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司令痛殴李宗黄
1945年11月9日至16日，蒋介石召开复员整军会议，卢汉被召，从越南飞到重庆参加会议。蒋招卢参加此次会议的意图，是要把滇军调往东北战场，参加即将与共军进行的决战。
卢汉抵渝后，以主动请求“辞去本兼各职”的方式，试探蒋介石的态度。蒋原打算免去卢汉的省主席职务，以实现对李宗黄的许诺，但鉴于昆明方面复杂的局势，感到时机仍未成熟，只好挽留卢说：“李宗黄在云南搞得不洽人意，需要你去就主席职，安定地方。”注此时卢汉已受控制，尽管对蒋介石的做法和意图心生不满，但无法立即实施反制，同时又得到了“云南王”这把令人眼热心动的虎皮交椅，一时觉得进退皆不合心愿，在蒋的威逼利诱下，最终以复杂的心情同意出任云南省主席。作为交换条件，卢答应蒋把自己指挥的滇军全部交出，以开往东北参加反共内战。
当卢汉借机去看望在重庆已被监视的龙云时，龙极其愤怒地责备卢汉在昆明事变时违约，没有“闻讯火速回军”，以致云南被蒋介石夺去。痛责之后，龙又密告卢：明年1月就要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我们的军队仍留在越南，暂勿回滇，看看会议的发展情况，如果国内实现和平，即可回滇进行退役复员工作，恢复地方秩序。万一破裂，你们就在越南通电反对内战，与各民主党派一致行动。你们可以即刻通电反蒋，打回云南，肃清蒋介石在云南的一切势力”。注
此时，龙云的境遇让人很容易联想起1924年直奉第二次大战时，作为空头民国大总统的曹锟给他的爱将、直系第二号人物，时驻守洛阳、兵权在握的吴佩孚将军发出的那封请求其率兵讨奉的电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这个时候，与笼中之囚几近相同的龙云，看来真的是到了“尚能饭否”的烈士暮年，糊涂得可以了。所谓时势互动，此一时彼一时。尽管龙云自以为与卢汉亲如兄弟，但兄弟再亲也比不上自己亲，卢迫于形势和为自己的前途考虑，早已暗中和蒋介石达成了协议，哪里还管什么率部回昆回滇，拉杆子率兵造反起事？因而，卢对龙云提出的策略支支吾吾不置可否。此举令龙大感失望，但仍幻想其他入越的滇军将领能起来反蒋，使自己东山再起，重新登上“云南王”的宝座。
未久，赴越受降的滇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连同五个师长潘朔端、陇耀、白肇学、许仪浚、李韵涛和参谋长佴晓清等均被电召到重庆开会。龙云请诸位将领吃饭，谈话中除了指责10月3日昆明事变时入越滇军没有回救外，又对他们说：“政协将开会，时局很快有变化，滇军不能盲从，千万不能开到东北，应该回到云南，不能听任李宗黄、关麟征等摧残地方。”饭后又特别约请曾泽生、卢浚泉两人密谈，指示三点：（一）回越后召集全体将领开会，宣布蒋介石独裁罪状，公开反蒋；（二）把越南受降的事交给胡志明，你们带领滇军打回昆明，拯救故乡；（三）蒋介石正在布置反共内战，10月3日就是内战的第一枪。他搞掉云南后就要打共产党了，云南子弟兵不能去当反共内战的炮灰。注
所谓落地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川遭狗欺。同卢汉的表现一样，几位滇军将领对这位早已剥鳞断尾、奄奄一息，只有几根黑黄胡须于怒气中微微颤动的干瘪“土龙王”，表面上哼哼哈哈虚与委蛇，内心却想着各自的心事，打着有利于自己的算盘，哪里还顾及这位落魄的昔日上司一厢情愿和不识时务的瞎唠叨？未久，世人看到的事实是，入越受降的滇军全部调去东北参加内战，龙云得知后痛心不已。1946年5月，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率部在海城起义；1948年10月，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在长春起义，投向共军，算是为滇军保存了一点家底，但这一切与龙云没有什么关系了。1949年12月9日，在中共大军压境下，卢汉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方式，率部举行了昆明起义，云南宣告和平解放。当然，这是后话。注
且说卢汉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没带一兵一卒，如同被拔掉毛的凤凰，剥了皮的老虎，光杆一人回到云南任职。12月1日上午8时许，李宗黄在省政府大厅与卢汉草草交接，即匆匆返回省党部，指使手下党徒冲杀而出。尚不知内情的卢汉专门命人在昆明最著名的酒店茶楼订了丰盛的午宴，准备为自己坐上“云南王”这把虎皮交椅好好庆贺一番。就在诸客到齐，卢汉举杯欲说未说之时，手下的小二慌慌张张地飞奔来报，说大事不好，李宗黄等指挥的一干人马与学生们闹将起来，刺刀、捅条、手榴弹、烧火棍，外加烤牛肉串的铁钎全用上了，且闹出了人命……卢汉于震惊中细听原委，才得知迎接他的不是鲜花美酒，而是四具尸体和一条鲜血淋漓的大腿。面对惨案，卢汉大为震怒，咬牙切齿地大骂着“好一个黄鼠狼，把你娘的”，当场摔掉手中的酒杯，踹翻了两把椅子三个花盆外加两个酒瓶子。卢氏认为，此举显然是李宗黄为给自己难堪而采取的借刀杀人之计。但鉴于已经形成的局面，自己立足未稳，只好强压火气，集中精力小心谨慎地周旋于上下左右，静观待变。
中共将领刘伯承（背对镜头者）与卢汉握手。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倒向中共一边，云南、西康一带遂落入中共政权之手
血案发生后，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以军事大员的身份煞有介事地到校园视察，以遮人耳目。据当时学生自治联合会编印的一份报告载：“关麟征于十二月一日来联大新校舍询问‘一二·一’惨案真相，当经本人向他说明真相后，关麟征说：‘这一切由我负责，我负责治安的，一定代你们把这件事查明，凶犯抓到手后，我当你们面把他杀了。我一到这里来，就倒霉，首先是匪警，现在又是学生们发生事情。学生的事情最不好办了，我对付你们这件事，比对付十万大敌还要困难，真伤脑筋透了，学生发生事情，没有理也是有理的。’（同学大哄：‘我们绝对讲理。’）接着同学要求他负责医药棺材费用，关满口承认，拍着胸脯说：‘不成问题，一切由我负责。’随后又有同学提议说：‘没有汽车把受伤同学运到医院去。’关说：‘没有问题，到警备司令部去，我们派一辆车送他们走。’后来，关就走了。”注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关氏还沉浸在一派趾高气扬的亢奋加糊涂中，尚没有意识到这一惨案的严重后果。
12月2日，叶企孙以西南联大代常委的名义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发电，报告了惨案发生经过和死伤人员数量，并云“已将事实经过就近通知钧部周司长及云南警备司令部，请求察看，及采取处置外，理合据实陈报钧部，仰祈鉴核，除分呈蒋主席宋院长外，并请钧座来昆，亲加处理，不胜迫切待命之至”！注
关麟征（右）与黄埔一期的同学黄杰将军合影
未久，国民党中央宣传小组汇报会也得知昆明惨案情形，并有所讨论。蒋介石侍从室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会后立即与关麟征通了电话，并于当晚赶写报告呈送蒋介石。这个时候，昆明方面的军政大员已嗅出校园血案对自己前途命运凶多吉少的气味，于是关麟征与李宗黄之间，国民党特务派系的“中统”与“军统”之间，三青团与便衣队之间开始乱将起来。为保护自身，推卸责任，攻打联大师范学院的李宗黄系统的党团分子、特工人员与关麟征、邱清泉系统的第五军便衣队、军官总队学员吵作一团，由互相推诿到互相指责，直至发生互殴和恶斗。结果是近百人又以枪刺、板凳、铁铲、烧火棍等器械斗在了一起，打成了一团。
与这一打斗场景相映成趣的是，原本团结一致积极对外的李、关之间也爆发了激烈争吵。李宗黄仍是刚愎自用，骄狂狷介外加几分--奸-猾狡诈。关麟征具有武人的特殊气质，凶猛激烈，一副炮筒子脾气，头脑相对简单。在11月25日那天布置破坏学生夜间集会游行的联席会议上，关麟征就摆出一副好勇斗狠的架势，声色俱厉地对入会者发号施令道：你们“如果今晚不能完成使命，应当自杀”，注从这句话的基调看，关氏不愧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禀性的忠实承继者。蒋以革命军人自居，经常声色俱厉地斥骂他的部下，并伴有“你们赶快去死”注等责难之语，关的“自杀”说，实乃蒋氏“去死”之延续，其霸道蛮横之态尽在此言中。
26日晚，在云南省政府召集的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关麟征更是坦承25日晚士兵开枪是他下的命令，并极富霸气又很傻、很天真地说道：“他们有开会自由，我就有放枪自由。”注因入会者大都知道关的炮筒子性格和说话无遮拦的脾气，当时一听而过，没有太做计较。然而，当事情发展到军队向学校投掷手榴弹并酿成血案时，关的这句话就被大家再度忆起，并很快在大众中传开，最终演释成“军队有杀人的自由”。此语一出，众口纷传，关麟征则有口难辩，莫可奈何。到了这个时候，关氏在身边谋士的点拨下，静下心来一想，才觉得过去的所作所为，完全上了李宗黄这位老政客的当，后悔自己作为一个军队高级将领，不该莽撞地卷入这种地方性的事件，特别是学潮中来。而事实上，作为军队一方被推出来主持25日以后成立的联合行动委员会（反罢课委员会）之人，乃是中央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并不是他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直接调派军官总队学员参与“一二·一”暴力行动的同样也不是他关某人。当血案发生，事情闹大之后，关麟征最记恨的不是邱清泉而是李宗黄。邱清泉外号“邱疯子”，其性格比关麟征还暴戾不驯，且为人处世总是疯疯癫癫令人感觉不踏实。注关认为邱作为一位比自己还要直来直去的武人，同样是上了李宗黄这位老党棍的大当，懵懵懂懂钻进了李的裤裆，不知不觉成了他支使的“老二”。于是，在即将需要有人出面承担指使杀人责任时，关麟征自然地站在了邱清泉一边，并竭力设法替邱与所有参与此事件的军人辩白与解脱，因为只有军人得以解脱，他才有解脱的可能，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此后他在向重庆拍发的密电和对外公开谈话中，一再强调李宗黄与其手下的三青团、特工分子才是导致这次血案真正的罪魁祸首，并明言所有情报都来自于李手下的特工部门，而这些人又不在他的管辖之下，因此对于这类事情他“控制不了局势”，只能坐观其愈演愈烈而无力加以阻止。端坐省党部椅子上惶惶不安的李宗黄，忽见昔日的盟友关麟征欲金蝉脱壳，反戈一击，把所有的罪过一股脑地安到他的头上，想置自己于死地，立时大怒，驱车奔向警备司令部要与关氏理论个明白。
在警备司令部会客厅，李宗黄倚老卖老，以保定军校的老资格，欲教训这位后进的黄埔一期生（南按：黄埔的许多首长和教官都来自于保定军校。从广义上讲，保定与黄埔两校有着师承关系）。想不到此时的关麟征已顾不得辈分落差，家长里短了。且目前是文武两官，各管一边，大家都是爷，谁也别把谁当孙子看待。见李宗黄主动找上门来又吵又闹，关麟征怒发冲冠，蓦地从腰间拔出手枪，“咣当”一声拍在桌子上，蹦着高儿对李宗黄咆哮道：“我不想当屠夫，这屠夫就留给你去当吧！”
李宗黄一看小关在自己这位革命老前辈面前耍起了威风，遂以“永远不为恶势力低头的革命精神”冲上前来，喊了一声：“妈拉个巴子的小关，你想造反不成？！”照准对方那圆滚肥胖得如同西瓜一样的脑袋（南按：关氏身高体壮，江湖上人送外号关胖子，或关老爷）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戎装在身，气势如虹，在年龄上正如狼似虎的关麟征，一看这个老浑蛋竟敢跑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撒野耍泼，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佛头抹粪，灶王庙里撒尿，头上的火苗“哧”地蹿将上来。愤怒至极的关总司令顾不得多想，猛地后撤一步，做虎步塌腰状，用尽力气照准李宗黄的小-腹部就是一个下勾拳。随着“噗”的一声闷响，本来就瘦弱不堪、年近六十的李氏应声倒地，四爪朝天，蹬歪不止。关胖子见状余恨未消，趁势上前又照李的-臀-\_部猛踹两脚，直踹得李宗黄嗷嗷叫着大呼“救命”。众位军官卫士围将上来，连拉带扯，总算把盛怒中的关麟征拉到了一边停止攻击。
李、关双方互殴后，为了替自己辩白，关麟征派人把联大两位英籍教授找来，专门向其解释事件经过，希望两位教授能站在局外人立场上，理性公正地分析、看待这次事件的是非曲直，并把真实情况转告国际社会。关一再声明：25日夜晚放枪不是他的指使，自己更不是12月1日惨案的策划人。最后大骂李宗黄不怀好意地设计圈套害了自己，并怒气冲冲地说：“无论出了什么事他们都会把罪名加给我。”注
就在云南军政当局内部陷入混乱时，12月3日上午，蒋介石向侍从室的唐纵询问昆明学潮情况，闻后大怒，当即表示“对投弹凶手，饬即电令枪毙”注。唐马上用电话向关麟征与省主席卢汉传达了蒋的意旨。下午四时，蒋再次询问昆明局势，表示自己的焦虑与关切，谓：“此次学潮与过去不同，有血案，必须追查杀人凶手以平息民愤和国内外舆论，否则学生的罢课不会停止。”
迫于重庆最高当局的压力，4日上午，云南省地方当局于警备司令部军事审判庭正式开庭“公审”投弹罪犯。审判长由新上任的省主席卢汉担任，邱清泉第五军的军法处长担任主审法官，李宗黄、关麟征为陪审官。昆明各校均没有派代表参加，联大个别教授仅以私人身份旁听。庭审之后，当场宣布陈奇达、刘友治两退伍军官为凶犯，判处死刑，立即枪决；判处从犯陈云楼解渝法办。为把事情与其一贯宣传的共党煽动破坏联系起来，李宗黄又指使党徒画蛇添足地编造了一个离奇故事，大致内容是：据陈、刘二犯交代，他们之行凶，纯为事前在街上偶然遇到一自称姜凯的共产党员所唆使，手榴弹亦为该人所提供，姜凯还给了每人三万法币的报酬云云。这一拙劣的虚构故事用密电传到重庆后，连深居大内的蒋介石都不相信。5日上午，蒋召见侍从室唐纵等人听取昆明惨案的汇报，明确指出：“昆明学生惨案之公开审讯消息，公开指明共产党所为一点，颇不妥。该姜凯如何与陈奇达相遇，其详情应予公布。”注其意在于暗示李宗黄等不要继续丢人现眼，捏造的故事太小儿科了，等把故事编造得圆一点再对外公布，否则将为世人所不齿，弄不好还要惹火烧身，牵扯出说不清、道不明、越抹越黑的大乱子。注
这个时候蒋介石尚不知道，所谓公开会审与宣判死刑和枪决罪犯，整个过程都是关麟征、邱清泉等玩弄的骗局。所谓凶手陈奇达，系抢劫黄金的第五军炮兵营营长；另一个系倒卖军服的第五军上尉军需。当时二人均关押在第五军军法处。经关、邱等高级将领授意，军法处威逼利诱，二犯同意公开露面并当众承认为惨案的“凶手”。庭审之中，二犯稀里糊涂地被押入囚车在郊外枪决。注
神秘人物暗中操纵学潮
就在云南军政大员表演性地“公审”投弹罪犯时，4日上午9时，代梅贻琦主持校务的叶企孙在清华办事处召集联大教授会，就学潮问题进行讨论。会议主席由叶企孙担任，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以书记员身份负责记录。教授们围绕学潮是息事宁人地尽快结束，还是添油加醋地继续扩大等问题激烈辩论。以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为代表的一派教授力主扩大学潮，与当局争胜，闹他个人仰马翻，天地变色。而以三青团负责人姚从吾为代表的另一派教授，表示强烈反对，力主尽快结束学潮，恢复校园秩序。两派的主张分别都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背景支撑，因而整个教授会议实际演变成了国共两党安插在联大的代表在较劲、谈判。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最后出现了“空气紧张，且几濒分裂”注的局面。
关于三青团与中共力量对西南联大的渗透并形成气候的具体时间，据可考的资料显示，源于1938年。这年的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重庆成立，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为书记长。9月底，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及三民主义青年团西南联大分团部筹备处成立，由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任筹备处主任。未久，姚从吾任直属区党部书记长，教育系主任陈雪屏任青年团分团部主任。为了加强队伍建设和发挥作用，姚陈二人领导的党、团部门，分别在联大师范学院设有专门办公室，三青团还在新校舍布置一间“中正室”，陈列《中央周刊》《文艺先锋》等杂志，每天午后开放，同时出版《青年》壁报，发表与学生社团群社主办的《群声》《腊月》等壁报，以及其他壁报针锋相对的言论。也就在这年的10月，中共西南联大地下临时支部成立。1939年春，中共云南省工委批准中共西南联大地下党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活动。注
随着两派性质不同、主义不同的党团队伍在联大崛起，往日纯粹的学术氛围被打破，越来越浓厚的政治空气笼罩了整个校园。两股势力明争暗斗，长此消彼，直至闹到难解难分的胶着状态。而这两股政治力量的叫板争雄，不但对西南联大的学潮再度兴起与寂灭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也为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血案埋下了伏笔。
据闻一多长孙闻黎明编撰的《闻一多年谱长编》记述，当昆明学生联合会决定于12月25日晚举办演讲会时，曾事先邀请过闻一多、吴晗等当时被看作激进派或称为“左派”的教授出席。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闻讯，派人指示闻吴二人：“为了扩大影响和个人安全，要适当减少公开出面，而在下面多做工作，要注意团结争取大多数，尽可能推动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这样对斗争有利”注云云。闻、吴听从了这个指示，当晚没有参加演讲（南按：唐纵日记列举名单中有闻一多）。但当云南大学迫于压力不借给会堂，演讲会即将无果而终时，闻一多力主改在联大操场进行，并最终促成了此事。
时与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一派教授联系的神秘人物，是一位叫洪德铭的西南联合大学二年级学生。此人乃湖南临澧县人，早年加入共产党并出任过新四军某团政治处副主任，蒋介石下令摧毁新四军大本营的皖南事变发生时，洪氏因重伤被俘，后成功脱险。1944年，洪考入西南联大，创建民主青年同盟，为西南联大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受中共南方局昆明方面的负责人华岗和地下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后来中共在联大成立了党总支和下属两个支部，由袁永熙出任总支书记（南按：1947年，袁与陈布雷之女陈琏结婚），洪德铭、马识途分别出任支部书记，暗中发展学生，反对国民党在校内的统治。闻一多、吴晗等一派教授在政治方面主动向中共靠拢，并无条件地听从袁、洪等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学生的直接指挥调遣。据洪德铭回忆：“惨案当天晚上深夜，我把工作安排好后，到吴晗、闻一多处碰头，三人一见面就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地哽咽起来。接着在一起交换情况，商量工作。闻、吴先生说教授会的工作、民盟的配合、文化教育界的发动，由他二人负责，每天他二人向我介绍情况。民青、罢联有什么意见要求，可以委托他二人办理（南按：按中共指示，洪还负责分管罢联工作）。我按照党的指示，把我们如何扩大、坚持斗争的部署向他二人作了汇报，他二人表示完全同意，全力支持。闻先生还说：‘大事不先和民青商量，决不随便向外表态。’”注
与闻一多等人针锋相对的派系，是以联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为首的国民党右翼集团骨干分子。尽管姚氏面貌长相似一河南农民老粗，却如傅斯年所说“外似忠厚，实多忌猜”，同时更有陈寅恪指斥“愚而诈”的特性。就是这样一位貌不惊人、土了吧唧的人物，可能受幼年所在地理环境影响熏陶，像他的很多同乡一样对政治和政客生活颇感兴趣，并竭尽投机钻营之能事。1940年，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的“只有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我真不能忍耐，即与之绝交”等注，指的就是此人。尽管傅对姚的所作所为很不感冒，但姚还是得意洋洋地干了下去，将青年团办得有声有色，很受国民党省党部及上层的重视。初涉政治的姚从吾见办团已有所斩获，又开始热火朝天地负责组建西南联大国民党党部，在政治上大有冲出联大扶摇直上之势。
当11月27日学潮爆发后，姚就开始以西南联大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总负责人的名义，致快件向教育部长朱家骅汇报昆明学潮发生情况和他所采取的对策。内中说，“据团中同志言：中立派签名者至廿七日已有八九百人”。注按姚当时的观察分析，只要不再发生过分刺激学生的情况，事情仍有可为。因此颇有点远见地认为：“应与辞修（南按即陈诚）部长即电关、邱诸同志与王政（南按：即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同志及大学团部负责人切实联系，将‘结束罢课’与‘防遏反动’分开，以政治为主，军队弹压为副，万勿随意行动。随意刺激群众，无益实际，徒增困难。简言之，不妨及治安者，军人切勿干涉。”又说“联大事除与学校负责人接触指示之外，应再专函周枚荪（南按：周炳琳）、张奚若，请二先生贡献意见，协同处理。因枚荪实具有若干镇压能力，张先生尚得学生信仰。至于端升，坏事有余，易受利用。又CP（南按：共产党英文缩写）为孤注一掷计，自必竭力捣乱，此次压下去或即可永久相安也。”注
令姚从吾大失所望的是，地方军政大员并没有按他这位自号南阳诸葛孔明的“深谋远虑”行事，他提出的警告可能还没有到达朱家骅手中，惨案不期而至，这一切不能不使姚等联大党团人员备感沮丧与不满。尽管如此，姚从吾还是从维护当局利益出发，竭力阻止学潮蔓延扩大。从事件发生前后他给朱家骅等人的一系列信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姚的政治倾向和当时大学内部国民党组织应对态度的脉络。
与姚氏的举措相反的是，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闻一多等人却要使罢课斗争扩大和持续下去。于是，在12月2日由叶企孙主持的教授会上，闻一多不但赞成学生罢课，还力主全体教授罢教，以声援学生的示威游行。这一提议受到了姚从吾等人的强烈抵制，最后以“罢教问题延缓讨论”进行了否决。此举令闻一多大为不快，双方都窝着一股心火，并在背后积蓄力量，准备再战。
在4日召开的教授会上，闻一多、潘光旦、吴晗等人旧事重提，力主全体联大教授以罢课声援学潮，给当局施加压力。此举同样遭到了以姚从吾为首的国民党籍部分教授的强力阻击。就当时的情况而言，由于教授们所处环境关系，绝大多数人明显地既不赞成蒋介石不问青红皂白的严厉处置措施，更不赞同李宗黄、关麟征等人所采取的暴力行动。他们认为学校可以暂时停课，但不能按闻一多等人的意见宣布罢教，理由是大学毕竟是大学，是做学问和传播、发展学问的地方，不是古罗马斗兽场，也不是党派政治争斗的风水宝地与战略据点或什么所谓“堡垒”。经过长达6小时的唇枪舌剑，双方不分胜负，讨论仍无结果。
闻一多（左三）等人举行悼念亡者活动
联大国民党籍教授为数众多，但在对待学潮处置上又有明显分歧。一派是强烈反共分子，故认定学潮的发生是中共暗中挑拨或煽动的结果，主张分化学生，孤立“另类”分子，使其无机可乘。另一派总体上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因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故对学生抱以一定的同情，相信学潮发生根源在于地方当局专横与野蛮，中共掺杂其间捣乱鼓动，亦不过乘机利用而已，因而不主张用激烈的方式与当局对抗。鉴于各大小派系互不相让和自以为是的强硬态度，最后由会议主席叶企孙提议，以投票方式决定胜负。结果是当日入会者共82人，赞成停课者61票，主张罢教者仅19票。最后会议形成的决议是：自即日起本校停课七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措施表示抗议。
这一决议，意味着闻一多等人在罢教问题上连战连败，而姚从吾等人总算有惊无险，最后取得了胜利。对此，姚氏沾沾自喜，其兴奋之情从他于当月11日给正在北平办理北大复员事务的联大教育系主任、国民党三青团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主任陈雪屏，以及联大总务长、历史系教授郑天挺的信中可以得见。信曰：
雪屏
毅生
兄：
就在姚从吾写这封信的时候，国内外政治形势又发生新的转折，西南联大学潮由国内事务渐渐演化成世界瞩目的热点并危及美国对华政策。
11月27日，美国白宫宣布前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继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并将以杜鲁门总统特使地位赴华，领大使衔，借此执行特别任务。这个任命意味着此前调处国共冲突不利的赫尔利将要灰头土脸地屎壳郞搬家——滚蛋，由素以强势手腕著称的老将马歇尔亲自出马赴中国斡旋，以此完成白宫寄望的“国共团结”大任。赫尔利与马歇尔的颠倒沉浮，使中国的政治情势变得更加严重和扑朔迷离。自感在国共调处中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的赫尔利，认为在美国驻华使馆的五位外交人员——艾其森、谢伟恩、戴维斯、傅瑞门、林华德，或明或暗地支持中共反抗中央政府蒋主席，从而坏了他的对华施政方针——罗斯福政策（南按：赫尔利曾于12月7日在美参议会报告中公开责备此五人）。但这五人的辩解和舆论的报道是，他们同情共产党而厌恶国民政府，但所厌恶的是内政和人事腐败，并不是蒋介石本人。
面对美国政坛吵吵闹闹与中外媒体对国民党内政与腐败的指责，国民党高层一边忙于应付掩饰，一面准备各种指责中共的说辞，力谋改善外界对政府和官吏的看法。想不到在这个关键时刻，平地响手雷，昆明惨案爆发，进一步恶化了国民党在国际上已极其糟糕的形象。蒋介石闻讯自是大为懊恼，急图迅速灭火，以平息国内外舆论和批评指责之声。但是，昆明各校学生和教师并不接受云南当局的解释和处置，成立了“昆明各校联合罢课委员会”，发表了《罢课宣言》以“严惩凶手，撤办惨案主使人”与当局抗争。面对血淋淋的四具尸体、一条腿和汹汹舆论，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被迫收手，不敢进一步采取暴力行动。学生们不仅继续罢课，而且拥上街头进行抗议宣传活动，并与全国各地高校遥相呼应，声势越来越大。在重庆的蒋介石把教育部长朱家骅找来，狠狠地骂了一顿“娘希匹”之类的咒语，令其立即设法平息事端，否则严惩不贷。朱家骅多年从事教育，他本人就是由教授起家的政客，且在从政后一直与教授们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对学校内情自是比蒋介石了解得清楚。因此，惨案一发生，他就相信，共产党的作用尚在其次，地方当局过激反应是关键，此事就坏在地方军政大员手中。因了这样的事实，朱家骅深知此事处理绝非易事，但又不能回避，颇有两姑之间难做妇的意味。受命后，朱急忙找到在重庆正准备赴北平处理北大事务的傅斯年，令其速乘机赶赴昆明进行调处，以平息汹涌狂涨的学潮。同时拍发电报至北平，催促正在接收清华校产的梅贻琦速返重庆面授机宜。傅斯年得令亦觉事关重大，不敢怠慢，于12月4日下午乘机抵达昆明。
学潮汹涌中的傅斯年
傅斯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喘着粗气踏进西南联大大门后的情形，学校“罢联”内部简报以答问的形式在题为《关于“一二·一”惨案的谈话》中说道：
很明显，傅斯年是挟政府之命，以学校负责人的身份带着平息事态的重任飞抵昆明的。行前，朱家骅专门请示过蒋介石，蒋认为傅斯年是合适的人选，也会在政府与联大师生之间周旋，并不至于和其他政客一样引起知识分子的反感。傅斯年对事件经过稍做了解，便以他的精明和以往处理学潮的经验，认为必须坚持将学生复课与惩凶事项分别办理，只有如此，方有处置的可能，这个想法与朱家骅不谋而合。第二天，朱家骅自重庆拍发密电告诉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和姚从吾，说“学潮若不早息，影响所及实匪浅解”，同时认为“一俟事实明了，凶必严惩，弟可保证”。但又站在政府立场上，竭力主张“复课与惩凶似应分别办理，至复课至关重要”，要求傅斯年等“全力协助，约同其他至友，劝导学生早日上课，最好能俟复课后再来较妥，否则罢课久延或将波及他处，致难收拾”。注
1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以《昆明学生流血惨案》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云南当局“一面在昆明动手，一面在重庆的官办报纸上已登着皇皇大文，硬指反对内战的教授和学生都是共产党所煽动，来作为把他们当做‘匪徒’，用美国机关枪来对付的理由。像这样的周密布置和舆论配合，那是段祺瑞和宋哲元万万及不上的”。与此同时，全国其他报刊相继刊发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昆明惨案成为重庆大街小巷议论的热门话题。
当各种说辞传到蒋介石耳中时，蒋明显有些不耐烦起来。据唐纵日记12月6日载：“美国务卿贝尔纳斯致函安德逊阐明美国在华政策，主张建立一‘强大团结民主之中国’，设法协助中国完成国内之团结与稳定，基于机会均等及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循正当合法之途径努力。由此可知马歇尔上将使华，其任务在调查苏联在远东之势力与动态，并将相当修改赫尔利对华之态度，而用各种方法与力量以促成中国之团结与民主运动。”又记：“主座两次电话询问昆明学潮情形。主座致卢主席电，谓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注
这则日记透出的信息是，蒋介石的焦急与焦虑不安，与国际大环境有着密切关联，他极不愿因为昆明的血案而在国际政治旋涡中陷于被动。但事实上，眼见昆明学潮有蔓延全国之势，蒋所谓解散学校、集训学生，也只是一时气极的疯话罢了，诚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分析蒋介石的性格和处世手段：“当历史已在他蒋介石眼前和手下高速地展开，他无从采取通常合乎情理的方法对付。于是他以直觉作判断，先以道义为手段，不及则杂之以权宜，多时仁厚，偶尔心狠。被逼不得已则以宗教哲学思想和御己的纪律坚持下去。”注
蒋在处理此次学潮的一系列做法，正应了黄仁宇对其性格的判断和归纳。蒋采取的措施仍是加紧安抚学生，如下令批准立即枪决陈奇达、刘友治以表当局态度。这一做法在得不到学生和舆论认可的情形下，蒋介石开始“杂之以权宜”，下令关麟征停职，着其立即赴渝报告。
关麟征预感大事不妙，为顾全脸面，于12月7日，向重庆拍发电报自请处分。电云：
蒋委员长：
职关麟征叩注
残酷的现实与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以及傅斯年等人的态度，促使蒋介石不得不做出让步。决定将关麟征“明令停职，听候处分”，由青年军编练总监霍揆彰中将接替其职。注同时撇开李宗黄，正式授权由卢汉出面主持惨案的调查和善后事宜。
12月8日，昆明《中央日报》刊登了关麟征的自请处分电文，同时发表了蒋介石于7日草就的《告昆明教育界书》。书云：“昆市发生学潮，学生课业中辍，已逾旬日，妨害青年学业，贻误建国前途，兴念及此，痛心无已！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惨重。今胜利甫告实现，复兴时机不可复得，正宜同德同心，积极黾勉，进行建国之工作，乃讹言流传，波及学府，演成如此不幸之事件，此真所谓仇者所快而亲者所痛也。……中正爱护青年，不啻自身之子弟，更不忍我纯洁之青年学生，有自误误国之举动……”
在说了一通冠冕堂皇的话之后，蒋氏笔锋一转，态度颇为强硬且暗含杀机地继续说道：“中正维护教育，保持纪纲，皆属责无旁贷。对于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理，决不有所偏袒，亦不有所姑息。唯我各校教职员对于学校对于国家亦均负有神圣之责任，应导学生于正轨，为社会做表率，切不可任令罢课风潮再有迁延，造成学校与社会无政府无秩序之状态，以贻国家之-羞-。目前一切问题必以恢复课业为前提，以正常手续为解决，否则政府纵如何爱护青年，亦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切望我各校当局与教职员诸君，深体此意，对全体学生剀切劝导，务令即日上课，恢复常态，勿负余谆切之期望，至深企盼！”最后署名是：蒋中正手启。注
深知蒋介石脾气的朱家骅，已从这封公开书中嗅出了软中带硬，且真有解散学校的意味。朱氏深恐学潮扩大会迫使蒋出此下策，故一面请示蒋介石，允派教育部次长朱经农急飞昆明，会同各方处理死伤学生的善后问题，一面向傅斯年等拍发急电，强调：“主席七日文告，对昆市不幸事件指示公平处理，政府已负责处理，我昆市各校即应恢复常态克日复课。务请诸兄会同各校教授同人对吾青年学子剀切劝勉，应以学业学校为重，而更应以教育前途及国家荣誉为重。吾人职责贵在善后，一切有利善后之意见及办法，政府无不采纳，然一切有违善后及有碍教育事业之举动，自应摈除。”注
朱经农飞抵昆明后，转交了一封蒋介石致傅斯年亲笔信，曰：
孟真先生：
蒋介石给傅斯年的亲笔信（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傅档”）
信中所说的“另寄各校教员一书”，即指报纸公开发表的蒋介石《告昆明教育界书》。想来蒋介石怕傅斯年感到突然，以及产生当局对自己处理此次事件不信任的误会，特写此函以示慰抚。而信的内容显然比报上的言辞要温和得多，这应是蒋在盛怒平息后“以宗教哲学思想和御己”的策略纠结而成。
傅斯年详细研究揣摩了蒋介石的心理，觉得事尚可为，而通过在昆明城几天的内查外调，与师生数度座谈，对惨案经过与师生的愤怒心情也了然于心。根据昆明各方面的形势，傅氏深感惩凶一事必须抓紧，否则夜长梦多，更难收拾。而所谓惩凶并非弄一两个兵差小卒就可以蒙混过关了事，必须惩治真正的主凶、大凶如李、关、邱等军政大员，否则事情不会轻易了结。关麟征辞职后，昆明学界的矛头又转向了李宗黄，并响起了去李倒李的呼声。鉴于此情，12月8日，傅斯年给朱家骅、陈布雷拍发密电，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此事既由李宗黄、邱清泉等弄糟到此地步，又将关总司令拖入。手榴弹案之内幕，此间各地人士所详知，包括美国外交记者在内，到处喧腾，只有政府先占着地步，然后大多数之教授观念可改。今关总司令既赴渝，李邱二人可否暂时调开？果能如此，教授可发挥甚大之力量，复课有十九把握。纵不能立即复课，教授必对坚持罢课之员生予以道义制裁，下一步无论如何易于办理。再李宗黄至今仍坚持此次学潮由政府派卢汉来而起，对卢汉及云南多数人士猛烈攻击，此公如不暂离昆明，不特学潮无法结束，即大局亦不了。”注
朱家骅把傅斯年密电呈报蒋介石，蒋接连要求朱转告傅斯年速劝学生复课，恢复秩序，压根不提去李、邱之事。而这个时候的李宗黄又不识或不愿顾及主子的苦衷，在昆明依然指手画脚，态度倨傲，坚不请辞。同时四处放风，把学潮的责任说成是卢汉就任省主席之职和共产党暗中煽动的结果。碍于自己此前曾向李许下宏愿，蒋介石只好对李的所作所为听而不闻，咬紧牙关，艰难地支撑着地陷一样从四周集来的巨大压力，坚持不为此事给李任何处罚。蒋一面继续暗中请傅斯年等人向昆明学界疏通解释，要学生们先行复课，再容逐步解决李宗黄问题；一面发狠威胁，宣称学生若再不复课，将采取最后严厉之处置，一律开除学籍。
此时，处于第一线前沿阵地，夹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傅斯年，由一只“稀有的蟋蟀”（罗家伦语）变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血压呼呼上蹿。但身在其位，又不能抗命不遵，必须随着风箱中那个鸡毛活塞-来回抽动而急速地两头蹿奔，否则就有被挤压而死的可能。当他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气喘如牛地在各校教授和学生会代表间反复奔忙周旋一阵子后，得到的结论仍是李若不去，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皆为徒劳。为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希望，傅氏经过一番思考，只好暂取“缓兵之计”，以时间换空间，等待柳暗花明的时机。
12月8日，卢汉约集各校教授谈话。9日再约集各校学生代表谈话，表示惩凶、抚恤伤亡学生，赔偿损失，条件是学生们须先行复课，学生一方略表满意。但当学生代表们回校叙及谈话情形后，却遭到另一派学生的强烈反对，对方认为学生代表软弱无能，不应该接受复课，主张改组罢课委员会，并提出了罢免李宗黄，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
12月9日晚，傅斯年向蒋介石再次拍发密电，颇有和稀泥意味地称道：“今日劝导四校学生会代表，彼等已允接受钧座劝谕，早日复课。但时期及丧葬事，明晨由斯年再与彼等细谈。”注同日，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媒体报道了昆明惨案情形，并尖锐抨击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引起了较大的国际反响。
为给傅斯年以援手，同时达到向“罢联”施压，逼其就范的目的，12月10日，昆明《中央日报》发表云南省主席卢汉《告各校同学书》。第一句话就是：“汉不幸，就职之日，即昆明学潮酿成惨案之时。”接着，看似自责，实则在抽李宗黄耳光地说道：“消弭无由，防护无方，虽为时甚暂，诸君谅我，然职责所在，我岂能无愧于心？谁无父母？谁无子女？使我之子女为惨案中之牺牲者，痛心何如？今日之官吏，即昔日之学生。易地而居，愤慨何如？”
当抽完了李宗黄耳光，又巧妙地撇清了自己的责任，落得个一身干净后，卢氏立即板起党国大员的面孔，软硬兼施，劝学生复课，并暗含讥讽地说道：“我蒋主席爱护诸君，有如子弟，昨命汉转致各大学校长一书，披诸报端，谅在见闻，谆谆以上课恢复常态相期望，并谓学生一言一动，应为社会之模范，亦系国家之命脉，必须明辨是非，认清职责，重视课业，遵守纪纲，勿自误误国，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又昭示对于此次事件，必当根据是非与法纪，作公平负责之处置。三读主席手书，仁爱之怀，溢于言表，此真慈母严父，备于一身。蒋主席为中华民国之元首，汉认为每一中华民国之官吏及国民，均有接受服从其命令之义务。”
卢汉暗示自己作为地方长官对罢课不能“袖手不问”，在一定时候可能采取断然措施。最后又说：“忆自抗战，于兹八年，诸君或转徙入滇，或负笈晋省，共甘苦者有日矣。汉今日为地方之长官，昔日固诸君之朋友，今各校行将复员，惜别伊尔，为己为国，愿诸君采纳此一忠告！”
最后几句，看似缠-绵动情，实则暗含更大的玄机秘诀，即有意透露如不复课，当局将解散联大的口风，以警告学生，挟制在学潮处理问题上趋于中间派的大多数教授，促使其为了自身利益转向政府一边。
出乎意料的是，卢汉文告的发表，不但没有达到平息学潮的目的，相反却激起了昆明教育界对李宗黄新一轮的仇恨，“谁无父母？谁无子女？使我之子女为惨案中之牺牲者，痛心何如？今日之官吏，即昔日之学生”。这字字血、声声泪的述说，无不痛扎着师生的心，激发着对李的憎恨之情。按照卢汉的话推演，那便是：你李宗黄也有父母，也有子女，也是从学生时代度过的。如今做了党国大员，不为国家人民福祉谋利，竟丧心病狂地拿起屠刀砍向无辜的学生。天理何在？道义何在？国法何在？李若不被严惩，何以对天下父母儿女？面对当局对李的庇护，深受刺激的学生们更趋激烈地以去李相要挟，并立下宏心大愿，如果李宗黄不去，决不复课。同时一并提出了另外几条要求，令当局回复。
坐落在昆明翠湖不远处的卢汉公馆（作者摄）
有研究者认为，卢汉发表此文，真正的目的就在于刺激学生，煽动仇恨，借学生之力向重庆最高当局施压，以扳倒李宗黄，拔去这枚眼中钉。此说当然有其道理，但如果既扫荡了李宗黄，又平息了学潮，则是卢汉最愿看到的结果。只是学潮未能平息，去李之声却高涨起来。面对此局，12月11日，昆明《中央日报》转发一条中央社讯：
显然，这是重庆方面最高当局欲保李、邱而采取的政治策略，既然身负治安之责的关总司令都认为惨案与他人无关，并愿“以一身当之”，要杀要砍要腰斩，或抽筋剥皮暴尸都愿一人承担，对于李、邱等人又何必非抓住小辫不放，欲扳倒在地或铲除扫荡之而后快？
在昆明的傅斯年看到这条消息，比一般的师生更能领会重庆方面的意图。不过，他的领会并不透彻，仅限于表面以平息学潮为大局的现象，至于更深层的内因则没有去想，或根本无法想到。既然有了关麟征“一身当之”的公告，傅斯年也只好按这个意图再度向学生施压，力图劝说学生代表降低要求，早日复课。但双方在讨价还价时均火气甚大，傅斯年以“五四”学生运动领袖、老前辈的派头自居，感情用事多于理性。但此时“罢联”的代表也正处于情绪激动中，不把这个陌生的、脸上沁着汗水、喘着粗气的大块头常委放在眼里，更不买其当年任五四运动北京学生总指挥的旧账。在联大学生代表们看来，傅斯年当年那一页辉煌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今非昔比，新的历史使命与辉煌需要新一代年轻人来承担和创造。于是，双方在争执中发生了意见冲突，傅斯年暴跳如雷，差点蹿上去以自己的“体积乘速度”和学生代表来一番对打，幸亏被人拉住方罢，最后的结局当然是不欢而散。事后，傅斯年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老妖怪李宗黄所致，盛怒难消中，于11日给朱家骅拍发一封急电，再一次强调“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因为“彼实为主谋主使，去彼则政府占着地步，罔仅受李之愚而已”。注
但是，傅斯年显然低估了李宗黄多年的政客生涯在国民党内部形成的影响力，更不清楚此前蒋介石与李氏在云南人事上的密谋以及蒋对李的许愿。1945年10月5日，唐纵在日记中记载：“现云南省政府改组业已完毕，均系主席个人独运匠心，外人鲜有知者。”注所谓“鲜有知者”，并不是没有一个外人知晓，但傅斯年肯定是不知其堂奥之妙的。而已跻身于国民党中枢，身为党国大员的朱家骅，在政治舞台的搏杀中，显然比傅看得更远更透，并深知各种政治势力合纵连横、钩心斗角的秘诀要领。此时他虽未必了解蒋与李之间的幕后交易，但显然从蒋宁肯撤换黄埔一期的嫡系爱将关麟征，也不肯动李宗黄一根毫毛，且还要关总司令公开声明“一身当之”的强硬态度这一点，已领悟到其中必有私密和隐情。因而朱以多年官场历练出的政治敏感和判断力，于当日回电，明确告知傅斯年说：“李事一时尚难办到，因此延长必生枝节，务请先行上课，恢复常态，一切俟兄返渝面报主座后似无甚问题。”但“务盼劝导学生即日复课，否则后果莫测，弟亦难负责矣”。注
傅斯年接电后陷入了极大痛苦与郁闷，他不能理解蒋的嫡系、堂堂警备总司令、军权在握的关麟征可轻易解决，而一个党棍恶徒李宗黄为何就不能调离昆明？其中到底有何隐情？李宗黄不走，不仅自己说不服学生，就连教授方面也难有说辞。这一点，朱经农抵昆明的次日就曾明显地注意到了。他在给朱家骅的电报中说：此次学潮“不仅为教育界问题，亦不仅为共产党（问题），更有其他方面夹杂在内”，解决起来相当困难。而“目前最大问题即为学生‘抬棺游行’。原拟明日举行，经孟真设法，已允改至十四日游行。有无变化，尚不敢说。倘得五天犹豫时间，或可设法将其打消，否则亦当极力避免冲突。此点党政军方面已均同意”。注因了这样的情形，傅斯年越发感到事态严重，心中焦虑不安，血压自然也随之狂涨猛蹿。
12日，激愤之情有些平息的学生会代表出于对师长的尊重，主动向傅斯年就昨日双方的不愉快道歉，但又明言几项要求不能改变。既然学生有此强硬姿态，而李宗黄又不能去，傅斯年再度陷入两块巨大夹板之中而无一丝出路的焦虑、失落与惶恐中。在反复权衡后，傅认为集中精力推倒李宗黄这块风刮不进、雨泼不透的铁板，是最为急需和关键的一招，否则皆无出路。主意打定，傅斯年狠下心来，于12日干脆发出一封经朱家骅转呈蒋介石的特急密电，电中先是对自己未能尽到复课之责表示“负罪极深”，接着明确、强硬地指出：“教授对李宗黄极度愤恨”，注希望蒋速下去李之决心。据朱家骅档案显示，傅斯年的这封电报，当天便由朱转给了蒋介石，但蒋仍犹豫不决。
⑩钱端升，因在公开讲演中对蒋介石不称“领袖”，而直呼“先生”，且敢直言批评，几乎已经被关麟征等视同为共产党。（张奚若《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载《学生报》创刊号，1946年1月19日）在党内同人及校内同事姚从吾等人的眼里，他虽仍被看作国民党员，却是那种“坏事有余，易受利用”，“表现得最糟”的“国民党左翼”。而像钱氏这样的国民党人在惨案后一面同情学生，一面还在尽力为当局与政府分忧，且明确表示与闻一多等左派教授持不同意见，其他国民党籍教授此时内心的焦虑与从思想深处倾向于政府与当局一边，亦可想而知。
另，惨案发生时，联大教授华罗庚正在重庆，返回昆明前，朱家骅特地关照要其代为了解实际情况并积极协助校方和地方当局平息学潮。华回到昆明后因感冒卧床数日，自12月8日起在校内奔走两天，基本上弄清了事情原委。他在给朱家骅的报告中，除详细说明了学潮发生的整个过程，显然对地方当局这种做法不满。华明确表示无论如何也不理解，25日晚一场时事讨论会何以竟会被当局认定是“赤匪”捣乱，竟至动用军队并开枪震慑？信中说：当晚5位上台讲演者，除潘大逵教授他不认得，装成老百姓的那个昆明市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没见过以外，“我敢保证钱、伍、费三位都绝不是‘赤匪’”。不仅如此，尤其让他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当局在调动如此之多的打手冲进校园殴打赤手空拳的学生和教师时，其中并没有确定哪一些是“赤匪”，只是稀里糊涂地一场盲打混战。相反，被杀被殴者多人还是国民党员，有的还是他亲自推荐并请朱家骅介绍入党的。对此，华激愤地表示：“此次事变当局处置似甚失当，死者四人，而吾党党员占其半数，马大猷（南按：被打伤之教授）兄，即二年前请书我公介绍入党者。此‘一击’之效或优于晚三年来为吾党之宣传也，甚使志士心灰意懒也。”（《华罗庚致朱家骅先生函》[1945年12月11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华罗庚在报告中同时提到了于再与潘琰两位死者的身份，与后来所说二人均为中共党员的情况不尽相同：“于再，浙江杭州人，二十四岁，乡村建设学院毕业，国民党党员，南菁中学音乐教员，独子，未婚。”“潘琰（女），江苏徐州人，廿八岁，曾随第十一集团军参加军队，徐州突围（亦国民党党员）。”1981年与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就于潘二人党籍问题曾形成过相关文件，如1981年2月9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潘琰同志党籍问题的意见》中称：潘琰，女，一九一四年生，江苏徐州人。一九三九年在湖北省立建始女师入党（入党介绍人已无法找到）。一九四〇年夏，中共建始县委鉴于形势恶劣，把党员全部疏散隐蔽，潘琰离开建始，经恩施到重庆，考入农本局纺织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先到四川乐至县，后到重庆福生渝庄工作。一九四四年秋考入西南联大学习，由于形势恶劣，当时组织决定，转移地区不转关系。潘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党的关系没有转到云南省工委。直到她牺牲三十余年来，很多同志不知道她曾经是共产党员。最近，中央团校青运史研究室在收集“一二·一”运动史料的过程中，对四烈士之一潘琰同志的党籍问题，进行了调查。……根据以上几位同志的证明，确认潘琰同志是中共党员，其党龄从一九三九年上半年算起。1984年7月12日，《中央组织部关于确认于再同志为中共党员的决定》中称：
于再，原名于镇华，男，一九二一年生，浙江省余杭县人。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四川奉节县经蔡去非同志介绍入党，预备期一个月，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按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于再同志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到一九四四年冬，都在我党领导下工作，表现一直很好，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唯一九四四年冬，离重庆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度，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昆明牺牲，这期间虽无党的组织关系，但烈士在“一二·一”运动中为革命英勇献身的行为，已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因此，于再同志的这段党籍应予承认。根据上述同志的证明和“一二·一”运动中的表现，确认于再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其党龄从一九三九年一月算起。（《一二·一运动》）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形成以上两份文件时，朱家骅档案仍封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未解密，大陆方面的有关人士不可能看到此档和华罗庚的这份报告。朱档于20世纪90年代解密后，华的报告才浮出-水面，于潘二人为国民党员的记载才为大陆人士所知。但真理只有一个，关于这一牾问题，至少存在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华罗庚的报告是错误的；第二，中共组织部门所采取的其他部门的调查有疏漏；第三，两人皆有双重党籍，即既是共产党又是国民党，而国共双方皆不知其双重身份，故各自确认一方。但无论属哪种情形，凡关心这方面的研究者与党务工作者都无法绕开这一相互牾的情结，并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特别是对西南联大发生的“一二·一”运动真相的研究将有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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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载《中华文史资料库》，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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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载《中华文史资料库》，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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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增智《龙云在解放战争时期》，载《中华文史资料库》，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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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49年12月9日，卢汉率部起义的这一天，还有一个令世人备感兴趣的插曲，即卢汉捉放“张相国”事件。1949年11月，就在川南失守，国民党军队即将土崩瓦解之际，镇守云南的卢汉认清了形势，与时俱进，秘密与中共方面联系，准备易帜。卢的“投降主义”和暗中活动，国民党保密局已有察觉，曾在云南亲自监视卢汉一个多月的保密局长毛人凤，感到形势险恶，卢时刻有倒戈投诚的可能，因而向蒋介石建议及早撤换卢汉以绝后患。但素与卢汉友善、时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出于哥们义气与妇-人之仁，出面在蒋面前力保卢，认为卢对党国和领袖无比忠诚，不会扯旗造反，投向共产党。这有“华阳相国”之誉的张群，既是当时最受蒋介石信任之人，又是对西南地区军政方面较有影响的人物，蒋介石听从了张的意见，同时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既然“张相国”曾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说卢不会造反，便派张群组织了几位政府大员赴昆极力劝慰，对卢汉予以笼络。同时命中央军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驻守滇边，钳制云南，一旦卢汉有变，立即发兵围剿、歼灭之。想不到“张相国”此次却失算了。1949年12月9日晚10时，卢汉通电全国，举行起义。此前，卢以巧妙借口把李弥等国民党将领引入了预设的埋伏圈，通电的同时下令扣押了包括当天刚到昆明的张群在内的8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分别是：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二十六军第七师师长石补天、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保卫处处长沈醉。张群被扣押后，单独住在卢汉新公馆内。当夜，他采用古人常用的脱身之计，写信给卢，文情并茂地讲述了近几年来他顶住各种压力，在蒋和其他政府要员面前维护云南和卢汉本人声誉的深厚交情，表示自己今后不再过问政治，希望卢让他去香港侨居。卢汉见信后，派省政府委员杨文清去做张的工作，希望张群打消去香港的念头，干脆与自己一起行动，像当年水泊梁山好汉李逵所梦想宣称的一样，反出云南，杀向四川，夺了蒋的鸟位。张群道：“你们的造反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的所作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起拉杆子造反，更不能落井下石夺他的位子。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料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能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什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经过反复权衡，卢最后决定释放张群去香港。12月11日上午，卢汉把这位老朋友送上一架英国飞机直飞香港。张群抵港后，没过几日即转船去了台湾与蒋介石会合。据千家驹说，1950年，周总理在北京对他谈及卢汉义释张群一事时，很有些不高兴地说：“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做筹码与张学良交换。”想不到卢汉的哥们义气，让张群得以虎口逃脱，张学良却又被带往台湾监禁了几十年。真所谓人生不可知，天命不可测，张学良天命该当如此耶？1949年后，卢汉历任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等职。1974年5月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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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麟征十二月一日来联大新校舍情况》，王瑞元报告，载《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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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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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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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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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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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邱清泉（1902—1949），字雨庵。浙江永嘉人，1902年1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蒲洲乡中埠（现为龙湾区蒲州），原名青钱。1924年7月至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第二期工科。1925年参与东征，9月6日第二期毕业，28日参与第二次东征，任第一纵队第一师工兵队少尉排长兼任连党代表。1927年1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兵大队第一队上尉连长。1928年4月，任第九军第三师补充团第三营少校营长，驻南京栖霞山。1931年4月，升任第十师第五十九团上校团长，驻江西南昌。1933年11月，升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少将处长。1934年5月参加留德考试，名列九人中的第一名。7月前往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攻读，先至工兵专门学校接受半年入伍训练。1935年10月完成工兵学校专业训练，进入德国陆军大学。1937年5月毕业回国，并撰写留德报告，建议现代化国防军的建设。后出任教导总队参谋长，参与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南京城陷后被困，至次年2月化装逃出。1938年3月，任陆军第二〇〇师少将副师长。5月，兼任突击军第一纵队司令；10月，任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1940年5月任第五军副军长，9月，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参议。1943年1月任第五军军长。1948年9月22日，晋升陆军中将。10月，任第二兵团司令官。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与杜聿明一同在陈官庄突围，后被解放军冲散，在走投无路之际，决定自杀。邱面南背北，举手致礼，喊了一声“校长，来生再见！”而后举枪自戕，时年47岁。1月19日，国民政府追赠邱为陆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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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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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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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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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云南当局派军警特务以如此拙劣手法闯进校园任意打砸与伤人的做法，后人多不可解，以为是中共的片面宣传。只要深入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即可知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自有它内在的逻辑，并不是中共宣传的结果。按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的说法，抗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共两党争夺华北和东北的斗争演化成为公开的军事冲突，国民党内部敌视共产党的情绪日渐强烈。这种情绪日渐弥漫的结果，就形成了“前方打仗，后方打人”的奇特政治景象。在后方，即在国统区内共产党没有合法的身份，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因而也使得众多国民党人的敌情观念和政治嗅觉格外敏感。再加上蒋介石本人在这方面同样相当情绪化，其部属自然备受感染。凡是与中央唱反调而与共产党同音调者，难免都会被看成是共产党或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因为这些人没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号，且每一发动即人多势众，不便由政府出面轻易捕杀，就出现了由基层党团员出面，以群殴或打砸的方式来吓阻和惩治对手的所谓“忠党行动”。也因为大凡唱反调者多是些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而负责吓阻惩治的一方对群殴和打砸则做了充分准备，人人要表现对党的忠诚，且不达目的不罢休，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次又一次流血事件甚至惨案发生。对于“一二·一”惨案，杨奎松的解释是：按说军人的狂热理应更容易受到纪律的约束，但实际上，由于军人执行命令更为机械，领队的军官不像地方党团人员的领导者会有所顾忌，因此军人所造成的伤害丝毫不比党团人员差。从目击者和受害学生的证言中，可以看出军人打起人来更加凶狠却很少受到领队者的制止。不过，相比较而言，军人执行命令的心理似乎要更明显一些。一位军官30日就曾明确告诉上街的学生说：“我们是奉了命令的，命令我们怎样，我们就怎样。”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攻打校园时，有人被学生捉住时，也就很容易把责任推到长官的身上去。当时一位叫崔俊杰的军人在被学生捉到后，很快供认了自己的军人身份和受大队长之命行事的情况。以此来看几天后被捕的投弹疑犯以杀人罪被起诉，却在法庭上不仅毫无愧疚和自责，反而慷慨激昂，指责学生挑衅，且大包大揽，自称失业军人，行动与部队无关，扬言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平时恨共产党，故出面报复”等，就明显的不合常理。注意到此后不久的南京下关惨案和李公朴、闻一多被杀案，国民党当局的处理手法几乎如出一辙，都是在肯定其“忠党行动”的同时，要求“将行动有关人员拘捕，挺胸做烈士”，不能不使人怀疑，“一二·一”惨案就是开其端者。鉴于后来李闻案中两杀人主犯，即同为军人的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审时也是慷慨陈词，故做忠烈状。随后即被秘密转移隐藏起来，而有由当局另外从监狱中提了两个死刑犯冒名顶死的事实。“一二·一”惨案投掷手榴弹杀人犯陈奇达、刘友治二人是否真的被处死，做了“烈士”，也还是让人生疑的。（杨奎松《战后初期国民党人反共心态素描》）据已公开的资料显示，陈奇达与刘友治是两个代人受过的替死鬼，二鬼于1945年12月11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杨奎松没有怀疑陈、刘二人是与本案无任何关联的替死鬼，却怀疑二鬼之死的真伪，似有点舍本逐末的意味了。既然是替死鬼，就说明此前军方高层是花了大价钱买通了的，二鬼明知必死，因而在庭上呈慷慨激昂状，按事前约定表演一番自属正常。表演结束后，二鬼被砍头也属正常的，谁还乐意留两个活口等着他们向世人说出真相？至于那位最值得怀疑的当时被指为“共党分子”姜凯的处理结果，则没有什么可“存疑”之处，此事显属编造。陈刘二犯被枪杀后，卢汉曾以省主席的名义函请云南警备司令部发出通缉令，缉拿“共党要犯姜凯归案”。深知内情的警备司令部怕再落入圈套，惹火烧身，索性以“由陈奇达只供出有姜凯者，与其约会数次，均在公共处所，并未告其籍贯、年龄、住址，当时口供内亦未回明姜凯之相貌身长，无法抄送，仍请查照”为名，将原件退还。（《云南省警备司令部军法处致省政府函》[1945年12月12日]，载《一二·一运动》）对警备司令部这一做法，同样深知内中奥秘的云南省政府当然不便继续质询，蒙骗世人的过场走过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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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61页（注①），唐纵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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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朱自清日记》，转引《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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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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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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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侯菊坤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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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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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存朱家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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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存朱家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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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载《一二·一运动》。姚从吾信中所涉人物与职务：①华炽，即郑华炽，联大物理系教授，联大国民党三青团负责人之一。②程陶，联大学生，三青团员。③一多，即闻一多；枚荪，即周炳琳；端升，即钱端升；奚若，即张奚若；芝生，即冯友兰；锡予，即汤用彤。④倪文亚，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长，惨案发生后，与教育部次长朱经农一起来昆调处。⑤蔡麟笔，联大学生，三青团员。⑥高云裳，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周绅，三青团云南支部秘书兼宣传股长。⑦总裁，指国民党总裁蒋介石。⑧西孟，即杨西孟；自昭，即贺麟；吴辰伯，即吴晗；裴笑衡，联大学生，三青团员；清常，即张清常。⑨分化方略。姚从吾指挥程、陶诸人，冒充中立同学，挑起修改宣言纠纷，妄图分裂联大学生，阴谋被揭穿而失败。（见《一二·一运动》414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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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原载1945年12月7日罢委会通讯，转引自《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傅斯年所说自己与关麟征是朋友的事实，后来披露的有关他此前的通信、言论中没有发现直接证据，倒是从梅贻琦日记中可找到一些线索。因为这一线索，亦可见出在“一二·一”惨案发生之前各自的心理状态。傅斯年在接替蒋梦麟出任西南联大常委和北京大学代校长后，曾于1945年10月21日抵达昆明与梅贻琦相见，并对联大做短暂视事。此时关麟征亦到昆明不久，尚未正式就职。据梅贻琦日记说，10月26日晚，驻昆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约梅贻琦等人吃饭，“席三桌，多为第五军将校。席间为惩治盗匪问题，关雨东有枭首及暴尸之主张，余等力劝之”。关雨东即关麟征，看来此人一到昆明就摆出一副赳赳武夫大杀大砍的架势，其间是否有项庄舞剑，故意导演给梅氏等学人观看，以达恫吓之目的，不得而知。但这番气势汹汹的言论，确也表明后来惨案的发生不是偶然的。10月27日，梅日记载：“下午四时约联大教授会各位茶叙，藉以欢迎傅孟真到校。傅有演词，述及迁移困难及可能之时间为春夏间。晚六时，李主席为欢宴S.O.S.将校（Col.Creasy, Col.Eisenshaft, Col.Harris, F.A.T.C.）之约，与孟真同往。孟真席次为执事者列在下级，余以为不当，即向李指出，后孟真又以字条向李抗议，李则一再道歉。客散时坚留谈话，乃与傅、熊又留半时。”这段记载说明，至少在此时傅斯年与李宗黄已在昆明见面并对学校的相关事宜有所涉及。10月28日，梅记道：“晚赴章矛尘之约，同座为傅、杨、樊、钱、周、汤，皆北大同人。食螃蟹，为汉口带来者，馀菜亦颇精美。食后谈及时局及学校将来问题，颇兴奋。盖倘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民主自由果将如何解释？学术自由又将如何保持？使人忧惶！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此时学校纷乱已生，梅对学校前途的忧虑溢于言表。11月1日，梅记述：“八点余以车往才盛巷接孟真往拓东体育场贺关雨东就警备总司令职……三点三刻与郁文往图书馆招待宾及校友茶会，共到约三四百人，茶点后余致欢迎词，然后请李代主席（伯英）讲话，五点半散。”从记载看，如此频繁的来往，傅所言与关、李等人是朋友，也算是一个依据吧。至于这个“朋友”在各自的心中是何等形象，也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还有鬼知了。11月5日，梅日记载：“晚六点余，应一多、家驷昆仲及叔伟、辰伯饭约于昆南宿舍潘家，他客只孟真、今甫，饮酒据报有九斤之多。饭后谈政局及校局问题颇久，至十二点始散。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日记》，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上所说的“家驷”即闻家驷，亦即闻一多的胞弟，时在西南联大任教。叔伟即曾昭抡，辰伯即吴晗。潘似指潘光旦。当时闻家兄弟与曾、吴、潘等人皆被视为另类的左派人士，民盟的大小头目。这是“一二·一”惨案发生前，梅贻琦、傅斯年与联大左派人士集中交往并论及政治前途的最后一次。傅的态度未予记述，其实亦可想象。而梅明确表示对共产主义“颇怀疑”，也就是说对闻一多、吴晗辈的思想观念与政治态度持反对意见。此时联大教授之间已形成了正统（亦称右派）与“另类”（亦称“左派”）两大阵容，只是梅处于特殊位置，不愿把自己摆在明显的一方，更不愿把闻一多等另类人士视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仍决定采取“兼容并包之态度”来处理同事关系与日常事务，“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梅的处理方式正是这一态度的反映和延续。两天后的11月7日，梅贻琦离开昆明抵重庆转赴北平，处理清华校产接收事宜。而傅斯年也离昆返渝，准备赴北平办理北大复员事务，就在这个空隙，“一二·一”惨案爆发，二人不得不中断原计划，奉命先后回到昆明进行“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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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5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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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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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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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关麟征致重庆蒋委员长电》（1945年11月2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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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霍揆彰（1901—1953），字嵩山，湖南酃县人。早年毕业于衡阳省立第三中学。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排长、连长、营长、团副。1928年任南京警卫司令部经理处处长，同年9月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二旅第六十四团团长，参加过中原大战。1930年底任第十一师独立旅旅长。1933年9月任第十四师师长。1934年秋，任第五十四军军长。1938年兼任田南要塞-指挥官，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6月任第二十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1940年10月任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1943年兼驻滇干训团教育长。1945年兼任青年军副总监、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后入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任青年军第六军军长、云南警备总司令。1946年因指使特务暗杀闻一多、李公朴而去职。1948年11月任第十六绥靖区司令官。1949年5月，任第十一兵团司令官、湘赣鄂边区绥靖总司令。同年秋赴台。1953年3月因脑出血病逝于台北，享年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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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一二·一运动史》，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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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12月9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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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蒋介石致傅斯年》，载《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王汎森、杜正胜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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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5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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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5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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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5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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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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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5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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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5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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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朱家骅致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姚从吾电》（1945年12月5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