨,抱怨饭菜,抱怨监狱里的条件,说冷道热地不停地抱怨。一天,一个狱警对德福说:“伙计,你为什么每天早晨都抱怨?”

“我之所以抱怨,是因为我有责任抱怨。”斯蒂芬说。

“但是,你看曼德拉,”狱警说,“人家就不每天抱怨。”

“嗨!”他轻蔑地说,“曼德拉是个害怕白人的小子,我甚至连他是何许人都不知道。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发现每家报纸都在说‘曼德拉,曼德拉,曼德拉’,我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曼德拉指的是谁?’‘我将告诉你曼德拉是谁,他是被你们这些人以某种我不理解的理由树起来的人,曼德拉指的就是他!’”

瓦尔特·西苏陆与我们一起被关押了两个礼拜,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受审的时候,他也因煽动人们罢工而在约翰内斯堡受审。他被判了6年监禁。我们在监狱里有几次交流的机会,并讨论了瓦尔特的申请保释问题。当时,他的请求被搁置在了一边。对这个动议,我衷心地给予支持。两周后他就被保释了,组织上指示他转入地下,让他在地下继续领导斗争,他干得很好。

瓦尔特走后不久,我正与索布克韦一起去监狱医院的时候,在大约25码远的院子内见到了纳纳·西塔。西塔是著名的印度人运动领袖,曾领导了1952年博克斯堡的反抗运动。他由于拒绝腾房子而被比勒陀利亚地方法官判了刑。他在那所房子里住了40多年,那里紧挨着《社团区域法》公布的“白人区”。他佝偻着身-子,尽管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但是却一直赤着脚。这让我这个穿着凉鞋的人很难过。我想走上前去与他打个招呼,但是,在六七名狱警的眼皮底下我只好继续向前走。

我忽然一阵头晕目眩摔倒在水泥地上,我的左眼眉被碰了一道深深的大口子,需要缝三针。早在福特监狱的时候我就被诊断为患有高血压,一直在服降压药。这次晕倒显然是服用过量的药片造成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并坚持吃低盐食物,我治好了这个毛病。

那天下午,温妮来监狱探望了我,这是自从我被判刑以来她第一次来看我。缝不缝伤口倒无所谓,但我不想失去这次机会。她看到我的时候十分着急,但是我安慰她说我很好,并且把摔倒的情况和经过向她作了说明。尽管这样,仍有传言说我的身\_体已经被搞垮了。

53...

1962年10月在我被审期间,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了自1959年以来的第一次年会。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非法的,会议在贝专纳边界另一边的洛巴策举行。这次会议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实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长矛军之间的联合。尽管全国执行委员会声明:“我们的重点仍然是采取群众政治行动,民族长矛军只是作为我们斗争的一个军事翅膀。”这是为了制止当时“Poqo”不负责任的恐怖主义行动。“Poqo”是科萨语,意思是“无党派者”或“独立者”。这一组织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有松散的联系。他们采取恐怖行动的对象是非洲人中的通敌者和白人。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人们认识到这一新的战斗特点,同时也要认识到新的军事行动是有节制和负责任的。

政府作出了决定,加速实施“隔离”计划,以便向世界表明,这种隔离允许种族有自己的“自由”。样板地区就是特兰斯凯。1962年1月,沃尔沃德宣布,南非打算批准成立特兰斯凯“自治政府”。1963年,特兰斯凯成为南非“自治政府”的起始地。1963年11月举行了投票,选举特兰斯凯立法议会。但是,特兰斯凯选民选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的立法议会代表都反对这项政策。

班图体制最终得以实行。实际上选民们都反对,他们仅仅是参加了投票而已。尽管我不赞成班图体制,但是,我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利用这一体制及其内部机构作为宣传我们的政策的平台。特别是我们有那么多的领导人当时正在被监禁、禁止或流放,有这样一个平台是十分重要的。

反对班图当局的恐怖活动增加了。随着破坏行动的开展,政府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新司法部部长约翰·沃斯特是一个特别没有感情的人。他自己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反对政府支持同盟组织而被拘留过。他认为,铁拳是对搞颠覆活动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回答。

1963年5月1日,政府颁布法律,按照沃斯特的解释,目的是“粉碎民族长矛军的脊梁骨”。《普通法修正案》,又叫《90日拘留法》,撤销了人身保护权,授权任何警察只要怀疑任何人有政治犯罪,不需要逮捕证就可以逮捕。凡是被逮捕者,不需要经过审讯、起诉、律师辩护和自我申辩就可以被拘留90天。根据沃斯特的恶意解释,“90天拘留期”可以一直无限期地延长。这项法律使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警察政府,没有哪一个专制者能给当局像“90天拘留”这样多的权力。结果,警察变得更加野蛮:被监禁者常常遭到毒打,我们很快就听到了电击、窒息和其他形式的刑罚。在议会中,只有自由进步党的代表海伦·苏兹曼一人对这一法案投了反对票。

对非法组织的成员增加了罪责,判刑从5年直到继续坚持共产主义或其他被取缔组织的目标可判处死刑。政治犯可以再次被拘留,正如我在1963年所看到的那样,索布克韦3年判刑期满后,政府不但没有释放他,反而再次宣布对他逮捕,然后未经审讯就把他投进了罗本岛监狱。

沃斯特通过在1962年6月出台《破坏法》也创下了立法之最,这项法律允许实施软禁,而且更严厉的处罚也不必通过法院。它严格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达到了最极端的法西斯专制的程度。破坏罪本身最轻也需要判处5年监禁,而且不准保释,最高处罚可以判处死刑。由于这项法律管辖面很宽,连“擅自进入”或非法拥有枪支也构成破坏罪。议会通过的另一项法律则禁止被禁止的人继续发表任何言论,我说的或曾经说过的话都不能在报纸上报道。1962年底,《新时代》周报遭到了取缔,而拥有被取缔的刊物也被视为一种犯罪,可以被判处长达2年的监禁。对软禁也作了规定,大家都知道,这种规定曾被用在了白人政治活动家海伦·约瑟夫身上。

54...

5月末的一个夜晚,一个狱警来到了我的囚室,他要我收拾好我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但他没有回答。不到10分钟,我就被押解到了接待室,在那里我看到了其他三个政治犯:德福、约翰·基茨韦和艾伦·莫莱特。奥卡木博上校三言两语地告诉我们,要把我们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哪里?”德福问。“很美丽的地方。”奥卡木博说。“哪里?”德福又问。“海岛。”奥卡木博说。这里说的海岛只有一个,那就是罗本岛。

我们四人被铐在一起并押上一辆没有窗子、只有一个马桶的囚车。我们行驶了一整夜才到达开普敦,到达开普敦海港时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四个人被铐在一起,并在一辆行驶的囚车中使用一个马桶,那可不是一件安逸或愉快的事。

开普敦港有许多武装警察和神情紧张的便衣官员,我们只好站在一条木制渡轮的船舱里,手上仍然戴着手铐。当船只驶离波涛汹涌的海岸时,站在船舱里是非常困难的。船舱上面只有一个透光、通气孔,当然除了透光、通气外还有另外一个用途:狱警们喜欢从上往下冲着我们溺尿。当我们被带上甲板的时候,天还没黑,我们第一次看见了罗本岛。岛上是一片绿色,十分秀丽,乍看上去,与其说这是监狱,倒不如说是一块度假胜地。

“Esiquithini”(岛上),这是科萨人对这座距离开普敦海岸18英里的、狭窄的、被风吹得岩石luo露的小岛的称呼。每个人都知道它指的是哪个岛,我孩提时代也曾第一次听说过这个岛。自从1819年第四次科萨战争中科萨军队那位6英尺6英寸高的统帅马卡纳(也被称作恩凯乐)被英国人囚禁在那里之后,科萨人对罗本岛就十分熟悉。此前,马卡纳曾经领导一支万人军队在格雷厄姆斯敦作战。后来,他试图驾小船逃离罗本岛,但是在快抵达岸边的时候被淹死在海中。这个不幸的记忆融入了我们的语言之中,我们科萨人用成语“Ukuza Kuka Nxele”表示“渺茫的希望”。

马卡纳并不是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第一位非洲英雄。1658年,奥祖茂(欧洲历史学家称他为“海滨之波”哈里)在考伊考伊与荷兰之间的一场战争中被俘后就曾经被简·范·里贝克囚禁在那里。我从对奥祖茂的记忆中而得到安慰,因为他被视为第一个也是仅有的一个从罗本岛脱逃的人。当时,他是靠摇着小船逃到大陆上去的。

罗本岛的命名来自荷兰语中的海豹,曾经有数百只海豹腾跃在冲刷海岸的本格拉寒流中。后来这个岛先后被用作麻风病人居住地、精神病医院和海军基地。现在,政府刚刚又把这个岛变成了监狱。

迎接我们的是一伙身材魁梧的狱警,他们高声喊着“Dis die Eiland! Hier gaan julle vrek!”(这里是罗本岛!你们将在这里死去!)在我们前面是一个院子,四周有几间狱警住的房子。全副武装的警卫兵站在通向院子的路上,气氛特别紧张。一位高个子、红脸膛的狱警冲我们高声说:“Hier is ek jou baas!”(注意,我是你们的老板!)他是臭名昭著的克雷汉斯兄弟之一,大家都知道,他对被监禁者十分残忍。狱警总是说南非荷兰语,如果你用英语回答,他们会说:“Ek verstaan nie daardie kaffirboetie se taal nie”(我不懂你们这些喜欢卡非尔语言的人说的话)。

当我们朝着监狱走去的时候,警卫兵高声说“两个!两个!”意思是让我们两个两个地排着队走。我与德福排列在了一起。警卫兵开始尖声叫喊“Haas! Haas!”在南非荷兰语中,“Haas”是“往前走”的意思,但是,这种喊声通常用来赶牛。

狱警们要求我们跑步前进,我转身低声对德福说,我们必须做一个榜样,如果现在屈服,我们将来会受他们的气,德福点头表示赞成。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普通的犯人,而是由于信仰被惩处的政治犯。

我示意德福,我们两人应该在前面带头。我们一到了前面就放慢了步伐,故意慢慢地走。警卫兵产生了怀疑。“听着,”克雷汉斯说,“这里不是约翰内斯堡,也不是比勒陀利亚,这里是罗本岛,我们这里不允许调皮捣蛋。Haas!Haas!”但是,我们继续慢条斯理地走着。克雷汉斯命令我们停下来,站在我们面前说:“注意,伙计,我们将会杀掉你们,我们不是在骗你们,你们的夫人和孩子以及你们的父母将不会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最后一次警告。Haas!Haas!”

于是我说:“你有你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决心不屈服,我们也没有屈服,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监狱里。我们被赶进一个长方形石头建筑内,并被带到了一个空旷的房间里。地面上有几英寸深的水。警卫兵喊叫着:“Trek uit! Trek uit!”(脱衣服!脱衣服!)当我们一件一件地脱下衣服的时候,狱警们就拿过去迅速地进行搜查,然后把衣服扔进水中。就这样,每件衣服都脱掉了,每件衣服都经过了检查,每件衣服都被扔进了水中。然后,狱警命令我们穿上衣服,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把--湿--衣服穿在身上。

有两名狱警走进了房间,其中那位年轻的狱警就是队长格里克。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出,他在有意粗暴地对待我们。这位队长指着我们四人中最年轻的艾伦·莫莱特说:“你的头发为什么留那么长?”艾伦是一位非常温和、非常文雅的人,他什么也没有说。队长大声说:“我在与你说话!你的头发为什么那么长?这不符合规定。你应该把头发剪短。为什么不留……”他然后停顿了一下,扭头看着我,并指着我说,“……像这小子那么长的头发?”我开始讲话了:“好了,看这里,我们的头发的长度是由规定决定的……”

没等我讲完,他不高兴地大声说:“小子,不能那样对我讲话!”然后开始向前走。我感到害怕——知道有人想要打你,并且你又不能自卫,这不是一种好的感觉。

当他离我只有几步的时候,我尽量镇定地说:“如果你对我行凶,我将带你去大陆上的最高法院,当我打赢了你,你将会成为穷光蛋。”我说话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等我讲完后,他吃惊地看着我。我自己也有点吃惊,我已经被吓住了,因为我这样讲话不是出于勇气,而是出于一种虚张声势。这时,你必须装腔作势,不管你内心怎么想。

“你的票在哪里?”他问,我把票递给他。我能看出他有些神经质。“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冲着我的那张票点了点头,说:“票上写着呢。”他说:“你被判了几年?”我又指了指票说:“票上写着呢。”他低头看了看票说:“5年!你被判了5年,还那么傲气!你知道判你5年意味着什么吗?”我说:“那是我的事,我准备坐5年牢,但是不准备被人欺侮,你必须依法办事。”

没有人告诉他我们是什么人,没有人告诉他我们是政治犯,也没有人告诉他我是律师。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但是,另一位狱警在我们冲突期间突然走了出去。后来我发现他就是罗本岛的指挥官斯特恩上校。那位队长随后也走开了,走的时候比进来的时候要安静得多。

然后,只有我们四人在一起,斯蒂芬喋喋不休地说起来,并且是没完没了。“我们已经向布尔人进行了挑衅,”他说,“现在,我们在监狱里的日子大概就不会好过了。”正当他说话的时候,一位人称普雷特利叶斯中尉、身材不高但十分健壮的人走了进来。让我们吃惊的是,他竟然对我们讲科萨语,看来他十分熟悉科萨语。“我看了你们的档案,档案里写得不怎么坏。除了这一位,”他向斯蒂芬点了点头说,“你的档案是不干净的。”

斯蒂芬非常生气。“你是什么人,竟然对我这样说话?你说我的档案不干净,你一定是看过我的档案了,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所有对我的那些指控都是我为人民的权利而战斗的事实。我不是一名罪犯,你们才是罪犯。”那位中尉警告斯蒂芬,如果再那样对他讲话,他就起诉斯蒂芬。在离去之前,普雷特利叶斯说他准备把我们放在窗子朝外的一间单独的大房子里,然后又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但是,我不想让你们通过窗子对任何人说话,特别是你,曼德拉。”

然后,我们被带到了囚室。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一间囚室,窗子很大并且也不算高。通过一面墙上的几扇窗子,我们能看到其他犯人和狱警在外面走过。这是一间宽敞的、足够我们四个人住的大囚室,并且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冲澡的地方。

那是十分令人疲惫不堪的一天,晚上吃过凉玉米片粥后不久,其他三人就都睡着了。我躺在地板上面的毯子上,忽然听到有敲打窗子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发现一个白人招呼我到窗子跟前去。我记得那个排长的警告,因此,躺在那里没动。

然后,我听见那个人低声说:“纳尔逊,你过来。”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因此我决定碰碰运气。我走到窗子前,要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他一定是认为我把他当成了白人,因为他低声说的第一件事是:“我是一个来自布隆方丹的有色人狱警。”然后,他向我透露了我夫人的消息。在约翰内斯堡的报纸上有报道,说我夫人曾经去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探视我,但是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没告诉她我已经被转移到了罗本岛。我对他的通风报信表示感谢。

“你吸烟吗?”他问我。我告诉他我不吸烟,他看上去有点失望。我立即有了主意:“但是,我的同志吸烟。”他听了后很高兴,说,他几分钟后就给我们送烟和三明治来。这时,大家都醒了。德福和约翰·基茨韦吸烟,我就把烟分给了他们两人,把三明治分给我们四个人。

接下来的几周,这位有色人狱警几乎每天夜里都给我们送烟和三明治。我总是把烟均等地分给德福和基茨韦。这位狱警冒了很大的风险,他提醒我说,他直接同我一个人打交道,不然的话,他将无法对我们进行照顾。

刚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岛上到底有多少囚犯。几天后,我们得知,大约有1000人,他们都是非洲人,而且都是最近几天才来的。多数人都是普通犯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政治犯。我很想与他们接触,但是,我们是完全彼此隔离的。开始几天,我们被关在我们的那间囚室里,甚至不准出囚室的门。我们要求像其他囚犯一样去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但是,我们被单独从囚室里带出来,并且由克雷汉斯看管着。我们干的第一个工作是把新铺设的管道盖起来,工作地点位于一座小山上,在那里可以看到岛上的一些荒凉而美丽的景致。

第一天,我们工作很卖力。但是到了第二天,克雷汉斯却催促我们更加努力地干。他非常粗野,就像是在驱赶牛马。“Nee, man, Kom aan! Gaan aan!”(“不,伙计,快干!快些干!”)斯蒂芬比我们其余三人年龄都要大,有一次当他放下手中的铁锹时,立即遭到克雷汉斯的威胁。但是,斯蒂芬用南非荷兰语回敬说:“你不学无术,连自己的语言都讲不好,你用不着告诉我如何做。我将按我们的节奏工作,我们就是想这么干,我所能干的只有这么快。”然后,他十分威严地拿起锹重新开始工作。斯蒂芬一直是一位南非荷兰语教师,他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南非荷兰语,而且还可以讲南非荷兰语的母语——荷兰语。斯蒂芬能以十分谦逊而夸张的口气对狱警讲话。他们对他说的话可能不怎么理解,但是他们知道最好不要与他打嘴仗。

岛上有两个克雷汉斯,他们都身背殴打犯人的恶名。大克雷汉斯负责看管我们,他一定知道我们不是那么好欺侮,因此有些收敛,因为后来他再也没有惹我们。小克雷汉斯就没有那么老实。有一天,我们干完活后沿着一条路往回走,中间路过一支数百名犯人组成的劳动大军,他们正在用独轮车运沙子。他们不是政治犯,我们两伙人都被命令停下来,克雷汉斯兄弟俩聊了起来。小克雷汉斯一边聊,一边让他手下的一个犯人给他擦皮靴。我认出另一伙人中有一些是在1958年塞-库库尼兰农民起义中被判死刑的人,于是我回转身来仔细地看着他们。小克雷汉斯粗暴地命令我回头朝别的方向看。如果我不是站在那里处于其他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我可能还知道如何作出反应。但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拒绝回头。小克雷汉斯朝我走来,显然是想殴打我,但是,当他走到离我几步远的时候,他的哥哥跑过来拦住了他。他们小声嘀咕了几句,一场风波就过去了。

有一天,监狱长塞-伦来看我们,他负责管理整个罗本岛,当时是来听取我们有什么抱怨的。塞-伦是一个脾气不怎么好的人,不喜欢面对面地与犯人交流。我既不想表现得对他不友好,又不想阿谀奉承他。我代表我们一伙人说:“你来看望我们,这使我们十分感激。我们有几个问题想对你反映,相信你一定能解决。”我列举出了我们的问题,当我说完后,他说:“我看看我能为你们解决什么问题。”

可能他认为自己太好说话了,因为,当他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他转身对德福说:“Jou groot pens sal in die plek verdwyn”,意思是“你这个大肚子会在这里消下去的”。“pens”意思是指肚子,不过这个词常常用来指牛羊之类动物的肚子,人类的肚子则要用“maag”。

斯蒂芬对塞-伦的戏弄也不客气,他无法忍气吞声地对待这种侮辱。“你知道,监狱长,”他说,“你不能对我怎么着,因为我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一个成员,共产党在为世界被压迫人民服务方面是著名的。当我们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和你的国民党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在全世界,我比你们愚蠢的全国主席还要著名。你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不值得注意的小芝麻官。到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我将连你的名字都不记得。”塞-伦转身就走了。

那位有色人狱警夜间会来探望我们,这对减轻我们在岛上的痛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就是有这样奢侈的条件,斯蒂芬仍然不满足。德福是一个大烟筒,他有时竟然吸一整宿,第二天自然就无烟可吸。但是,基茨韦却总是保留他自己的那份烟,从来不会把当天的烟全部抽光。一天晚上,德福心急气躁地面对着我,“纳尔逊,”他说,“你故意少给我烟,你给基茨韦的烟比给我的多”。

这显然是不对的,不过,我想与他开个玩笑。“那好,”我说,“每天晚上我得到烟的时候,我将先把它分成两份,然后我将让你选择你想要的那一份。”那天晚上,不,是从此之后的每天晚上,我总是把烟分成相等的两份,然后对斯蒂芬说:“你先选。”

德福为难作决断而苦恼万分。每次他都是看着两份烟,头不住地在两者之间摇来摇去。最后,他总是失望地拿起一份,然后躲到一边开始吸起来。尽管我似乎认为这个办法十分公道,但仍然有些滑稽,德福也还是不满意。当那位有色人狱警来到窗边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旁边来回走动,以便看我是否私下把香烟囤积起来,这让那位狱警感到很不高兴。“注意,”他对我说,“我只与你打交道。这是一个安全问题。”我说我理解。然后我告诉德福,当我与狱警接头的时候,不要站在我身边。

第二天夜间,当那位狱警来到窗前时,德福走上前去对他说:“从现在开始,我要我自己的那份烟,请直接给我。”那位狱警感到有些吃惊。“曼德拉,”他说,“你没有遵守你的诺言。算了,我不会再给你带这些东西了。”我把德福嘘走,然后就劝说狱警。我说:“看,伙计,他是一位老家伙,”我的意思是指德福,“他精神不很正常,”我指着我的头说,“请原谅这一次”。这样他软了下来,把烟交给了我。但是,他警告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将就此收手。

那天夜里,我认为必须处罚一下德福。我说:“现在,你看,你危及了我们的货源。今天晚上,你不要再指望有烟或三明治。你几乎让我们失去了这些特殊待遇。现在,我准备切断对你的供应,直到你变乖后再给你。”德福无言以对。

我们三个人那天待在囚室的一个角落里,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读报纸,报纸也是那位狱警送的,而德福自己则坐在另一个角落里。最后我们都睡着了。大约半夜时分,我感到有人推我的肩膀,把我从睡梦中推醒。“纳尔逊……纳尔逊。”原来是德福。

“纳尔逊,”他轻声说,“你触到了我的软肋。你不给我烟吸,可我是一个老人。我为了我的人民而遭受这般痛苦。你在监狱里是我们的领导,但这样处罚我是不公平的,纳尔逊。”

他也触到了我的痛处,因为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滥用职权。他遭遇的痛苦确实远比我遭遇的痛苦要多。我的三明治还有一多半,我立即把三明治给了他。我又唤醒基茨韦,把烟都给了他,请他与德福共同分享。德福总是喜欢找麻烦,但是,从此之后,他的行为规矩多了。

我们一旦开始工作,我立即对岛上的其他犯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当局也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一些年轻政治犯转移到了与我们的囚室相对的囚室里来。夜间,我们可以通过上了锁的栅栏门与他们谈话。在这些年轻人中,我发现了恩卡贝尼·门耶,他是我的一个外甥,家住在穆克孜韦尼,我上次在1941年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婴儿。

我们谈了一些有关特兰斯凯的事情,并得到了一些关于家庭历史方面的信息。一天夜里,当他的朋友们都围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说:“舅舅,你属于什么组织?”我说,当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我的回答使那些年轻人有点惊慌失措,忽然,他们的面孔从窗子里消失了。等了一会儿之后,我外甥又出现了,他问我是否曾经是一位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我回答说,我没有参加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然后他说他听说我在出访非洲其他国家期间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告诉他,我出访期间也没有加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而且将来也还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这又使他们感到非常惊愕,他们又一次消失在窗后。

后来我得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宣传机构声称我在出访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期间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尽管我听后不大高兴,但是,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在政治上,我们绝不能过高地估计真正了解形势的人数。不大一会儿,我的外甥又回来了,他问我是否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与索布克韦交谈过。我说谈过,并且与他进行了友好的讨论。这让他们很高兴,他们向我说了声再见,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

几个小时后,一个队长来到了我的牢房里,让我们四个人收拾行李。几分钟内,我的同志们都被带走了,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在狱中,一个人能与同志们挥手告别是幸运的。一个人能够与另一个人非常亲密地共同生活几个月,然后就再也见不着他了。这是灭绝人性的一幕,因为这样的事情会使你不得不沉默地与世隔绝。

尽管我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我仍然有些忧虑不安。有时几个人在一起会有安全感,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你也就没有见证人了。我发现没有人给我饭吃,便使劲地撞击地板:“狱警,我还没吃晚饭呢。”

“你必须叫我baas(老板)。”他叫喊道。那天晚上我没吃上晚饭。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押解回比勒陀利亚。监狱管理局通过媒体发表声明说,为了我的安全而把我从罗本岛转移出来,因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犯人要殴打我。这完全是赤luoluo的谎言。他们把我押回比勒陀利亚,自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这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

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被单独关押,但是犯人们是足智多谋的,我很快通过那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收到了秘密纸条和其他信息。我收到了亨利·法兹的消息,他是民族长矛军的一个干部,曾经在埃塞-俄比亚接受过军事训练,他在企图返回南非时被捕。他们都是根据《破坏法》被审判的第一批非国大人士。

通过监狱这个暗中传递信息的渠道,我试图在他们的辩护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并建议他们与哈罗德·沃尔培联系。我后来听说,沃尔培也遭到了拘留。这使我第一次感觉事情出了什么严重闪失。有一天,当我在放完风后被带离院子的时候,我见到了安德鲁·木兰基尼。我上次见他,是1961年9月份,当时他正准备出国参加军事训练。我在想,除了沃尔培和木兰基尼,还有谁遭到了逮捕?

1961年初,温妮被实施禁止2年。我从另一名犯人那里听说,最近温妮由于违反对她的禁止而被指控,这会使她坐牢或被软禁。温妮很固执,禁止只能是让她火上加火。我不怀疑她违反了对她的禁止令,我不会劝她不要那么做,但是,她有可能坐牢的消息却让我十分担心。

1963年7月的一个上午,正当我沿着走廊回牢房的时候,我看见了托马斯·马士法尼,他一直是立里斯里夫农场的工头。尽管我知道这毫无疑问是监狱当局故意领着他来到我牢房的走廊里,看我是否认识他,但我还是热情地与他打招呼。我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他的出现只说明一件事:当局已经发现了利沃尼亚。

一两天后,我被召到了监狱办公室,我在那里看见了瓦尔特、戈万·姆贝基、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鲍勃·赫普尔、雷蒙德·穆拉巴——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他当时刚刚从中国接受培训回国。其他还有伊莱亚斯·莫佐莱迪,也是民族长矛军成员;丹尼斯·戈尔德伯是位工程师,他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拉斯迪·波恩斯坦是个建筑师,也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吉米·坎特是位律师,他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我们都被指控犯有破坏罪,第二天将被送上法庭。这时,我5年的监禁生活刚刚过了9个月。

我零零星星地听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7月11日下午,一辆干洗店的面包车驶进了农场的汽车道,立里斯里夫没有人要送洗衣服。干洗店的面包车被一位年轻的非洲警卫人员拦了下来。但是,从车上下来了十几名武装警察和几条警犬,那个年轻的非洲警卫被他们的气势给压倒了。他们包围了房屋,几名警察冲进了主要建筑和主要附属建筑。在附属建筑内,他们发现有十几个人正围在桌子周围讨论一份文件。瓦尔特从窗子跳了出去,但是却被狂吠的警犬切断了去路。被逮捕的人中还包括阿瑟·戈德里克,在警察进行袭击的过程中,他正好开车来到了农场。

警察对整个农场都进行了搜查,没收了几百份文件和资料,但是,他们没发现武器。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就在桌子上放着,文件的名称是“Operation Mayibuye”(《行动计划》),是一项关于在南非开展游击战的计划。警察一下子得到了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全部资料。于是,大家都被按照《90日拘留法》逮捕了。

在这次袭击发生时,乔·斯洛沃和布拉姆·费希尔侥幸不在农场。但是,他们经常每天去农场两三次。从事后看,立里斯里夫是一定会暴露的,因为管理越来越严格,管理方式也越来越成熟。由于能实施24小时监听,窃听器成了普通的监听工具。对于政府来说,这次袭击是一次漂亮的行动。

开庭的第一天,我们没有任何机会把情况告诉律师。我们被带到一位地方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几天后,我们被允许与布拉姆、弗农·贝瑞奇、乔尔·乔菲、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见面,他们都是我们的辩护律师。由于我是已经判过刑的犯人,所以我仍然被单独关押,这些审理程序使我第一次有机会与我的同事们交谈。

布拉姆非常沮丧。他小声告诉我们,我们正面临着极其严厉的指控,政府已经正式通知他,会要求对我们依法实行最重的惩处——死刑。布拉姆说,根据现实情况,这种结局是十分可能的。我们都生活在绞刑的阴影之下,因为这种可能性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死刑是审判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因为比我们轻得多的犯人最近都被判了死刑。

监狱官员时刻都在提醒你,你可能被绞死。那天夜里,一位狱警敲着我的牢房门说:“曼德拉,你不必为睡觉而担心,你将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我等了一会儿说:“我们大家,也包括你,都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55...

1963年10月9日,我们被押上一辆加强了保安设施的警车。沿着车的中心线装有钢制隔板,把白人犯人和非洲人犯人相互隔开。我们将被送到比勒陀利亚的司法大厦,最高法院就设在那里。“政府对(民族长矛军)全国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员”的指控将在那里开庭。后来,这次审判被大家称作“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的审判,而更多的人把这次审判叫做“利沃尼亚审判”。在法庭附近,矗立着保罗·克鲁格的雕像,他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总统,在19世纪曾经领导人民抗击过不列颠帝国主义的入侵。在这位布尔英雄雕像的下面,有一段从他的讲话中选出来的语句:“我们满怀信心将我们的事业置于全世界的面前,无论我们是获胜还是死亡,自由将像太阳一样从清晨的云雾中在非洲升起。”

我们的警车行驶在装满警察的卡车护送队中间。在护送队的前面行驶的是几辆坐着高级警察官员的豪华轿车,司法大厦周围到处是武装警察。为避开聚集在大厦前面的我们的支持者,我们被押解到大厦的后面,通过大铁门进入大厦。在审判大厦周围,虎视眈眈地站着手握机枪的警察。当我们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听到群众的歌声。一进入大厦,我们就被关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等候开庭。这次审判被国内外的报纸描绘成南非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审判。

当我们从牢房里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位被告都由两名全副武装的法警押解。当进入装饰华丽、天花板很高的法庭时,我们每个人都握紧拳头向人民群众致非洲人国民大会礼。在旁听席上,我们的支持者高呼“Amandla!Ngawethu!”和“Mayibuye Afrika!”这是鼓舞人心的口号,但同时也是危险的口号。因为警察把每个旁听者的姓名和住址都记录了下来,并且在他们离开法庭的时候,都被拍了照。法庭上有许多国内和国际记者,还有几十名外国政府代表。

我们就位后,警察在我们与旁听者之间形成了一条严密的警戒线。我为必须在法庭上身穿卡其布短裤和做工粗劣的拖鞋而感到气愤。作为一名已经判了刑的犯人,我不能穿正常人穿的衣服,许多人后来评论说,我当时看上去是何等的一副惨相。这不仅仅是由于我的那身打扮,还因为我几个月来被出出进进地单独关押,我的体重减了25磅多。当我步入法庭的时候,我痛苦地向旁听席微笑,看到我的支持者是我能得到的最大安慰。

安全防范特别紧,因为仅仅在几周前,阿瑟·戈德里克、哈罗德·沃尔培、摩西·穆拉和阿布杜雷·扎赛特贿赂了一位年轻狱警而逃出了监狱。阿瑟和哈罗德扮成牧师逃到了斯威士兰,然后又去了坦噶尼喀。当时,他们的出逃在地下组织中引起了一场兴奋,成为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这件事使政府十分尴尬,但是它却大长了我们的士气。

在利沃尼亚审判中,我们的法官是德兰士瓦的大法官夸突斯·德·韦特先生。他身穿红色长袍,坐在一片木制华盖下。德·韦特是在国民党执政前由合众党任命的最后一批法官之一,大家并未把他当成政府的走狗。他是一个不动声色、对蠢人没有耐心的法官。公诉人是珀西·尤塔博士。他是德兰士瓦的副检察长,当时正野心勃勃地要当南非的检察长。他身材矮小、秃头顶、衣冠楚楚,当生气或感情冲动的时候,他说话就会尖声尖气。他具有表演的天赋,或者用不很确切的话说,他天生就是一个夸大其实的人物。

尤塔站起身来向法庭发表讲话:“阁下,我把这个案子称作‘政府起诉(民族长矛军)全国最高司令部及其他人员案’。”我是第一号被告。尤塔递上了控告书,并被授权立即对我们起诉和即决审判。这是他们第一次向我们出示控告书,而公诉书则没给我们看。但是,他们却把公诉书给了《兰德每日邮报》社。该报社把它刊登在当天出版的报纸上,并四处散发。他们在控告书中指控我们11人共同密谋搞了200多次破坏活动,目的是促进暴力革命和对国家实施武装攻击。政府声称,我们是密谋推翻政府活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

我们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而没有指控我们犯有高级叛国罪,原因是法律对破坏罪和阴谋推翻政府罪不要求进行长时间的预审(预审程序对辩护是很有帮助的),而法律规定,叛国罪则必须进行长时间的预审。而且量刑标准是一样的,最高都可以判处绞刑。对于高级叛国罪,政府必须证明犯罪事实毋庸置疑,并且每项指控都需要有两人作证。按照《破坏法》,举证责任要求辩方必须证实被告无罪。

布拉姆·费希尔站起身来,请求法庭羁押候审,因为辩方没有时间准备辩护材料。他说,几名被告一直长期在监狱里被单独关押。政府已经准备了三个月,而我们则刚刚收到控告书。德·韦特给了我们三周的准备时间,案子推迟到10月29日开庭审理。

我发现第一天温妮未能到庭,并为此感到心烦意乱。因为她当时正处于禁止期,仅限于在约翰内斯堡活动。她若要到庭,则需要经过警察批准。她申请过,但遭到了拒绝。我还获悉,我的家遭到了袭击,警察拘留了温妮的一个年轻的亲戚。事实上,温妮并非唯一遭受这种烦恼的非国大人士的妻子。阿尔博提娜·西苏陆和卡罗丽尼·莫佐莱迪都依据《90日拘留法》被拘留,瓦尔特的小儿子马科斯也遭到了逮捕。这是政府施加压力时使用的最野蛮的伎俩,他们把自由战士的妻子儿女也投进了监狱。许多人在监狱里能忍受对他们自己所进行的任何打击,但是,想到政府对他们的家人也进行如此的打击则几乎是无法忍受的。

温妮后来上诉到司法部部长,部长批准她出席旁听,但条件是不能穿传统服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让我们保护家乡文化的政府却不同意温妮穿科萨民族服装进入法庭。

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里,我们被允许在一起准备辩护材料。现在我又回到了我的被告同事中间,与我的同事们在一起是令人振奋的。作为等候审判的犯人,我们每周有两次30分钟互访的权利,并且被允许每天从监狱外面送一次饭。吃着皮利太太做的可口的饭菜,我很快恢复了失去的体重。

在我们准备辩护材料的同时,政府企图把案情交给报社报道。正常情况下,尚未判决的案子是不能公布于众或在报纸上报道的。但是,既然在利沃尼亚遭逮捕的人都是被依据《90日拘留法》逮捕的,因此,无法从法律意义上判罪,只能把这项法律原则丢到一边。从司法部长以下,大家都说我们是暴力革命分子,报纸经常使用的标题是“用军事手段进行革命”。

10月29日,我们又一次走进了司法大厦,这里仍然有大批群众,还是那样一种令人激动的场面。安全防范还是特别严格,法庭上也有许多来自国外使馆的重要人物。与我们的同志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周之后,我感觉精神焕然一新,甚至感到在法庭上远比住在一个套房里舒服。我们的律师反对法官让我们穿着囚服走上法庭,我们因此获得了在法庭上穿我们自己服装的权利。我们向旁听席挥拳致意,当局警告我们,如果我们再这样无理取闹就强迫我们穿着囚服上法庭。为了避免暴乱,当局一改让被告先上法庭的正常次序,开庭那天,法官首先进入法庭,这样,当我们走上法庭的时候,法庭就已经进入了审判程序。

我们立即发动攻击,布拉姆·费希尔批评政府的控告书是卑劣的、胡编滥造的。控告书竟然断言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坐牢的时候参加了破坏活动之类的荒唐事,尤塔被搞得乱了方寸。德·韦特法官指望他回答布拉姆的质疑,但是,他不但没有提供特别说明,而且开始发表演讲,法官把他的演讲嘲笑为“政治性演讲”。德·韦特对尤塔的支支吾吾很不耐烦,并且直接告诉他:“你的论点的全部基础,据我理解,应该是希望被告有罪。”德·韦特然后撤销起诉,把木槌一敲,宣布闭庭。

当时,我们在法律意义上仍然是自由的,法庭上一片沸腾。但是,没等德·韦特法官离开他的座位,我们就又被逮捕了。斯瓦尼普尔中尉拍着我们每个人的肩膀说:“我们准备按照破坏罪指控重新逮捕你。”这样,我们就又被带回我们的牢房。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对政府的一次打击。因为,当时不得不回到本案的起步阶段,所有的审判都要停下来。

政府撤回起诉后,我们直到12月初才又回到法庭上。我们都感觉德·韦特法官在休庭期间对我们敌意渐深。我们怀疑,他先前的秉公执法招致了政府的不满,政府因而对他施加了压力。新的指控是,我们被认为招募人员进行破坏活动和开展游击战,以便发动暴力革命。根据他们的断言,我们计划帮助外国军队入侵南非共和国,以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争取并接受了资金援助。尤塔耸人听闻地说,被告订购的弹药足以把约翰内斯堡炸掉。

然后,书记员要我们进行第一次答辩。我们已经同意不按传统方式进行辩护,但是,我们将利用这种机会说明我们鄙弃这种诉讼程序。

“第一号被告,纳尔逊·曼德拉,你服不服罪?”

我站起来说:“阁下,受审的不应该是我,而应该是政府。我是无罪的。”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你是否服罪?”

西苏陆说:“政府应该对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负责。我是无罪的。”

德·韦特法官说他对政治演讲不感兴趣,只要求我们表示服罪或不服罪。大家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每位被告都在表示不服罪之前说政府有罪。

为了加强诉讼程序的宣传效果,政府安排通过南非广播电台现场转播尤塔的讲话。公诉人和法官面前都放了麦克风。正当尤塔清理一声嗓子准备讲话时,布拉姆·费希尔站起来申请法庭把麦克风拿掉。因为这种转播会使人们对案子产生偏见,并且有失法庭的尊严。尽管尤塔声嘶力竭地要求保留麦克风,但是,法官德·韦特还是命令把麦克风拿掉了。

尤塔在他的讲话中争辩说,自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赶入地下后,该组织就着手实行暴力政策,准备以游击战的形式进行破坏,直至对国家进行武装侵害。他声称,我们计划在全国部署数千支经过训练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准备担任暴动的先锋,然后让外国军队武装入侵。“在造成混乱、动乱和无序之后,”尤塔声称,“被告计划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接管和控制这个国家。”实施这个计划的引擎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政治领导下的、司令部设在利沃尼亚的民族长矛军。

在其夸夸其谈的演讲中,尤塔描述了我们如何招募民族长矛军成员,如何计划在1963年举行全国起义(这里他把我们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混淆了),如何在利沃尼亚建立强大的无线发射系统,以及我们如何应该集体对222次破坏行动负责。他说,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安德鲁·木兰基尼负责招募人员,丹尼斯·戈德堡在开普开办了招募人员的专门学校。他详细描述了各种炸弹的制造和到国外募集资金的情况。

在后来的三个月中,政府提供了173名证人,收集归档了数千份文件和照片,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著作、游击战争史料、地图和大卫·莫扎马义的出国护照。第一位证人是一名警察摄影师,他拍摄了利沃尼亚的照片。然后是戈德里克家的佣人们,他们当时一直被拘留,尽管他们与户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联系。这些佣人对我们多数被告都算是熟悉,但是,老杰利曼先生试图保护我,当他被要求指认第一号被告时,他假装不认识我。公诉人说,再仔细看看,请认真端详每一位被告。“我认为他不在这里。”杰利曼平静地说。

我们不知道政府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有罪。在实施利沃尼亚计划期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国外和监狱里。当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见到瓦尔特的时候,我已经被判刑,我催促他一定把我的所有书籍和笔记都从农场转移出来。但是,在审理的第一周,当拉斯迪·波恩斯坦申请保释的时候,珀西·尤塔突然出示了我在福特监狱坐牢时画的福特监狱草图和关于越狱逃跑的笔记。尤塔声称,这就是我们所有被告企图越狱逃跑的证据。这说明,我的东西都没有从利沃尼亚转移出来。后来我被告知,我在利沃尼亚的同事决定保留我画的逃跑路线草图,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草图具有历史价值。但是,现在,拉斯迪·波恩斯坦却因此而不能获得保释。

政府的重量级证人是布鲁诺·姆陀罗,或者如法庭上称他那样叫他“X先生”。在介绍“X先生”的时候,尤塔告诉法庭,审问将历时三天,然后,他用表演的腔调说,这位证人正处于“致命的危险”中。尤塔请求以照片的形式提供证据,但是,假如他们不讲明证人是谁,媒体将不可实名报道。

姆陀罗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具有出色的记忆力。他是一位来自德班的祖鲁人,已经成为纳塔尔民族长矛军地区司令部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破坏专家,曾经去过利沃尼亚。我只见过他一面,当时我刚从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回来,并在纳塔尔为那里的民族长矛军干部发表了一次讲话。他专门针对我的证词使我意识到,政府必然会判我有罪。

他的证词从说他是一个民族长矛军破坏专家开始,他曾经炸过政府的办公室、电力塔和电力线。他非常精确地说明了炸弹、地雷和手榴弹的使用方法,并描述了民族长矛军是如何在地下开展工作的。姆陀罗说,虽然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理想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是,当他意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变成了共产党的工具时,他确实对组织丧失了信心。

他的证词简明扼要,看起来似乎是直率而公正的。但是,姆陀罗在对他的证言所作的润色方面却有点儿过头,这显然是按照警察的要求做的。他告诉法庭,在我向纳塔尔地区民族长矛军发表讲话期间,我曾经说过所有的民族长矛军干部都应该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者,但不能公开自己的观点。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的这段证词不过是想把我与民族长矛军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他的记忆力似乎太准确了,以致任何普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认为他说的话是真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姆陀罗的背叛使我不知所措,因为无法排除甚至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高级成员在警察的折磨下也会屈服的可能性。但是,根据各种流传的消息,姆陀罗从来就没有被警察触及过。他却超出寻常地把案中没有涉及的人都牵连了进来。我知道,他可能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但是,背叛那么多人,而且他们许多都是无辜的,这对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

在反诘期间我们得知,姆陀罗在加入民族长矛军之前曾经因盗窃被监禁过三次。尽管有这些新发现,他仍然是一个有杀伤力的证人,因为法官认为他是靠得住的和可以信赖的。他的证言几乎牵连到我们每一个人。

政府指控我们的全部依据是在利沃尼亚突击搜查时没收的一份6页纸的《行动计划》。当警察袭击利沃尼亚农场时,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官员正在开会研究这个文件。该《行动计划》在整体上勾画了开展游击战的可能性和如何发动群众举行反抗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情况。其中设想在南非4个不同的地区建立小股游击队,并对预先选出的目标进行攻击。该文件提出在全国招募大约7000名民族长矛军战士,以便与经过培训的120名游击队骨干相配合。

公诉书以很大的篇幅强调《行动计划》已经经过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研究通过,并且已经成为民族长矛军的具体行动计划。我们坚持认为,《行动计划》并没有被正式采纳,在我们被捕的时候,它仍然处于讨论之中。我坚持认为,《行动计划》只是一个草稿,它不仅没有得到批准,而且其目标和行动方案都完全是不现实的。我指出,游击战在当时的那个阶段是一个不可实施的方案。

《行动计划》是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起草的,因此,我对这个文件知道得很少。即使是在这些被审判的人中,是否把它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项政策进行采纳也仍然存在着分歧。戈万与乔·斯洛沃起草了这个文件,戈万坚持认为大家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在法庭上争论这个文件仍然处于讨论之中是错误的。但是,其他被告认为,这个文件尽管由最高司令部完成了草稿,但却没有被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批准,鲁图利酋长连见都没见到过这个文件。

尽管死刑审判往往是令人恐怖的,但是我们的情绪仍然十分高涨。我们中间出现了许多关于绞刑的幽默故事。丹尼斯·戈德堡是我们被告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幽默感,常常使我们在不应该笑的时候禁不住大笑。当一位公诉方的证人描述雷蒙德·穆拉巴如何装扮成一位牧师的时候,丹尼斯从此之后就称呼雷蒙德·穆拉巴为穆拉巴牧师。

在楼下的咨询室里,我们经常互相传递纸条,我们看后就把纸条烧掉并丢进垃圾桶。负责看管我们的特警斯瓦尼普尔中尉,是一个高个子红脸大汉,他觉着我们总是背着他干什么事情。一天,当斯瓦尼普尔正在门口注视着我们的时候,戈万·姆贝基故意鬼鬼祟祟地写了一个纸条,然后又鬼鬼祟祟地把纸条递给我。我看后谨慎地点了点头,然后把纸条递给了凯西。凯西故弄玄虚地掏出火柴,似乎要把纸条烧掉。这时,斯瓦尼普尔突然闯了进来,一把就把纸条从凯西手中抓了过去,嘴上嘟囔着说,在房间里点火是很危险的。然后,他走出房间去欣赏他的战利品。几秒钟后,他气冲冲地回来说:“我要找你们算账!”原来戈万用大写字母写了一句“难道斯瓦尼普尔不是一个英俊的伙计吗?”

我们被关在牢房里,并且政府要判我们死刑。但是在监狱外面,新的生命正在诞生。吉米·坎特的夫人不几天就要分娩了。吉米是一位律师,他仅仅因为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就被政府抓来受审。

一天上午,我们正坐在被告席上,从被告席的另一端传给我一张纸条:

芭芭拉和我详细讨论了教父的人选,我们得出了结论,不管婴儿是男是女,如果你同意接受这个职务,作为你过去拥有的名声欠佳的职务的一种附加,我们将认为这是一种光荣。

作为答复,我给吉米回了一个纸条:

我将比什么都高兴,光荣是属于我的,并非婴儿的光荣。现在,他们不敢把我绞死了。

56...

政府的审判在1963年的圣诞休假期间继续进行,到1964年2月29日结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几乎没有时间检验证据和准备辩护材料。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同等地受到证据的影响,例如就没有针对詹姆斯(吉米)·坎特的证据。他连我们组织的成员都不是,根本就不应该受审。对于拉斯迪·波恩斯坦、雷蒙德·穆拉巴和阿迈德·卡特拉达,证明他们与阴谋叛国有牵连的证据也不多。我们决心不让他们受到牵连。在拉斯迪的案子中,证据是微不足道的。他仅仅被发现曾经在利沃尼亚与其他人在一起过,我们其余的六个人也将只承认在某些指控方面是有罪的。

布拉姆十分悲观,他宣称,即使是我们证明没有批准实施游击战,而且我们的破坏政策不足以判处死刑,政府也仍然会判我们死刑。被告方按照是否找人作证划分成两派,有人断言,如果我们找人作证,将对我们不利。乔治·毕佐斯认为,除非我们提供证据使法官相信我们没有决定实施游击战,否则法官肯定会判我们死刑。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的目的不是把这次审判作为法律上的审判,而是把它作为宣传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平台。例如,我们将不会否认我们对破坏活动负有责任,我们也不会否认我们这伙人已经不再坚持不使用暴力。我们并不是想逃避或减轻对我们的惩处,而是想通过这次审判增强我们大家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的决心。我们将不从法律意义上对我们自己进行太多的辩解,而是更多地从道德上进行辩护。我们把这次审判看作斗争的继续。我们承认政府知道的一切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将拒绝提供任何我们认为会涉及其他人的情况。

我们将抗拒政府关于我们着手游击战的核心指控。我们承认,我们的确制订了如果破坏不成功则开展游击战的应急计划。但是,我们坚持认为破坏并没有失败,因为破坏活动本来就没有得到充分地实施。我们将否认政府所声称的我们杀害或伤害无辜旁观者的指控。这种指控完全是一派谎言,要不然,这些事情就是其他人所为。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让外国军队介入。为了辩护,我们认为不得不就《行动计划》向法庭作出说明。

在我自己的案子中,法庭已经对刑事定罪有了充分证据。我的亲笔文件可以证明,我非法离境、安排军事训练和支持组建民族长矛军都是事实。还有一份我亲笔写下的文件手稿,题目是《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政府认为这个文件证明我是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党员。事实上,这个文件的题目源自一位名叫刘少奇的中国理论家的著作,是我为了向摩西·考塔尼证明一个观点而写的。我们一直在辩论,普通南非人是否对共产主义感兴趣。我老早就坚持认为,共产主义文献多数是难懂的、深奥的和以西方为中心的,而这些文献本应该简单、明了,并适合南非群众阅读。但是摩西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就拿了刘少奇的一篇文章为非洲读者进行了改写。

我将是第一位证人,因而能够确定辩护方的基调。在南非法庭上,证人席上的证言只能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提供。我不想局限于这种模式。我们决定不提供证言,而是在被告席上宣读一个声明,其他人则对此提供证据并进行盘问。

对于被告席上的证人作证,法官不能反诘或提问。因此,这种证言没有普通证言那样的法律分量。选择这种方式作证的人通常是为了避免遭到反诘。我们的辩护律师提醒我,这样会使我在法律上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我在作证期间所说的任何关于我是无辜的话都会被法官大打折扣。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用陈述我们的政策和理想的方式进行辩护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将为随后而来的一切建立上下联系。我很想与珀西·尤塔过过招,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想利用这个平台申诉我们的冤枉。

通过协商,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于咨询室安装了窃听装置,我们是通过相互传递纸条的方式进行协商的。我们甚至利用政府的窃听器向政府提供虚假信息。我们尽量表明我将作证,这样他们就会花费时间准备反诘。在故意安排的交谈中,我告诉我的辩护律师乔尔·乔菲,我需要上次的叛国审判资料来准备证词。看到尤塔专心致志地阅读上百卷叛国审判资料,我们感到好笑。

我大约用了两周的时间准备我的证言,我的证言主要是在牢房内利用晚上的时间完成的。当我完成了我的证言讲稿的时候,我首先宣读给我的被告同志和同事们听。他们基本同意我的讲话稿,只提了几条修改意见。然后,我又请布拉姆·费希尔过目。布拉姆阅后非常担心,他又请一位名叫哈尔·汉森的非常令人尊敬的辩护律师过目。汉森告诉布拉姆:“如果曼德拉在法庭上宣读这个讲话稿,他们可能会直接把他带到法院后面送上绞刑架。”他的话使布拉姆更加担心,第二天他来到我面前,督促我修改讲话稿。我认为不论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有可能被绞死。因此,还不如索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时的气氛特别令人感到恐怖,报纸天天都在猜测我们何时会被判处死刑。布拉姆请求我不要读最后那段话,但是,我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4月20日礼拜一,在最严格的安全防范下,我们被带到了司法大厦,这次我们将进行辩护。温妮和我母亲都来到了法庭,当我们走上法庭的时候,我向她们点头示意。法庭上又挤满了人。

布拉姆宣布,被告将承认政府的某些证言,法庭上立即出现了嘁嘁喳喳的交谈声。但是,他继续说,被告方将对政府提出的几项指控予以否认,其中包括民族长矛军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组成部分的说法。他说,民族长矛军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尽力使两个组织保持完全独立。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并非总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他坚决否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共产党的指令。他说,辩护方将否认关于戈德堡、卡特拉达、波恩斯坦和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成员的说法。他说,辩护方将表明,民族长矛军事实上没有采纳《行动计划》,民族长矛军也没有着手准备实施游击战。

“要否认吗?”法官德·韦特有些怀疑地问道。

“要否认,”布拉姆说,“证言将表明,虽然准备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采纳过这个计划。我们自始至终一直希望避免走这一步。”

然后,布拉姆轻声说:“阁下,辩护将以被告席上第一号被告进行说明开始,他本人参与了民族长矛军的创建,他能告诉法庭该组织的创建情况。”

这时,尤塔忽然从席位上站起来:“阁下!阁下!”他对我们不作证感到失望,因为他毫无疑问已经做好了反诘的准备。“阁下,”他相当失望地说,“在被告席上作陈述没有发誓作证那样的分量。”

“尤塔博士,我认为,”德·韦特法官干巴巴地说,“不需要你的帮助,被告律师有足够的经验劝说他的委托人。”尤塔于是坐了下来。

“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不知道刑法的规定,”布拉姆说,“我们可以仰仗纳尔逊·曼德拉。”

我站起身来,面对法官慢慢地照着我的讲稿念起来。

我是第一号被告。

我拥有文科学士学位,与奥利佛·塔博先生合伙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律师工作数年。我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因为我未经批准离境出国和煽动人们在1961年5月底举行罢工而被判处了5年监禁。

我直接承认,我是组建民族长矛军的人员之一。直到1962年8月被逮捕,我一直在民族长矛军事务中担任重要角色。

首先,我要说政府在开庭时关于南非的斗争受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个人,同时也作为我们人民的领导,我做了我所做的一切。这些完全是缘于我在南非的经历和我自身引以自豪的非洲背景,而不是因为任何外界可能说过的什么原因。

在特兰斯凯我的青年时期,我曾经听我们的部落老人们讲过过去发生的故事。在故事中,他们向我讲述了我们的祖先为捍卫祖国而进行斗争的事迹。丁冈和巴木巴塔、辛沙和马卡纳、斯广提和达拉希勒、莫肖伊休和塞-库库尼的名字被全非洲民族引以为骄傲和光荣。当时,我希望生活为我提供服务于我的人民并为他们的自由斗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的机会。这就是本案指控我所干的一切的动机。

说了这些以后,我必须对暴力问题多说几句。在法庭至今所了解的事情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不真实的。但是,我并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我并不是因为不计后果或喜欢暴力才策划这些破坏活动。我之所以策划这种破坏活动,是清醒地分析了白人多年的专制、剥削和压迫之后出现的政治形势的结果。

我想给法庭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的行动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或没有考虑采取暴力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我特别强调了我们不想对生命造成伤害的决心。

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主张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我们避免采取任何导致加剧现有种族隔阂的行动。但是,无情的事实是,50年的非暴力斗争给非洲人带来的是更严厉的立法,从而使非洲人的权利越来越少。让这个法庭理解这种情况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又的确是事实。多年来,人民一直在谈论暴力,谈论他们将有一天与白人开战并夺回他们的国家。而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总是试图说服他们避免使用暴力,而采取和平方式,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曾经进行过讨论。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努力以非暴力方式使政府放弃种族歧视的政策并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群众开始对这种政策丧失信心,并产生了采取恐怖活动的念头……

民族长矛军是在1961年11月创建的。当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们立即制订了计划,我十分重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传统和种族和睦政策。我们感到,这个国家正在滑向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一场内战。我们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内战将意味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张毁于一旦,将使种族之间的和解更加难以实现。我们南非历史上已经有过战争的经验教训,用了50多年才消除了南非(英布)战争造成的伤疤。这种种族之间的内战会造成双方大规模的牺牲,由此而留下的伤疤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呢?

我说,破坏活动也许可以为将来的种族关系带来最好的希望。白人统治者对我们的努力作出的反应是迅速而残酷无情的:破坏活动被宣布为一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过。我说,我们不要内战,但是,我们需要做好内战的准备。

经验让我们相信,暴动将为政府提供无限的滥杀无辜人民的机会。但是,正是因为南非的土地已经洒满了无辜非洲人的鲜血,我们才认为做好长期准备,用暴力反对暴力来捍卫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在最有利于我们的人民的条件下进行。对我们来说最有可能、双方牺牲风险最小的战争形式就是游击战。因此,在准备将来开展的战争中,我们首先考虑了游击战的可能性。

白人都经历过强制性军事训练,但政府却不给黑人这种训练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建立一个训练有素的核心层是绝对必要的。一旦游击战争爆发,这个核心层将能够起到游击战争所需要的领导作用。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应对这种形势的准备。

我介绍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阶段我出国参加“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和接受军事训练的情况。我说,我接受军事训练,是因为如果发生游击战争,我希望能够与我的人民站在一起,并同他们并肩战斗。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采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没有消失,应该努力坚持下去。

我告诉法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长矛军之间的不同之处,并说明我们如何诚心诚意地把两者分开。这是我们的政策,但是,在实践中并不那么简单。由于禁止和监禁,人们常常不得不参与两个组织的工作。尽管这样有时会混淆两者的界限,但是,界限仍然存在。我反驳了政府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论断。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思想路线过去是并且一直是非洲民族主义,它与“把白人赶进大海”的呐喊所表达的非洲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坚持的非洲民族主义是非洲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实现自由。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认可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一直是《自由宪章》。它绝非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从未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上发动过革命性的变革,并且就我记忆所及,也从未谴责过资本主义社会……

与共产党不同,非洲人国民大会只接纳非洲人作为自己的成员。它的主要目标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为非洲人民赢得统一的和全部的政治权利。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却是消灭资产阶级,用工人阶级的政府取代资产阶级政府。共产党强调阶级划分,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则寻求阶级之间的和谐。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之间经常进行密切合作也是事实。但是,这种合作仅仅说明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白人霸权,而不能说明利益完全一致。世界历史上充满了类似的例子。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之间在反对希特勒时的合作关系。只有希特勒才敢说,这种合作把丘吉尔或罗斯福变成了共产党人或共产党人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

对于对共产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南非白人来说,要理解为什么有经验的政治家那么愿意把共产党人作为朋友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理由则是十分显然的。在反对压迫的那些党派之间进行理论上的区分是一种奢望,现阶段我们还做不到。特别是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把非洲人当做人类并予以平等相待的政治党派。他们愿意与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谈话,一起居住,一起工作。因此,现在有许多非洲人把自由等同于共产主义。

我告诉法庭,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总是把自己视为一名非洲爱国者。我并不否认,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对我产生了诱惑,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影响。这对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事实,他们承认需要社会主义的某些方式使他们的人民能够赶上西方先进国家。

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人认为西方的议会制是不民主的和反动的。但是,与他们相反,我却是这种制度的崇拜者。

《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都是全世界民主人士奉若神明的文献。我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十分欣赏。我认为英国的议会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将永远令我羡慕。美国国会、国家权力分立理论,以及司法独立也使我产生了相似的激\_情。

我详细论述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生活中的巨大差别。在教育、卫生、收入以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黑人仅仅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上,而白人却处于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并且还准备继续维持这种状况。我说,白人常常声称南非的非洲人比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富裕。我们的抱怨不是说我们与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相比是贫穷的,而是说与我们国家的白人相比我们是贫穷的,而且法律剥夺了我们平等致富的权利。

非洲人缺少人格尊严是白人霸权政治的直接结果。白人霸权政治意味着黑人只能是次等公民。企图保留白人霸权的立法制度让这种状况得以维持。在南非,卑贱工作不可变更地要由非洲人去做。有什么要搬运的或要清理的活,白人可以在周围随便找一位黑人去为他做,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被他雇用……

贫穷和家庭生活崩溃是第二种后果。孩子们在大街上到处闲逛,因为他们没有学上,或者因为他们没有钱上学,或是没有家长留在家中照管他们的学习,因为他们的父母(如果父母都在)不得不都去工作,以维持家庭生活。这就导致了道德标准的崩溃,使不法事件和暴力事件日趋频繁,到处滋生,而不仅仅是政治性暴力事件……

非洲人要求在南非这个整体中得到公正。他们要求在社会中得到安全保证和居住场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求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我们将永远无能为力。我知道这种声音在这个国家的白人听起来像是革命的言论,因为多数选民将是非洲人。这使白人害怕民主……

这就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之战斗的目标。他们的斗争是真正的民族斗争。这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非洲人民在他们自己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鼓舞下所进行的斗争,这是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

我一直在念我的讲话稿,谈到这里,我把我的讲话稿放在了辩护席的桌子上,转脸面对法官,法庭变得特别静。当我脱稿说出最后几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德·韦特法官。

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事业。我反抗了白人专制,我也反抗了黑人专制。我抱有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社会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如果需要,我愿意为了这个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时法庭上下鸦雀无声。在我的讲话结束之后,我直接坐了下来。我没有回头向旁听席上致敬,尽管我感到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寂静似乎持续了老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大约只持续了不到30秒。然后,我从旁听席上听到长长的一声叹息,紧接着就是女士们呜呜哭泣的声音。

我念了4个多小时,当时是下午刚过4点,通常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法庭刚刚静下来,德·韦特就立即请下一个证人到庭。他决心减少我的讲话对法庭产生的影响。他不想那天就此结束,只让我一个人作证。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见效。当我讲完话并坐下来的时候,德·韦特最后看了我一眼。

我的讲话在本地和外国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被逐字逐句地刊登在《兰德每日邮报》上。他们忽视了我所说的话都是被禁止的这一事实。这个讲话既显示了我们的辩护思路,又消除了控方对我们的伤害,因为控方预计我将提供否认对破坏活动担负责任的证言,并完全是在这个预测的基础上准备的指控材料。他们现在明白,我们不想利用法律技巧避免承认对我们的行动负责。我们以自己的行动为骄傲,并且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是下一个发表证言的人。瓦尔特不得不首当其冲地面对尤塔为我准备的反诘。瓦尔特顶住了一系列不怀好意的提问。他摆脱-了尤塔的雕虫小技,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我们的政策作了说明。他说,《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并没有作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被采纳。事实上,瓦尔特告诉法庭,由于这个计划还不成熟,他本人就反对采纳《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

戈万在瓦尔特之后走上了证人席,他自豪地告诉法庭,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党员。公诉人问戈万,如果他承认对他的几项指控中的许多行动,为什么不干脆认罪?“首先,”戈万说,“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如实说明一些导致我加入这些组织的原因,这里面有道义上的责任感。第二,简单的原因是,认罪则说明心中认为道义上有罪。而我不承认在我的回答中存在道义上的罪责。”

像戈万一样,阿迈德·卡特拉达和拉斯迪·波恩斯坦都证实自己就是共产党党员,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尽管拉斯迪是在警察袭击期间在利沃尼亚被逮捕的,但是政府起诉他唯一的直接证据是他在农场帮助架设过无线电天线设施。凯西在证言中聪明地否认了参与和煽动别人进行破坏活动。但是,他说,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斗争行动,他将给予支持。

当第八被告詹姆斯·坎特被逮捕并与我们关押在一起时,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除了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和法律合伙人之外,他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或民族长矛军都没有任何牵连。哈罗德通过他的办公室曾经为我们办过几件事,但事实上并没有起诉他的证据。我推测,政府坚持在监狱里起诉他的目的是恐吓进步律师。

在德·韦特法官准备审理吉米一案的那天,我们等候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我对吉米说:“为了吉利,我们交换一下领带。”当他接过我那条又宽又旧的领带并与他给我的那条漂亮的丝绸领带相比较时,他可能想我仅仅是企图改善一下自己的着装。尽管吉米有点讲究穿戴,但他还是戴着我的那条旧领带上了法庭,当德·韦特法官撤销对他的指控时,作为一种告别的礼节,他向我举起了那条领带。

雷蒙德·穆拉巴是东开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的领导人,但是政府并没有多少起诉他的证据。他否认他是民族长矛军的成员之一,也否认知道有关破坏活动的任何事情。我们认为,第九号被告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第十号被告安德鲁·木兰基尼都不应该作证,他们是民族长矛军的低级成员,他们不能对已经说过的事情增加多少新的内容。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尽管在监狱中遭到了毒打和折磨,但是他并没有屈服。安德鲁·木兰基尼是最后一个被告,他发表了一个违背誓言的声明,承认曾经为民族长矛军传送过信息和指令,并为了便于做这个工作而把自己化装成了牧师。他还告诉法庭,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曾经遭到过殴打,并被使用了电刑。安德鲁作完证后,辩护方就停止了辩护。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最终的合议判决。

5月20日,尤塔向媒体提交了他最后讲话的皮面精装本,并给了辩护方一个副本。尽管装帧漂亮,但尤塔的讲话是对起诉书篡改性的归纳,并没对控告书作任何的说明或对证言作任何核实,其中充满了对人身的侮辱和攻击。“被告的欺骗性是引人注目的,”他说,“尽管他们几乎代表不了班图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们却自以为有责任告诉世界,南非的非洲人是被镇压的、被压迫的和被征服的。”就连德·韦特法官也似乎被尤塔的讲话搞得迷惑不解。有一次,他打断尤塔的讲话说:“尤塔先生,你确实承认你没有证实被告决定开展游击战,对不对?”

尤塔愣住了,因为他认为正好相反。我们也感到吃惊,因为法官的提问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尤塔吞吞吐吐地告诉法庭,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工作确实已经展开了。

“是的,我知道,”德·韦特不耐烦地说,“辩护方承认。但是,他们说在他们被捕之前并没有决定开展游击战。我认为你没有证据推翻这种说法,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随阁下的便。”尤塔用从喉咙里挤出的声音说。

尤塔最后说,这个案子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级叛国案,而且还是一个在控告书里没有提及的杀人和故意杀人案。他气势汹汹地宣布:“我不无冒昧地说,控告书中每一项指控都已经被证实。”他知道,即使是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话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辩护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松第一次站起来就控告方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涉。他反驳了尤塔关于此次审判与杀人有任何关系的说法,并提醒法庭,民族长矛军的政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阿瑟开始说明其他组织进行的破坏活动也被强加给了被告的时候,德·韦特插话说他已经作为事实予以承认。这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胜利。

紧接着布拉姆·费希尔发表意见,他准备反驳政府提出的两个最要害的指控问题,即,我们实施了游击战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一回事儿。尽管德·韦特说他相信我们没有开始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并不敢冒这个险。但是,当布拉姆谈到他的第一个问题时,德·韦特忽然有点不耐烦地插话说:“我想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承认在开展游击战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作出决定,或者说没有确定日期。”

当布拉姆开始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德·韦特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也承认两个组织是不同的这个事实。布拉姆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却几乎对德·韦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忽然坐了下来。法官竟然在他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承认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感到高兴,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正在面临死刑的人来说可以算是高兴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高兴的。法庭宣布休庭三个礼拜,德·韦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案子作出判决。

57...

全世界一直在关注着利沃尼亚审判。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为此而举行了彻夜的守夜活动,伦敦大学的学生们选举我为学生会的缺席主席,而联合国的一群专家要求为南非召开专门紧急会议,以敦促南非建立真正的代议制议会,并建议对所有种族隔离反对者实行特赦。在德·韦特准备判决的前两天,联合国(有4个国家缺席,包括英国和美国)敦促南非政府结束审判,并对被告给予特赦。

在我们即将重新走上法庭接受判决之前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撰写论文,以便通过伦敦大学的一系列考试而取得法学学士学位。我要在对我判决之前参加法律考试,这似乎有点荒唐。对关押我的狱警来说,这似乎也有点稀奇古怪。他们说我要去的地方不需要法律学位。但是,我在整个审判期间一直在坚持学习,我要参加这次考试,并专心致志地进行准备。后来我发现,这是使我消除杂念的一种好方法。我知道我很快就不能做律师工作了,但是我暂时不想考虑其他的事情。最后,我通过了这项考试。

6月11日星期四,我们又集中在司法大厦听候最终判决。我们知道,我们当中至少有六人没有定论却被判有罪。问题是判什么刑。

德·韦特没进入角色前一点时间都没有浪费。他低声而迅速地说:“我已经把我得出结论的理由记录在案,我建议不再宣读这些记录。第一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第二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第三被告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都有罪。”对每一位主要被告,德·韦特都宣布在四项指控方面有罪。凯西被发现在四项指控方面只有一项罪名成立,拉斯迪被宣布无罪并被撤销指控。

“我建议今天不考虑量刑问题,”德·韦特说,“政府方面和被告明天上午10点将被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然后,他宣布休庭。

我们曾经希望凯西和穆拉巴能够逃过判决,但是,那就是另一个信号:如果必要的话,政府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如果法官能以不多的证据判穆拉巴四项指控都有罪,那么,难道他还不能把我们这些有确凿证据的人判处死刑吗?

那天夜里经过讨论后,瓦尔特、戈万和我告诉律师,不管我们被判什么刑,甚至是死刑,我们也不上诉。我们的决定使我们的律师感到迷惑不解。瓦尔特、戈万和我相信,上诉将有损我们的道德立场。我们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不管我们干什么,我们必须问心无愧,必须坚持道德原则。我们现在不准备在上诉中发表我们的意见。如果我们被判死刑,我们将不再约束必然爆发的群众运动。根据我们一贯坚持的、大胆的、具有挑战性的路线,上诉似乎会表明我们虎头蛇尾,甚至表明我们是令人失望的。我们要传达的信号:为了自由,即使在斗争中牺牲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律师对我们的决定感到不满,想与我们谈谈上诉的事。但是,戈万、瓦尔特和我却要求讨论第二天判决程序的细节问题。如果我们被判处死刑,将会履行哪些程序?律师告诉我们,德·韦特宣布死刑后,他将问我这个第一被告:“你是否还有任何理由认为死刑不该被通过?”我告诉布拉姆、乔尔和弗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会有许多话要说。我将告诉德·韦特,我准备去死,并知道我的死将对我为之献身的事业是一种鼓舞。我的死,我们的死,都不会白费。如果作为烈士为我们的事业而死,比活着服务于我们的事业更好,那么,我们就会去死。律师说,这样的话对上诉起不到多大的作用,而我重申我们将不上诉。

即使是,或者说特别是,如果我没被判处死刑,我们也有现实的理由不上诉。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能会失败。上诉法庭可能会认为德·韦特一直太宽容,判我们死刑是罪有应得。上诉将会有碍于国际社会为释放我们而继续施加压力。

对于政府来说,死刑可能是最现实的判决。我们听说,司法部长约翰·沃斯特告诉他的朋友们,总理史末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因为他的叛国而把他绞死。他说,国民党人将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做好了被判处死刑的准备。一个人如果真正对某件事已经做好准备,他一定真的企盼这件事的到来。而一个人如果没能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他就会暗暗地相信这件事不会发生。我们都做好了准备,不是因为我们勇敢,而是因为我们注重现实。我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能够抱着必死之念,那么活果然好,死也无所惶虑。”

58...

1964年6月12日礼拜五,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法庭上。自从在利沃尼亚遭到逮捕,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安全防范依然特别紧,我们的护卫队鸣着汽笛穿过大街。通往法院的路都被封锁了,不准正常通行。对任何企图走近司法大厦的人,警察都要检查其身份。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设立了检查站。尽管有种种威胁,仍然有2000人打着旗帜和条幅聚集在法院前,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们”之类的标语,法院里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本地媒体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只有站着的空间。

我挥手向温妮和我母亲致意。看到她们在场,我十分高兴。我母亲是从特兰斯凯赶来的。来到法庭看自己的儿子是否被判处死刑,一定让她心情十分沉重。尽管我猜想我母亲不了解将要发生的全部情况,但是,她的支持绝不会动摇。温妮也一样坚定,她的支持给我增添了力量。

书记员高声喊出案子的名称:“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员案”。在宣判前,收到了两份减刑申请。一份是哈罗德·汉森提交的;另一份则是作家艾伦·佩顿提交的,他也是自由党的全国主席。汉森口才很好,他说全国上下的不满情绪不能被压制,人民总是要找到申诉不满情绪的途径。“犯罪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汉森说,“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汉森说法官应该很好地回想一下,他自己的人民,非洲白人,为了他们的自由也曾顽强地进行过斗争。

尽管佩顿本人不支持暴力,他说只有两种选择:“低头屈服,或以暴力对抗。”被告应该得到仁慈,他说,不然南非的前途将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德·韦特似乎对两个人的申诉根本没有听进去,在他们两个申诉时,他既不抬头看,也不做记录,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当中。他显然是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仅仅是在那里等待宣布他的决定。

他点头让我们站起来,我试图盯住他的眼睛,但是,他连看都不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他的两眼盯在法庭正中的前方,脸色苍白,粗粗地喘着气。我们相互看了看,似乎知道将被判死刑,不然这位通常冷静的人为什么那样紧张?然后他开始讲话。

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非欧洲人不满的事情。被告告诉我,他们的律师告诉我,这些被告都是非欧洲人的领袖,他们是在希望减少不满情绪的动机的驱使下而变成罪犯的。我完全相信被告的动机,就像他们希望法庭相信的那样他们是毫无私心的。组织革命的人往往试图取代政府,个人野心不能排除在动机之外。

德·韦特中间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缓口气。他的声音以前就很低,但现在仅仅是可以听得到而已。

这个法庭的功能,正如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庭的功能一样,旨在加强法律和秩序,并且加强其所在国的所有法律。被告被判的主要罪名是阴谋叛国罪,实际上是高级叛国罪。政府决定不以高级叛国罪提起公诉。考虑到这种情况,并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我决定不使用最高刑罚,像这样的案子通常是应该判处最高刑罚的,但是,按照我的职责,这个判决是我能表示的唯一从宽惩处。这个案子的被告将全部被判处终身监禁。

我们相互看了看,脸上露出了微笑。当德·韦特宣布他不判处我们死刑的时候,法庭上的群众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但是,在一些旁听者中,有的感到惊惶,因为他们没能听清德·韦特的宣判。丹尼斯·戈德堡的夫人叫着他的名字高声说:“丹尼斯,是什么刑?”

“终身监禁!”他回答说,脸上堆满了笑容,“终身监禁!没有判处死刑!”

我回头面对旁听席,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四下搜寻温妮和我母亲的面孔。但是,法庭内太乱,人们在喊叫,警察不知所措地对群众指手画脚,我无法找到她们。当许多旁听者冲出法庭向外面的群众通报宣判结果的时候,我向他们伸出拇指行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礼。押解我们的警察开始把我们从被告席上驱赶出来,并押解着我们朝通向地下的门口走去。我又一次寻找温妮的面孔,但是在我低头穿过那个通往下面牢房的门口之前仍然没有看见她。

我们戴着手铐,待在法院下面的牢房里。面对外面的人群,警察们十分紧张。他们让我们在地下的牢房里待了半个多小时,希望人群散去。我们被从司法大厦的后面押送上囚车。我们能听见护送的摩托车在我们两边行驶的声音。为了躲避人群,囚车选择了另外的路线行驶,尽管如此,我们仍能听到群众高喊“Amandla!”的口号声和高唱“Nkosi Sikelel’ iAfrika”那节奏缓慢、曲调优美的歌声。我们通过加了防护条的囚车窗子挥动拳头,希望群众能看到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看到了我们。

我们都成了判过刑的囚犯。我们与丹尼斯·戈德堡分离关押,因为他是白人,他被带到了另外的牢房。我们其余的人都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的牢房里,与其他囚犯隔离开来。在这里,我们无法听到呼喊声和歌唱声,现在只能听到牢房门和监狱大门的吱呀咣当声。

那天夜晚,当我躺在铺在地板上的席子上的时候,开始思索德·韦特作出这个判决的原因。毫无疑问,南非的全国性示威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他难以承受。国际商会对审判提出了抗议。全世界码头工人联合会威胁不再装卸南非的货物。苏联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给沃尔沃德博士写信,要求对我们宽大处理。美国国会议员们提出了抗议。英国议会的50名议员在伦敦举行了游行。有传言说,英国外交大臣亚历克斯·道格拉斯-霍姆在幕后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艾德莱·史蒂文森写信说,他的政府将尽一切努力阻止我们被判死刑。德·韦特曾经承认,我们还没有开展游击战,并且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两个独立的组织,因此,对他来说,判处我们死刑是有难处的,似乎显得太过分。

沃尔沃德告诉议会,判决并没有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抗议电报和呼吁的影响。他吹嘘说,他把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电报都扔进了垃圾桶。

在审判快要结束的时候,德·韦特法官顺便对布拉姆·费希尔说,辩护在这个案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宣传作用。这可能是他自己承认受到压力影响的一种方式。我知道,如果我们被判死刑,那么大多数人将会把他视为杀害我们的凶手。

他也受到了来自他所属种族的巨大压力。他是一个南非白人,是一个受南非体系影响的人,也是一个有思想倾向的人。他不想违背自己的信仰体系去行事。他屈服于让我们生的压力,而顶住了判我们死的压力。

我对德·韦特给卡特拉达、莫佐莱迪和木兰基尼的刑罚感到吃惊和不满。我原来期望他会解除对凯西的指控,并给伊莱亚斯和安德鲁较轻的刑罚。后两位是民族长矛军职位比较低的成员,他们三人的罪过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们其余任何人的罪过大。但是,由于没有上诉,我们深信凯西、安德鲁和伊莱亚斯为此付出了代价:上诉法庭可能会为他们减刑。

每天晚上熄灯前,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都会回荡着非洲囚犯歌唱的自由歌曲。我们也加入了这支情绪激昂的大合唱队伍之中。但是,每天晚上,人们似乎是遵循一个无声的命令,大家在熄灯前的几秒钟,都会立即停止歌唱,整个监狱会变得一片寂静。然后,从整个监狱的十几个地方,人们会高呼“Amandla”,从而引来数百人高喊“Ngawethu”!我们经常自己喊这个应答式的口号,但是,在那天晚上,其他所有不知名姓的囚犯带头喊这个口号还是第一次。来自监狱四周的声音似乎特别响亮,好像在鼓励我们坚强地迎接面前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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