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黑色的海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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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后，我并没有回家。尽管别人的心情像过节一样，急于庆祝一番。但是我知道，当局随时随地都可能发动袭击，而我不想给他们留下袭击的机会。我急于在被禁止或逮捕前脱身，当天夜里我住在了约翰内斯堡一栋安全的房子里。那是一个睡在陌生床-上不安宁的夜晚，每辆汽车的鸣叫声都会让我担惊受怕，认为可能是警察来抓我。
瓦尔特和杜马把我送上路，这次的目的地是伊丽莎白港。在那里，我将与戈万·姆贝基和雷蒙德·穆拉巴见面，并探讨新地下组织结构问题。我们在马斯拉·帕泽医生的家里见了面，马斯拉·帕泽后来因为允许我们在他家里会面而被判监禁了两年。在组织上安排的一所安全房子里，我会见了自由派报纸《伊丽莎白港晨报》的一位编辑，与他讨论了全国代表大会运动问题，目的是赢得另外几家报社的支持。我后来又拜访了帕特里克·邓肯，他是自由派周报Contact的编辑和出版人，也是自由党的创始人和反抗运动期间第一个白人志愿反抗者。他的报纸一直谴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由共产党人控制，但是当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说的第一件事却是仔细阅读叛国审判记录使他纠正了错误观念，他将在他的报纸上对这些错误观念进行更正。
那天夜里，我在开普敦召集的非洲人乡镇牧师会议上讲了话。我之所以提及这次会议，那是因为有一位领祷牧师几年来一直与我在一起，可以说是我困难时期的力量支柱。他感谢上帝的慷慨、仁慈、怜悯和对全人类的关心。但是，他当时也以自由的名义提醒上帝，他的子民中的某些人正在被另一些人蹂躏，而上帝对这个事情似乎没有给予注意。那位乡镇牧师后来说，如果上帝不在引导黑人得到拯救时表现得更积极一点，黑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拯救自己，阿门！
在开普敦的最后那个上午，我要在南非有色人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乔治·皮克的陪同下离开宾馆，我对宾馆的有色人经理表示感谢，因为他对我照顾得非常好。他非常和善，不过也非常好奇。他知道了我的身份，告诉我有色人社团担心在非洲人执政后，他们将和现在在白人执政下一样受压迫。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意人，可能与非洲人接触不多，因此，担心黑人也会和白人一样压迫他们。这种担心在一部分有色人社团中很普遍，特别是在开普地区。尽管时间已经不早，但我还是向这位经理介绍了《自由宪章》，并强调我们承诺不搞种族歧视。一个自由战士必须抓住每一个机会向人民宣传自己的主张。
第二天，我在德班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与大会运动联合执行委员会一起召开的秘密会议，讨论即将采取的行动是否应该采用完全彻底的、配以罢工纠察队和游行示威的罢工形式。坚持采取罢工形式的委员说，我们自1950年就采用的在家中静坐的斗争策略经历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在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正在吸引群众的形势下，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形式是必要的。我赞成另一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家中静坐可以打击敌人，同时又可以防止敌人对我们反扑。我坚持认为，人民的信心在我们的运动中得到了提高，因为他们认识到了我们并不是不顾他们的生命。我说，在沙佩维尔由于示威者的英雄主义，使敌人打死了我们的人。我坚持采取在家中静坐的方式，尽管我知道全国人民对消极反抗已经不耐烦，但是，我认为不应该没有全面策划就脱离我们已经验证过的斗争策略，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罢工形式。最后，大家一致决定采取在家中静坐的形式进行罢工。
生活在地下需要经历一种地震式的心理转换。你必须对每个行动进行计划，不管行动是小还是看似不重要，因为当时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无罪的。一切都不确定，你不能自己左右自己，必须完全适应你所承担的任何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对一个南非黑人来说，不仅仅是适应的问题。因为按照隔离法，黑人本就过着一种阴影般的生活，生活在合法与非法、公开与隐蔽之间。做一个南非黑人就意味着不相信任何事情，这与一辈子生活在地下没什么不同。
我变成了一个夜间活动的生灵。白天躲在隐蔽的地方，天一黑就出来做我的工作。我主要是在约翰内斯堡活动，不过根据需要我也会到其他地方。我住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在民居中间，哪里没有人、哪里不引人注意就住在哪里。尽管我是一个喜欢社交的人，但是我更喜欢孤独，我希望有自己左右自己的机会，自己做计划、自己思考、自己谋划。不过，我孤独得有点过分，令我十分想念我的夫人和家人。
在地下的关键是让别人看不见。正如走进房间时可以使你十分显眼一样，你也完全能够在走路和行动时使自己不被别人注意。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要经常抛头露面；但作为一个亡命之徒，却又不能这样做。在地下工作的时候，我走路时不能挺胸，站立时不能直腰。我说话的声音要低，且不能说得清清楚楚。我要更低调、更少管闲事，我也不刮胡子、不理发。我伪装最多的是司机、厨师或“园艺工”。我身上穿的是工地上工人穿的蓝色工作服，并且常常戴着没有镜框的茶色眼镜。我有一辆汽车，并且有一顶与我的工作服配套的司机帽。装扮司机更为方便，因为我可以找借口开着汽车外出。
在头几个月里，当局签发了抓我的逮捕证，警察到处追捕我，我的潜逃生活使媒体产生了许多猜测，常常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说我藏在什么什么地方。全国各地都设立了道路检查站，但是，警察总是空手而归。有人给我送了一个绰号，叫“黑色海绿花”。这个绰号有某种贬义，来源于奥希兹男爵夫人的虚构人物——红色的海绿花。在法国革命时期，他曾惊险地躲过了对他的一次次追捕。
我秘密地在全国各地活动：在开普与穆斯林在一起，在纳塔尔与制糖工人在一起，在伊丽莎白港与工厂里的工人在一起。我走遍了全国各地的乡镇，夜间在各地参加会议。我甚至带上满满的一口袋三便士硬币通过电话亭给新闻记者打电话，传播有关我们的计划和警察如何无能的故事，满足人们对黑色海绿花的神话需求。我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或那里，使警察感到烦恼，人民却感到高兴。
有许多关于我在地下活动的传奇故事，人们喜欢美化勇敢者的传说。我确实有过几次险中逃脱的经历，但却没有人知道。有一次，我正驾驶汽车在城里行驶，遇到红灯后停在了路口。我看见左边相邻的轿车内坐着威特沃特斯兰德警察局的斯彭格勒上校。对他们来说，这是逮捕黑色海绿花的最好机会。我头戴工作帽，身穿蓝色工作服，眼睛上挂着我的茶色墨镜。他们竟然没有认出我来。尽管我在那里等信号只等了几秒钟，但我感觉似乎等了几小时。
有一天下午，我在约翰内斯堡装扮成一个司机，身上穿着长风衣，头上戴着司机帽，正在一个僻静处等候接我的汽车。我发现一个非洲人警察大步朝我走来，我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况，看是否有逃跑的可能。但是，没等我逃跑，那个警察却冲着我微笑，并暗暗地向我行了个非洲人国民大会竖拇指礼就走开了。像这样的危险我遇到过多次，每当我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更加确信，许多非洲人警察是忠诚于非国大的。有一天，一个黑人警察中士偷偷告诉温妮，一定不要让马迪巴在星期三夜里住在亚历山大，因为警察将在当天夜里发动袭击。在斗争期间，黑人警察常常受到严厉批评，但是，他们多数人都起到了极其宝贵的暗中保护的作用。
在我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不修边幅。我的工作服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苦力穿了一辈子的工作服。警察为我画了一张留着长胡子的像，并广泛张贴。我的同事催促我把胡子刮掉，但是，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正因为人们认不出来，所以有时我可能会受到冷落。有一次，我计划到约翰内斯堡远郊参加一个会议，一位著名牧师安排他的朋友留我在那里住宿。我到达门口时，没等我说明我是谁，在门口的那个老太太惊叫着说：“不，我不让你这样的人来这里！”并赶快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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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地下工作的时间主要用于策划5月29日的罢工。政府与解放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态势。5月末，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反抗组织的领导人进行了袭击。禁止召开会议、没收印刷物品，议会草草通过立法，警察对没有缴纳保释金的被指控人员可以关押12天，从而使合法的行动也遭到打击。
沃尔沃德宣布，支持罢工的人，包括对罢工有同情心的媒体是在“玩火”，这是一个不祥的宣言，充分暴露了政府的残酷无情。政府敦促工业界为工人提供睡觉的地方，这样，工人在罢工期间就不必回家。在举行罢工的前两天，政府举行了南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阅兵式。军队实施了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调防，警察取消了节假日，军队封锁了城市的出入口。撒拉森坦克在市区污浊的街道上隆隆行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一旦发现有人集会就俯冲下来把人群驱散；到夜间，直升机在住宅区不断地打着探照灯。
在举行罢工几天之前，我们广泛地印发了英文宣传品。但是，罢工前却有人把这些宣传品撕碎，敦促工人去上班。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他们散发了数千份传单，号召人们抵制罢工，并把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污蔑为胆小鬼。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行动使我们感到震惊。有问题可以批评，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企图通过直接号召人民去上班和为敌人服务来破坏罢工，这是我们万万不能接受的。
在举行罢工前的那个夜里，我们计划在索韦托的一座安全的房子里与约翰内斯堡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班子一起召开会议。为避免遭遇警察在路上设置的路卡，我从克利波顿进入索韦托，因为那里通常没有警察巡逻。但是，当我绕进一个偏僻的角落时，却正好撞上了我设法避免的路卡。一位白人警察示意让我停车，当时我穿的是一身普通工作服，头上戴的是司机帽。他眯着眼睛透过车窗仔细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后走过来亲自对我的汽车进行搜查。通常，这都是黑人警察干的活。他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然后又让我出示通行证。我告诉他说，我的通行证遗忘在了家中，不过我能背出号码，于是我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编造了个号码背给他听。这似乎让他很满意，并最终放我通行。
5月29日是礼拜一，那天是罢工的第一天，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失业和失去生活来源的危险拒绝去上班。在德班，印度工人走出了工厂；在开普地区，数以千计的有色工人在家中静坐；在约翰内斯堡，有一半以上的雇员待在家中；在伊丽莎白港，参加罢工的人数就更多。我对人民群众的这种反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美我们的人民“敢于藐视政府史无前例的恫吓”。白人组织的共和国日庆祝活动被淹没在了我们的罢工浪潮之中。
尽管有关第一天罢工的报道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人民对这次罢工的反应总的来看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样强烈。通信和交通都很困难，而且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传播得快，随着报道越来越多，我感觉有些失望。那天晚上，我的情绪非常低落，也感到很生气。我与《兰德每日邮报》的本杰明·博格兰德进行了交谈，交谈中我建议结束非暴力斗争。
在罢工的第二天，在与我们的同事进行商量之后，我号召停止罢工活动。那天上午，在市郊白人居住区的一所公寓内，我会见了本地和外国媒体的记者，我再次声明，这次举行的在家中静坐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我毫不掩饰地认为，新的一天将要到来。我说：“如果政府作出的反应是用赤luoluo的武力镇压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我们的策略。在我的心目中，我们正在翻过非暴力政策这一历史篇章。”这是一个庄严的声明，并且我知道，我将受到执行委员会的批评，因为我未经组织讨论就发表了这样的讲话。但是，有时为了把组织推向你希望的方向，你就必须站出来。
1960年初以来，关于使用暴力的辩论就一直在进行。早在1952年，我与瓦尔特·西苏陆第一次讨论了武装斗争问题。现在，我又一次与他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我们一致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着手采取新的斗争策略。共产党已经秘密地重新设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现在正在考虑组建自己的军队。我们决定要在工作委员会上提出武装斗争的问题，于是，在1961年6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刚一提出建议，就遭到摩西·考塔尼的反对。他是共产党的书记，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中是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他指责我没有认真考虑这个建议，说我中了政府的计，被政府的行动吓坏了，因此在绝望中企图乞求于革命的语言。他强调：“如果我们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足够的勇气，我们仍然有采用老的斗争方式的余地。如果我们采纳曼德拉的建议，我们无异于把无辜的人民交给敌人进行屠杀。”
摩西能言善辩，我明白是他使我的建议遭到了失败。连瓦尔特都不站在我的立场上说话，我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后来，我与瓦尔特交换了意见，吐露了我受到的挫折，责备他没有站出来帮我说话。他笑着说，如果那样做，将是如同与怒狮的傲慢争高低一般愚蠢。瓦尔特是一个有外交手腕的人，很有心计。“让我安排摩西单独来见你，”他说，“那样，你就可以陈述你的意见。”我当时在地下，但是，瓦尔特设法把我们两人安排在市区内的一个房子里见了面，我们谈了一整天。
我坦诚地说明了我认为除了转向暴力没有别的选择的原因。我引用了一句非洲俗话：“Sebatana ha se bokwe ka diatla。”（打野兽不能赤手空拳）摩西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告诉他，反对暴力斗争就像巴蒂斯塔当政下的古巴共产党。古巴共产党坚持认为，如果条件尚不成熟，只能等待时机的到来，因为他们教条地遵循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卡斯特罗没有等，他使用了暴力，于是他胜利了。如果你教条地等待条件成熟，那么这些条件永远也不会产生。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摩西，他的观点仍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作为一个合法组织的旧模式。人民已经做好了组建自己的军队的准备，能够领导他们的只有非洲人国民大会。我们总是让人民走在我们的前面，现在仍然如此。
我们交流了一整天，最后，摩西对我说：“纳尔逊，我不向你许诺任何事情，但是，你可以在工作委员会内部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在一周内就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次，摩西没有发言，会议形成了一致意见，让我向德班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提出建议。瓦尔特露出了微笑。
与当时所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会议一样，德班执行委员会会议需要秘密地在夜间召开，以躲避警察的袭击。我预料将会遇上困难，因为鲁图利酋长也要参加这次会议，我知道他一贯从道义上主张非暴力斗争。我也为这个建议不合时宜而担心：叛国审判刚刚结束，我就提出采用暴力问题，而在法庭上我们已经声称，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非暴力是一个不可违背的原则，而不是一个根据条件变化而变化的策略。而我本人则认为恰恰相反，非暴力是一个策略，当它不再有保留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放弃它。
在会上，我坚持认为政府不给我们选择的余地，只有选择使用暴力。我说，让我们的人民别无选择地以和平方式面对政府的武装镇压是错误的，也是无道义可言的。我再次重申，人民已经决定拿起武器，不管我们发动他们与否，暴力斗争都会开始。难道我们按照反对压迫、拯救生命的原则领导暴力斗争对人民还有什么不好吗？我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带头使用暴力，我们很快就要掉队，整个运动也将会失去控制。
酋长开始时反对我的观点。对于他来说，非暴力不仅仅是一种策略，而且也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我做了一整夜的工作去说服他，因为我相信他心里知道我们是正确的。他最后同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可避免的。当有人含沙射影地说，可能酋长对于这样一条路线没有思想准备时，他反驳说：“如果有人认为我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那就让他惹惹我试一试，他将知道他是多么的错误！”
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式认可了工作委员会的初步决议。酋长和其他人都认为，我们应该以非洲人国民大会还没有对它进行讨论这样一个态度去对待这个新的决议，因为他不想危及没被取缔的联盟组织的合法性。他的想法是，采取军事行动应该成立独立的机构，这个机构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有联系，并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的一个部门，但是，它可以基本保持独立。我们将保持两种独立的斗争方式，我们愿意接受酋长的建议。酋长和其他人都告诫我们，不要把这个新的局面当做忽视组织基本任务和传统斗争方式的借口。忽视组织的基本任务和传统斗争方式将由于武装斗争成为运动的核心而造成失败，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如此。
第二天夜里，在德班召开了联合执行委员会会议。出席单位有印度人大会、有色人人民大会、南非商业工会和民主党人大会。尽管这些组织一般都会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决议，但是我知道，有些印度同事将会努力反对转入暴力斗争。
会议开头就不吉利。会议主持人鲁图利酋长宣布，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了采用暴力斗争的决议，但是，“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希望与会的同事们今天把它作为一个新的问题进行研究”。显然，鲁图利酋长并不完全接受我提出的新路线。
我们晚上8点开始开会，会上争论得很激烈。我仍然坚持我一贯坚持的观点，但是，许多人都持保留态度。玉苏福·凯查利亚和奈克医生请求我们不要坚持这个路线，他们认为这样政府就会扼杀整个解放运动。J. N.辛格是一个能说会道的雄辩家，他那天夜里讲的话仍然在我耳边回响。“非暴力没有让我们吃败仗，”他说，“而我们却让非暴力吃了败仗。”我反驳说，事实上非暴力使我们吃了败仗，因为，我们的非暴力并没有阻止住政府的暴力，或者说没有改变我们的压迫者们的心肠。
我们争辩了一整夜。第二天凌晨，我开始感到我们的争论有了进展。当时，许多印度领导人对结束非暴力仍然持失望态度。但是，南非印度人大会的成员M. D.奈杜忽然开了口，他对印度同事们说：“啊，你们是害怕蹲监狱，仅仅如此而已！”他的话在会上引起一片哗然。当你对一个人的忠诚提出疑问的时候，你可能会面临一场战斗。整个论战似乎成了一个没有答案的未了之局。不过，到天快亮的时候，大家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联盟大会授权我先行一步，组建一个新的军事组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保持相互独立。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仍然保留非暴力的斗争策略。为了组建这个军事组织，我被授权优先挑选人才，想和谁合作就和谁合作，需要和谁合作就和谁合作，并且可以不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直接控制。
这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50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把非暴力作为一个基本原则，不容置疑，也不容辩论。从此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是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组织。我们走上了一条新的、更危险的道路，一条有组织的军事斗争道路，其结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无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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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当过兵，从来没有打过仗，也从来没有朝敌人开过枪。但是，组建军队的任务却落到了我的头上。这对于一个退役的将军来说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更何况是一个军事新手。这个新组织取名为“Umkhonto we Sizwe”（民族长矛军，又译为“民族之矛”），或缩写为MK。我们之所以以长矛命名这个军事组织，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非洲人一直用这种简陋的武器抗击白人的入侵。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不允许白人参加，但是，民族长矛军并没有这个限制。我立即招募乔·斯洛沃和瓦尔特·西苏陆一起组成最高指挥班子，我在这个班子内任主席。通过乔，我招募了白人共产党员入伍，这些人早就决心使用暴力，并且已经开展了诸如切断政府的通信线路等破坏活动。我们还招募了杰克·霍奇森和拉斯迪·波恩斯坦参加行动，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杰克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是“跳羚军团”的成员，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位爆破专家。我们的任务就是开展针对政府的暴力活动，但到底开展什么样的暴力活动还有待于研究决定。我们的意图是对个人的打击要尽可能小，而对政府的打击则要尽可能大。
我从自己唯一能干的事情着手干起，例如帮助专家查查资料或者动动嘴什么的。我要学习发动革命的基本原理，我发现这方面有很多资料，并首先阅读了现成的论述武装战争，特别是游击战争的文献。我想弄明白什么样的环境条件适合开展游击战争，如何创建、训练和维持一支游击战争队伍，如何对这支游击队伍进行武装，物资供给从何处来，这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我对一切原始资料都很感兴趣。我阅读了古巴共产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他们在巴蒂斯塔当政期间作为一个非法组织的斗争经历。在德尼斯·赖茨所写的《突击队》一书中，我学习了英布（英国人－南非白人）战争期间布尔将军们的游击战术。我阅读了切·格瓦拉、毛泽东、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著作和关于他们的书籍。在埃德加·斯诺的光辉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我发现是毛泽东的决心和非传统思想把他引向了胜利。我阅读了梅纳赫姆·贝京写的《起义》一书，并被这位以色列领袖在一个既没有高山又没有森林、情况与我们类似的国家里领导游击队的事迹所鼓舞。我渴望详细了解埃塞-俄比亚人民反对墨索里尼的武装斗争，以及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喀麦隆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情况。
我研究了南非的过去，学习了白人入侵前后的南非历史，探讨了非洲人与非洲人之间、非洲人与白人之间、白人与白人之间的战争。我调查了南非的主要工业区、国家的运输系统和通讯网络，积累了详细的地图资料和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地形分析资料。
1961年6月26日，我给南非新闻媒体发了一封信，赞扬了人民群众在最近的罢工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并再一次号召召开全国立宪大会。我又一次发表声明，如果政府不举行这样的大会，我们将在全国发动不合作运动。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得知政府签发了逮捕证，警察正在到处搜捕我。全国行动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认真的研究……劝我不要自首，我接受了这个劝告。我将不会向我不承认的政府自首，任何严肃的政治家都会发现，在南非现在的条件下，通过向政府自首自寻无谓的牺牲就是幼稚和犯罪……
我选择了这条比坐等胜利更加艰难、更有风险的道路，我不得不离别我亲爱的妻子、儿女、母亲和姊妹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当一个违法者。我不得不像我们许多人正在做的那样，关闭自己的生意、放弃自己的职业、在贫困中生活……我将与你们一起向政府宣战，一英寸一英寸、一英里一英里地向前进，直到最后取得胜利。你们打算干什么？你们能不能与我们在一起？或者，你们想不想与残酷镇压你们的人民的政府合作？难道你们打算在关系到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和中立？我自己已经作出了抉择。只有通过艰难、牺牲和军事行动才能获得自由。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直到结束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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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入地下后的头几个月，我在商业大街上的一户人家中住了几周。此后，我又在伯里亚与沃尔菲·克代士一起住在地下的单身公寓里，那里是距离市区很近的一个白人居住区。沃尔菲是一个民主党人大会的成员，也是《新时代》的记者。他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打过仗。他的战争知识和亲身战斗经验对我帮助很大。在他的建议下，我阅读了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经典著作《战争论》。克劳塞-维茨的中心思想是：战争是外交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这个思想正好与我的感觉相吻合。我依靠沃尔菲为我搜集阅读资料，但我又担心会因此影响他的生活，打扰他的工作和休闲。但是，他是一位热情好客且十分谦虚的人，从来没有抱怨过。
我睡在一张行军床-上，几乎在他的公寓里住了两个月。白天躲在里面，通过百叶窗透进的光线进行阅读和筹划，召开会议则要到夜间进行。我每天早晨都会打扰沃尔菲的美梦，因为我通常5点起床并换上运动服原地跑步一个多小时。沃尔菲终于被我的养生之道所触动，开始在早上去上班前与我一起锻炼。
民族长矛军当时正在训练起爆技术。一天夜里，我陪沃尔菲到城郊的一个旧砖场去试验起爆装置。这要冒生命危险，但是我坚持要参加民族长矛军的第一次爆炸装置的试验。在砖场里，爆炸是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因为在用大机器将黏土铲起并送进制砖机之前，要用炸药把黏土炸松。杰克·霍奇森带来了一个用马口铁桶灌入炸药制成的爆炸物，并用圆珠笔内芯做成了一个起爆装置。那天夜间一片漆黑，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照明装置，我站在一旁看着他操作。准备就绪以后，我们退到远处，并开始读秒计时。当数到30秒的时候，装置发生了爆炸，扬起了许多尘土。爆炸很成功，我们迅速返回车内并四散逃离现场。
在伯里亚，我感到很安全。我从不外出，因为这里是白人居住区，警察大概不会到这里来搜捕我。我白天在这个公寓里读书的时候，常常在窗台上放一品脱牛奶，让它慢慢发酵并变酸。我很喜欢这种酸奶，科萨人把它叫做“阿玛西”，并誉之为一种卫生营养食品。制作酸奶很简单，仅仅把鲜牛奶放在露天的地方，让它酸化即可。牛奶会变稠、变酸，很像酸乳。我甚至还让沃尔菲品尝了一下，但是，他只尝了一口就露出了难咽的苦相。
一天晚上，沃尔菲回来后，我们正在公寓里闲聊，忽然听见有人在窗子附近谈话。我能听出是两个非洲人用祖鲁语谈话，但无法看到他们，因为窗帘是拉上的。我示意沃尔菲不要出声。
“那个窗台上怎么会有‘我们的牛奶’？”其中一人说。
“你说什么？”另一个人问。
“窗台上有酸奶——阿玛西，”他说，“这是干什么？”然后是一阵沉默。那个眼尖的家伙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黑人才这样把牛奶放在窗台上，黑人怎么住在白人区？我当时就意识到我需要换地方了，于是，在第二天夜里我就搬到了另一个地方藏身。
我住进了约翰内斯堡市内的一个医生家里，夜间睡在佣人居住间里，白天在医生的书房里工作。白天有人来的时候，我会躲进后院，假装是园艺工。然后，我又在纳塔尔的一个甘蔗种植园住了大约两个礼拜，与一群非洲劳工及其家属一起住在一个名叫汤加特的小社区内，那里离德班的海边不远。我住的是一个家庭旅馆，假扮成一个受政府指派来评估土地的农业示范员。
组织上为我配备了农业示范员用的工具，我每天都要检查土壤和做试验。我对我所做的工作几乎一窍不通，然而，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欺骗汤加特的老百姓。但是，这里的人多数都是农场工人，自然有辨别能力，他们没有打听我的身份，甚至当他们看见夜里有人开着轿车来到他们的社区，而且有些来人是当地的政治家时，他们也不打听我是何方人士。我常常夜里开一整夜会，白天睡一整天觉，这对于一个农业示范员来说是很不正常的。尽管我潜心于别的事情，但是我感觉与这个社区有一种亲近感。我礼拜天去教堂做礼拜，享受犹太复国主义基督教牧师们使人怦然心动的老式祈祷声。在我即将离开教堂的时候，我向一位年长者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关照。他说：“千万别客气，但是，Kwedeni（年轻人），请告诉我，鲁图利酋长要干什么？”我被吓了一跳，但是，我很快回答了他的提问：“你最好是亲自去问他，我无法替他回答。但是，根据我的理解，他要我们的土地重归我们，他要我们的国王重新当政，他要让我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他没有军队怎么办？”那个年长者问。
我很想告诉那位老人，我正在忙着组建军队。但是，我不能说。那位老人的感伤鼓舞了我，同时，我也担心别人已经发现了我的使命。我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又太长了。第二天夜里，我又像到这里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离开了这里。
44...
我的下一个住处是立里斯里夫农场。这里与其说是藏身之处，倒不如说是一个避难之所。它坐落在利沃尼亚，是位于约翰内斯堡北部的一个小牧场，我是10月份搬到那里去的。那时候，利沃尼亚主要由小农场组成。那里的农舍和家庭用具都是由政府购置的，目的是让那些在地下工作的矿工有个安身之处。当时，我住的是一个需要整修的老房子，没有人在里面居住。
我假扮成一个给主人看管房子的男佣住进了那所房子。我化名大卫·莫扎马义，这是我以前的一个诉讼委托人的名字。在农场里，我穿一身简朴的蓝工作服，这是非洲男佣通常穿的衣服。白天，这里有许多工人，其中有建筑工和油漆工。他们正在对原有的主要房间进行维修和扩建。我们要求增加几个小房间，以便让更多的人居住。工人们都来自亚历山大城，他们称我“服务生”或“小伙子”（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名字）。早晨，我为他们准备早餐；上午和下午，我为他们准备饮料。他们也派我的公差，让我在农场里干些活，或者要我去扫地或收拾垃圾。
一天下午，我告诉他们，我在厨房里为他们准备了茶水。他们进了厨房，我把盛有杯子、茶、牛奶和糖的托盘依次端到他们面前。他们每人取了一个杯子，开始动手调制饮料。当我托着盘子来到在大家中间讲故事的一个人跟前的时候，他端起了一个杯子。他只注意讲故事，而没有注意看我。他一边讲，一边在空中挥动着茶匙，把茶匙当成了讲故事的道具，而没有用茶匙去取糖往茶中放。我几乎在他跟前站了好几分钟，最后，我有些不耐烦，于是就走开了。这时他注意到了我，高声说：“服务生，回来，我没说让你离开。”
许多人都描绘了一幅反映非洲社会人人平等的理想主义画图，我基本上同意这种描绘，但同时也认为，事实上非洲人之间并不总是能够相互平等对待。在为城市非洲居民引入白人社会的社会地位观方面，工业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对那些人来说，我是一个下等人，一个男仆，一个没有正事可干的人，并因此而遭人藐视。我扮演的角色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他们没有人怀疑我是他们的仆人。
每天太阳落山的时候，工人们就各自回他们自己的家，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一直独自一人居住在那里，我喜欢这些宁静的时间。但是，多数晚上我都是离开这里去参加会议，直到半夜才回来。在这么晚的时间，回到我不太熟悉的并且假冒他人的名字非法居住的地方，这常常使我感到不安。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当我似乎看见有人藏在灌木丛中的时候，我感到心惊肉跳。但是，我仔细观察后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一个地下自由战士往往连觉都不能安安稳稳地睡上一次。
数周后，我在这个农场里见到了雷蒙德·穆拉巴，他是从伊丽莎白港到这里来的。雷蒙德是一位坚定的商业工会会员，他是开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也是一位共产党党员，而且是第一个在反抗运动中被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他被非洲人国民大会选拔为第一批民族长矛军的军人。他来这里的目的是准备动身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受军事培训。当时，和他一起去中国的还有另外三个人。我们恢复了瓦尔特1952年带回来的联系渠道。雷蒙德与我在一起待了两周，比较详细地向我介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东开普地区出现的问题。在起草民族长矛军章程时，我吸收了他的意见。我们也与乔·斯洛沃和拉斯迪·波恩斯坦进行了会晤，他们两人都参加了民族长矛军章程的起草工作。
雷蒙德走后，我与迈克尔·哈迈尔进行了短时间的接触。他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关键人物，是民主党人大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解放》杂志的编辑。迈克尔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他当时正在研究共产党的策略，需要有一个宁静而安全的地方，以便全力以赴地进行这一研究工作。
白天，我与迈克尔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如果一个白人专业人士与一个黑人家庭仆人经常在一起谈话将会十分引人注意。但是在夜间，等工人们都走后，我们就会在一起就共产党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长谈。有一天夜里，我出席了一个会议，很晚才回到农场。此时只有我一个人住在那个房子里。我确信房子的门都已经上了锁，所有的灯也都已经关上了。我十分小心，因为一个黑人半夜三更开着车进入利沃尼亚会引起意想不到的问题。但是，我忽然发现房子里的灯又被打开了，当我走近那个房子时，听见里面有收音机在响着。房子的前门是开着的，我走进房内，发现迈克尔已经在床-上睡着了。我为这一安全隐患而感到气愤，于是我把他推醒并告诉他：“伙计，你怎么开着灯和收音机就睡着了！”他睡得昏头昏脑的，非常恼火。“纳尔逊，你非得打扰我睡觉吗？有事能不能明天再说？”我说不行，这是个安全问题，我对他的松懈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在这之后不久，阿瑟·戈德里克和他全家作为正式租住户搬进了这所房子，我换了一处新建的家庭工住房。阿瑟的存在为我们开展活动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掩护。他是一个专业艺术家和设计师，也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并且还是民族长矛军第一批军人。警察对他的政治倾向不甚了解，因此，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质询和袭击。20世纪40年代，阿瑟曾经与巴勒斯坦的犹太国民运动军事组织帕尔马赫一起战斗过。他熟悉游击战，帮助我填补了许多知识上的空白。阿瑟是一个十分活泼的人，因而为农场带来了一种欢快的气氛。
最后一个加入农场正规组织的人是杰利曼，他是一个友好的、退休了的白人，也是解放运动组织的一位朋友，他成了这个农场的工头。杰利曼从塞-库库尼兰找来了几个年轻工人，这里很快像南非的其他小农场一样兴旺起来。他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但是，他忠诚、贤明，并且工作非常努力。我曾经为他做早饭和晚饭，而他总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很久以后，杰利曼曾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帮助过我。
农场最有生气的时候，是我夫人和家人来看我的时候。有一次，戈德里克全家都住在农场，温妮利用周末来看我。我们对她到这里来作了认真安排，计划让她搭乘一辆车到某个地方下来，然后再搭乘另一辆车，最后再来到农场。后来，是她自己开车带着孩子们一起来的，她尽量选择一些迂回路线行驶，警察并没有跟踪她。
在这些周末，时间有时似乎凝固了，因为我们假设这些偷着在一起的时光是属于我们正常生活以外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们在立里斯里夫比在家中更清静。孩子们可以到处跑着玩，我们在田园诗般的幻境中，不管时间有多么短，但总是十分安全。
温妮带给我一把老式气枪，这是我在奥兰多保存下来的。阿瑟和我有时用它练习打靶，或者在农场里打野鸽子。有一天，我正在房前的草坪上瞄准栖息在一棵高树上的一只麻雀，阿瑟的夫人黑兹尔·戈德里克正在盯着我，并开玩笑地说，我绝不会打中目标。但是，她的话音没落，那只麻雀就被打落在地上。我转身准备自我吹嘘一番，这时候，戈德里克的儿子保尔眼睛里含着泪对我说：“大卫，你为什么打死那只鸟？它的母亲会十分悲伤。”我的心情立即由骄傲变成了耻辱，我感觉这个小孩比我更仁慈。对于一个新生游击队的队长来说，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45...
在策划民族长矛军的发展方向和行动方式时，我们考虑了四种暴力活动：破坏、开展游击战争、搞恐怖活动、公开进行革命。对于一支规模很小而羽翼未丰的军队，开展公开的革命战争是不可想象的。搞恐怖活动不可避免地会给活动者带来不好的名声，从而引起公众的反感。开展游击战争具有可能性，但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不愿意采取暴力。我们趋向于采取对个人伤害最小的暴力形式，即破坏。
因为，破坏不会导致人员死亡，体现了以后实现种族和解的最好愿望。我们不想在黑人和白人之间埋下血海深仇。英布战争已经过去了50年，南非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仇恨却仍然很深；如果我们发动一次国内战争，那么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种族关系将会是个什么样子？破坏活动还有另外的好处，那就是需要的人力最少。
我们的策略是选择军事驻防地、发电厂、电话线和交通枢纽进行突然袭击。目标不仅是破坏政府的军事有生力量，而且要对国民党的支持者产生威慑作用，吓跑外国资本，削弱经济实力。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策略把政府推上谈判桌。我们向民族长矛军成员下达了严格的指令，不准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如果破坏不能产生我们需要的结果，我们将转向第二阶段：开展游击战争和恐怖活动。
民族长矛军采用了亲本式的组织结构。最上层是全国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之下在各省设立地区司令部，地区司令部之下是地方武装。全国各地都建立了地区司令部。像东开普这样的地区司令部，一般拥有50支以上的地方武装。最高司令部确定战略战术和总体目标，并负责军事培训和财政事务。在最高司令部确定的架构中，地区司令部有权选择当地的袭击目标。民族长矛军成员被严禁进行武装军事行动，无论如何不准危及生命。
我们早期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忠于民族长矛军与忠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区分问题。我们的大多数军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而且都是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积极分子。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参加民族长矛军，他们就停止了他们以前所做的地方工作。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书记发现，有些人不再参加地方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会议。他可能会走近一位军人说：“伙计，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参加会？”那位军人会说：“哦，我参加了另外一个会议。”
“什么会？”书记问。
“哦，我不能说。”
“我是你的书记，难道你不能告诉我？”不过，书记会很快发现这个军人具有另一种忠诚。出现了一些误会之后，我们决定，如果我们从某一个地方支部吸收一位民族长矛军战士，必须告诉该支部的书记，他的会员现在加入了民族长矛军。
12月份，在一个温暖的下午，我正坐在立里斯里夫农场的一间厨房里，从收音机里收听到鲁图利酋长在奥斯陆的颁奖仪式上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政府给了他12天的签证时间，让他离开南非去奥斯陆领奖。我们全体官兵都非常高兴。首先，这是对我们开展斗争的承认，也是对酋长作为这次斗争的领导人和个人成就的承认。它说明，西方承认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斗争，是被大国忽视了太久的斗争。这个奖项对国民党人是一个公开的打击，国民党人的宣传媒体把鲁图利描绘成了一个危险的、煽动闹事的共产主义阴谋家。布尔人对此目瞪口呆，因为这个奖对他们来说，正是西方自由主义者一反常态并对南非白人有偏见的例证。宣布这个奖项的时候，鲁图利酋长正处于5年被禁止期的第3个年头上，他只能在纳塔尔的斯坦格地区活动。他身\_体不怎么好，患有心脏病，记忆力也很差。但是，这个奖项让他感到高兴，也让我们大家感到高兴。
这个荣誉来得不是时候，因为，我们同时发布了似乎令这一奖项本身存在疑问的通告。鲁图利从奥斯陆回来后，民族长矛军富有戏剧性地宣布诞生了。在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号召下，12月16日凌晨，自制炸弹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的发电厂及政府办公地点纷纷爆炸。这一天正是南非白人习惯上庆祝打败丁冈的日子。我们的一位战士在行动中因疏忽而被炸死，他名叫皮特勒斯·莫莱福，是牺牲的第一位民族长矛军战士。在战争中死亡是不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参加民族长矛军的每一位军人都知道，他随时都有可能被号召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实施爆炸的同时，新的民族长矛军宣言也被印成传单散发到全国各地，宣布民族长矛军的诞生。
今天，民族长矛军有计划地实施了针对政府设施的攻击，特别是那些与隔离政策和种族歧视相关的设施。民族长矛军是非洲人新成立的、独立的军队，这支军队由南非各种族组成……民族长矛军将采取新的方式为自由和民主进行斗争，这是对已确立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补充……
在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中，都可能会面临着只有两种选择：投降还是战斗。现在，南非正面临这样的选择。我们将不会投降，我们唯一的选择是采取一切手段，尽力保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
我们的民族长矛军一贯坚持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解放，这与解放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为时已晚，但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第一次行动将唤醒每个人，让大家认识到国民党人的政策正在导致一种灾难性后果。我们希望，政府及其支持者能够及时地醒悟，以便在问题发展成内战之前使政府及其政策都发生改变……
我们选择12月16日采取军事行动是有原因的：南非白人要在这一天庆祝1838年在血河战役中打败了伟大的祖鲁领袖丁冈这一历史事件。丁冈是沙卡的同母异父兄长，当时他统治着非洲最强大的酋长国，他的统治范围甚至延伸到林波波河（也叫鳄河）以南。那天，南非白人的子弹远远胜过了祖鲁军队的长矛，附近河里的水都被祖鲁人的血染成了红色。南非白人把12月16日作为他们打败非洲人的胜利日，是上帝站在他们一边的明证，因而进行庆祝；而非洲人却把这一天作为南非白人屠杀他们人民的哀悼日。我们之所以选择12月16日，是为了表明非洲人的战斗刚刚开始，而正义和炸弹都在我们一边。
爆炸使政府感到震惊。他们把这种破坏行动谴责为极大的犯罪，同时嘲笑这一行动是愚蠢的外行人所为。这次破坏行动也使南非白人意识到，他们正坐在火山口上。南非黑人认识到，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再是一个消极反抗组织，而是刺向白人政权心脏的一杆锋利的长矛。我们计划在两周后的除夕夜再次实施一系列的爆炸，爆炸声与钟声和报警的汽笛声混合在一起，似乎不仅与迎接新年不相和谐，而且这种声音象征着我们的自由战争进入了新的时代。
民族长矛军的声明激怒了邪恶无情的政府，对我们进行空前的反攻倒算。当时，特警部队的第一任务就是抓捕民族长矛军成员，他们不遗余力地执行着这一任务。我们向他们表明，我们不会停止采取行动；而他们也向我们表明，任何事情也不会让他们放弃搜寻民族长矛军战士，他们把民族长矛军战士看作他们生存的最大威胁。
46...
当温妮来看我的时候，我曾抱有一个幻想，不管相聚是多么短暂，总认为家庭仍然完整无缺。随着警察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她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温妮有时会把津泽和泽尼带到利沃尼亚，但是，两个孩子太小，不知道我正在到处躲藏。马卡托当时11岁，已经懂事，他被告知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暴露我的真实姓名。我相信，他会以他自己的方式为我的身份保守秘密。
但是，有一天，快过年了，他正在农场与阿瑟11岁的儿子尼古拉斯·戈德里克一起玩耍。温妮给我带来了一本杂志——《鼓》，马卡托和尼古拉斯一起玩的时候忽然发现了这本杂志，他们于是就翻阅起来。然后，他们忽然发现里面有我在转入地下前拍下的照片。“那是我爸爸！”他惊喜地说。尼古拉斯不相信。他越不相信，马卡托就越想证明他说的话是实话。马卡托然后告诉他的小朋友，我的真实姓名叫纳尔逊·曼德拉。“不对，你父亲叫大卫。”尼古拉斯反驳说。然后尼古拉斯跑到他母亲的面前问我的名字是不是大卫。她回答说：“是，他父亲是叫大卫。”尼古拉斯然后对他母亲说，马卡托告诉他，他父亲的真名是纳尔逊。这句话引起了黑兹尔的警觉。我很快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又一次意识到我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太久了，但是，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农场，因为再过一周多的时间，我将离开农场去执行一项任务，执行这项任务会使我去一个只是梦想过的地方。现在，斗争的需要将第一次把我送出我的祖国。
12月份，非洲人国民大会接到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的邀请，去参加1962年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会议。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组织后来成为非洲统一组织，其目标是把非洲独立的国家吸引到一起，促进非洲大陆的解放运动。这个大会将给非洲人国民大会提供重要的联系渠道，对我们争取支持、资金和培训民族长矛军来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机遇。
地下组织执行委员会要我率领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尽管我希望看看非洲的其他国家，并会见我们自己的非洲大陆的自由战士，但是，我心中仍然感到很不安，因为这样我将违背自己不离开南非而是转入地下开展工作的诺言。我的同事们，其中也包括鲁图利酋长都坚持让我去，但是，要求我开完会后立即回来。我决定执行这次使命。
我在非洲的这次使命并不只是参加会议，我将为我们新建立的军队争取政治和经济支持，尤为重要的是尽可能多地在非洲大陆上为我们的军队寻找培训的地方。我也决心在非洲的其他国家提高我们的知名度，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我们仍然几乎不为人所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已经发动了自己的宣传攻势，我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也应尽可能地在这些国家加强宣传。
在动身前，我秘密开车去格劳特维勒与酋长进行协商。我们在格劳特维勒城内的一个安全的房子里会面，但这次会面并不成功。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酋长出席了创建民族长矛军的会议，并且，关于民族长矛军的发展情况我们已向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每个成员作了介绍，其中也包括鲁图利酋长。但是，他的身\_体状况欠佳，他的记忆力也不像过去那么好。他批评我没有告诉他组建民族长矛军的事情。我设法提醒他，我们曾经在德班就采取暴力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是，他想不起来了。这就是流传鲁图利酋长不知道创建民族长矛军，并极力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使用暴力的主要原因。这些流传的故事没有一点是真实的。
我在出国前与温妮在北郊的白人朋友家中住了一夜，她给我带来了一个整理好的新旅行箱。她为我出国而感到担忧，但是，她又一次坚持不与我亲热。她的行为与其说像是我的夫人，倒不如说更像是一名战士。
非洲人国民大会为我安排了去达累斯萨拉姆的航班，然后从达累斯萨拉姆直飞亚的斯亚贝巴。瓦尔特、卡特拉达和杜马·诺克韦计划在索韦托的一个秘密地点与我见面，并把旅行证件带给我，这也是我离开这个国家之前我们进行最后一次磋商的机会。
阿迈德·卡特拉达准时来到见面地点，而瓦尔特和杜马却迟迟没来。我最后不得不改变计划，卡特拉达设法找了一个人开车送我去贝专纳（独立后改名为博茨瓦纳），然后在那里乘包机。后来，我听说瓦尔特和杜马在路上被逮捕了。
开车去贝专纳是令人不安的，因为我担心碰上警察，又是第一次跨越我们国家的边境。我们的目的地是洛巴策，那里紧靠南非边境。我们顺利地跨过边境，傍晚到达了洛巴策。在洛巴策，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达累斯萨拉姆的电报，电报要求我把行程往后延两周。我与一个叛国审判时的狱友菲什·基茨英住在一起，他自从叛国审判后就搬到了洛巴策。
那天下午，我会见了K. T.莫才泰教授，他是贝专纳人民党的主席，这个组织主要由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人士组成。当时，我有了意想不到的空闲时间，我用这些时间读书、起草参加会议的发言稿，并徒步游览了洛巴策附近那些原始而美丽的丘陵。尽管我离自己的国家边境并不远，但是，我仍然有身在异国他乡的感觉。马克·穆琅叶尼经常陪我在一起，他是我特兰斯凯一个朋友的独生子，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青年会员。我们似乎是在狩猎，因为我们碰见了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包括一群活泼好动的狒狒，我跟随它们走了一段时间，非常佩服它们有军队一样的组织和步调。
我很快与乔·马修斯见了面。他是从巴苏陀兰赶到洛巴策的，我坚持我们应该赶快去达累斯萨拉姆。在洛巴策，有一位非洲人国民大会同事最近遭到了南非警察的绑架，因此我认为我们离开那里越快越好。我们安排了一架飞机，第一站将飞往贝专纳北部的一个名叫卡萨尼的小城镇。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坐落在四国交界点附近，四个国家分别是贝专纳、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和西南非。当时都知道这四个国家是殖民地。卡萨尼的简易机场被水淹了，我们的飞机降落在数英里之外的灌木丛中一条比较干燥的简易飞机跑道上，当地一个宾馆经理带着来复枪来迎接我们，他报告说在路上遇到了一群凶猛的大象，所以来迟了一步。他乘坐的是一辆敞篷面包车，乔和我坐在后排，我看到一头母狮懒洋洋地出现在灌木丛中。我感觉远离了家乡约翰内斯堡的街道，第一次进入了神话和传奇般的非洲。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出发去穆贝亚，那是离北罗得西亚边境不远的坦噶尼喀的一个小镇。我们乘飞机去了维多利亚大瀑布，然后，又向北跨越一座山脉。在跨越那座山脉的时候，飞行员试图与穆贝亚取得联系，但是没有应答。“穆贝亚，穆贝亚！”他不断地通过麦克风呼叫穆贝亚。天气发生了变化，山上充满了气流，使飞机像风疾浪高的海面上漂浮着的软木塞-一样上下颠簸。我们此时在云雾中飞行，飞行员在绝望中开始沿着横穿山脉的弯曲道路降落。当时，雾很大，我们无法看清道路，当飞行员驾驶着飞机急转弯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差一点撞上了突然冒出来的山头。飞机响起了紧急报警，我记得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这下子完了。”连一直说个不停的乔也一声不吭了。但是，正当我们感到绝望并想象将要撞上一座山峰的时候，我们忽然从恶劣的天气中冲了出来，见到了晴朗的天空。我一直不很喜欢坐飞机，而那是我在飞机上最惊险的一次经历，我有时只是为了表现勇敢，而假装并不在意。
我们在当地一个宾馆里订了房间，在那里看到有一群黑人和白人坐在阳台上客气地交谈，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没有种族歧视的公共场所或宾馆。我们正在等候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的穆瓦康基勒先生。他是议会议员，我们不知道他已经到达了这里，并在到处找我们。一位非洲客人走到一个白人女接待员面前。“太太，穆瓦康基勒打听过这两位先生吗？”他指着我们问。“对不起，先生，”她回答，“他打听过，但是我忘记告诉他们了。”
“请注意，太太，”他用客气而坚定的语气说，“这些人是我们的客人，我希望他们能得到适当的关照。”这时我才真正认识到，我置身于一个非洲人当政的国家，我平生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尽管我是一个逃亡者，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追捕，但是，我感觉压在我肩上的那副重担被取走了。在坦噶尼喀，所到之处我的肤色都自然地被接受，没有受到任何侮辱。我第一次认识到，衡量我好坏、高低的标准不是我的肤色，而是依据我的内在素养和品质。尽管在外期间我常常想家，但是，我感觉好像第一次真正回到了家。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达累斯萨拉姆，受到了刚刚独立的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接见。我们在他房间里进行了畅谈，他的房子一点都不豪华，我记得他自己开的汽车也是一部简陋的小奥斯汀。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说明，他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尼雷尔总是坚持认为，对非洲而言，阶级是格格不入的，社会主义则是天生固有的。
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最后呼吁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他是一个精明而讲话温和的人，对我们的访问处理得很得体。但是，他对形势的理解却让我感到吃惊和失望。他建议我们把武装斗争推迟到索布克韦出狱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在非洲其他国家听见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呼吁。我描述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缺陷，坚持认为推迟武装斗争会从总体上使斗争向后倒退。他建议我争取海尔·塞-拉西皇帝的支持，并许诺安排引见。
我本打算在达累斯萨拉姆与奥利佛·塔博见面，但是，由于我推迟了日程，他又不能在那里等，于是给我留言，让我跟随他去拉各斯，因为他将在那里出席拉各斯独立国家大会。在飞往阿克拉的航班上，我碰见了海弥·巴萨纳和他的夫人。巴萨纳曾经是我的雇主，他一直邀请我到阿克拉跟着他干。他在南非坚持过激的政治活动，使他在南非难以生存，所以他正在加纳寻求政治避难。
飞机停在了喀土穆机场，我们排队通过海关检查，乔·马修斯是第一号，然后是我，后面是巴萨纳和他夫人。我没有护照，随身只带着坦噶尼喀签发的基本文件，仅仅证明“这是纳尔逊·曼德拉，南非共和国的公民，他被允许离开坦噶尼喀并返回这里”。我把这个文件递给柜台后面一位上了年纪的苏丹人，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并笑着说：“我的孩子，欢迎到苏丹来。”然后他与我握手，并在我的文件上盖了章。巴萨纳在我的后面，他向老人递上了同样的文件，那位老人看了一会儿，然后用狂躁的态度说：“这是什么？这张纸是什么？这不是官方文件。”
巴萨纳沉着地进行解释，他说，这是坦噶尼喀签发的文件，因为他没有护照。“没有护照？”移民局的官员轻蔑地说，“你怎么没有护照？你是一个白人。”巴萨纳回答说，因为他在自己的国家里为黑人争取权利而斗争，因此受到了迫害。那个苏丹人看上去有点怀疑：“但是你是一个白人！”乔看了看我，知道我正在想什么。他低声对我说不要介入这件事，因为我们是苏丹的客人，不要伤了与东道主的和气。但是，除了他曾经是我的雇主之外，巴萨纳也是真正冒险为黑人解放而斗争的白人之一，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我没有与乔一起离去，而是仍然站在那位官员的旁边，巴萨纳每说一件事，我总是向移民局官员点点头，似乎是为巴萨纳的话作证。那位老人明白了我的意图，态度软了下来，最终在文件上盖了章，并轻声说：“欢迎到苏丹来。”
我几乎有两年没见奥利佛了，当他在阿克拉机场迎接我的时候，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以前他总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但是现在他留起了胡子，头发很长，一身非洲大陆自由战士的打扮（他可能对我也有同样的反应）。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重逢，我赞扬他在国外干了很多工作。他已经在加纳、英国、埃及和坦噶尼喀建立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办事处，并与其他许多国家进行了颇有价值的接触。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发现奥利佛给各国的外交人员和政治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可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好的大使。
拉各斯独立国家大会的目标是把所有的非洲国家都联合在一起，但是，最后却演变成了一次吸收或不吸收哪个国家的吵嘴大会。我保持低调，尽量在会上少出头露面，因为我不想在我出现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之前，就让南非政府知道我在国外。
在从阿克拉去亚的斯亚贝巴的飞机上，我发现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高尔·瑞德贝、皮特·摩洛茨和其他人也要去参加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他们看见我感到很惊喜，我们立即就南非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气氛是令人高兴和轻松的。虽然我一直对高尔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感到伤心，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见到他的喜悦心情。高离地面，远离家乡，我们更希望团结，而不希望分裂。
我们在喀土穆停了不长时间，在那里转乘埃塞-俄比亚的航班飞往亚的斯亚贝巴。此时，我有一种相当奇怪的感觉。当我登上飞机的时候，我发现飞行员是个黑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看见过黑人飞行员，当时我只能尽力消除我的恐慌。黑人怎么能开飞机？但是，一会儿我自己就清醒了：我陷入了种族隔离的思维方式，认为非洲人是下等人，开飞机是白人的工作。我坐在后排座位上，不断责备着自己的这种想法。我们飞上天空后，就不再感到紧张了。我开始研究埃塞-俄比亚的地理，想着游击队如何藏在这些森林里打击意大利帝国主义者。
47...
根据传统说法，埃塞-俄比亚——以前叫阿比西尼亚，由所罗门的儿子和示巴女王共同建立，远在基督诞生之前。尽管埃塞-俄比亚曾经被征服过多次，但是，它却是非洲民族主义的诞生地。与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不同的是，埃塞-俄比亚一直在与殖民主义战斗。尽管埃塞-俄比亚没能抵挡住意大利人的入侵，但是，孟尼利克在19世纪却挫败了意大利人的入侵。1930年，海尔·塞-拉西当上了皇帝，并且成为决定当代埃塞-俄比亚历史发展的人物。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我才17岁，这次入侵不仅激起了我对专制者的仇恨，而且也点燃了我对法西斯主义的怒火。尽管塞-拉西在意大利人于193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时候被迫逃跑了，但是，1941年当盟军赶走意大利人之后他又回来了。
埃塞-俄比亚在我的想象中总是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对我来说，访问埃塞-俄比亚，比去法国、英格兰和美国更有吸引力。我认为，我将找到自己的起源，发现是什么根让我成为一个非洲人，会见这位皇帝本身就好像是与历史握手。
我的第一站是皇城亚的斯亚贝巴，这里与它的名字很不相称，因为它没有宏伟可言，只有几条柏油街道，路上跑的汽车还没有山羊和绵羊多。除了皇宫、大学和我们住的拉斯宾馆以外，再没有什么建筑物能与约翰内斯堡即使是最不引人注目的建筑物相比。当时，埃塞-俄比亚在实行民主方面也算不上什么典型。那里没有政党，没有通常的政府机关，没有权力分立体制。它只有皇帝，皇帝是至高无上的。
在大会开幕前，各代表团集中在一个名叫德布拉扎德的小城镇上，在中心广场上已经搭起了大看台，奥利佛和我坐在边上，离主席台很远。忽然，我们听见远处传来号角声，然后是铜管乐器和非洲鼓乐声，随着乐队越来越近，我能听见或者说感觉到几百人行进的脚步声。在广场边上的一座建筑物后面出现了一位手舞银光闪闪的宝剑的官员，跟在他后面的是500名黑人士兵组成的四列方队，每个士兵肩上都扛着一支擦得锃亮的来复枪。当这支队伍直接行进到大看台前面的时候，有人用阿姆哈拉语下达了命令，500名士兵就像一个人一样地立即停止行进，并原地转身，向一位身穿耀眼服装的老人行了个正规礼，那个老人就是埃塞-俄比亚皇帝陛下，犹大之狮海尔·塞-拉西。
在这里，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黑人将军指挥下的黑人士兵受到来自各国的黑人领袖们的欢呼和喝彩。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时刻。我希望这一场面将来也会在我自己的国家里出现。
上午阅兵式之后，奥利佛和我出席了一个会议，会上每个组织都必须申请递交国书。我们发现，我们的申请被来自乌干达的一个代表团扣了下来，这个代表团说我们是一个科萨部落组织，这让我们非常吃惊。我一时冲动，想不客气地予以驳斥。但是，奥利佛的意见是我们应该简单地加以说明，我们的组织是一个由非洲人联合组成的组织，我们的会员来自各族人民。我这样做了，并告诉他们，我们组织的主席鲁图利酋长就是祖鲁族人。于是，我们的申请被接受了。我发现非洲大陆上的许多人都是通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才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有所了解的。
大会在东道国皇帝陛下的主持下正式开幕，他身穿精心制作的锦缎军装。我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虽然看上去块头不大，但是，他的尊严和自信心使他似乎像非洲巨人，他事实上也的确是非洲的一位巨人。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国家的领袖履行正式礼节，感到有点儿眼花缭乱。他直挺挺地站在主席台上，他的头微低，表明他在认真倾听。他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他的尊严和高贵。
按照会议议程，皇帝讲完话之后就是我发表讲话，我是上午唯一一位发表讲话的代表。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把大卫·莫扎马义的身份丢在一边而成为真正的纳尔逊·曼德拉。在讲话中，我回顾了南非自由斗争的历史，列举了我们的人民遭受到的野蛮屠杀，从1921年183名手无寸铁的农民被军队和警察杀害的巴尔胡克大屠杀，一直讲到40年后的沙佩维尔大屠杀。我感谢各国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其中特别提到了加纳、尼日利亚和坦噶尼喀，这几个国家成功地鼓动英联邦把南非驱逐了出去。我介绍了民族长矛军的诞生，说明一切和平斗争的机会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如果领导集体不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进行反抗，那么，他们就是对其人民的犯罪……在去年12月16日的夜间，在民族长矛军的沉重的打击下，整个南非都在颤-抖。”没等我说完，乌干达首相就高声大喊：“继续干下去吧！”
然后我就我个人的阅历作了介绍：
我来自南非，在过去的10个月中，我一直以一个不法之徒的身份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里，远离了我的家人和朋友。当然，我在被迫过着这样的生活时，我发表了公开声明，在声明中我宣布我将不会离开我们的国家，而是转入地下继续工作。我决心这样做，并且将以此为荣。
我关于将回南非的声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们被安排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这样，东非、中非、南部非洲泛非自由运动大会就能够对我们的事业作出评价，并给予更多的支持。许多国家当然不愿意支持在任何地方实行暴力斗争，但是，我的讲话说服了大家，南非的自由战士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拿起武器。
奥利佛和我与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的领袖肯尼思·卡翁达进行了私人之间的讨论。像朱利叶斯·尼雷尔一样，卡翁达担心南非自由战士之间缺乏团结，建议在索布克韦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联合所有的力量进行斗争。在非洲人中，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在沙佩维尔已经远远超过其作为一个组织的影响力，因而当时出尽了风头。卡翁达曾经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成员，他说他关注我们与白人共产党人之间的联合，指出这件事使我们在非洲影响不太好。共产主义不但在西方遭到怀疑，而且在非洲也遭到了怀疑。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启发，这个观点也是我在旅途中多次听到的一个观点。
当我想证实北罗得西亚联合民族独立党支持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被误导的时候，卡翁达拍着我的肩膀说：“纳尔逊，对我谈这个问题就像往纽卡斯尔运煤一样多此一举，我是你们的支持者，是鲁图利酋长的一名信徒。但是，我并不能完全代表联合民族独立党，你必须找西蒙·卡普韦普韦谈一谈。如果你能说服他，你将使我的工作更容易做。”卡普韦普韦是全国联合独立党的第一号人物，第二天我安排时间会见了他。我请奥利佛与我一起去见他，但奥利佛说：“纳尔逊，你一定要自己去会见他，这样你才能完全坦率地与他会谈。”
我与卡普韦普韦谈了一整天，从他那里听到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传奇故事。“我对你的讲话和你的全体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成员确实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如果我们根据你们的讲话和你们的代表团来判断问题，我们当然要支持你们。但是，我们听到来自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报告，说民族长矛军是共产党和自由党异想天开的产物，民族长矛军仅仅是想利用非洲人做炮灰。”
我被搞得不知所措，于是不假思索地说，我为这种弥天大谎感到震惊。“首先，”我说，“大家都知道，自由党和共产党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不可能走到一起玩扑克牌；其次，我在这里冒昧地告诉你，我本人就是组建民族长矛军这一行动背后的主要运作者。”最后，我说我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散布这样的谎言而感到十分失望。
那天，我最后终于说服了卡普韦普韦，他说他将召集一个会议，亲自研究我们的情况。他后来也确实这样做了。不过，这又是一个例证，它既说明其余非洲国家缺乏对南非的了解，也说明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正在尽其所能地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诽谤。卡普韦普韦祝我好运，因为，现在会议已经结束。这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但是，我们的工作仍然是十分繁重的。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对非洲文明的摇篮、拥有许多艺术杰作的宝库——埃及十分向往，很想去看一看那里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游览一下非洲最大的河流——尼罗河。从亚的斯亚贝巴开始，奥利佛、罗伯特·莱沙将陪伴我进行其余的旅程，我们一起去了开罗。我第一天在开罗博物馆里度过了一整天，观看了艺术珍品和史前古文物，记录笔记，了解创造尼罗河流域古老文明的人类。这并不仅仅是门外汉对考古学的一种兴趣，这对非洲民族主义者掌握证据、驳斥白人关于非洲人与西方人相比没有文明历史的谬论是非常重要的。我只用了一个上午就发现，在白人还住在山洞里的时候，埃及人就已经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和建筑奇迹。
埃及是我们伟大的榜样，因为我们亲眼目睹了纳赛尔总统发起的社会经济改革运动。他削弱了私人的土地所有权，把某些经济部门划归国有，推动了工业化和民主化教育的迅速发展，建立了现代化的军队。这些改革也正是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南非实施的。但是，当时对我们更为重要的是，埃及是唯一拥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的非洲国家，这与南非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一天之后，奥利佛动身去伦敦，并计划在加纳与罗伯特和我会合。在罗伯特和我启程前，我们讨论了我们将在各个国家进行演讲的内容。我倾向于尽量真实、客观地说明国内的政治形势，不要遗漏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所做的工作。每到一个新国家，我将首先在宾馆里封闭起来，以便了解该国的政治、历史和领导人。罗伯特则与我相反，他是一个天生外向的人，他一到达某个地方，就会立即离开酒店去逛大街，通过与当地人接触进行学习。我们是一对古怪的伙伴，因为我喜欢穿卡其布衣服和工作服，这是我在地下工作中养成的习惯，而罗伯特则总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
我们的第一站是突尼斯。在那里，我会见了国防部部长，他长得与鲁图利酋长十分相似。但是，这种相似的印象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当我向他介绍诸如罗伯特·索布克韦这样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袖人物被关进监狱之后的国内情况时，他插话说：“当那个人出狱后，他会干掉你们！”罗伯特对此十分生气（他后来说：“伙计，你说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比他们自己说的还好！”），但我还是坚持向国防部长全面地介绍情况。当我们第二天会见哈比卜·布尔吉巴总统的时候，他的反应却十分积极和干脆：他答应为我们训练军队，并援助我们5000英镑以购买武器。
我们去的第二个地方是摩洛哥的拉巴特。它拥有古老而神秘的城墙、时髦的商店和中世纪的清真寺，似乎是非洲、欧洲和中东三地奇妙的混合体。自由战士们显然也会这样想，因为，拉巴特是非洲大陆真正的解放运动的交叉路口。我们在那里还会见了来自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和佛得角的自由战士。拉巴特也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军的司令部。我们在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团长穆斯塔法博士共同度过了几天，他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阿尔及利亚反抗法国的历史。
阿尔及利亚的情况与我们自己的情况十分相似，国内反叛者面对的是一个统治众多本土人民的白人社团。他介绍了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如何在越南奠边府击败法国人的鼓舞下，于1954年以一小股游击队的攻击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开始，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相信他们能够从军事上打击法国人，后来认为单纯从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们还是采取了游击战。他解释说，之所以开展游击战，并不是指望从军事上取得多大的胜利，主要是通过政治和经济力量打垮敌人。穆斯塔法博士劝我们说，在策划军事行动的同时不要忽视战争的政治影响。他说，国际公共舆论有时比一个战斗机群的作用还要大。
在三天会谈结束的时候，他把我们送到乌季达。这里是一个跨越阿尔及利亚边界的小城镇，阿尔及利亚驻摩洛哥军队司令部就驻扎在那里。我在前线参观了一支军队，并用战地望远镜观看了远处的战场，能清楚地看见边境上的法国军队。我坦白地承认，想象中就好像自己看到的是南非国防军的制服。
一两天后，我又参观了以艾哈迈德·本·贝拉命名的军队阅兵式。本·贝拉将成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第一位首相，最近从一座法国监狱获释出来。这次阅兵式与我在亚的斯亚贝巴看见的阅兵式完全不同，这个阅兵式没有像埃塞-俄比亚那样步伐整齐、训练有素、着装漂亮的军队，但是，它却是阿尔及利亚游击战的历史见证。
走在前面的是一些头戴穆斯林头巾、身穿紧身长袍、足蹬凉鞋的久经战斗、士气昂扬的老兵，他们在许多年之前就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他们扛着他们使用过的武器：马刀、老式来复枪、战斧和长矛。走在他们后面的是年轻士兵，都扛着现代武器，同样威武而自豪。有的还扛着反坦克、反飞机的重型武器。但是，就是这些战士也不像埃塞-俄比亚英姿飒爽的士兵走得那么整齐。这是一支游击队，他们都是在战火中赢得肩章的战士。他们比着装整齐、行军步调一致的阅兵式上的部队更注重战斗和战略战术。与在亚的斯亚贝巴被阅兵式上的部队所鼓舞一样，我知道，我们自己的军队应该更像在乌季达看到的这支部队。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勇敢地战斗。
走在后面的是一支衣冠相当不整齐的队伍，由一位名叫苏达尼的人率领。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信心十足，肤色就像夜色一般乌黑。他挥舞着仪仗，而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一群人都起立并鼓掌、欢呼。我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其他人正在注视着我们。我意识到我们在欢呼，只是因为那个人是一个黑人，而在摩洛哥，黑色面孔十分少见。我又一次被民族主义的伟大力量和种族划分的恶果所震撼。我们及时地作出了反应，因为我们感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似乎是我们的一个非洲同胞。后来，主人告诉我们，苏达尼一直是一个传奇式的战士，甚至有人说他曾一个人俘虏一支法国军队。不过，我们向他欢呼是因为他的肤色，而不是因为他的英勇事迹。
我从摩洛哥跨越撒哈拉沙漠飞往马里首都巴马科，然后又到了几内亚。从马里到几内亚的航班更像是一辆当地的公共汽车。小鸡在走道上跑来跑去，女-人们头上顶着包裹，叫卖着成袋的花生和干蔬菜。这是一次颇具民主气氛的飞行，我感到十分惬意。
我的下一站是塞-拉利昂，当到达那里的时候，我发现议会正在举行会议。我决定出席他们的议会会议。我以旅行者的身份进入了会场，并被安排在离讲台不远的一个座位上。议会的工作人员走到我的跟前问我的身份，我低声告诉他：“我是南非鲁图利酋长的代表。”他热情地同我握手，并向主席台报告。那位工作人员然后解释说，他们一时疏忽给了我一个通常不允许参观者坐的位子，但是，这次破例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种光荣。
不到一小时，大会就开始会间休息，当我站在议员和高官中间喝茶时，有人在我的面前排起了长队。让我吃惊的是，全体议员要排着队与我握手。我非常高兴，直到队中第三位或第四位向我喃喃而语时我才恍然大悟。他说的话意思是：“与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尊敬的鲁图利酋长握手是莫大的荣幸。”我成了一个冒名者！原来是那位工作人员产生了误会。然后，有人把总理弥尔敦·玛盖也领到我的面前与我会见。那位工作人员把我当做鲁图利酋长介绍给他，我想立即告诉那位工作人员我不是鲁图利酋长，但是，他不听我的解释。出于礼貌，我决定继续冒名顶替。后来，我会见了总统，并把搞错身份的情况作了说明，他慷慨地提供了物资援助。
在利比里亚，我会见了土布曼总统。他不但为我们提供了5000美元用于购买武器和进行培训，并且小声对我说：“你有没有零用钱？”我坦白地说，我的零用钱不多了。一位侍从武官立即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有400美元的现金。我从利比里亚去了加纳，并在那里见到了奥利佛。在加纳，我受到了加纳行政部部长阿布杜拉叶·迪亚罗的接待。当我告诉他我在几内亚没见过赛考·托雷的时候，他立即安排我们回到了那片干旱的土地。在那里，托雷给奥利佛和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一栋简陋的平房里，身上穿着早该去干洗店进行洗涤的、肮脏而且褪了色的西服。我向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的历史，为民族长矛军请求5000美元的援助。他听得很认真，他的答复也非常符合礼仪。他像是在发表讲话似的说：“加纳政府和人民完全支持我们的南非兄弟们的斗争，我们在联合国已经发表了声明。”他走到书架前，在书架上取下两本书，并亲笔签上名送给了奥利佛和我。他然后说了声谢谢，我们就这样被打发了。
奥利佛和我都很生气：我们被从别的国家邀请到这里，难道他给我们的一切只有他自己签过名的这两本书？真是浪费时间。不大一会儿，我们来到了下榻的宾馆。此时有一位外交部的官员来到我们的房间，送给我们一个手提箱。后来，我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钞票。奥利佛和我高兴地相互看了一眼。但是，奥利佛的脸色很快就变了。“纳尔逊，这是加纳币，”他说，“离开加纳一分钱都不值，只不过是一堆废纸。”不过，奥利佛倒是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将把这些钱带到捷克大使馆，他在那里有一位朋友，可以请他为我们兑换成硬通货。
悄悄划入达喀尔港口的小船，那种美只能用身穿飘逸长袍、头戴头巾的塞-内加尔女-人款款而行之美来形容。我信步来到了附近的市场，完全被异国他乡的香料和香水所陶醉。塞-内加尔人十分漂亮，奥利佛和我在那里只住了很短的时间，但是，我十分喜欢这段短暂的时光。他们的社会表明，不同的民族，不管是法国人、伊斯兰人还是非洲人，都能够融为一体而创造出一种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文化。
在我们去会见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的路上，奥利佛得了严重的哮喘。他拒绝直接回宾馆，我只好背着他爬上楼去，到了总统办公室。桑戈尔对奥利佛的病情十分关心，坚持让他的私人医生为他治病。
有人告诉我对桑戈尔要保持小心谨慎，因为有报道说，塞-内加尔士兵在阿尔及利亚为法国人服务，他很喜欢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总有一些新生的国家向往着那些殖民者的方式方法，我本人对此也没有免疫力。桑戈尔总统是一位学者和诗人，他告诉我们，他正在收集沙卡的研究资料，通过询问有关这位伟大的南非勇士的一些问题，他对我们赞扬了一番。我们简明扼要地向他介绍了南非的情况，并请求他们给予军事训练和资金方面的援助。桑戈尔回答说，直到议会召开会议予以批准后，他才能有这个权力。
同时，他要我们与司法部部长达布希尔谈谈军事训练的问题。桑戈尔给我介绍了一位漂亮的法国女郎，他说，她将在我与达布希尔会谈中担任翻译。我没有说什么，但是总感觉有些别扭。在一位我既不了解又无法信任的年轻女-人面前讨论军事训练这样非常敏感的问题，我感到很不舒服。桑戈尔感觉到了我的不快，他说：“曼德拉，不要担心，这里的法国人与我们非洲人的理想完全一致。”
当我们来到司法部长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发现接待处有一些黑人秘书。其中一位问那位法国女士在那里干什么，她说是被总统派来当翻译的。接着，她们进行了一番议论。在议论中间，一位黑人秘书回头对我说：“先生，你能讲英语吗？”我说我能。她说：“部长说英语，你可以直接与他交谈，你不需要翻译。”此时，那位法国女士相当不高兴。当我去见部长的时候，她站在了一旁。部长答应满足我的要求。最后，尽管部长没有提供我们所要求的东西，但是，他却为我们办理了外交护照，并为我们支付了从达喀尔去我们下一站——伦敦的机票费。
48...
我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我属于亲英派。每当我想到西方民主和自由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英国的议会制。在很多方面，我认为英国人就是典型的绅士。尽管英国是议会民主的发祥地，但正是这种民主把一种不公正的、致命的制度强加在我们的人民身上。虽然我憎恨英国的帝国主义主张，但是我绝不反对英国式的服装和礼貌。
我要去英格兰有几个理由，除了想看一看我很早就在书中读到的和听到的这个国家之外，我也对奥利佛的健康不放心，想说服他接受治疗；同时，我也很想见一见他的夫人阿德莱德和他们的孩子们。另外，我还想拜访玉苏福·达杜，他现在也住在英国，担任大会运动组织的驻英代表。我知道，在伦敦我可以获得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游击战方面的书籍。
在伦敦，我恢复了我的地下生活方式，我不想把我在英国的风声透漏到南非。南非安全部门的触角一直伸到了伦敦。不过，我并不是一个隐士，我在那里的10天时间都用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事务、看老朋友和偶尔顺便进行短途旅游上。奥利佛和我与一位生在比勒陀利亚的朋友马丽·本森一起游览了这座曾经统治几乎全球三分之二面积的大都市，包括西敏寺、大本钟、议会大厦。我在为这些建筑物心存赞美的同时，也对它们所象征的意义感到憎恶。当我们在西敏寺附近看到史末资将军雕像的时候，奥利佛和我一起开玩笑说，或许有一天这里会换成我们的雕像。
许多人告诉我，大卫·阿斯特经营的报纸《观察家》一直突出宣传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其编辑们有意暗示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过时。奥利佛安排我与阿斯特在他家中会面，我们就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了长时间的畅谈。我不知道我的谈话是否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观察家》的内容后来真的发生了变化。他还建议我去找几位著名的政治家谈谈，于是，在工党议员丹尼斯·希利的陪同下，我会见了工党的领袖休·盖茨凯尔和自由党领袖乔·格里蒙德。
直到我快要离开英国的时候我才见到了玉苏福，但是，这次见面并不是一次愉快的重逢。奥利佛和我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个再三被提及的难题：一个又一个的非洲人领袖问我们与白人和印度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有时，提问者的意思无非是说白人和印度共产党人控制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如果不是为了公开建立民族主义和反白人的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们的非种族主义就不可能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个难题。在非洲的其他国家中，多数非洲人领袖却更接受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观点。奥利佛就这些问题与玉苏福进行了探讨，玉苏福却并不赞成奥利佛的结论。奥利佛坚持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更加独立，不用别的联盟成员插手，可以单独采取某些行动。我对此十分赞赏。
我在伦敦度过的最后一夜，与玉苏福探讨了这些问题。我解释说，尽管我们已经开始进行武装斗争，但是，我们在资金、培训和政治声援方面还要依靠别的非洲国家，因此，我们必须比过去更重视他们的观点。玉苏福认为奥利佛和我打算改变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准备脱离《自由宪章》的核心——非种族主义。我告诉他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不打算反对非种族主义，我们仅仅是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更加独立，并应独立于大会联盟发表声明。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有色人大会常常对仅仅影响非洲人的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这种状况将必须改变。玉苏福对此很不高兴。“这与政策有什么关系？”他继续问。我告诉他，我正在说的不是关于政策的问题，我是在谈论形象问题。我们将仍然一道工作，不过，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被摆在第一位。
尽管离开我在伦敦的朋友们使我感到难过，但是，我现在需要着手进行我这一次出访任务中最不熟悉的使命：军事训练。我准备在亚的斯亚贝巴接受为期6个月的训练。在那里，我受到了外交部部长叶甫的接见，他热情地欢迎我，并带我去一个叫考尔菲的近郊去参观，埃塞-俄比亚防暴军司令部就驻扎在那里，我要在那里学习带兵打仗的艺术和科学知识。尽管我是一个很不错的业余拳击运动员，但是，我对搏斗的基本知识却知之甚少。我的教练是一位陆军中尉，名叫旺多尼·贝非卡杜，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军人，他曾经与地下组织一起同意大利人战斗过。我们的训练计划安排得很紧：每天从上午8点一直训练到下午1点，中间洗个澡并吃午饭，然后从下午2点训练到下午4点，下午4点到晚上，由塔德赛上校给我们上军事科学课。他也是警察专员助理，曾帮助埃塞-俄比亚皇帝挫败了当时刚刚发生的政变阴谋。
我学会了如何使用自动步枪和手枪，并且与皇宫卫士一起在考尔菲练习瞄准射击，或是在大约距离防暴军驻地50英里的射击场练习。我学习了如何破坏敌人的设施和使用迫击炮，如何制造小型炸弹和地雷，以及如何避开炸弹和地雷。我感觉自己已经被训练成了一名军人，开始用军人的思维思考问题，而完全脱离了一个政治家的思维方式。
我最感兴趣的是“疲劳行军”训练，在行军中，身负枪支、弹药和水，要求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某个遥远的地点。在这些疲劳行军训练期间，我亲身\_体验了沿途美丽的风光，既有茂密的森林，又有拔地而起的高地。这个国家特别落后：人们仍然使用木犁耕地，吃的是非常简单的食物，有时喝一些家酿啤酒。他们的生活与南非边远地区十分相似，几乎到处都是清一色的穷人。
在学习培训期间，塔德赛上校与我探讨了诸如如何创建一支游击队、如何指挥军队和如何加强纪律性等问题。一天晚上吃晚饭时，他对我说：“曼德拉，你现在创建的是一支解放军，不是一支常规的资产阶级军队。当你在岗位上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行使你的绝对权威，这是与资产阶级指挥官完全不同的。但是，当你不在岗位上的时候，你必须注意与战士们，哪怕是最下级士兵，保持平等关系。你必须与他们吃一样的饭，并且不能把食物带到你的办公室里去吃，而是与他们一起吃、一起喝，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
他这些话似乎都是令人钦佩的和明智的。但是，正当他与我谈话的时候，一位中士走进了大厅，问塔德赛上校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某某中尉。塔德赛上校用明显轻蔑的口气说：“你没看见我正在这里与一位重要人士谈话吗？你不知道在我吃饭的时候不能打扰我吗？请你躲到一边去！”然后，他继续用刚才的教诲口吻对我谈话。
训练期本来是6个月，但是8周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电报，催促我回国。国内的武装斗争正在逐步发展，他们需要一位现场指挥官。
塔德赛上校很快为我购买了埃塞-俄比亚飞喀土穆的飞机票。在我离开之前，他送给我一件礼物：一把自动手枪和两百发子弹。我十分感激他赠给我自动手枪，也十分感激他对我的教诲。尽管我已经进行了疲劳训练，但是，我仍然对带上那么多子弹有些畏难。一发子弹的重量就令人吃惊，带上200发子弹就像身上背了一个孩子。
在喀土穆，我遇见了一位英国航空公司的官员，他告诉我飞往达累斯萨拉姆的航班第二天才起飞，并免费为我在城内预订了星级宾馆。我有些惊愕，因为我宁愿去住不惹人注意的三等宾馆。
当我住进宾馆的时候，我必须穿过宾馆内长长的、高雅的走廊，走廊里有许多白人正坐在那里喝饮料。这里很久之前就安装了金属探测器和安全检查装置，我外衣内的手枪套里有手枪，裤腰内有200发子弹，身上还带着几千英镑现金。我似乎感觉这些衣冠楚楚的白人都有X光检测仪器，我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逮捕。但是，我被安全地送进了我的房间，在房间里我让服务生整理房间，就连服务生的脚步也让我感到紧张。
我从喀土穆直接飞到了达累斯萨拉姆，在那里我迎接了第一批21名民族长矛军战士，他们到埃塞-俄比亚准备参加培训。这是令人自豪的时刻，因为这些人都是我当时创建军队时自愿入伍的军人。他们在一开始就在战役中冒着生命危险参加战斗，那是一场对第一批入伍的战士来说最为危险的战役。他们都是年轻人，多数来自城市，他们既自豪又有生气。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好好地吃了顿饭，人们为欢迎我杀了一头羊。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旅行情况，告诉他们在国外必须守规矩、讲纪律，因为他们是南非自由斗争的代表。我说，军事训练必须与政治培训一道进行，因为革命并不只是一个扣扳机的问题，其目的是创造一个公平的、正义的社会。我第一次接受了自己战士的敬礼。
尼雷尔总统为我提供了一架飞姆贝亚的飞机，然后我直飞洛巴策，飞行员却告诉我飞机将在卡内降落。这让我感到忧虑：飞机为什么要变更降落地点？在卡内，我遇见了当地的行政长官和保安人员，他们全是白人。行政长官走到我的面前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他我叫大卫·莫扎马义。他说，不对，请告诉我你的真实名字。我还是说我叫大卫·莫扎马义。行政长官说：“请告诉我你的真实名字，因为有人指示我在这里迎接曼德拉先生，我是来为他提供帮助和交通工具的。如果你不是纳尔逊·曼德拉，我恐怕就要逮捕你，因为你没得到批准进入这个国家。你是纳尔逊·曼德拉吗？”
这倒让我进退两难，是不是曼德拉都有可能被逮捕。“如果你们坚持认为我是纳尔逊·曼德拉而不是大卫·莫扎马义，”我说，“我不会和你争论。”他微笑着说：“我从昨天就盼着你来。”然后，他让我乘电梯上楼，我的同志们正在那里等着我。我们坐车去洛巴策，在那里见到了乔·莫迪塞-和一位名叫乔纳斯·马特罗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支持者，他当时就住在那里。行政长官告诉我，南非警察知道我要回来，他建议我第二天离开洛巴策。我对他的帮助和劝告表示感谢，但是当我到达马特罗家的时候，我决定当天夜里就离开，打算与塞-西尔·威廉姆斯一起开车回南非。塞-西尔是戏剧导演，也是民族长矛军战士。我装扮成他的司机，坐在驾驶座上。那天夜里，我们驱车直奔约翰内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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