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暑假期间，校方请求机动队出动。机动队捣毁壁垒，逮捕了里边所有的学生。当时，这种事在哪一所大学都概莫能外，并非什么独家奇闻。大学根本没有肢解。投入大量资本的大学不可能因为学生闹事就毁于一旦，况且把校园用壁垒封锁起来的一伙人也并非真心要肢解大学，他们只是想改变大学机构的主导权。对我来说，主导权改变与否完全无关痛痒，因此，学潮被镇压以后也毫无感慨。
我本来盼望校园九月份一举报废才好，不料到校一看，居然完好无损。图书馆的书没被掠夺，教授室未遭破坏，学生科的办公楼未被焚毁。我不禁为之愕然：那帮家伙到底干什么来着！罢课被制止后，在机动队的占领下开始复课。结果首先出席的竟是曾经雄居罢课领导高位的几张嘴脸，他们若无其事地走进教室，做笔记，叫到名字时也当即应声。咄咄怪事！因为罢课决议仍未失效，任何人也没有宣告罢课结束，不过是大学引进机动队捣毁了壁垒而已，在理论上罢课仍在继续。宣布罢课决议之时他们那般慷慨激昂，将反对派（或表示怀疑的）学生或骂得狗血淋头，或群起围攻不休。于是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何以前来教室而不继续罢课，他们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他们害怕因缺课过多而拿不到学分。此等人物居然也高喊什么肢解大学，想来令人喷饭。如此卑劣小人，惟有见风使舵投敌变节之能事。
我说木月，这世道可真是江河日下！这帮家伙一个不少地拿得大学学分，跨出校门，将不遗余力地构筑一个同样卑劣的社会。
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决定即使去上课，点名时也不回答。我也知道，这样做并无任何意义可言，但如果不这样做，心情就糟糕得不可收拾。然而这样一来，我在班里愈发孤立了。当点名我也不应时，教室里便出现了尴尬的气氛。谁也不跟我说话，我也不向任何人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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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第二周，我终于得出大学教育毫无意义的结论。于是，我打定主意，把上大学作为集训：训练自己对无聊的忍耐力。因为现在纵令退学，到社会上也无所事事。每天我都去学校听课、做笔记，剩下的时间到图书馆看书或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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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进入第二周后，敢死队仍未回来。这与其说是奇闻逸事，毋宁说是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就读的大学早已开学，而敢死队也绝对没旷过课。他的书桌和收音机上已薄薄地积了一层灰尘，搁物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塑料杯和牙膏，以及茶筒、杀虫剂等等。
敢死队不在的时间里，我便清扫房间。一来保持房间整洁已成了我习性的一部分，二来他既不在，任务就只能由我承担。我每天扫一次地，三天擦一次窗，一周晾一次被，并且等待着敢死队回来夸我几句：“渡、渡边君，怎么搞的？干净得很嘛！”
但他没有回来。一天我从学校回来时，他的行李不翼而飞，房门上的姓名卡片也被揭去，只剩下我自己的。我去管理主任室，打听他到底怎么回事。
“退宿舍了。”主任说，“那房间暂时你一个人住。”
我问究竟是何原因，主任缄口不答。这家伙纯属俗物：对别人什么也不告诉，只顾自己横加管理并从中找出一大堆乐趣。
房间墙壁上，冰山摄影仍贴了一些时日，随后我把它揭掉，代之以西蒙•莫里逊和迈尔斯•戴维斯两位歌手的照片。这回房间多少有点像我的了。我用打工积下的钱，买了一台小型立体声唱机，晚间一个人边喝酒边听音乐。虽然有时还想起敢死队，但毕竟觉得一个人生活自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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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十点，有“戏剧史Ⅱ”课，讲欧里庇得斯，十一点半结束。课后，我去距大学步行需十分钟的一家小饭店，吃了煎蛋和色拉。这家饭店偏离繁华街道，价格也比以学生为对象的小饭店贵一些，但安静清雅，而且煎蛋非常可口。店里干活的是一对沉默寡言的夫妇和三个打零工的女孩。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一个人吃着饭。这工夫里，进来一伙学生，四个人，两男两女，都打扮得干净利落。他们围着靠门口处的一张桌子坐定，打量菜谱，七嘴八舌商量了半天，才由一个人归纳好，告诉给打零工的女孩。
这时间里，我发现一个女孩不时地往我这边瞥一眼。她头发短得出格，戴一副深色太阳镜，身上是白棉布迷你连衣裙。因为对她的脸庞没有印象，我便只管闷头吃饭。不料过不一会儿，她竟轻盈地起身，朝我走来，并且一只手拄着桌角直呼我的名字：
“你是渡边君，没认错吧？”
我抬头重新端详对方的面孔，还是毫无印象。她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女孩，假如在某处见过，肯定马上记起。加之，知道我名字的人这大学里实在寥寥无几。
“坐一下可以么？或者有谁来这儿？”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摇头说：“没谁来，请。”
她叮叮咣咣拖过一把椅子，在我对面坐下，从太阳镜里盯着我，接着把视线落到我的盘子上。
“味道像是不错嘛，嗯？”
“是不错，蘑菇、煎蛋、青豌豆色拉。”
“唔，”她说，“下回我也来这个，今天已经定了别的了。”
“别的？”
“通心粉、奶汁烤菜。”
“通心粉、奶汁烤菜也不坏嘛。”我说，“不过，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来着？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欧里庇得斯。”她言词简洁，“《伊莱克特拉》。‘不，甚至神也不愿听不幸者的表白。’课不刚刚才上完吗？”
我仔细审视她的脸，她摘下太阳镜。我这才总算认出：是在“戏剧史Ⅱ”班上见过的一年级女孩。只是发型风云突变，无法辨认了。
“可你，直到放暑假前头发还到这地方吧？”我比量着肩部往下大约十厘米的位置。
“嗯。夏天烫发来着。可是烫得一塌糊涂，惨不忍睹，真的。气得我真想一死了之。简直太不成话！活活像个头上缠着裙带菜的淹死鬼。可又一想，死了还不如索性来个和尚头。凉快倒是凉快，喏。”说着，她用手心窸窸窣窣地抚摸着四五厘米长的短发。
“一点都不难看呀，真的。”我一边继续吃煎蛋一边说，“侧过脸看看可好？”
她侧过脸，五秒钟静止未动。
“呃，我倒觉得恰到好处。肯定是头形好的缘故，耳朵也显得好看。”我说，
“就是嘛，我也这样想，理成短发一看，心想这也满不错嘛，可就是没一个人这样说。什么像个小学生啦，什么劳动教养院啦，开口闭口就是这个。我说，男人干嘛就那么喜爱长头发呢？那和法西斯有什么两样，无聊透顶！为什么男人偏偏以为长头发女孩才有教养，才心地善良？头发长而又俗不可耐的女孩，我知道的不下二百五十个，真的。”
“我是喜欢你现在这样。”我说，而且并非说谎。长头发时的她，在我的印象中无非是个普普通通的可爱女孩。可现在坐在我面前的她，全身迸发出无限活力和蓬勃生机，简直就像刚刚迎着春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眸子宛如独立的生命体那样快活地转动不已，或笑或恼，或惊讶或气馁。我有好久没有目睹如此生动丰富的表情了，不禁出神地在她脸上注视了许久。
“真那样想的？”
我边吃色拉边点头。
她再次戴上太阳镜，从里边看着我的脸。
“我说，你该不是撒谎的人吧？”
“哦，可能的话，我还是要当一个诚实的人。”我说。
“唔——”
“为什么戴颜色这么深的太阳镜呢？”我问。
“头发一下变短，觉得什么保护层都没有了似的。就像赤身luo体地被扔到人堆里，心里慌得不行，所以才戴这太阳镜。”
“有道理。”我说，然后把最后一片煎蛋吞下去。她饶有兴味地定睛看着我将食物一扫而光。
“不过去可以么？”我指着和她同来的三个人那边。
“没关系，放心。饭菜来了过去也不迟。无所谓的。不过在这里不影响你吃饭？”
“影响什么，都吃完了。”我说。看样子她无意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便要了一份饭后咖啡。老板娘撤去盘子，放上砂糖和奶油。
“喂，今天上课点名时你怎么不答应呢？渡边是你的名字吧，渡边彻？”
“是啊。”
“那为什么不回答？”
“今天不大想回答。”
她再一次摘下太阳镜，放在桌面上，俨然探头观察什么稀有动物似的盯视我的眼睛。“今天不大想回答？”她嘴里重复道，“我说，你这话很像汉弗莱•博加特[1]嘛！既冷静，又刚毅。”
“不至于吧？我可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到处有的是。”
老板娘端来咖啡放在我面前，我没加砂糖和奶油，轻轻啜了一口。
“瞧瞧，到底砂糖、奶油都不加吧！”
“只是不喜欢甜东西罢了。”我耐着性子解释道，“你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怎么晒得这么黑？”
“我马不停蹄地徒步旅行了整整两个星期嘛。这里那里，扛着背包和睡袋，所以晒黑了。”
“去哪了？”
“从金泽到能登半岛，转了一大圈。新潟也去了。”
“一个人？”
“一个人。”我说，“有时也路上碰到旅伴。”
“该有浪漫情调诞生吧？旅行中没碰巧结识个女孩？”
“浪漫情调？”我一怔，“你这人，我说你是有什么误解嘛。一个扛着睡袋、满腮胡子、疲于奔命的人到哪里找什么浪漫情调呢！”
“经常这样一个人旅行？”
“不错。”
“喜欢孤独？”她手托着腮说，“喜欢一个人旅行，喜欢一个人吃饭，喜欢上课时一个人孤零零地单坐？”
“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乱交朋友罢了。那样只能落得失望。”我说。
她把太阳镜的吊带衔在嘴里，窃窃私语似的说：“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然后转向我：“如果你写自传的话，可别忘了这句对白。”
“谢谢。”我说。
“可喜欢绿色？”
“你身上的半袖衫是绿色的呀！所以才问你是不是喜欢绿色。”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
“也不是特别喜欢，什么都无所谓。”她再次鹦鹉学舌，“我嘛，打心眼里喜欢你这说话的方式。就像漂亮地涂了一层墙粉——可听人这么说过，从其他人口里？”
“没有。”我回答。
“我呀，名叫绿子。却跟绿色格格不入，好笑不？你不觉得这样太可悲了？简直是可诅咒的人生！对了，我姐姐叫桃子。岂不滑稽？”
“那么，你姐姐适合粉红色？”
“再没那么适合的了。就像专门是为穿粉红色降生的。哼，不公平到了极点！”
那边餐桌上已有饭菜端来，一个穿双色方格衬衫的小伙子叫道：“喂——绿子，吃饭啦！”她朝那边扬一下手，意思是说“知道了”。
“嗯，渡边君，你做笔记了么？戏剧史Ⅱ的？”
“做了。”我说。
“对不起，可以借我一看？我两次没去，那班上我又没有认识的人。”
“当然可以。”我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确认上边没有乱写之后，递给绿子。
“谢谢。对了，渡边君，后天去学校？”
“去的。”
“那么十二点来这里好么？还笔记本，午饭我请客。该不会说什么不是一个人吃饭就消化不良吧？”
“不至于吧。”我说，“不过答谢什么的可用不着哟，不过是给看一下笔记本。”
“没关系。我嘛，最喜欢答谢。喏，记住了？不记在手册上不会忘？”
“忘不了，后天十二点在此相见。”
那边又传来招呼声：“喂——绿子，再不吃可凉透啦！”
“我说，你以前就是这么说话的？”绿子充耳不闻似的说。
“我想是这样的，可并不是什么有意的。”我回答。说话方式被人说是与众不同，这还真是第一遭。
她略一沉吟，少顷妖媚地丢下一笑，离座返回自己的餐桌。我从那张餐桌经过时，绿子朝我挥一下手，其他三人则只觑了一眼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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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到十二点的时候，绿子没有赶来这家饭店。我本来打算边喝啤酒边等绿子，但店内人已开始增多，只好要来饭菜，一个人吃着。吃完时已是十二点三十五分，但绿子还是没有出现。我付了款，走出店门，坐在对面小神社的石阶上，清醒一下给啤酒弄昏的脑袋，同时等待绿子。等到一点还是徒劳，我只好作罢，返回学校，在图书馆看书，然后去上二点钟开始的德语课。
下课后，我到学生科查阅选课登记簿，在“戏剧史Ⅱ”班里找到她的名字。名叫绿子的学生只有小林绿子一个人。接着翻动学籍卡片，从六九年度入学的学生当中翻出小林绿子，记下住址和电话号码。家在丰岛区，住的是自家房子。我闪身钻进电话亭，拨动号码。
“喂喂，我是小林书店。”一个男子的声音。
小林书店？
“对不起，请问绿子小姐在吗？”我问。
“啊，绿子现在不在。”对方说。
“到学校去了吧？”
“唔，大概去了医院吧。您贵姓？”
我没报姓名，谢过后放下听筒。医院？莫非她受伤或患病了不成？但从那男子声音听来，完全没有那种不寻常的紧迫感。“唔，大概去了医院吧。”那口气，简直像是说医院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到鱼店买鱼去了——如此轻描淡写而已。我思索片刻，终于厌倦起来，不再去想，折回宿舍，躺在床-上看从永泽那里借来的康拉德的《吉姆爷》，把剩下部分一口气看完，然后找他还书。
永泽正要去食堂吃饭，我也一起跟去吃了晚饭。
“外务省考试情况如何？”我问他。八月份举行过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
“凑合。”永泽不在意地说，“那东西，一般都混得过去。什么集体讨论啦，面谈啦，和向女孩子花言巧语没什么两样。”
“那么说，倒是真够容易的。”我说，“发榜在什么时候？”
“十月初。要是考中，请你美餐一顿。”
“我说，外务省高级考试的复试是怎么一回事？参加的人全是像你这样的？”
“不见得。基本上都是傻瓜蛋，再不就是变态分子。想捞个一官半职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废料。这不是我信口胡诌，那帮家伙连字都认不全几个！”
“那你为什么还要进外务省呢？”
“原因很复杂。”永泽说，“例如喜欢出国工作啦等等。不过最主要的理由是想施展一番自己的拳脚。既然施展，就得到最广大的天地里去，那就是国家。我要尝试一下在这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自己能爬到什么地步，到底有多大本事。懂吗？”
“听起来有点像做游戏似的。”
“不错，差不多就是一种游戏。我并没有什么权力欲金钱欲，真的。或许我这人俗不可耐刚愎自用，但那种玩艺儿却是半点儿都找不到我头上。就是说，我是个没有私欲的人，有的只是好奇心，只是想在那广阔无边而险象环生的世界里一显身手罢了。”
“也没有什么理想之类的东西吗？”
“当然没有！”他说，“人生中无需那种东西，需要的不是理想，而是行为规范！”
“不过，与此不同的人生不是到处都存在的么？”我问。
“不喜欢我这样的人生？”
“算了吧，”我说，“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事情不明摆着：我一不能进东大，二不能在中意的时候和中意的女-人睡觉。再说嘴巴又不能说会道，既不能被人高看一眼，又没有恋人。就算从二流私立大学的文学院毕业出来，前景也未必乐观。我又能说什么呢。”
“那么，是羡慕我的人生喽？”
“也不羡慕。”我说，“我太习惯于我自己了。而且坦率地说，东大也罢，外务省也罢，我都没兴致。我唯一羡慕的，就是你有一位初美小姐那样完美的恋人。”
他半天没有做声，闷头吃饭。
“我说，渡边，”吃完饭后，永泽对我说，“我似乎觉得，你我从这里出来，十年二十年过后还会在某个地方相遇，还会以某种形式发生关联。”
“简直像狄更斯小说里写的。”我笑了。
“或许。”他也笑了，“不过我的预感可是百发百中的哟！”
吃罢饭，我和永泽走进附近一家酒吧喝酒，一直喝到九点。“嗯，永泽君，你的所谓人生规范是怎么一种货色？”我问。
“你呀，肯定发笑的！”他说。
“我不笑！”
“就是当绅士。”
我笑固然没笑，但险些队椅子上滚落下来：“所谓绅士，就是那个绅士？”
“是的，就是那个绅士。”他说。
“那么当绅士，是怎么回事？要是有定义，可否指教一二？”
“绅士就是：所做的，不是自己想做之事，而是自己应做之事。”
“在我见过的人当中，你是最特殊的。”我说。
“在我见过的人里边，你是最地道的。”他说，随后一个人掏腰包付了账。
※
第二周的星期一，“戏剧史Ⅱ”教室里仍没见到小林绿子的身影。我在教室里扫了一眼，确认她不在之后，就在最前排坐下，打算在老师来前给直子写封信。我写了暑假旅行的事，写了所行走的路线、所经过的城镇、所遇到的人们。我写道：每天夜晚总是想你。见不到你以后我才明白同你是何等的难分难舍。大学里固然百无聊赖，但我从不缺席，权当自我训练也未尝不可。你离去后，无论做什么我都觉得索然无味，很想同你见面好好谈一次。倘若可以，我想去你住的疗养院探望，和你面谈几个小时——可以吗？而且，如果情况允许，还想仍像往日那样相伴而行。劳你回信给我，哪怕几个字也好，打扰了。
写完，我把四张信纸工整地叠好，塞-入信封，写上直子父母家的地址。
过了片刻，显得愁眉不展的矮个子教师进来，点罢名，掏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腿脚不灵便，经常拄一根金属手杖。虽说“戏剧史II”不甚有趣，但他讲得头头是道，倒也值得一听。他照例道一声“好热啊”的开场白，便开始讲欧里庇得斯戏剧中解围之神[2]的作用。他讲了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神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神有何区别。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教室的门开了，绿子闪了进来。她穿一件深蓝色运动衫和一条奶油色棉布裤，仍戴着上次那副太阳镜。她向老师浮起一丝微笑，仿佛在说“来晚了，对不起”，然后在我身旁坐下，并从挎包里抽出笔记本递给我，其中夹一纸条，上面写着：“星期三，对不起，生我的气？”
课讲到一半左右，当老师正在黑板上勾勒希腊戏剧的舞台装置时，门又开了，进来两个头戴安全帽的学生，简直与一对相声搭档无异：一个弱不禁风，瘦瘦长长，小白脸；一个五短身材，黑黝黝的圆脸盘，蓄一撮不三不四的小胡子。瘦长个子怀抱一摞传单，五短身材直奔老师跟前，提出要将后一半时间用来讨论，要老师应允，并说远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正笼罩着当今世界。其实这并非要求，而是单方面通牒。老师说他并不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着比希腊悲剧还要悲惨的问题，但反正怎么说都无济于事，那就悉听尊便好了。随即他紧抓着讲桌边缘移腿下来，提起手杖，拖腿走出教室。
在瘦长个子散发传单时，黑圆脸登上讲台发表演说。传单上以将任何事情一律简单化的特有笔法写道：“粉碎校长选举阴谋”，“全力投身于全学联第二次总罢课运动”，“砸烂日帝——产学协同路线”。立论堂堂正正，措辞亦无可厚非，问题是文章本身却空洞无物，既无可信性，又缺乏鼓动人心的力量。黑圆脸的演说也是半斤八两，一派陈词滥调，旋律照搬照套，惟独歌词的连接处略有改动。我暗自思忖：这伙小子的真正敌手恐怕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想象力的枯竭。
“走吧！”绿子开口。
我点头站起，两人离开教室，快出门时，黑圆脸向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怎么听清。绿子则朝他潇洒地挥挥手，道声：“您忙着。”
“噢，我们怕是反革命吧？”走出教室后绿子对我说，“一旦革命成功，我们难保不会被吊到电线杆上去，嗯？”
“吊之前可得好好吃一顿午饭，可能的话。”我说。
“对了，有家饭店我想领你去一次，就是远些，花点儿时间不要紧？”
“没关系。反正两点钟上课，有时间。”
绿子领我乘上公共汽车，到四谷站下来。她领我去的是一家位于四谷后面往里走几步的盒饭专卖店。我们在桌旁坐定，未等开口，就端上两个四方形红漆容器，里边放着每日一换的盒饭和一碗汤。果然不虚此行。
“好味道！”
“嗯。而且够便宜的，从上高中时就常常来这儿吃午饭。呃，我们学校离这里不远。学校严得厉害，我们来吃饭都是偷偷摸摸的。一旦给学校当场抓住，得受停学处分哩！”
绿子摘下太阳镜，同上次相比，眼睛显得有点困倦。她摆弄着左手腕上纤细的银手镯，又用小指尖摩擦似的揉揉眼窝。
“困？”我问。
“有点儿，睡眠不足啊。这个那个忙得团团转。不过也不打紧，别介意。”她说上次真是抱歉。出了一件大事，缠得我怎么也脱身不得，又是当天早上突然发生的，实在一点办法都没有。本想给饭店打个电话，但忘了那店叫什么名，又不晓得你家的电话。等得你好苦吧？”
“也没什么，反正我是大闲人，时间多得不行。”
“真那么闲？”
“真想把我的时间分出些来，让你在里边好好睡上一觉。”
绿子支颐展颜，看着我的脸说：“你倒还挺会关心人的。”
“不是关心，只是时间有余。”我说，“对了，那天往你家打电话，家人说你去医院来着，出了什么事？”
“往我家？”她微微蹙了下眉头说，“你怎么晓得我家的电话？”
“在学生科查的呀，还用说。谁都可以查的。”
她点了两三下头，仿佛是说“原来如此”，接着又开始摆弄手镯。“是啊，我却没能想到，本来你的电话也可以那样查到的。至于医院的事，下次再说吧。现在不大想说，别见怪。”
“没什么，我倒像是问得太多了。”
“不不，你这说哪儿去了。只是现在我有点累，就像淋过一场大雨的猴子似的。”
“那么最好还是回家睡一觉吧，嗯？”我试着提议。
“还不想睡，走一会吧！”绿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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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四谷站不大工夫，她把我领到了她当时就读的高中跟前。
经过四谷站前的时候，我蓦地想起我同直子漫无边际地行走的光景。如此说来，一切都是从同一场所开始的。我不由想，倘若那个五月里的星期日不在电车中碰巧遇到直子的话，或许我的人生将与现在大为不同。但这一想法又马上推翻了，觉得即使那时不遇上直子，恐怕也不至于出现第二种结果。说不定那时我们是为相遇而相遇的。纵令那时未能相遇，也会在别的地方相遇——也没什么根据，但我总是有这种感觉。
我和小林绿子两人坐在公园凳子上，望着她就读过的高中校园。校舍墙上爬满常春藤，房脊有几只鸽子落脚歇息，是一座古色古香的旧式建筑。院里耸立着一株高大的橡树，一缕白烟从旁边笔直地升起，残夏的阳光使得那烟格外带有一种灰濛濛的色调。
“渡边君，你知道那是什么烟？”绿子突然问。
我说不知道。
“是烧卫生巾呢！”
“呃。”我应了一声，此外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卫生巾、药棉，反正是那个用的。”绿子说着，微微一笑。“那种东西都往厕所的垃圾桶里扔，女校嘛。管勤杂的老伯伯就把它们收拢到一起，放进炉里烧掉。这不就是那烟。”
“听你这么一说，那烟可真够了得。”我说。
“嗯。当时我每次从教室看那烟，也都这么想来着：啊，真不得了！我们学校，初中高中合起来差不多有一千个女孩子吧！有的还没开始，就算九百人。假定其中五分之一来月经，大致就是一百八十人，就是说，每天要往垃圾桶里扔一百八十人用的卫生巾，是吧？”
“大概是的吧，精确计算我可不行。”
“可不是一般数量哟，一百八十人哩！把这些东西收在一起烧掉——该是怎么一种心情呢？”
“这——猜不出来。”我说。我怎么能明白这个呢！就这样，我们望了半天那缕白烟。
“我打心眼里不乐意去那所学校。”绿子说着，轻轻摇了摇头，“我本想进普通公立学校来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就该去普普通通的学校嘛，而且我想快快乐乐自由自在地度过自己的青春。可父母出于虚荣心，偏偏把我塞-去那里。你知道，小学如果成绩好，就常会遇到这种事；老师说了一通凭这孩子的成绩进那里没问题之类的话，结果就被硬塞-到那里去了。我念了六年，却怎么都上不来好感，心里盼望的光是快些毕业快些毕业。对了，别看我这样，我还因为不迟到不旷课受表扬了呢！其实我却是那么讨厌学校。这里面的原因你能知道？”
“不知道。”我说。
“因为我讨厌学校讨厌得要死，所以才一次课都没旷过。心想怎么能败下阵去！一旦败下阵岂不一生都报销了！我生怕自己一旦败阵后就再也站不起来。即使高烧三十九度，我爬也要爬到学校去。老师说小林不大舒服吧，我撒谎说没关系，硬是逞强。就这样我得了一张不迟到不缺席的奖状，还有一本法语辞典。也正因为这一点，我大学里才选学德语。我就是横竖都不愿领那所高中的情！这还真不是开玩笑。”
“你讨厌那所学校的哪一点呢？”
“你当初喜欢上学来着？”
“也不喜欢也不十分讨厌。我读的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公立高中，没怎么在意。”
“那所学校么，”绿子一边用小手指揉眼角一边说，“里面全都是所谓才女，家教好学习好——这样的女孩儿搜罗了差不多一千个。哦，清一色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否则也吃不消。学费高，还时不时地要赞助，修学旅行住的都是京都的高级旅馆，用真漆碗吃‘怀石料理’[3]，每年还要去大仓酒店的餐厅参加一次宴会礼仪的讲习班。总之不同一般。知道么？我们年级一百六十人当中，住在半岛区的学生只有我自己。有一次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学生名册，你猜她们都住在什么地方？真不得了，一个个全部集中在千代田区三番町、港区元麻布、大田区田园调步、世田谷区成城……只有一个姓柏的女孩儿例外，住在千叶县。我和她挺合得来，人不错。一次她叫我去她家玩，说住得远对不起，我说可以，就跑去了。结果大吃一惊，你猜怎么着，绕房宅地一圈居然要花十五分钟，院子大得出奇，两只小汽车大小的狗，大口大口地吃着一大堆牛肉。可她还说什么由于家住千叶，在班里很感自卑。每次看要迟到了，就让家里开‘奔驰’轿车送到学校。车上配有专门司机，模样活像《森林大黄蜂》中出场的驾驶员，头上一顶制服帽，还戴着白手套。尽管这样，那女孩儿还自愧不如人。真叫人难以相信，你能信？”
我摇摇头。
“住在半岛区北大冢这鬼地方的，找遍全校也只有我自己。这还不算，父亲职业一栏还填这么一笔：‘经营书店’。这么着，班上的人都对我感到新奇，说喜欢什么书就能看什么书。天大的玩笑！她们脑袋里想的，是像纪伊国屋那样的大型书店。对她们来说，提起书店，只能做那样的想象。可实况简直惨不忍睹，小林书店，我可怜的小林书店！咣咣当当地打开门一看，迎面一排除杂志没别的。脱手最快的是《妇女杂志》，就是附录中带有四十八种性生活新技巧插图的那种货色。附近的太太们买回家，坐在厨房餐桌旁背得滚瓜烂熟，等丈夫回家演习一番。那东西真是黄得可以，鬼晓得世上的太太们每天想的是什么！再就是连环画，也有些销量，什么《月报》、《星期天》、《飞人》。当然还有周刊。总之几乎全靠杂志赚钱。文库丛书也有一点，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什么推理啦演义啦色情啦，因为只有这些卖得出去。再往下就是实用性书籍，例如《围棋谱》、《盆景制作方法》、《婚礼致辞大全》、《性生活入门》、《快速戒烟法》等等。另外我们连文具也卖，收款台旁边摆着圆珠笔、铅笔和本子之类。就这些。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性的人》[4]，没有《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就是小林书店，这烂摊子到底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莫非你羡慕不成？”
“你讲得真够活灵活现的！”
“喏，就是这么个店。附近的人都来买书，也送货上门，老顾客也还不少，一家四口糊口是绰绰有余。没有欠款，可以供两个女儿上大学，如此而已。此外再想干大一点的事，就力不从心了。所以，本来就不该把我送去那样的学校，那只能活受罪。每逢要捐什么款的时候，都要给父亲啰嗦个没完没了；和同学外出游玩，一到吃饭时间就心惊胆战，生怕走进价钱贵的饭店弄得掏不出钱。这样的人生简直漆黑一团。你家有钱？”
“我家？我家属于再普通不过的工薪阶层。既不很富，也不特穷。送儿子到东京读私立大学，我想怕是够吃力的。好在子女只我这一个，还不成问题。汇款没那么多，就打点零工。非常一般的家庭。有个小院子，有丰田，有皇冠。”
“打什么零工？”
“每星期在新宿一家唱片店干三个晚上。工作满舒眼，坐在那里看东西不丢就行了。”
“唔——”绿子说，“我还以为你从来没在钱上吃过苦头呢，总觉得你不像。”
“也算不得吃苦头，不过是说钱不是大把大把的。世上的人大都如此。”
“我读过的那所学校大多都是富翁，”她手心朝上放在膝部，“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以后你可就要和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打交道啰，哪怕再讨厌也罢。”
“嗯，你认为有钱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不晓得。”
“是可以说没钱呀。例如我向班上的朋友提议做点什么，对方就说‘我现在没钱，不行’，可要是我处在对方的立场，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我要是说‘现在没钱’，那就真的是没钱。太惨了！长得漂亮的女孩儿可以说‘我今天脸难看得很，不想外出’，可要是换个丑八怪女孩同样说一句试试，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哩！二者同一道理。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六年时间，直到去年。”
“不久就会忘掉的。”我说。
“恨不得马上忘掉。这次上了大学，我着着实实出了口长气，周围都是普通人。”她微微扭一下嘴角，笑吟吟地用手心摸摸短发。
“你在打什么零工？”
“呃，写地图解说词。知道吧，卖地图时不是附带一份小册子吗？上面有城镇的说明，有人口和名胜的介绍等等。例如这里有如此这般一条郊游路线，有如此这般一个传说，开着如此这般的花，飞着如此这般的鸟，这个那个的，我的工作就是写这类解说稿。没有比这再容易的了，眨眼工夫就完。去日比谷图书馆翻一天书，足可以写出一册。只要摸透一点点诀窍，就有的是事儿可做。”
“诀窍？什么诀窍？”
“就是——把别人不写的内容多少加一点进去。这一来，地图公司的负责人就会认为‘那孩子会写文章’，心里佩服得不得了，就又找工作给你。其实也用不着大动脑筋，一点点就足够了。比方说吧，有个村庄由于修建水库而在这里淹没了，但候鸟至今仍记得这个村庄，每当那个季节来临，便会出现小鸟们在水面上空盘旋不已的情景。这类趣闻只消写进去一个，公司的人就会喜出望外。还不是，多形象多有气氛啊！可是一般打零工的人却不怎么用这份心计。所以，靠写这解说稿，我正经挣了几个好钱。”
“不过，能经常找到那么多趣闻吗，那么凑巧？”
“唔——”绿子略一歪头，“想找的话，怎么都能找到，实在找不到，适当来点无中生有也未尝不可。”
“是这样。”我心悦诚服。
“皆大欢喜嘛！”绿子说。
她想听我宿舍里的事，于是我照例讲了太阳旗，讲了敢死队如何做早操等等。绿子也为敢死队大笑不止。看来敢死队是为了使全世界的人活得愉快才存在的。绿子说既然如此逗人，那就到我宿舍看看好了。我说看倒没什么意思。
“无非是几百个男生在脏乎乎的房间里或喝酒或手--yin-罢了！”
“你也不例外？也那么做？”
“没有人不做”，我解释道，“男的手--yin-跟女孩子来月经是同一码事。”
“有女朋友的也这样？就是说有发泄对象的？”
“问题不在这里。我隔壁一个庆应大学的学生手--yin-之后才去幽会，说这样就心平气和了。”
“这事我是不大明白，一直在女校嘛。”
“《妇女杂志》的附录上也没提到？”
“何至于！”绿子笑道，“对了，渡边君，这个星期天闲着吗？有空儿？”
“哪个星期天都闲。只是六点钟要去做工。”
“愿意的话，去我家玩一次可好？去小林书店。店倒是不开，可我非守候到晚上不可，因为怕有重要电话打来。嗳，吃午饭吗？我来做。”
“那就谢谢啦。”我说。
绿子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详细画出去她家的路线，然后取出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的位置打了一个大大的“x”。
“不用费劲就找得到的，一块大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十二点左右能到？我好准备饭菜。”
我道过谢，将地图揣进衣袋，然后告诉她得回学校上两点钟的德语课。绿子说她有个地方要去，从四谷站上了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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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早上，我九点钟爬起身，刮了胡子，洗完衣服晾到楼顶天台。外面晴空万里，一派初秋气息。一群红脑袋蜻蜓在院子里团团飞舞，附近的顽童挑着网兜往来追逐。无风，太阳旗颓然下垂。我穿上一件熨得有棱有角的衬衣，出门往都营电车站走去。星期天的学生街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如同人都死得一干二净一般，店也几乎一律关门大吉，城市里各种各样的音响于是比平日远为真切地扩散开来。脚蹬高跟木屐的女郎拖着“呱哒呱哒”的足音穿过柏油路面，四五个小孩在都营电车库旁边排开几只空罐，往里瞄准投石子。花店倒有一家开了门，我买了几枝水仙花。秋季买水仙有些不合时令，但我从小就喜欢这种花。
星期天早上的电车里，只有三个坐在一起的老太婆。我一上车，老太婆们就对着我的脸和我手中的水仙横看竖看，其中一位看罢我的脸还慈祥地一笑，我也报以笑容，然后坐在最后边的位置，观望外面几乎擦窗而过的一排排古旧房屋。电车紧贴着家家户户的房檐穿行。一户人家的晾衣台上一字排开十盆盆栽西红柿，一只大黑猫蹲在一头晒太阳。在院子里吹肥皂泡的小孩闪入眼帘，石田亚由美的歌声不知从何处传来耳畔。甚至有咖喔气味飘至鼻端。电车像根缝衣针一样在密密麻麻的住宅地带婉蜒前行。途中有几个人上来。三个老太婆亲密无间地头对着头，不厌其烦地谈着什么。
我在大冢站下了电车，按地图中所示，沿着一条不甚起眼的大街一路走去。两侧排列的商店，哪一家都不像是红红火火的景象，全部是旧建筑，里边黑洞洞的，有的连招牌上的字都消失殆尽了。从建筑物的古旧程度和样式来看，不难判断这一带未曾在战争中遭受空袭，所以这些民房才得以原样保留了下来。当然也有的重建过，也有的或扩建或修修补补，但这些房子大多反倒显得比旧貌依然的房子还要脏乱。
看这光景，估计很多人都已因为车多、空气污染、噪音干扰、房租昂贵而迁往郊外了，剩下来的或是廉价的公寓、公司宿舍，或是搬迁上有困难的商店，或是死活舍不得离开世居之地的顽固派。由于汽车大排废气，所有的东西都像笼了一层薄雾似的灰濛濛脏乎乎。
在这条街上走了大约十分钟，从加油站往右一拐，出现了一条小商店街，当中一块招牌上写着“小林书店”。店固然不大，但也不似我由绿子的话而想象出来的那般小气。一条普通街道上的一家普通书屋。站在小林书店门前时，我不由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情：哪条街上都有这样的书店。
书店的卷闸门一落到底，门上写着“周刊《文春》每周四出售”。离十二点大约还有十五分钟，我又不大愿意手拿水仙花在商店街上闲逛，便按了一下门旁的电铃，退后两三步等候回音。过了十五秒还是没有动静。我正寻思是不是该再按一次的当儿，头上“哐”地响起了开窗声。扬脸一看，绿子从窗口探出头，挥着手大声喊道：
“打开卷闸门进来呀！”
“稍早了一点，可以吗？”我也扯着嗓门大喊。
“没关系，一点不碍事儿。上二楼！我现在脱不开手。”接着，“哐”一声把窗关死了。
我便去开门。那门发出惊人的怪叫声，我往上拉起一米高，弓腰钻到里边，再把门落下。店内漆黑一片。我绊在一捆准备退回的杂志上，险些摔个跟头。我一步一挪地摸到店的尽头，摸索着脱去鞋，抬腿上去。屋里光线若明若暗，从脱鞋处上去没几步，有间简单的客厅，摆着一套沙发。房间不很宽敞，窗口透进老早以前波兰电影里的那种昏暗的光线。左侧有一仓库样的杂物间，可以看见厕所的门。右侧立一陡梯，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二楼。较之一楼，二楼敞亮得多，我吁了口长气。
“喂，这边！”绿子的声音不知从哪里响起。楼梯口右侧有个餐厅样的房间，再往里是厨房。房子本身虽旧，但厨房却像最近装修过了，烹调台、水龙头、餐具橱全都光闪闪地焕然一新，绿子就在那里准备饭菜，锅里煮着什么，“咕嘟咕嘟”直响，还漾着烤鱼的香味。
“电冰箱里有啤酒，坐在那里喝可好？”绿子眼睛朝我忽闪一下。我于是从电冰箱里拿出罐装啤酒，坐在桌前喝了起来。啤酒凉得真够彻底，我怀疑是否已经存了半年。桌上放着白色的小烟灰缸、报纸和酱油壶，还有便笺和圆珠笔，便笺上写着电话号码和像是购物后算账的数字。
“再有十分钟就可以做好。能不能在那儿等一会？能等不？”
“当然能等。”我说。
“边等边饿饿肚子。量可正经不少哩！”
我一面呼着啤酒，一面望着全神贯注做饭的绿子背影。她快捷而灵巧地挪动着身-子，同时操作四五样菜，眼看在这边品尝菜的味道，转眼又在菜板上飞快地切什么东西，又从电冰箱里取出什么盛上，一回手又把用过的锅涮好。从后边望去，那样子不禁使人想起印度打击乐的演奏者来：刚击响那边的吊钟，马上又敲这边的板，旋即拍打水牛骨。每一个动作都敏捷而准确，相互配合得恰到好处。我出神地望着。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我招呼道。
“放心，我一个人干惯了。”说着，绿子朝这边闪过脸笑了笑。她下着蓝色牛仔裤，上穿蓝色海军衫，海军衫的背部还印着一个大大的苹果标记。从后面看，她的腰格外的窈窕，简直像在使腰肢壮实起来的发育过程中，不知什么原因跳过了一个阶段：就是这样的美不胜收的腰。因此，同一般女孩子穿窄牛仔裤时的样子相比，她给人的印象要中性得多。从烹调台上方窗口射进的明晃晃的阳光，为她身段的轮廓镀上了一层恍惚而隐约的光膜。
“用不着费事做那么考究！”我说。
“一点也不考究，”绿子头也不回地说，“昨天忙得我菜都没顾上买，只是把电冰箱里原有的统统掏出来应付一下，你千万别介意，真的。再说，好客是我们的家风。我们这一家，也不知怎么搞的，就是非常喜欢请客，打心眼里喜欢，简直成了病态。一家人既算不得特别热情，又不是说因此有什么人缘，反正一来客人就非得忙忙活活招待一顿不可。每个人都这德性，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所以呀，我爸他尽管自己差不多滴酒不沾，可家里到处是酒。你说干什么？给客人喝呀！所以啤酒你只管放开肚-皮喝，用不着客气。”
“多谢。”我说。
少顷，我突然想起水仙花忘在楼下了。我脱鞋时放在脚边，就一直忘在那里。我再次下楼，把躺在昏暗中的十枝白水仙拿上来。绿子从碗橱里取下一只细细高高的玻璃杯，插进水仙。“我，顶喜爱水仙。”绿子说，“以前高中文艺汇演的时候，还唱过《七朵水仙花》呢。知道吗，《七朵水仙花》？”
“那还不知道！”
“当时参加民歌小组来着，弹吉他。”
接着，她便一边哼唱《七朵水仙花》，一边把菜盛进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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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子做的菜相当够水平，远远超过我的想象。生鲹鱼片、黄嫩嫩的荷包蛋，自己做的西京[5]风味腌鲅鱼、炖茄块、莼菜汤、玉蕈饭，还有切得细细的黄萝卜干咸菜，而且厚厚沾了一层芝麻。味道清淡，是地地道道的关西风味。
“好吃极了！”我钦佩地说。
“喏，渡边君，老实说，你没想到我做菜有两手吧，从外表看？”
“嗯——”我老实承认。
“你是关西人，喜欢这味道吧？”
“为我特意做得这么清淡？”
“那倒不是，怎么也不至于费那个麻烦劲。家里平时也这个味道。”
“爸爸妈妈都是关西人，所以才……”
“哪里，爸爸一直是这儿本地人，妈妈是福岛的。亲戚里边，找遍了也没一个关西的。我们这个家族属于东京—北关东系统。”
“弄糊涂了。”我说那么，为什么会做出这么地道正宗的关西风味呢？跟谁学的？”
“噢，说起来可就话长了。”她边吃荷包蛋边说，“我妈那人最讨厌和家务事沾边，几乎不做什么菜。再说，你知道我家是开店的，所以一忙起来，动不动就叫饭店送几份来，或者去肉店买些炸肉丸对付一顿。对这个我从小就讨厌透顶，讨厌得简直不能再讨厌。再不然就做一次咖喱饭一吃三天。这么着，有一天——是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下决心自己动手做出像样的东西来，就去纪伊国屋书店买回一本看上去最好的食谱。书上写的，我一样不少熟记在心，包括菜板的选法、菜刀的磨法、鱼的切法、干松鱼的削法，一切一切。由于写这本书的人是关西人，我做的菜也就跟着成了关西风味。”
“那么说，这统统是从书上学来的？”我吃惊地问。
“接着我就攒钱，去吃正宗‘怀石料理’，于是记住了味道。我这个人，直感相当发达，逻辑思维倒是不行。”
“无师自通地做到这个程度，不简单，实在不简单。”
“吃了好多苦哩！”绿子叹息着说，“我们这家人，对烹调之类是既不知又不想知，所以不管你怎么苦苦央求，他们硬是不肯掏钱替你买些像样的菜刀啦锅啦，说什么现有的足已够用。开哪家的玩笑！那薄薄一片的小破刀，哪里能切得好鱼！可这么一说，你猜怎么着，他们马上又说什么鱼那玩艺儿不切也无所谓。简直不可救药。只好拼死拼活地把零用钱凑在一起，买尖头菜刀买锅买笊篱。你说你相信不，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像从身上挤血似的一点一点攒钱，买什么笊篱磨石炸虾锅……而身边的同伴都在使劲儿大把大把要钱，买时髦衣服皮鞋什么的。你说我可怜不可怜？”
我一边喝莼菜汤一边点头。
“高中一年级时，我做梦都想得到一个煎蛋锅，就是那种用来煎荷包蛋的狭长的铜家伙。结果，我就用买乳-罩的钱买了那东西。这下可伤透脑筋了：我用一副乳-罩整整对付了三个月，你能相信？晚上洗，拼命弄干，第二天早晨好戴上上学。要是没干可就倒霉了，真的。世界上什么最可怜？我想再没有比戴半--湿--不干的乳-罩出门更可怜的了。气得我直淌眼泪，尤其想到是为了买那煎蛋锅的时候。”
“怕也是的。”我笑着说。
“所以在妈妈死了以后——这么说也许是对不住妈妈——我倒是松了口气，因为我可以掌握生活费，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这么着，如今厨房用具算一应俱全了。至于爸爸，生活费怎么花他是蒙在鼓里的。”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两年前。”她简短地回答，“癌，脑肿瘤。住了一年半医院，折腾得一塌糊涂，最后脑袋也不正常了，离了药就不行。但还是没有死，差不多是以安乐死那种形式死的。怎么说呢，那种死法是再糟糕不过的，本人遭罪，周围人受累。这下可倒好，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一支针一万两千日元，一支接一支打。又要雇人专门护理，这个那个的。我因为要看护，学习学不成，和失学差不多，简直昏天黑地。还有——”她欲言又止，放下筷子叹息一声，“尽说伤心话了。怎么提到这话上来了？”
“由乳-罩引出来的吧。”我说。
“就是这荷包蛋，可要用心吃哟！”绿子神情肃然地说。
我吃完自己这份，肚子已经饱饱的了。绿子没吃多少，她说做菜的人，光做肚子就已经饱了。吃罢饭，她撤下餐具，擦净桌子，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包万宝路牌香烟，抽一支叼在嘴上，划火柴点燃，然后拿起插水仙花的玻璃杯，端详了半天。
“就这样好了。”绿子说，“不用换到花瓶里。这么插着，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刚刚从河边采来，随手插在杯里似的。”
“在大冢站前的水池边采的。”我说。
绿子嗤嗤作笑：
“你这人真有意思，说笑话还那么一本正经。”
绿子手托着腮，烟吸到半截，便在烟灰缸里使劲碾灭，并用手指揉揉眼睛，可能进了烟。
“女孩子熄烟要熄得文雅一点。”我说，“那样熄，活像砍柴女。不要硬碾，从四周开始慢慢熄，那就不至于把烟头弄得焦头烂额了。你这熄法太残忍了。另外无论如何不能从鼻孔里出烟。和男的两人单独吃饭时，一般女孩子不至于提起三个月只戴一副乳-罩的话。”
“我，就是砍柴女嘛。”绿子边-搔-鼻侧边说，“怎么也悲哀不起来。有时当玩笑说一说，总不往心里去。其他还有要说的？”
“万宝路不是女孩子吸的烟。”
“可以的，没什么。反正吸什么都同样没滋没味。”她说，然后把万宝路的硬纸包装盒拿在手里转来转去，“上个月刚开始吸。其实也不大想吸，只是偶尔想试一下。”
“为什么那样想呢？”
绿子把搁在桌面上的两只手“啪”地一合，沉吟片刻，说：“也不怎么。你不吸烟？”
“六月份戒了。”
“干嘛要戒？”
“太麻烦了。譬如说半夜断烟时那个难受滋味啦，等等。所以戒了。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你这人，属于喜欢追究事理那类性格，肯定。”
“也许。”我说，“说不定因为这一点我才不怎么讨人喜爱，以前就这样。”
“那是由于：在别人眼里，你是个不被人喜爱也觉得无所谓的角色。或许有些人对你这点感到棘手也未可知。”她手捧两腮，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不过我喜欢同你说话，你说话方式真是别具一格：‘我不情愿被某种东西束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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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帮她洗碗，站在她旁边，把她洗过的碗用毛巾擦干，放在烹调台上。
“你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今天？”我问。
“妈妈在坟里，两年前死的。”
“这个，刚才听你说了。”
“姐姐同未婚夫幽会。好像到什么地方兜风去了。她的那位在汽车厂工作，所以她特别喜欢汽车。我可是不大喜欢。”她说完默默地洗碟子，我便默默地擦。
“往下就是我爸爸了。”停了一会，绿子说。
“呃。”
“爸爸他去年六月去了乌拉圭，一直没回来。”
“乌拉圭？”我一愣，“何苦去乌拉圭那样的地方？”
“想移居乌拉圭，他那人，活像天方夜谭里的阿拉伯人。当兵时的一个熟人在乌拉圭办农场，心血来潮地说去那里很好混，他就一个人搭飞机走了。我死说活说劝他别去，告诉他去那样的地方根本行不通，又不懂语言，再说连东京都没怎么离开过。但怎么说也不顶用。肯定是我妈死了以后，他悲伤得不知怎么才好，脑袋里那根弦也随着断了。他爱我妈就爱到这个地步，真的。”
我不便应和什么，张着嘴，望着绿子。
“妈妈死的时候，你猜爸爸对着我和姐姐说什么来着？这么说的：‘我十分懊悔，真不如叫你们两个替你妈死算了！’听得我俩目瞪口呆。还不是，再怎么样也不好那样说话呀。当然喽，那是出于丧失至亲至爱的伴侣后的难过、悲哀和痛苦，这我知道，也很同情，但也不至于说什么让亲生女儿去替死那样的话，你说是不？你不认为未免太过分了？”
“啊，倒也是的。”
“我们也很伤感情。”绿子揺摇头，“总而言之，我们这家人都有点神经兮兮的，多少有点出格离谱。”
“有点儿。”我也承认。
“不过，你不觉得人与人相爱是件好事？爱夫人爱得甚至当着女儿的面说什么不如叫你们替死是件好事？”
“或许。”
“这还不算，还跑到乌拉圭去了，没事似的甩下我们不管了。”
我闷头擦拭盘子。全部擦完，绿子把我擦过的所有碟碗整整齐齐地放进餐具橱。
“父亲那边没音信？”我问。
“今年三月来过一张带画的明信片，可具体也没写什么，只是说那边很热，水果不像预想的那么好吃——就这么点。简直是开玩笑！那明信片上居然还画着一头蠢驴！真是神经！连见到哪个朋友或熟人也没提。最后还写，等稍微安顿下来后，把我和姐姐叫去。以后就再无音信了，我们去信也不理。”
“那么，假如你爸爸叫你去乌拉圭，你怎么办？”
“就去看看嘛，不是挺有趣的？姐姐说她坚决不去。我姐她最最讨厌不卫生的东西、不卫生的地方。”
“乌拉圭就那么不卫生？”
“不晓得。姐姐认定是那样，说路上一层驴粪，上面趴满苍蝇，冲厕所的水又不通，蜥蜴蝎子到处一动一动地乱爬。说不定她在哪里看了这类电影。姐姐对虫子算是深恶痛绝的。她最开心的就是坐着狂吼乱叫的车子在湘南一带来回兜风。”
“呃——”
“乌拉圭，满不错嘛，去也未尝不可。”
“那一来这店谁来管呢？”我问。
“姐姐在半死不活地管着。住在附近的伯父每天都来帮忙，还去送货。我有时间也帮把手，反正开书店也不是什么重活儿，怎么都干得了。要是怎么都干不下去的话，就干脆连店铺一卖了事。”
“你喜欢父亲？”
绿子摇摇头：“也不是很喜欢。”
“那为什么要跟到乌拉圭去呢？”
“信赖他。”
“信赖？”
“是啊。喜欢倒不怎么喜欢，但是我信赖，信赖爸爸。在失去夫人的打击下，扔下家扔下孩子扔下工作，手一甩去了乌拉圭——我信赖这样的人。明白？”
我喟叹一声：“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绿子好笑似的笑着，轻轻捶一下我的脊背，说：
“好了好了，怎么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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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兵荒马乱地出了不少事，好个奇妙的日子。就在绿子家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爬上三楼的晾衣台看热闹，而且不知不觉地接了吻。这么说也许像是装傻卖乖，可过程确实如此。
我们一边说学校里的事一边喝饭后咖啡，这时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声音越来越大，数量也似乎越来越多。楼下有很多人奔跑，有几个人大声呼号。绿子跑到临街的房间，推窗往下看了看，然后说声“等一下”就不见影了，只传来“咚咚”上楼的声响。
我边喝咖啡边思索乌拉圭在什么地方。那里是巴西，那里是委内瑞拉，这边是哥伦比亚——如此想了半天，却怎么也弄不清乌拉圭的确切位置。这工夫里，绿子下来，叫我赶紧一起过去，我便尾随其后，爬上走廊尽头一架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到得一处很宽敞的晾衣台。晾衣台比周围住宅的屋脊明显高出一截，临近一带尽收眼底。隔三四座房子的对面，浓烟滚滚，腾空而起，顺着微风朝大街那边荡去。空气中飘着焦糊味儿。
“是阪本那里。”绿子从栏杆上探出身-子说，“阪本搬来之前是一家卖门窗的店，现在早已关门不做买卖了。”
我也从栏杆上探出身朝那边张望。不巧出事地点正位于一座三层楼的背后，看不出个究竟，好像有三四辆消防车在进行灭火作业。由于路本来就窄，至多只能开进两辆，其他车只好在大街那边伺机而动。路面自然给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我看最好把贵重的物品收拾收拾，这里也得避一下难。”我对绿子说，“现在风向相反，但不知什么时候转过来，而且加油站就在跟前。收东西吧，我来帮忙！”
“根本就没有贵重东西。”绿子说。
“可总该有什么吧？存款，原始印章，证书……首先钱没有了就是麻烦事。”
“不要紧，我不跑的。”
“这里烧着了也不跑？”
“嗯。”绿子说，“死了就死了呗！”
我看着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着我的眼睛。她一下子把我弄晕了：不知她话里多少成分是真，多少成分是假。我注视了她一会儿，渐渐地，开始觉得反正都无所谓。
“好，明白了，奉陪就是，陪你。”我说。
“和我一块儿死？”绿子眼睛一亮。
“难说。一旦势头不妙我可得逃走。要死你一个人死好了！”
“冷酷。”
“只讨你一顿午饭，怎么能连命都一块搭进去呢？晚饭也招待的话另当别论。”
“你这人！算啦算啦。反正先在这儿看一会吧。我来唱歌给你听。”
“唱歌？”
绿子跑去下面，拿上来两张坐垫、四瓶啤酒和吉他，于是两人眼望团团涌起的黑烟喝起啤酒来。我问绿子如此做法是否会招致左邻右舍的白眼。因为我觉得：面对附近失火的场景在阳台上饮酒唱歌委实算不得正当行为。
“没事儿，管它！我们早已决定对周围的事来个不屑一顾！”她唱起以往流行过的民歌。歌也好，吉他也好，都实在不敢恭维，但她本人却是满脸自我陶醉的神情。她唱了《柠檬树》、《粉扑》、《离家五百里》、《花落何处》、《快划哟米歇尔》，一首接一首唱下去。起始，绿子教了我低音部分，准备两人合唱，可惜我的嗓音实在南腔北调，只好遗憾地作罢，由她一个人尽情尽兴地引吭高歌。我口呷啤酒，耳闻歌声，眼观火势，而且专心致志。眼见浓烟骤然腾空，旋即不大不小，周而复始。人们或狂喊乱叫或发号施令，报社的直升飞机自天外飞来，震天价吼个不止，取完镜头便掉头跑开，但愿别连我俩的行径也取进去。警察的大音量扩音器对着幸灾乐祸的围观者大吼大叫，命令他们再往后退。小孩没好声地哭爹叫娘，玻璃“劈啪”乱响。俄而，风头开始倒转，白色灰状物朝我们翩然飞来。然而，绿子兀自吱吱有声地喝着啤酒，自鸣得意地大唱其歌。会唱的一古脑儿唱罢，又唱起了自己填词作曲的莫名其妙的歌。
本想给你做顿菜，
可惜我没有锅。
本想给你织围巾，
可惜我没有线。
本想给你写首诗，
可惜我没有笔。
绿子说这歌叫“什么也没有”，歌词不伦不类，曲调也怪里怪气。
我一面听她唱这驴唇不对马嘴的歌，一面放心不下：万一火烧到加油站，这座房子岂不跟着上西天了！绿子这时唱得累了，放下吉他，像晒太阳的懒猫似的斜靠在我肩上。
“我创作的这首歌如何？”她问。
“别开生面，富有独创性。很能体现你的性格。”我慎之又慎地回答。
“谢谢你。”她说，“题目叫——什么也没有。”
“似乎可以理解。”我点头道。
“在我妈妈死的时候……”绿子脸朝着我说。
“噢。”
“我半点都没伤心。”
“啊？”
“父亲不在以后也一点都没难过。”
“当真？”
“当真。你不觉得这太过分？你不认为我冷酷无情？”
“不过这里边有很多缘由吧。”
“是啊，嗯，是有很多。”绿子说，“复杂着呢，我家。不过，我一直这样想：不管怎么说是生我养我的父母，要是死了或分开了，该悲伤才是。可就是不行，完全无动于衷。既不悲伤，又不寂寞，也不难受，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只是有时候会做梦。梦到我妈，她从黑暗里瞪着我，挖苦说：‘你这家伙，我死了你高兴吧？’其实也谈不上什么高兴，死的到底是母亲，只不过没那么悲伤罢了。老实说，我一滴泪珠也没掉。小时候家里养的猫死了还哭了整整一晚上呢。”
怎么冒这么多的烟呢？既不见火，看情形火势又没加大。只管绵绵不断地冒着浓烟。到底什么东西烧这么久呢？我感到不可思议。
“可也不能全怪我。我是有薄情之处，这我承认，不过要是他们——爸爸和妈妈——多少给我一点爱的话，我的感受就会大不相同，就会感到点伤心……”
“你觉得，没怎么被爱过？”
她歪起脖子看我的脸，随即深深地点了下头。“介于‘不充分’和‘完全不够’之间吧。我总是感到饥-渴，真想拼着劲儿得到一次爱，哪怕仅仅一次也好——直到让我说可以了，肚子饱饱的了，多谢您的款待。一次就行，只消一次。然而他们竟一次都没满足过我。刚一撒娇，就给抡到一边去，动不动就说我花钱大手大脚，从来都这样。一来二去，我就想：一定自己去找一个一年到头百分之百爱我的人。小学五六年级时就下定了这个决心。”
“了不起！”我肃然起敬，“可有成果？”
“难呐！”绿子说。然后眼望着烟思考了一会，说：“也许等得过久了。我追求的是十二分完美无缺的东西，所以才这么难。”
“完美无缺的爱？”
“不不。就算我再怎么样也不敢那么追求。我所求的只是容许我任性，百分之百的任性。比方说，我现在对你说想吃酥饼，你就什么也不顾地跑去买，气喘吁吁地跑回来递给我，说：‘喏，绿子，这就是酥饼。’可我却说：‘我又懒得吃这玩艺儿了！’说着‘呼’的一声从窗口扔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
“这和爱似乎不大相干啊！”我不无愕然地说。
“相干！你不知道罢了，”绿子说，“对女孩儿来说，这东西有时非常非常珍贵。”
“就是把酥饼扔出窗口？”
“是啊。我希望对方这样说：‘明白了，绿子。怪我不好，我本该估计到你又不想吃酥饼才是。我简直像驴粪蛋儿一样愚蠢透顶、麻木不仁。为了表示歉意，让我再去给你买点别的什么。什么好？巧克力饼，还是奶酪饼？’”
“然后怎么样呢？”
“那我就好好地爱他，报答他。”
“我觉得相当不近情理。”
“可对于我，那就是爱呀！可是没有人能理解……”说着，绿子在我肩头微微摇了摇头，“对某种人来说，爱是从根本不值一提的、或者说非常无聊的小事开始萌芽的，要不然就萌芽不了。”
“有你这样想法的女孩儿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说。
“其实这样的人相当不少。”她一边拨弄指甲根一边说，“起码我是认认真真这样想的，也只会这样想，我不过是把它照实说出口罢了。我从不认为我的想法与别人有什么两样，也不去追求那种两样。坦率地说，我觉得大家统统是在自欺欺人或逢场作戏，因此有时候对什么都讨厌得要死。”
“想在火灾里死掉？”
“瞧你，那倒不是。单单是好奇心而已。”
“是指在火灾里送死？”
“其实也不是，而是想看看你有什么反应。”绿子说，“但死本身却丝毫也不可怕，确确实实。不过被裹在烟里呛昏，直接昏死过去罢了。转眼之间的事，同我见过的我妈和其他亲戚的死法相比，一点也不怕人。哎，我家亲戚都是大病一场折腾得死去活来才死的，我总觉得怕是血统关系。要费很长很长时间才能咽那口气，捱到最后连是死是活都闹不清了，意识到的只是痛苦。”绿子把万宝路叼在嘴上，“我所害怕的，是这种方式的死。就是说，死的阴影一步一步侵入生命的领地，等察觉到的时候，已经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那样子，连周围人都觉得我与其说是生者，倒不如说是死者。我讨厌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绝对忍受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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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三十分钟，火终于熄了。烧的面积似乎不很大，也没有人受伤。消防车也只留一辆，其余的都掉头跑了。人群吵吵嚷嚷地撤离了商店街，只剩下维持交通秩序的警车在空荡荡的路面上来回转着警灯。不知从何处飞来两只乌鸦，蹲在电线杆顶俯视着地面上的光景。
火灾过去后，绿子显得疲惫不堪，她身\_体有气无力，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的天空，几乎不再开口了。
“累了？”我问。
“不是累，”绿子说，“只是好久都没这么放松身\_体了，呼地一下子。”
我看看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看我的眼睛。我-搂-过她的肩，吻住她的嘴。绿子只是肩头稍微抖动了一下，旋即软绵绵地闭上眼睛。约有五六秒，我们悄无声息地对着嘴唇，初秋的阳光把她的眼睫毛映在脸颊上，看上去在微微发颤。
那是一个温柔而安稳的吻，一个不知其归宿的吻。假如我们不在午后的阳光中坐在晾衣台上喝着啤酒观看火灾的话，那天我恐怕不至于吻绿子，而这一心情恐怕绿子也是相同的。我们从晾衣台上久久地望着光闪闪的房脊、烟和红脑袋蜻蜓，心情不由变得温煦、亲密起来，在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于是我们接了吻，就是这种类型的吻。当然，正像所有的接吻一样，我们的接吻也不是说不包含某种危险。
最先开口的是绿子。她轻轻拉住我的手，似乎难以启齿地说她有个正在相处的人。我说好像猜得出来。
“你有可心的女孩？”
“有的。”
“那星期天怎么老是闲着？”
“这复杂得很。”我说。
我意识到：这个初秋午后瞬间的魔力已经杳然逝去了。
五点时，我说要去打工，离开了绿子家。我邀她出去简单吃点东西，她没答应，说怕有电话打来。
“整整一大天都憋在家里等电话，真是烦透了。孤零零一个人，觉得身\_体就像一点点腐烂下去似的。渐渐腐烂、融化，最后变成一洼黏糊糊的绿色液体，再被吸进地底下去，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就是这种感觉，在干等一天的时间里。”
“要是还有这类等电话的事，我来奉陪，不过可要搭一顿午饭。”我说。
“好的。连饭后的火灾也准备好。”绿子说。
※
第二天上“戏剧史Ⅱ”，课堂上没见到绿子。上完课，我走进学生食堂，要了一份既凉又味道不好的便餐，吃完便坐在阳光下打量周围动静。就在我身旁，两个女生站着聊个没完没了，一个像抱婴儿一样怀抱网球拍，生怕掉在地上似的，一个拿着几本书和雷那德•巴斯蒂的唱片集。两人都长得如花似玉，谈得津津有味。俱乐部活动室那边传来谁在练习低音提琴音阶的声响。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学生，他们随便抓来什么话题各抒己见，连笑带骂。停车场里有伙人在溜旱冰，一个怀抱公文包的教授绕开他们从场上穿过。院子当中，一个头戴安全帽的女生把腰弯得像趴下似的在地面上书写美帝侵略亚洲如何如何的标语牌。一如往日的校园午休光景。然而在隔了许久后重新观望这光景的时间里，我蓦然注意到一个事实：每个人无不显得很幸福。至于他们是真的幸福还是仅仅表面看上去如此，就无从得知了。但无论如何，在九月间这个令人心神荡漾的下午，每个人看来都自得其乐，而我则因此而感到了平时所没有感到过的孤寂，觉得惟独我自己与这光景格格不入。
不过细想起来，这几年间我又究竟融入过什么样的光景中呢？记忆中最后一幅感到亲切的光景，是同木月两人在港口附近的桌球室击球的场面。而木月就是在那天晚间死的。从此以后，我同世界之间便不知何故总是发生龃龉，犹如有一股冷空气硬生生地横插进来。对于我，木月其人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百思不得其解。我所明白的只是：由于木月的死，我的不妨称之为青春期的一部分机能便永远彻底地丧失了。对此我可以清楚地感到和理解，至于它意味着什么，将招致何种结果，我却如坠五里云雾。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观看着校园的景致和来来往往的男女，以此消磨时间。我心想说不定碰巧能见到绿子，但这天她终究也没有出现。午休结束后，我进图书馆预习德语。
※
周六的晚上，永泽来我房间，问我今晚能否出去玩一玩，在外留宿的许可由他来办。我回答说可以。一周来我的头脑乱七八糟的，觉得跟谁睡觉都无所谓。
黄昏时分，我进浴室洗个澡，刮了胡子，在开领半袖衫外罩了一件棉布上衣，然后和永泽两人在食堂吃罢饭，乘上公共汽车往新宿赶去。我们在新宿三丁目的喧嚣声中下车，在这一带东游西逛了一阵，然后走入近处一家常去的酒吧，等待合适的女孩到来。这原本是一家以女客集中为特征的酒吧，偏偏这天来的女孩可以说几乎是零，没有人靠上前来。我们在不至于醉的限度内一小口一小口地呼着掺有苏打水的威士忌，待了将近两个小时。有两个颇为可爱的女孩在吧台旁坐下，要了吉姆莱特和马尔加利达两种进口酒。永泽马上过去搭讪，原来两人都在等男朋友。但我们四人还是亲热地聊了一会，约会的男朋友一来，两个女孩便去那边了。
永泽提出换一家，把我领进另一处酒吧。这是个稍微拐入巷内的小酒吧，大部分客人都喝得有了几分醉意，正在乱哄哄地胡闹。尽头处的桌旁坐着三个女孩，我们加进去，五个人说说笑笑，气氛倒也不坏，都兴致勃勃但当永泽劝她们再换一家喝点儿时，女孩们却说快到关门时间了，得赶紧回去。三人都住在一所女-子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这天真是一无所获。之后又换了一家，还是枉费心机。不知何故，女孩都压根儿没有靠近的意思。
熬到十一点半，永泽说今天报销了。
“对不住，拉你跑来跑去。”他说。
“没关系。知道你也有这样的日子，已足够让我开心的了。”我说。
“一年也就是一回吧，这种时候。”
说实在话，这时我对同女孩睡觉已无多大兴致了。在周末夜晚沸沸扬扬的新宿街头东张西望了三个半小时之久，目睹着人们释放出来的由性欲和酒精等混合而成的各种莫名其妙的能量，我不由地觉得自己本身的所谓性欲简直猥琐得不足挂齿。
“往下如何是好，渡边？”永泽问我。
“看它个通宵电影，好久没看电影了。”
“那我去初美那里，可以么？”
“没什么不可以的吧。”我笑道。
“要是你愿意，还可以介绍一个让你过夜的女孩，怎么样？”
“算啦，还是看电影。”
“抱歉！找个时间将功折罪。”他说罢，便消失在杂乱的人群之中。我迈进汉堡包店，吃了夹干酪片的汉堡包，喝了杯热咖啡，醒醒酒，尔后走入附近的二号馆看了场《毕业生》。电影意思不大，但又别无他事，看过一遍，我坐着未动，又看了一遍。走出电影院时已快凌晨四点了，我在凉意袭人的新宿街头一边胡思乱想，一边漫无目的地转悠着。
走得累了，我便钻进一家通宵营业的小吃店，喝着咖啡看书，等待头班电车。不大工夫，店里就挤满了同我一样等头班电车的人。男侍走过来，抱歉地问我对面座位可否坐人，我说可以。反正我是在看书，谁与我对坐都不碍事。
在对面落座的是两个女孩，年纪同我相仿，长得虽都不算漂亮，但给人的感觉并不差，化妆和衣着都十分得体，看不出是在歌舞伎街无事闲逛到清晨五点的那号女-子。我猜想她们肯定是因为某种缘由才未赶上末班电车的。她们见相对而坐的人是我，现出一副释然的神情。我穿戴整齐，又是昨晚刮的胡子，况且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托马斯•曼的《魔山》。
一个女孩长得高高大大，身穿赛艇用的那种带风帽的上衣和白布裤，拎一个大大的人造革包，两耳戴着贝壳般大小的耳环。另一个则小巧玲珑，架一副眼镜，格纹衬衣外面加一件对襟蓝毛衣，指上套着蓝松石戒指。小巧的女孩似乎有个习惯——不时地摘下眼镜揉揉眼睛。
两人要的都是咖啡和汉堡包，一面小声商量什么，一面细嚼慢咽。高大女孩歪了几下脖子，小巧女孩摇了好几次头。由于马宾•基和比•基斯等人的音乐放得很响，听不清两人谈话的内容，但看上去是小巧女孩在为什么恼怒，而高大女孩则在好言抚慰。我时而看书，时而打量她们一眼。
小巧女孩怀抱挎包去卫生间后，高大女孩对我说了声“啊，对不起”，我放下书看着她。
“您知道这附近还有没有酒吧？”
“早晨五点钟过后？”我不由一怔，反问道。
“嗯。”
“噢，都清晨五点二十分啦，正是大部分人醒酒后回家睡觉的时间啊。”
“唔，这个其实我也是一清二楚的……”她极其难为情似的说，“同伴说她无论如何都想喝酒，当然这里有很多原因。”
“那就只能两人回家喝啦。”
“可我，要乘早上七点半的电车回长野。”
“那样的话，剩下的办法恐怕就只有在自动售货机买酒，找个地方去喝了。”
“实在冒昧得很，您能不能陪一下？”她说，“两个女孩不好那样做。”
尽管当时我在新宿街头已经经历过五花八门的奇妙事情，但一大早五点二十分被素不相识的女孩拉去喝酒，倒是生来第一遭。拒绝吧，又要找借口，也罢，反正还有时间，便到附近自动售货机跟前买了几瓶日本清酒和一些下酒菜，和她们一起抱在怀中，走到西口原叶那里来了个席地宴会。
从两人话中得知，她们在同一家旅行分社工作，都今年刚从短期大学毕业，很要好。小巧女孩有个男朋友，太平无事地交往一年多了，不料最近得知他同别的女郎同床共衾，她于是大为沮丧——情况大致如此。高大女孩因哥哥今天举行婚礼，本打算昨天回长野老家，但为了陪伴这个朋友，昨晚在新宿熬到天亮，只能今早乘第一班特快赶回。
“可你怎么会知道他同别人睡觉呢？”我问小巧女孩。
小巧女孩一边一点一滴地啜着日本酒，一边拔着脚前的杂草。“一拉开他房间的门，正在眼皮底下干呢，这不是明摆的事嘛！”
“这事，什么时候？”
“前天夜里。”
“唔——”我说，“门没锁？”
“嗯。”
“怎么会没锁呢？”我说。
“那谁知道！又怎么能知道！”
“你说这还不受到沉重打击？岂不欺人太甚？她心里怎么能好受？”人显得很厚道的高大女孩说。
“这话倒不好由我来说，最好还是和他好好谈一次，往下就是能否原谅的问题，我想。”
“谁也理解不了我的心情。”小巧女孩一边一把把地拔草，一边自暴自弃似的说。
一群乌鸦从西天飞来，掠过小田急百货大楼的上空。天已完全大亮。三人东拉西扯着，高大女孩乘电车的时刻临近了。我们把剩下的酒送给西口地铁站里的流浪汉，买张站台票送她上车。列车远去后，我和小巧女孩不约而同地跨入旅馆。其实双方都不特别想一起睡觉，只是如若不睡，事情便无法收场。
开-房进去，我第一个脱—光了跳入浴槽，一边在里边泡着，一边像赌气似的喝啤酒。女孩随后进来，两人顺势躺在浴槽里默默喝酒。怎么喝头也不晕，又无睡意。她肌肤白晳，光滑滑的，腿形十分匀称诱人。我夸她的腿长得好，她冷冰冰地说了声谢谢。
然而一-上-床，她却变得判若两人。随着我手的动作，她敏感地做出反应，扭-动身\_体，大声-呻-吟。我进入时，她的指甲死死地扎入我的后背，随着高潮的逼近，她一连声喊了十六次一个男人的名字。我为了迟些一泻而出，拼命地数着次数。之后，我们就势睡了过去。
十二点半我睁眼醒来时，她已不见了，既未留信又没留字条。由于喝酒的时间不对头，觉得半边脑袋重重地直往下沉。我冲了淋浴，去掉睡意，刮罢胡子，然后赤身luo体地坐在椅子上，从电冰箱里拿出瓶汽水一饮而尽，随即一件一件依序回忆昨晚发生的事。每一件都仿佛夹在两三片玻璃中间，虚无缥渺，恍若梦幻。但那无疑是在我身上实际发生的——桌上的杯里还有昨夜喝剩的啤酒，洗脸间有用过的牙刷。
我在新宿简单吃了早餐，进电话亭给小林绿子打个电话。我以为她今天仍一个人看守电话，但呼叫了十五次也没人接。二十分钟后又打了一次，仍是同样的结果。我乘上公共汽车返回宿舍，门口信箱里有一封我的快信，是直子来的。
[1] 博加特（1899—1957），美国电影演员，曾主演《卡萨布兰卡》等。
[2] 解围之神：拉丁语deus ex machina的译词，古希借和罗马戏剧中的天神，用舞台机关送出，作用为及时解决戏剧中的纠结。
[3] “怀石料理”：日本京都地区一种别具风味的斋菜，很有名。
[4] 《性的人》：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
[5] 西京：即日本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