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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直子死了以后,玲子仍给我来了几封信。信上说那既非我的责任,也不是某人的责任,而是如同天要下雨,不是任何人所能制止的。但对此我没有回信。我能说什么呢?况且毕竟已经无可挽回了。直子已不在这个世上,已经化为一杯灰烬。

八月末参加完直子凄凉的葬礼返回东京,我告诉房东自己准备离开一段时间,请他们照看一下,并跑去打工的餐馆,说暂时来不成了。然后,我给绿子写了封短信:现在一言难尽,希望稍待时日,请谅。此后三天时间里,我挨家进电影院,从早看到晚,大凡东京上映的影片统统看了一遍。尔后收拾好旅行背囊,提出所有的银行存款,去新宿站乘上第一眼看到的特快列车。

至于去了什么地方以及如何去的,我全然无法记起。风景、气氛和声响记得真真切切,而地点却忘得干干净净。连顺序也忘了。我乘上火车或公共汽车,或搭坐路上所遇卡车的助手席,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穿行不止。如果有空地有车站有公园有河边有海岸,及其他凡是可以睡觉的场所,我不问哪里,铺上睡袋便睡。也有时央求睡在派出所里,有时睡在墓地旁。只要是不影响通行而又可以放心熟睡的地方,我便肆无忌惮地大睡特睡。我将风尘仆仆的身\_体裹在睡袋里,咕嘟咕嘟喝几口低挡威士忌,马上昏睡过去。遇到热情好客的小镇,人们便为我端来饭菜;而若是人情淡薄的地方,人们便喊来警察把我逐出公园。对我来说,好也罢坏也罢,怎么都无所谓。我所寻求的不过是在陌生的城镇睡个安稳觉而已。

手头吃紧时,我就出三四天苦力赚一点现钱。无论哪里总有些苦力可做。我并无特定目的地,只是逐一在城镇中穿行不止。世界广阔无边,到处充满怪异的现象和奇妙的人们。我给绿子打过一次电话,因为实在渴望听到她的声音。

“喂喂,学校早都开学了。”绿子说,“提交听课报告的家伙都有好些个了。你怎么搞的,到底?整整三个星期音信全无。在哪里?干什么呢?”

“对不起,现在不能返京,还不能。”

“你要说的就这个?”

“现在一言难尽,有口难言。等到十月……”

绿子一言不发,“砰”一声挂断电话。

我继续旅行,时而住进廉价旅店,洗个澡,刮刮胡须。一次对镜看去,发现我的嘴脸甚是丑恶。由于风吹日晒,皮肤粗糙不堪,双眼下陷,两腮深凹,而且有来历不明的污垢和擦伤,活像刚刚从黑洞深处爬出来,但仔细端详,确是自家嘴脸无疑。

当时我行走的是山阴海岸,鸟取或兵库的北海岸即在这一带。沿海岸赶路还是轻松的,因为沙滩上肯定找得到惬意的睡眠场所,并且可以捡来被海水冲上岸的木柴升起篝火,从鱼店买来干鱼烤熟了吃。我还打开威士忌,一面谛听涛声一边怀念直子。真是奇怪——她已经死了,已经不在这个世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我甚至亲耳听到了钉棺盖的叮当声,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她已魂归九泉这一事实。

她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过于鲜明了。她轻轻地吻我,头发垂落在我的小-腹——那光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还记得她的温情和喘息,以及一泄而出后无可排遣的感伤。这一切就像五分钟前刚刚发生过一样,仿佛直子就在身边,伸手即可触及她的肢体。然而她已经不在了,已经不存在于这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

在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我想起直子的种种音容笑貌,不容我不想起。因为我心里关于直子的记忆堆积如山,只要稍稍开启一点缝隙,它们便争先恐后,鼓涌而出,而我根本无法遏止其突发的攻势。

我想起直子在晨雨中身穿雨衣清扫鸟舍和手拿鸟饵口袋的情景,想起坏了半边的生日蛋糕,想起那天夜里浸--湿--我衬衣的泪水。是的,那天也是个雨夜。冬日来临,她身穿驼绒大衣在我身旁移动步履。她总是戴一个发卡,总是用手摸它,而且总是用晶莹明澈的眸子凝视我的眼睛。她身披一件蓝色睡-衣,在沙发上抱膝而坐,下颏搭在膝头。

就是这样,直子的形象如同汹涌而来的潮水向我联翩袭来,将我的身\_体冲往奇妙的地带。在这奇妙地带里,我同死者共同生活。直子也在这里活着,同我交谈,同我拥抱。在这个地方,所谓死,并非是使生完结的决定性因素,而仅仅是构成生的众多因素之一。直子在这里仍在含有死的前提下继续生存,并且对我这样说:“不要紧,渡边君,那不过是一死罢了,别介意。”

在这样的地方,我感觉不出悲哀为何物。因为死是死,直子是直子。“瞧,这有什么,我不是在这里吗?”直子-羞-涩地笑着说道。她这一如往日的平平常常的一言一行,使我顿感释然,心绪平和如初。于是我这样想道:如果说这就是所谓死,则死并不坏。“是啊,死有什么大不了的。”直子说,“死单单是死罢了。再说我在这里觉得非常快活。”直子在浊浪轰鸣的间歇里这样告诉我。

但为时不久,潮水退去,我一个人剩在沙滩上。我四肢无力,欲走不能,任凭悲哀变成深重的夜幕将自己合拢。每当这时,我时常独自哭泣——与其说是哭泣,莫如说任由浑似汗珠的泪珠不由自主地涟涟而下。

木月死时,我从他的死中学到一个道理,并将其作为大彻大悟的人生真谛铭刻或力图铭刻在心。那便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死潜伏在我们的生之中。”

实际也是如此。我们通过生而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哲理,也无以消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而领悟后的任何哲理,在继之而来的意外悲哀面前,又是那样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鸣,日复一日地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筒里的水,满头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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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秋风阵阵的傍晚,我正躲在废船阴影里裹着睡袋满面流泪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渔夫走来,递给我一支烟。我足有十个月未曾吸烟,便接过吸了一口。他问我为什么哭,我几乎条件反射地谎称母亲死了,所以悲伤得四处游荡。他打内心同情我,从家里拿来一瓶清酒和两只杯子。

在风声呼啸的海滩,两人举杯对饮。渔夫说他十六岁死了母亲,说他母亲尽管身\_体不太结实,却从早到晚拼命劳作,结果积劳成疾,死了。我边喝酒边心不在焉听他说着,哼哈应付一两声。在我听来,那些事仿佛发生在遥不可及的世界里。这何足为奇!我不由陡然一阵心头火起,恨不得狠狠掐住这家伙的脖子。你母亲算什么?你说!我失去了直子,那般完美无瑕的肉-体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而你却在啰啰嗦嗦地大谈什么你母亲!

但这股怒气旋即烟消云散。我合上眼睛,似听非听地茫然听着渔夫没头没脑的话。过一会儿,他问我吃了饭没有。我回答吃是没吃,但背囊里有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问午间吃了什么,我说吃了面包、干奶酪、西红柿和巧克力。他于是叫我在这里等候,起身走开。我想劝阻,但他头也不回地倏忽隐没在黑暗中了。

没奈何,我便一人独饮。沙滩上满是烟花屑,海浪大发雷霆,轰隆隆猛扑上来,在岸边摔得粉碎。一条瘦骨嶙峋的狗摇着尾巴跑近,围着我燃起的篝火摇头晃脑转了几圈,寻找可吃的东西,发现一无所有,失望地走开了。

过了三十多分钟,刚才那位年轻渔夫手提两个寿司饭盒和一瓶新酒折回来。“这个吃掉!”他说,“下面的是紫菜饭卷和油炸豆腐,明天再用。”他拿起一升装酒瓶,把酒倒进自己杯里,给我的杯子也斟了。我谢过他,一个人吃了足够两人吃的寿司。随后两人喝起酒来,喝到不能再喝下去的时候,他叫我去他家住,我推说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更好,他没再硬劝。临分手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四折的五千元钞票,塞-进我衬衣兜里,叫我买点什么营养品吃,说我脸色难看得很。我谢绝说已经承蒙如此款待,哪里还能再要钱,但他执意不收回,说这不是钱,是他的心意,叫我别多想,拿着就是。我只好道谢收下。

渔夫走后,我蓦地记起高三时第一次睡过的女友,在她身上,自己做得何等残酷!想到这点,我心里感到一阵冰冷,无可救药的冰冷。我几乎从未思考过她会作何想法,有何感受,以及心灵受何剌激。甚至至今都未好好想过她一下。其实她是个非常温柔的女孩,只是当时我将那种温柔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丝毫未加珍惜。她现在做什么呢?能够原谅我么?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吃下去的一口吐在废船旁边,由于酒喝过了量,脑袋开始作痛。加之对渔夫扯谎,还拿了他的钱,心情更觉恶劣。我想差不多该是返京的时候了。总不能长此以往,无尽无休。我卷起睡袋塞-进背囊,扛着朝国营铁路车站走去,问站务员现在回东京应如何乘车,他查了时刻表,告诉说若能碰巧赶上夜行车,翌日一早即可抵大阪,再从那里转乘新干线去东京。我道声谢谢,用渔夫送给的五千元钞票买了去东京的车票。候车时间里,我买份报纸看了眼日期:一九七〇年十月二日。就是说我正好连续旅行了一个月。我想,这回横竖得重返现实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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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的旅行并未使我的情绪豁然开朗,也没有缓解直子的死给我的打击。我以同一个月前几无变化的心境返回东京,甚至连给绿子打电话都不可能。我不知到底应怎样对她开口。我能说什么呢?一切都过去了,和你两人幸福地生活吧——这样说合适吗?我当然不能说这样的话。但不管怎样去说,也无论采取怎样的说法,最终应说的事实惟有一个:直子死了,绿子剩下。直子已化为白色的骨灰,绿子作为活生生的人存留下来。

我觉得自己似乎是个污秽不堪的人。返京以后,我仍然一个人在房间里闷了好几天。我为直子准备的房间下着百叶窗,家具盖着白布,窗棂薄薄落了一层灰。我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了每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想起了木月。喂,木月,你终于把直子弄到手了!也罢,她原本就属于你的。说到底,恐怕那里才是她应去的地方。在这个百孔千疮的生者世界上,我对直子已尽了我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并为了同直子共同走上新的人生之途而付出了心血。不过也没关系,木月,还是把直子归还给你吧,想必直子选择的也是你。她在如同她内心世界一般昏黑的森林深处勒紧-了自己的脖子。我说木月,过去你曾把我的一部分拽进死者世界,如今直子又把我的另一部分拖到同一境地。有时我觉得自己似乎成了博物馆管理人——在连一个参观者也没有的空荡荡的博物馆里,我为我自己本身负责着那里的管理。


回京第四天,接到玲子的信。信封上贴着快信邮票,内容极简单:“一直未同你联系,十分放心不下。望打电话来。早上九点和晚上九点我在以下电话号码的电话机前等候。”

晚间九点,我拨通信上的电话号码,玲子马上拿起听筒。

“还好?”她问。

“凑合活着。”我说。

“喂,后天去见你可以么?”

“见我?来东京?”

“嗯,是啊。想和你单独好好叙谈叙谈。”

“那么说要从那里出来了,你?”

“不出来怎么能去见你!”她说,“也该到出来的时候了。一待整整八年,再不出来就烂在里面喽。”

我一时应对不上,略为沉吟了一下。

“后天乘新干线去,三点二十分到东京站,能去接我?我的模样还记得?或者说直子死后对我再没一点兴致了?”

“哪里。”我说,“后天三点二十分去东京站接你。”

“马上认得出来:拿着吉他的半老徐娘除我恐怕没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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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其然,在东京站我很快认出了玲子。她身穿男式粗花呢夹克、白西裤,脚上一双红运动鞋。头发依然很短,而且三三五五地冲剌而出,左手提着装在黑壳里的吉他。一望见我,她刷地扭-动脸上的皱纹,绽开笑容。看到玲子这张脸,我也不由得微笑起来。我拎过她的旅行包,两人并肩走到中央线站台。

“哦,渡边君,什么时候变成这么一副狰狞面目?还是说东京近来流行狰狞面目?”

“旅行了一段时间,又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我说,“新干线如何?”

“一塌糊涂。窗户也不开,途中本想买盒饭来着。简直倒透霉。”

“车厢里有过来卖东西的吧?”

“你指的是又贵又难吃的三明治?那玩艺儿连快饿死的马都咽不下。以前我喜欢在御殿场买鲷鱼饭来吃。”

“那么说话,要把你当成老太婆的。”

“那好,原本就是老太婆嘛!”

在去吉祥寺的电车上,她好奇地凝望着窗外武藏野的风光。“相隔八年连风光也变样了?”我问。

“渡边君,你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不知道。”

“又惊又怕,又怕又惊,简直要发疯似的。真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被抛到这种地方来。”玲子说,“不过,你不觉得‘简直要发疯似的’这个说法很妙?”

我笑着握住她的手不怕,你一点不用担心,再说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我从那里出来靠的不是自己力量。”玲子说,“我所以能离开那里,是托直子和你的福。一来直子不在以后,我已经无法忍耐独自留在那种场所的寂寞;二来有必要来东京找你好好谈一次。所以才离开那里。如果没有这两点,我说不定要在那里过一辈子。”

我点点头。

“往后怎么办呢?”

“去旭川,嗯,旭川!”她说,“音乐大学时代的一位好友在旭川办了一间音乐教室,两三年前就劝我去帮忙,我没答应,说懒得去那么冷的地方。可你知道,好歹成了自由之身以后,除了旭川,还想不出其他落脚处。那地方怕不会像是失手弄出来的大陷坑吧?”

“没那么恐怖。”我笑道,“去过一次,小镇不坏,挺有情调的。”

“真的?”

“不假,比在东京好,肯定。”

“反正没其他地方可去,行李都寄过去了。”她说,“渡边君,还能找时间去旭川玩?”

“当然去的。不过你这就赶去不成?总要在东京逗留几天再去吧?”

“嗯。可以的话,准备待上两三天。能在你那里借个宿吗?不会给你惹麻烦的。”

“毫无问题。我钻进睡袋在壁橱里睡。”

“抱歉抱歉。”

“没关系,壁橱宽敞得很。”

玲子有节奏地轻轻叩击夹在腿间的吉他壳。

“我恐怕要训练一下自己的身\_体,在去旭川之前。对外面的世界还根本不熟悉。很多很多事摸不着头脑,心里又紧张。这方面能帮我一把?能依赖的人只有你这一位。”

“只要我能办到,帮多少把都行。”我说。

“我这人,莫不是在打扰你吧?”

“到底能打扰我的什么呢?”

玲子看着我的脸,扭下嘴唇笑了,再没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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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吉祥寺下了电车,在转乘公共汽车到我住处之前的时间里,我们没说什么像样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东京市容的变化,谈她的音乐大学时代,谈我过去的旭川之行。有关直子的事绝口未提。我同玲子足有十个月未见,但如今和她单独走起来,心头仍不可思议地涌起一股平和、宽慰之感,并觉得以前好像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回想起来,同直子两人在东京逛街时,便是与此完全相同的感觉。如同我与直子曾共同拥有木月的死一样,而今我与玲子又共同拥有了直子的死。想到这里,我陡然什么也说不出了。玲子一个人说了一会,发现我不开口,便也不再吭声。于是两人默默无言地乘上公共汽车,来到我的住处。

这是初秋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同恰好一年前我去京都探望直子时一模一样。云如枯骨,细细白白,长空寥廓,似无任何遮拦。又是一个秋天,我想。风的气息,光的色调,草丛中点缀的小花,一个音节留下的回响,无不告知我秋天的到来。四季更迭,我与死者之间的距离亦随之渐渐拉开。木月照旧十七,直子依然二十一,永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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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这样的地方我就松了口气。”玲子走下汽车环顾四周,说道。

“因为什么也没有嘛。”

我从后门走进院子,把玲子领进这孑然独处的小屋。玲子几乎每看见什么都赞赏一番。

“好极了,这住处!”她说,“都是你做的?架子、桌子?”

“是啊。”我一边烧水泡茶一边说。

“手还蛮巧的,你这人。房间也干净利落。”

“敢死队影响的,他给我养成了卫生习惯。不过这一来房东倒高兴,说我住得很洁净。”

“噢,对了,得找房东寒暄一下。”玲子说,“房东住在院子对面吧?”

“寒喧?用得着寒暄?”

“情理之中嘛。一个怪模怪样的半老婆子钻到你这里弹吉他,房东也会纳闷吧?这方面还是先弄稳妥为好。为这个我连糕点盒都准备好带来了。”

“亏你想得周全。”我佩服道。

“上年纪的关系。我已想好,就说是你姨妈从京都来,你说时也要统一口径。说起来,这种时候年龄拉开距离,到底好办些,谁也不至于觉得蹊跷。”

她从旅行包里掏出糕点盒走出后,我坐在檐廊里又喝了杯茶,逗着猫玩。过了二十分钟,玲子总算回来了,从旅行包里取出一罐饼干,说是给我的礼物。

“当然是说你。”她抱着猫贴在脸上说,“夸你规规矩矩,是个正正经经的学生。”

“说我?”

“是啊,当然是你。”玲子笑道。她瞥见我的吉他,拿在手里,稍微调了下弦,弹起卡尔罗斯•乔宾的《并非终曲》。许久没听她的吉他了,那声音一如既往地温暖着我的心。

“在学吉他?”

“在仓房里扔着,借来随便弹几下。”

“那,一会儿免费教你。”说着,玲子放下吉他,脱去粗花呢上衣,背靠檐廊柱子吸烟。她的外衣里面穿着一件双色方格半袖衫。

“瞧,这衣服蛮漂亮吧?”

“是不错。”我同意道。那的确是件格纹极潇洒的衬衫。

“这,是直子的。”玲子说,“知道么?直子和我,衣服差不多是一个尺寸,尤其她刚进那里的时候。后来那孩子丰满起来,尺寸多少有点变化,但基本出入不大,无论上衣、裤子还是鞋帽,有差别的大概只有胸罩。因为我等于没有乳房。所以,我俩经常换衣服穿,或者说几乎是共产。”

我再次打量玲子的身\_体,经她一说,她的身段个头确实同直子相似。由于脸形和手腕细弱的关系,印象中玲子要比直子瘦削,但仔细看去,身\_体显得格外结实。

“这裤子和上衣也是,全是直子的。看见我穿直子的东西,你心里怕不大好受?”

“没有的事。有人穿她的衣服,我想直子也会高兴的。特别是你来穿。”

“也真是奇怪,”玲子说着,轻轻打个响指,“直子没给任何人写遗书,却把衣服的事交待得清清楚楚。她在便笺上草草写了一行:‘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你不觉得这孩子怪?在自己即将结束生命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什么衣服呢,这东西怎么都无所谓,其他更想交待的本该多得写不完才是。”

“此外什么都没有也未可知。”

玲子吸着烟,沉思良久。“我说,你很想听我从头一五一十讲起吧?”

“请讲给我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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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检查的结果,说直子的病情眼下虽正在好转,但为长远起见,还是马上集中根治为好。于是直子转去大阪一家医院,准备在那里住得长久些。以上情况想必已写信告诉过你,大概是八月十日前后……”

“信见了。”

“八月二十四日,直子母亲打来电话,说直子想返回一次,问我可不可以。说直子想自己整理一下东西,还很想同我好好聊聊,因为短时间内再见不到我,可以的话,想住一个晚上。我说我完全可以。我也非常想见直子,想同她交谈。这么着,第二天,就是二十五日,她和母亲乘出租车赶来了。我们三人便一边天南地北地聊着,一边整理东西。傍晚时,直子对她母亲说往下不要紧-了,请母亲回去。她母亲就叫一辆出租车回去了。直子看上去精神十分饱满,我和她母亲一点都没想到别的。说实话,见面前我担心得不得了,生怕她一下子瘦得摇摇晃晃,憔悴不堪。因我知道在那种医院检查治疗起来,身\_体消耗得相当厉害,担心她顶不住。结果见面一看,我马上一颗心落了地——脸色比预想的显得健康,还笑吟吟地开起玩笑,讲话也较以前有条理多了,而且对自己的新发型很得意,说去了一趟美容院。于是我想若是这样,即使她母亲不在,光和我两人也问题不大。她说:‘玲子姐,我想趁这机会在医院里把过去全部清算一下。’我说是啊,或许那样好。随后我俩到外面散步,这个那个谈了很多,如今后的打算等等。她甚至这样说:要是两人能离开那里一起生活该有多好。”

“和你两人?”

“是的。”玲子微微耸下肩说,“我对她说,我倒无所谓,可渡边君怎么办呢。结果她这样说:‘那人的事我会安排妥当的。’只这么一句。接下去谈了我俩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等等。然后去鸟舍逗鸟玩了一会儿。”

我从电冰箱里取出啤酒喝。玲子又点燃一支香烟。猫早已在她腿上呼呼睡去。

“那孩子一开始就已全部打定主意,所以才那么有精神,才面带笑容,才显得那么健康。肯定是下定决心后,心情变得畅快起来。她开始收拾房里的各种东西,不要的东西放进院子的油桶烧掉,包括当日记写下的笔记簿和信件,统统付诸一炬,甚至连你的信。我觉得奇怪,问她为什么烧掉。因为那孩子一直非常珍惜你的信,时常翻来覆去看个没完。她回答说:‘把过去的东西全部处理掉,也好获得新生。’而我也没有深想,以为不无道理。实际上也是说得通的,一般来看。但愿这孩子恢复健康,万事如意,我想。那天的直子也实在可爱得很,真想找你看上一眼。之后,我们像往常那样在食堂吃罢晚饭,进浴池洗澡,打开心爱的上等葡萄酒,两人喝着。我抱起吉他,照例弹甲壳虫,弹《挪威的森林》,弹《米歇尔》,都是那孩子喜欢的。我们觉得相当开心,熄掉灯,适当脱去衣服,-上-床躺下。那是个闷热得要命的夜晚,打开窗户也几乎没一丝风进来。外面漆黑一团,如同给墨汁涂得没留一点空白。虫声听起来格外响,连房间里都充满扑鼻的夏草气息。这时直子突然提起你,提你同她做-\_爱的事,而且说得极其详细。如何被你脱去衣服,如何被你触摸,自已如何--湿--润,如何被侵入,如何妙不可言——说得非常具体。于是我按捺不住,问她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提起这话。因为以前那孩子对做-\_爱从来都是三言两语地一带而过。诚然,作为一种治疗方法,我们也坦率地谈到做-\_爱,但那孩子死活不肯详谈,说不好意思。而现在却突如其来地谈得滔滔不绝,连我也不免吃惊。”

“‘只是有点想一吐为快。’直子说,‘要是您不大想听,不说也可以的。’”

“‘哪里。肚里有话要说,那就痛痛快快说彻底才好。我来听。’”我说。

“‘玲子姐,那实在是太妙了,整个脑袋都像要融化似的。真想就那样在他怀抱里一生都干那事。真那么想的。’”

“‘既然妙到那个程度,那就和渡边君一起生活,每天都干不就得了?’”我说。

“‘可是不行呀,玲子姐。’直子继续道,‘这我心里明白——那东西不期而来,倏忽而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一生中只碰巧来那么一次,那以前以后我都毫无所感。既无冲动,又没--湿--过。’”

“当然,我给她解释了一番,告诉她这种现象在年轻女-子是屡见不鲜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几乎都会自然消失。况且已经有过一次成功,用不着担心。我刚结婚的时候也是怎么都不顺利,急得要死。”

“‘不是那么回事!’直子说,‘我什么也没担心,玲子姐。我只是不希望任何人进到我那里边,不想让任何人扰乱我。’”

我喝干了一瓶啤酒,玲子吸完第二支烟,猫在玲子腿上伸伸腰,换个姿势,又睡过去了。玲子略一犹豫,把第三支烟叼在嘴里,点燃。

“接着直子抽抽搭搭哭起来。”玲子说,“我坐在她床-上抚摸她的脑袋,安慰说,‘不要紧,一切都会好的,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一定会在男人怀-里快快活活一辈子。’夏夜正热,直子身上又是汗又是泪,--湿--得一塌糊涂。我拿来浴巾,给她擦脸擦身-子,见她三角裤也--湿--透了,就叫她脱下来……噢,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俩一直一块儿洗澡,那孩子就像我妹妹似的。”

“明白,这我明白。”我说。

“直子希望我抱抱\_她。我说这么热,怎么抱得了。她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就抱了她。用浴巾把身\_体围住,以免汗水贴汗水,如此过了一会儿。等她镇静下来后,我又为她擦擦汗,穿上睡-衣,放她躺好。她马上静静地睡了,或者说是装睡。但不管怎样,那张脸实在叫人怜爱,就像生来从未受伤的十三四岁的孩子脸。见她这样,我也放心地睡了。

“六点醒来时,她已不见了。睡-衣脱在床-上,而衣服、运动鞋,还有经常放在枕边的手电筒都没有了。这时我发觉不对头——打手电筒说明是天还没亮就走掉的,对吧?出于慎重,我查看了桌面,那纸条就在上面:‘衣服请全部送给玲子。’于是我马上跑去大伙那里,让大伙分头去找直子。随即全员出动,从宿舍区一直找到四周树林,过筛子似的搜查了一遍。结果花了五个钟头才找到。那孩子,连绳子都早已备好,带去了那里。”

玲子喟然叹息一声,抚摸着猫的脑袋。

“喝茶吗?”我试着问。

“谢谢。”她说。

我烧开水,沏上茶,折回檐廊。夕阳垂垂西坠,斜晖奄奄一息,树影长长地伸至我们脚前。我一边喝茶,一边望着纷然杂陈的奇妙庭园——棠棣、杜鹃、南天竹等在那里我行我素地横躺竖卧。

“找到后不久,急救车来把直子拉走。我被警察一一询问了情况。说是询问,其实也没深入问什么。一来有遗书样的纸条留下来,自杀不言而喻;二来他们那些人以为精神病患者恐怕就是要自杀的。所以询问也仅是走过场而已。警察一离开,我就打了电报给你。”

“好凄凉的葬礼啊!”我说,“也太寂静了,人又寥寥无几。她家人光是对我放心不下,猜不出我怎么会晓得直子的死。肯定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是自杀。实际上真不该去参加葬礼,我也因此一蹶不振,失魂落魄,之后不久就外出旅行了。”

“渡边君,不去散散步?”玲子问道,“该买点东西做晚饭了吧,我都饿了。”

“好。可有什么喜欢吃的?”

“火锅。”她说,“我有好些年好些年没吃火锅了,做梦都梦见吃火锅。肉、大葱、鬼芋、煎豆腐、茼蒿,一古脑儿放进去煮,咕嘟咕嘟……”

“吃是可以,可问题是没有吃火锅用的锅,我这儿没有。”

“这好办,包在我身上,找房东借来就是。”

她一溜风走去正房,借来一个蛮高级的火锅、一个小煤气炉、一段煤气软管。

“如何,不错吧?”

“真行!”我心悦诚服。

我们去附近小商店街买了牛肉、鸡蛋、青菜和豆腐,在酒店买了一瓶看上去考究些的白葡萄酒。付款时我坚持由我付,但终归还是她全付了。

“给人家知道买食品时叫外甥付钱,我在亲戚中岂不成块笑料了!”玲子说,“再说我还没沦落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你别担心。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分文不名地空身出来哟!”

回到住处,玲子淘米做饭,我接上煤气软管,拉到檐廊里准备火锅。准备妥当后,玲子从吉他盒里取出自己的吉他,坐在光线幽暗的檐廊里,仿佛确认乐器音质似的缓缓弹起巴赫的赋格曲。细微之处她刻意求工,或悠扬婉转,或神采飞扬,或一掷千钧,或愁肠百结。她不胜依依地侧耳倾听各种音质效果。弹奏吉他时的玲子,看上去仿佛正在欣赏一件爱不释手的时装的妙龄少-女,两眼闪闪生辉,双唇紧紧合拢,时而漾出一丝微微的笑意。一曲弹罢,她倚柱望天,面露沉思之色。

“可以和你说话么?”我问。

“可以可以,我只是想我肚子饿了。”玲子说。

“不去见见丈夫和女儿?是在东京吧?”

“横滨。但我不能去,以前也说过吧,他们还是不同我发生联系好。他们有他们新的生活,我见了无非徒增痛苦。最好就是不见。”

她把七星烟的空盒捏成一团扔开,从挎包里取出盒新的,启封叼上一支,但未点火。

“我已成为过去的人。你眼前存在的不过是我往日的记忆残片。我心目中最宝贵的东西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寿终正寝。我只是按照过去的记忆坐卧行止。”

“不过我是特别喜欢现在的你,不管是记忆残片也罢什么也罢。另外,或许这不值一提——你肯穿直子的衣服,我非常高兴。”

玲子好看地一笑,用打火机点燃香烟:“你人虽年轻,倒是蛮懂得讨女-人欢心。”

我觉得有点-脸-红:“我只是怎么想怎么说。”

“知道。”玲子笑道。

这时间里,饭烧好了。我便往锅里倒上油,升起火锅。

“这,怕不是做梦吧?”玲子一边使劲地吸着香味一边说。“百分之百现实火锅,照我的经验。”

我们都未怎么开口,只顾不声不响地吃火锅、喝啤酒、盛米饭。“海鸥”闻得香味跑来,我们分了点肉给它。吃饱肚子后,两人背靠檐廊柱子,眼望月亮。

“满足了么,这回?”我问。

“非常。不折不扣地。”玲子不无吃力地回答,“我还是头一次吃到这个程度。”

“往下怎么办?”

“休息一会后,想去趟澡堂。头发乱蓬蓬的,得洗洗才行。”

“没问题,就在附近。”我说。

“对了,渡边君,可以的话,希望能告诉我:你已经同绿子那个女孩睡过了?”玲子问。

“你指是否性交过?还没有。我已定下决心,在各种事情一一落实之前不干那事。”

“这回不是算落实了么?”

我摇摇头,表示还有疑问:“你是说由于直子的死,事情算是已经落实到该落实的地方了?”

“不是那个意思。直子还没死时你不就已经拿定主意,说不能离开绿子那个人。直子生也罢死也罢,不是都不相干么?你选择了绿子,直子选择了死。你也已是成年人了,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才是,要不然一切都将不可收拾。”

“但我无法忘却。”我说,“我已对直子说过永远等她,然而我没等,而在最后的最后放弃了她。这并非是谁的过失或不是谁的过失的问题,而是我自身的问题。即使我不中途变卦,我想结果也可能如此,直子恐怕也仍然要选择死。但我所感到的与此无关,我感到的是我自身应负的难以饶恕的罪责。对此你会说成是自然而然的心理变化,无法勉强,可是我和直子的关系并不那么简单肤浅。如今想来,我俩一开始就相处相连于生死边缘。”

“假如你对直子的死怀有一种类似创痛之感,那么就把这种创痛留给以后的人生,在整个后半生中去体会。如若可以学习到什么,那就要从中学习。不过绿子另当别论,你要和她去寻求幸福。你的创痛与绿子无关。如果你还要伤她的心,势必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因此,尽管你可能心里难受,也还是要坚强起来,要再成熟一些,成为大人。我就是为了对你说这番话,才特意从疗养院跑来这里——大老远地坐着那棺材样的电车。”

“你说的我完全理解。”我说,“不过我还没有那样的思想准备。咳,那葬礼实在是太凄凉了。人是不该那么死的。”

玲子伸出手,摸着我的头说:“我们迟早都要那样死的,你也好我也好。”


我们沿着河边路走了五分钟,去澡堂洗了澡,以多少开朗些的心境返回住所,然后打开葡萄酒,在檐廊对饮。

“渡边君,再拿一个杯子来可好?”

“好的。可是干什么用?”

“咱俩这就给直子举行葬礼。”玲子说,“举行个不凄凉的。”我拿来杯子。玲子往里斟了满满一杯,放在院里的石灯笼上,随后坐在檐廊里,背靠柱子抱起吉他吸烟。

“有火柴拿一盒来?尽可能拿长些的。”

我从厨房拿来一盒廉价火柴,在她身旁坐下。

“我弹罢一曲,你就拿一根火柴摆在那里,好么?我现在就弹,可劲儿弹。”

她首先弹起亨利•曼其尼的《宝贝儿》,弹得轻盈舒展,娓娓动听。“这支曲的唱片是你送给直子的吧?”

“是,前年圣诞节时送的。她顶喜爱这支曲子。”

“我也喜爱,非常委婉感人。”她又轻轻弹了几小节《宝贝儿》的旋律,呷了口葡萄酒。“喝醉之前能弹几首呢?嗯,这样的葬礼不凄凉,还可以吧?”

玲子转向甲壳虫。弹了《挪威的森林》,弹了《昨日》,弹了《米歇尔》,弹了《有一件事》,边唱边弹了《太阳从这里升起》,弹了《山冈上的傻子》。我排出了七根火柴。

“七首,”玲子说着,呷口酒,吸口烟。“这几个人对人生的伤感和温情确实深有体会啊。”

这几个人当然是J•列农、P•麦卡特尼,加上G•哈里森。

她吐了口气,熄掉烟,又抱起吉他。弹了《细雨》,弹了《黑鸟》,弹了《朱莉安》,弹了《年届六十四》,弹了《没有归宿的人》,弹了《而且我爱她》,弹了《嘿,裘德》。

“多少首了?”

“十四首。”我说。

“呃——”她叹了口气说,“你弹一首如何?”

“弹不好。”

“不好也行。”

我拿来自己的吉他,断断续续地弹了《爬到天台上》。这时间里玲子歇了口气,慢慢吸烟,啜着葡萄酒。我弹完时,她“呱唧呱唧”拍起手来。

接着,玲子弹了拉威尔的吉他曲《为已故公主而作的孔雀舞》和德彪西的《月光》,弹得流畅而细腻。“这两支曲是直子死后学会的。”玲子说那孩子所爱好的音乐,直到最后也没脱离感伤主义这个基调。”

她又弹了几首伯克拉库的曲子:《通过你》、《即使被雨淋--湿--》、《漫步时间里》、《结婚之歌》。

“二十首。”我说。

“我简直成了活人自动唱机。”玲子心荡神怡似的说道,“要是音乐大学老师看见我这副德性,保准吓个倒仰。”

她啜口酒,一边吸烟,一边一首接一首弹她知道的曲子。弹了近十首勃萨诺巴舞曲,弹了罗杰斯•哈特和格什文,弹了鲍勃•迪伦、查维斯、卡洛尔•金、比区和“沙滩男孩”,弹了《向上行》、《蓝天鹅绒》、《绿地》,总之倾其所知地弹奏不已。她时而双目微合,时而轻轻摆首,时而按拍低吟。

喝完葡萄酒,我们喝威士忌。我将杯中的葡萄酒从石灯笼顶端泼出,斟上威士忌。

“现在多少首了?”

“四十八。”我说。

玲子第四十九首弹了《朱莉娜•莉古比》,第五十首重弹了《挪威的森林》。五十首全部弹罢,玲子停下手,喝口威士忌。

“弹这么多该可以了吧?”

“可以了。”我说,“很了不起。”

“那好,渡边君,把那场凄凉的葬礼干干净净地忘掉。”玲子盯着我的眼睛说,“只将这场葬礼记住!精彩吧?”

“添一首。”说着,玲子第五十一首弹了她经常弹的巴赫赋格曲。

“嗳,渡边君,和我干那个。”弹完后玲子悄声道。

“真是怪事,”我说,“我想的同样如此。”

&

在拉合窗帘的黑暗房间里,我和玲子极为理所当然似的相互拥抱。我脱去她的衬衫、裤子,取下内\_衣。

“哎,我度过的人生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可也从没想到要让一个比自己小十九岁的男孩脱内裤。”玲子说。

“那你自己脱?”我问。

“也好,我来脱。不过我满身皱纹,可别失望哟!”

“我,喜欢你的皱纹。”

“再说我都要哭了。”玲子小声细气地说。

我吻遍她的全身,遇到皱纹就用舌尖-舔-一下,随后把手放在她小女孩般不发达的乳房上,小心地-吮-着乳\_头,手指放进那温暖--湿--润之处,慢慢地动着。

“喂,渡边君,”玲子在我耳边说,“那里不对,那只是皱纹。”

“这种时候你也能开玩笑不成?”我惊讶地说。

“别见怪。”玲子说,“有点怕,我,一直都没-干-过。就好像十七岁的女孩去男生住处玩时被剥得光光似的。”

“我倒真觉得像在和一个十七岁的女孩——”

我的手指探进皱纹里边,将她从脖颈吻到耳朵,抓紧-了乳\_头。当她喘息得越来越厉害、喉头开始微微颤-抖的时候,我分开她纤细的双-腿,缓缓地进去了。

“喂,不要紧吧?采取避孕措施了?”玲子小声问我,“这把年纪怀孕,可-羞-死了。”

“不要紧,放心!”我说。

探至底端时,她身-子一颤,叹了口气。我一边动一边-搔-痒似的轻轻抚摸她的背。没动几下,突然毫无预感地射了出去,而且来势凶猛,一发不可遏止。我死死-搂-紧她,持续射了几次。

“对不起,忍不住了。”我说。

“傻小子,想那个干什么。”玲子拍着我的-屁-股说道,“和女孩做-\_爱时你也那么想?”

“啊,差不多。”

“和我做时大可不必。忘掉它!想射的时候只管射好了。怎样,感觉可好?”

“好极了,所以才忍不住。”

“忍什么忍,蛮好的嘛!我也好极了。”

“嗳,玲子。”

“什么?”

“你应该重新恋爱。要不你这么好的本事就浪费了。”

“呃——想想看。”玲子说,“不过人在旭川那样的地方恋得起来么?”

过了一会儿,我那东西又-硬-了,便又探了进去。玲子在我身-下屏息敛气地扭-动着。我抱-住她,一边悄悄地抽动,一边同她说这说那。这种在保持不动的状态下的交谈委实妙不可言。我说笑话逗她,她忍不住笑时,其震动就传递到那地方。我们就这样久久地抱在一起。

“这样实在舒服得很。”玲子说。

“动起来也不坏。”我说。

“再来几下。”

我抱起她的腰,一直探到尽头,让这种感触扩散到全身,细细地玩味,直到心满意足才泄出。

&

这天夜里我们一共来了四次。四次过后,玲子在我的怀抱里闭上眼睛,长叹一声,身-子轻微地抖动了几下。

“我一辈子不用干这事都可以了吧?”玲子说,“喂,说呀,求求你,就说后半生那份儿也全都干完了,只管放心!”

“这种事有谁知道呢?”我说。


我劝玲子最好乘飞机,又快又舒服,但她坚持坐火车走。

“我喜欢青函渡轮,不愿意在天上飞。”她说。于是我把她送到上野车站。她手提吉他,我拎着旅行包,两人并坐在站台椅子上等车。她和来京时一样,仍身穿粗花呢夹克和白西裤。

“你真认为旭川没那么糟?”玲子问。

“镇子不错。”我说,“过不久我去看你。”

“当真?”

我点点头:“写信给你。”

“我喜欢你的信。给直子一把火烧光了,可惜那么好的信。”

“信终归不过是信。”我说,“即使烧了,该留在心里的自然留下;就算保存在那里,留不下来的照样留不下。”

“说老实话,我怕得很,怕一个人孤零零地去旭川。所以务必写信给我,一读到你的信,就会觉得你在身边。”

“如果我的信对你有帮助,多少我都写。不过问题不大,就你来说去哪里都会干得顺利。”

“另外,我总觉得像有什么东西闷乎乎堵在胸口,莫非错觉不成?”

“记忆残片,那是。”我笑道。玲子也笑了。

“别忘记我。”她说。

“不会忘,永远。”

“也许再不会和你见面了。反正无论我去哪里,都永远把你和直子记在心里。”

我看着玲子的眼睛。她哭了。我情不自禁地吻她。周围走过的人无不直盯盯地看着我们,但我已不再顾忌,我们是在活着,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只能是如何活下去。

“祝你幸福。”分别时玲子对我说,“能忠告的,我都忠告给你了,再没有任何可说的了——除了祝你幸福。祝你幸福地活下去,把我这份和直子那份都补偿回来。”

我们握手告别。


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想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久久默然不语,如同全世界所有的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一般的沉默在持续。这时间里,我一直合着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你现在哪里?”

我现在哪里?

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在哪里也不是的场所的正中央,不断地呼唤着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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