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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个周六,直子打来电话。我们在周日幽会了。我想大概还是称为幽会好,此外我想不出确切字眼。

我们一如上次那样在街上走,随便进一间店里喝咖啡,然后再走,傍晚吃罢饭,道声再见分手。她依旧只有片言只语。看上去她本人也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我便也没有特别搜肠刮肚。兴致上来时,说一下各自的生活和大学的情况,但都说得支离破碎,没什么连贯性。我们绝口不提过去,只是一个劲儿地在街上走。所幸东京城市大,怎么走也不至于走遍。

我们差不多每周见面,就这样没完没了地走。她在前边,我离开一点跟在后头。直子有各种各样的发卡,总是露出右侧的耳朵。由于我看的尽是她背部,这点现在仍记得一清二楚。直子害--羞-时往往摸一下发卡,然后掏手帕抹抹嘴角。用手帕抹嘴是她想要说什么事的习惯动作。如此看得多了,我开始逐渐对直子产生了一丝好感。

她在武藏野郊外的一所女-子大学就读。那是个以英语教育闻名的小而整洁的学校。她公寓附近有一条人工渠流过,我俩时常在那一带散步。直子有时把我带进自己房间做饭给我吃。即使两人单独在房间,看上去她也并不怎么介意。她的房间干净利落,一概没有多余之物。若不是窗台一角晾有长筒袜,根本看不出是女孩居室。她生活得极为简朴,似乎也没有什么朋友。就高中时代的她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我所知道的她总是身穿艳丽的衣服,前呼后拥一大帮朋友。目睹她如此光景的房间,我隐约觉得她恐怕也和我同样,希望通过上大学离开原来的城市,在没有任何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我选择这所大学,是因为我的高中同学没一个人报考这里。”直子笑道,“所以我才进到这里,我俩进的可都是有点凄凉的大学啊,知道吗?”

不过,我同直子的关系也并非毫无进展。直子一点一点地依顺了我,我也依顺了直子。暑假结束,新学期一开始,直子便十分自然地、水到渠成地走在我身旁了。我想这大概是她将我作为一个朋友予以承认的表示,再说和她这样美丽的姑娘并肩而行,也并非令人不快之事。我们两人漫无目标地在东京街头走来转去,上坡,过河,穿铁道口,只管走个没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反正走路即可。仿佛举行某种拯救灵魂的宗教仪式一般,我们专心致志地大走特走。下雨就撑伞走。

秋日降临,寄宿院的中庭铺满了榉树落叶。穿上毛衣,顿时感到新季节的气息。我穿坏了一双皮鞋,新买了双轻便运动鞋。

至于那段时间里我们说了怎样的话,我已经记不完整。大概也没说什么正正经经的话。我仍旧避免谈及过去的一切,木月这一姓氏几乎没从我们口中道出过。我们仍像以往那样寡言少语,那时早已习惯两人在饮食店默默对坐了。

直子愿意听敢死队的故事,我经常讲给她听。一次,敢死队和同班的一个女孩子(当然也是地理学专业的女生)幽会,晚间回来时,一副大为沮丧的样子。那是六月间的事,当时他问我:“我、我说,渡边君,和、和女孩子,该怎么说话,一般?”我记不得当时是怎样回答的了,反正他是彻底找错了咨询对象。七月间,不知是谁趁他不在时把阿姆斯特丹运河摄影揭掉,换上了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理由也再简单不过:说是想知道他能否一边看着金门大桥一边手--yin-。我便随口迎-合说他干得极为开心,于是又不知是谁换成了冰山照。照片每更迭一次,敢死队便显出狼狈得不知所措的神情。

“到底是谁,干、干这种勾当?”他说。

“噢,这个——不过不挺好么?照片都满不错啊。别管他谁干的,还不是求之不得!”我安慰道。

“话是那样说,可就是觉得心里怪别扭的。”

我一讲起敢死队,直子就发笑。由于她很少笑,我便经常讲起。不过说心里话,我真不大忍心把他作为笑料。他出生在一个经济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里的不无迂腐的第三个男孩。况且,他只是想绘地图——那是他可怜巴巴的人生中的一点可怜巴巴的追求,谁有资格来加以嘲笑呢!

尽管如此,敢死队的逸闻还是成了宿舍里必不可少的话题。事到如今,并非我想停战就能偃旗息鼓的了。再说,能见到直子的笑脸,对我来说也是件开心的事。结果,我仍旧向大家继续提供敢死队的近况。

直子问我有没有一度喜欢过的女孩,我把分手的那个女孩的事告诉她。我说,那女孩人不错,我也喜欢同她睡觉,现在也不时有些怀念,但不知何故,就是不曾为之倾心。或许我的心包有一层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才不能对人一往情深。

“这以前从没爱过谁?”直子问。

“没有。”我回答。

她便没再问下去。

当秋天过去,冷风吹过街头的时节,她开始不时地依在我的胳膊上了。透过粗花呢厚厚的质地,我可以微微感觉到直子的呼吸。她时而挽起我的胳膊,时而把手插进我的大衣口袋里,特别冷的时候,就紧贴在我身旁簌簌发抖,但也仅此而已。她的这些动作并无更深的含义。我双手插进大衣口袋,一如往常地走动不止。我和直子穿的都是胶底鞋,几乎听不见两人的脚步声,只有踩上路面硕大的法国梧桐落叶的时候,才会发出“嚓嚓”的干燥声响。而一听到这种声响,我便可怜起直子来。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臂,而是某人的臂,她所希求的并非是我的体温,而是某人的体温。而我只能是我,于是我觉得有些愧疚。

随着冬日的延伸,我感到她的眼睛比以前更加透明了。那是一种清澈无比的透明。直子时常目不转睛地注视我的眼睛,那并无什么缘由,而又似乎有所寻觅。每当这时,我便产生无可名状的寂寞、凄苦的心绪。

我开始思索,或许她想向我倾诉什么,却又无法准确地诉诸语言。不,是她无法在诉诸语言之前在心里把握它,惟其如此才无法诉诸语言。她不时摸一下发卡,或用手帕擦一下嘴角,或不知所以然地凝视我的眼睛。如果可能的话,有时我真想将她一把紧紧地-搂-在怀-里,但又总是怅惘地作罢。我生怕万一因此而伤害了直子。这样,我们继续在东京街头行走不止,直子在空漠中继续“苦吟”不休。

宿舍楼的同伴,每当直子打来电话,或我在周日早上出门时,总少不了奚落我一番。说理所当然也属理所当然,大家都确信我有个恋人。这既无法解释,又无须解释,只有听之任之。晚间回来时,总会有人出言不雅,什么用什么体位搞的啦,她的那里什么样啦,内裤是什么颜色啦等等,不一而足,我便信口敷衍两句。


这么着,我从十八岁进入了十九岁。太阳出来落去,国旗升起降下。每当周日来临,便去同死去的朋友的恋人幽会。若问自己现在所做何事,将来意欲何为,我都如坠雾中。大学课堂上,读克洛岱尔,读拉辛,读爱森斯坦,但这些书几乎对我没有任何触动。班里边,我没结交一个朋友,宿舍里的交往也是不咸不淡的。宿舍那伙人见我总是一个人看书,便认定我想当作家。其实我并不特别想当作家,什么都不想当。

我几次想把这种心情告诉直子,我隐约觉得她倒能够某种程度地正确理解我的所思所想,但是找不到用来表达的词句。莫名其妙,我想,莫非她的“苦吟”病传染了我不成。

一到周末晚间,我就坐在有电话的门厅的椅子上,等待直子打来电话。大家差不多都已外出游玩,因此门厅里比平日要多少寂静一些。我一边注视沉默的空间里闪闪浮动的光粒子,一边力图确定心的坐标。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呢?别人又到底向我追求什么呢?结果找不到像样的答案。我时不时向空间漂浮的光粒子伸出手去,但指尖什么也触不到。


我是经常看书,但并不是博览群书那种类型的嗜书家,而喜欢反复看同一本自己中意的书。当时我喜欢的作家有:杜鲁门•卡波蒂、约翰•阿珀达依库、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莱蒙特•钱勒德[1]。无论班里还是寄宿院内,我没发现一个人喜欢这类小说。他们读的大多是高桥和巳[2]、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或者法国当代作家。这样,说话当然说不到一起,我只能一个人默默阅读,而且读了好几遍,时而合上眼睛,深深地把书的香气吸入肺腑。我只消嗅一下书香,抚摸一下书页,便油然生出一股幸福之感。

对十八岁那年的我来说,最欣赏的书是阿珀达依库的《半人马星座》。但在反复阅读的时间里,它逐渐失去了最初的光彩,而把至高无上的地位让给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而且《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始终是绝好的作品。兴之所至,我便习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真想把其中的妙处告诉别人,但环视四周,竟无一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甚至连想读的人都没有!在一九六八年,阅读菲茨杰拉德的作品,虽然算不得反动之举,也终非值得提倡的行为。

那时候,我身边仅仅有一个人读过《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同他要好起来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姓永泽,是东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比我高两年级。我们同住一栋宿舍楼,充其量是点头之交。一天,当我坐在食堂朝阳的地方一边晒太阳一边看《了不起的盖茨比》时,他挨我身边坐下,问我读什么。我说读《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趣吗?”他问。我答已经通读三遍了,读的次数越是多,越觉得有趣的部分层出不穷。

“若是通读三遍《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人,倒像是可以成为我的朋友。”他自言自语道。

我们果真成了朋友。那是十月间的事。

永泽这个人,对他了解得越多,越觉得此君古怪。我在人生旅程中,曾经同相当多的古怪人相遇、相识和相交,但遇到古怪如他的人,却还是头一遭。论读书,我辈较之他真可谓望尘莫及。他宣称:对死后不足三十年的作家,原则上是不屑一顾的,那种书不足为信。

“不是说我不相信现代文学。我只是不愿意在阅读未经过时间洗礼的书籍方面浪费时间。人生短暂。”

“那么你喜欢什么样的作家呢?”我问。

“巴尔扎克、但丁、约瑟夫•康拉德[3]、狄更斯。”他当即回答。

“都不能说是有当代感的作家。”

“所以我才读。如果读的东西和别人雷同,思考方式也只能和别人雷同。乡巴佬、小市民才那样。有识之士不会如法炮制,取-羞-于人。明白吗,渡边君?这宿舍院里,多少算是有识之士的,惟独我与你,其余全是一堆废纸屑!”

“何以见得?”我惊愕地问。

“我看得出来,就像看谁额头有块痣一样,一清二楚,一望便知。再说,我们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在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脑子里算了一下:“可菲茨杰拉德才死了二十八年啊!”

“那有什么,才差两年。”他说,“像菲茨杰拉德那样的杰出作家可以网开一面嘛!”

不过,他这位秘而不宣的经典小说嗜好者,在宿舍院内的确未被任何人知晓,即使被人知晓,怕也不致引人注目。因为,他首先以头脑聪明知名。不费吹灰之力地考进东大,学习成绩无可挑剔,眼下正准备进外务省,当外交官。父亲在名古屋经营一家大医院,哥哥同为东大毕业,继承父业,一家堪称十全十美。零用钱绰绰有余,人又长得仪表堂堂,因此谁都将他高看一眼,就连宿舍院管理主任在他面前也不敢粗声大气。假如他有求于人,那人便不折不扣地有求必应。不能不应。

永泽这人身上,似乎具有天生的那种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指使人的气质。他有能力站在众人之上迅速审时度势,向众人巧妙地发出恰到好处的指令,使人乖乖地言听计从。而显示他具有这种能力的非凡气质,就像天使的光环,清晰地悬浮于他的头顶,任何人觑上一眼,都会即刻察觉“此人实非等闲之辈”,从而生出敬畏感。所以,当永泽把我这个平庸无奇的人选为他的私人朋友后,大家都大为惊异,甚至素不相识的人都对我流露出一丝敬意。其实,人们似乎尚未悟出,个中缘由再简单不过:永泽之所以喜欢我,不过是因为我对他从未有过任何敬佩的表示。对他性格中特立独行的部分,深不可测的部分,我的确怀有兴趣,至于他成绩突出、气质非凡、风度潇洒之类,我却是一丝一毫不以为意。在他看来,这也许颇为希罕。

永泽是一个集几种相反特点于一身的人,而这些特点又以十分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他热情得无以复加,连我都险些为之感激涕零,有时又极尽搞鬼整人之能事。他既具有令人赞叹的高贵精神,又是个无可救药的世间俗物。他可以春风得意地率领众人长驱直进,而那颗心同时又在阴暗的泥沼里孤独地挣扎。一开始我就清楚地觉察出了他这种内在的矛盾,而其他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委实令人费解。他也背负着他的十字架匍匐在人生征途中。

但总的说来,我对他怀有好感。他最大的美德是诚实。他决不说谎,从不文过饰非,也不隐瞒于己不利的情况,而且对我始终亲切如一,慨然给予诸多关照。如果没他如此相待,我想我的寄宿生活将远为不快得多、别扭得多。尽管如此,我却一次都没交心于他。就这点而言,我和他的关系,其性质完全有别于我同木月之间。自从我目睹了永泽酩酊大醉后想方设法捉弄女孩子以后,我就决意万万不可向他交心。

宿舍院里,流传着好几种关于永泽的说法。第一种是说他生吞过三条蛞蝓。其次是说他的阳物非常强大,睡过的女-人已达百人之多。

生吞蛞蝓确有其事。我一问,他就痛快承认了,“顶大的,吞了三条哩!”

“这又何苦?”

“啊,说起来话长。”他说,“我住进这宿舍那年,新生和老生之间有点磨擦。大概是九月,我作为新生代表去老生那里谈判。对方是右翼,有把什么木刀,看样子怎么也谈不拢。我就跟他说:我明白了。如果问题能在我本人身上解决,我干什么都在所不惜,把话说清就行。于是那家伙叫我生吞蛞蝓,我说好,那就吞。就是这样吞的。那帮家伙找了三条大大的来。”

“什么感觉?”

“要说什么感觉嘛,生吞蛞蝓时的那种感觉,只有亲口吞过的人才体会得到。蛞蝓滑溜溜地通过喉咙,‘嘶——’地一下子落进肚里,真叫人受不了。凉冰冰的,口里还有余味儿,一想都打寒战。恨不得一吐为快,但又只能咬紧牙根儿忍住。要是吐出来,还不是又要重吞!这么着,我终于把三条一口气吞进肚里。”

“吞完后呢?”

“那还用说,回到房间咕嘟咕嘟大喝盐水。”永泽说,“此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那倒也是。”我附和道。

“不过,从那以来,谁对我都无可挑剔了。包括老生在内!一口气生吞三条蛞蝓的人,除我找不出第二个!”

确认其阳物大小很简单,一起进浴室即可,那确实非比寻常。睡过一百个女-人怕是夸张。他思忖一下说:大致有七十五个吧。他说记不大清,但七十个还是有的。我说我只睡过一个。他说那还不容易。

“下次跟我去,保证你手到擒来。”

当时我还不以为然。但实践起来,的确很容易。由于太容易了,反倒叫人有些泄气。跟他到涩谷或新宿,走进酒吧式小吃店(这种地方一般总有很多人),物色两个结伴而来的合适女孩(成双成对的女孩真可谓铺天盖地),和她们喝酒,然后到旅馆一同-上-床。总之永泽能说会道。其实他也没说什么绘声绘色的话,但他一开口,女孩大多听得入神,一副痴迷的样子,不觉之间便喝得昏头昏脑,结果和他睡到了一起。况且,他又长得英俊潇洒,开朗热情,随机生发。因此,女孩只消和他坐在一起,便觉心荡神迷。另外还有一点,这点我本身也感到极其不可思议:就是通过同他在一起,连我在别人眼里也成了富有魅力的男士。每当我在永泽促使下讲点什么的时候,女孩们便像对永泽那样对我的话或点头频频或笑意盈盈。这都是永泽的魔力所使然。这家伙实在身手不凡,每每叫我钦佩不已。与他相比,木月的座谈之才,简直成了哄小孩的玩艺儿,根本不足以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尽管我对永泽的才华五体投地,我还是由衷地怀念木月,愈发感到木月待人是何等的以诚相见,他把自己那并不多的才能都献给了我和直子。相比之下,永泽却把他超群出众的才华儿戏般地随意张扬。说起来,他同女孩睡觉也并非出于真心,对于他,那也不过是一种儿戏而已。

我自己其实不大喜欢同萍水相逢的女孩同床共衾。作为疏导情欲的一种方式固然惬意,而且同女孩拥抱着相互触摸身\_体也颇开心。我所不快的是早上分别的时候。醒来一看,一个陌生女孩在身旁酣然大睡,房间里一股酒味儿。床灯、窗帘等等,无一不是情人旅馆特有的那类大红大绿俗不可耐的东西。隔夜未消的酒意弄得头脑仍然昏昏沉沉。片刻,女孩也睁开眼睛,窸窸窣窣地到处摸内\_衣内裤,还一边穿长筒袜一边说:“喂,昨晚真把那个东西放进去了?我可正是危险期哩!”然后又一边对着镜子涂口红沾眼睫毛,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地絮絮不止,什么头痛啦、化妆化不好啦等等——这些都让我心生不快。所以,说老实话,我真不想睡到第二天早上。但宿舍都是十二点关门,总不能花言巧语地劝女孩子半夜起身回去(这在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在外边过夜。这样一来,势必在那里待到早上,满怀着自我厌恶和幻灭之感返回宿舍。阳光刺得眼睛作痛,口里又干又苦,脑袋就像别人的似的。

如此同女孩睡过三四次以后,我问永泽:这种事连续-干-过七十次,是否会觉得空虚。

“如果你觉得空虚,说明你是正人君子,可喜可贺。”他说,“和素不相识的女孩睡觉,睡得再多也是徒劳无益,只落得疲惫不堪、自我生厌,我也同样。”

“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卖力气?”

“很难解释。对了,你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本书写过赌博吧?同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周围充满可能性的时候,对其视而不见是非常困难的事。你明白吗?”

“有那么点儿。”

“傍晚,女孩子们走上街头,在那一带东游西逛,饮酒消遣。她们是在寻求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我们又可以提供。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买卖,就像拧开水龙头喝水一样。我们转眼间就可以发泄,而对方又求之不得。这就是所谓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在眼前来回晃动,难道你能视而不见?自己具有这种能力,又有发挥这种能力的场所,你能默默通过不成?”

“我从没遇到过那种处境,不大明白,揣摸不出是怎么一番滋味。”我笑着说。

“在某种意义上,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永泽说。

家境富裕的永泽之所以寄宿,原因就在于他拈花惹草。他父亲担心他一个人在东京难免和女-人厮混,便强制他在寄宿院里度过四年时间。当然,对永泽来说怎么都不在话下,他几乎不把什么宿舍守则放在眼里,过得随心所欲。心血来潮,他便请假夜不归宿,或去勾引女孩子,或去恋人的公寓过夜。请假在外留宿,获准相当不易,而对他却如探囊取物。只消由他开口,我也得以沾光。

从一入学开始,永泽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朋友。她名叫初美,和他同岁,我也见过几次,是个难得的女性。她长得并不十分出众,或者不如说外表普普通通。最初我甚至想永泽怎么找这样的姑娘,然而多少交谈几句以后,谁都不能不对她怀有好感。她就是这种类型的女性,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无聊的女-人睡觉。她对我也颇关心,一再说要给我介绍她们课余活动小组里的一个低年级女孩,四人一同约会。但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适当敷衍几句便把话引开了。初美就读的大学,里边全都是百万富翁的千金小姐,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

永泽时常同别的女孩厮混的事,她基本晓得,但一次也没有口出怨言。她真心真意爱着永泽,却丝毫不加干涉。

“配我太可惜了!”永泽说。我也有同感。


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店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高,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还可低价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曼奇尼的收有《宝贝儿》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不够长,但暖和还是很暖和的。

“对不起,我笨得很。”直子-脸-红了,-羞-涩地说。

“不要紧。瞧,这不蛮好么?”我戴上手套给她看。

“不过,这回总可以不用再把手插到大衣口袋里去了吧。”直子说。

这年冬天直子没回神户,我因为那份零工要做到年底,也待在东京没动。即使回神户,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没有要见的人。新年的时候,宿舍食堂关了门,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两人烤饼,简单做了煮年糕。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间,可说是多事之秋。

一月底,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因此告吹。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招待票,约好直子一同去。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她正满怀期待。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也找不到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我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汗,每隔一小时量次体温,连衬衣也为他换了。高烧整整一天未退。但第二天清早,他居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体操来了。一量体温,三十六度二,他真是实非常人可比。

“奇怪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听敢死队这语气,俨然罪过在我。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气恼地说,并把两张因他发烧而作废的票掏给他看。

“唔,好在是招待票。”敢死队说。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机甩出窗口。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二月间下了几场雪。

二月末,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幸亏没受大伤,永泽又妥善平息了事态,我只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但从此以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怏怏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平常,大半是C或D,B少得可怜。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入二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到四月中旬,直子满二十岁。我十一月出生,她大约长我七个月。对直子的二十岁,我竟有些不可思议。我也好,直子也好,总以为应该还是在十八岁与十九岁之间徘徊才是。十八之后是十九,十九之前是十八——如此固然明白。但她终究二十岁了,到秋天我也将二十岁。惟死者永远十七。

直子的生日是个雨天。上完课,我在附近买了盒蛋糕,乘上电车,去她的公寓。我向她提议,毕竟二十岁了,总该稍稍庆贺一下。我思忖,如果我是直子,也会有这种愿望的,一个人形影相吊地送走二十岁生日肯定不是滋味。电车里人很挤,又摇晃得厉害,结果赶到直子房间时,蛋糕已经土崩瓦解,活脱脱成了古罗马的圆形剧场,但我们还是竖起准备好的二十根小小的蜡烛,划火柴点燃,拉合窗帘,熄掉电灯,总算有了生日气氛。直子打开葡萄酒。两人喝着葡萄酒,吃了点蛋糕,这顿饭吃得很简单。

“我也二十岁了,有点像开玩笑似的。”直子说,“我,一点儿也没做二十岁的准备,挺纳闷儿的,就像谁从背后硬推给我的一样。”

“我还有七个月,可以慢慢准备好的。”我笑了笑。

“真好,你才十九。”直子羡慕似的说。

吃饭时间里,我讲起敢死队买毛衣的事。以前他只有一件毛衣(蓝色的高中校服式毛衣),买了以后才两件。新买的是织有小鹿图案的红黑相间的毛衣。毛衣本身确很漂亮,但穿在他身上,大家都忍俊不禁。至于为什么,他本人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渡边君,什、什么地方好笑?”在食堂里,他挨我坐下问道,“我脸上有什么不成?”

“什么也没有,没什么好笑的。”我一本正经地说,“这毛衣不错嘛,喏。”

“谢谢。”敢死队乐不可支地笑道。

直子听得很开心:

“真想见见这个人,一次也好。”

“不行不行,你会笑出声的。”我说。

“真以为我会笑?”

“打赌好了!我每天和他在一起,都有时忍不住要笑。”

吃完饭,两人收拾好碗筷,坐在草席上边听音乐边喝剩下的葡萄酒。我喝一杯的工夫里,她喝了两杯。

直子这天出奇地健谈。小时候的事,学校的事,家里的事。而且都讲得很长,详细得像一幅工笔画。我真佩服她有这么出色的记忆力。但听着听着,我开始察觉她说话的方式里含有某种东西。有什么不正常,有什么在发生着不自然的变形!尽管就每一句话来说都无懈可击,但连接方式却异乎寻常。A话不知不觉地变成其中包含的B话,不一会又变成B中包含的C话,绵绵不断,无止无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附和几句,后来便作罢了。我放上唱片,第一张听完便把唱针移到第二张。全部听完之后,又从头听起。唱片只有六张。第一张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最后是比尔•埃文斯的《献给黛比的华尔兹》。窗外雨下个不停,时间缓缓流逝,直子一个人絮絮不止。

直子说话的不自然之处,在于她有意避免接触几个地方。当然木月是其中一个,但我感到她回避的似乎不止于此。有好几点她都不愿意涉及,只是就无关紧要的细节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由于直子是第一次说得如此专注入迷,我便听任她尽管往下说。

但时针指到十一点时,我到底有点沉不住气了。直子已经滔滔不绝地说了四个多小时一来担心回去的末班电车,二来还有宿舍关门时间。于是我找个机会打断直子的话。

“该回去了,电车也快到时间了。”我边看表边说。

但我的话似乎没传进直子的耳朵,或者即使传进了,其含义也未被理解。她只是一瞬间闭了闭嘴,旋即又继续说下去。无奈,我重新坐好,把第二瓶里剩下的葡萄酒喝光。事到如此,看来最好由她讲个痛快。我拿定主意,末班电车也好,关门时间也好,一切都只能听之任之了。

然而直子的话没再持续很久。蓦地觉察到时,话已戛然而止。中断的话茬儿,像被拧掉的什么物件浮在空中。准确说来,她的话并非结束,而是突然消失到什么地方了。本来她还想努力再说下去,但话已经无影无踪。是被破坏掉了,说不定破坏者就是我。我刚才的话终于传进了她的耳朵,好半天才被她理解,从而破坏掉了促使她继续说话的类似动力的东西。直子微微张开嘴唇,茫然若失地看着我的眼睛,仿佛一架被突然拔掉电源的机器,双眼雾濛濛的,宛如蒙上了一层不透明的薄膜。

“不是想打断你,”我说,“只是时间晚了,再说……”

她眼里涌出泪珠,顺着脸颊滴在唱片套上,发出很大的声响。泪珠一旦滴出,随后便一发不可遏止。她两手拄着草席,身\_体前屈,嚎啕大哭起来。如此剧烈的哭,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轻轻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肩膀急剧地颤-抖不止。之后,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搂-过她的身\_体,她在我怀中浑身发抖,不出声地抽泣着。泪水和呼出的热气弄--湿----了我的衬衣,并且很快--湿--透了。直子的十指在我背上摸来摸去,仿佛在搜寻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某种珍贵之物。我左手支撑直子的身\_体,右手抚摸着她直而柔软的头发,如此长久地等待着直子止住哭泣。然而她哭个不停。


这天夜里,我同直子睡了。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即使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仍不知道。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不过那时候却只能这样做。她情绪激动,不知所措,希望得到我的抚慰。我关掉房间的电灯,缓缓地轻轻地脱去她的衣服,自己也随之脱掉,然后抱在一起。那是个温和的雨夜,我们赤身luo体也未感到寒意。我和直子在黑暗中默默地相互抚摸身\_体。我吻她的嘴唇,温和地用手扪住她的乳房。直子握住我变硬的东西。她的下部温暖--湿--润,等待着我。

然而当我探进去时,她却说很痛。我问是不是初次,直子点了点头。这倒使我有点不解了——我一直以为木月和直子早已睡过。我探到最底部,一动不动,久久地紧-紧-抱-住她,等她镇静下来……最后,直子用力抱-住我发出-呻-吟声。在我听过的最冲动时的声音里边,这是最为凄楚的。

全部结束之后,我问她为什么没和木月睡过,其实是不该问的。直子把手从我身上松开,再次啜泣起来。我从壁橱里取出被褥,让她躺好,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窗外的绵绵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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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雨已停了。直子背对我睡着,说不定昨晚她彻夜未眠。睡也罢没睡也罢,她的嘴唇已失去了一切语言,身\_体冻僵一般硬挺挺的。我搭了几次话她都不做声,身\_体纹丝不动。我久久地看着她luo露的肩部,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

席子上和昨晚一个样,散乱地放着唱片套、玻璃杯、葡萄酒瓶、烟灰缸等等。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终止似的。我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喝了两杯自来水。书桌上放着辞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画的年历,上面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记号。

我拾起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在身上。衬衣胸口仍然--湿--凉--湿--凉的,凑近一闻,漾着直子的气味。我在书桌上的便笺上写道:等你冷静下来以后,想好好跟你谈谈,希望尽快打电话给我,祝生日快乐。然后再次看看直子的肩,走出房间,悄悄带上门。


过了一个星期,电话也没有打来。直子住的公寓里又不给传电话,因此星期天一早我便来到国分寺。她不在,门上的姓名卡片已被撤掉。木板套窗关得严严实实。问管理人,说直子已于三天前搬走了,搬去哪里他不晓得。

我返回宿舍,给她神户家里写了封长信。无论直子搬去何处,那封信总会转递到她手上。

我坦率地写了自己的感受。内容是这样的:很多事我还不甚明白。尽管我在尽力而为,但最后明白恐怕还需一段时间。至于这段时间过后自己将在何处,现在的我完全心中无数。所以,我无法向你做出任何许诺,也不可能有求于你或倾诉动听的话语。因为首先我们之间还极其缺乏相互的了解。不过倘若你给我时间,我会竭尽全力,我们也许会相互加深了解。总之,我想再见你一次,好好谈谈。木月去世以后,我失去了可以如实诉自己心情的对象,想必你也如此。我想,也许我们相互追求的心情已超越了我们所想的程度。也正因如此,我们才绕了许多弯路,或在某种意义上已误入歧途。我也想过,或许我不该那样做,但此外别无他法。当时我在你身上感觉到的亲密而温馨的心情,是一种迄今我从未曾感受过的情感。请你回信,什么内容都可以——只要回信。

没有回信。

我心里失落了什么,而又没有东西填补,只剩下一个纯粹的空洞被弃置不理。身\_体轻得异乎寻常,语音虚无缥渺。周复一周,我比以前更为按部就班地到校听课。课虽然枯燥无味,同班上的人也无话可谈,但此外别无他事。听课时我独自坐在教室头排的一端,不同任何人交谈,吃饭时也是独自一人,烟也戒了。

五月底,学校进入罢课。那伙人高喊“肢解大学”。也好,能肢解只管肢解就是。肢解它,让它支离破碎,再狠狠地踩成粉末,一切悉听尊便!那一来,我也轻松了,往下的事自己总有办法。要我帮忙的话帮忙也可以,赶快下手好了!

大学被迫关门后没有课上了,我开始去运输社打零工。坐在卡车助手席上,停车时装货卸货。工作比预想的辛苦,开始几天,身\_体又酸又痛,早上甚至爬不起床,但报酬也因此多了一些。紧张劳作的时间里,我得以暂时忽略了心里的空洞。每周我在运输社干五个白天,在唱片店值三个晚班。没有工做的晚上,我就在房间里边喝酒边看书。敢死队滴酒不沾,对酒气极为敏感。一次我从床-上爬起来喝没有对水的威士忌,他埋怨说熏得他不能学习,能不能去外边喝。

“你给我出去!”我说。

“不、不、不是有规定,宿、宿舍不许喝酒吗?”

“给我出去!”我重复道。

他也没再说什么。我心烦起来,一个人爬上楼顶天台自斟自饮。

时至六月,我又给直子写了封长信,仍寄往她神户家里。内容与前一封大致相同。只是加了两句:等你回信是非常痛苦的,不知伤害你的心没有——哪怕告知这一点也好。投到信筒里后,我觉得心里的空洞又有所增大了。

六月间,我两次同永泽到街上找女孩睡觉,双方都再省事不过。一个女孩被我领到旅馆床-上,要给她脱衣服时,她手刨脚蹬,硬是不准。惹得我好不耐烦,便一个人在床-上看书。不一会儿,她倒自己主动贴上身来。另一个女孩在交欢之后,向我一个劲儿刨根问底,什么过去睡过多少个女孩啦,老家哪里啦,在哪个大学啦,喜欢什么音乐啦,太宰治的小说读过没有啦,国外旅行准备去哪里啦,她的乳\_头是不是比别人大得多啦等等,不一而足。我适可而止地应付几句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她说想一同吃早餐,便和她一起走进小吃店,吃了专供早餐用的烤面包和味道糟糕的鸡蛋,喝了味道糟糕的牛奶。这时间里她一直向我啰啰嗦嗦地问这问那,什么父亲做何工作、高中成绩如何、何年何月出生、是否吃过青蛙……问得我昏头胀脑,一放下筷子,赶紧说得去做工了。

“喂,能再见面吗?”她不无凄凉地说。

“不久还会在哪里碰到的。”说完,便和她分手了。剩下我一个人后,心想罢了罢了,我这是干的什么事!不由一阵心灰意冷。我想我不应干这等勾当,然而又不能不干。我的身\_体十分饥-渴,巴不得同女-人睡觉。而我同她们睡觉的时候,我又总是想着直子,想直子黑暗中白嫩嫩地浮现出来的luo体,想她的喘息,以及外面的雨声。而且愈想愈觉得身\_体饥不可忍,渴不可耐。我独自跑上天台喝威士忌,盘算自己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

七月初,接到直子的信。是封短信。

拖这么久才回信,请原谅。(但也请你理解: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够写东西。这封信就写了不下十次之多。对我来说,写东西是件十分吃力的苦差事。

先从结果写起吧。我已决定暂时休学一年。虽说暂时,但重返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休学只是履行手续。你也许觉得事出突然,但这是我长期考虑的结果。有好几次我想跟你谈起,但终干未能开口。

我非常害怕把它说出口来。

很多事都请你不要介意。即便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发生什么,我想结局恐怕都是这样的。也许这种说法有伤你的感情。果真如此,我向你道歉。我想要说的,是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自己责备自己,这确确实实是应该由我一个人来全部承担的。一年多来我一再拖延,觉得给你添了很大麻烦,或许这已是最后极限。

我搬出国分寺的公寓后,回到神户家里,跑了一段时间医院。医生说京都一座山中有一家可能对我合适的疗养院,我便打算前去试试。准确说来,那并不是医院,而是自由得多的疗养机构。详情下次再写。现在还写不好。对现在的我来说,需要的是在某个与世隔绝的寂静的地方休养神经。

你在我身边陪伴了一年时间,对此我以我的方式表示感谢,这点无论如何请你相信。你没有伤我的心,伤我心的是我自己,我想。

眼下我还没有见你的准备,不是不想见,是没完成见的准备。一旦准备完成,我马上写信给你。到那时候,我想我们也许会多少相互了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加深对对方的了解才是。

再见。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与被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性质相同的悲哀。这种莫可名状的心绪,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深藏于内。它像掠身而去的阵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其语言却未能传入我的耳中。

每到周六晚间,我依旧坐在一楼门厅沙发上消磨时间。不可能有电话来,也没有要做的事,我常常打开电视的棒球转播节目,似看非看地看着。我把横亘在我与电视之间空漠的空间切为两半,又进而把被自己切开的空间一分为二。如此反复无穷,直至最后切成巴掌大小。

十点一到,我关掉电视,返回房间,倒头便睡。


月底,敢死队送我一只萤火虫。

萤火虫装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里边放了些许草叶和水,瓶盖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因为四周天光还亮,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奇的水边栖生的小虫而已。敢死队却一口咬定是萤火虫,还说他对此十分熟悉,而我又没掌握什么反驳的理由和证据。也好,就算是萤火虫吧!萤火虫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企图爬上光溜溜的瓶壁,但每次都滑落下来。

“在院子里来着。”

“这儿的院子?”我吃了一惊。

“喏,附、附近那家宾馆为了招徕顾客,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吧?就是从那边错飞过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往大旅行箱里塞-衣服、本子等物。

暑假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滞留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我不大乐意回神户,继续打工,他是因为有实习任务,现在实习已经结束,正准备回家。敢死队的家在山梨。

“这个,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得不行。”他说。

“谢谢。”

日落天黑,寄宿院里十分寂静,竟同废墟一般,国旗从旗杆降下,食堂窗口亮起灯光。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的灯一般只亮一半,左半边是黑的,只亮右半边,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是奶油加热后的气味。

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顶天台。天台上空无人影,不知是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在晚风中摇来荡去。我顺着天台角上的铁梯爬上供水塔。圆筒形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暖烘烘的。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弓腰坐下,背靠栏杆。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右侧可以望见新宿的夜景,左侧则是池袋的灯光。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河,沿着大街川流不息。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云层一般轻笼着街市的上空。

萤火虫在瓶底微微发光,它的光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淡。我最后一次见到萤火虫是在很早以前,但在我的记忆中,萤火虫该是在夏日夜幕中拖曳着鲜明璀燦得多的流光。我一向以为萤火虫发出的必然是那种灿烂的、燃烧般的光芒。

或许,萤火虫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我提着瓶口轻轻晃了几晃,萤火虫把身-子扑在瓶壁上,有气无力地扑棱一下。但它的光依然那么若隐若现。

我开始回想,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呢?情景想起来了,但场所和时间却无从记起。沉沉暗夜的水流声传来了,青砖砌成的旧式水门也出现了。那是一座要一上一下摇动手柄来启闭的水门,河并不大,水流不旺,岸边水草几乎覆盖了整个河面。四周一团漆黑,熄掉电筒,连脚下都不易看清。水门内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数百只之多的萤火虫。萤火宛如正在燃烧的火星一样辉映着水面。

我合上眼帘,久久沉浸在记忆的暗影里。风声比平时更为真切地传来耳畔。风并不大,却在从我身旁吹过时留下了鲜明得不可思议的轨迹。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夏夜已有些深了。

我打开瓶盖,拈出萤火虫,放在向外侧探出大约三厘米的供水塔边缘。萤火虫大概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一摇一晃地绕着螺栓转了一圈,停在疤痕一样凸起的漆皮上,接着向右爬了一会,确认再也走不通之后,又拐回左边,继而花了不少时间爬上螺栓帽,僵僵地蹲在那里,此后便木然不动,像断了气。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动,只有夜风从我们身边掠过,榉树在黑暗中磨擦着无数叶片,簌簌作响。

我久久地、久久地等待着。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忽有所悟似的,愕然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的脑际。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同指尖保持着一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1] 均为美国现代作家。

[2] 高桥和巳(1931—1971),日本小说家,作有《悲器》等。

[3] 康拉德(1857—1924),英国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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